中国地质论文十篇

中国地质论文篇1

目击者小刘称，前天下午4点20分左右，他从综合楼电梯出来，隔着玻璃看到有个女孩躺在地上，两个保安正将一床被子盖在她身上。“她穿着中裤，头发直直的，有一点点胖。她应该是先摔倒一楼台阶，而后被弹到马路上，当时鲜血就流了出来。”事发后，保安在周围拉起警戒线，随后接警的民警也赶到现场调查。

地学院一名大二的男生说，坠楼的女孩姓杨，天津人，是家中的独生女，事发前在该学院读研三，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要毕业。“我在学院的活动中见过她，感觉不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该男生说，他听人提起过，死者的毕业论文不符合要求，并在答辩中出现差错，怀疑其坠楼可能与此有关。

中国地质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吴军老师昨日证实此事，并表示深深的惋惜。他说，事情发生后，学校相关领导也立刻赶到了现场，配合警方调查。死者的父母已于前天晚上从天津赶到地大，其母一直情绪激动，泪流不止。“地学院的领导进行了接待，并会配合家属进行后事的安排。”

对于该女生是由于毕业压力过大而轻生的传闻，吴军表示未曾听说。他称，学校将会就此事对死者的舍友、同学进行心理辅导。

中国地质论文篇2

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马文辉，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茜，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高显莉，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专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小璞，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邱春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 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传承人代表张美芳、吴元新、苗长强、林友华等50余人出席了今天的命名暨颁牌仪式。仪式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新风主持。

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在讲话中代表文化部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命名暨颁牌仪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隆重举行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凝聚着我国劳动人民的丰富情感，是当代文化发展、创新不竭的动力源泉，更是建设我们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他认为，“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形态多样、存续状况复杂，保护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及时总结经验、广泛深入开展研究工作，对探索建立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规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指导保护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动。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才能得到不断发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我国唯一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工作机构，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并已取得国内外业界高度认可的丰硕成果。这次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命名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旨在倡导和鼓励传承人在努力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同时，将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现状、价值以及在保护与传承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有价值的保护方式方法等等予以总结概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的有机结合。命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引导、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在命名暨颁牌仪式上致辞。他首先向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向命名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的四位传承人和四家单位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和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绩。通过我国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创造性实践，已形成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其中一点，就是我们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理论总结和学术建设，尤其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密切结合。在这方面，一些专业理论研究工作者已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一些优秀的传承人，在全力做好自己所掌握项目的传承、保护工作的同时，还努力对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现状，它的渊源、特性、价值，保护的方式、方法，以及该项目所面临的困难、问题等等，加以理论性的总结和研究探讨，努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感性经验上升到理论认识的水平，以求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其中有一些传承人在这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这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为了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大力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密切结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从已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首批遴选出四个保护成效好，具备一定研究能力并已推出初步成果的部级项目传承单位，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这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领域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从保护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理论，并运用从实践中总结的理论更好地指导保护实践。无疑，推动以传承人为主体的理论总结，对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董伟、王文章、马文辉、高显莉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传承人颁牌。

苏绣艺术创新中心主任 、艺术总监张美芳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刺绣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她创立的苏绣艺术创新中心由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所倡导并为之题辞：“苏绣创新、能生万象”。中心汇聚苏绣技艺人员，综合运用刺绣针法、技法，在研制刺绣精品方面，选择文化品位高、艺术内涵丰富的作品进行研制，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会，获得社会各界高度评价。著名画家吴冠中、常沙娜分别给该中心签署使用作品授权书。中心在精心研制苏绣精品的同时，十分重视积聚自身内在文化、艺术底蕴，认真学习苏绣历史、传统技艺及历代苏绣艺人的刺绣精华，从研究他们刺绣代表作品中，总结其刺绣技艺时代特征，在不断吸收营养基础上提升自己，在继承传统刺绣技艺的同时，融入今天的思考与创意，为静态的刺绣针法、技法，不断赋予动态的艺术生命。张美芳及其苏绣艺术创新中心创作的苏绣艺术精品，屡获国内国际各种奖项，或被国内外重要文化机构收藏。由她撰写的多篇苏绣研究论文，曾在有关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内学术论坛发表，引起人们关注。

吴元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7年荣获“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2012年荣获“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他于1996年创建的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是我国第一家集收藏、展示、研究、生产、经营为一体的蓝印花布专业艺术馆。开馆以来，坚持以宣传民间艺术、继承传统工艺为宗旨，以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以研究传承民间工艺为己任，竭尽全力弘扬和传承民间传统蓝印花布，整理收藏明清以来实物及图片资料近两万件，保存着大量优秀传统民间印染制品，出版《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刮浆印染之魂——中国蓝印花布》、《蓝印花布》、《中国传统民间印染技艺》等专著及论文，赴海内外展览三十多次，接待中外宾客五十多万人次。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先后设立了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传承基地（传习所）、蓝印花布研究所及蓝印花布生产性保护销售中心。他还在多所高校开设蓝印花布研究中心及相关课程，培养传承人才，传播蓝印花布技艺。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苗长强，在继承父亲苗锡锦制作技艺基础上，不断搜集与考察钧瓷传统艺术，搜集古钧标本三万多片，深度挖掘古往今来的钧瓷制作技艺。将钧釉研究上升至科学层面，在钧瓷烧成工艺逐渐采用新型工艺的情况下，一直传承着钧瓷老泥质、老釉色制作工艺，其作品从内到外散发出一种钧瓷原始的古风神韵，并主持钧瓷新釉色的开发和新造型的设计，使钧瓷的造型以及釉色更显恢弘大气。其作品打破“钧不过尺”传统理念，其大型方体钧瓷作品的制作及传统釉色研制，受到专家一致好评。苗长强大胆创新制作出的《世纪雄风》被昆明世博园中国馆永久珍藏；一米见方方体钧瓷《长城鼎》陈列八达岭长城。成功恢复柴烧钧瓷、复制宋钧官窑天青、月白、葡萄紫等名贵釉色，破解钧釉中蚯蚓走泥纹制作奥秘。他在钧瓷制作方面取得突出个人成就，许多作品获得部级评比金、银奖，一些作品为国际及国内一些重要文化机构所收藏，并被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友人。他将自己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钧釉中的蚯蚓走泥纹》以及《唐花瓷釉体分相原理》；并参与《钧瓷志》的编辑，任《钧瓷赞歌》副主编，《中国钧窑考》主编。

林友华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莆田木雕的重要传承人。其作品多次获部级大奖，作品《宝塔》获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第九届中国民间工艺· 山花奖；《十大圣人· 十大谋士》、《十大才子· 十大才女》、《和谐盛世》三连冠获得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 特别金奖”。由他担任董事长的福建省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仙作古典艺术家具传承、创意、研发、生产的机构，主要目的在于传承和保护仙作古典艺术家具传统制作技艺。作为仙作古典艺术家具保护的项目，有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图案；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刀具；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雕技（包括薄浮雕、镂空雕、圆雕、半圆雕、透空双面雕、锯空雕、圆木浮雕、半雕、满地雕、阴雕、树根雕）；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榫卯，榫卯的构造有明榫（出榫）、暗榫（半榫）、长短榫、夹头榫、插肩榫、棕角榫、格角榫、格肩榫、套榫（闷榫）、燕尾榫、穿带榫、双夹榫、楔钉榫等；仙作古典艺术家具的镶嵌等。

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命名、设立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创举，对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地质论文篇3

[关键词]水工环地质 岩土工程理论 应用 发展

[中图分类号] P642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11-61-1

水工环地质工作和岩土工程的发展对于相关地质调查和研究的进步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国民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随着我国地质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地质工作中水工环地质和岩土工程的理论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因此也对当代的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1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

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在我国的地质工作及工程建设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为我国新技术的发展与新型人才的培养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进行分析。

1.1水工环地质理论应用

水工环地质地质理论在地质勘探和基础设施的施工中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水工环地质理论体系在地质勘探中的应用主要是，在地质勘探的同时，查明矿区内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条件，在地质勘探探明相关资源储量的同时，查明矿床的开采技术条件，让所探明的地下资源转变为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

在这一工作过程中解决人类社会得以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能源问题，同时也促使了水工环地质理论应用适用性的提升。

在水文区域地质调查、专门水文地质钻探、水文地质试验、水资源勘探和工程地质等方面水工环地质理论的应用就有了突破性进展。

并且在综合勘查手段的利用、提升矿山工程地质评价水平、促进城市建筑工程地质勘探的有效开展等方面都有着不俗表现，从而为我国的地质勘探和相关工程建设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理论基础。

1.2岩土工程理论应用

岩土工程（Geotechnical Engineering）是西方国家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土木工程发展过程中新开发出来的一种新的工程技术理论。岩土工程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五十年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与发展。岩土工程的进行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地上工程、地下工程、水中工程，这些工程被施工人员和研究人员统称为土木工程。通常而言岩土工程理论的应用主要包括岩体与土体工程性质的求解、建筑所用地基类型及地基牢固程度研究、工程边坡对工程施工进度的影响等方面。众所周知的是岩土工程理论作为地质工程学的重要分支，其理论基础和理论研究具有很大的地质学价值和工程学价值。我国的岩土工程的进行已经有了很长一时间，并且在工程建设方面已经较好的实现了市场化和现代化，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岩土工程自身所特有的行业分散、集中度过低的问题始终存在。

因此岩土工程的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促进岩土工程的发展与进步，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注重理论知识的有效应用并抓住理论发展的机遇，在完善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更好地促进岩土工程的健康发展。

2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发展

水工环地质理论和岩土工程理论在当代的应用为相关的地质勘探和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也应当看到，在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促进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的研究者还应当对其理论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2.1当代水工环地质理论发展

随着我国地质学整体水平的不断进步，当代水工环地质理论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通常而言，地质勘探是当代水工环地质理论发展的主要应用方向。水工环地质理论在地质勘探中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初测、初步设计、技术设计等三个环节上。

水工环地质理论发展在初测环境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勘测位置准确度的提升、覆盖地区范围的扩大和水下测量精度的提升。水工环地质理论在初步设计上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设计技术与应用水平的提升如磁性勘测技术的应用等。水工环地质理论在技术设计环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矿体及围岩稳定性的确定、地下水的补给、排泄及迳流情况，地下水渗透活动对矿床开采的影响程度及提出解决方案等。

通过对以上三个环节完善水工环地质理论的发展，对于相关技术勘查的进行、综合测试结果精准度的提升、勘测误差的减小的重要意义都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

2.2当代岩土工程理论发展

岩土工程施工水平的不断进步离不开岩土工程理论发展的支持。在学科设定上岩土工程是土木工程的分支，因此在土木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也能得到很好的应用与发展。

岩土工程理论发展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与工程地质学、土力学、岩石力学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融合，在完善理论基础的前提下促进学科适用性的不断提升，并且在岩石、土木工程的相关技术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岩土工程理论发展主要可以使岩土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测等环节得到很大收益，其提升范围涉及土木工程施工的整个过程。

与此同时，当代岩土工程理论的发展对于房屋、市政、能源、水利、道路、航运、矿山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结语

随着我国国民建设水平和地质工程水平的不断提升，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在地质勘探与基础设施的工程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在我国的工程标准不断提升的前提下，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在当代若要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应当不断对自身理论体系进行发展与完善。

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相关的勘探、工程建设工作过程中，应当注重对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进行合理的发展与完善，从而促使我国地质勘探和工程建设能够更快更好地进行。

参考文献

[1]吕会敏.试论水工环地质勘测工作中的技术应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7）：44-46.

[2]李磊.浅述矿区水工环地质工作[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7）：79-81.

中国地质论文篇4

和合：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和合：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和合：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内容提要： “和合”的文化一心理结构，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与审美运思的源头活水。突出体现在：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审美境界论，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运思深刻影响了古代审美体验论，视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为同一的中国诗性智慧特别强调物我互感互动的生命运动中的整体直观把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构架和展开。“和合”文化构建了中国美学的主导精神——对“和”美的追求，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和谐基调。

关键词： 和合文化、天人合一、诗性智慧、和谐基调 和合：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和合：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和合：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nbsp;一、强调审美活动中对立双方的相融相合。例如处理审美创作中的文质关系。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就是强调文与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刘勰进一步发挥文质的辩证关系为一方面是“文附质也”，另一方面是“质待文也”，提出“文质相称”的创作主张。明代胡应麟盛赞汉代诗为“质中有文、文中有质，浑然天成，绝无痕迹，所以冠绝古今”（《诗薮·内编》卷二），而批评晋宋诗文是“文盛而质衰”，齐梁诗文是“文胜而质灭”。到清代刘熙载仍提出“质文不可偏胜”的主张。再如讨论形神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人在强调神似高于形似的基础上，更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例如五代欧阳炯在《益州名画录》中就说“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明代陆时雍论诗，要求“实际内欲其意象玲珑，虚涵中欲其神色毕著”（《诗境总论》），也是主张“形神无间”。此外，情景关系中有“情景交融”论、“景语即情语”论、“情生景、景生情”论；情理关系中有“思无邪”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虚实关系中有“虚实相生”论、“化虚为实”论、“化实为虚”论；意境关系中有“意与境浑”论和“思与境偕”论；所有这些，都是强调审美活动中对立双方的相融相合。正是这种和谐辩证思维的广泛运用，中国美学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对应又相融相合的审美范畴。如：情与采，意与象，言与意，雅与俗，清与浊，浓与淡，隐与显，繁与简，圆与方，拙与巧，疏与密，真与幻，藏与露，动与静，法与才，因与革，文与道，清空与质实，阳刚与阴柔，豪放与婉约，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诗性智慧。

二、在强调审美活动中对立双方辩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也重视一方对另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超越性关系。例如，前述文质关系，古代美学既讲文质彬彬，也讲质主文从。墨子有“先质而后文”之论，南朝沈约有“以情纬文， 以文被质”之说，刘勰要求“文质相称”，同时也要求“以情志为神明”，“以辞采为肌肤”（《文心雕龙·附会》）。《文心雕龙·情采》中就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文之本源也”，把情理看成经线，把文辞看成纬线，认为情理确定了，文辞才能畅达，并认为这是写作的根本。可见他在主张文质统一的基础上，更重视质对文的支配地位。又如前述形神关系，古代美学既讲形神兼备，更讲“离形得似”。东晋顾恺之有“传神写照”之说，表达了神似重于形似的思想倾向。唐张彦远在绘画中提出“形似之外求其画”的思想，主张以形写神。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形容》谓：“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也提倡打破形的拘泥，更加自由地表现精神。宋代苏轼论画说：“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否弃了那种从表面上描摹刻划的艺术品，提倡以形写神，追求生动传神的艺术境界，与司空图一脉相承。再如言意关系，古人既讲“辞达而理举”（陆机《文赋》），更讲得“言外之意”和“以意为主”。庄子有“得意忘言”的高论，王弼则将其发挥为“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佛教中甚至主张“悟理言息”。在文艺中，钟嵘认为“文已尽而意有余”（《诗品序》）是诗味的表现，北宋梅圣俞主张追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创作境界，南宋严羽称“言有尽而意无穷”，正是唐诗魅力之所在。除上述外，中国美学中还强调得“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强调“境生象外”“意存笔先”等等。所有这些不是建立在双方的冲突或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基础之上，而是从双方相融相合的关系中生发出新的和谐来，这正是中国美学以优游不迫、汪洋淡泊而不以沉着痛快、怨怼激发为主流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和谐化辩证法在上述两方面对中国诗性智慧的渗透与浸润，使得中国美学从本质与形态上看都是一种和谐型（而非崇高型）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未能出现典型的崇高形态（西方则在近代已经成熟），极大程度上也与此相关。

中国地质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质量；理论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6－0083－05

一、问题及进路

社会质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兴起和流行的重要社会理论之一，亦是欧洲新出现的一种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社会质量是指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社会质量作为欧洲社会理论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其主要目标在于构建一个以“社会”为中心而非以“市场”为中心的欧洲。简单地说，为了与欧洲社会发展相适应，理论家们提出了相应的社会质量理论体系。

社会质量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改变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扭转欧洲社会政策中的相关危机，开创一种欧洲社会政策研究新范式，这对于欧洲福利社会建设向何方进展、如何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权利与促进民众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质量致力于的目标是将决策者和人们交给一个整体性的工具，通过它可以测量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

社会质量理论作为试图缓和和超越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即正式的系统世界和由家庭、群体和社区构成的非正式的生活世界两者之间的水平方向的紧张关系以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基础理论，西欧学者们主要从社会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维度以及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如贝克等人认为，有三组因素在创建和评价社会质量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三种因素分别是制度性因素(社会行动主体维度，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团结、社会融合、社会赋权)、条件性因素(人力资源维度，包括个人保障、社会认知、社会反应以及人的能力)和规范性因素(道德／意识形态维度，包括社会公正、团结、平等价值以及人的尊严)等，三组因素共同构成了社会质量的影响因子。

众多学者认为，“社会性”是社会质量理论的重要核心，社会环境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探讨社会质量理论分析维度时，学者们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保障维度，在“社会经济保障”这一维度上，它包括那些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经济保障条件及其相关制度，包括收入保障、工作机会、居住条件和住房、教育、卫生、社会网络及可支配时间等。二是社会团结，“社会团结”可以定义为具有共享的规范与价值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状况；三是社会融合，包括人际关系、社区和邻里关系，以及社会组织和国家等，提高社会融合度能够强化已有的社会结构，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并促进社会增能；四是社会赋权，包含了考察民众获得政治资讯的容易程度、对于信息准入性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利等方面的指标，同时也通过考察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意愿和积极性，来反映该社会的社会质量高低。此外，西方学者们还研究和发展了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及其建构问题，并且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测量，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虽说社会质量的系统研究最早见诸欧洲，但是在西方社会质量理论提出之前，中国大陆早已有学者研究过社会质量问题。1989年，政治学学者王沪宁从政治秩序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质量问题，他认为社会质量是指社会非政治有序化程度，即在没有政治控制和协调下它们的自组织达到何种程度；他把现代社会分为政治的有序化社会和非政治的有序化社会两大类的基础上，又分为四大基本类型：即政治的有序化低的社会；政治的有序化高的社会；非政治的有序化低的社会；非政治的有序化高的社会。如果说王沪宁是从政治学亦即政治秩序的角度去界定和探讨社会质量问题的话，那么，与其同时的吴忠民教授则是从社会学中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思考和探究社会质量问题的。吴忠民认为，社会质量是指社会机体在运转、发展过程中满足其自身特定的内在规定要求和需求的一切特性的总和；社会质量有六个基本特征：本体性、效能性、调适性、畅通性、协调性、稳定可靠性；依据社会自身内在规定性所满足的程度，社会质量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高质量社会、一般质量社会和低质量社会。虽说中国社会质量研究的两位先行者的学科背景、研究视角有很大不同，但是二者都共同探讨和涉及了社会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其测量以及社会质量的影响因素等问题。

在王沪宁与吴忠民两位学者对社会质量问题有所初步研究之后，中国社会质量理论研究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近年来，以浙江大学林卡教授为代表的社会质量研究团队开始系统介绍西方社会质量研究，他认为，研究社会质量理论有助于展开社会政策发展的比较研究，并进而探索“中国模式”；社会质量研究把社会团结、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这些理念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为研究社会和谐问题奠定了社会哲学的基础。

社会质量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提出时间不长，理论厚度不足，一些核心概念界定模糊，理论框架有待优化；尤其是这些研究并没有直面中国社会问题、立足中国国情与考量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并没有发展出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社会质量理论体系。如何在借鉴既往社会质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推进已有和谐稳定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建构和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这是当前社会质量研究所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二、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及其构成

费孝通晚年在论及文化自觉时指出，大家要致力于对自己民族与文化的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各自的历史和文化。对此，朱苏力概括为：直面中国的现实，回答中国的真实问题；而不能仅仅关心中国传统文献或西学文献中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缘起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理论，它不能简单地移植到中国，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需要一个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过程，需以此来建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主要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质量基本内涵及其特征

社会质量是衡量与指向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在西方学者眼中，它指的是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社会质量作为一个既具有社会取向、又兼容个体发展的概念，其终极愿景就是“人与社会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正在追求的和谐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希冀提高社会发展质量，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社会质量作为“舶来品”，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项面，可以为和谐社会发展提供某些启发与贡献。当我们将社会质量移植到中国

语境中时，我们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要直面中国社会问题，二是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三是要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认为，所谓社会质量，指的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能够获得应有的社会安全与社会保障，能够自由地参与社会发展和享有社会发展成果，进而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很显然，这里所讲的社会质量，既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平等交流、坦诚相待，也包括个体与社会之间理性兼容、界限有别，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质量将至少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地域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考量到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均衡性，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社会质量程度不同，其考量的指标亦应有别。第二，体现层次性。也就是说，社会质量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整体，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质量本身是有层次差异的，不同时期社会质量的要求有别。第三，侧重发展性。社会质量概念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质量与现代化下的社会质量不同，社会质量需要不断地发展。

2.社会质量分析框架

社会质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愿景，并非是宏大而不可琢磨的。对社会质量的分析和理解，我们可以从“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基本向度进行，根据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我们可以建构出相应的社会发展理想类型。具体如下表：

值得一提的是，以个人性和社会性作为基本向度所析出的社会质量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其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不仅适用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类型，而且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类型。在一个具象的社会中，个人发展程度与社会发展程度的相差、互切与涵盖，型塑出了社会质量类型的基本序列与谱系。这个序列与谱系的基本顺序就是社会质量建设的演进之路，亦即“混乱――非均衡――均衡”的发展与建设路径。某一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在某一特定的时点，可能对应这一路径的某一阶段。当然，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是在某一时点停留，毕竟，所有的国家与地区均处在发展当中。

与社会质量建设整体路径相关，依据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可以划分出四种基本社会类型：

类型Ⅰ：个人发展程度低、社会发展程度低。在此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个人发展程度与社会发展程度均低，具体表现为社会治安混乱、地区冲突频繁、个人权益受损严重、个人发展空间不足等等，这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以当下部分中非国家较为典型。相比整体社会质量建设路径而言，此种类型可以看作是“混乱”状态。

类型Ⅱ：个人发展程度高、社会发展程度低。此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但是个人发展程度高，具体表现为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社会断层现象突出、社会矛盾多发、个人主义盛行等等，这以部分拉美国家为典型。

类型Ⅲ：个人发展程度低、社会发展程度高。在此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个人发展情况较差，但是社会发展较好，整个社会处于高度整合之下，社会呈现出刚性稳定，社会贫富差距较小，但是整体物质环境较差，这以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为典型。相比整体社会质量建设路径而言，类型Ⅱ与类型Ⅲ均可以看作是“非均衡”状态。

类型Ⅳ：个人发展程度高、社会发展程度高。在此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平衡，二者均呈现出较好的发展状态，具体体现为社会治安良好，社会参与度较高，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个人自由发展，这种类型以部分北欧国家以及中国正在追求的和谐社会为典型。相比整体社会质量建设路径而言，此种类型可以看作是“均衡”状态。

3.社会质量理论要素及其构成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与社会发展转型期。在当今中国社会，社会结构分化严重，地区发展不均衡，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凸显。基于这一基本国情，我们认为，社会质量理论的核心构件至少应当包括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社会动员、社会融合、社会活力与社会文化等六个方面。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各个方面相应有着考察的重点与指标。具体内容可参见表2及本文第三部分的论述。

4.社会质量本土化指导思想及其基本路径

社会质量理论作为欧洲社会思想家们在探索和总结社会发展规律时，为有别于美国式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社会建设理论而提出，其基本立足点和生长点是欧洲福利型社会发展模式，是欧洲社会政策陷入困境之后的可能创新空间。社会质量理论不仅在突破欧洲社会发展困境、走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对于当今中国正在建设和追求的和谐社会而言，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价值。

但是，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追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想，其与欧洲社会的社会质量观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二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着显著差异。我们在吸收和借鉴社会质量理论时，需要处理好“外来移植”与“本土生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下，将社会质量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只有建构出直面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质量理论，才能以这样的理论来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构成

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社会质量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更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的重点和亮点所在。现有的相关社会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参考与启示，但离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还有较大的距离。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体系的构建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价值分析

一是有利于形成评价社会质量的整体尺度。社会指标概念的首倡者比德曼指出：“随着社会向复杂化发展，直接经验在作为信息来源和判断之基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了，与之相比，作为中介物的符号形式的信息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了。对于大量的信息必须加以整理，而且要重视其选择性、浓缩性、及时性和普遍性。大量的社会现象的指标，就是专为满足这些要求而产生的”。社会质量指标是一种测量尺度，以单个社会质量指标集合构成的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有助于充分认识社会质量这一客体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发挥其衡量和评价社会质量水平的核心功能，从而形成评价社会质量的整体尺度。

二是有利于实施社会质量水平的监测。指标是一种可以评估发展、确认挑战和需求、监督实施和评估结果的有效工具，它可以显示与某个重要目标或动机相联系的某种事物的发展情况。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提出，将有利于我们实施对社会质量水平的监测，通过对现存问题的认知和预警，更准确地发现社会问题，并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从而推动中国整体社会质量水平的提升。

三是有利于预测社会质量建设趋势。社会质量指标为

当代中国政府对于下一阶段社会质量水平提升的工作预测和工作计划提供了发展细节，提供了发展的程度范围和数量依据。社会质量指标根据已经占有的数据资料，在对过去和现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社会质量建设的规律，从而对未来可能发展变化趋势作出预测。

2.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一是“以人为本”与“以社会为导向”的原则。“以人为本”和“以社会为导向”的社会建设指向，张扬了人的主体间地位，反映了社会的特征，强调了个体在团体、社区和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突出了社会关系的质量提升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其核心价值就是强调人的尊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团结。

二是系统性与整体统一性原则。系统性原则要求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社会质量建设的战略目标、评价目的三者之间的一致。整体性原则要求指标体系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社会质量建设的数量和质量要求。

三是规范性与可测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直接关系到指标体系是否可测和可行。中国特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可测性主要包括社会质量评价指标本身的可测性和指标在评价过程中的现实可行性。

3.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社会动员、社会融合、社会活力、社会文化六个一级指标。在社会安全质量方面，包括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公共危机应对体系等具体内容与指标；在社会保障质量方面，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济等具体内容与指标；在社会动员质量方面，包括如何规范政府行为以提高政府权威，如何完善社会动员体制以实现自然灾害和重大社会风险等的有效快速应对，如何加大资源保障以完善资源调配系统，如何提高民众危机意识以提升社会响应能力等具体内容与指标；在社会融合质量方面，包括如何创新民族政策以促进民族融合，如何避免社会分化以促进阶层融合，如何均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以推动城乡融合，如何减少东中西部经济差异以推动区域融合等具体内容与指标；在社会活力质量方面，包括如何创新政治参与形式以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如何探索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实现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如何完善基层自治以实现基层社会科学和谐发展，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推动实现包容性增长等具体内容与指标；在社会文化质量方面，包括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牢固价值信仰，如何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以提高道德风尚，如何保护知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宣扬国家认同与制度认同以积极推动社会心理认同等具体内容与指标。

四、结语

中国地质论文篇6

【内容提要】文件运动始终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物质运动的普遍联系之中，它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其过程与形式具有多样性、不平衡性等特点。【摘 要 题】文件理论【关 键 词】文件运动规律/阶段性/螺旋式……【 正 文】 文件（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档案——下同）运动的周期性，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档案学研究中，其阶段性特点已为档案学家发现并概括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螺旋式特点则为档案学家们所忽略，近年来，国内档案学者有所研究，但主张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其认识仍未超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和螺旋式正是文件运动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互补性规律，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的微观规律，既是世界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各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个别结论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非现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档案学家，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档案学者，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加速，各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国际档案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也显现出求同存异的时代特性，即在不断增强和扩大共识之时，也很重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运用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国际档案界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才不断完善起来。作为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而且普遍适用和作用于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对该理论认识和接受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只要建立了档案工作的国家大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各国又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档工作实际，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反映和表达，又表现出一定的实践与理论的个性。我国档案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有典型意义，如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三从我国文档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80年代陈兆＠①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90年代何嘉荪提出的“文件运动规律”等。这些中国式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具有我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特色，而且丰富了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国际化充实了新内容。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只是反映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理论，但是，从半个多世纪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绩来看，其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文件运动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件与档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指导文档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实践贡献，它对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文档工作流程、切实有效地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促进文件向档案健康有序的转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创新性贡献，除包括上述两大贡献外，它还对进一步探索文件运动的基本特征，拓宽研究视野和提高认识层次，为发现文件运动的其他规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文件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档案学界称它为20世纪档案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作为文件运动整体性变化的宏观规律，既是文件运动周期性质变的扩展和深化，也是文件运动周期之间质变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来认识，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通过人工干预使“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其特点有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转换性、内容的一致性、价值的互变性和动态的可控性等；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文件运

中国地质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档案 复印资料二次文献 统计分析

1.《人大复印资料》对我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具有评价、鉴定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人大复印资料》（以下简称《资料》）是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内深有影响的二次文献刊物，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复印资料库。该《资料》中心现已成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和论文的学术影响的尺度之一，越来越多的学报、社会科学综合期刊、专业期刊和科研管理部门在评价期刊和学术论文中，以《资料》作为重要参数，被公认为部级的权威性二次文献出版物。《资料》以我国公开发行的3000余种期刊为基础和依据，遴选和收录各期刊精华论文，分为114个专题向读者推荐，具有信息丰富、观点新颖、学术性强、公正性较强和权威较高等特点。《资料》以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作为衡量和筛选论文的唯一客观标准，对所有报刊都一视同仁，无论其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高低还是作者的名气大小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对众多社科报刊论文进行评价，选择出真正优秀的专业论文。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资料》在实践中成为测评我国社科报刊学术质量水平的比较客观的标准之一。不同的使用单位都对《资料》的报刊评价功能进行了广泛运用。

对于档案学期刊来说，《资料》同样起到了推荐、评价和鉴定的作用。《中国档案》是国家档案局主管的业务指导类期刊，是档案界创刊最早的刊物。自1951年创刊至今，刊物已累计发行2060万册。1999年起，连续多年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创立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L）列为来源期刊。2000年在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475种文化、科学、体育类期刊中，转载量排名第14位。2001年以其高质量、高品位入选国家期刊方阵，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双效期刊，受到读者的欢迎。本文从二次文献转载利用角度，对《中国档案》近6年来被《资料》全文复印转载的情况进行考察统计分析，通过计量分析对《中国档案》进行客观评价。

2.《中国档案》被全文转载文献量统计分析

文献量是衡量期刊信息容量和文献传递能力的重要指标。从载文量看，《中国档案》6年来累计发文2314篇，平均年度载文386篇，说明《中国档案》具有较大的信息容量和较强的文献信息传递能力。从载文量的年度变化情况看，近6年来《中国档案》的年度发文量不断增多，反映该刊的文献信息容纳能力不断增强。期刊被二次文献摘录的论文数量从一个方面客观地反映了该刊物的学术水平，而期刊被摘录量的变化状况又反映了期刊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质量和学术水平的变化特点。统计表明，《资料》中“档案学”专辑每年全文复印的论文数量平均每年169 篇，6年来该专辑论文容量基本保持稳定。从《中国档案》论文被转载复印的情况看，平均每年度被《资料》转载的文献量占《中国档案》总数载文量的7．35％，也就是说《中国档案》年度发表100篇既会有7篇被《资料》全文转载复印，应该说，这一比例在核心期刊中是很高的。从年度复印量占总载文量比例的变化情况看，尽管转载的论文绝对量逐渐增加，但是年度比率有所降低，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档案》的年度总载量有较大的提高和《资料》文献容量有限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从被摘录复印的文献量看，《中国档案》被摘录复印的文献量基本保持稳定状态，近6年来共被复印转载了170篇论文，平均每年28篇，平均每期2．33篇，占《资料》“档案学”总摘录复印量的16．73％。2000年被摘录量偏低，只有13篇，仅占《资料》当年摘录总量的7．26％，显示当年《中国档案》的论文质量有所降低。2003年被摘录量达到了6年来的最高峰，共47篇，占《资料》当年摘录总量的41．96％，说明《中国档案》在2003年发表了一大批观点新颖、内容丰富、创新力强的高质量论文，刊物的质量和论文的学术水平达到了近年来的最好状态。《中国档案》能拥有如此高比例的文摘复印量不仅说明了《中国档案》在《资料》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是《资料》非常重要的复印文摘源，而且从被二次文献利用率的角度证明了《中国档案》是一份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在我国档案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专业核心期刊。

3.13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对比分析

通过对同类期刊被二次文献利用情况的对比分析，可以从横向对比的角度考察和了解期刊的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力的高低。在一定时期内被二次文献摘录转载率较高的期刊，就越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资料》对期刊的转载量反映了刊物发表质量论文的状况，是衡量期刊质量、确定核心期刊的重要指标之一。作者对13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在6年内被《资料》转载复印的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档案学核心期刊均具有较高的二次文献转载复印率。13种核心期刊6年来合计被《资料》转载复印799篇，占《资料》全部复印转载量的78．6％。这说明科学文献的集中―分散规律对于期刊被二次文献利用方面同样适用，即少数高质量的核心期刊登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具有很高的二次文献利用率；而大量相关期刊发表学术质量一般的论文，虽然数量较大，但是二次文献利用率却低。从各刊被转载文献量看，《中国档案》具有较高的转载复印量，共有168篇论文被《资料》转载复印，占《资料》“G7”全部转载量的16．5％，是《资料》的最重要的文献源。以上数字充分证明，《中国档案》被列为研究水平和质量较高，颇具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在学术水平基本上可以反映当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发展方向，在13种核心期刊中转载率排名第一位。下表是13种档案学核心期刊中论文转载排在前5名的期刊，该表从第二次文献利用方面反映了档案学核心期刊学术质量的高低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小。

编者按：牛芳、滕继林的这篇论文以计量方法，从被二次利用的角度，对《中国档案》杂志上刊登的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并进而对《中国档案》杂志进行了评论。

中国地质论文篇8

艺术院校专业建设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与保护相融合的途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提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应通过开展各类非遗的研究与教育等活动,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进学校,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工作都应纳入到相关课程中去,通过开设相关专业,落实学科发展,加强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充分展现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积极创建国家及社会文化遗产事业急需的新学科,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培养[2]。(一)特色专业的设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效载体专业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需要高校立足现实,审视目前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变化,在专业建设的整体规划与设计中体现出适应性变革[3]。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本土化”的特征,为艺术院校开发特色专业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本地区特有的历史和传统民族文化、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都是艺术院校创建文化遗产事业新学科的依据,因此要打破单一的学术模式,挖掘和开展地方文化,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创新建设与非遗相结合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如,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将当地青神县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神竹编,作为该校的特色专业;中山大学发挥了学校在戏曲专业上的优势,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主要针对的是地方戏曲的研究和保护。哈尔滨大学美术学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2007年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高校特色专业,重点研究黑龙江流域珍贵的民族文化,内容涉及品类广泛,包括:勃利黑陶、萨满服饰、鄂伦春族刺绣、克东满绣、赫哲族剪纸、民间纸扎、角雕制作技艺、麦秸工艺、鱼骨工艺、绥棱农民画等。特色专业的开设,并非为了培养民间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提高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艺术的认识,引导学生们向民间文化学习,从社会实践和民间艺术中汲取养分,这既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更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所必需的。(二)课程和教材的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资源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较好的课程来源,各艺术院校要信托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特色和优势,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创新教学方法;将学院的课程、教材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第一,可以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性把它开发成特色课程,增设如民间艺术概论、中国民歌欣赏等集中展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大力开发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课程,把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加以选择、整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学校教学内容。如,北京现代艺术学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开设皮影、木偶、傩戏、昆曲、剪纸、民间美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濒危方言研究等课程,不仅丰富了艺术院校的课程内容,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提升了其核心竞争力。第二,充分发挥艺术院校下乡写生、考察等课程,组织师生深入各地,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因为非遗大多都深藏民间,需要展开实地采风或田野考察活动,才能深入挖掘其精髓。利用寒暑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地区,对民间艺术、民间资源、文化保护等,采用纪实摄影、专题、宣传等形式进行整理工作,为人才培养提供重要的课程资源。第三,根据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情况,组织相关专家、教授、学者及民间艺术工作者结合高校教育教学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编写教材。注重教材的科学性、独特性、民族性、地域性、可操作性和传承性,逐步形成一套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系列丛书[4]。(三)专业人才的培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队伍建设的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既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举措,更是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方面更应大有作为,最适合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技术研究、咨询服务、经营管理人才,也可以培养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一方面,可以将高级别的传承人引进学校,保护起来,在高校培养弟子,进行技艺的传承。加大聘用民间艺人担任兼职教师,根据他们的技艺和特点,纳入学校日常教学中;让学生参与技艺的学习,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挥传承作用,由此建立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接人才队伍。另一方面,采取各种途径,如讲座、研讨等形式,统一对现有的教师的进行培训与学习,努力提高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管理、传承与保护中的能力。以北京地区为例,进入21世纪,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质教育类讲座数量在快速增加,讲座的内容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节日文化、京剧艺术、原生态艺术、老北京曲艺知识、民间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等。最后,可以推广中国戏曲学院举办“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和实施艺术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经验,依托相关高校开展专业硕士教育,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实现学校培养与传承人口传身教相结合,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保护与培养。(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法的转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已然承担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和保护功能,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生动形态。[5]艺术院校结合自身的专业特色,对许多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年老体弱的传承人进行全面拍摄、记录,将民间艺术、民间文化活动、手工工艺制作等,以图画、音频、动画等影像方式,将各类技艺、技法留存下来,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这种数字化、信息化的科学管理方式,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不仅能使艺术院校学生利用其专业优势直接参与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中去,而且使这些古老的民族文化通过现代传媒得以延续,并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以成果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非遗教育资源,经过整合应用,构建起具有地区特色的教育资源体系,促进资源共享、服务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北京市自2005年起开始启动高等学校特色教育资源库建设项目,建设网上特色教育资源库,到2008年底,已经建设了134个主题资源包,整合了图片近75.4万张,音视频4．4万个,文字670万字,为社会和各高校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大量的文化艺术教育信息资源,并向市民开放,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院校专业建设相融合的再思考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院校专业建设相融合,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还是对艺术院校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不仅使艺术院校的学生习得技艺,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因此,艺术院校不仅要发挥其艺术教育的作用,更应当将其打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平台,在民族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制度建设亟待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内涵丰富,门类众多,各高校抓住其中的某一分支展开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近几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学科跟风式的存在,也造成了资源浪费与重复建设现象的出现。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加强政策引导,有效整合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设置,要有相关政策,科学布局与规范管理,可以通过分批建设几个特色专业点、示范性实践教学中心、示范性人才培养教学基地、就业基地,建设一批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遴选数位教学名师和数个优秀教学团队等方式,保障各高校非遗学科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有序进行。(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理论研究亟待深入虽然全国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都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但由于理论的滞后与实践经验的匮乏,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被作为一门学科及时地建立起来,这不仅直接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的质量。建立一门新兴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已是迫在眉睫。专家们普遍认为,目前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发展模式已初步建立,但与西方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学科理论研究还是落后的,他们的学理性探究更为深入,学科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理论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举办各类文化交流研讨活动,加强理论研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推进和完善。如,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将民间文化艺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式引入高等教育的会议。通过这类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论坛,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制、非遗文化资源保护法规建设、非遗传承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深入民间调查、创新理论成果。要成功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要求有一套专业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指导性、可操作性的理论学说为指导。各高校在多年教学实践和民间调查的基础上,汇集整理研究成果,编纂符合学术规范的理论教材,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的《活态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傅谨的《薪火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等,都是代表性研究成果,这些论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理论、实践及高校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教育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工作亟待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不可重复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危机意识,充分认识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让艺术教育承担起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义务,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利用地区非遗资源,开展各类艺术实践活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社团,定期举办各类民间艺术活动周活动,河南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保护协会,召集志愿者下地方演出,在非遗的宣传、保护和传承方面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值得各高校借鉴学习。同时,为培育全民的文化自觉,营造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演、论坛、讲座等宣传教育活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深入人心,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及时、深入、全面地报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参与文化保护的社会实践,并向世界推广、宣传中国的非物质文化,增进人类的文化交流。

本文作者：王剑红工作单位：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设计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地质论文篇9

论文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它把意识形态与审美这两个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文学的基本性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实践所张扬的新的文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突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用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对美学、文学理论学科知识总体体系的互文性改造。互文性理论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互文性理论结构，可以理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余年历程，中国国力的渐次强大，促使世界重视惊艳天下的“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引人注目的当属经济领域的长足发展。事实上，中国国力的强盛，应当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效。而在国人环视世界，以自己国家的经济成就自豪的时候，我们又时常在文化上鄙薄自己，特别是在文学理论领域，有人就经常感慨在时下学界的西化理论走向中，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不为国人争取自身的颜面，没有在文学理论上能够拥有贴上“中国制造”标记的理论。其实，中国时下文学理论界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偏颇有误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不是没有新的理论创造，20世纪80年代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这种在当年改革开放环境中齐声叫好的创新性文学理论之一。后来，由于90年代以后社会全面进入了市场化的转型，文学理论则随之而整体面对文学生产市场化的严峻局面，关注文学生产的热点问题，而轻看了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文学理论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总是要以自身理论建构的成果作为留存在历史轨迹中的印记。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逐渐又重新受到重视。此刻，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一个理论热点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论坛之中。与20世纪80年代齐声叫好、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不同，这次从2005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新一轮讨论是以论争的方式出现的。一些学者没有如我前面讲的，尽可能地珍惜中国新时期的理论创造，而是一笔抹杀之，根本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似乎刚好印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毫无理论创新的宏论。然而，据我对于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若干文章的观点的梳理，我发现，尽管这些否定者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共同之处在于，不同意用审美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表述来界定文学的性质，异口同声地否定把审美这样一个在西方理论界成为共识的文学特性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作为文学基本性质的意识形态概念放在一起，组合为一个复合型概念。他们认为，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找不出任何根据的概念拼凑。

这种观点其实似是而非。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95)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性的表述，其中指出，在考察社会变革发生的冲突时，必须注意“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正是根据这一经典论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都把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观。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有影响的主要形态，则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西方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就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它们基本上按照上述意识形态理论，或者主张在文学艺术中表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逐渐形成“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1949年以后，新中国全面引进苏联文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观点相当流行。比如解放前一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朱光潜，在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西方美学史时，就指出“文艺和文艺理论已被科学地证明是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②。

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重大革新就在于，在文学观念上突破了文学政治化的理论禁区，不再把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而把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独特创造，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文化产品来认识。这就不仅仅把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来认识，而且把文学作为表达精神世界的人们自身的需要来把握。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美学转向，或审美转向。中国的理论家摆脱了政治赋予文学的过多的羁绊，直接探讨文学在其自身活动过程的精神运行的轨迹。这个时候的理论家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研究达到了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空前的热忱，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和成果。这一审美转向的功过是非，当然应当进一步细致梳理。我个人认为，在当年的审美转向中，也确实有一些学人简单地把审美作为文学性质的全部真理，片面地摒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在社会维度上所必然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性。教条主义的文学观只把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文学观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偏颇之处又在于只讲审美，不讲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它一方面继承和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同时充分认识和坚守文学自身审美特性，构成为一个能够充分表达和反映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创新性文学理论。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新，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这里，坚持和坚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底线，同时又面向世界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概念，回答新问题，是这一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实际路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关于文学性质认识的两个基本点，两个核心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关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不是从单一的角度，而是从复杂的二重性角度，来认识文学性质，这样的文学观，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上就超越了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也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时又是对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超越和发展。难道这样的理论成就不值得我们认真重视，不值得在新世纪深化、发展、光大其成吗?

仔细研究反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批评文章，可以发现，使这些反对者感到大惑不解的问题是，审美为什么能够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概念，用以描述文学的性质。在他们看来，审美是从美学的科学视野上对文学性质的见解，而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构成角度、文学的社会功能等角度对文学性质的界定。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美学是不能相互交融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说，在现代学科形态的区分意义上，用列宁的经典论述，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若干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把他们的论述编辑成书，也有几大本。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立是19世纪早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结合现代美学知识，对文学艺术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和论述而开拓出来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建、发展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寻其踪迹，在学术方法上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美学、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知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地建构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离开了现代美学、文学理论的实际发展的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是没有知识依托的，不可能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十分典型的例证就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名著《没有地址的信》，其中并没有引述过任何一句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艺术方面的论述，但是普列汉诺夫却明确地指出，“我对于艺术，就像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③在这部著作中，普列汉诺夫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人类学、艺术史，乃至生物学、心理学知识的大量引用，论证了功利先于审美，劳动先于艺术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起源理论。如果不把艺术起源的问题，纳入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去充分而认真的研究，普列汉诺夫不可能得出上述科学结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马尔赫恩在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后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亚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在品格上是互文性的”④。对于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论断，马尔赫恩做了一个注释，注释说，“这里和下文，我是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原创意义上使用‘互文的/互文性’这一术语的。它的含义是，一种文化中‘他者’文本在文本中的在场。它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影响’，也不仅仅包含特别的指涉或典故，而是文本性重新界定中的部分。”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对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其文本中，除了具有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标志的文本以外，必然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他者”存在其中。没有这些“他者”，就不成其为一种文学理论。 转贴于

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在当代学术文化中影响很大，一般用于符号学、文本形式论的研究，影响所及，成为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术语。互文性理论解构的依然是一元论本质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按照互文性理论，从对文学性质的研究而言，文学的性质不再可能由单一的概念(作为本文的概念)来概括，在互文性的视野中，由单一概念，比如单一的审美，或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贯通的自主、自足的文学观被解构了。正如克里斯蒂娃指出的，“‘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实践，它被凝结于一种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它‘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科学传统(这种传统因此是有效的)和现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和‘元语言’等等之间的关系中。”⑥因此，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学艺术文本意指实践的丰富性，意义关系的多元性，既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灵活开放的研究方法，是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化，互文性概念在文学性质研究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之间打开了通道。

我认为，这就是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其理论建构中，一直在实践的互文性理论结构。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本体上的不可割舍的关系。它书写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历史，它的文本本身是互文性的，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也应该以互文性理论的开放性视野来丰富理论对文学的认识。当然，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美学的审美理论、文学文本理论等的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必然是论述社会历史结构和进程中的生产方式及其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也是他自己规定的局限:首先它坚持对所有有关的社会事物作批判性审查;其次，它没有能力在自己观念资源的范围内，产生有关社会的一种详尽无遗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借鉴其他的各种知识。”⑦马克思关于艺术是意识形态的规定，是从社会结构、功能方面，而不是从美学方面提出问题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实际存在方式是审美方式，如何从文学的具体的审美存在方式入手，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本质观，是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世纪困惑。中国新时期创生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可以说开始找到了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的思路。这就是把唯物史观和文学审美特性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文学观。这是一种互文性的整体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互文性理论结构。从当今受到学术界赞同的互文性理论来审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应该是有其意义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者，有一些人，还只是专注于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论述，而没有从根本上利用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真研究学科范围内的新知识、新问题，难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提不出什么新的观点。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世界文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镇，占据西方主流学术地位的许多专家之所以不能小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成就，就在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当代西方美学、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中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的结构性理论建构。在学术方法上，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水平同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一个主要差距，或许就在这里。比如美国的詹姆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用生产方式作为阐释模式的历史阐释学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做出深刻论述，全面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重要思想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的充分注意。本文以中国新时期创立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例，一方面说明这个理论在概念创立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想就此问题，就教于国内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特别是就教于批判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同行，希望得到他们进一步的指教。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郝铭鉴编:《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③[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9页。

中国地质论文篇10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全面质量管理；学位论文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0-0015-02

随着近年来高校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我国高校研究生的教育规模也越来越大。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的《2016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从2005年的312292人，一直扩大到2015年的574300人，十年间，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长近85%，年增幅保持在4%左右。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关注点放在研究生培养质量上。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高低的标准就是研究生阶段培养环节的最终结果――学位论文。如何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让研究生的硕士阶段学有所成并学有所用，全面质量管理（TQM）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一、全面质量管理的内涵

全面质量（total quality，TQ）的概念是在1992年由9大企业的主席和CEO、著名大学的商学院院长以及许多知名咨询专家做出概括定义：全面质量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系统，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方法，横跨所有的职能和部门，涉及所有的员工，从高层到低层，并前后延伸至供应链和顾客链。全面质量的基础是其理念，包括系统、方法、工具。

国际标准ISO8402-94对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简称TQM）的定义是：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是通过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TQM与传统质量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全面”两字，全面两字也突出了TQM的三个特点：全员参加、全过程控制、各个环节全面性。

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发源于制造领域，随着期望的提高，渗透到医疗、教育、非盈利组织等主要经济领域。美国也是最早将质量管理应用到高等教育中的国家，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层次在质量管理方面取得成功的一个范例：自1991年以来，每年有50～60个项目由大学持续质量改进委员会来实施协调，过去十几年已经针对其整体管理系统完成了诸多重要的质量管理改进项目。在国内，将全面质量管理与研究生教育结合起来的研究仍属于一个前沿的领域，鲜有成果。

二、目前研究生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阐述

在将全面质量管理思想运用于我国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之前，首先应该梳理清楚目前我国研究生学位论文从撰写到答辩过程中存在的质量问题，才能针对于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应用全面质量管理的方法对学位论文进行质量管理。

1.研究生生源质量问题。从2014年研究生教育不再免费，而是实行教育收费制度以后，研究生报名人数出现了近20年以来的第一次明显下降。在国内部分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出现生源严重短缺的情况。生源短缺给各高校研究生招生部门带来的问题是无法完成既定的招生计划，进而导致研究生生源质量严重下降。研究生是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层次，生源质量的下降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最终导致学位论文质量的下降。

2.研究生指导教师问题。从研究生导师双选确定研究生指导教师开始，研究生导师就成为研究生培养及学位论文的第一责任人，然而研究生导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忙于自身科研任务、自身能力不足、所带研究生数量较多等，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疏于指导甚至不闻不问，没有尽到第一责任人的义务。同时，由于近年来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导师队伍也随研究生数量的增长而不断扩大，许多刚入职的博士讲师未经过培训直接被聘为研究生指导教师，高水平的导师相对不足，导师队伍的平均素质有所下降。

3.研究生本人问题。我国目前有两种类型硕士研究生：学术学位研究生及专业学位研究生，两种类型研究生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学术学位研究生重科研，专业学位研究生偏实践；然而无论是何种类型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撰写基础均来源于培养期间的科研或实践。部分研究生在研期间不潜心研究导师布置的课题研究或不在企业完成实践，荒废了研究生期间的资源和时间。

4.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问题。目前大多数高校关于学位论文撰写流程及答辩相关事宜已经有各自的一套规章制度，从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直至最终答辩都是相应的规章制度规范，但这些规章制度只能起到对研究生及导师的引导作用，指导下一步的论文工作进程要求。从高校研究生管理机构角度来讲，也存在着管理手段落后、监管力度较差等问题。

三、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在学位论文管理中的应用

硕士论文的全面质量管理思想是指：以学位论文质量为中心，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全体成员（责任人与机构）为提高硕士学位论文的全面质量而进行的一系列全程监控、保障、改善过程。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是一项全面质量管理工程，将全面质量管理的管理方法科学的运用到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中，才能更好地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水平。

将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应用到学位论文管理中，对学位论文进行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全环节保障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具体来说，应该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1.全员参与。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反映在研究生教育上，即硕士学位论文的管理应该由全体成员来完成，包括研究生指导教师、研究生所在硕士点、硕士点所在学院、研究生管理机构等。

全体成员中导师的作用占很大比重，上文提到由于指导教师的原因导致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导师组”或“双导师制”都是目前高校中提倡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和论文质量提高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实行一个研究生由一位指导教师进行指导，这样就会出现导师精力不足等问题，而导师组或双导师制则可以极好地避免这个问题，而且多位导师均可从自己认知的各个角度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指导，导师有主有次，形式客观。

除导师外的全员，即硕士点、学院和研究生院，也应具有监督、控制、保障等职责。高校应该明确各自的工作目标，将工作目标进行分解，硕士点及二级学院教育管理人员应该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高校实行二级管理后，应配备专职研究生管理人员，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给予二级学院分管研究生的领导充分的自和决定权，强化责权机制。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全体成员均可以提出提高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各种观点，全员参与优化学位论文的质量。

2.全过程监控。研究生学位质量出现问题一般表现在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无法通过答辩、省里抽检学位论文不合格等，虽然学位论文的质量问题是在最终甚至毕业后才检验出来，但学位论文的质量监控保障应该具有全过程性，质量监控保障意识是从学位论文开始写作之初就应该具备的，直至研究生提交论文答辩结束。

研究生学位论文流程从选题开始，到最终答辩，中间需要进行实验搜集资料、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学位论文反抄袭检测（）、学位论文评阅这一系列的环节，全过程应用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目前在我国高校研究生中，选题、开题、中期、预答辩阶段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存在研究生采用“探索式”前行的现象，即研究生锁定一个选题抱着试试看这种不端正的态度询问导师的意见，而导师由于忙于自身的科研，没有足够精力指导研究生帮助其选题，采取“放羊式”的做法，造成研究生本身也抱着见步行步的想法，并没有论文质量意识。

全面质量管理的方法应贯穿于论文写作始终，从研究生选题开始，树立以研究生论文质量为中心的观念，夯实基础，任何一步都脚踏实地保证质量。同时研究生管理部门也要起到监控质量的作用，整合学校资源，在学位论文流程的每个重要节点制定分流淘汰的相关规章制度，防止“问题论文”在质量控制环节蒙混过关而在最终答辩或论文抽检中爆发式出现。

3.全环节保障。如果“全过程性”是从学位论文写作过程的微观角度来进行全面质量管理，那么“全环节性”就是在宏观层面上将全面质量管理应用到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中。学位论文写作是研究生在校培养中后期的一个环节，但不是独立于其他培养环节，而是密不可分的。

学位论文的全环节性，要以学位论文质量为中心，从研究生入学开始从各个渠道让研究生知晓学校硕士学位论文管理理念和管理形式，培养其撰写高水平优秀硕士论文的意识，向其展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对其就业及对学校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构建信息公开和程序规范的硕士学位论文管理平台，以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及研究生院网站为依托，将学位论文相关制度和行事历公开；同时编制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手册，将国家和省级学位论文管理文件及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编辑成册发放给研究生，确保研究生及导师按照手册规定制定论文写作计划。

重视研究生培养的课程修读环节和基础文献的学习环节，具备本专业（领域）课程基础知识是学位论文选题的前提，也是论文写作的基础；而通过专业领域内基本文献的学习，可以为后续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并巩固其知识结构，从中学习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了解本学科的前沿领域，引导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后续学位论文的写作提供更多启发。

综上，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影响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以硕士论文的质量为中心，采用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全环节保障的学位论文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提高学位论文质量，进而不断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