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人口总量相对不足

纵观世界发展的历史，无论是文明的传承、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稳定，都需要一定的人口数量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新疆社会稳定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兵团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来实现其维护新疆稳定的职责。2010年，兵团人口总量仅占到自治区人口总量的11．80％，与改革开放时的17．19％相比，下降了5．39个百分点。兵团人口增长慢于自治区人口增长，在自治区人口中的份额逐渐减少。在新疆人口日益增加的过程中，兵团人口出现了相对的“萎缩”，这与当今形势下实现维护新疆稳定所需一个强大兵团的目标出现了背离。

（二）人口素质相对较低

据兵团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兵团6周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仅占5．6％，高中（含中专）教育的占27．0％，初中教育的占40．2％，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3年，低于全国的9．05年。兵团人口无论是与60年代兵团人员的“高素质”相比，还是与当今全国的人口素质相比，高素质优势已经远去。人口素质的不高难以成就一个强大的兵团。首先，人口素质不高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接受、应用能力不强，难以成就一个经济上的强大兵团。新知识、新技能一旦被用于生产、生活，往往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的手段。而新知识、新技能往往是被那些素质较高的人员所率先掌握、应用。所以，兵团人员在接受和应用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要弱于高于其素质的人员，这就使的兵团在经济发展上会错失先机而导致经济上难以做强。其次，人口素质不高对维护新疆稳定的职责认识不强，难以成就一个思想上的强大兵团。当前，兵团老一辈人员已经退居二线，二代、三代和新职工是现在兵团的主力。据调查，新职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使命意识淡薄，他们更多的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兵团三代的年轻人较老一辈的兵团人而言，使命意识不强，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向往外面的五彩世界，这从三代普遍不愿种地、宁愿外出打工的情况中可窥一斑。人员素质的不高，使得他们很难从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自身所承担的职责，也就更谈不上责任感、使命意识，因此，思想上强大兵团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

（三）兵团人口结构不甚合理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兵团人口性别比偏高、年龄结构老化、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兵团人口性别比偏高，尤其是婚恋阶段人口性别比的过高，不利于男性在婚恋市场上的顺利择偶，不利于外来人口在兵团的安家落户。据调查，兵团团场近年来引进的大学生中，男性人员普遍较多，这就导致了这些男性大学生在择偶的过程中，势必会剩下一部分人员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进而导致这部分人员的稳定性较差。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团场为什么留不住人。人员的难以稳定势必会影响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职责的履行。年龄结构的老化，一方面反映在老年人所占比重的升高，兵团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兵团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近40岁，已进入壮年阶段。老年人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兵团可投入维护社会稳定的人员比重下降；而劳动力结构的老化，则意味着兵团投入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年轻劳力比重的减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对维护社会稳定力量的一种削弱。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中，一产从业人员比重高，二产从业人员比重过低。这表明兵团仍然是以农业发展为主，工业进程缓慢，没有强大的工业支撑很难形成经济上强大的兵团。而以当今兵团农业发展的高水平来看，对劳力的吸纳能力的有限也难以造就人口上的大兵团。

（四）人口分布仍需布局兵团人口分布呈现出“两圈一线”的分布格局

能有效的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确保新疆的稳定。但就目前兵团人口分布的南北疆差距而言，则不利于兵团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职能的发挥。尤其是兵团在南疆过低的人口比例，一方面是难以发挥其对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是难以与各民族进行充分的交融，难以做到民族间的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维稳、共同致富，不利于民族间信任的形成。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驻守在2019公里的边境线上，为保卫祖国边防、守护新疆稳定筑起了一条“屯垦戍边”的屏障。但近年来边境团场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职工队伍不稳，严重影响了边境团场的发展，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从人口的城乡分布来看，兵团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迅猛。但就兵团目前所拥有的城市数量和规模来看，数量不足、规模偏小，聚集人口的能力较差，这就会使得兵团在履行维护新疆稳定中缺乏稳定、充足的人员基础。尤其是在南疆和边境地区，兵团城市数量和规模就更显不足，聚集人口的能力更差，实现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职责的难度更高。因此，如何做大兵团城市，改善兵团人口在城市间的布局，进而完善兵团人口分布，是兵团从“屯垦戍边”向“屯城戍边”转变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新形势下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需要。

二、社会稳定目标下的兵团人口发展路径

（一）增加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

兵团十二五规划关于人口的部分指出：2020年人口要达到400万。按照2013年兵团人口自然增长率0．2‰进行测算，到2020年兵团的总人口为268．38万人，与计划中的400万人相差131．62万人。因此，坚持计划生育国策、适当放开人口二胎政策，引导人口向兵团合理、有序迁移等在增加兵团人口、优化人口结构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

1．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适当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目前，兵团的生育水平极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09，不仅低于自治区的1．53，而且低于全国的1．18，更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2．1。国际研究表明，只有在人口总和生育率为2．1时，才能保持现有的人口规模，否则，就会出现人口的衰减。人口的生育水平不是越低越好，而应该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以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为此，兵团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应鼓励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职工用好用足政策，不放弃生育二胎。另外，要加大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力度，不分城乡、不分区域统一生育二胎，利用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增加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

2．引导人口向兵团合理、有序迁移

人口迁入是优化人口结构最迅速的途径。人口迁移更多的倾向于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的男性人口迁移。因此，人口迁入能迅速地改善迁入地的人口年龄结构、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但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女性人口的迁入，以避免男性人口在迁入地婚恋问题的难以解决，进而出现二次迁移。但就近两年兵团的人口迁移来看，净迁入数量不大。为此，兵团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以三化建设为契机，吸引人口的大量迁入。尤其是三化建设中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既能吸纳大量的人口，又能改善三产从业人员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需把握高素质人才引进与普通劳动力迁入并重。另外，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大“西部计划”力度，以高于东部的待遇吸引高素质人才到兵团安家落户。

3．扩大兵团管辖范围

扩大兵团管辖范围，是增加兵团人口规模最迅猛的方式。实践证明：兵团能有效的管理地方划归给兵团的农场，并实现其兵团化，履行维护新疆稳定使命。因此，新形势下，扩大兵团管辖范围，既有利于增加兵团人口规模，也有利于减轻地方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

（二）提高人口素质

1．提高团场职工素质

目前，团场职工的主力是兵团二代、三代及新职工。新职工的前身主要是内地的农民，其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维护新疆稳定的使命意识不强。因此，对新职工在进行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的同时，更应该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发挥兵团大熔炉作用，以增强其维护新疆稳定的责任感、使命感。在平时，以趣味性的方式进行宣传，如开展屯垦戍边知识有奖竞答、开设团场军垦人讲身边事课堂、老兵精神等；在特殊时期，对执行任务表现突出者，给予其土地承包等相关的优惠政策，与经济利益挂钩，以增强其履行使命的荣誉感，进而提升其思想素质。

2．加大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力度

留住现有人才，也是间接提高人口素质的一种方式。因此，兵团在加大经济待遇、感情留人外，还要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训。这既是挽留现有人才的手段，也是提升现有人才素质的途径。对此，兵团要加大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力度。一是利用兵团及各师党校，加大现有人才对兵团新形势、新动态的及时把握，以增强新思想在其工作中的指导作用。二是利用19个省市对口援疆的机会，加大相关单位的交流合作，借鉴内地先进的经验做法，以增长现有人才的见识。三是鼓励现有人才到兵团大学和内地大学再进修，以增进其今后工作中的理论指导。

3．引进高素质人才

引进高素质人才是提高迁入地人口素质最便捷的途径。为此，兵团要加大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工作。一是引进大学毕业生和复员转业军人到团场、连队，尤其是兵团职工大学生子女的引进。二是引进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工人。三是兵团发展所需要的特殊人才。

（三）完善人口分布

马大正在2001年提出完善兵团团场布局要“抓住两头，突出中心，画圆南圈，加强一线”。目前，“两圈一线”分布格局中的“南圈”没有画圆，塔克拉玛干南缘和东缘团场少，且规模小，人口少，总体实力单薄；边境“一线”人口总量出现了减少，在兵团人口总量中的比重出现了下降。因此，在当前新疆猖獗的情况下，“画圆南圈，加强一线”势在必行。

1．画圆南圈

第十四师224团和二师38团的成立，是兵团完善南疆团场布局、画圆南圈的重要举措。也为我们完善南北疆人口分布提供了思路，具有推广价值。

2．加强一线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是国家加强边境一线的体现。也为我们加强边境团场、增加边境团场人口提供了可借鉴范例。另外，鉴于边境团场守边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大量的优秀复员转业军人充实团场的武装力量，亦需要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用先进的知识技术武装团场一线职工。

3．建设兵团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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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贫困人口;人口安全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004-03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6年12月17日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决定》中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贫困人口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贫困人口不仅数量多,素质低,分布广,结构趋于多元,返贫率高,而且历史悠久,变化迅速,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影响了人口安全,具体表现在对人口自身的再生产上的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更重要的是使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威胁｡因而减少我国贫困人口的数量,保障人口安全刻不容缓｡

一、我国贫困人口的现状

贫困人口是指处于贫困状况中的的人口｡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测算贫困人口的标准也不同｡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目前惯用的贫困线的标准是人均纯年收入668元,与国际标准(国际贫困线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按购买力计算人均1天1美元收入)相比是非常低的｡

我国近年来反贫困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且卓有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展扶贫工作以来到2000年,短短20多年,我国的贫困人口由2亿多人减少到3 000多万人,反贫困斗争的成果让人十分欣喜｡现阶段我国每年继续有100万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使大量的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尽管如此,我国贫困人口仍然数量庞大,素质较低,分布广泛,结构趋于多元化,返贫率高｡我国的贫困人口队伍庞大,2006年我国贫困人口还有将近2 400万人[1],也就是说,在我国大约每50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贫困状况之中｡我国贫困人口的素质相对较低,从身体素质来看,由于营养不良,抗病能力弱,医疗卫生条件差,难以与非贫困人口相比;从文化素质来看,所受的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多,2001年,在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中,只有小学文化的劳动力占了52.6%[2];从分布来看,我国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广泛,而且极不均衡｡西部的农村地区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地,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所列的592个扶贫县,西部占307个,但同时覆盖了中部､东部的每个角落｡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的构成结构异常复杂,已经由传统的二元结构趋向于多元化结构｡除了大量传统的农村贫困人口外,到2003年底,全国有2200万左右的城镇人口陷于贫困而需要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而且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贫困问题还在继续发展,[3]以致有的学者提出了“新贫困人口”的概念｡①此外,由于贫困程度深,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虽然当时能够依赖扶贫资金等外部手段暂时摆脱贫困,但是,由于贫困人口自身的反贫困能力弱,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贫乏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贫困人口始终徘徊在贫困线的左右,稍有不测就重新返回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因此,我国的返贫率长期居高不下｡据有关方面的调查,一些西部的省､区､市平均返贫率在2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

二、贫困人口对我国人口安全的影响

人口安全的提法最初是由国家人口计生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提出的,随后众多学者对人口安全的概念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人口安全的理解也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张维庆认为,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陆杰华､傅崇辉认为,人口安全可以界定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相互协调,以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李小平认为,人口安全基本可以视为个人生命安全的一个集合术语,也就是说,可以将人口安全视为由许许多多个体组成的一个人口群体的生命安全问题｡翟振武､明艳认为,人口安全应该是指人口自身或国家社会不因人口问题而受到损害或威胁,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机[4]｡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侧面指出了人口安全的本质和内涵｡我比较赞成的是翟振武､明艳的观点,它比较完整地概括人口安全既有人口本身的安全问题,也包括因人口问题而引起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既涉及到个体的安全,又包含人口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问题｡

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小岛明预测未来日本人口时说,“再过一百年,日本的人口要减少60%,只有4 900万人;再过900年,日本只剩下一个人,而且不知是男是女”[5]｡日本人口的低生育率的持续发展而带来的人口危机首先表现在对人口自身的再生产是否能持续发展问题的忧虑｡而且由于人口结构的严重不合理,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反映在劳动人口减少,社会保障负担加重等方面｡因而从长远来看阻碍了日本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人口安全问题非常重要｡

我国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也威胁了我国的人口安全｡具体表现在贫困人口过多对人口自身的再生产上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是使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威胁｡

首先,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对社会的稳定提出了挑战｡我国社会现阶段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共同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光辉大道上｡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是,我国现有的2 300多万贫困人口的存在,给社会的安定有序加入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这是因为社会经济高速的发展,使得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的收入分配基尼指数为0.45,已经超过了国际上的基尼指数,这表明了我国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甚至超过了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当这些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和侵犯时,他们往往会采取过激的行为｡根据谢荻､贾文的研究成果表明,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犯罪的重要诱因[7]｡这些贫困人口在生活上难以得到保障,因而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我国不仅要发展,而且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口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毋庸置疑,大量的贫困人口阻碍了发展的脚步,贫困从来就是发展的天敌｡《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对于贫困地区而言,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是统一的整体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消除贫困就难以持续发展,不有效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人的素质､改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开发利用资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这段话形象地指出了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消除贫困才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贫困人口相对来说素质较低,人力资本投入少,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应地减少｡同时,国家要对贫困人口投入数量可观的扶贫资金,耗费了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部分资金,势必影响社会再生产的投入,加重国民经济的负担｡

三、减少贫困人口、保障人口安全的对策

虽然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较长时间内贫困人口必然存在,但是大量的贫困人口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设置了障碍,他们是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不和谐音符,因此我们应该万众一心,积极地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减少贫困人口,保障我国的人口安全｡

1.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是减少贫困人口的再生产的前提｡

在我国人口现状中,贫困人口的生育愿望更为强烈,常常形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他们家庭的规模较大,人口较多｡2002年,西部12省(区､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3个千分点[8]｡但是,人口发展的速度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适应,人口增长过快,必然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增长过快｡贫困人口增长越快,要消费的生活资料越多,在生活资料一定的情况下,必然带来消费水平的降低,贫困程度的加剧;贫困人口增长越快,在教育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人均所享有的教育的资源越少,文化程度越低,致富的能力进一步减弱;贫困人口增长越快,就业岗位越少,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越小,收入越低;贫困人口增长越快,人均所享有的自然资源越少,可控开发和利用的成本越小,反贫困的条件不够;贫困人口增长越快,新生儿耗费了生活资料,增添了父母的机会成本,家庭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通过多种途径改变他们的生育意愿,指出只有提高人口质量,发展经济才能彻底摆脱贫困,而不是依靠人口数量｡

2.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再分配机制,让贫困人口平等享用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减少贫困人口的重要手段｡

贫困从来都是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上提供发展机会的公平和平等程度在一定层面上影响了贫困人口的数量的多少｡因而在反贫困的斗争中,人们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相对合理公平的资源配置和再分配的机制｡

近年来,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贫困人口集中(如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的地区投入大｡鼓励各种人才对口支援,优先发展西部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强和改善西部的公共服务,优先解决特困少数民族问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发展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发展农业社会保障的方法与途径,加大扶贫款的投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项财政优惠政策向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同时提出了解决新形势下可能出现的贫困人口的方案,即加强对临时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主张对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要逐渐转变为城市居民,将对因城市建设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使他们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有效地遏制了新的贫困人口的再生产｡

以上措施已经使反贫困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是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体系上｡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富不保贫”[9]｡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等,而贫困人口密集的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保障模式一直处于探索的状态,他们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时,只能依靠政府的扶助和人道主义救济｡

因此,我们在今后治理贫困人口时,要进一步地完善资源配置和再分配的机制,使贫困人口在真正意义上平等地享用社会发展的成果｡

3.加大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其积极主动地投入反贫困斗争,是减少贫困人口的关键｡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态度决定了行动,一个人对于某事物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会改变我们在该事物的行动归属｡我国反贫困工作决心坚定,投入力度大,但往往收效甚微,返贫率高｡这些除了资源､自然条件及其贫困人口自身条件有限等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扶贫的过程中没有将贫困人口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去参与,而是一种被动地参与过程｡一旦外部的扶贫手段消失后,他们就会回归到从前贫困的状况中｡

贫困人口并不是甘于贫困,但长期的贫困境况无法得到改善时,他们逐渐地安于现状,不再幻想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和实现自己的梦想,进而不愿改变自身的贫困境况｡这种由穷人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看法和评价的总和,被称为贫困亚文化[10]｡这种心理导致了贫困人口自身对于所处的贫困状况采取了消极悲观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反贫困斗争中的行为,从而影响反贫困斗争的成效｡

因此,在反贫困斗争中,我们要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教育他们深刻认识到贫困所带来的巨大危害,鼓励他们主动地､积极地参与｡而这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是各种生产资料中最活跃的要素,只有将人的素质提高了,传授给他们各种技能､技巧,才有了致富的基本能力,才会有了改变现状､摆脱贫困的意愿,进而在参与反贫困的过程中发展自身､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彻底地告别贫困,将贫困人口这一沉重的“包袱”转化为社会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羽翔.贫困线标准应与国际接轨[N].经济参考报,2006-04-03.

[2] 张岩松.发展与中国农村反贫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08,145.

[3] 李伟.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及对和谐社会的影响[J].学术交流,2005,(10):121.

[4] 翟振武,明艳.定义“人口安全”[J].人口研究:第29卷,2005,(5):40,42.

[5] 老龄社会严重困扰日本低出生率影响日本社会,参见中国经济网europe.省略/hqbl/main/gd/200703/29/t20070329_

10861955.shtml.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7] 谢荻,贾文.经济因素对犯罪率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18

[8] 王丽君,鲍文.西部贫困地区的困境及反贫困分析[J].甘肃农业,2006,(8):114.

[9] 刘家强,唐代盛,蒋华.中国新贫困人口及其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思考[J].人口研究:总第29卷,2005,(5):13.

[10] [俄]弗・伊・多博林科夫,阿・伊・克拉夫琴科.社会学[M].张树华,冯育民,杜艳钧,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347.

Chinese Poor Population Problem under the Safe Visual Field of Population

LIAO Yan

(Law Colleg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safety mean that the population oneself or the nation societies do not be subjected to injure or threaten because of the population problem, can avoid or dissolve the part or overall crisises that the population may appears.Affect the factor of the population safety a lot of, but one of the factor that poor population is among them.In current population present condition of our country, the poor population problem complications is rigorous, the concrete performance is many in the quantity, the character is low, distribute widely, the structure is tend in diversification, returning the poverty rate high, to the population safety at society of develop the aspect to cover up stability and economily under the bigger hidden trouble.We must stabilize constantly in poor crowd low grow the level, control population quantity;The resources of the establishment reasonable installs and assigns again the mechanism; The enlargement invests to the manpower capital of the poor population, letting them participate the anti- poor conflict actively, to expect betterly guarantee the population safety.

篇3

一个共识是，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口，给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首次出现劳动人口（15岁到59岁）绝对数下降。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国不仅面临劳动人口的下降，而且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变得更加严重。根据联合国的老龄社会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超过7％即算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而中国在2011年底老龄人口比率已经占到9.1％，并预计在2020年可能上升到16％左右。

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绝对劳动人口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无疑有负面影响。从这方面而言，笔者非常支持中国尽早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政策的改变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人口问题在未来十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究竟有多大？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或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即在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第一阶段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大量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第二阶段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连接这两个阶段的交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比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刘易斯拐点”，日本经济自此进入失落的20年。

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尽管会造成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但并不能据此简单推断中国即将进入“刘易斯拐点”，或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变为人口赤字。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日本当年有一些根本不同，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减轻人口问题在未来十年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不高。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5％，而日本在劳动人口开始出现下降时（1995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8％。

中日在就业结构方面存在差别。在讨论“刘易斯拐点”的劳动力供应方面，有两个比例非常重要，一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个是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在日本，这两个比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非常稳定，而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所以当适龄劳动人口出现下降时，也就同时意味着非农业部门劳动人口的下降。

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内，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而支持人口红利的主要因素是就业人口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在1980年仅占31％，到2011年上升到65％。这一比率离最终目标显然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尽管中国将面临劳动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现代工业部门仍然有可能从农业部门获得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不一定马上会到来。

然而，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年轻劳动力在农村留守人员中的比例已经很低，而且沿海地区用工荒的问题也屡有报道。那么，未来十年的劳动力供给来自哪里？

这一矛盾现象的症结在于“半城镇化”，也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后，并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从而无法享受城镇户籍人员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等方面的福利。因此，这些农民工往往在城市工作到35岁－40岁后被迫放弃工作或返乡，其工作由更年轻的农民工来替代。毫无疑问，这种“半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浪费。

据统计，2010年中国这一类“半城镇化”人口的总数约为2.1亿。如果能更有效地利用这部分劳动力，无疑将会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延续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篇4

(一)株洲市流浪人口的生存现状作者在实地走访调查中发现，株洲市流浪人口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他们的衣、食、住、行、健康等均面临严峻问题。首先，食。流浪人口的饮食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大多数流浪人口的食物来源是饭店或者餐馆的剩菜剩饭，有的甚至是垃圾桶里的食物。这些食物没有任何卫生保证，更谈不上营养价值。其次，衣。流浪人口大都衣衫褴褛，穿着破旧，一根竹棒，一个麻袋，一个瓷缸是他们的标准配备，美不美观从来不属于他们考虑的范畴，能蔽体、能保暖是最高要求。同时，由于衣服长期不换洗，或是他们席地而坐而睡的习惯使人无法分辨其衣服本来的颜色。医学研究表明，这样的衣物特别容易滋生病菌，为病菌提供寄生场所。最后，住。流浪人员的长期居住场所为地下通道、人行天桥、火车站购票厅等公共场所，也有少数职业流浪乞讨者几人合租在廉价的民房里。席地而睡、和衣而睡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在株洲市，流浪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广场、地下通道入口处、火车站附近以及一些人流量较大的商场附近，流浪者的健康难以得到保障。可以说，他们时刻受到来自疾病的威胁，而万一得病，他们的经济状况又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大多数流浪者的食品来源是到饭店餐馆乞讨或者好心人施舍，来自于人们酒足饭饱后的残羹冷炙。但不是所有流浪者都能有如此“待遇”，有的流浪者需要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那样的食物没有任何安全可言，但为了生存，不被饿死，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还有少数流浪者，会通过捡拾垃圾如塑料瓶来获得少量收入，从而购买食物。也有部分以流浪乞讨为职业的人会自己租房、煮饭，但通常一把挂面会吃好几顿，节俭程度不可想象。白天流浪，而晚上的栖息之所在哪里呢?半数以上流浪者是没有固定居所的。天桥下，地下通道里，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旁边，有屋檐的建筑，等等，总之，可以挡风避雨的地方，稍微温暖些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去处。他们一般会有随身携带的棉花，或者厚重棉衣之类的御寒物品，也有少数人直接和衣而睡。部分租住的职业流浪者，主要租住的是株洲南大门附近的便宜板房，一小间几个人住，非常拥挤，月租50到100元不等。他们的收入状况，根据我们的实地走访调查，以乞讨为生的流浪人员一天20到40元不等，在周末的时候收入会高于平常。另一部分流浪者有一定劳动收入，这里的劳动指回收塑料瓶，或者会一点简单乐器(一个旋律，不停往复)，他们的收入可以达到一天70到100元之间。至于一些媒体报道过的，在特定场所针对特定人群的乞讨人员，其收入超过白领的情况，我们在走访和调查中并未发现。

(二)株洲市现有的保障制度和处理办法对于流浪人口权益的保障，株洲主要是落实国家层面的法律，在此基础上，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具体的保障措施。根据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株洲市政府出台了《株洲市加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阐明了救助对象、特殊受助人员的接送、流浪乞讨人员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智障人员的救治、受助人员死亡的处理、身份来源不清人员的安置、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管理工作、设立禁止乞讨区域等几项具体处理措施。该文件明确了包括民政、公安、城管、卫生、交通、新闻6个政府部门和工会、共青团、教育、妇联、残联的具体职责。株洲市还设立了救助管理站和儿童福利院，作者对其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其设施、环境良好。对于流浪人口的健康问题，株洲市民政部门还指定了6家定点医院对其进行处理，对那些无能力偿付或身份来源不清，无法收取费用的，由定点医院出具费用明细，救助管理站审核后负责支付。整体说来，株洲市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流浪人口救助制度，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部分救助对象不愿意接受救助，他们更习惯于流浪生活;还有一部分流浪人员认为救助措施是临时性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解决流浪人口问题，从长远来看，不是临时性的救助措施就可以解决的，还要依靠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二株洲市流浪人口产生的原因

根据对流浪人口的城市分布、来源地、年龄结构、身体状况等的分析，我国流浪人口的形成原因相当复杂，涉及经济、教育、人口素质、社会保障等诸多因素。株洲市流浪人口产生的原因与其他城市相比，具有共通性，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经济贫困是形成流浪人口的最根本原因。进入21世纪，我国总体已经摆脱贫困状况，进入温饱型小康社会。但在少数地区，尤其是偏僻山区和边远地区并没有完全实现小康，甚至有一部分人温饱都难以维持。即使在发达省份，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贫困县和穷困人口。外出寻找生存机会、流浪乞讨，这成为贫困人口产生的重要原因。人口素质相对低下、谋生手段不足是流浪人口产生的重要原因。人口因素包括了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两个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中国人口总数居世界第一，可是，人口年龄结构失调，老龄化严重，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将成为“上有老人，下有小孩”的家庭顶梁柱。人口素质在我国实行9年义务教育、加快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下，较以前有大幅度提升，但仍不容乐观。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文化水平表明:“大学教育程度占8．93%、高中占14．03%、初中占38．79%、小学占26．78%、文盲占4．08%。”这表明我国高文化人才不足，多数人受教育水平较低，这导致了许多人没有掌握维持温饱和小康生活水准的技能，生存技能不足是导致流浪人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也是流浪人口产生的重要原因。农村和城市、农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农村是乞讨主力军的来源地。在实行承包制以后，中国农业迅猛发展，但是农村依然是贫困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农业仍然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缺少对人力资源投入的问题，这导致农村人口素质低下和技术缺乏、缺少可流动资金、缺乏对自然因素不可抗力的抵御能力。一部分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仍然被贫困所扰。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我国已有一些制度，比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的“五保”制度等，但这些还是远远不够问题的解决。在当今物价如此高昂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投入的资金显得杯水车薪。同时，民间社会力量、慈善机构和救助组织也远远没有发展起来，满足不了穷困人口的实际需要。

三化解流浪人口问题的措施

面对众多的城市流浪人口，如何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化解流浪人口面临的现实难题，政府应该针对流浪人口产生和存在的根源，采取相应措施。流浪人口的形成有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因素，大力发展经济，提升教育质量，保障每一个人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对于从根本上化解流浪人口面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下面几个维度的措施也是化解流浪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

(一)政策层面建立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公平分配机制流浪人口的问题说到底是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主要不是总量不足，而是公平分配机制的问题。流浪人口大多属于弱势群体，对他们在政策和法律层面给予特别保护是必要的，也是世界通行惯例。当下，要在政策层面建立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公平分配机制，使得弱势群体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流浪人口多数经济上处于困顿境地，发展经济，努力帮助老百姓充分就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均衡发展，这是从根本上化解流浪人口问题的举措。同时，建立公正公平的分配机制，这对于流浪人口权益保障极端重要。在调查中，作者了解到，在乞讨者中，很多老年人都享受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子女为他们缴纳保险金后，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取至少50块钱左右的养老金，在不同省份，政府还有不同的养老政策，但金额往往不多，不足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面对收入和分配不均，且流浪人口大多来源于农村的事实，这就要求国家政策层面重视并制定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财政投入应逐年增加，使得老百姓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普遍满足，这样流浪人口就会大大减少。流浪人口大多文化素养不高，这也是他们流浪的一个内在因素。我国应提高人口质量和素质，国家财政应对教育投入更多资金。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推行不理想的地区，要在财政上保障对教育设施的投入。高等教育应采取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生源的特殊政策，并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去帮助贫困地区，为当地发展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全国各地在建设流浪人员救助站的基础上，可以建设以技术技能知识培训为主的公益学校，对于社会无业人员、生理没有缺陷的流浪人口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对于流浪儿童，要创造条件，增加投入，让他们有一个安心学习和生活的环境，这样他们再次流浪乞讨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二)推动立法保障人人享有最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通过了解西方国家处理流浪人口的历史，即可发现，中世纪以前西方对流浪人口的态度是建立在宗教制度基础上的关怀和济贫思想。在中世纪以后，西方便开始寻找法律之路解决流浪人口问题。对有劳动能力而拒绝劳动的乞讨者的惩罚性法律出现在14世纪，英国1601年颁布第一部济贫法《伊丽莎白济贫法》，将流浪者分为三类:无工作能力的老病残障者;失去依靠的儿童;有劳动能力者。对于最后这类人不予救助，强制其做工自给。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有在指定区域内行乞、贫困者只有在出生地注册才能领取救济的济贫法修正案。到20世纪，随着人权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济贫法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人性的社会救济制度。我国可以参考西方救助制度的经验，推动国家层面的立法，完善对所有低收入者和穷困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且这种保障水平要逐渐提高，使得所有人的温饱和基本住房都有保障，也使得所有儿童就学不再是奢侈的事情，所有老年人的医疗都有基本保障。同时，救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需要坚持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享有同等权利的原则。这里所描述的看起来是理想状况，但是，值得国家在制度和法律层面考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内在要求。总体上保障人人有基本生活的权利，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流浪人口数量，但是还远远不能杜绝流浪现象。对于流浪人员，还要建立分类救助制度，可以将流浪者分为两类:无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残者和有劳动能力者。对于前者，立法应给与救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福利体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专门机构、财政投入等整体系统，明确政府在法律上应具有的义务，从而使救助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对于后者，有人认为乞讨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人们有选择成为乞丐的权利。但是，对于成年的身体正常的职业乞讨者或者以流浪为生活方式者，政府对其没有救助义务。对于儿童，政府应该通过立法禁止其流浪乞讨，发现儿童乞讨现象，应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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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问题；教育影响；教育约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累计少生4亿多人，节约了9万多亿元抚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状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约制人口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于促进人口、教育、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特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实现着两个转变：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当前的出生率、增长率以及综合生育率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显低于亚洲水平、发展中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低生育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原因，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具有下列特点：

1.人口基数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年的9625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9个百分点。①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万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②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年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4.70亿，2050年前后将是16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优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

2.生育高峰间隔出现，使人口呈现波动式增长。1950年至1958年，共出生1.8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万人，形成了大陆连续9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年至1975年，共出生3.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形成了连续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据预测，2008年前后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这是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即在农村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也可生两胎，这些人也多进入生育年龄。“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高峰大概在2010年左右。由此将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3.人口将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人口老龄化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1年我国老龄人口为7%,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17年，大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达到10.4%;2025年达到13.59%;2030年达到16.59%;2035年会20.13%。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③4.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加剧了社会的就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④流动人口庞大的后备军是9亿农村人口，而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农村劳动人口中，l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⑤5.性别比持续偏高，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但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5,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则已达到116.9,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6,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线。⑥6.人口素质偏低，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岁以上人口中的盲率达到11.04%,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达到44.84%,贵州、云南、青海、甘肃4个省的文盲率都在20%以上。⑦在从业人员中，文盲占8%,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只占12.7%,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4.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87—1997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454人，而日本为4909人，美国为3676人，俄罗斯为3587人。⑧另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9%,受累家庭达到18.1%,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儿80万人。⑨此外，表现在民主参与率、遵纪守法率、社会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也比较低。

7.职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2001年我国三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0∶22.3∶27.7,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在60%至75%,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达到54.3%、44.1%与39.8%,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职业结构，反映了我国物质部门从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科教、卫生、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状况。

8.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54%,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13%;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46%,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87%。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二、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压力

从本质上说，人口问题就是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发展问题。我国人口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

1.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确定教育投资的比例，除了考虑发展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形势三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即使国家能克服困难，不减少或适当扩大教育投资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1998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平均为18,初中平均为23,2001年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为12.31,初中为16.99,农村小学仅为10.19,农村初中仅为12.83。lv其次是引起校舍、设备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37%和30%。lw2001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9%和6.7%。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和8.1%。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问题十分突出，2001年全国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3%,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4。lx其三是造成教师队伍量少质低。2000年我国少儿人口（0-14岁）为2.89亿人，2004年高中阶段教育人口为7587万人，2008年高等教育人口为1.25亿人，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5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6%,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6%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1测算，2005年教师队伍的缺口达到116万人，如考虑到退休的教师，则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万人。另外，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70.7%,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9.2%。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年至2001年期间，与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倍的发展速度相比，教师总量仅增长31%。一些基础课及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师比以15∶1计算，高校教师队伍的缺口达11万人。ly此外，学龄人口急剧膨胀，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统计，我国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为73%,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差13%。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偏低，影响了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人口波动给教育造成的困难。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这样，不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是被关在家里，就是游荡在马路上，既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也使家长担心。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年的51%,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1,估计约有50%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l{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难，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使困难重复出现。如1962年开始持续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批人将相继结婚生育，1987年我国进入新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16年，其间小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3年，中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9年，中小学合计的入学峰顶在1995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与1985年相比，小学（1991年）为2.72倍，中学（1997年）为1.53倍。即将出现且可能持续十几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必将给十年后的教育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压力。

3.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技术、职业、阶级、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的每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教育在巩固“普九”工程的同时，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构筑完善的全面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职业结构的转移就会困难重重。

4.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流动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障碍，由此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导和调适，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少年”。

5.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稀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大班上课、多部制教学等。据2005年对湖北省部分乡镇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许多班级的学生都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过100人。l|由此引起教学秩序混乱、学生质量下降。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这也是造成这些地方义务教育难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学额不足、小班上课，或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懂得优生优育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做到优生优育；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和卫生服务提供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未来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国现有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成人教育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对文盲进行扫盲教育；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正在谋求就业的待业者进行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离开正规学校的人员，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和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更新和扩展知识、提高能力的继续教育；开展法律常识、妇幼卫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术书法、美容美发、烹调营养、花卉栽培等内容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点，很受成人欢迎。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据1982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74、3.81、3.08、2.41与1.94。2001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4、3.4、7.0、18.9与36.5。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当年我国20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是：大专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学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l}

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

教育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2000年，我国15岁至19岁人口为1.03亿人l~,在十年内，他们都将进入婚育期。这批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育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合理流动，还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的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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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1990年间，非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大大超过世界人口1．7％的年均增长率），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为1700万。据统计，1950年非洲人口仅有2．2亿，1980年即达4．3亿，在3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到1990年底，非洲大陆人口已达到6亿，大约是1950年的2．8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00年非洲人口将接近8亿，到2025年将达到16亿。

非洲人生育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据统计，非洲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为6．5个，而拉丁美洲妇女则生4个，亚洲3个，发达国家2个。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8个孩子。

同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趋于老龄化形成鲜明对比，非洲国家的人口构成呈现低龄化趋势。据统计，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非洲总人数的50％，有些国家甚至高达70％，60岁上的人仅占非洲总人口数的5％。在今后十几年，随着更多的妇女进入育龄期，非洲将始终保持生育高峰，人口增长率将居高不下。

在非洲，除搏茨瓦纳、埃及、突尼斯、塞舌尔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高于经济增长率，致使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目前，非洲大陆约有1／3人生活在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以下，28个国家被列为世界最穷国家。

人口的迅速增长还导致非洲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非洲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由1965年的0．5公顷下降到1987年的0．3公顷。人口不断增长，对木料及燃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非洲每年约有380万公顷森林被毁，约占非洲大陆森林总面积的1．8％。由于乱砍滥伐、过度种植和随意放牧等原因，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反常，旱涝灾害不断出现，失去植被保护的地面不断扩展，沙漠化现象日益严重。据估计，撒哈拉大沙漠每年以六七千米的速度向南扩展。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预计，从1975年到2000年，仅水土流失一项就将使非洲粮食产量下降25％，越来越多的人将处于饥饿状态。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将近50％的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大约55％的人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35％的儿童营养不足。1990年，70％的非洲人至少得过一种疾病，目前，非洲人均寿命为53岁，是世界最低的。

现有的教育设施也远远不能满足人口猛增的需求。据统计，35％的国家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40％，整个非洲有20％的男孩和38％的女孩无法进入小学，中学的失学率更高。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最近估计，非洲大陆约有3．6亿文盲，占非洲总人口的60％，占全世界文盲总数的40％。

由于耕地减少，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带来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内罗毕、阿比让、达累斯萨拉姆等非洲城市的人口增长了7倍。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人口比1950年增加了16倍。据非洲经济发展中心预测，到2000年非洲国家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将达60个，而1950年只有1个。

城市人口极度膨胀使失业状况日趋严重，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水电、卫生、教育、商业以及其他设施无法满足要求。80年代以来，非洲失业率一直在40％左右,由于失业严重，抢劫、偷盗等犯罪活动猖獗，以至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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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流动人口 犯罪 犯罪原因 防控对策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频发。相对于其他传统犯罪现象,流动人口犯罪在这一特定时期最能体现社会的发展状况。因此,通过对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转型时期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分析原因,研究对策,找出最佳的社会防控管理措施,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

    一、流动人口概念

    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发生、发展的特点、原因和规律,以及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对策的科学。预防、控制流动人口犯罪,是研究流动人口犯罪这一现象的的根本目的。但是流动人口数字庞大,主体种类纷繁复杂,将所有流动中的人员一概纳入流动人口的研究范围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排除职务性的流动人口;其次,将流窜作案的犯罪人列入流动人口犯罪也是不正确的,这一区分在于流动这一表面现象仅仅是流窜犯罪利用的工具,而不是造成流窜犯罪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从犯罪学研究的角度对流动人口下一个基本的定义,即为了正当的经济目的,离开户籍所在地或经常住地的人员。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特征

    (一)行为特征

    流动人口犯罪行为特征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流动人口犯罪行为所具有的某些能够作为犯罪行为特点的标志或征象。主要表现如下:

    1.犯罪活动的侵财性

    流动人口大多以进城务工、发家致富为目的,因此,在流动人口犯罪活动中,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占了大多数。

    2.犯罪活动的暴力性

    暴力性表现为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要以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不计后果,只图一时之快,犯罪手段一般较为残忍。

    (二)组织特征

    社会转型过渡期流动人口犯罪的组织特征主要表现在犯罪的团伙性不断增强。有亲戚之间、同乡之间、城市不法犯罪分子与外来人员之间或者气味相投的外来人员之间等等结成的团伙。流动人口犯罪团伙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犯罪团伙,从而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安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三)主体特征

    1.犯罪主体的复杂化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特征首先表现为犯罪主体的复杂化。目前,流动人口犯罪成员的构成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三逃”人员。即批捕在逃人员,负案在逃人员,服刑或羁押在逃人员。二是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四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明,无固定职业,无固定住所,无固定收入的人员。三是中途辍学的未成年人。

    2.犯罪主体的低龄化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特征另一个突出的表现为犯罪成员的低龄化。流动人口以青年人居多,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未成年人。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

    (一)社会原因

    1.城市与农村相互隔绝的封闭性社会结构被打破

    改革开发后,由于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传统的城乡隔离状态逐渐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务工,社会流动程度大大提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增加,社会流动程度的提高,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然而,由于我国社会转型一开始就具有不平衡性,所以人口流动也呈现出一种盲目性和单向性的特点,从而使社会流动呈现出一种无序、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无序状态下,大量流动人口犯罪行为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2.流动人口社会地位的二元分割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各阶层内部出现分化。另一方面,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原有的“阶层壁垒”被打破,在各阶层之间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灰色地带”,其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就是农民身份的工人。在城乡二元结构政策下,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民工由于自身素质所限,所从事的主要还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为“苦、脏、险、累”的建筑、煤矿、环卫等职业,无力在短期内改变现状,因此,一部分农民工为了发家致富,便不得不“挺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经济原因

    1.城乡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流动人口的相对剥夺感增强

    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大。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一直存在,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其次,城乡巨大的经济反差,造成流动人口“相对剥夺感”的增强。相对剥夺感会引发个人或群体产生压抑情绪或自卑感,极易引发个人甚至集体的暴力行动,甚至还会引发社会革命。对“相对剥夺感”体验最强烈的就是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群体,从而导致种种犯罪行为的发生。

    2.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步导致城镇化水平严重不足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同步,导致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不足。城市化速度的过缓导致城市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广大流动人口举家定居城市的需要,这是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犯罪的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三)文化原因

    犯罪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必然会与其所处社会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趁机侵入,造成许多人价值观念出现混乱,甚至对我国现行的社会关系及规范产生否定倾向。同时外来文化垃圾也大量输入我国。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群体,更容易受到西方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垃圾的不良影响,因此导致了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犯罪行为的不断增加。

    (四)主体原因

    1.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偏低

    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偏低主要表现在文化素质偏低和生存技能的素质偏低两个方面。从而使得他们在城市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再加上户籍、医疗、就业以及遭到某些不公正待遇等等,久而久之,一些人就会产生反社会情绪,从而导致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2.流动人口法制观念淡薄

    流动人口的大部分人法制观念都十分淡薄,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懂法。因此,在遭到不公正待遇,或自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流动人口往往选择忍。由于内心不满被长期压抑,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往往就会采取一些偏激的做法,甚至是实施犯罪。而这类犯罪往往都是恶性的暴力犯罪,对社会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四、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

    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应该从预防和控制两方面着手。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对流动人口这一特定主体的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的措施:

    (一)社会防控

    1.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形式意义上的城乡之分

    现有的户口大致上可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现有的许多制度如住房、就业、医疗保险等等都与之相衔接,而且表现出二者的差别待遇,这就赋予了这种户口划分以特殊的意义。因此,改革户籍制度,使外来打工者也能享受或者适当享受城里人的保险、福利等政策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至少他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心理不至于太失衡。

    2.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保护

    当前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盲目性。因此,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非常迫切。首先,最主要的是在劳动力输出地建立统一的、专门的劳务输出机构。这些机构最好能够与劳务输入地的正规用人单位取得直接联系,将工资、保险、福利等条件明确清楚,然后组织人员统一输出。这样可以避免务工人员上当受骗,也可以保证他们的正常的工作待遇。同时劳务输出机构的工作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劳动力进行培训,这可以与当地的技术学校联合进行,以保证劳务输出的质量。

    (二)主体防控

    主体防控就是指通过对流动人口本身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其从自身主体因素出发,避免违法犯罪的发生。

    1.加强道德规范教育尤其是传统文化教育

    现在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刑事犯罪都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道德意识退化有密切的关系。笔者以为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入手加强对流动人口的道德教育。当然这还主要以农村为阵地,而且具体的形式必须灵活多样,以避免大家对呆板的说教的反感。此外还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职业道德教育。

    2.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统一的劳务输入输出管理机构和技术学校,提供专业性技术性的培训。通过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促使其更好的在社会上生存,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从而减少了城市里无业人员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可以使他们更快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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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体现以人为本，并积极研究落实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努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保持合理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来完善人口规划及各项政策。

二、如何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体现以人为本

（一）以人为本的含义

以人为本，广义上就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来说，就个体而言，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就群体而言，就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的能力建设是第一建设。必须明确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发展塑造人，发展的成果全体人民共享；必须树立优先开发人力资源，是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持久动力和源泉的理念。

（二）如何体现

1、创新的工作思路

注重依法行政和人文关怀，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按照依法治国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更加注重运用利益导向的手段调控人口增长，使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2、改进工作制度

整合社区资源，发展非政府组织，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人为本要求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改变过度依赖行政制约手段的做法，运用法律、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综合施治，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

建立健全“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人口和计划生育长效工作机制，建立信息共享、管理互补、服务互动的部门协作机制；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统一、开放、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并加强对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劳动技能培训；建立流入地与流出地本文由收集整理共同管理以流入地管理为主的工作机制。

三、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站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增强战略意识、全局意识和服务意识，搞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进程，更加自觉地按照人口发展规律指导工作，从工作内容上，要求我们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着力解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制约人口自身协调发展的问题。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不动摇。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坚持依法行政、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经济等手段，建立健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在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上，我们必须遵循“整体稳定，适度微调，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进行科学周密的研究，避免人口增长的大幅度反弹。

根据我国多数人口专家学者的意见，认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比较合适。因为人口变化的周期性比较长，人口方面的决策一旦失误，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难以逆转和不可估量的长期影响。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把握一个中华民族能够持续发展的尺度。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重视多生多育、忽视少生优生和优育优教，也是造成人口素质偏低的重要原因。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我国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群众生育意愿尚未根本转变，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诸多困难，人口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愈益突出。因此，必须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农村作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将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开创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局面。

（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提高人口素质，包括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水平。其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就是把好出生关。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关键是要形成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实行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和妇女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逐步扭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改善女性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重点整顿b超医疗市场，严格准入制度，严格执业资格审查。通过立法等措施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严厉打击非法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以及溺弃女婴等违法行为。

加快建设市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中心，深入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全面加强区县和乡镇计划生育服务能力建设。探索建立出生缺陷一级干预体系监测网，建成融管理与服务于一体，宣传教育、技术服务、药具发放、 优生指导、随访服务和生殖保健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综合服务功能和便民维权要求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体系。

（三）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具体工作

在指导思想上，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融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规划，融入改善民计民生的总体部署，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进程，统筹解决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问题，统筹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求我们必须站在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增强全局意识和服务意识，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进程，为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中，将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建设纳入小城镇社区化管理体系，确保基层人口计生机构和队伍的稳定。继续推进计划生育融入社区建设，巩固和完善“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管理机制。推动企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制的落实。

从工作方法上，突出综合治理，强调与相关部门协调，积极应对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难题，运用综合手段破解影响我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长远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难题。完善机制，加大综合协调工作力度。坚持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议事制度和协调机制。在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区管理、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改革中，充分考虑人口因素的作用，努力实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与各项事业的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从工作内容上，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强化各级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完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探索和推广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和长效节育措施奖励制度。坚持开展“生育关怀行动”和“幸福工程”救助活动。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在制定有关社会经济政策时，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倾斜，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要求我们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着力解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制约人口自身协调发展的问题。

篇9

从建国至现在我国的人口状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54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调查显示我国人口已经超过6亿，其中大陆人口就达到了5.8亿。从表1中可得出至2014年末我国总人口达到136782万人，60年间我国增长了7亿多人口。

一、人口再生产类型快速地进入现代型并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

人口再生产类型，是指与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三者相结合形成的人口再生产的特征。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的出生率快速的下降，2014年人口出生率为12.37‰，人口死亡率为7.1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21‰，根据人口再生产类型模式图以及我国1954年以来人口自然变动曲线判断（图）， 图1 人口再生产类型模式图

中国基本上21世纪左右就进入了现代型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低生育陷阱”是奥地利人口学家沃尔夫冈.鲁兹针对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在降到更替 图2 1954年以来人口自然变动曲线

水平之下后还继续下滑提出的一个人口学假说。这个假说认为，生育率一旦下降到临界水平以后，受人口、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因素的作用，生育率会继续持续走低，其趋势很难逆转，容易形成一个“低生育陷阱”。）。这种超低生育率的水平，无法完成马克思所讲的基本的人口再生a的任务。

二、人口老龄化突出

到2014年末，我国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占到了10.1%。国际上通常把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认定为老年人口，并将一个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定为老龄化的开始，等于或大于10%定为严重老龄化。由此可见中国的老龄化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从表1从可以看出，我国老年人口在2014年达到了13815万人，绝对数量也是非常大。我国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7%上升到10%用了15年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如法国用了75年，美国用了30年，可见我国老龄化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三、性别结构失调

人口的性别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人口性别结构常用性别比和性比例来表示。性别比表示每百名女性人数相对应的男性人数。联合国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102―107之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出生性别比为104.9，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为115.88（其中以女性100人来算），据估测，从1980年左右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34年间中国大约多出3000万男性。男女比例的失调，尤其是农村失调程度更为厉害，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

四、正在消失的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人口抚养比也称人口负担系数，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总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0～14岁）及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之比。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在2010年人口负担系数最低。过了2010年，由于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人口抚养比不降反而开始上升。从2013年以后，劳动人口开始出现了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加速，结束了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人口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政策反应性和灵敏性更强。面对我国的人口现状，中央、国务院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的人口政策，适时出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由于生育观念的改变，再加上房价居高不下，物价的上升以及教育成本的投入大等原因，部分的家庭还是选择生育一个孩子。为了适应新形式的人口状况，我国在各方面也正在进行着尝试，比如改善养老环境、调整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同时为了弥补我国劳动力的数量在减少，国家还建议延迟退休。但是政策的反应都具有滞后性，所以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还应循序渐进，适时地进行。

参考文献：

[1]郑晓瑛，陈立新.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及政策思考[J].中国全科医学，2006（23）：1919―1923.

篇10

【关键词】吉林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人口和计生工作

“全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座谈会”于2007年5月30日在长春召开,会议就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意义、内涵,吉林省人口计生工作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应对措施。副省长李斌同志做了重要讲话,指出: 2006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到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省委、省政府在2007年1月制定了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意见》,结合吉林省实际,部署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主要任务。李斌同志详细的阐述了三方面内容:一是要充分认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意义;二是进一步明确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和任务;三是不断完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保障措施。李斌同志最后强调指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各级政府要给予重视支持,各相关部门要给予积极配合,各位理论工作者、实践工作者,以及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也要从科学发展观、人口观的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和探索,促进人口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一、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这一科学命题的深刻认识

(一)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意义形成了共识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全面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和人口流动、劳动年龄人口、老龄人口等矛盾相互交织,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新的挑战。中央《决定》从我国人口发展基本特征出发,科学地审视和准确把握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新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指导方针。抓住了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人口计生工作鲜明的时代性。为我国人口计生工作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指明了发展方向。

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历史性选择,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性转变。它既是我国30多年人口计生工作的客观总结,又是对现阶段人口计生工作的积极定位。从控制人口数量为转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我们一方面要珍惜历史,充分肯定我国30多年来人口计生工作的实践,继续坚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要按照这一历史性的选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内涵和办法,探索统筹解决多样性人口问题的思路与途径。

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人口发展形势的需要,是人口计生工作迎来的“又一个春天”。当前的人口发展进程要求我们应当从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出发,从遵循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变动规律出发,从追求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协调关系出发,从追求人口发展的统一性出发,以“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来引领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决。因此,我们必须统筹兼顾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必须协调掌控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流动性等问题。要适度保持相关政策的连续性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避免生育政策的大起大落,要努力提高人口管理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程度。要以人口协调发展为基础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关问题所涉及的行业或部门应积极配合“统筹解决”的战略思路和工作方针。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宏伟目标,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二)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深刻认识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需要一种全局的发展观、平衡的发展观和协调的发展观。一方面要科学处理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流动等人口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各要素达到最合理的组合和配置。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把各种人口问题通盘考虑、统一研究、抓住重点,促进人口问题的逐步解决或向好的方向转化。另一方面,人口问题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关系十分密切,既相互制约,又互相促进。因此,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要从大人口观、大发展观的角度全面考虑。既要解决好人口问题内部诸要素存在的问题,又要处理好人口问题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更要统筹解决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可以从多层面、多角度进一步深入理解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涵义。一是目标统筹。人口计生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人口计生工作的中心目标,这个中心目标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统筹起来,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统筹起来,与现代化建设的大目标统筹起来,将人口计生工作融入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和偏离;二是责任统筹。人口问题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诸多方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人口计生部门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协调相关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共同的责任机制。在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前提下,政府各部门自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强化部门间协调运行机制,创造有利于人口计生工作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各群众团体在基层人口计生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格局;三是区域统筹。当前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不仅数量不断增加,流动去向也逐渐多元化,城市和农村都既是人口流出地又是人口流入地。因此,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有效落实流入地管理为主的政策,必须加强区域之间的统筹,建立合作机制。无论是有组织的劳务输出,还是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打击“两非”等工作,都需要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统筹协作,才能顺利开展。[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面临的复杂性形成了共识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转型期复杂的人口形势和局面在吉林省主要表现为多种人口问题并存而复杂,各种人口现象与矛盾交织碰撞在一起。一方面,存在与人口数量相关的人口问题:人口数量增长的适度控制、人口规模与资源短缺(耕地、水资源等) 、人口压力与环境破坏、城乡人口规模与流动、劳动力人口就业等;与人口结构相关的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急剧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后劲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出生性别比偏高以及婚姻市场挤压、家庭结构单一化以及独生子女教育等;与人口素质相关的人口问题:出生缺陷与生殖健康、逆淘汰与健康低素质、人力资本投入等。此外还有人口分布问题、区域人口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婚生育问题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进程、体制和制度的变革、社会的多元性等与上述诸多人口问题重叠在一起,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复杂的问题和挑战。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与会代表用掌握的统计数据和有关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与会代表指出,当前吉林省人口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矛盾具体表现在:

1.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问题。2005年吉林省0 - 30 岁人口中独生子女所占的比重达47143% (全国平均水平仅为29130% ) ,独生子女开始进入婚育年龄,政策生育率会逐渐上升。另外,农村早婚早孕依然比较普遍,流动人口早生、超生现象严重。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仍然艰巨。

2.提高人口素质问题。据妇幼卫生年报数据显示, 2006年吉林省新出生人数为194 541人,新生儿死亡率为5135‰,低出生体重发生(出生体重< 2500g) 率为1108%,出生缺陷发生率为74164 /万(全国平均水平138196 /万) ,比2000年的5617 /万上升了近18 个万分点。吉林省自2000年起在全省215 所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开展了出生缺陷监测工作,从监测数据显示,吉林省出生缺陷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另据统计,2005年吉林省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5. 85% ,明显低于全国11. 04%的平均水平。从总体来看,吉林省人口素质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3.人口老龄化问题。1990年,吉林省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4. 52% , 2000 年上升到6104% , 2005年进一步上升到7. 67%。目前,吉林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12% ,并且还将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递增。据预测到21世纪40年代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5%左右,也就是说将占总人口的l/4。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面临新问题。( 1 )养老保险方面。一是养老保险基金预期支出压力增加。截止2006年底,吉林省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人员l38 万人,年支付基本养老金118亿元左右,当年新增退休人员11万人左右。如果按年人均养老金1万元计算,今后每年需要新增支出10亿元左右。二是缴费人口减少带来的基金预期收入减少。三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2)医疗保险方面。医疗保险制度从2001年启动以来,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之比呈明显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4∶1增长至2006年的3∶1。随着老年人占参保人数比例的不断增长,医疗保险基金和医疗服务管理面临更大的压力。在吉林省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加快,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籍等需求增加,是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4.人口迁入性流动呈下降趋势,但高端人才外流呈上升趋势。从全国来看,吉林省是一个以移民人口为主构成的省份。1800年,我省有人口15万, 1957年1 255万, 1980年2 200万左右,到目前为止,有人口2 700万。从这个增长速度可以看出,在1980年以前,我省人口的迅猛增长,远远超过同期全国人口平均增长水平。我省在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除了工业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原因就是外来移民给我省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外来人口一个是青壮年人口,另一个是高技术人口,推动了我省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目前这个趋势已经被改变,吉林不再是外来人口迁入地区,外流人口不断加大。外流的主要群体由城乡过剩的青壮年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才构成,这是我省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加快了我省人口的老龄化,造成了我省财力和人力双重流失。

5.人口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升,但中小城市发展缓慢。1980年以前,吉林省城市人口占的比重为35% ,现在上升到54%左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中小城市发展缓慢,严重地影响吉林省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应该集中考虑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问题。

6.人口生育率下降,但社会化水平有断裂的矛盾。现在的独生子女已经进入到第二代了,在这些独生子女家庭中,除了与父母的亲情外,再没有其他的亲情关系,造成社会基础结构相当脆弱。没有亲属链条,人与人之间缺少亲情,导致社会结构的原始化和沙漠化,持续断裂下去,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会崩溃。

7.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难度增大,2006年全省流动人口申办个体工商户总计12 340户,同比增长了16. 7%。而且这几年每年增长都在10%以上,随着个体工商户的增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

此外,还存在诸如延边州边疆少数民族的特殊人口问题,边境乡镇人口总量逐年减少;农村大龄男女青年比例严重失调;“留守儿童”逐年增多等。

二、对目前吉林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形势的认识与分析

科学审视和准确把握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是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吉林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既面临各种有利条件,也存在众多不利因素。有利因素主要表现为:多年来,吉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人口计划生育基层工作基础。完善了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人口总量控制效果显著,低生育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得到落实,生殖健康、关爱女孩等活动逐步开展,巩固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吉林省创立的城乡协调推进“三结合”,开展“五关爱”活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形成了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新格局,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具体化到工作任务之中。因此,它对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时期特点的人口计生工作管理体制、工作环境、工作机制,全面提升人口计生工作管理水平,从整体和战略的高度把握和解决人口问题,进而推动吉林省全局工作的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完全符合中央《决定》精神,顺应时代潮流,是一种创新的理念和模式,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有效途径。为吉林省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人口环境,为贯彻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方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吉林省主要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认识问题。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和挑战,相当一部分同志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人口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对新时期人口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认识不足,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对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给人口计生工作带来的冲击认识不足。普遍存在盲目乐观和麻痹松懈情绪。因此,导致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人口问题的解决、对人口计生工作的投入等方面受到阻碍;二是机制制约问题。从当前工作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要求来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综合干预机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综合治理机制、计划生育家庭的社会保障机制、群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权利的保障机制及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机制等制度建设仍然滞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综合决策机制、宏观调控体系和公共投入机制仍不健全;三是环境影响问题。受国际上一些理念、人权、宗教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和我们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使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制度落实存在一定障碍。一些传统的观念对生育取向的影响不可忽视,我们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中需要关注和重视;四是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基层工作仍很薄弱,管理手段和控制能力相对弱化。从现在统计报表上看, 一些地方的政策生育率都达到了95%、96% ,甚至有的高达99% ,而实质上并非如此。计划生育率能达到85%以上我们认为就是实事求是。这是造成控制能力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五是亲自抓负总责表面化。目前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的亲自抓和负总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上和文件中。六是综合治理形式化。人口问题是个社会问题,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综合施治。但目前一些地方综合治理只是流于形式。

三、对策与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和任务

人口问题关系民生之本,关系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必须树立全局的发展观、平衡的发展观、协调的发展观,从实际出发突出抓好重点、难点问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上力求取得更大进展。

1.适度的低生育水平问题。这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在数量控制方面的新定位,即:重要的是遏止住反弹的趋势,结合吉林省实际情况确定总和生育率水平,而不是“生育率越低越好”。要掌握和了解生育意愿情况,深入搞一些调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2.人口素质提高问题。我们必须明确,人口素质在生产力诸要素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提高人口素质一方面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要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实行定期评估、通报制度。普及优生优育、生殖健康、家庭保健知识,倡导科学婚检和孕检,做好咨询和服务,努力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加强艾滋病预防和监测,阻断母婴传播渠道;另一方面是投资教育,后天培养。抓好独生子女的行为、心理的健康成长,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怀,注重提高公民的行为素质、道德素质和技能素质。

3.综合治理人口性别比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采取综合办法,如宣传教育、政策引导、行为干预、优质服务、考核评估等。从当前看,首要的是加大打击“两非”的力度。卫生、人口计生、公安等部门负有主要责任。对人流、引产必须实行定点医院管理。从长远看,要加强对生育女孩家庭的政策引导,为女孩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4.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老龄化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与我们现行生育政策也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即使我们现在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能延缓老龄社会的到来。因此,我们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5.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我们要用一种全局的大人口观来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要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提供与户籍人口同等的计划生育免费服务,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特别要注意区别流动人口的结构、素质、流动原因等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和服务。

6.统筹解决农村人口问题。以前计划生育的重点在农村,现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点仍然在农村。结合新农村建设,继续开展“新农村、新家庭、新农民”试点活动,发挥计生部门、计生协、农村基层户的作用,还可以组织顾问团,统筹解决好农村人口问题。

(二)不断完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保障措施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也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必须是各地紧密结合实际,在实践中去不断探索和创造。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路,就必须确立大目标、树立大观念、营造大环境、制定大政策、建立大机制、谋求大发展、寻求大突破。

一是强化各级政府的组织领导。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首先是各级政府的责任,要坚持中央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四个不动摇”的指示精神,把人口问题纳入党委、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实行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集中力量解决影响和制约人口问题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要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经费的落实。

二是强化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纷繁复杂,要树立全局观念和大人口意识。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由人口计生部门牵头,各部门积极配合,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没有综合治理机制做保障,就是一句空话,各级政府可以建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联席会议制度,充分调动、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

三是实现人口计生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转变。人口计生部门要切实推动工作思路由单纯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在稳定低生育水平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工作出发点由强调国家利益向兼顾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转变;工作方法由行政制约为主向依法管理、优质服务和综合施政转变;工作标准由注重完成人口计划向提高群众满意度转变,以适应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形势、新任务。

四是加快建立完善人口计生工作长效机制,推进人口计生工作法治化。推进人口计划生育依法行政工作,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修订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推进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推进人口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改革,建立健全符合新阶段工作要求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体系。要加快建立完善人口计划生育法制体系、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管理服务体系、科技创新体系、投入保障体系。

五是强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是一项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是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人口计生部门、广大人口学工作者,要加强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从“大人口”的角度,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战略思考,把握人口的发展规律,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在实践中,要继续坚持以往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认真抓好城乡推进“三结合”、“五关爱”第二期工作,在建立新机制上下功夫,统筹解决好吉林省人口问题,为构建和谐吉林提供优良的人口环境。

六是优先考虑中小城市发展,组建地区级城市群。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适度考虑吉林省经济结构布局,制定一些有利于中小城市发展的政策,以各个地级城市为主,组建一些城市群。

七是进一步完善幼儿少儿教育模式。要逐步改变现有教育模式,提倡综合素质教育。教育模式要向集体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注重完善基本的社会关系,解决这一代独生子女成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八是建立合理的教育体系。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培养学生操作技能方面,同时,要加强职业教育,增设应用性专业,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

九是加强有关立法。如对富裕人群超生、私生等问题,制定积极有效的制度,加以规范和调整。

十是努力提升妇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为其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