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经济论文十篇

粮食经济论文篇1

（一）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较慢，农业经济增幅小农田水利建设发展滞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标准低，抗灾能力不强。中低产田4万hm2，约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7.6%，改造任务十分艰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畜牧防疫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还不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这都制约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提高，抑制着农业经济的大幅增长。

（二）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任务较重

产业化水平不高，农产品附加值低社旗的农业结构调整不快，如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和产地认定、产品认证数量相对较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创新与财政投入等成为新阶段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农业龙头企业少、实力不强，产业化水平、标准化生产仍处于初级阶段。

（三）农业服务组织化、市场化程度低

科技支撑作用较弱农民组织化程度还不适应农业组织化、市场化发展的要求。农业科技推广网络还不健全，农业科技示范点作用不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科技研发能力较弱，深加工能力不足，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不高。

二、建议

（一）多措并举，持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建立安全可靠的水利基础设施。围绕产粮大县建设，把规模化经营作为建立粮食稳定增产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促进高标准良田的土地流转。整合涉农项目资金，打造项目区农建工程，经过2~3年，使示范区内实现“田、渠、路、林、电”五网配套。加快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搞好河道治理，发展节水灌溉，加强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

2、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必须抓好四个关键点。一是严守耕地面积和质量，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二是加强骨干水利工程和农田水利建设。三是坚持农业科技创新，建立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四是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调整优化，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1、稳定烟叶种植规模。严格控制烟叶生产规模，加大烟叶生产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因价格提升盲目扩大种植面积，不因控制总量而降低烟农种烟积极性，正确处理好稳定烟农种烟积极性与控制规模的矛盾，努力营造稳定生产规模的良好氛围。

2、打造现代化的蔬菜生产基地。从促进蔬菜产业的长远发展入手，以巩固扩大蔬菜基地建设为基础，按照无公害要求高标准建设，提高科技含量，进一步增加单产、品种和效益，加强无公害蔬菜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加大无公害蔬菜的产地认证工作，积极打造更多的“放心菜”“优质菜”等品牌品种。

3、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一是围绕生猪、肉牛等优势产业，狠抓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加大产业化经营，构建现代畜牧业结构体系。二是健全生态循环、科技服务、疫病防治和质量安全等保障体系。

4、巩固提升花木产业。重点围绕S333、S240公路沿线5~10m范围内，全力打造成10km“花卉长廊”。在全县现有的0.19万hm2苗木花卉面积基础上，3年内新规划发展0.49万hm2，到2017年，使全县以紫薇为主的苗木花卉总面积达到0.67万hm2，建成苗木花卉生产大县。

（三）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加快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流转原则，制定出台加快土地流转的有关政策，引导农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和农业效益。

2、加快培育农业公司和龙头企业。一是培育特色龙头企业。围绕特色产业优势，兴办特色龙头加工企业，拉长产业链条。二是壮大集群龙头企业。通过内育和外引两个途径培育龙头企业，对内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实行项目倾斜，搞好资金扶持，对外通过招大引强，对食品产业延链补链。三是做强品牌龙头企业。瞄准国内外知名龙头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做强农畜产品加工行业的“龙头老大”，提升企业知名度和产业档次，塑造名优特品牌和“拳头”产品。

3、加快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打破小规模分散经营格局，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农民经纪人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企业与农户建立稳固的供销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双赢”。

（四）加快完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

1、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持续完善县、乡镇、基地“三级推广体系”，充分挖掘乡级农业服务中心的功能，发挥其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作用。彻底改变农技推广“网破、线断、人散”的现状，构筑和完善强大的农技推广体系。

2、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健全信息综合体系，为农户提供种植技术、农产品价格及灾情预防等农业信息资源。抓好乡镇、村两级益农信息服务站点建设，完善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高标准实施好信息服务进村入户工作。

3、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健全县、乡镇、村三级科技服务网络，组建骨干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走农科教、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

粮食经济论文篇2

尤其近年来，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加剧和土壤逐步退化，粮食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如此背景之下，掌控一国粮食大权的官员自然会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

3月29日，全国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在重庆举行。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出席会议，当天下午举行的“重庆国家粮食交易中心”授牌仪式上，他还与重庆市副市长刘学普共同为交易中心授牌。这是任正晓首次以国家粮食局局长身份出席活动。

担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10年

此次履新之前，任正晓担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已长达10年。据中国经济网的报道显示，3月23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国家粮食局共同主办中国（郑州）主食产业化峰会， 出席会议的国家粮食局局长是聂振邦。

任正晓现年52岁，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法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来自湖南的他，曾经在这个土生土长的地方工作了近30年，且一直在和粮食打交道，堪称“资深的粮食人”。

从1981年7月参加工作开始，任正晓历任湖南省粮食局科长、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湖南省粮食局局长助理；1994年4月，他任湖南省粮食企业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湖南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98年3月任湖南省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

2001年5月，任正晓从湖南进入国家粮食局，任党组成员、副局长，开始了“国字号”的粮食管理工作。从2003年9月开始，他同时兼任国家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任正晓在副局长位子上的10年里，他的顶头上司如今也是他的前任- - -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

聂振邦现年60岁，从工作履历来看，在进入国家粮食局之前，他的工作一度以农林、农村经济和土地为主。

关注粮食著作颇丰

干了一辈子粮食工作，任正晓深有体会和感悟。他喜欢思考，也很善于总结和探索，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专门出版了不少著作，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论述粮食问题。

2006年1月，中国经济出版社推出了他写的《农业与粮食热点问题研究》，这本288页的著作关注了近十年来中国农业与粮食问题的很多方面，包括关于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与政策支持问题、关于粮食宏观调控与市场化改革问题、关于农产品标准与质量问题、关于粮食产业经济发展问题和关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任正晓坦言，“《农业与粮食热点问题研究》所归集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来自我学习中的思考和工作中的体会。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爱读书肯学习的人，也是一个注重发挥团队力量做好工作的人。因而，在上述这些我十多年逐步积累的研究成果中，无疑也体现了当时一些专家、学者的学术思想。”

而中国商业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粮食库存检查实务》则完全从工作实例入手，内容非常具体和务实，而且通俗易懂。这本长达 516页的厚书在系统总结近年来全国粮食库存检查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规定和具体案例，对粮食库存检查的基础知识、内容、程序、方法、工作要求以及检查数据的填表和汇总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当时有评价说，这是全国各地的粮食库存检查人员的必备教材，也是企业加强粮食库存管理工作实用性很强的参考书。

海洋出版社还出版过任正晓的《有关粮油业务会计核算讲解》，该书讲解结束旧账建立新账的处理方法，新旧会计制度在科目设置和会计核算上存在的差异等，还结合粮食业务特点和相关财务政策规定，对粮油有关特殊性业务的会计核算进行了详细讲解。

除了紧扣粮食相关的各类问题，任正晓对农业经济也颇有研究。2007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农业循环经济概论》，这本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系统阐述了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内涵、主要特征、评价原则与发展方式以及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任正晓在书中深入论述了循环经济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初步探索了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内涵和特征、发展模式的构建及应注意的主要问题，他还通过自己掌握的农村实践，具体阐述了循环经济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具体实践路径。

粮食安全重数量更重质量

戴着眼镜的任正晓看起来既像官员，也像学者，他还在《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粮食经济》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分别论述了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农村金融改革设想、粮食财会队伍建设、发展农村教育等不同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正是这些多年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积累，让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粮食观。

总的来说，任正晓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几个必须：粮食问题的解决必须立足国内；必须扶持和补贴好粮食主产区；必须千方百计保障粮食安全。

2011年9月，他在《中国经济周刊》上以署名文章论述说，粮食是国家自强、民族自立、民生保障的基本战略物资，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的基本方针，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之策，粮食主产区是提供商品粮源、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地。对粮食主产区实行特殊的保护政策，事关国计民生，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他在文章中提到，从社会和民生的角度看，粮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粮食生产是一种带有社会公益性的行为；从产品生产效率的角度考察，粮食是一种自然与市场风险大、供给与需求弹性小、投入回报率低的产品。

任正晓认为，对粮食主产区实行保护粮食耕地和支持粮食生产的补偿政策，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

他很切实地论述说，将粮食主产区纳入限制开发区，只是从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设计和制度安排上，解决了粮食主产区“有地可种粮”的问题；将粮食主产区纳入生态补偿政策的扶持范围，则可以从政策引导上解决粮食主产区“有地会种粮”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任正晓在文章中强调，不让粮食主产区政府背着“产粮越多、亏损挂账越多”的历史包袱来发展粮食生产；依法确定粮食生产区域，划定粮食生产区耕地红线，确保全国16亿亩以上基本农田作为粮食生产用地，国家按实际粮食种植面积实行生产补贴，按当年粮食外调数量实行商品粮调出挂钩补贴，“谁种粮谁得补贴，谁调出粮食谁得实惠。”

在粮食管理领域有着几十年亲身经历的任正晓，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国家的粮食安全既要有数量安全，更要有质量安全”。

2011年7月，中国食品安全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的任正晓在发言中表示，保证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也是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更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粮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食品，同时它也是生产加工的重要基本问题。因此，粮食安全是整个食品安全的源头和基础，保障粮食质量安全至关重要。

“我们都知道，国家的粮食安全既要有数量的安全，更要有质量的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确保我国的粮食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任正晓说。

他坦言：“我们以占世界9%的耕地，奇迹般地养活了占全球20%的人口，而且我们让全体人民吃得越来越营养，越来越安全。”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近年来，国家粮食局从制度把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制定和完善了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建立健全了粮油质量标准体系、不断推进粮食质量检验检测体系的建设，同时坚持开展收获粮食安全的检测。

据任正晓公布的数据，国家粮食局“十一五”期间累计采集和监测新收获粮食的样品达到16万份，取得研究数据近150万个，及时掌握了收获粮食的情况。

与此同时，粮食部门积极帮助指导农户开展科学储粮，并由此收到了成效。在国家粮食局组织的全国性粮食库存清查中，全国库存粮食的质量达标率为97. 3%，主要卫生安全指标合格率达到96. 9%。

任正晓也承认，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大战役”中，还有不少挑战，比如说加强粮食质量监管队伍和技术队伍的建设，改善监管方式，加大执法力度，尽快实现粮食质量安全监测全覆盖、监管无盲区等等。

未来10年全球粮食敲响警钟

在任正晓和他领衔的国家粮食局致力于中国粮食安全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粮食部门也都在各自出招，确保粮食战略的实施。

不容忽视的是，全球粮食形势很不容乐观。

2011年10月，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了《2011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报告指出，未来十年全球粮食价格总体仍将居高不下，同时粮价波动的局面会继续存在并可能加剧，这将严重威胁全球的粮食安全，使贫困的农民、消费者和依靠粮食进口的小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这份报告说，未来十年，人口数量将持续增多，消费者的需求将继续增长，生物燃料的开发也将给粮食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日益稀少，粮食供应将面临严峻挑战。此外，农产品与能源市场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极端天气事件将更加频繁。这些因素将导致粮食价格总体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波动性增加，进而对粮食安全造成更大威胁。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警告说，粮价飙升有可能导致全球贫穷国家中1亿人口陷入更贫困的状态，也可能使一些国家在过去几年通过艰苦努力所取得的减贫成果出现转折。

更严峻的是，在粮价上涨的同时，世界粮食储备正在减少，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一些非洲国家和加勒比国家海地因食品短缺和价格上涨一度出现了骚乱。

粮食经济论文篇3

粮食是国之根基,粮食宏观调控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行为和成效必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围绕是否应该进行粮食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内涵目标、现状成效和问题、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评价、宏观调控的主客体利益博弈行为以及调控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对于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王雅鹏(2005)从粮食产业的弱质性来表达粮食补贴的必要性,他认为“对粮食补贴是粮食的特殊弱质性决定的。在粮食供求领域,由于粮食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需求弹性低且保持相对稳定使其供求难以平衡,表现为一系列弱质性特点。”程国强(2007)认为:“理论上,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实行市场的自由配置。但粮食比较特殊,是一种敏感性商品,具有价格传导的同步效应和放大效应,稍有闪失,可能引发市场的突发性波动。粮食问题若全部交给市场解决,可能风险较大,也不可行。”董运来,余建斌(2009)则对国外粮食宏观调控的经验进行了借鉴,认为,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做法,完全可以为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选择。王秀清(1999)认为,在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限界,不能再依靠增加传统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背景下,必须设法依靠政策投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郑少锋(2002)、樊胜根(2010)通过对粮食生产进行研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建立完善的价格稳定机制,保障粮食安全。

粮食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是否成功运行与相应的政策环境、调控手段和调控时机都有关系,并且系统中各不同的政策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多个政策是否能形成调控的合力还是互相存在着一定的抵消作用?许多关于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只关注个别政策是否存在好的效果,而对于总体政策效果研究则不够(例如:周应恒,2009;何蒲明等,2010;王世海,2011;都是从单个粮食政策对粮食市场均衡或者农民收入提高等角度来进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中将粮食宏观调控看成一个大的系统,对整个系统产生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并对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得出的结论当然更加可靠。

粮食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粮食观;联系

一、主线――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世界观(德文:Weltanschauung)意思是“着眼世界之上”。这是德国知识论中所使用的语言,指的是一个“广泛世界的观念”。它指涉的是一种人类知觉的基础架构,透过它,个体可以理解这个世界并且与它互动。世界观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世界观建立于一个人对自然、人生、社会和精神的科学的、系统的、丰富的认识基础上,它包括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还包括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行动。

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不仅仅包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知识,而且包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精神和积极地行动。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要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要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平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信奉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无产阶级世界观所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这两种世界观总是在不断斗争,总是相互对立。

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粮食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们从实际出发,先后提出了相应的粮食观,为我们解决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粮食生产以及相应的粮食安全问题。在困难时期,由于“”和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在粮食上高估产、高征购加上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的浪费,使粮荒很快威胁着中国。

在严重困难时期,陈云力争从国外进口粮食,为度过粮荒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进口的这些粮食占我国当时粮食总量虽很小,但它在粮食的调度上,作为国家掌握的大宗粮源,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尤其是起了应急的作用,如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的215万吨粮食(43亿斤),就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此外,这时的进口还补充了部分国家粮食库存,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粮食事业,需要我们不断运用邓小平理论。近年来,随着农业连年丰收,在粮食收购量、库存量增加的同时,粮食企业亏损额大幅度上升,增势很猛,既有政企不分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管理粗放等工作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既不能走老路,也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通过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事业道路。

二、内核――社会主义的本质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党的十七大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核心。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关系,解放发展生产力与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是互为条件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达到共同富裕。后者是最终目标与实现方式。

列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看做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点。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高度评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

邓小平还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邓小平看来,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使命――农业是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是其他部门无法替代,它为我们的生存提供最根本的的生活资料,为社会的再生产提供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作为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尤其如此,只有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了,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在1962年,邓小平又指出:“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样精辟的论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思想,农业没有搞好,工业同样也搞不好。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论述我国工业发展时,更是进一步指出:“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作的重大任务”。“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他还强调,我们在加快改革的步伐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农村开始。“我们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李林达在《粮食是事关国家大局的战略问题 陈云在浙江谈粮食问题》一文中指出,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同志对粮食问题非常重视,他30多次到浙江视察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提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粮食是一个事关国家大局的战略问题。要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教育农民顾全大局。政府不能失信于民,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对超产的要奖励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决策。为缓解粮食产需矛盾,保持粮食形势的长期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发展――立足国情,合理继承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粮食观同样也是建立在国情基础上的发展。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粮食问题的各种思想,充分利用了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发放论。使我国的粮食产量基本能够达到自给的供求水平,还顺利地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在全面继承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同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不断探索中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和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等关键问题的认识,完善了我国的改革开放理论,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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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

粮食经济论文篇5

确保全国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这就要求对粮食安全进行预警和监测，并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安全进行调控。为适应新形势下湖南省粮食安全领域发展变化的新要求，研究适合省情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为粮食宏观调控部门提供科学快速的决策支持工具，成为当前粮食安全科研工作的重要任务。由于每个省的地理人口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存在种种差异，使得各省在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上均有不同，所以不能盲目引用。

1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分析

目前，国内对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成就。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储备等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就是在出现粮食不安全时，立即启动系统中相应的调控措施，确保粮食市场安全、社会稳定。当然，系统采取的措施应当是可操作的、有效的。因此，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应对粮食不安全警报而建立的，用来消除、防范、抵御粮食不安全，实现粮食安全。本文分别以上海、河北、福建为例介绍。

（一）上海市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上海是一个特大型的粮食消费城市，一个由市场检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环节有序衔接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在上海已经逐渐成型。这个预警监测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即时应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波动。上海信息监测网络涵盖了九个大型粮食批发市场、五个粮油加工、销售骨干企业以及19个区县的粮食市场。其中有33个监测点，这些监控点按照每天每周每月的不同要求，将各自的进货量、销售量、价格等数据上报汇总。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就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监测。

随着上海粮食流通市场的发展，监测点的数量和检测网络的规模都将不断的扩大。除此之外，上海还密切关注周边地区和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市场走势，以及国际农产品现货、期货的市场行情。业内人士认为，在广泛监测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将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粮食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而实现先兆预警，然后即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河北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建国以来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949年河北省粮食产量仅为469.5万吨，到1998年河北省粮食产量已经达到2917万吨，50年来增长了521.96%。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7年河北粮食产量为2841.6万吨，与1978年相比河北省粮食年产量增长了68.3%，增加了1153万吨。但是河北省粮食增产速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出现负的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河北省粮食产量在年度间的分布并不平均，而且还存在品种结构不合理，因而需要生产预警系统来对其进行监测和预警。目前，河北已经研究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波动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粮食安全预警监测分析之中，并运用灰色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计算手段，以及扩散指数法和预警灯图法对河北的粮食生产进行了实证和预警。这种模式的建立已经成为河北省研究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福建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为了确定粮食生产警情，福建省也建立了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研究福建省粮食总产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以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方程。福建省对粮食生产一直持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政策，但是福建省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投入要素，而不是需求，故在方程中应选择主要投入要素作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变量，诸如农业劳动力X1、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2、化肥使用量X3、农机动力X4等，用这4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建立方程，经参数估计和检验后发现，由于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充足，农业机械虽然在提高产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关键的作用，因而农机劳动力在方程中并不显著。重新建立模型，计算结果如下：

模型1：ln（Y）=O7340741n（X2）+0.186691n（X3X2）+U

（0.056382）（0.10234）

（13.02）（1.824）

R2=0.99987，F=59234.33832，

SE=0.07582，D.W=1.49310

模型2：In（Y）=0.8065071n（X1）一0.1731421n（X2）+V

（0.108729）（0.089483）

（7.418）（1.935）

其中方程下方第1行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第2行为对应参数的T的检验统计量值。R2为较正可决系数。模型1的参数估计值0.734074，0.18669分别为播种面积，每亩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即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734074%；每亩化肥使用量是这样的：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18669％。所以模型1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类似地，模型2也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两个模型的方程和变量都很显著，拟合优度也都很高，接近于1。两个模型的随机干扰项都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由于未采用截面数据作样本，且观察值全部为实物量单位，两个模型随机干扰项的异方差性可以避免。因而两个模型都是较理想模型。

（四）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相关研究

尽管国内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根据不同的省份来设计的。不过它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模式。这种共同的模式可归纳如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由信息网络、信息处理、信息、预警指标、发出预警信号等子系统构成。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信息网络，它能借助现代互联网工具将遍及全省的粮食信息网点相互连接，并有效且及时的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到预警系统进行处理。这种预警监测系统，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早作防范，然后信息处理。信息模式的特点是将信息处理形成信息网络，加强对粮食市场监测，及时收集、分析监测省内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根据信息处理结果，即时将这些信息定期提供给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为粮食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参考，采用适当的渠道定期向社会，使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有关政策法规，调整生产计划或经营策略，以期达到调节市场供求平衡目的。预警指标，建立灵敏、准确提供信息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进行粮食安全预警。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因为从这些指标中可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如粮食生产、需求、进出口、储备、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指标。所以要建立某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就要根据该省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系统进行设计。

2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三个省份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国内研究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都是根据各自省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我们不能盲目的借鉴。但是可以借鉴别人好的经验。其中适用于湖南省的可归纳成如下几个方面：

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指标体系的设置是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的关键，国内对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地区粮食安全预警的研究较少，分省尺度上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不仅受国家整体水平上的粮食安全的制约还受各省具体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湖南省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时考虑的警情指标较全国尺度要少,可以忽略国际粮食供需变化的影响，同时重点考虑涉及湖南地区本身的指标。

本文认为可以将预警指标设置如下：粮食亩产增长率，受灾面积增长率，播种面积增长率，食品工业产值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化肥销量增长率，农药销量增长率，役畜拥有量增长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例增长率，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农业商品率增长率，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粮食经济作物比价，农用机械动力增长率，化肥价格指数，另外，农资价格是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受农民本身货币购买能力的限制，农资涨价对农民的购买能力更是雪上加霜。所以监测好农资价格是影响农民投资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一套自动的预警监测系统。网络不仅可以提高预警监测的准确性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利用统计信息和遥感估产信息动态分析区域粮食的年度和年内供求状况，对湖南省粮食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进行预测和预警。这将为我省粮食宏观调控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为各粮食部门提供方便有用的信息参考发挥着重要作用。

3湖南构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思路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湖南省粮食生产中，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根据监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有序的环节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从粮食生产增长率的角度去发现湖南粮食生产中潜在的问题。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运用预警的有关理论，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构建湖南省粮食生产监测预警系统。这种系统从逻辑上讲应包括这样几个阶段：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并预报警度。这里，明确警情是大前提，是预警研究的基础，而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属于对警情的因素分析，预报警度则是预警的最终目标。湖南粮食生产监测预警是根据粮食生产所出现的严重偏离正常的状态，在未造成粮食生产灾害之前进行预测、预报及调控。湖南粮食安全监测预警模型就是依据宏观经济预警的逻辑过程，即确定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并对湖南省进行粮食生产预警研究。通过探索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做到有备无患，加强对湖南省粮食市场供求形势的监测和预警分析，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准确把握市场动态，科学分析市场走势，确保湖南省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预警就是对事物发展的未来状态进行测度，预报不正常的时空范围和危害程度以及提出防范措施。粮食生产预警系统是为了防止粮食生产运行偏离正常发展轨道或可能出现危机而建立的报警系统。湖南是农业大省，自然条件优越，水稻产量居全国第一。但近些年其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2000年湖南耕地面积为507.98万顷，而到2003年耕地面积只有452.98万顷，平均下降13.75万顷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少有回升，但是增长速度缓慢。

参考文献：

1.贡光禹译.谁来养活中国——中国未来的粮食危机.未来与发展[J]，1995.2

粮食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农地流转 非粮化 粮食安全 农业生产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土地“三权分置”是改革开放后继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两权分离”后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我国从粗放使用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向高效、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根本性的土地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国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条件，符合资源市场化配置对要素流动性的诉求。以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众多学者致力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已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本文拟从我国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角度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当前条件下如何丰富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粮食安全的内涵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关于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

从研究时序上看，“非粮化”这一表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末，2008年之后研究文献提及“非粮化”的频率开始增加。近年来，农地流转“非粮化”研究进入高发期，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程度和发展态势界定也从“现象”逐渐变化为“倾向”、“趋势”。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现状。现有文献研究中通常使用“粮作比”、“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种粮大户占种植大户比例”等指标描述农地“非粮化”水平。例如，冯远香、刘光远（2013）使用“粮作比”衡量新疆“非粮化”程度，指出新疆1978～2011年间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出现双降①。何蒲明、全磊（2014）使用“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来描述土地“非粮化”程度，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数据计算，1978～2012年我国非粮化比例由19.7%上升至31.9%②。但更多的学者使用“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对众多省份和地区的“非粮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涉及的省份和地区既包括如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在内的粮食主产区省份，也涉及浙江这样的粮食主销区省份，还包括甘肃、陕西、新疆等这样的粮食产销大体平衡的省份和地区。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影响因素及成因。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根本性原因是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土地流转费用过高导致的土地成本上涨、农业机械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农业机械作业费和化肥费上涨、高昂的农业雇工费用是造成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粮食生产成本上升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中，以及有工商资本参与的农户对企业、种养殖大户、协会等流转对象的流转案例中。在收入方面，农产品内部价格体系不合理是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重要成因③。另外，农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高效农业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中央政府粮食补贴力度不足及制度设计偏差、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不成熟、工商资本下乡等也是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重要因素。

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的解决对策。消除种粮比较经济效益过低是解决“非粮化”问题的关键。政府可通过建立耕地低成本流转机制、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提高粮食生产公共服务水平等方式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同时，还应该健全完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格政策，补贴城市低收入者以保证粮农收入。

政府的粮食补贴和投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多数学者都建议政府应将粮食补贴从普惠式向重点扶持式的支农惠农政策转型；提高对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补贴水平，对种粮大户按照粮食生产规模化程度进行阶梯式奖励和补贴；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制定和完善针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提出应细化耕地利用类型，对耕地流转的农业用途做明确的划分；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增加“粮田必须种粮”的规定；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制度。另外，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强化粮食金融信贷和保险体系、加大粮食安全舆论引导力量、慎重引进工商企业大规模流转土地等措施也应引起关注。

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问题

农地流转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是目前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粮食安全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早期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是少量的、缓慢的，但随着“运动”式的“中国圈地”快速升级，农地流转规模迅速增加，其影响变得日益复杂而深远。在这一过程中，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地可持续利用及生态功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都成为了农地流转的功能性目标。如何对众多既统一又矛盾的目标进行排序和选择，已有的研究并不统一。

保障粮食安全是农地流转的第一道红线，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农地农用、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应因农地流转而改变。但面对多重目标体系，多数学者表现出选择侧重的差别。茅于轼（2008）指出，保护耕地政策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延缓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认为我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④。茅于轼的研究引发了国内学界的“耕地红线”之争。主流观点支持设立耕地红线政策，对茅于轼持批评态度。茅于轼的支持者则认为，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及国际关系中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我国具备较强抵御粮食贸易讹诈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粮化配置的机会收益不断提高，必须考虑土地粮化配置的效率。安耕（2011）认为，在快速工业化背景下，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合理性的⑤。王文龙、万颖（2012）认为，政府的土地垄断与农地非农利用严格控制是不合理性的，固定耕地红线的看法是不科学的⑥。笔者认为，上述学者“打破18亿亩耕地红线神话”内核是基于对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并带有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地流转多重目标选择的非农倾斜。

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和农业绩效的影响。学界关于我国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影响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我国农地流转意味着土地资源的有效流动，优化配置了的土地资源可以促进粮食产量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实现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了粮食安全，具有明显的积极效应。农地流转的积极影响可具体反映在使农业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多个方面⑦。但农地流转导致的“非粮化”让人担忧。乐观的看法认为，虽然土地流转非粮化的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这个趋势需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的土地流转“非粮化”尚未对粮食安全构成实质性影响⑧。悲观的看法认为，目前的土地“非粮化”倾向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当务之急是避免其进一步蔓延⑨。

学界往往将“粮食数量安全”作为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影响指标进行考察，从土地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单位粮食产量、粮食总产等方面考察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的影响。陈海磊等（2014）提出，由于生产率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在农地从低效率农户转向高效率农户的过程中土地生产效率提高⑩。姚洋（2000）将这一农地流转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归纳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缺陷的前提下的“土地流转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同时还提出“交易收益效应”，并从农地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角度将这两种效应定性为正向资源配置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后土地生产效率很难出现明显变化，甚至会有所降低。俞海等（2003）指出，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促进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改善。贺振华（2003）认为只有在土地流转后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或原有的生产要素发生了质的提高的前提下，土地的流转才是有效率的。

粮食安全与农地流转二者关系的统筹。很多专家学者就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福生（2015）建议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粮食安全应从全局角度统筹考虑，国家应加强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粮食安全保障的顶层设计与规划，构建“农地流转―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完整保障粮食安全的链条，应对农田使用权人和经营主体进行分类管理，应进一步明确基本农田分区规划和管制，实施跨区域经济利益补偿，从长期内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戚焦耳、郭贯成、陈永生（2015）提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应加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中介服务体系的投入和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提高粮食生产技术和规模效应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结论

应强化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目前，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我们可以以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集约利用倒逼经济产业转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长期形成的工业偏斜政策、城市发展偏斜政策已经造成了弱势的“三农”格局，在未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考虑“三农”问题的原则，土地是农民安身立本的根本，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家庭财富，同时，农地种粮是国家粮保障食安全的基础，土地经济性当然重要，但其社会性、政治性等其他价值也同样重要。

应丰富全面保障粮食安全内涵下的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在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分析，没有在全面粮食安全内涵视角下考虑这一课题。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破解我国粮食“高产出、高进口、高储备、高调运、高消耗”的“五高”并存？“南粮北运”是否低碳可持续？如何实现粮食“绿色增产”？等等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学界应更加关注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质量安全、粮食流通安全、粮食生态安全、粮食空间安全等方面影响的理论研究。

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保持粮食安全谨慎态度。反对“非粮化”问题严重化的学者主要基于两点判断，第一，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不低，“非粮化”没有内在动因。第二，我国目前已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的经济性要求减少国内粮食产量或者通过进口粮食，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但在粮食生产成本研究中学者主要计算直接物质费用，对间接费用考虑较少。蒋和平提出目前“北粮南运”的粮食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的20%～30%，但在已有文献的成本核算中没有考虑。另外，粮食成本除生产成本外，还应考虑财政成本、生态成本，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我国虽然连年粮食高产出，在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居民膳食结构变化及需求刚性存在的背景下，不宜轻下“粮食安全能够保障”的定论。

应丰富完善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内涵。现有文献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概念理解简单化，将之数量化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基于以上，学界很难对“非粮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构词法上看，农地流转“非粮化”是指在农地流转背景下，出现的原有粮食生产性质（状态）向非粮食生产性质（状态）的转变，这种性质或状态包含种植，但应不仅限于种植，而是涵盖粮食生产的全过程及其保障体系，即种植、配管、收获、收购、仓储、加工、交易等环节及配套的科技、金融、财税、政策、法规等在内的体系的性质和状态。使用“粮作比”或者“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地播种面积的比例”等无法全面衡量“非粮化”程度。“非粮化”涵义亟待丰富，以使之立体化、系统化，应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JY108）

【注释】

①冯远香，刘光远：“新疆农地流转与种植结构变化分析―基于区域粮食供给安全视角下”，《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年第2期，第30～32页。

②何蒲明，全磊：“对当前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分析―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1期，第73～76页。

③易小燕，陈印军，王勇，李倩倩：“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8期，第21～23页。

④茅于轼：“不要被粮食危机所误导”，《农村金融研究》，2008年第9期，第76页。

⑤安耕：“耕地红线之争的三点启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3～35页。

⑥王文龙，万颖：“中国刘易斯拐点和耕地红线的判断与三农治理新思维”，《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5期，第290～294页。

⑦冯炳英：“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和发展对策”，《农业经济》，2004年第4期，第24～25页。

⑧陈卫群：“土地流转制度下的粮食安全”，《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⑨管叔琪：“土地流转‘非粮化’危及粮食安全”，《安徽农学通报》，2009年第1期，第12～13页。

⑩陈海磊，史清华，顾海英：“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吗？―以山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第61～72页。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54～66页。

俞海，黄季j：“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82～91页。

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现实与理论”，《农业经济导刊》，2003年第6期，第38～42页。

曾福生：“建立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1期，第15～24页。

粮食经济论文篇7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满足粮食需求以及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事件的一种状况，其决定性因素包括粮食生产及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外贸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①。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最早在1974年的世界粮食大会第一次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②。1983年，FAO提出粮食安全概念为“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③。1996年的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又对“粮食安全”做出了更周全的解释：“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④。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特殊商品，粮食供求状况及其动态变化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⑤。尤其是至2007年以来出现的全球粮食危机，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给全球或区域的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据FAO统计，2002－2004年期间，全球约有8．6亿人口处于饥饿之中，到2009年全世界处于饥饿人口首次突破10亿⑥。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很多国家首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正以不同方式抗争着粮食危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人口基数大，水土资源紧张，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历来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成为政府部门和研究人员的焦点问题。因此，建立区域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全方面综合分析、衡量粮食安全状况，从国家层面考虑区域粮食安全，提前对粮食安全信息发出预报，有利于国家及时做出政策调整，对粮食的宏观调控，化解粮食安全风险⑦。 一、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模型的理论依据 粮食安全预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当时世界粮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各国纷纷开始关注粮食安全问。为此，FAO建立了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GIEWS），为世界各国定期公布粮食产需信息。粮食安全预警研究是通过把握社会、经济、自然等各方面的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将内部矛盾运动和外部环境因素相结合，以供求平衡理论为基础，分析粮食供需的本质和确定预警警情指标，对粮食安全状况做出及时的判断和预测，为国家及地区的粮食决策措施提供数据支持。粮食安全预警系统通过对粮食的产量预测，利用预先设定的评判指标体系，对粮食的供需情况进行判断。近年来，农业预警在理论层次的研究逐渐成熟⑧，但耕地预警理论的具体应用比较少，真正意义的耕地预警系统的建立目前也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面⑨。区域粮食安全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参考国家粮食安全预警体系，但相对部级别更加细化瑏瑠?。本研究从粮食供给和消费两个角度出发，综合分析区域范围内粮食产量和消费状况，以此来衡量区域粮食安全状况。由于大米、面粉、玉米、大豆等是目前人们食用的主要粮食产品，因此，本研究主要考虑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类作物。在进行粮食安全评价中，根据地区差异将区域分为粮食主要生产区和粮食主要消费区。粮食主产区生产的粮食可以供应本地区或者外输给其他地区；而对于粮食不能自给的地区，可以通过从其他粮食富余地区进行购买，以实现本地区的粮食供求平衡。如果该地区的粮食自给能力不足，又无法通过资金从外部购买到粮食，那么说明该地区的粮食处于一个不稳定的非安全状态。 二、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模型总体框架 本研究的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框架体系如图1所示。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因子对粮食安全影响的基础上，选取粮食产量、人口和收入及消费分别作为自然、社会及经济的预警指标瑏瑡?。粮食产量是粮食供需关系的基础，直接决定区域粮食供给的多少；人口变化会导致区域粮食需求发生变化；收入及消费直接影响着区域粮食需求的实现程度，当一个区域的粮食产量不能够满足该地区的人口需求量时，该地区的人口可以通过购买其他地区的粮食来满足本地区人口的粮食需求。综合这三个指标的关系，人口和粮食产量决定着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口和收入及消费决定着人均粮食购买量，人口自身变化决定人均粮食需求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粮食购买量能否与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平衡是粮食安全预警的基础。本研究首先考虑了粮食产量变化率，作为粮食供给安全的预警指标。区域的粮食产量由区域作物单产水平和作物播种面积决定，粮食产量变化率Cj计算如下：式中：Cj为粮食产量变化率，i为粮食作物种类，j为年份，Yij为粮食作物i第j年单产，Aij为粮食作物i第j年播种面积，Yij－1为粮食作物i第j－1年单产，Aij－1为粮食作物i第j－1年播种面积。Cj大于1说明当年的粮食产量较去年有所增加，如果Cj小于1说明当年粮食产量较去年出现了减产，如果Cj等于1说明当年的粮食产量较去年出现持平。粮食产量变化率Cj仅考虑了区域粮食供给安全，不足以全面描述区域的粮食安全状况。因此，本研究综合考虑了人口变化、物价变化等因素，建立了粮食安全指数CSj，其计算如下：式中：CSj是粮食安全指数，i为粮食作物种类，j为年份；Yij为粮食作物i第j年单产；Aij为粮食作物i第j年播种面积；VIi为粮食作物i转化率；Eij为第j年城市人口对粮食作物i加工品需求量；Pij为第j年粮食作物i产品单价；Fij为第j年农村居民粮食作物i消费量；Rj第j年农村居民人数。当CSj大于或等于1时，说明该地区粮食作物的产量能够满足人口需求，当CSj小于1时，说明该地区粮食作物的产量不能满足的人口需求。人类消费粮食大部分为粮食加工品，如粮食作物小麦。在统计年鉴中，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量均为粮食加工品，如小麦的加工品是利用面粉来进行核算（小麦出粉率，一等特级面粉，按照60％进行计算）。 三、区域粮食安全预警模型应用 本文以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为研究区域，利用上述的粮食安全预警体系，对该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分析。 1．数据来源 #p#分页标题#e# 本实例选的研究区域人口数据、价格及消费数据和作物产量数据来源于2005－2010年济南市统计年鉴（其中2010年长清区小麦产量为预测数据）。 （1）人口情况 从2004－2009年，济南市全市人口约603万人，市区人口为350万人左右，长清区人口从2004－2009年维持在56万人（表1）。长清区2004年时，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差距还比较大，非农人口仅为12．6万人，农业人口为41．14万人。到了2005年农业人口就与非农人口的数量基本相同分别为27．95万人和27．13万人，2008年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的相差1．33万人（表1）。济南市全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表2），200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4％，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加率下降至2．61％。其中长清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特别明显，2004年长清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49％，2009年长清区的自然增长率仅为0．81％，分析客观原因为随着市场的开放，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了外出求学、务工，故长清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呈下降的趋势。利用此自然增长率预测出长清区2010年人口为56．83万人。 （2）粮食消费情况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类的消费支出也在不断的调整。以前人们的经济收入很大一部分是用来购买食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收不断增加，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小。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调整，粮食摄取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图2），水果、鲜乳品等其它食品的摄入量提高。近几年农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粮食的消费量没有很大的变化，长清区农村居民的饮食习惯还是以北方人喜爱的面食为主，2004－2009年，人均小麦消费量从122．90kg上升至2007年的146．70kg，随后又下降至120．39kg，总体维持在130kg左右。同时期的玉米的消费量2004年的消费量最低为22．58，随后逐年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消费量达到最高为34．80kg，近两年一直保持在31kg以上。而稻谷的消费量比较低，这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有较大的关系，但近年来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图3），消费量从2004年人均消费4．16kg增长到2009年的8．60kg。油脂类和肉禽类食品的消费近几年在增长，肉禽的人均消费量从2004年的13．68kg增长到2009年的17．56kg，油脂类食品消费量也从人均6．98kg增长到2009年人均消费8．51kg。以上数据说明近几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在不断的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在发生改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比现阶段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量，两者的饮食结构有所不同。城市居民是一种多元化的饮食结构，各种食品均衡摄入。而农村居民还是以粮食为主，肉禽蛋类为辅。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相对农村居民要高一些（表3）。一方面，农村居民可以自产自足，不需要大量购买一些食物产品，而城市居民粮食食品需要去购买；另外一方面，城市居民的饮食相对要复杂一些，其中不乏有些价格高的优质食品，而农村居民的饮食较简单。　 （3）农业情况 2011年的统计年鉴暂没有，故本研究由WOFOST作物生长模型对2010年长清区小麦产量进行预测。WOFOST模型由世界粮食研究中（CWFS）组织的粮食潜能研究课题，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和荷兰农业生物研究中心参与研发。该模型考虑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生长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通过气候、作物、土壤三个模块进行模拟，能够模拟特定环境下的作物产量。本文收集了2009－2010年山东省济南市的气象资料和土壤数据，结合当地小麦的作物信息对该地区2010年小麦产量进行了模拟。长清区2004－2009年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呈逐年减少的情况（如表4），这种情况到2009年才得到好转，比2008年增加了大约852公顷。截止到2009年末粮食播种面积期较2004年没有较大变化，基本持平。小麦的种植面积稳中还有所上升，2004年播种面积为21382公顷上升至2009年播种面积23170公顷，增加小麦播种面积1788公顷。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变化，反映出2004－2009年期间为了城市的发展，许多农田转为建设用地供城市的发展需要。但随着温总理提出的守住18亿亩红线的中央精神之后，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使得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有所回升。长清区粮食作物为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等，其中小麦和玉米这两种作物是长清区粮食的支柱，从2004年起长清区小麦产量一直在10万吨以上，2004－2006年小麦产量一直保持增势，单位面积产量从5178kg／hm2增加到2006年每公顷小麦产量为5556kg，但是2007年小麦的播种无论是播种面积还是单位面积产量都有所下降，当年长清区小麦产量比2006年减产近13389吨。此问题在2008年得到重视，2008年产量明显有所回升，在种植面积减少的情况，通过提高产量使2008年小麦产量达到135094吨，但随后又出现减产。 2．模型评价 综合2004－2010年小麦总产量，通过公式1，计算出2005－2010年期间小麦产量变化率（如表6），结果显示长清区2005－2010年粮食总体上是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其中2005年、2006年、2008年小麦的产量较去年有所提升，2007年和2009年出现了粮食下滑。通过WOFOST模型模拟的2010年产量，预计长清区2010年总产量基本与2009年持平，小麦产量变化率为0．99，说明2010年较2009年产量出现略微下降。出现产量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2010年天气情况比较异常，长清区从2010年4月以来就出现雨水较少，并且气温一直较低的情况，并导致小麦的整个生育往后推迟了近10天左右，严重影响了小麦的生长。济南市区以工业、商业为主，不种植粮食作物，没有参与直接生产粮食，该地区属于粮食输入地区。济南市区居民的粮食需求从其他粮食生产地区进行购买来满足。本文假设长清区的粮食输出至济南市区，长清区的小麦需要满足本地区的居民和济南市区居民的需求。利用粮食安全评价公式2对长清区的小麦安全指数进行评价，分析长清地区的小麦产量安全情况。评价结果显示：2007年长清区小麦粮食安全系数为0．94，小于安全指标1，该年份长清区的小麦不能够满足长清区和济南市区居民的需求，故认为属于不安全状况。发生此情况，只能从粮食储备或其他小麦产区购买来满足该地区居民的需求。其他年份长清区的小麦足以满足两地区居民的需求，故认为是安全的状况。图4中显示。2005－2007年长清区的小麦粮食安全系数呈下降趋势，可以预测该地区的小麦产量变化趋势为不安全状况，需要得到重视。从2008年开始，长清区的小麦产量得到提高，粮食安全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故本研究方法可以为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提供参考依据。#p#分页标题#e#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从粮食供给和粮食消费两方面入手，提出了粮食产量变化率和粮食安全指数两个指标，利用其建立了区域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并对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粮食产量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保证耕地安全是粮食生产安全的核心。耕地安全既有数量安全又有质量安全两方面的要求。在耕地数量稳定的前提下，科学技术的应用、高效的农田管理和完善的水利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粮食产量的手段。此外，农民是农田管理的执行者，切实保障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解决好粮食生产的根本问题，才能有效地提高粮食产量，在国家有力调控、健全的国家和地方粮食储备体系下，粮食安全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本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如受数据限制，对未来气候变化、土壤退化、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等因素考虑不够。模型仅考虑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类作物，而对其他作物考虑不够，也没有考虑粮食库存状况，仅考虑正常情况下作物产量是否能满足当年人口的需求瑏?瑣。模型对生物能源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等考虑不够。这些问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入分析。

粮食经济论文篇8

中国粮食　供求正常

1995年，当粮票已从中国粮食流通领域步入收藏领域时，美国人布朗发表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文章，指出：中国的人口增长不可逆转；中国的农田减少不可逆转；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作物减产不可逆转。虽然中国可以也有能力用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的所有粮食，甚至买上几年美国的收成，但谁又能供应得起十几亿中国人的粮食缺口……

此文一出，在当时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然而，媒体的调查报道却和布朗的结论完全相反：中国粮食储藏并非不足而是过多，导致大量陈粮难以出售，粮食收购价格连年下跌，进而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就是所谓的“谷贱伤农”。

从“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建国以后，除了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时期出现了粮食大量减产外，中国的粮食产量基本处于稳步提升的状态。当1996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12公斤的历史高位时，中国的粮食产能已经明显过剩。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功能，随后几年粮价开始下降，粮食产量也随之减少，但至今依然维持在350公斤／人的基准线之上。从总量上看，中国目前依然不存在粮食不够吃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目前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国内粮食生产的地域不均。从各省区产量分布图上看，目前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等城市化进程较快、耕地面积减少较快的地区，成了粮食生产短缺的地区，而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东北地区依然有着大量的粮食剩余，只是苦于没有充足的运输能力(或运输成本过高)将之运送到全国各地。

粮价上涨　不可持续

如今全球粮食危机袭来，布朗等西方国家人士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大力鼓吹的“中国粮食危机论”再次甚嚣尘上。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同样可以驳斥这种荒谬论断。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曾多次表示：“只要市场在，(中国人)就不愁买不到粮食。”

粮食经济论文篇9

关键词：协同管理；中心城市；粮食安全；流通体系

一、引言

粮食安全问题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但目前世界上仍有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以上)受到饥饿威胁，36个国家面临严重粮食短缺，每年几百万人死于饥荒。尤其对于我国而言，作为发展中的农业大国，耕地仅占世界10％，而人口却占世界的22％，十几亿人的粮食安全始终是值得关注的头等大事。

粮食安全问题在中心城市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中心城市通常是指全国或区域意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这些城市又多分布于粮食主销区，其粮食消费来源不以当地粮食生产供应为主，而是依靠市场调节，属于比较典型的粮食流通主导型城市。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构筑起顺畅而有序的粮食流通格局，提高流通能力，确保城市粮食供给，为城市粮食安全提供保障成为中心城市面临的重要问题。

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粮食流通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自从2003年以来，我国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标志着我同的消费结构已经由温饱型进入发展型、享受型，粮食消费的多样化、优质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中心城市的粮食流通体系也呈现新的特点，一是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粮食消费成刚性上升态势。二是粮食消费呈现多样化、专业化和层次化，人们对粮油产品种类和深加工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三是百姓的健康消费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对粮油产品的安全性越来越重视。四是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城市居民对粮食供应的要求已经不仅局限于安全和平稳，而且要求中心城市粮食零售业经营模式能减少和逐步替代家庭厨房劳动。这些变化和特点对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建立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农产品流通体系通常具有产地批发市场与零售商直接交易，形成固定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体系，依靠中介组织连接分散农户等特点；国内虽然有学者对都市农产品流通论述，但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的研究却少有触及。本文利用协同管理理论，针对我国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的特点和弱点，探讨了中心城市粮食流通模式，以及如何开展我国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的协同管理。

二、我国中心城市粮食流通模式

中心城市的粮食流通模式(见图1)应当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供销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消费需求的改变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心城市的粮食流通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以方便群众生活、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为原则，不断提高粮油制品的安全性，丰富其种类和供应渠道；通过粮食深加工和供应链的延伸来分担家庭厨房劳动，从而完善中心城市的粮食供应保障体系。

流通主体共17个，分别为：(1)种子公司；(2)化肥、农药等生产企业；(3)信息、技术中介公司；(4)合同农户；(5)种植公司；(6)主产区；(7)国有粮食储备库；(8)国有控股企业；(9)民营控股或独资企业；(10)外资控股或独资企业；(11)粮食加工企业；(12)超市；(13)粮油专营店；(14)单位食堂；(15)餐饮业；(16)终端消费者；(17)工业用粮企业。

流通市场共5类，图1中用A、B、C、D、E 5个虚线框表示，分别为粮食初级批发市场、集贸市场、期货市场、粮食高级批发市场、粮食零售市场。其中，粮食高级批发市场以现代物流为特征，是粮食集运和发放的流通核心。用虚线表明：首先，市场主体不确定，是一个动态集合；其次，不是每个市场都是必须的流通程序。这些流通市场既是商品的聚集地，又是分散地。整个流通过程的实现，既可经过也可不经过某个流通市场，既可经过其中一个也可经过全部流通市场。

粮食流通渠道从1至17共17条，不仅表现为从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的转移，更表现为由16、17终端渠道向生产领域的拉动。

三、我国中心城市粮食流通系统的协同管理

(一)基本原理

协同学源于希腊文，起初只限于研究非平衡开放系统在实践和空间方面的有序，而后哈肯吸收多种相关理论总结出：一切开放的自然或社会系统，都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呈现出非平衡的有序结构，都可以应用协同学理论。现在协同学理论已经被运用于研究社会范畴的复杂系统，而中心城市的粮食流通体系正是社会范畴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它拥有着结构和秩序，协同理论可以作为探索粮食流通体系复杂系统结构和秩序的有效手段。

首先，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具有自组织协同。整个流通体系按“自组织”的方式形成，在现有结构下按照一定规则运行，整体运作表现为“有序”。流通体系在组织结构上是一种“虚拟”的形式，农户、中转机构、粮食加工企业、配送公司、零售商等，在“双赢”因素驱使下，会自发地加入到围绕着核心企业所形成的链条上，构成一个较大范围的“虚拟企业”。粮食流通体系一经形成，就具有了拥有自身本质规律的结构，即是一种自组织化了的结构。这种自组织属于社会范围内的一种自发现象，当内外环境变化时，无需外力干扰，系统会通过自我协同以适应环境变化，进而达到有序状态。这就是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的自组织协同。

其次，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具有被组织性。尽管从整体层而看，中心城市的粮食流通体系具有自组织性，系统会主动进行动态调节，使得整个体系朝着新环境的要求方向发展。但是节点上的企业存在着对利益的不同追求、对风险管理认识的偏差、管理能力的差异等，这些都可能导致流通体系内不协调因素产生。因此，从粮食流通体系的局部层面来看，节点上的企业以及流通环境需要以规则来约束和控制，这就是粮食流通体系被组织的一面。约束和控制是被组织方式，也是流通体系走向有序或高级有序的有效手段。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协同管理的层次和具体内容如图2所示。

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纵横延伸的网络系统，它既存在各环节企业间的竞争，更强调流通体系内各环节的协同运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各环节的“无缝对接”和整个中心城市的粮食流通体系协调运转。

(二)序参量的定性求解

协同学把系统的有序或高级有序的方式称为“自组织”，把影响系统有序的关键因素称为序参量，非关键因素称为控制参量。序参量支配着各子系统的行为，又为各子系统所支持，它们之间的协同竞争

通过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从而影响和决定系统自组织的程度和方向，进而决定系统的有序程度。

中心城市的粮食流通体系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会受到来自系统内外部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因素会越来越明显地主宰着整个体系演变的方向，这就是序参量。粮食流通体系具有对序参量“适应”和“选择”的能动性。节点企业会主动调整与合作，使得有利序参量增长和发展，而不良序参量被减弱和同化，从而实现流通体系与环境之间、各环节企业之间的协同。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协同管理思想就是科学地寻找支配系统发展演变的序参量，促使系统达成新的更高的有序。基于探索图的序参量定性求解如图3所示。

探索图是在征求多方意见的情况下分层次描绘的。经过多次反复地归纳整理，最终得出了意见相对集中的一种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协调运作影响因素探索图，该图清晰地描绘了影响系统协同运作的多种因素、主要表现和层次关系。在这些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法规、信息技术发展和企业竞争属于外部环境因素或宏观序参量，而非本研究的序参量，在这里职能作为控制参量反应在系统自组织过程中。

其中，城市物流瓶颈、节点企业信息共享程度、粮食流通主体成熟度和合作忠诚度是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的节点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对流通体系协同运作起支配作用的影响因素，即为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的序参量。

(三)被组织策略的实施

被组织是指通过改变对序参量有导向作用的控制参量，对序参量施加外部压力的一种手段。结合图3分析得到的控制参量，通过这种改变，可以弱化不良序参量的不良性程度，增强良性序参量的良性程度，促使系统产生有效的自组织，达成系统协同运作的理想效果。

1、完善市场体系，正确引导粮食生产和消费。目前我国中心城市粮食市场流通功能不健全、机制不完善，流通能力制约着供求平衡。中心城市粮食流通初步形成了由粮食收储加工点、粮食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及居民区粮店组成的“粮食流通网”，但明显具有初级市场特性。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并且市场运作时间不长，中心城市的粮食市场从空间布局到功能发挥、从体制机制到交易手段仍较落后。因此，必须推进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实现粮食购销的市场化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实现粮食市场多渠道，形成多元化市场主体广泛参与粮食流通和公平竞争的新机制，让市场真正起到引导生产和消费的作用。

2、转变经营理念，创新粮油制品流通渠道。粮食企业应当认识到，要快速增加农产品的总附加值，必须大力发展流通加工的同时发展专业化生产，初加工和深加工相结合，特别是对一些价格比较低的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协同管理产业链和价值链，提高位于价值链高端的战略性增值环节的发展水平。同时，创新流通渠道，在中心城市实现经营连锁化和配送集中化，这是在城市提高粮食流通能力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3、依托龙头企业，实现连锁经营规模化和品牌化。首先要积极培育中心城市粮食连锁经营主体，可结合龙头企业、国有粮店改革的具体情况来培育连锁经营主体。其次要依托农业龙头企业上联市场、下联生产基地和农户，有品牌、有市场的良好条件，引导它们通过开设直销店、连锁店等形式，不断壮大连锁网络，将更多的名特优新产品推向市场，打响品牌。再次要积极引导相同业态或经营内容相近企业，通过兼并、联合、合作等方式，带动连锁经营，实现低成本扩张和跨地区发展。

4、完善流通立法，确保粮食依法流通。尽管国家颁布实施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但多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仍政企不分，沿袭部门化的微观管理、直接管理，职能转变滞后。加之执法刚起步，执法体系尚没有完全建立，对粮食流通体系的形成、规范、发展，还缺乏配套的强有力的政策、制度支撑。因此，国家要尽快完善流通配套立法，出台规范各级市场、交易公平的相关法律法规，使粮食流通步入健全的法制轨道。中央和地方应制订和严格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建立各级粮食质量安全检测检验机构，建立粮食质量安全检测信息公开制和不合格产品就地销毁制度，保证农产品依法流通和安全流通。

(四)瓶颈问题及解决对策

1、信息化建设滞后影响协同运作的效率。市场信息化建设滞后，中心城市粮食生产与消费之间、区域之间的信息不能及时可靠地传递和共享，使粮食流通体系运转的组织程度低。另一方面，由于粮食流通信息不灵敏，反应滞后，会影响决策的有效性。以电子商务为例，调查结果显示粮食行业中36％的业务量都受到电子商务的影响(见表1)，这一比例仅次于金融服务业。因此，中心城市粮食主管部门要建立快速、准确、有效的信息传播网络；建立健全信息收集制度，并建立信息中介组织；加强城市各网点信息市场的管理，建立有效的监控问题探索机制；大力培训信息化管理人才。

2、各环节企业间缺乏协同运作的动力。在这个复杂的流通体系中，一方面，流通主体不够成熟、组织化程度低，缺少主动协作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各节点企业是独立运作主体，不同的经营理念、价值取向及有限理性边界等使得企业之间缺乏协作动力，甚至会出现企业个体行为与整个流通体系的总目标冲突的情况。因此，在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引导企业协作的同时，必须完善中心城市的市场机制，使粮食企业真正受益于整个流通体系的协同运作，只有整体协同为企业带来收益、降低其运营成本时，企业才会有积极性主动参与其中。

3、粮食流通系统布局不合理，影响协同管理能力。粮食流通系统一直以来都没有引起城市建设和规划的重视，缺少长远、全局的合理规划。随着中心城市边界外扩，粮食的生产地点变迁，粮食流通体系布局不合理越来越突出。中心城市的粮食流通体系布局应具有前瞻性。根据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的特征，对粮食流通系统进行科学规划和设计，这种规划设计必须体现出对区域经济和粮食产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和洞察力；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的布局还应多方位思考，不能单纯从社会化物流产业角度看待粮食流通问题，应该从区域产业经济、粮食产业链、粮食企业经营活动等角度多方位来观察中心城市粮食流通体系布局的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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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粮食危机原因博弈

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8年春季年会上，“新的粮食和农业危机正在形成”已成为共识。这次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是在农业工业化程度已相当高之时的一次全球性危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场粮食危机，笔者认为必须先从其主要原因入手进行分析。

（一）粮食供需格局失衡引发高价均衡

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众多发展中国家对粮食供给缺乏激励机制。粮食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缺乏供给和需求弹性。在短期内，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受制于农地规模、气候变化、生产周期等自然条件。农业满足的，又主要是人们的食物需求，而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但近几年，许多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和农产品的国际流通，使得人们更加注重非粮食经济作物的生产，从而导致粮食供给数量剧减。由于在粮食需求一定而供给减少的情况下，必然引起粮价的上涨，而这又会引起预期上涨的心理恐慌，导致大量粮食的囤积，需求效应进一步放大，于是引发高价均衡的粮食危机。

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其经济效益逐渐弱化。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面前，粮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在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粮食越来越表现出公共产品的属性，市场失灵不断在农业部门出现，使得农业投资常常不足。这也是发达国家对农业实施高补贴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悲剧的根本原因，他们无力弥补这一市场失灵。一方面，他们的政府或者没有认识到农业的基本规律，或者无力支付高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渐渐丧失粮食供给的自主性。

（二）金融市场冲击对高粮价推波助澜

金融市场对粮价的冲击主要表现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它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萎缩，各主要发达与新兴国家的CPI指数都在上涨，影响到国家金融的是车市、房市与油市的价格上涨，而影响到老百姓的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是工资没有涨，另一方面是除了工资以外的一切几乎都在涨，短期会导致群众对基础食品的采购量加大，导致粮食的局部产品供不应求。

(三)能源危机使得粮食成为新的能源替代品

生物能源是目前的热门产业，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也因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价格呈现长期上涨趋势。特别是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推动下，美国政府财政扶持生物能源成为美国新型产业。美国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发展，将粮食危机推向了高峰，导致粮价在2008年的4个月内竟然上涨了150%。

全球性粮食危机引发的深层次博弈分析

从上面的原因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引起粮食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粮食供需格局的失调，而金融市场的冲击和能源危机是导致粮食危机的间接原因，是其推波助澜者。笔者认为农业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现代技术和生物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全球居民生存需要，而目前导致粮食供需失调决不是什么偶然原因。经笔者的研究发现，目前的粮食危机，其深层原因是不同制度安排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

（一）粮食生产的制度安排

粮价上涨与粮食供应不足密不可分，包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农民都缺乏生产粮食的热情，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也正是引起目前粮食供应不足的基本原因。纵观国际各种粮食生产的安排制度，不外乎两种主要制度安排：无粮食补贴和有粮食补贴。无粮食补贴的情形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典型，而有粮食补贴以美国和欧洲最为典型，那么这两种制度安排是怎样影响粮食的供给制度，又怎样影响到农民的种粮热情，笔者将以博弈模型作具体的分析。

（二）博弈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本文假定在无粮食补贴或有粮食补贴制度下，所有农民都有两种选择：生产粮食或生产非粮食的经济作物，这里的非粮食作物包括可可、橡胶、甘蔗等系列作物。并且他们的得益因生产作物的不同而相互影响。为了分析方便，笔者首先讨论无粮食补贴的博弈模型，此时，两个不同国家的农民（即A国农民和B国农民）在选择生产粮食或非粮食作物时，其不同得益组合情况如图1所示。

当双方都未获得政府的补贴时，由于粮食需求的非弹性，当所有国家农民都选择生产（粮食，粮食），那么粮食的供给就会增加，但由于粮食需求的非弹性使得农民的收益仍然显得较为劣势，各自收益为（10，10），甚至都低于都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的收益（15，15），这主要是一般非粮食经济作物的需求弹性都比粮食高。进一步分析知，该博弈模型具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选择生产粮食，而另一方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此时双方的得益均为（20，20）。

所以，该无粮食补贴的博弈是一个典型的“斗鸡博弈”，一方选择生产何种农作物：粮食或非粮食，完全取决于双方的策略态势，但决不可能构成可信性威胁，即双方都没有自己的上策，无法使对方相信自己一定总会选择某种具体的策略。因此，不同国家的农民在选择生产粮食或非粮食策略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交替进行，在该制度安排下，任何国家在生产粮食策略上都没有优势可言。

但现实中各个国家的农产品制度并非都是无补贴的，特别是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对粮食的补贴幅度尤为明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原因对农产品补贴还没有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或者部分国家有些补贴也微不足道，我国便是如此。如是这些就造成了现实中一些国家有补贴，一些国家无补贴。那么此时博弈模型的相应得益就会发生改变。

为了阐述的方便，本文假定B国农民有粮食补贴，并且补贴为15个单位，而A国农民没有任何补贴，此时的博弈模型的得益情况如图2所示。经过分析发现该博弈不再有双纳什均衡，而变成了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即A国农民和B国农民分别选择生产（非粮食，粮食），其得益分别为（20，35）。也就是说没有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会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策略，而有补贴的B国农民会选择生产粮食的策略。同时，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正因为粮食补贴使得B国农民有了上策，即选择生产“粮食”的策略，而没有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却依然没有上策。此时，B国农民的策略选择对A国农民构成可信性威胁，B国农民完全有理由让A国农民相信，自己选择生产“粮食”的威胁已经变成可置信的一种“承诺行动”。而无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却不能让对方B国农民构成类似的可信性威胁，而只能被动地选择自己的策略。（三）粮食危机的博弈分析

从上面粮食制度安排的博弈分析，现在可以非常深刻的理解为什么美国是这场粮食危机的主要推手，自1996年美国推出新一轮农业政策后加大了农业补贴，1998年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这种大幅度的农业补贴，使得美国农民具有明显的生产“粮食”上策，并对其它无补贴的种粮国家形成可信性威胁。同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美国等主要粮食生产国，可以将其经过高额补贴的商品粮，低价在全球范围内倾销，使得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基本无利可图。这使得许多亚非拉国家农民被动选择“非粮食”作物。原有的农地，多数转作发达国家需要的咖啡、香蕉、香料等作物的生产。由此带来了市场交易条件下的大规模生产结构调整和土地兼并，并导致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的国家越来越多。失去了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粮食上，产生了对美国的依赖。其食物体系，同样因美国建立在廉价粮食基础上的工业化食品体系的强大竞争力，也被美国等国家替代。然后，在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的粮食危机便在美国的主导下一触即发，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抑制和化解粮食危机的对策

（一）消除国际间不平等的粮食补贴机制

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产品补贴制度，其补贴幅度之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这是一种扭曲的补贴制度，极大地打击了其他国家农民生产粮食的热情，消除这种不平等补贴机制，只能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才能完成。这需要发达国家放弃巨额农业补贴政策，同时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提供从资金到技术的一系列援助。只有消除不平等的粮食补贴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种粮国家农民在博弈策略上的上策，否则任何国家在生产粮食策略上都没有优势和威胁可言。

（二）发展中国家加强粮食补贴的均衡机制

首先，必须明确本文不是反对所有形式的粮食补贴，而是反对那些不正常的、扭曲的补贴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其生产效率仍然低于其他产业发展，若差距过大，不利于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加强粮食补贴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种粮热情，有利于市场机制发育完善，包括多种参与主体和多渠道的运作方式，变政府宏观调控为市场主导行为。只有完善的市场运作才能真正灵活调节粮食价格、数量和品种。

必须进一步强调的是，对粮食的补贴要达到一定要求，补贴过低，若产业间的差距依然过大，仍然起不到激励的效果，可只能流于形式，起不到长期发展的效果。当然，这还可能涉及到本国的财政状况，实施起来肯定有一定的压力，如何权衡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

作为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若完全以私人物品经营对国计民生是不利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本轮粮食价格上涨中，出现粮食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与政治动荡，与他们失去了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直接相关。因此，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是尽力维系一个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以及促进食品安全本地化的食物体系。

（四）努力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一方面要完善与土地使用相关的政策措施并健全服务机构，以帮助农民充分实现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权益，激励农民珍惜耕地和保护地力；另一方面，要努力用现代科技技术和生物技术去改造农业、发展农业，在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整体使用效率。从而提升单位土地的粮食供给效率。

参考文献：

1.刘明国.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当代农民贫困的经济根源[J].农村经济，2008

2.赵丽芬，杜超.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探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