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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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消灭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性贫困的现实还广泛存在，地区间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差距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地域偏远、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等因素成为贫困人口密集区。党的十之所以做出“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的重大部署，就是要正视区域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并下大力气积极解决。

二、以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因自然垄断和市场缺陷等原因导致资源配置失效时，国家必须通过适当财政政策手段予以干预和弥补。公共财政势必要对这种干预和调控支付应有的费用，比如实行最高限价制度和强制拆分，这时政府就要从财政提供补助或弥补亏损。其他很多诸如城市公共道路、桥梁、防洪大堤等不能由市场方式解决的公共投资项目等就需要财政予以投资和补贴。

(二)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影响了社会公平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就要发挥:调解社会分配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培训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网络，维护社会公平。财政政策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完善和监督市场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三)充分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促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模式来影响社会总供求。当供求趋于平衡时采取中性财政政策，以巩固和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当供小于求时则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控制支出，力争结余，减少资金损失;当供大于求时，就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发展。在结构调整功能上主要是通过税收调整、财政补助等，诱导企业和部门将资源往适合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调整一定要为某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形势服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力杠杆。根据当前的问题和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大调控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强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环保产业。

(五)充分运用税收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时会相应提高税收，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又要减少税收，以此防止经济过渡膨胀或走向萧条。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从而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六)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扶持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急需国家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加大转移支付规模，尤其对老工业基地、革命老区、边远贫困地区、粮食矿产主产区、生态保护区等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少地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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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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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采购特殊性质

了解政府采购特殊性质,是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的基础,从政府采购的概念中,可以归纳出它的以下三个特性:

1.与一般采购活动相比,政府采购最根本特点在于其特殊的采购主体——政府。由此决定了政府采购必然要体现政府偏好,实现政府职能,并与其它政府政策相互配合。这是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的基础与前提。

2.与一般政府活动相比,政府采购中的政府,是作为市场交易中的买方。因此,政府采购必须遵循一般市场交易规则,强调公平、公开、有效竞争。政府采购既可以通过所购商品劳务来满足政府日常运行需要,也可以借助政府采购形式来支持一定产业、技术或项目的发展。市场交易的方式为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提供了灵活、高效手段。

3.与一般财政支出相比,政府采购仅限于购买性支出,而不包括转移支付。政府采购中有一套规范性、程序化的法律制度、规则,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

上述政府采购特殊性质,既为它发挥宏观经济职能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制约因素,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便扬长避短,正确利用政府采购中的宏观经济职能。

二、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

从各国政府采购实践看,政府采购的宏观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总需求管理、保护民族产业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

所谓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即在总需求不足时,加大政府采购;在总需求过大时,减少政府采购,以此实现政府的反周期调节政策。

这是使用较早的经济职能,但作为政府采购来说,这一职能的运用会受到下述因素制约:

1.受政府采购规模制约:一般而言,政府采购约占GDP的10%左右,占财政预算总支出的1/3左右,因此,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必须与其它政策手段配合才能凑效。

2.受政府本身职能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采购的商品劳务,绝大多数是为满足自身日常运行之需,因此其数量、品种都是相对稳定的,难以随经济周期大幅调整,即使象基础设施那样的大型项目,也应当有一个长远的、稳定的规划,而不宜随便用作反周期工具。

3.受反周期政策本身效果制约: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非常复杂,往往既有需求方面因素,也有供给方面因素:既有数量方面原因,又有结构方面原因。象目前我国出现的经济增速下滑,就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缺乏创新能力所致,如果用政府采购刺激需求就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和短期问题。

综上所述,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只能是政府采购次要的,派生的职能,并且只能配合其它需求管理政策使用。但政府采购对极少数重要商品的需求调节仍是有效的,如对重要原材料和粮食等少数商品就可利用政府采购来平抑市场,保证供给。

三、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民族产业

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政府采购购买本国产品以实现保护民族产业目标。例如美国1933年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其宗旨即是保护美国工业、工人及美国资本。日本在贸易自由化之前,公开保护电信网络设备市场。可见,保护民族产业方面,政府采购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但政府采购这一职能的发挥,受到政府采购市场国际化、自由化的挑战。WTO于1996的1月1日生效的《政府采购协议》中就将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性原则引入政府采购。该协议虽属诸边协议,申请加入WTO的国家可不必签署该协议,但是,发达国家都将《协议》与我国加入WTO其它条件绑在一起进行谈判。因此,我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迟早的事。其它国际经济组织如APEC、世界银行等也都有有关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规定。

面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压力,我国应采取相应对策,以期充分利用好它保护民族产业的职能。

1.尽快构建、完善我国政府采购体系。目前我国政府采购仍处于试点阶段,而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步伐正在加快。唯有尽快建立我国政府采购体系,才能首先在国内形成统一的政府采购市场,迎接政府采购市场国际化;才能发现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劣势所在,并加以主动弥补;也只有建立起政府采购体系,才能规范政府购买行为,改变目前大量存在的机关、事业单位随意大量购买高档进口商品状况。

2.应尽量利用好发展中国家权利,在谈判中争取有利条件,在市场开放时间、开放产品品种,开放的资金门槛等问题上争取有利条件,延长保护期,扩大保护范围。

3.在政府采购具体操作设计中,应加强政府协调与指导的作用,并充分考虑我国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做好各种政策配套工作,尽量使外企与国企在一个公平的起点上竞争。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是在想尽办法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本国产业。如泰国法律规定,如本国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只要价格不高于其它国家产品的10%,则要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美国国防部、能源部、航空航天局的国内订货价格则明显高出国外订货,商业部也以国际收支为由优先采购国货。日本政府采购中的繁琐手续和长期形成的关系网,也使国外厂商望而却步。因此,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民族产业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四、利用政府采购调整产业结构

政府采购可通过对所需购买的产品品种、质量进行选择,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但限于政府采购本身规模与职能,政府采购对产业结构的引导,应该将重点放在“市场失效”领域内,其典型就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同时又有着较大的“外部效应”的过程。一项技术创新,一般要经过下列主要环节:应用研究——技术发展——中间试验——市场化初期——产品改进和成熟——技术扩散。其中中试与初期市场化阶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这个阶段投资多、风险大而且又不易引起政府和市场的关注。中试环节薄弱是我国技术创新领域一大难题。而美国公司发展高新技术,其研究成果经过中试进入市场的约占55%,正是政府采购在该领域大显身手。因为政府采购能解决中试与初期市场化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并降低个别企业的风险水平。调节总需求,保护民族产业都是政府采购传统经济职能,但近年来,西方政府已将采购政策重点转向刺激技术的发展和新兴产业成长方面。例如美国

西部硅谷地区和东部128公路沿线地区高技术产业群发展迅速,是当今世界技术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其成功关键即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政策。近年来,美国政府利用采购法支持重要产业的成功例子还包括振兴集成电路工业,使美国重新夺回霸主地位。在克林顿政府的“全面经济计划”中,为扶植创新产品的初期市场,仅就计算机相关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就达90亿美元。

我国的科研与生产脱节现象非常严重。在每年近2万项相当水平的科技成果中,真正产业化的不足5%。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30%左右,其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30～50%,而我国这两项指标仅为8%和6%左右。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逆差持续扩大,占工业制成品逆差的80%～100%。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重视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工作,并投以巨资,每年采购国外软技术的费用多达40～60亿美元。但用于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资金数量极少。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过去一些鼓励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也消失了。因此,目前急需从每年几千亿元的采购支出中,划出一块用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结论

我国应加快构建政府采购体系的步伐,这不仅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需要,也是利用政府采购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根据政府采购的性质,在利用其宏观经济职能时,应做到扬长避短,同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目前的采购支出中,要特别重视其保护民族产业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职能的发挥,而不宜提倡一味扩大政府支出,从总量上刺激需求。

参考资料:

〔1〕《政府采购》楼继伟经济科学版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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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我国能源短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选择

我国虽地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明显偏低，其中石油、天然气的人均资源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5。而伴随着我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量也在快速增加。2001-2013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由15亿吨标准煤增长到37.5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达到7.3%。长期以来，受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为代价，加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了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环境质量和气候变化。因此，转变过去“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缓解我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与能源短缺的矛盾，需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紧开发清洁能源应用，优化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二）发展低碳经济是缓解环境恶化、完成减排目标的现实选择

当前，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资源的过度开采、工业废水、废气、废物的大量排放，造成我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气候变化明显。近几年来，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明显增大，全国各地的雾霾天气更是时有发生，给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阻碍。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中国政府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公开承诺的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及经济技术水平测算，到2020年我国需要约151亿吨CO2排放空间，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20年我国将会面临47亿吨的CO2排放缺口。因此，为保护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按期完成CO2减排目标，必然需要通过发展低碳经济来实现。

二、我国当前财税政策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

（一）现行财税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由于财政制度存在“收入相对集权，支出分灶吃饭”的特征，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作为首要职责，进而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忽视了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在税制方面，大多数划归地方政府所属的小税种由于税源不稳定、征收难度高等原因，导致地方政府收入不足，进而出现了大量“土地财政“现象。这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严重扭曲矿产、土地等资源价格，以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项目换取地方经济增长的方式，严重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离不开调整财税管理制度。

（二）财政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且效率低下

近年来，我国中央财政在节能减排的财政支出方面已经加大了力度，2011-2013年，各年全国公共财政节能环保投资的支出分别为2641亿元、2963亿元和3383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4%。2011年，全社会环保投入602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2012年为825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9%。根据国际经验，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1.5%时，才能基本控制环境污染；而达到2-3%时，才能改善环境质量。美国在1977年的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已达到1.5%，2000年增长至2.6%，相比而言，我国在2012年以前该比例从未超过1.5%，“十五”之前更未达到过1%，这样的投资比重明显偏小，而目前的财政投入增长比例相对于我国大中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和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而言，依旧相距甚远。此外，当前的财政环保投入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我国的环保投资长期以来一直以工业企业的污染源治理作为投资重点，但对于跨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城市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污染防治以及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投资却严重不足。而对于已经得到环保投资的项目，其资金的使用效率却不理想。以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及运营管理为例，2010年，环保部对我国5556套工业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工业废水处理设施的使用效率极其低下，其中因停运、闲置、报废而未运行的设施占总数的32%，运行良好的设施仅占总数的35.7%，总体有效投资率仅为31.3%。

（三）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存在问题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提倡实施节能环保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我国自2002年颁布《政府采购法》以来，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优先采购环保产品，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截至2014年，我国已公布了十四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但我国现行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行的政府绿色采购法律制度仍不够完善，规范政府绿色采购行为的法律手段明显缺位。二是绿色清单的列举方式不科学，目前“采购清单”中的列举方式为指定产品的名称、型号规格和企业名称，而不是以指定产品的性能、特征和各项指标的方式进行列示。这样既不利于对非绿色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正面激励，也容易造成腐败行为的发生。三是政府采购规模不足、绿色产品比重较低，2010年，我国政府采购金额达到8422.2亿元，占GDP比重为2.1%，远低于发达国家10-20%的比重。四是对政府绿色采购的监督管理不到位，导致权力寻租现象时有发生，使得采购成本过高进而浪费严重。上述缺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对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

（四）尚未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专门针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主体税种。现行税制中主要是依靠一些分散在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与环保有关的税种中的相关政策来进行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税种分散、各税种间缺乏协调配合和统一规划，难以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专门且稳定的税收政策体系。专门环境税种的缺位，导致绿色税收政策的系统性不足，难以发挥税收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行为所应起到的调节作用，也无法通过专门的环境税收收入来源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

（五）现行税收政策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存在不足

1.课税范围狭窄，计税依据和征收方式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仅限于矿产品和盐，征税范围过于狭窄，尚未将森林、土地、海洋等稀缺资源纳入征税范围，极易造成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而以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量或自用数量作为计税依据，忽视了对企业已开采但未销售或未使用资源的监控，相当于变相鼓励企业对资源的无序开采和浪费滥用；此外，现行资源税从量计征的方式，难以体现资源税的级差调节功能，导致资源税对应税产品价格变化丧失“弹性”，而单位税额过低，不仅难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还扭曲了市场价格，导致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效率低下，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发展。现行消费税征税对象中与环境有关的涉及到烟、鞭炮焰火、成品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木制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等八种应税消费品，但仍存在征收范围过窄的问题，对于一些高能耗产品和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消费品如一次性电池、白色垃圾、煤炭、化肥、含磷类洗涤用品等尚未列入征收范围，未能充分发挥通过税收限制污染行为的约束作用。

2.税收优惠政策尚不完善。我国现行税制中虽然包含着一些与环保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主要局限于税收上的直接减免，形式较为单一，对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税收间接优惠方式利用不够；从税收优惠覆盖范围看，主要关注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低碳技术的应用等经济行为的优惠不足；此外，现行税收优惠涉及税种较少，优惠项目数量不足且分布零散，难以形成体系进而发挥协调配合的作用。

三、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框架体系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从国情出发，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框架体系，利用各种财税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广泛采用直接鼓励、间接引导、限制惩罚等多种手段与方法，来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框架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投入、加大财政政策补贴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等措施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二是在税收政策方面，通过完善已有税种改革、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探索税收约束政策、加快开征独立低碳税种等措施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三是通过该财税政策框架体系的协调配合，实现我国走“低碳能源广泛使用、低碳产业健康发展、低碳消费自觉践行”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二）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1.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投入。政府预算资金的支持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保障，我国政府应合理确定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投入与GDP之间恰当的比例关系，在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中把低碳经济发展作为专门科目进行列示，并将低碳经济发展预算项目进一步细分为污染治理、节能减排、生态环境建设、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具体项目。一方面通过立法规定财政预算支出的额度和增长幅度，以确保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加大低碳经济发展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数量和规模、建立低碳经济发展基金等方式来稳定低碳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同时，加大对环保投入资金的监管力度，以保证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2.加大财政政策补贴力度。政府应通过灵活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引导和激发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主动性，加快研发低碳技术、推广低碳生产与消费。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补贴力度，如通过加大贷款额度、给予贷款贴息等方式对低碳技术投资企业给予优惠和补贴，为低碳技术的研发和管理人员给予补贴，对创新成果给予奖励等，以促进低碳经济技术的提高和进步。二是对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给予财政补贴，如对消费者购买太阳能、节能空调等节能环保产品给予补贴或补助，引导普通居民进行低碳消费，采用财政贴息、以旧换新等方式帮助新投入市场的低碳产品进行推广，对节能环保的公共建设工程、低排放低污染的新能源汽车等给予大力的财政补贴支持，鼓励低碳行为的发展。

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作为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旨在解决国家各级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化解当前各地方政府财力差距悬殊、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引导地方政府和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低碳经济。具体做法包括：一是要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范围，为转移支付数额的确定提供客观依据。二是要建立起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纵横交错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解决经济落后地区的财力不足，在发挥中央财政主导作用的同时，调动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兼顾激发财力转出和转入地区双方的积极性，促进各地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视以及各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三是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提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引导地方政府加快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主动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4.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政府实施绿色采购制度，在采购过程中优先选购绿色低碳产品，一方面体现了国家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的导向和示范作用，通过政府的表率行为来引导普通消费者的消费取向，提升全社会的低碳环保意识；另一方面，促使生产和销售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积极开发和推广绿色产品，以赢得政府这个国内市场最大的客户，这种影响既有利于扩大绿色低碳产品的市场规模，也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促进低碳技术的进步。针对当前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完善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政府绿色采购的主体、采购机构的职权与责任，供应商的资格审查与权力义务，完善绿色采购标准和绿色采购清单的制定与，规范政府绿色采购的有效实施。二是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制度，将绿色清单的列举方式调整为指定产品的性能、特征和相关项目指标，同时扩大采购清单范围，并更加关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将政府采购对最终产品的绿色要求扩展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三是建立政府采购的监督机制，将监督管理贯穿于绿色采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通过绩效考评机制对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进行跟踪反馈和绩效评价，并逐步建立政府绿色采购信息化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政府绿色采购的执行情况，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

（三）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

1.完善现有相关税种。

（1）资源税。资源税改革应以保持自然资源存量的可持续性作为基本原则，逐步完善现有资源税在征收范围、计税依据和征收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建立真正能够节约能源、体现资源实际价值的资源税，具体改革措施如下：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将森林、海洋、土地、草场、滩涂、地热等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二是调整计税依据和计征方法，将计税依据由现在的按资源的销售量或使用量征收调整为按实际开采量或使用量征收，以防止对资源的过度开采、促进企业提高资源回采率，将计征方法由单纯的从量计征调整为根据不同应税品特点分别采用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的办法。三是提高征收标准，针对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稀缺性强和污染严重的资源要课以重税，以此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限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2）消费税。我国消费税经过多轮调整，已逐步加强了环境保护的税收理念，但仍有一定完善空间：一是要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品征收消费税，进一步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例如应将煤炭、化肥、农药、塑料包装袋、一次性餐盒、一次性电池、含磷类洗涤用品以及氟利昂产品等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二是调整消费税税率，在提高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税率的同时，对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消费品降低税率。三是调整征税环节，例如考虑在成品油的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进一步提高大众的节能环保意识。

2.加大税收优惠力度。低碳产业的发展、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都离不开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我国要发展低碳经济，就需要建立科学的税收优惠机制，进一步加大对低碳行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例如在执行现有所得税优惠的基础上，对从事环保设备制造、环保工程设计、环保新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所得税减免优惠；对企业用于节能环保专用设备的投资，允许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优惠；对用于生产节能产品的专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采用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对低碳产业进行投资；对低碳清洁产品免征消费税；对购置和使用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低耗交通工具实行低税或免税。

3.探索有助于低碳发展的税收约束措施。在积极发挥税收优惠政策正面激励作用的同时，还应深入探索有助于低碳发展的税收约束措施，通过提高污染排放的收费标准、加大经济主体使用资源的成本来限制能源消耗，进而反向激励高耗能企业的转型发展。例如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排污收费标准、扩大征收范围，加大对超标排放的处罚力度；对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品取消出口退税优惠；对原材料、初级产品等大量消耗我国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应提高其出口税率；对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应征收进口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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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财税政策；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加快循环经济发展，正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的核心是“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减量化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Reuse）———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环（Recycle）———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作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1].上述三个原则在控制自然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加强产品的多次和反复使用，只有在避免产生和回收利用都无法实行时，才允许将废物进行最终的环境无害化处理。

可见，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以物质不断循环利用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活动规范及行为准则。它通过从“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整体社会循环，完成物质的反复循环流动的闭环运动过程，使得在整个经济系统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很少产生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

1、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存在着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的态势。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又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由于生产中能源等资源利用率低，造成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循环经济体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将产生重要的作用与深远影响。

2、循环经济是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

我国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程的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以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来带动经济高增长。目前我国既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也经不起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废物产量的最小化甚至零排放。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的压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3、循环经济是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的进一步拓展

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清洁生产在企业生产过程的实施以及各企业间工业生态链上的良性循环，不仅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生产中的废弃物，而且使这种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的理念扩大到消费领域。于是清洁生产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从企业内部走向企业群之间再走向社会，形成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从发展国民经济的高度和广度将环境保护引入经济运行机制。

4、循环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日益密切，环境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的重要障碍。由于我国经济整体环保水平较低，在外贸领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一些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由于在生产、包装、使用等环节的环保要求偏低，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污染产业、有害物质和外来物种入侵将对我国国家环境安全也构成了威胁。因此，要增强我国的环境竞争力，实现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也要求发展循环经济。

5、循环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要实现生态文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如果继续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文明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由于经济建设的资源环境基础的制约，物质文明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满足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循环经济是集经济、技术、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启动和推广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财税政策是比较理想的政策手段，它可以很好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包括利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有效配置资源的效能。通过财税政策来鼓励对环境有建设意义的活动，阻止对环境有破坏性的活动，就能把经济引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可以从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来分析。

1、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又可分为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我国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由于以上公共设施建设的承建企业经济负担较重，所以政府通过投资性的支出，既可以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也可以调动企业建设循环经济的积极性。此外，对污染治理、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公用性事业，政府也应加大投入力度。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制定相关的采购政策来促使市场鼓励再循环利用。如1993年克林顿政府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机构采购的所有纸张到1995年必须含有20%或更多用过的废纸，2000年时又增加到25%.这一做法给再生纸提供了日益兴旺的市场，将再生纸由经济上的一种债务变成了一种资产。而在我国除纸张外，家用电器、建筑材料中的钢铁，铝制饮料罐等的再循环利用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可通过政府的绿色购买行为，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以此影响消费者消费方向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3].

在转移性支出方面，主要涉及到财政补贴。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都通过财政补贴对于相关企业予以支持。如美国国家环保局从1978年开始对设置资源回收系统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根据不同的情况，补贴量为10%-90%；德国对于兴建环保设施也给予财政补贴，其补贴数额相当于投资费用的一个百分点，对建造节能设施所耗费用，按其费用的25%给予补贴；日本政府在《废弃物处理与清洁法》中规定，修建废弃物处理设施要从国库中提供部分财政补贴等[4].而目前我国对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与治污的企业财政补贴仅限于少数几项间接补贴，如利润不上缴、减免税收、先征后返等，这对相关企业的鼓励与支持效果甚微。而对于构建循环经济系统，需要经常性的直接财政补贴的支持。因此，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照顾，例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此外，我国还应借鉴国际经验，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从而大幅度地调动企业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2、税收政策

（1）调整现行税制。首先，要改革现行的资源税。一是扩大征税范围。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税，这无论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是保护生态环境均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我国的资源税只对部分矿产品和盐进行征收，征税范围狭窄，这不利于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解决我国目前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以及防止生态破坏行为，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也应尽快被纳入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二是实行累进课征制。相对于其他税种而言，资源税还具有特殊性，即为了保护有限的资源，针对滥用资源的企业进行的惩罚性税收，因此对资源税的征收应采取累进制方式。也就是将资源的使用量划分档次，不同的档次使用不同的税率，税率逐级跳跃式增加。这样，对于需要大量自然资源输入的企业，较高的资源税率将成为企业的负担，从而迫使企业上马环保工程，转产停产，提高产品价格，加大环保型产品的研发。

其次，开征一些新税种。一是征收新鲜材料税。为了减少原生材料的使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征收新鲜材料税，借鉴其经验，我国也可尝试开征新鲜材料税，从而促使人们少用原生材料。二是征收填埋和焚烧税。这种税在美国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最早征收，也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呼应。垃圾填埋具有成本低的特点，收取填埋税使这条最便宜的垃圾处理途径的成本增加，因而可以使减量和再生利用资源显示出吸引力。此外，还应分期分批的开征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垃圾填埋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对不同地区、部门及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同时加强征收管理，税款实行专项管理，用于环保建设事业。

（2）加大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上，应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对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项目，应给予各种税收优惠。具体来讲，近期可考虑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税收政策。在进口税方面，降低高耗能产品进口关税，对相关进口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对导致高能耗的仪器、设备、技术的进口提高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二是调整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研发费用的税前扣除比例；对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的企业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可以实行加速折旧法记提折旧；对购置相关设备，可以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税收优惠；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减免所得税；对生产在《资源综合利用》范围内的废弃再生资源产品的企业予以免征相关所得税。三是制定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税收政策。低油耗、小排量车辆作为一种节能环保产品，要经过设计———生产———销售———消费———报废的产品生命流程。对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考虑从这一产品生命流程各环节采取不同措施：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对企业与技术提供商实行税收减免或补贴，对节能生产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对产品生产企业降低所得税税率；对流通企业实施增值税减免；对消费者免收此类商品消费税，降低此类商品燃料税税率；对专门回收此类商品的企业，在其营业之初，减免所得税。

[参考文献]

[1]王成新，李昌峰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抉择[J]理论学刊，2003，（1）：19-22

[2]周玉梅构建循环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04，（2）：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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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财政政策；税收；资金扶持

一、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现状

作为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基础薄弱,各产业尚不发达的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已成为财政、税收收入的新的重要增长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得益于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比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于99年8月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强调“要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加快全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重点,制定优惠政策,创造宽松环境,鼓励放手发展。”

二、新形势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有利条件

1.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不断健全完善

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适合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的实施和立法的逐步完善帮助人们消除了非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的“差别待遇”,在经济领域实行了同权利、同义务、同处罚。非公有制经济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其法律责任也不断科学明确、具体可行。

2.西部大开发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大好机遇

第一,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企改革,通过转让、租赁、拍卖、兼并等多种形式对国有小企业、困难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为非公有制经济低成本扩张和结构转换升级创造了条件。第二,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农村结构调整的战略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广阔的空间,通过加盟参与市场开发与建设。第三,有缓解资金和人才瓶颈制约的机遇。西部大开发将导致人才和资金回流西部,可以缓解西部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另一方面国家已出台解决非公有制经济资金匮乏的措施。

3.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振兴地方财政的客观要求

财力十分有限,引进外资不易,国企振兴也尚待时日,促进财政增长可谓任重而道远。而非公有制经济自发展以来,不要政府投资,没有财政补贴,也不要政府承担风险,由于其产权明晰,责、权、利一致的财产机制;自我投入、自我积累、自我扩张的资本聚集机制;短小精干、快捷灵活、互惠互利的营销机制,使个体、私营企业保持旺盛的活力和竞争优势,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促进非公有制的财政对策

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转变理财观念,积极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努力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1.在资金方面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

财政部门加大对基础设施、公共支出的投入,可以改变并完善城市的基本面貌,这是优化投资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财政部门要积极探索增加对非公有制经济投入的新途径。如设立贷款担保基金,吸引银行资金投入,对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经营业绩好、有发展前途、讲信用的非公有制给予大力支持。对市场销路好、经济效益高的种植和养殖项目、畜产品深加工项目、农畜产品购销的贸易流通项目及从事民营企业、开发性企业应适当运用财政资金加以扶持,通过贴息优惠等办法,改变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不涉足非公有制经济的观念,实行政策倾斜。

2.强化服务意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做好促进工作

财政部门应转变职能在强化服务上下功夫,第一,做好信息咨询服务,财政部门要发挥宏观经济部门的调控作用,及时收集、整理和区域内非公有制经济所涉及的行业布局、数量前景预测等相关信息,引导他们发展。第二,做好管理服务,要帮助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主及财会人员提高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对个体、私营企业财会人员的持证上岗、职称申报评聘等工作要纳入全区财务人员统一管理渠道。第三,抓好资产评估工作,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要积极为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做好服务工作,在评估过程中既要客观公正,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又要做到服务优质高效,积极促进企业的资产重组。

3.完善税收征管措施,做到合理公平税负

各级税务机关主要施行“定期定额”,对少数有建账能力、帐证齐备的私营企业采取“查账征收”。在新形势下,税务部门要统一认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要做好服务和咨询工作,对国家出台的税收政策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减、免税政策要全部公开。第二,完善税收征管办法,各征收机关应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更简洁、更实用、更能方便纳税人纳税的征收,努力形成适合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税收征管方式。

4.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发展舞台

财政部门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对市场建设进行投入,会同工商管理部门按照“多方集资、多方兴建、统一管理、共同受益”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多渠道吸收资金,加快市场建设步伐。要鼓励个体户、私营企业投资联建市场,对出资者应在场地、房租、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照顾。管理部门应统一规划市场,把现有条件较好的小商品、服装、农副产品等专业性零售市场逐步发展为以批发为主、批零兼营的市场。把初具规模的专业市场发展为产、供、销服务一条龙的功能齐全的市场。在拉萨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创办各类具有一定特色的诸如民族服饰、传统手工艺品等经济小区,集中管理、连片开发,形成特色经济群体。

综上所述,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扶持指导和规范。随着各项财政政策的贯彻落实,必将迎来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大突破的春天。

参考文献:

[1]黄万纶:《概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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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投资政策；区域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离不开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又称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而制定的旨在促进资源在空间的优化配置、控制区域间差距过分扩大、以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的总和。政府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纠正市场机制造成的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的某些缺陷，以达到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两个相互关联的总目标。区域经济政策从其所采取的政策手段来看，它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政策、区域金融政策、区域产业政策、区域外贸政策等。区域财政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能从指导资源宏观配置、产业空间布局的实施、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等多方面发挥作用。本文就区域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投资政策等区域财政政策进行初步的探索，以就教于同行。

一、区域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区域税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政府经常实施的一种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经济需要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收部门对全部企业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区域税收政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税收通过影响投资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它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调节主要是通过选择性税收政策来实现的，即有重点、有选择地运用优惠或限制性的税收措施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某些突出问题，可以强烈地体现某一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正确运用税收政策可以对区域均衡发展起积极作用，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差别税收政策，限制发达区域的过度膨胀和鼓励落后区域的快速发展。

税收是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它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并不会给制订有关政策的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财政能力较弱的国家往往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如果中央政府想要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或减缓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速度，就可以实施相应的税收政策，从各方面改善企业发展外部条件较差区域的投资环境。从这一点看，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应是一项临时性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很难成为象国家区域财政政策那样的具有长期性国家区域经济政策。

第一，不同的税收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一般说来，税收优惠宽一些，税负就轻，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高；反之，税收优惠严一些，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就要低一些。显然，要改善落后区域的投资环境，加快这些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在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应当对经济发展落后区域尽可能多给一些税收优惠。如果在经济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之间实行同等优惠政策，这样会不利于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形，前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后者宽，对后者更是“雪上加霜”。税收政策在用于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调控时，主要是对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国家希望经济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务部门对全部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国家税收政策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它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责。除了区域税收优惠外，同时还可以实行行业税收优惠。通过行业税收优惠落实对区域的优惠，扶持落后区域有关产业的发展，推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行业税收优惠相对于区域税收优惠而言，能在不破坏行业内市场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同一行业实行相同税率，有利于公平竞争。但由于各地产业结构不同，行业间的差别税率往往能表现为区域间的税收差别。对落后区域主要行业的税收优惠能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又不影响行业的公平竞争。

第二，税制结构对区域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国政府如何选择主体税种和实行什么样的税制结构，对地方经济和财力的影响不同。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在广大落后区域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是，自然资源丰富，企业效益低下，管理落后。如果政府税收采用以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些区域的税源就比较充裕，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区域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经济落后区域企业负担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采取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利于减轻落后区域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资源税属于间接税、转嫁税。采用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地方政府既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靠的收入，而且纳税企业又可以将税款打入商品、资源产品价格向购买方收取，自己不用负担税款。显然这种税制使经济落后区域从中受益。通过这种税制能起到调节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之间的财政利益的作用。

第三，税收政策在贯彻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均根据本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确立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优先发展顺序，并通过建立有利的税制结构来予以保障。国家对不发达区域基础产业倾斜的税收政策有利于缩小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转移支付政策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区域补偿政策，也是世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它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上能够转移和调节区域收入，从而直接调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状况。转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税收形式筹集上来的一部分财政资金转移到社会福利和财政补贴等费用的支付上，以便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使贫困地区能够达到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水准，即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均等化，这一标准是全国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最低标志。因此它是促进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区域财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只负责援助那些低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而不负责已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以使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所承担的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的职能。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去追求市场所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必要去援助那些大大超过全国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发达区域。中央政府对不发达区域的援助目的是促进和帮助这些地方政府实现中央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它的钱只能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和由富裕区域向贫困区域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纵向转移支付制度还是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其实质都是“抽肥补瘦”。一般性补助转移支付量过大，财力平调过多，既挫伤发达区域的积极性，又会使不发达区域产生依赖性，将损害整个国家的发展动力和效率。因此，转移支付更多的是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尽管它们同样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但相比而言更加公平和合理。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加强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抑制区域间差距的过分扩大，调整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横向不平衡，促进地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为落后区域的经济起飞创造条件，达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可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重要的援助手段，对不发达区域改善社会公用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转移支付制度能促进一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不同区域的人民能享受到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趋扩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缓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实现社会公平是财政分配的重要职能。公平不仅仅指个人收入方面的公平，还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方面的平等权力，如义务教育、公共交通服务、基础设施等。这些服务如果只靠当地政府来解决，或者在财政体制中缺乏这种社会公平的机制，就必然出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要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必须有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种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的长期稳定的机制，实现我国各区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大体平等。第二，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中央财政来说，可以通过长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财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对区域发展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并通过对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补助，贯彻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增强财政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财政从与各省博弈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宏观调控。对地方财政来说，可以在划清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通过分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弥补贫穷地区由于财力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功能不足的缺陷，并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转移支付，落后区域永远是发展不起来的。

第三，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正确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使地方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由于缺乏规范的转移支付的办法，地方政府往往将精力和时间放在同中央财政的讨价还价、以及在“关键时候”采取不正当手段如突击支出或突击收税等方面，而懒于发展区域经济。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仅造成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政府行为的错位，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使供求平衡产生波动。在税收方面长期存在的政出多门、随意减免、乱开税法口子的混乱现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区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与其他区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钱”上面，而且确实得到了实惠。这种现象很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严肃税法，提高税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从而配合中央政府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显然，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区域投资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区域投资政策是具有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投资决策权的中央政府习惯于实施的一项区域经济政策。国家的投资在各区域之间的分配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极大，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国家投资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全国的经济布局：一是由国家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诸如解决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供水、住宅等方面问题，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为工业化、城市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二是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一些重点区域建设和布局一批工业企业，以谋求区域经济增长和区际经济相对均衡发展。可见，财政投资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快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手段。加大对落后区域，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可以提高其经济实力，加快发展速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

区域投资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保证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目标可归结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富裕。区域投资为实现其目标提供了保证。调整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和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也需要政府适当进行投资。可以说，没有投资的实现，就没有区域生产力的发展，其他变量的增加和改善也就难以实现。不仅如此，区域投资还具有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作用。投资既然是生产能力的生成活动，就必然包含着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因此，投资的作用对象是多重的，它同时对人、财、物等诸要素及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对它们提出量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对它们提出质的配合。政府通过对落后区域投资，兴建一些重大的投资项目，对落后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刺激作用来增加一些区域的经济实力和这一区域的社会总产出，提高落后区域固定要素集中程度，增加流动性要素的潜在边际生产力，吸引流动性要素的进入，而且能够改善区域的产业结构。

区域投资是实现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纽带和桥梁。如果区域投资能充分地体现区域生产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就能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既有成就，投资效益就会有很大提高。不仅如此，区域投资的规模和投资方向还决定着区域各产业的固定资产拥有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再生产结构。区域投资方向合理，就能适时地促成新兴产业兴起，加快某些薄弱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内部结构的改善，从而建立起产业间新的比例关系，逐步改变和不断调整区域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可见，投资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种主要比例关系的协调，有助于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目标。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能够利用它们在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上的投资决策权，选择一部分区域作为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项目建设的重点投资区域，通过它们所属的投资机构注入建设资金来促进这些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具有耗资较大、工期长、利润低、见效慢等特点，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无力独立承担其中较大规模的项目。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可以从财政总收入中专门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负责对基础设施中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铁路建设、电力工程等项目的投资。政府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资源配置职能，就是通过财政投资分配，直接为不发达区域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当然，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尚难以满足各区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要求，为此，政府还可以考虑从金融政策方面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予以倾斜。例如，可以成立与项目相联系的股份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以拓宽资金融通的范围和渠道，或通过财政政策供给引导外部区域的技术、人才等资源流入不发达区域，间接为之提供服务，对不发达区域的市场和资源配置形成弥补作用。

投资在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情况。在计划经济国家，不仅是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全部来自财政投资，大部分生产性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也来自财政投资，中央政府在这些方面具有很大的投资决策权，因而国家区域投资政策往往成为这些国家所制订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计划经济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国家的区域投资政策的力度要小得多，生产性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一般都来自私人机构，即使这方面的政策被纳入了国家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也仅仅是起引导投资的作用，而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生产性项目的投资开始来自市场，中央政府的国家区域投资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也开始弱化。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完善，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作用都将重新予以明确和具体定位。规范体制环境，引导企业主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将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划分上的逐步明确和规范化，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其投融资环境比较好，投融资渠道比较广泛，政府管理机制比较灵活，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比较强，有利于把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相应地，西部内陆地区投融资环境虽比不上东部沿海地区，但也要积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配合中央的宏观调控，充分利用国家的区域投资政策，促进自身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一鸣主编。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2]刘雅露。缩小地区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和政策[J].经济纵横，1994，（3）。

[4]朱小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及其调控政策选择[J].经济评论，1999，（4）。

[5]江世银。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3，（3）。

[6]江世银。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主导产业选择[J].理论前沿，2003，（12）。

篇8

 

一、财政金融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

 

财政和金融活动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而且在经济发展中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财政和金融有融通资金之意，只不过前者为公共金融，后者一般更强调民间的资金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主导性作用，政府一般不能直接介入市场竞争活动而只能以宏观调控者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因而财政和金融政策成为政府的主要调控手段。财政金融法律制度既有微观的又有宏观的，在选择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金融手段时，要注意有关财政金融立法是否具有政策性和可选择性。

 

1.微观金融活动立法中的意思自治法则是民族自治地方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

 

在微观的金融活动中，由于资金的融通是民间主体的活动，因而主要是以商事主体活动为主的，要尊重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正如民法学者所说的：生活资源之得丧变更肇因于大自然之造化者，非人类所得任意安有b因而私法所可担负之任务，止于顺乎自然法则而作规定。[1]所以我们不能任意破坏这些法则，否则就等于违背了自然法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众多的金融商事主体都是私法主体都按照意思自治法则和法律的微观规制进行决策。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波斯纳说：依照自愿交易的资源转移，将导致高效率。[2因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金融活动不应当是在微观领域因为如果一旦破坏了微观主体的正常决策，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必须依法构建自由和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

 

2.税法的普适性和公平、效率原则是民族自治地方微观财政活动的基本要求。

 

财政法在微观财政法领域体现的是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比较典型的是税收征管法律关系。在这个法律关系中征管机关和纳税义务人的行为应当按照基本的行政法律规则行事。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税务和缴纳税款行为与征管机关的征收、稽查、强制措施等行为都不能以发展某地区的经济为理由而加以改变。这是因为“税法是体现税的形成特征和规则所在”[3，“税法的普适性，既是法制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公平、效率的要求。同时还是税法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要求”。[4]税收本身的规律在民族自治地方不会有所改变。而且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按照法律的要求提高本地区的行政执法水平，国家也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执法水平给予合理的支持和监督。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税收执法应当遵守WTO的非歧视原贝IJ、透明度原则、统一实施原则、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这样我们没有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微观行政法律规则上变通的可能性，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必须努力使自己的微观领域的法治状况符合法律的要求，用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规则来营造良好的法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二、我国财政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章规定国家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技术创新、农林牧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这些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因而也就需要在相关财政立法中得到体现。从我国的财政法律体系来看，包括预算法、税法、国债法等法律部门。但是，在我国的财政法律部门中还缺少一个特别重要的法律部门一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法调整的是国家的财政资金如何向特定主体或区域转移的问题，只有规范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才能很好地扶持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所以建立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财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预算的法治化是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的最根本前提。

 

我国于1995年开始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家的财政预算活动，建立了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预算制度，基本上是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但预算法仍然有许多制度缺陷，在支持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在内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更是有很多不足。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应当说这是有利于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但是由于民族自治地方本身的财力是比较弱的，光有财政自主权不足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从预算制度上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己经是十分必要了。

 

(1)预算法应当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预算资金安排的规定加以协调，对于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如何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明确规定。而现行预算法仅在第31条中规定了中央预算和有关地方政府预算中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扶助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而该条规定实施起来是十分困难的，没有可操作性。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9条规定了国家设立各种专项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但该规定并没有在预算法中得以体现，所以预算法应当做出相应的规定，明确上述各项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

 

(2)我国预算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不利于对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财政支持的。我国预算法奉行的“量入为出”原则和有关复式预算的规定对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有密切关系。“量入为出”原则表面上看可以控制预算支出，防止出现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但是“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反映了封闭型经济条件下政府预算自身收支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比较行之有效的一种预算收支原则，实质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51这一原则不能反映政府的财力需求，政府的预算受预期收入影响很大，不利于进行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编制。这样中央和地方预算在安排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预算资金时必然受到政府财政收入预期的约束，因而资金安排也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引入西方国家预算法一直奉行的“以支定收”原则，这样有利于在预算编制中政府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扶持的预算开支。

 

在这种预算框架下，政府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看做是客观的资金需求，进而提高政府的支出效率。另外我国预算法上规定了复式预算制度，但是却规定复式预算的编制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实际上，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复式预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政府则不再明确编制复式预算。[6复式预算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够把政府的经常性开支(即所谓吃饭财政)和建设性开支(即所谓建设财政)分开，政府能够把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明确地列出来。这样有关政府可以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资金列入建设性预算之中，真正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扶持。

 

2.合理地运用税法上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税法一般来说为政府的财政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税法所包含的政策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税收政策比预算法的实施灵活得多，因此各级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采取税收政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项目包括：(1)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2)农业、牧业、林业等生产条件和水利、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3)合理利用民族自治地方本地资源发展地方工业、乡镇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但是由于税法本身的规律和税法的复杂性也导致采取税收政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存在困难。我国税法目前对上述项目采取税收政策专门扶持的立法非常之少，只是在増值税的免税中规定，对国家定点企业生产和经销单位经销的专供少数民族饮用的边销茶免征増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増值税一般不能作为支持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因为増值税其征税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促进商品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节的无障碍地流通，如果针对不同区域而采用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会破坏増值税的内在价值。

 

此外还没有专门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上述经济发展项目做出税收优惠规定。要把有关税法的税收优惠规定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衔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一般来说作为直接税的所得税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措施，“税收收入的减少便可以成为医生在产出下降时开出的良药。”[8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条例也规定一些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需要照顾和鼓励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定期减税或者免税。预算法明确规定了分税制，即中央和地方财政根据各自的事权来划分相应的税收收入。政府在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十分困难的。我国目前把企业所得税列入中央和地方共享税，这样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实行减免税政策的同时不会减少本地区的财政收入，当然在所得税返还上应尽量对民族自治地方进行照顾。

 

3.国家应当建立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真正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我们上面提到的许多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措施，最终都需要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配合。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地看到了转移支付制度对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价值。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2条规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増长，上级财政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増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用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通过转移支付法来平衡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如德国在转移支付制度方面有《联邦财政均衡法》，该法以一定方式使联邦政府的财力能够在各州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使它们的财政实力相对平均。[9而我国目前仍没有转移支付法，我国目前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过渡性的，新旧制度的混合体，[10]因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转移支付措施也就没有法律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转移支付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民族优惠政策转移支付。

 

但由于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有许多体制上和结构上的缺陷，因而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有学者在论证西部开发的财政转移支付时指出：应在转移支付目标体系中増大特定目的的非均衡政策目标比重，即要减少一般性补助，増加专项补助”。[11]上级财政应当加大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用于发展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综合发展的项目，如农林牧产业、地方特色经济、合理的资源开发，以及改善基础设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还规定上级财政应当帮助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关专项转移支付应当扶持。特别指出的是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应当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力资源的引进与开发。所以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平衡和加强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在内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资源开发。

 

三、金融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金融法律制度对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是比较间接的，不像财政法律制度那样可以把资金或者减免税的政策直接兑现给民族自治地方。在金融法律制度框架下，必须谨慎合理地使用金融政策。因为金融政策关系到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否稳健以及维护金融安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7条规定：国家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特点和需要，综合运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金融扶持力度。”一国的金融市场体系是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构成的，而这些市场领域法律到底能够提供多少优惠政策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金融立法应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为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我国基本建立了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核心的货币市场的法律体系，但是这些法律制度中都没有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定。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有关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使之能够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配套。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7条的规定：金融机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在开发资源、发展多种经济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应当给予重点扶持。”此外，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企业技术创新、商业和医药企业的发展，国家的金融政策也应当给予扶持。而在货币市场的金融立法上，没有关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定，而且货币市场上的优惠政策还受货币市场的特殊规律的制约。对于商业银行来讲，它对于自己的信贷管理是以资产的质量和效益为核心。

 

世界各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一般要服从三个原则：安全性、有效性和规模性。因而从商业银行的运行规律上讲，它一般不愿意把资金投向民族自治地方，因为这样商业银行有比较大的风险，而且收益率也比较低。所以国家不能为了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而责令商业银行向自治地方贷款，这是违反货币市场规律的。因此在货币市场上采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主要靠央行的货币政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以货币市场的稳健运行为核心的，稳定币值、经济増长、充分就业等都是央行的政策目标，“但是，中央银行并不能对这些目标加以直接控制，而只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对它们施加间接的影响和调节，使进入中央银行的目标区。在充分考虑货币市场的经济规律和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有关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1)立法应当规定中央银行运用其货币政策工具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基准利率、再贴现业务、贷款业务和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使用再贴现业务和贷款业务两个货币政策工具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是可行的。中央银行可以对那些开展符合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贷款项目的商业银行给予再贴现或者央行贷款支持，以鼓励他们向民族自治地方提供资金。这种作法应当在中央银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并且要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互配套。

 

(2)通过政策性银行的直接贷款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我国借鉴国际上的作法，于1994成立3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由国家投入，贷出款项一般是专款专用，不具有派生存款和信用创造功能。政策性银行具有很强的引导投资功能和补充功能，解决商业银行不愿投资的领域缺乏资金的问题。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运营还处于中央政府指挥和命令之下，其运营缺乏法治化的运作机制。有关政策性银行的法律规定，只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家政策性银行的金融业务，进行指导和监督。该规定过于原则，对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导向和资金安排没有任何规定，这将可能导致把国家的资金贷给自己的关系户。所以政策性银行资金投向的法治化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在立法的改革过程中要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投向都在中央银行法中加以规定。

 

2.利用资本市场上的国家风险投资基金孵化民族自治地方的创新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