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论文十篇

财政经济论文篇1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注释

[1]高杉.财政报告不列细目不利于监督.北京青年报,2004.2.19（4）.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学：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载R.科斯等主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96-397).

[3]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2004:MakingServiceforPoorPeople.Oxford：ACopublicationoftheWorldBankan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114-115).

[4]袁连生等.义务贫困儿童资助制度,载茅于轼主编.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出版社，2004.（52-55）

[5]孙春龙.西安学院3亿元收费黑洞.了望东方周刊，2004.（36）.

财政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财政经济论文篇3

针对上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贫困县来说，在今后一个时期，应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积极采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特别新上项目一定要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全县经济工作要始终坚持以财源建设为龙头，按照“夯实基础财源，发展支柱财源，壮大主体财源，培植新兴财源”的基本思路，力争短期内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静宁实际的多元化财源体系。

（一）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传统的经济结构已不适应市场要求，财源建设要真正从传统的以单纯的培植农林特产品的圈子中跳出来，按照区域化、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的要求和市场需要什么，企业就加工什么，农民就种养什么的要求，加快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着眼于全县果品、养殖等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支柱产业，围绕产业结构调整抓基地建设。按照“抓基地增强辐射力，抓龙头增强带动力，抓市场增强拉动力，建园区增强推动力”的思路，充分利用果品、洋芋、精细蔬菜、静宁土种鸡、瘦肉型猪、中药材和优质人工牧草等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通过加强引导、行政推动、加大投入等措施，扩大规模、增加总量、向规模要效益，以效益促发展。特别把发展龙头企业作为加快产业深度开发、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重点环节来抓，逐步形成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龙型产业体系，建立区域性特色农业财源群，优化地方财源结构，促进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二）努力加快工业化进程，壮大主体财源。加强财源建设，壮大工业是关键。针对现有工业规模较小、基础较弱的实际，今后工业财源建设必须克服过去封闭、分散、粗放的发展弊端，紧紧围绕果、薯、畜、药、菜等五大支柱产业，围绕有竞争力的企业、技术和产品，按照产业化的运营模式，打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界限进行资源和要素的组合。坚持市场导向，依靠科技创新，注重扶持有效益、有竞争力的具有经济支柱和财政支撑作用的立县产业企业。特别要把科技进步作为提高全县财源建设质量和档次的重要因素，通过扶持科技型项目，推广和应用先进科技成果等措施，促进科技进步因素尽快融入财源建设项目群体之中，不断提高项目的科技含量，使全县主体财源有一个持久、牢靠的基础。一是按照“抓两头带中间和分类指导”的原则，对重点财源企业，继续从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倾斜扶持，促进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在重点抓好建材、化工、建筑、轻纺等优势行业发展的基础上，依托现有骨干企业和县内资源优势，与农村支柱产业有机结合起来，注重果品深加工和农副、土特产品加工，走加工增值的路子；同时，以产权为核心、以资产为纽带组建专业性集团公司或跨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集团，形成规模优势。对亏损大户，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采取兼并、联营、改组、收购等措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调整产品结构，促其走出困境，为增加财政收入做贡献。二是实施项目栽桩，依托骨干重点企业，选择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关联程度大的工业项目，作为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用大项目带动大投入，大投入促进大发展。继续抓好建成项目的达产达标，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填平补齐，改进工艺，加强管理，培训人员，注入资金，开拓市场等手段，促其达产达标。重点抓好化工公司1000万发电雷管，水泥集团公司10万吨水泥、5万吨复混肥，成纪酒业公司1000吨苹果白酒等项目的达产达标。三是采用新机制、新措施，加快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四是积极论证新项目，建立工业财源项目库。按照建设一批、开工一批、论证一批、储备一批的思路，从静宁县资源状况出发，坚持市场导向和效益第一的原则，围绕我县农业产业化发展、兴办龙头企业、产品系列开发、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转化，积极论证新项目，建立项目库。所列项目要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较高的科技含量和创利税能力。进库项目要聘请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进行咨询、论证，做到对比筛选，精中选优。对成长性好、发展空间大、市场需求强劲的项目和产品，要抢抓机遇，创造条件，尽早开工建设，抢先占领市场。真正做到以项目争资金，以有为争有位，促进财源建设，增加财源总量。

（三）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积极吸引县内外客商投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机制活，投资少，风险小等特点，政府应进一步放宽放活政策，从经济政策，发展条件和生产要素分配上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凡是不属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都应积极支持，不限规模，不限比例，不限速度，快速发展，对优势明显，具有带动作用的个体私营企业，更要通过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引导有实力的非公有制企业向国有企业实施参股、控股、并购、托管，发展混合经济，使国有企业逐步民营化。

（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巩固和发展支柱财源。进一步加快特困企业和重点财源企业改制步伐，按照企业产权关系明晰化、经营机制市场化、资本结构多元化的思路，用足用活企业改制政策，采取一企一策、甚至一企多策的办法，对特困企业在考虑安排好职工出路的基础上，采取整体出售、租赁、承包、配送等形式，打破所有制和行业界限，鼓励私营企业进入国企改革，促进资本合理流动，进一步搞活企业。对没有任何出路，又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妥善安排好职工后，依法破产。对重点财源企业，加快改制步伐，主要实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转换机制，增强活力，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帮助和引导财源企业加快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步伐，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对一些中小企业，要通过兼并、租赁、出售、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围绕名优产品，以优势企业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以存量调整为主要途径，进行强强联合，组成优势互补，共同受益的“小而精、小而专、小而优”的小巨人企业，使之成为县级财政收入的支柱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二、对策和措施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搞好财源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目前，我县财政困难程度不断加剧，收支矛盾日益突出，资金调度异常困难，赤字和负债逐年增加，形势非常严峻。对此，全县上下务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不断强化市场观念、效益观念、长远观念，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把增加收入和培植税源结合起来，把争取上级扶持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发扬“宁可苦干，决不苦熬”的静宁精神，把财源建设作为缓解财政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坚持不懈，扎扎实实地抓出成效。

（二）进一步加强财源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制度，严格监管。财源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加强领导，辅之必要的行政推动和引导，并严格监管，才能真正形成全社会抓财源建设的良好氛围和合力。一是成立由县上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财政、经贸、计划、农业、林业、乡企、金融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财源建设领导小组，设立财源建设办公室，专抓财源建设工作。二是落实工作责任制，按部门职责明确分工，抓好落实。实行县上领导、职能部门一把手联系重点财源企业、包抓一个财源项目的工作责任制。把财源建设工作的好坏作为考核党政领导和部门一把手政绩及工作人员实绩的重要内容，以工作成绩论英雄、定功过。每个项目要坚持实行项目业主负责制、工程招投标制和质量监理责任制。县上要与项目单位签订责任书，将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企业，从严考核，真奖实罚。三是建立财源建设工作例会制度。财源建设领导小组要定期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召开协调会，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确保财源建设项目的进度、质量和效益。

（三）加强项目的考察论证和筛选推荐工作，积极争取省市扶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和全面实施，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必将由直接拨款变为对各种项目的扶持。为适应这一转变，我们要按照省上财源建设的总体要求，牢固树立项目发展观，紧紧抓住中央、省市对财源建设扶持的有利机遇，结合静宁实际，积极组织各部门、各企业依托当地资源和劳动力充足的优势，结合企业技术改造、乡镇小城镇建设、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产业化等，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直接挂钩，抓紧项目论证，力争形成上马一批、储备一批、调研一批的良性循环机制。坚持先干后争取、边干边争取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多方位争项目、争资金，促进财源建设工作。

（四）狠抓资金筹措，加大财源建设的资金投入。一是县财政要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压缩非生产性支出，挤出一部分资金，建立财源建设专项资金。二是县乡财政每年从超收中拿出50%的资金，用于重点财源项目和农村支柱产业。三是对农业专项资金、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和有偿资金等统筹管理，集中用于经济效益好、上交利税多的财源建设项目。四是加强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统筹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财源建设。五是将国有资产出售收入和国有资产收益的大部分纳入财源建设。六是对具备条件的债权转为股权，变单一的资金结构为多元资金结构。总之，今后政府对财源建设的扶持要由注重规模的硬投入向规模和质量并重的软投入转变，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和杠杆作用，采用贴息、垫息、担保等手段，吸引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闲散资金扶持财源建设。

（五）严格落实优惠政策，促进财源建设。一是对重点财源企业继续按地县有关规定，兑现落实税收返还、税收上缴增长分成、加速折旧、补充流动资本、据实列支技术开发费等优惠政策，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促进重点财源企业发展。二是认真贯彻落实省上《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按照“三不限”、“四放开”的要求，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培植新兴财源。三是对部门和个人向上争取资金数额较大且投向财源建设的，给予一定比例奖励。四是对发展财源建设有突出贡献的有功人员和招商引资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要在工资晋升等升级、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并给予奖励。五是对乡镇财政实行彻底“分灶吃饭”，充分调动乡镇培植财源的积极性，夯实乡级财源基础，壮大经济实力。

（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征管办法，努力做到应收尽收。要在加强税源调查和监控、准确掌握税源变化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税款代扣代缴、税务稽查、财务审计、纳税申报等制度，积极探索控管税源的新路子，把培植财源同强化征管有机结合起来，敢于动真碰硬，在抓大税、攻难税、查漏税、追逃税的同时，重点解决税赋不公、税款流失等问题，有效堵塞税收“跑、冒、滴、漏”，做到应收尽收，使财源变税源，使税源成收入，有效解决“两个比重”偏低问题。

财政经济论文篇4

【论文摘要】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措施的实施，青海省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依靠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能源投入高、消耗多、污染重，人力资本的素质低和数量少、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论文关键词】 转变 青海 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 一、青海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1.节能降耗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其组成要素中能源是非常重要的要素。经济增长需要能源的支撑，但粗放型经济增长中的高耗能必然导致能源的供应紧张，也会造成对环境的高污染，增加环境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青海省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量已连续两年徘徊在2.9吨标准煤上下，比全国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量平均高0.51吨标准煤，是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发达在区的2倍～3.5倍。也就是说青海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物质资源，或者说是靠青海大量廉价的能源高消耗实现的，在能源工业开发和利用方面走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路子。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能源使用从满足简单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转向合理节约使用和环境效益并重的目标。 2.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生态环境是青海省可持续发展的命脉，生态环境的破坏，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等于摧毁了补给经济发展的生命线，经济发展势必成为无源之水。 由于青海省处于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工业污染呈加重之势，特别是西宁市和海东地区，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占全省排污负荷的70%左右，一些大中型企业污染治理进度缓慢，部分重点区域特别是湟水河沿岸区域特别是湟水河沿岸区域的环境污染没有得到大的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些对农牧业生产构成很大威胁，直接影响农牧业生产，制约着全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青海在追求经济发展时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 3.科技进步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推动 2005年青海省的科技排名从全国的29位降至30位（仅高于西藏），其中科技进步基础排名29位，科技投入排31位，科技促进社会经济排28位。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业比重不高，产出增值能力，工业积累能力不强。更缺乏高贡献率的龙头行业核心技术，高新技术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远远低于国内经济发达地区。 因此，青海省要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要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立足科学发展，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实现集约型增长，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效，高质的转化。加快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 二、转变青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财政政策选择(1)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实现我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对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挥着重要作用。 1.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 税收政策是政府介入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对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青海省在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不足或对技术研发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在制定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时要着眼于鼓励企业的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研发积极性。要充分利用退税和税收抵免等措施对企业的研发进行支持，完善相关的法规并尽可能保持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持久性，使企业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研发支持，要适当降低企业获得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标准，扩大政策的惠及面，使不同性质的企业均能够因研发活动而从中受益。在税收政策上为了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可做以下的调整：一是调整现行的增值税，改“生产型增 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相当于对投资征税，会影响企业投资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为消费型增值税后，企业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享受增值税抵免带来的优惠，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吸引外资、拉动内需、提高自主增长能力，确保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除此以外，还要建立合理的企业技术创新的创益分配机制，可考虑将部分利润用做奖励创新有功的人员，并对获取的奖励收益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 (2)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节能产品生产企业 节能产品生产企业不仅具有促进能源节约的战略功能，而且大多数节能产品往往是技术较为先进的，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科技产品。因此，有必要参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税收政策，对节能产品生产给予一定的所得税优惠。①直接优惠。对生产节能产品的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非专门从事此类节能产品生产的企业，就其生产节能产品取得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非专门从事此类节能产品的企业需要分别核算节能产品生产经营所得和非节能产品生产经营所得，未分别核算的或核算不清的企业不能享受税收优惠。②投资抵免。对企业购置节能产品（设备），可按其产品（设备）投资（购置）额的30%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抵免。③开征能源税。开征能源税，必将增加高耗能产品和对环境有害的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引起此类产品的消费量下降，最终起到抑制能源消费的目的，进而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 2.制定相关的财政支出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制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财政支出政策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实现青海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必须切实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体包括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经济结构调整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对高新技术产业领先技术和品牌产品开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过程中，财政支出政策应发挥导向作用，将现行的税收返还、体制性补助、结算补助、过渡期转移支付与专项拔款等几种形式重新核定归并为均等化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明确对工业技术改造、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支持思想，集中财力培植和重点支持有明显竞争实力和潜力的支柱产业。建立和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保障机制制定，完善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的优惠政策，以点促面，推动全省循环经济的发展。 (2)制定支持科技投入的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政策对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还是税收优惠对提高青海省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企业的创新能力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青海省应完善鼓励重大自主创新产品的财政补贴政策借鉴经济发达地区的做法，培育自主创新的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市场，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 因此，在财政支出方面，一是要在产品创新上，应为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提供必要的贴息、信用担保等支持；二是为建设科技实验室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完善重大的自主创新产品财政补贴制度，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对新产品的支持方式主要是拨款补助项目和贷款利息补贴。另外还要根据青海省目前企业研发水平的同时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研究与创新，促进该省以国有科研机构和大学为研发主休向以企业为研发主体的创新体系的转变。 参考文献: 青海统计年鉴，2007年 王宏利:可持续能源战略的财税政策研究[J].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14-3) 郭庆旺:经济稳定增长与长期增长的财政政策[M].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

财政经济论文篇5

摘要：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绩效评价的普遍重视，我国财政部门在公共财政支出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但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财政支出未得到有效评价，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关键词：政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绩效评价的普遍重视，我国财政部门在公共财政支出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但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财政支出未得到有效评价，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1.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现实意义

财政支出绩效，是指财政支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它反映了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之间的比较关系，重点研究政府配置资源的合理性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按照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及其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多方面的控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是对财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投入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是发挥财政调控功能、提高财政资金安排科学性、促进财政支持社会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

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于规范财政支出，依法理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增加公共支出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二是有利于重点项目建设，对项目的运行及效率情况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促进项目管理，增强项目管理者对项目的责任感；三是有利于正确引导和规范财政资金监督与管理，形成有效的财政执法和监督约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获取有效的信息，使政府决策者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及短期行为，节约财政资金，缓解供求矛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随着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拥有了现实可行的条件。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同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仅要分析计算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投入和产出，而且还要计算分析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投入与产出，支出绩效既反映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效益，又反映为大量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财政支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远比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复杂。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2.1全面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财政支出类别多，内容繁琐，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外交事务、行政司法、科教文卫等众多领域。支出对象的广泛性、差异性决定了其绩效的表现具有多样性特征，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整体效益和局部效益等。要对财政支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必须对上述因素进行全面衡量，从多种效益的相互结合中得出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同时，由于不同类别的支出具有特定的功能，所追求的效益也有所侧重，因此，评价时，在全面衡量各种效益的基础上，也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别支出所产生的效益的特殊性。

2.2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原则。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看，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常用的有前后对比法、有无对比法、逻辑框架法、成功度法等。但无论何种方法，都有严格的标准、指标、程序和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必须设计一套统一的原则、制度、标准和程序，以此作为开展评价工作的基本规范，否则，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将失去衡量的依据，评价的程序和质量也会失去控制。但考虑到财政支出绩效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对不同类别财政支出的评价，可以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充分考虑其差别性，结合各自的功能特性，选择相应的指标和标准来进行。

2.3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原则。定量计算是通过选择一系列的数量指标，按照统一的计算方法和标准，评定财政支出的效益状况；定性分析是评价者运用其自身的知识，参照有关标准，对评价对象作出的主观评判。在实际评价过程中，支出执行的结果有的可以直接用定量化的指标和标准来计算衡量，如经济效益状况；有的则不能用定量指标、标准来计算衡量，如公众的满意度。单纯使用定量或定性的方法进行支出绩效评价，势必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如一些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支出由于投资数额大，时间和运行周期长，绩效的发挥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有的支出项目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但外溢效益显著，如果仅用定量指标和标准来衡量，显然不能反映支出绩效的真实情况。所以，在进行评价时，定量计算和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非常重要。

3.目前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

3.1保障制度缺乏。目前，《预算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对财政支出均侧重于资金投入的管理和监督，而对资金产生的投资效益则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缺乏法律约束和制度保障。

3.2绩效标准难以建立。绩效标准是管理部门或评价人员对实际效果进行衡量或评价的鉴定要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被评价单位或项目绩效高低的尺度。由于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的缺乏,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诚然，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绝非易事。与企业追求财富最大化相比，政府组织追求了太多的公共目标(经济的

、政治的、自由的、安全的、环境的、社会的等等)，且其中多数目标都很难衡量。也可说，公共支出目标的多样性和难衡量，是其评价标准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如何从科学角度,突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手段、认知和主观决策限制,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和完整的绩效评价标准，综合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政府绩效,是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的重要目标，也是当前开展绩效评价的难点。

3.3绩效预算未能实施。由于我国真正推行绩效预算管理还需要一个过程，在项目预算中缺乏科学的前期项目论证，中期记录也很少，有些还局限于先确定资金、再论证项目的现象；财政管理上合规合法性监督多，绩效关注少；部门和单位只管要钱,不讲绩效的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些问题不但使违规操作成为可能,严重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也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的深入开展。

3.4支出评价内容不完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不仅涉及项目过程审核和投资与回报的评价，而且包括各种宏观因素的评价。如投资的社会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自然环境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投资行为对行业、社会及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等。但目前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恰恰不包括这些内容，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不能达到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的目的。

3.5支出评价结果约束乏力。由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体系不健全，缺乏法律规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只是作为各有关部门项目建设档案保存，或作为有关部门加强新上项目管理的借鉴或参考，对于财政资金支出项目中的成绩、问题与相关责任，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环节责任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约束，不仅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权威性，制约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深入开展。

4.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思考及建议

4.1划分评价层次。根据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可以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四类：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

4.1.1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财政支出项目的效益。由于财政支出项目是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且项目支出内容十分广泛、项目间差异大、项目效益不确定性大，因此，对财政支出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对合理安排财政经费、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1.2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主管部门所属二级和基层预算单位的财政支出效益。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单位作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基层单位，其支出效益直接反映为财政支出的总体效益，因此是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4.1.3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财政部门，评价对象是各个政府部门（使用财政经费的一级预算单位）的财政支出效益。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的基础。

4.1.4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监督机构、财政政策研究机构等，评价对象是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益，是部门财政支出效益的综合反映。综合绩效评价对象具有整体性，其范围可以是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可以是某一区域内发生的财政支出。根据我国财政管理级次可将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进一步划分为国家财政支出效益综合评价、中央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地区（又分为省、市、县、乡四级）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

上述评价工作分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并且共同构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上述四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目的相同，四类评价工作都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为目的；二是层次分明，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单位评价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总和，而综合绩效评价又要以部门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为基础；三是差别显著，项目支出评价是具体财政支出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总体评价，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侧重于财务管理效率评价，综合绩效评价是一种政策评价。

4.2建立评价制度。

4.2.1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制定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办法、工作规则、工作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结果运用等一系列制度和规程，并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纳入财政管理制度范畴。

4.2.2要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在收缴环节，采取集中收缴方式，提高资金入库效率；在分配环节，分类细化预算指标，有助于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和评价，还可清晰地衡量预算分配环节的成本与效益；在购买环节，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可以取得规模效益；在支付环节，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是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有效途径。因此，财政支出各环节上都存在绩效问题，应该研究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都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4.2.3要做好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审计和财政监督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中职责和业务分工的划分等制度建设，从多个方面强化和推进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

4.3完善评价体系。

4.3.1建立分类体系。在探讨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之前，首先应当对财政支出内容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分类体系，作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起点和基础。考虑到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才刚刚起步，可以按财政支出的功能将单位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划分为经济建设、教育事业、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国防、农林水、政府采购等九个大类，并且根据评价工作的具体情况可以在进一步细分的若干小类下开展评价工作。这种分类的好处是，与财政日常管理的习惯相适应，简便易行，也便于基础数据的收集。

4.3.2设置评价指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循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统一与专门指标相结合、项目绩效监督与宏观绩效监督相结合的原则。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设置的目标就是形成一套完整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库，这种指标库的形成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更依赖于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健全。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层次，在财政支出分类的基础上，应分别建立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库。从指标的适用性角度考虑，各类指标均可划分为通用指标、专用指标、补充指标和评议指标四种类型。并且根据指标的性质不同，可以将各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划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

4.3.3制定评价标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是以一定量有效样本数据为基础，利用数理统计的原理进行预测和分析而得出的标准样本数据，用来衡量和评价财政支出的绩效水平。根据标准样本数据能够具体将评价对象的好坏、优劣、强弱等特征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量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根据标准的取值基础不同，分为行业标准、计划标准、经验标准和历史标准；按照时效性可以分为当期标准和历史标准；按照标准形成的方法可以分为测算标准和经验标准；按照区域可以划分为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此外，还可以分为政府标准、社会公众标准以及民间机构标准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是准确衡量绩效的尺度。在我国要全面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除要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指标体系外，还必须要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标准进行总体规划设计，研究指标与标准的对应关系，研究不同评价对象的标准选择，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整理各种分类标准数据，在条件成熟时要研究建立绩效评价标准数据库。标准并非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因此，如何建立和维护更新标准库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提高有关评价标准的权威性，财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可以效仿企业绩效评价，定期有关评价标准。一般来讲，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指标都可以表示为成本效益的比例，收益、成本的具体内容视不同效益指标而异；评价财政支出社会效益指标的标准往往由于支出项目涉及不同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而各不相同，为此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中，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指标的量化标准就成为一个关键环节。由于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在政府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目的不同，要衡量和判断这些支出的绩效须对应不同的评价指标，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标准则要根据评价的具体目标、组织实施机构、评价对象来确定。

4.3.4创新评价方法。良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目前理论界提出了成本效益分析法、最低成本法、综合指数法、因素分析法、生产函数法、模糊数学法、方案比较法、历史动态比较法、目标评价法、公众评判法等多种方法。其中，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价法和成本效益分析法已经被《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试行）》所采纳，应用到实践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中，社会效益评价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点内容，而现有评价方法中，能够简便、精准地评价财政支出社会效益，满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际需要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今后要倾向于深入研究公众评判法等适用于社会效益评价的基本方法，创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体系。

4.4编制绩效预算。绩效预算作为一种公共支出预算模式，是由绩、效和预算三个要素构成的。“绩”是指财政支出所要达到的目标；“效”是指具体考评完成目标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预算”是指为实现支出目标提供的财政资金数额。绩效预算是绩效评价的前提与基础，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在财政支出管理的各个环节中，笔者认为，从绩效预算编制入手开始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是应用绩效评价理念的一个良好切入点。编制绩效预算，就是要进行事前控制。财政与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都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运用成本——效益法，对重大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审查、组织专家论证、筛选，严把入口关。编制绩效预算可以起到事前监督的预防作用，解决了其他事中和事后环节监督管理上的不足，能够从根本上提高资金的绩效水平，加强预算制度的约束作用。

在具体的绩效预算编制过程中，要结合预算支出管理实际，在绩效预算的各主要环节加强制度约束。如结合部门预算的编制程序，各预算部门首先要进行自我评价，在这个环节需要对各部门明确支出责任，建立奖罚措施和资金追踪返还制度。各部门要对影响财政支出绩效的因素进行定义、识别、衡量和预测，并对要实现的目标进行评价，制定科学、合理的支出计划，在编制本部门支出预算草案时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价；在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审查环节，要建立严格的绩效预算审查制度，通过加强对预算支出绩效的审核、评价及综合平衡，对绩效差、不合法、不合理、不科学的部门预算支出计划予以调整；财政部门要建立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跟踪检查制度，在提出公共预算时要设有与该支出对应的效果指标；在预算执行的中期报告中要对比资金的使用与绩效，在决算时要报告最终的资金绩效情况，并对各部门的财政支出进行横向的成本效益分析，找出不同单位或部门项目间成本效益差异的原因，为以后支出决策提供依据。

4.5建立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形成一个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完备数据库是切实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技术保障。首要任务是克服制度障碍，打破各部门“有些过分的保密制度”，扫除“不必要的人为阻碍”，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信息公开、共享多个部门协同进行数据收集采集，针对各类支出项目的投入、效益与影响，进行必要的横向与纵向比较，保证绩效评价工作的持续、高效开展。在目前的收支管理体制下，财政部门获取各个部门全面详尽的资产状况、收支状况以及公共生产服务的基本信息尚有难度，因此亟需加强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分不同行业、类型的财政支出项目，将有关的信息或资料作为初始数据源，由点及面并扩展到其他评价项目，逐步扩大评价信息的收集范围，推动数据采集进入标准化工作阶段。制定相关数据采集标准和方法，建立完备的绩效管理信息系统、绩效考评基础资料数据库和项目监测系统，同时强对财政预算支出的分析。此外，还要发动社会力量，开展数据处理软件的设计与开发，以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

4.6设立评价机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工作主体，为了改变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零碎涣散，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状况，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真正形成对计划、决策、管理的监督和制约，应在财政部门建立专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对全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施统一管理。同时，在各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的绩效评价机构，按照全国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有关要求组织做好本部门、所属单位以及财政支出项目的具体评价工作。鉴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财政支出管理的监督作用，必须赋予工作机构及相关人员以必要的职权，如在信息查询、资料获取、独立取证以及行政处罚建议等方面给予一些特定的权力。

4.7评价结果应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包括：

4.7.1对项目支出资金使用单位报送备案的绩效自评报告进行核实和抽查。逾期不报送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的，视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没有达到。

4.7.2对跨年度实施中期评价的项目支出，在提交年度评价报告之前，财政部门不再拨付资金，并可以根据评价报告的结果，对长期项目资金作中期调整，以使项目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不按规定提交评价报告的，必须向本级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方可拨款。对绩效差劣的项目要进行通报，对同类项目下一预算年度不再安排资金。

4.7.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用以分析诊断单位内部的管理问题和部门的主要政绩水平，还可以判断财政资金配置的合理性。经报请本级政府同意后，可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实现信息共享，体现和增加公共支出公正性和透明度。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下年度安排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对绩效良好的项目通报表扬，对下年度的同类项目优先安排，以控制财政风险。组织、人事、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可以把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各自的管理视角，引入问责制，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4.7.4重点支出项目经过综合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可根据评价结果向本级政府报告，对后续资金拨付提出处理意见，经政府批准调整支出预算。同时，提请有关部门对重点项目资金进行重点审计和事后审计，加强对重点项目的财政和审计监督。发现项目单位、主管部门有虚报项目、工作量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或截留、挪用财政资金，或由于管理不善、决策失误造成财政资金严重浪费的行为，除限期追回被骗取、截留、挪用的财政资金外，还要根据《会计法》、《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并建议有关部门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5.结束语

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虽说节约的着力点是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但财政投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节约点”。放大这个“节约点”的功能和效应，不仅事关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持久开展，更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建设“绩效财政”的极端重要性，才能不断增加财政投资评审的客观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用好用足财政投资的每一分钱，获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财政投资超值回报。

参考文献

［1］陈志刚.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趋势［J］.中国审计，2003，（21）

财政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优先序

一、引言

有关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总结出各国金融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方面带有的规律性的趋势。其后麦金农与肖分别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阐述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这一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农村经济的特性、“金融抑制”、资本的“趋利性”和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大批退出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弱化趋势。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让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服务,使其切实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的需求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宁波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试图在制度上对当前的农村金融支持提供发展的优先序依据。

二、宁波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1.宁波农村经济的特点

宁波经济一种外向型经济,有天然的深水港,贸易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宁波的农村经济也是一种外向型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经济不一样,在宁波X县Y村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村1000余户农民,仍然经营传统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的不足40%,而这40%经营传统农业的农户中有87%主要经济收入为规模养殖水产所得,剩下的13%虽然也经营传统农业,但是规模小、数量少,农业收入平均只占总收入的10%左右。该村中另外60%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制造业的工作,其中80%的人靠办厂生活,不在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多是生产汽车零部件或纽扣之类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但销量好、订单多的产品。从以上数据我们看出,宁波贸易及物流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其实现了转型。尽管还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但是基本上农村经济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农村经济,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如水产养殖业的农户,其中一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原产品初加工流程。宁波农村经济的这种特点对金融支持的要求和其他地区农村是不一样的,在有限的金融资源约束下,怎样更加有效的配置资金,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这就产生了金融产业发展的优先序问题。

2.宁波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形式有很多,从产业的角度可以分为: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再加上财政支农方面的金融支持,基本上包括了金融支持的各个方面,另外还有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但是由于民间金融是农村内部自发性的是内生的经济活动我们暂且不考虑政策上对其的影响。宁波农村经济现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农户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分为农业生产性经营和制造业生产性经营。这两种生产经营方式有其各自的特征,所以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

传统农业的特点是投资期限长、风险大,但是资金的回报率也高。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2009年受海洋气候影响,该村养殖虾的农户基本上都亏本,而2010年养殖的虾蟹产量和销路都很好,初步测算其资金回报率都在200%以上。在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中,60%的人需要资金来扩大规模或需要资金引进新的养殖技术或设备,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曾取得过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现阶段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撤出了乡级营业点甚至某些比较落后的县级营业点。农村现在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机构只要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相对于资金需求量庞大的农村经济体,有限的信用合作社显然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其次农村房屋及土地产权的不完全、不清晰使得农户无法通过抵押或质押来取得贷款,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户们反映很多时候的贷款要靠村里或镇里的干部或有经济实力的人的担保,这样无疑会加大农户的贷款成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租金,同时也无法保证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最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为事业单位后,其绩效考核和职工工资待遇都同营业利润有关,因此作为一个理性人,信用社更多的是将农户的储蓄存款拿到工商企业处发放贷款,尽量避开风险较大的传统农业领域,不仅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反而是从农村“抽血”供应其他产业。基于以上分析,农村传统农业产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难从银行产业取得,也不具备发展证券业的条件。所以只能依靠财政在农业方面的投入,财政支农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可以直接通过项目投入到农业产业,比如养殖基地的建设投入或农户的免费技术培训等;也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补贴来激励其加大对传统农业的金融支持。另外要大力发展保险业,鉴于农业风险大的特性,发展保险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有保险的支撑会消除农户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激励农户自身对农业产业的投资。但是低的保费收入赔付比使得保险公司对此并不热衷,这也同时需要政策上对保险业进入农业领域给予支持,如税收减免等,也可以由财政出资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财政支农和保险业的发展对于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要有所侧重,前期已财政直接投入为主,以此来增加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和赢利能力;后期通过保险业的介入来激励农户的自发投资,同时减少财政直接投入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农村的非农业经营生产领域对金融的支持需求又有所不同。调查数据显示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即制造业的农户中,其中90%曾取得过信用社或农业银行的贷款,而大部分人认为金融机构无法满足自己的贷款需求,但是该村中的民间金融很发达,亲戚朋友甚至是钱会、合会等的资金拆借活动很频繁。宁波农村的制造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分工程度特别高,多数家庭的工厂产品单一,只做一道工序,正是这种生产单一产品的模式使得他们的产品专业化程度高。但是资金的短缺使得他们无法扩大生产,形成规模经济。当产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时,显然仅仅依靠农村经济自身的投资再生产无法满足对资金的需求,这就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如果通过财政支农来解决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显然这样发展起来的制造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迟早会被淘汰掉。只有通过政策上对银行业倾斜,诱导银行重返农村扎根,在现阶段农村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情况下其资金回报率必然高于城市里其他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激活农村经济后,将会有更多的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直到城市与农村的资金回报率大致相同。另外也要发展证券业,规范民间资金流转。

三、简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对金融支持的形式有所侧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宁波农村的传统农业领域要优先发展财政支农和保险业;在非农产业要优先发展银行业和证券业。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1.前期要加强财政支农力度,通过加大对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补助激励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但是要做到补助或其他形式的投入要以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为考核标准,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免费或资助农户引进农业技术以及收集相关信息。

2.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保险公司进入农业领域或直接由政府组建保险公司专门为农业保险。

3.在非农生产领域要大力引导商业银行的进入,在政策上为银行在农村设置网点或提供贷款提供方便,吸引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参考文献:

[1]秦池江:论金融产业与金融产业政策[J].财贸经济,1995(5)

[2]叶敬忠汪淳玉:新农村建设的优先序[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3]谢婷婷:新农村建设形势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J].学术交流,2007(3)

[4]熊军:论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J].商业现代化,2006(4)

[5]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财政经济论文篇7

面对严峻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冷静分析形势，果断地作出了增加投资、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重要决策。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铁路、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投资，并在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资金投向的前提下，适时适度扩大信贷规模和增加财政预算内支出。提高了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同时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有条不紊地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等项改革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这些措施已经和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从6月份起多数经济指数已经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进一步发展，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因此要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还必须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措施。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去年我国经济增长8.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投资约占2.2个百分点，消费约占4.9个百分点，净出口约占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影响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从消费方面看，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今年1—7月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考虑到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9.2％，增幅同比回落1个多百分点。从当前消费需求走势看，消费品市场平淡，物价持续走低，城乡居民收入增势减缓的格局仍不会改变。再加上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和逐步到位，居民预计用于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个人支出会增加，对于商品消费方面的花费更为谨慎。因此今年消费增长幅度至多能维持上年的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

去年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外汇占款放出基础货币2300余亿元。今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特别是日元大幅贬值对我国出口的直接影响，1—7月份外贸出口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2个百分点。后几个月出口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出口增长将大大低于去年，预计全年外贸出口与去年相比不可能有多少增加，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从投资方面看，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1—7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体）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近两个月已开始增速，但考虑到外商、集体和个体投资比去年下降的因素，全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不足以弥补外贸出口增幅大幅度回落造成的缺口。因此，要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必须通过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在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甚至经济萎缩时，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采用两大调控手段：一是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降低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等手段来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二是启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运用财政政策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仅能直接增加社会需求，而且能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由此带来的总需求的扩张往往数倍于财政支出本身的扩张。这就是经济学通常所说的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一般来说，在经济的扩张阶段，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的调节作用比较明显，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相对收缩阶段，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则比较迟缓。财政政策由于能直接扩大社会需求，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时滞短，在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

实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并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仅能够增强全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和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而且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稳定。同时，还是缩短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根本选择；是改善基础设施，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是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是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出路。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以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第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增加基础设施性建设投入。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依然不高，特别是农田水利、铁路交通、邮电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等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既能有效刺激国内需求，迅速带动经济发展，又能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调整、改善投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第二，目前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业银行资金存差较大，物价总水平继续下降，是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的有利时机。今年1—7月货币回笼同比增加669.3亿元，外汇占款没有新的增加，按国民经济计划应当供应的基础货币发行不足，因此当前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货币超计划发行，引发通货膨胀。到7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074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437.3亿元，比年初增加4469.8亿元。商业银行由于约束机制增强，对供过于求的工业项目贷款更加谨慎，因而存贷款差额较大，增加了银行运营成本。面向商业银行增发国债，有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化解金融风险。在物价总水平继

续走低、银行利率五次下调的情况下，增发国债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第三，中央财政是可以承受的。现在中央财政虽然比较困难，但当年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比较低，按国际口径比较，1997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1998年年初预算确定的赤字加上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在当年反映的赤字，比重大约为2.2％，低于国际公认3％的警戒线。1997年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1％，加上今年年初预算确定的国债和这次发行的1000亿元国债，预计今年年底的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0.3％，也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因此，我国增发国债仍存有较大空间。从长远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国家财政会逐步强大起来，还本付息的能力也会不断增强，只要运筹得当，不会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偿债高峰。

增发1000亿元国债，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元国债的使用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这样，总数约200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据测算可拉动GDP增长两个多百分点，今年按发挥一半效果推算，将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

财政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财政支农

由于社会、经济和自然禀赋不同，城市与乡村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割舍又相互区别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既在各种状况下相互对立和矛盾，又相互补充和结合。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世界各国普遍以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各国又都采取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适时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建立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发展农村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既要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振兴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还要促进精神文明的进步，在农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又要通过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改造，让农民有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整洁的街道；同时，农村的民主管理也应有所发展，落实和完善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机制。这一要求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党中央对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工作的总体规划。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这是因为，没有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就无法让农民生活宽裕，就难以促进乡风文明的进步；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处理不好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只看当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新农村建设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我们要全面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搞好农田水利、农地整治等农业基本建设，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增加粮食生产投入，抓好粮食生产，保持粮食价格稳定，构建粮食稳定增产的长效机制，保障粮食安全。其次，要进一步加大促进农民增收的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措施，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第三，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使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地区，切实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改善农村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环境，降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成本，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第四，要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改造治理力度，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维护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让农业生产保持低消耗、低污染的良性循环。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农政策选择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投入的数量、方式和结构都将提出新的要求。但近几年，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在农村的机构网点，其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功能趋于弱化而农村信用社由于受其自身机制和实力制约不能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和现代化的业务类型。而农业的低效益和公共品属性也决定了政府在农业及农村投资中的主体地位。在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之后，我们应该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改进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财政投入倾向农业和农村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则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我们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考虑到农村经济的现状和农村发展的需要，今后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坚持两个“反哺”的原则，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体现财政投入对农业和农村的倾斜。

（二）明确财政支农重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的投资

从国外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都十分注重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这是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措施。我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农村，也要从基础抓起。在现阶段，结合农业和农村的基本情况，财政支农在坚持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持的同时，要加强对农村的交通、水电、文化、卫生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投资，以降低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成本，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还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保护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农业、维护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区别各地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支持方式和力度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优势的差异，各地区农业生产状况不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发展显然具有比较优势。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不是没有资源优势，就是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同时，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制于原有的经济基础，欠发达地区要赶上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总量规模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必须以高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策上要区别对待，实现地区间农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以实现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四）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是确保农业投入稳定增长和及时足额到位的前提条件。根据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结合农业财政投入的特点，各级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范围应各有侧重。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建立和完善地方财政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制度，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把财政支农资金用到实处。

（五）发挥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导向功能，拉动社会资金投入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是各国政府投资和保护的重点产业，但并不是对农业的全部投入都属于公共财政的范围，都要由国家来投资。尽管我国已经进入支持、保护农业的新阶段，但不意味着农村全部公共事业都由国家和政府揽起，不能把建设新农村理解为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要注意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入，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

（六）大力推进农村税费、农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福祉

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产生活条件息息相关。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除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相对过剩、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负担沉重。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摊派和集资项目，以保证农民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农业生产，有富余的资金改善生活条件。

选择适当时机，改革现行的农地制度，在不改变农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活其经营权，让农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资源合理配置，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都具有现实意义。

（七）发扬民主，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运行的监控

随着财政支农力度的加大，对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运行的监控成为农村经济管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按照《预算法》、《会计法》、《农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支农资金的预算立项、使用过程、事后效益进行全面的监管。既要有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中介机构等的参与和密切配合，还要发挥广大农民群众对支农资金的监督作用，落实和完善村民的民主监督机制，促进农村的民主管理。

财政经济论文篇9

这些案件的发生，说明在有些财政部门内部管理已管理分散，安全隐患较大。

制度是管理的基础，也是约束行为、防范风险的重要屏障。制度缺失或执行不力，是一些地方在财政资金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另一重大问题。包括财政的内部控制制度，财政与银行之间对账制度、相互制约机制和机制都不健全，漏洞较大;岗位培训制度、岗位轮换制度和岗位素质教育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也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此外，由于人员配备不足，财政国库机构和乡镇财政所在内部管理上存在一人多岗、岗位交叉的现象，一些关键环节和重要权限集中在个别人员手中，少数单位未对支付印鉴实行分人分印管理，定期对账制度流于形式，或者根本就不对账，密码不密，形同虚设，财政资金运行的各项内控机制无法完整落实，给财政资金安全留下很大隐患。

财政专户过多、重复设置、管理分散，安全隐患较大。专户资金仍然采用传统的实拨方式，管理链过短，少数地方至今还没有落实财政专户归口国库部门统一管理的要求，更是增加了资金运行风险。湖北潜江市财政局和张金镇财政所,之所以选择财政专户资金和财政代管的单位资金作案，正是利用了财政资金管理制度上的漏洞。

财政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 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引言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要目标，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财政体制的公平性和运行效率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地方政府在获取地方收入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就引发了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职能和财政收入不匹配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由于税收方面的原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也存在不一致性，地方政府往往要承担一部分的财政缺口。这两方面的财政问题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成为调节财政收入的必要手段。除此之外，中央政府也将财政转移支付视为实现政策意图、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制度开始确立。199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仅为2296亿元， 2014年达到46787亿元， 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平衡财政资金、支持地方财政收入、弥补地方财政资金缺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财政转移支付是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却没有一致性的结论。本文利用1997～2008年的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的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供了分析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将分以下部分来研究财政分权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状况：一、引言；二、相关的文献综述；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四、计量结果分析；五、稳健性检验；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的国外文献综述

Tsui（2005）通过1994～2000年的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对中国县级财政差异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同时，文章中还通过因素分解法来分析中国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间的财政差异。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之间的财政差异没有明显的缩小。

Huang、Chen（2012）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均等化的作用，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财政转移支付扩大了地区间的财政水平差异，没有起到地方财政均等化的效果。

（二）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的国内文献综述

郭庆旺、贾俊雪（2008）的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起到均衡地方公共服务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在配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没有充分权衡公平和效率，导致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出现了偏差。

郭庆旺等（2009）在两部门模型下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出最优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并说明了最优规模主要受财政分权水平的影响。

刘群（2011）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文章还提出应当扩大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

模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重庆市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1997年以后四川的数据不再包含重庆市，分离后，四川省的数据收到较大影响，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剔除了重庆市和四川省的数据。地区由于各种原因数据缺失比较严重，也将省的数据剔除样本之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致使2008年以后，中央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突然加大，造成了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的不平稳性。为了客观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建立计量模型时，舍去了2008年以后的数据，在时间段选择上，本文选择1997～2008年的数据，力图全面、客观地显示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参照现有的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回归检验的基本方程为如下形式：

yit=tranit+capit+labit+openit+FDit+taxit+μit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i表示省份，t（t=1997，…，2008）表示年份。y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作为指标。tranit表示财政转移支付程度，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tranit=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某省本级财政收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capit表示投资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来衡量。labit表示劳动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来度量。openit表示各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用各省年度进出口总额/当年本省份GDP加上各省份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本省GDP之和表示。FDit表示财政分权程度用各省的财政收入/中央的收入来表示。taxit表示各省的实际税负水平，本文用各省份的财政收入占各省份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

四、计量结果分析

由于数据为面板数据，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本文确定使用固体效应（fix effect）模型进行回归。全样本回归时，加权后各变量的系数更加显著，表2列出的是加权后的回归结果。

yit=0.00543+0.08636tranit***+0.105capit***

+0.02751labit***+0.03201openit***+1.03983Fit***

-0.01799taxit

R2=0.69 DW=1.24

从的计量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某省本级财政收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比率衡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里得到的结论与许多文献的结论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根据委托理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更能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转移支付的手段给予地方政府，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其次，中央在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时，着重向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地资金，帮助中西部地区更快发展。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域性，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情况更好，自主财政收入更多，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财政补贴，本身就应该考虑其公平性和补贴效果，对于中西部地区更多的补贴，可以使得中西部的省份财政资金更加充裕，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最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还与当地政府的绩效挂钩，经济建设较好的省份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进行经济建设，在转移支付中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效益，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地方政府加快经济发展。

另外，从计量结果中还可以看出，投资cap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近些年，大量投资拉动增长这一实际情况相符。lab变量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劳动力增长虽然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不够，并没有体现出劳动力增长是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这一普遍规律，究其原因，可能是模型建立过程中的数据分析和计量方法使用不恰当，需要进一步地改进。经济开放程度open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了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分权指标FD为正且显著，表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系对经济增长有促进的作用。tax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是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我国各省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测度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使用的方法是将不同的控制变量分类逐个加入，观察各个变量的系数是否有较大变动的方法。下表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逐个加入的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的各个指标始终为正且显著，系数的大小保持很好的稳定性，其他指标的系数也保持平稳和显著，没有很大的变动。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7～2008年的中国省级数据，对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经过细致的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1997～2008年，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存在这种正相关关系的原因主要是财政转移支付给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力，可以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进行建设，同时也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大地方经济建设的力度。2.投资增长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速的投资增长可以有效地拉动需求，提高经济增长。3.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是并不显著，这与模型本身的不足和数据完整度不高有关。3.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与现实中的情况相符，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吸引外资，增加贸易，拉动经济增长。4.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系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应该继续坚持，不断完善。5.税收负担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适当情况下应该减小地方的税收负担。

上述结论对今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提出几条政策上的建议：1.确定具体的财政转移支付目标。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应该是保证全国各地都能享受到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重点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能源、交通、通讯、环境保护等基础产业以及教育科技、医疗保健、就业培训等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2.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各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时，应在明确各级政府职能、责任、收益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使得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更好的平衡地区间的发展。3.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评价、反馈监督机制。一方面，政府应该设计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评价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情况和实际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设计一套反馈监督机制，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施反馈和有效监督，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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