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论文十篇

消费文化论文篇1

（一）文化消费品种逐渐增加在秦汉时期，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实际需求越来越大，文化消费的种类也开始增加。从先秦到汉朝，人们的文化娱乐消费越来越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在汉代，乐舞类发展为汉乐、盘鼓乐、建鼓乐等；而百戏方面主要有六博、蹴鞠、弄丸等，可以说是形式多样，所以文化消费品也越来越多。例如说乐器，在秦汉时期的乐器主要分为吹奏、弹拨以及击打三种，其中吹奏乐器类主要有笛、竽、箫等，弹拨类型乐器主要有琴、瑟和琵琶等，击打类型的乐器主要有磐、钟、鼓、缶等[1]。这些乐器大部分出现于先秦，到秦汉时期很多乐器进行了改良。例如说汉代出现的箜篌就是一种新型乐器，大概是东汉时期从西域传入中原。在文化教育消费上，笔墨纸砚和各类书籍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消费品，随着秦汉时期文化教育的发展，百姓中更多的人开始读书，因此文化教育品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多，而在丧葬文化消费上，秦汉时期开始兴起厚葬之风，丧葬用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在汉朝墓葬中常见的随葬用品主要包括了实用器，例如说铜器、漆器、陶器以及钱币等各种实物，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同材质的冥器，比如说陶质人物、动物或房屋的模型等；到西汉时期，墓葬中开始出现了专门的随葬用品，例如说在四川绵阳双包山一、二号墓出土的三十多件陶俑，十余件木俑和木马车，一定数量的编钟与编磐；到东汉时期，墓葬的随葬品类型变得更为繁多，其造型也别具特色，更加生动，专用葬品的数量已经占到总数的70%左右。

（二）文化消费范围开始扩展秦汉时期的文化消费范围持续扩展，这一特征通常体现在下面两点：一方面是文化消费的人群越来越多，已经扩展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是文化消费地域性范围开始扩展，甚至开始深入到偏远地区。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学，各个地区的教育得以发展，同时文化消费开始进入到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普通百姓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我们可以从汉朝的教育场所看出，汉朝的文化教育消费已经深入到很多的偏远地区，从大城市到小乡里都设置了教育场所。当时一些来自于偏僻地区的学生，在学成之后也纷纷返乡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2]。

（三）文化消费逐渐商品化随着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商品性收入以及消费需求都有很大的提升，和市场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这样就让大部分百姓的商品性消费需求得以增加，而此时文化消费也呈现出了商品化的趋势。一方面在教育消费中，各类书籍与书写工具都能够在市场中进行商品交换，西汉时期已经产生了专门从事书籍物品买卖的“书肆”。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的复制通常都是凭借人手抄完成的，抄书在当时也被叫做拥书，它属于一种图书传播、复制以及流通的文化活动。负责抄书的人称之为拥书人或者书手，他们的工作是抄书，也是因抄书而被雇，所以统一称这一行为叫拥书，其实本质上属于雇佣劳动者。西汉时期的拥书行为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东汉以及之后其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拥书活动也逐渐开始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3]。另一方面，对于丧葬用品的消费，秦汉时期的丧葬用品、随葬器具以及墓内的装饰品都能够在商品市场中购得。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石碑铭文记载了解到，由墓主人或者亲人出钱，工匠出技术，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商品交易的关系，这也是汉代墓内装饰品朝商品化方向发展的关键证据。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在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基础上，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也逐渐形成规模。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基本上能够在商品市场中购买获得，文化消费商品化也体现出了秦汉百姓商品性消费需求的提高，消费社会化程度的增加。

二、结论

消费文化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消费文化新媒体传播责任

消费文化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现象，是西方消费文化思潮直接影响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今社会的消费文化与新媒体正在走向共谋。新媒体通过源源不断生产出的各种符号，持续刺激着人们的物质欲望，引诱人们接受各种消费文化的传播形态，使人们体验各种消费主义的。然而，新媒体在传播消费文化时应肩负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使其更好地传播。

一、消费文化的提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不断丰富，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人们逐渐消除了原有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消费观念，开始向注重享乐、张扬人性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心已逐步从生产转向消费，消费时代已经到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所谓消费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消费领域所创造的各类与消费相关的现象与关系的总和，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

消费文化在当代已不仅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已内化为相当多人的价值理念，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与行为价值准则，受到以下因素的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是消费文化产生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使消费真正发生转变的契机，使消费品多样和多产的生产从可能逐渐转变成现实。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组织管理效率的提高，交换和消费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控制和引导消费的形式成为消费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政策导向是消费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舆论引导对消费文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消费文化的形成既有经济学的原因，更是人为诱导和推销的结果。媒体的宣传与引导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保证人们消费热情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又不断诱导出商品的新的意义，用来引导人们的消费。

由此可见，消费文化既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通过有意识的政策调整及各种商业活动，逐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意识和生活中。政府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通过各种有关的经济政策助长公众的消费欲望。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们利用各种传播媒介，铺天盖地地进行商品广告宣传，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于按照这种宣传进行消费。因此，消费文化的传播对媒体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消费文化对新媒体的影晌及问题

媒体是传播消费文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在现代社会尤其以新媒体为重。目前学界对新媒体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说法。熊澄宇教授用三句话来阐述:“首先，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相对于旧而言;其次，新媒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代表这个时间段的新媒体形态;第三，新媒体是一个发展概念，它永远不会终结在某个固定的媒体形态上有人认为“新媒体就是对新出现的媒体形态的一个统称，”包括了网络媒体、传统媒体的自办网站、楼宇电视、手机等，……但从目前的媒体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把新媒体界定为传播者与接受者相互融合进行对等个性化交流的即时信息传播媒体，它包括了目前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媒体和“第五媒体”的手机媒体或网络移动媒体。在使用过程中无疑可以发现它的很多优势，主要表现为开放式的交互平台、交互式的生产关系、摆脱了制作成本上的束缚等。

新媒体作为消费文化传播的载体，消费文化的传播同时也要求新媒体的发展壮大。为了使消费者更好的接受到消费文化，新媒体必须不断的完善自身使其更好的适应受众的需要。消费文化对新媒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娱乐、休闲的内容在新媒体中比重日益增大。近年来，各种新型媒体的不断出现，竞争日益激烈了，而受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媒体为了在市场中占据优势位置，倾向于增加报道娱乐休闲的内容，事实上，受众对这类新鲜、时尚和富有趣味性的内容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第二，在新媒体中广告扮演了消费文化意见领袖的角色。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广告成为了消费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可以预示流行、时尚或者成为象征某种社会阶层的标志，它可以引导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它传达价值，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指导你的消费行为，更重要的是影响你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而这些都属于消费文化的范畴。第三，反映消费文化诉求的新的方式的开辟，比如出现新的网站、新的版块、新的论坛等。

然而，消费文化的传播在带给新媒体一系列的改观之后，仍然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与行为价值准则，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新媒体也应更快的加以适应，因为新媒体在发展中也可能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如在把关上的缺失，舆论导向上的失误，公信力不足等。所以新媒体在消费文化的传播中不能只一味地迎合受众需求，而要根据自身的特性以及责任与义务来进行传播。

三、新媒体对消费文化传播的责任与义务

现代社会无疑是媒体的社会，特别是在新媒体出现之后，媒介传播系统及广告声像作为消费文化的载体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空间，它们不仅是人们消费发生的策源地，而且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活动，并最终引导着消费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新媒体在对消费文化进行传播时应坚持自身的责任与义务。

新媒体在兴起之后，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功能，在带来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改变的同时，更是由于传媒文化的日益膨胀和过剩生产，从而更好的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兴盛和传播。新媒体对消费文化传播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通过不断制造欲望来强化消费文化观念的传播与建构。新媒体由于自身的独特特点，在宣传消费品时通过“个性化”、“符号化”等形式来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刺激他们的消费行为，以此达到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新媒体除了向消费者传输消费观念外，也渗透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达到对受众的控制。第三，新媒体不断“生产”各种“消费活动”以丰富和构建消费文化的内容。新媒体除了传播消费品和消费观念外，自身生产的节目、光碟、录影带等本身就是“复制品”，即消费商品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也遵循消费生产的一系列游戏规则，也要追寻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新的媒介产品也会带来流行文化，提供新的卖点，形成新的消费热潮。总之，新媒体由于其独特性，使之在消费文化的传播与建构中更具有了特殊的功能与影响。

新媒体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打破原有的消费文化传播模式，深刻影响和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发展。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使消费文化矛盾重重，因此，为了减少这些矛盾，新媒体在对消费文化进行传播时应遵循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首先，新媒体在传播消费文化时应该遵循国家相关的规定，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积极有效的传播。同时，新媒体中的工作者要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更好地为受众服务。

其次，从观念上来说，传统的文化观念对消费文化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我国的传统文化自古就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种思想体现在消费文化上表现为求同特征和从众心理，不突出自己，更多的注重商品的实用性，以避免和他人产生隔阂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新兴潮流的冲击下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享乐”的思想开始盛行，甚至有着愈演愈烈的态势。因此，新媒体在传播消费文化时，应坚持对公众负责的原则，真实客观地传播，避免虚夸浮夸，树立自身的公信力，塑造传媒形象。

消费文化论文篇3

他们在行为、言论、思想上都追求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认为保持一致、顺其自然是个体人格丧失的表现。(五)人际关系的差异———仁义对人与利益为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根据儒家的原则，基于共同利益上的社会关系非常重要。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注重情义，轻视物质利益。在这种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人情占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现象致使中国人把人们之间的交情或友谊看成是最重要的，为了友谊而牺牲物质财富也是理所当然的。美国文化主要承袭了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等级观念淡薄。美国人主张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追求人人平等和个体的优先地位。与中国人的重情重义不同，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及个人利益的追求［3］。由于强调外在的、个人的、权利的、功利的东西并且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美国人在争取个人利益和福利时会采取主动的方式，与人打交道时十分直接，人与人之间多为互利关系，人情较为淡漠。由中美文化心理差异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尊崇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性本善的人性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过去价值取向，具有追求稳定的民族性格;美国的文化则崇尚天人相分的世界观，性本恶的人性论，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未来价值取向，具有喜爱冒险、追求多元化的民族性格。而文化又是影响消费者行为最持久、最广泛和最深入的环境因素。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信念等将长久地影响着本文化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4］。因此，同一国家的消费者在消费需要、消费对象、消费决策、消费时机等方面会表现出共性，而不同国家的消费行为模式则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中美消费行为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文化中的各个要素，影响消费者的观念，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中美两国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差异。(一)消费需要的差异消费是由人的需要推动的，是人的需要的一种主观的选择形态和特定的满足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美消费者对消费需要的态度是不同的。几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求稳”的文化心理，“无债一身轻”的观念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人在消费过程中竭尽全力回避竞争和冲突。所以，在生活消费方面就会有所节制，中国人有节约的美德，不会盲目消费，每个家庭收入再少也要存点钱。同时，在传统的宗法观念和知恩图报观念的影响下，“人情”消费也就成为一种突出的消费行为特征。在美国，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在美国人的观念中，消费是创造财富，挣钱是为了花钱，有钱就花是与创造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而留遗产是不为上帝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认为人生要付出，付出就该享受，年轻时借款买房消费，退休后将房抵押给银行“倒按揭消费”，付出与收入均等，无须以积累防患于未来［5］。因此，美国人从来不压抑自己，他们崇尚及时享乐，强调实用主义，希望商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消费需要来生产产品，他们的消费行为都与自己的需要息息相关，不存在所谓的“人情”消费。(二)消费对象的差异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方面呈现出一种重群体轻个人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主要是以群体取向为基础的。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一个家庭看做一个整体，在消费时从整个家庭进行全面考虑，注重产品对于维持家庭正常稳定运作的作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往往与整个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个家庭成员不仅要考虑自己的需要，更要考虑到整个家庭的需要，对整个家庭都有用的商品往往会比对一两个家庭成员有用的商品更容易被选择，在作决定时也要求全家人一致同意;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和亲慈子孝的心理，子女孝敬父母，父母更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不惜倾囊投资。因此，在消费对象的选择上，中国人所作出的决定往往综合考虑老人和孩子的需要，特别注重是否有利于孩子的发展。在美国，清教主义的文化价值核心是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美国人认为每个人均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有什么需要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而不是寄期望于父母和任何外部力量。由于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独立，美国人的消费也往往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在消费对象的选择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消费行为也比较注重商品对自己的用处，而不是对整个家庭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有用性。(三)消费品牌选择的差异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他的生活方式、社交活动等。这些因素又必然会进一步影响他所青睐的品牌和对品牌的选择。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不仅把“安居乐业”当做永恒的幸福，而且认为“安居乐业”能促进国家的稳定和进步。所以，中国人在消费品牌的选择上倾向于选择一些常用的、多数人使用的、长辈们也用的商品，对新奇的高科技产品或新型产业大多抱有怀疑否定的态度。美国人崇尚天人相分的世界观和性本恶的人性论，在价值取向上主张未来取向。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生活就是一场追求成功的竞赛，均等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参与这场竞赛并取得胜利。为了获得成功，美国人讲求竞争，追求创新，很少循规蹈矩。这种追求冒险、追求多元化的民族性格，引发了对新奇事物的消费投资倾向。美国人对一些新奇的、富有创意的品牌更为青睐。(四)购买决策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意识，要求个人服从整体。美国强调个人主义，注重个人权益。这一文化差异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具有多重体现。在购买决策方式上，中国人往往以集体为单位进行决策，如家庭成员的大部分收入都集中起来由一名“当家人”统筹安排，在具体购买特别是单笔支出较大的购买决策中，还需要家庭成员的集体讨论。而美国人在购买决策上通常由自己做主，有自主生活能力的成年人一般都对自己的财产具有独立的支配权，无论购买什么，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可以自己决定。在购买决策的最后确定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性有限价值原则，在家庭和个人消费上强调节欲勤俭，主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反对奢侈浪费、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因此，中国人的收入变化对购买决策具有迅速和直接的影响。当收入减少时，消费者会很快节省开支，降低支出，先前开支额较大而又非必需品的购买意图将被最先取消或者暂时搁置起来［6］237－242。而美国人在付出就该享受的思想支配下，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常规的消费和随机的消费。常规的消费是必须支出，如各种保险费支出、学费支出、房租、购房和汽车开支等;随机的消费具有弹性，旅游、运动支出属于这一类。美国人的消费一靠收入推动，二靠预期推动，三靠信贷推动。据报道，美国70%的家庭都把信用卡借贷作为家庭财务的应急手段［5］。由此可见，美国的消费者具有较强的消费不可逆性，不会因为收入的变化改变对产品的购买，大多数人会通过借贷来满足即时的消费需要和欲望。(五)身份消费行为的差异在中国，身份消费行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身份所具备的含义以及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的功能要复杂很多。首先，中国消费者通常具有更强的身份意识，维系身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身份消费行为非常频繁。其次，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紧密相连，彼此高度依赖，这使得身份消费的目的、功能和形式也出现异化。因此，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所购买的产品是不是真的好，往往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别人说了算。他们在购买时，通常特别看重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他们带来社会性结果，并对于产品的外在可见特征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人们在消费中需要顾及自己的社会身份，保全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和面子，出于维护面子的需要，中国人会在消费中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和身份地位相符合。这同美国个体主义文化下的消费者很不一样，美国消费者强调“独立自我”，倾向于将自己看做独立于他人而存在，他们的消费选择更多地反映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态度，而没有羞羞答答的面子观［7］。

消费文化论文篇4

本文作者：张琳悦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

在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文化地理学中，以杰克森（PeterJackson）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学者注重空间研究，说明空间和地方（场所）是如何成为一种核心力量，去建立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mapsofmeaning）。威廉斯强调文化是日常的，也就是说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我们生活的空间性的实践。他们强调文化的空间性，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这种从地理空间来认识文化的观点着重从文化景观、文化源地与文化区、文化生态、文化整合等角度为一体来考虑文化时空发展的动态演变。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反映在当地文化景观上，同时也会出现不同的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的地理空间概念与文化空间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可忽视的区别。亨利•列斐伏尔（H.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列举了众多的空间种类：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共享空间、具体空间等，其中也包括“文化空间”一词，这大概是语义学上“文化空间”的最早出现。具体说来，文化空间就是指人的特定活动方式的空间和共同的文化氛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而且这种三者合一的文化形式是濒临消失的。文化空间不同于一般的空间概念，不仅仅囊括自然地理学上的空间意义，也不是单纯的“文化”与“空间”简单相加的结合体，不属于某种文化存在和传播的地理空间载体、分布流域或者延续范围等。普遍说来，这种文化空间应当是一种具备历史性、风土性、地域性、民族性特征和囊括现有时空中实际生活运行的状态的一种形式及氛围。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基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成，这种空间的特性在文化诞生伊始就深刻地烙印在一种文化的内涵特质中；我们可以理解，文化的地理空间性决定了文化消费的地理空间特性。从文化商品进入消费的角度来看，文化消费所消费的对象———文化商品生产的核心归根到底还是某种文化，在文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亦即是加工和利用这种一定区域空间内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的过程。文化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发生交易和消费行为也离不开特定的交易场所和消费市场。文化消费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费场所，即家庭。文化消费品的使用也归属于文化消费行为之一，比如电子相片、古董、影音设备、书籍等等，还有由此所形成的家庭文化以及为满足家庭文化所进行的消费，例如家庭出游和周末家庭日等。J•K•盖尔布赖斯（Gailbraith）将大众消费时代称之为“富足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看作为某种形式的消费环境生产以及通过社会空间关系的需求。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一旦被个人需求和文化商品消费需要所呼唤，则这种空间就被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而不断被文化消费扩散和制造新意义上的空间。由此，文化消费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空间概念，而这个概念远非只局限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其空间概念始终伴随文化消费行为的发生、进行和结束。

这是从具体的文化消费流水线过程谈论的地理空间性。倘若将文化消费抽象置身于于地球范围内的视野看来，不同区域空间的文化消费也存在因地理特性而影响的形态各异文化消费行为、内容和对象，形成一幅壮观的文化消费地图。在全球范围内，西欧文化、地中海文化、美洲文化、南美文化、东亚文化等等由地理意义上命名的文化内涵孕育了形态各异的文化消费对象。这种文化反映在各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上，包括了当地风土人情、特色建筑、艺术品等等。阿多诺在回答“什么是一个德国人？”指出“，以一个独立的集合实体———‘德国人’为先决条件，他们的特点由事实决定”（莫利，罗宾斯，1993，P163）。这种文化的所有权产生于特定地理区域，又成为了区域的识别标志。威斯勒（ClarkWissler）的年代区域原理：”如果某个给定的特质从某个单一的文化中心向外传播的话，那么，存在于该中心周围而传播又最广的特质就是这个地区最古老的文化特质。”由此看来，文化消费由区域到区域有明显差异性，在一个区域内部也有着可为之识别的特性，同时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也有着不可脱离的空间特性。文化消费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空间，又超出固定空间容器限制而蔓延活跃在人们生存空间内。

消费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消费文化 影响

一、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后现代主义

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postmode rnism）”是个很难理解和界定的词汇，《现代流行观念词典》甚至这样解释：“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却被人们尽可能地经常使用。”但它内涵的不明确性却并未对它的广泛流行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在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后现代”幽灵似的渗透在每个角落中。我们虽然无法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可以通过对其特征和影响的描述，来从各个侧面来理解何谓“后现代主义”。

首先，我们应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对哲学概念。这是两个有时代涵义的词。从19世纪末的西方理论来看，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生活中进化式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后来，人们经常以鲜明的反现代目光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结果，说起后现代性，就意味着与现代性的断裂，或者说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

然后，我们来考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它们都处于文化之中心，现代主义指的是出现于世纪之交、并直到目前还主宰了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一种风格和运动，其主要特征大概有以下几点：一、审美的自我意识和反省；二、对传统叙述结构的拒斥；三、对实在的看法的自相矛盾和开放的不确定性特征的探索；四、对喜欢强调结构、消解人性化主体的整合人格观念的拒斥。可以看出，现代主义的关键词就是解放和拒斥，解放的是个性、人性以及思想等意识形态种种，拒斥的是传统的桎梏。而当我们试图认识后现代主义时，我们发现，现代主义的许多特征大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定义中了。

最后，虽然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但我们仍可以归纳出三点特征：第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特征首先表现在解构主体性，消解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第二，推崇非理性。第三，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反对普遍性和同一性，推崇自由、差异、多元和不确定性主体。

从以上论述的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在时间上在现代之后，而是强调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颠覆，这充分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倡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其次，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对传统的解构和摧毁；最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流行概念，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特征、顺应时代要求。

二、消费文化

在物质生产十分丰富的当代社会，“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现象，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消费文化，顾名思义，是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今天，我们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所具有的核心地位：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中。

消费文化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消费文化强调一种功利的、充分解放自我的处事方式和生活态度。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鼓吹得过且过、美的身体、逃避社会义务、向往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追求独特的生活格调。

第二，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趋势。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但对一般大众来说，能够消费的领域是不同的。消费不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推销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和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消费欲望。

对此类现象，西方学者早有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就以批判后工业社会中人的各种异化现象著称。其中，消费异化正是他们批判的焦点之一。弗洛姆认为，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推销面前，人们以及从商品的主体逐渐异化为商品的对象，在这个时代中失去了自主意识而在消费过程中为沦为商品的奴隶[2]。

三、后现代主义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第一，后现代主义攻击艺术的自主性和制度化特征，发展了一种感官审美，即一种强调对初级过程的直接沉浸和非反思性的身体美学。在消费文化中，追求美的身体就成为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出来。为了拥有美的身体，人们不惜金钱，甚至不惜牺牲健康，铤而走险地尝试各种方法。

第二，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处在科学、宗教、哲学，还是其他知识体系中，都暗含着对一切元叙述进行着反基础论的批判。

第三，在日常文化体验的层次上，后现代主义暗含着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的倾向。因此，后现代的日常文化是一种形式多样与异质性的文化，有着过多的虚构和仿真，现实的原型和真实的意义都消失了。由于缺乏将符号和形象连缀成连贯叙述的能力，连续的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导致了精神分裂似地强调对世界表象的紧张体验：即生动、直接、孤立的体验。但问题是，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浮夸的商品形式，消费对象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含有多余的那部分影像和附加在商品内的各种本不属于商品本身之价值的东西。这也正是如今许多人都感觉到的消费之后没有感到满足，反而感到有些空虚的原因之所在。

第四，后现代主义所喜好的是对以审美的形式呈现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更多的是一种强调主观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在消费文化中则表现为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

应该说，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消费文化，都体现了现代人们超越传统的试图。但在超越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它们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异化现象。后现代主义昙花一现地过时了，成为哲学史中的一部分，而在人们越来越理性的今天，消费文化也将得到合理的充实而变成真正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消费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消费者社会化理论

文化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在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方面进行的消费，主要囊括教育、社交娱乐、旅游观光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对于正在汲取知识、储备能量的高校大学生而言，切实把握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现状，明晰他们的文化消费观念、掌握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因素，对更好地引导其开展文化消费具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一、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消费者社会化理论中的家庭、同伴、大众媒体等外在变量因素对消费者进行的消费行为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大学生消费者自身性别、年级、价值观念等内在变量，笔者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图1）。

目前我国大学生文化消费的主要特点在于浅层化、消遣化、娱乐化，因此本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均围绕影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行为进行展开。

H1：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浅层化、娱乐化倾向明显

H2：男性大学生会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图1：本文研究模型

H3：高年级大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4：理工科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5：211高校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6a：与父母的沟通频率越高，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H6b：大学生在从事文化消费时受父母影响程度越高，他们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比例越高。

H7a：大学生接触媒体的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7b：大学生对媒体的认可程度与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8：同伴的信息作用越明显，“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二、研究方案设计

此次研究在于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在文化消费过程中是否呈现出浅层化、消遣化倾向，同时探索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研究采用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模型）进行研究。

关于家庭影响变量的设置，我们采用了Viswanathan，Childers&Moore等人使用的调查问卷，选取其中部分题目，每个题目均以李克特五分法为基础，但为了避免中国人中庸思想的作祟，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设置了6项，分别赋值为1-6。

对同伴影响的调查，研究则借鉴了Bearden 等人（1989）设计的“同龄人影响”问卷，从信息作用方面选取部分题目，每个题目也均以六分法衡量。

关于媒体使用时间的测量，由于当代大学生主要接触网络等新媒体，甚少接触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所以在调查中仅调查每天使用网络时间，每天使用时间分为6级，即0-0.5个小时，0.5-1个小时，1-2个小时，2-3个小时，3-4.5个小时，4.5个小时以上，分别赋值1-6。

对媒体的接受程度，借鉴了刘晖（2008）在消费社会化研究中所使用的变量，并结合文化消费的特殊性，对这些题项予以情景化，精选部分题目，以六分法来衡量。

在问卷设计完成后， 笔者以江苏省南京市某高校的学生为对象开展了一次预调查。随后，对此次预调查进行了初步的信度、效度及一致性的检验，剔除了Cronbach α值小于0.6的部分题项，并根据试调研的结果对问卷中最终题项的表达、题项排列顺序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最终的问卷调查于2013 年9月至2014年6月。我们选取了江苏省五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的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56份，回收率达95.6%。剔除因选项难以识别及审题问题造成的废卷，实际有效问卷876份，实际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6%。运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表1是此次调查中的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情况。从这张表中，我们不难发现样本具有以下特征：（1）男女比例、年级比例均基本持平，便于验证相关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2）从高校类型及专业类型的比例分布来看，与此次调查中总体选取的高校实际情况基本相似。

表1：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表

（一）大学生文化消费结构分析。根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相关计算公式，我们使用SPSS统计软件求得模型参数α、β，及各类消费项目的基本需求支出PiXi和总需求支出Ei（见表2）。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江苏省大学生的文化消费边际倾向为0.394。而在三大类文化消费项目的边际倾向中，娱乐消遣型消费最高（0.216），实用发展型消费最低（0.063）；在八种具体分类中，文化耐用品消费（0.115）、旅游观光消费（0.092）、娱乐衍生品消费（0.053）等居于前列，都基本验证了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呈现浅层化、娱乐化的状态。

表2：江苏省大学生文化消费ELES模型参数估计值

当然，尽管培训班消费及实用类书报的基本需求支出指数以41.19元和10.18元排在各类文化消费的第一与第三位，但这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呈现出较低水平，也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当前“是否实用发展”虽然已成为大学生选择文化消费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学生对于实用发展型消费却更多地存在着“必需品”的不当观点，认为只要自身能达到一般水平就会心满意足，不会因自身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去主动增多此类型文化消费的数量。换言之，假设H1成立。

（二）大学生个人因素的相关性检验。为更好地检验上文中提出的各项假设，此次研究将“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情况。同时，对各项因素包含的变量取均值后进行相关性分析。

经检验分析，性别变量在当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H2不成立。

年级变量在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效果也不显著，H3也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访对象大多出生于90～94年间，基本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很少受到年级不同造成的影响；同时，年级变量与其他影响变量可能存在较强相关性，从而导致年级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的相关性变得不是十分显著。

另外，专业类型及高校类型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假设H4和H5成立。

（三）家庭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分析发现，与父母沟通频率、受父母影响程度均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结合访谈调查数据，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1）与父母进行适度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这样会使他们自身更为关注自己的未来与发展，从而会更多地选择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2）当代大学生的父母大多为60后，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较为注重方法，所以，大学生更为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因此，假设H6a、H6b成立。

（四）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在0.05水平下进行双侧检

验，媒体接触时间变量的Pearson系数为-0.440，并呈显著水平。因此，该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H7a成立。但根据表4.7的数据，我们也发现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不存在显著负关系，假设H7b不成立，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结合与相关受访者的交谈，原因可总结如下：（1）目前，大学生一般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娱乐活动或休闲游戏，所以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其他文化消费的时间，尤其是从事课外培训、或阅读课外专业书籍的时间，从而导致他们在实用发展型消费上减少投入；（2）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就有错误，因此造成假设和实际检验出现偏差。

（五）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检验，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见表3），即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 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同伴及环境因素变量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相关性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主要结论。当代大学生在进行文化消费时，尽管会将“实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但在实际消费时，浅层化、娱乐化的文化消费依然占据主流。尤其在生活费充裕的情形下，“90后”大学生更加倾向于娱乐休闲型的文化消费。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研究针对影响“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因素变得极为有意义。通过相关性检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经检验，性别、年级变量在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年龄分布过于集中在90至94年之间，样本间年级差异本身不是特别明显，或可能有其他强相关性变量。

专业类型、高校类型变量在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较为显著，为帮助大学生形成更为理性与务实的消费观念，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家庭因素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父母与子女适度的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并且现代的父母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极为注重方法，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文化消费行为时更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

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时间。因此，媒体接触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负相关性。但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则不存在显著负关系，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可能存在一定错误，从而造成偏差。

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观察模仿、从众心理不断发生，并对消费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对策与建议。目前，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很多“90后”大学生形成了享乐、攀比的文化消费观念，将追求享受、从事无聊庸俗的低层次文化消费作为自己主要的文化消费行为。据此，对于当代大学生自身而言，我们建议其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培养勤俭节约、艰苦务实的消费习惯。同时，建议当今大学生能减少使用网络进行游戏、娱乐的时间，而是将这些时间更多地花在与身边同伴的交流活动中来。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大学生会得到足够多的信息。

父母在子女的消费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适度的家庭交流与合理的引导方法，将会引导大学生选择更为务实有益的文化消费行为。我们建议父母要积极与自己的大学生子女进行交流，对他们在文化消费中存在的困惑进行答疑解难。

对于社会方面，我们建议媒体在广告中多进行一些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宣传。尽管在本次研究中，没有直接证明媒体态度与“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我们亦不能忽视目前各类广告还是以娱乐休闲型文化消费及文化耐用品消费的宣传为主。所以，媒体应注重广告的播放内容，肩负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永胜.大学生精神文化消费现状及对策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239-240.

[2] 朱伟.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2（17）：115-118.

消费文化论文篇7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研究从消费方式到生活方式的变化、消费方式对价值观念的渗透和消费方式决定消费心理，从心理需要层次的变化，揭示了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消费心理的变化的内在联系，阐述了消费符号和符号消费的变化的心理依据，进而阐释了价值观念在消费文化中的变迁。

关键词：价值观念 消费文化 消费符号

进入21世纪后，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不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都感到应接不暇。快节奏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便食品、食品半成品、速冻食品闯入人们的生活，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消费方式。而且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实用价值本身，也在消费附着于实用价值之上的消费文化，消费走向符号消费。符号的象征意义模糊不定，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消费者似乎无条件的服从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结果，改变着传统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从消费方式到生活方式的变化

消费将社会系统的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超市、快餐店，那些公共场所，成了素不相识人们的共同空间。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是对商品实用价值的消费，现在，消费的不仅是商品的实用价值，还有附着于这些商品之上的文化消费。消费属于经济范畴，更属于社会范畴。在物质匮乏时代，消费满足的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衣用来遮风挡雨，食用来充饥，完全忽略了消费背后的文化色彩。当衣食的基本功能满足后，物质层面上的消费，一下子逾越到心理层面，消费的目的是满足心理需要。心理消费总是建构于消费文化之上，但是，当消费文化变成特有的符号时，消费文化也就变成了符号消费，不仅如此，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在消费符号引领之下的消费。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是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决定的，消费是一种表现性实践，通过对物质和文化消费品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构成了社会地位得以区分的符号和心理。

符号消费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是，当符号消费成为绝大多数人或者主流消费方式后，消费符号的心理意义才能呈现出来。符号消费已经成为中国消费文化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穿名牌、戴名表、开名车、住豪宅的深层次原因，都可以归因于符号消费背后的心理满足，这些甚至成为衡量成功的社会标尺。追逐符号消费总是在心理层面上展开的，这必然会渗透到生活方式之中：行为影响内心，最后导致价值观念的变化。从符号消费到消费方式，从消费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如此循环会一点点的演变为超循环，使得物品的实用价值和符号消费紧紧地纠结，无止境地沉醉于商品的实用价值和符号消费的追逐之中。

伴随着符号消费诞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消费场所，诸如KTV、网吧、咖啡厅、超级市场等等，从国外引进的，或者将原有的赋予消费符号意义，诸如茶馆、酒吧、发廊、桑拿浴房等，这些消费场所的诞生，映射出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消费心理的变化。超市坐落于街区和角落，大城市中，大卖场、超级市场随处可见。开放的柜台，不同收入、年龄、职业、学历的消费者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角色，随意选择喜爱的商品。这种消费场所和消费环境很快就能培养出新的消费方式。消费方式永远都依附于消费场所，消费场所决定消费方式。由于人是群体性社会动物，认同感与归属感导致的从众心理，默认了超市的商品不仅质量有保证，而且货真价实，可以买到超值商品。认同这种消费的同时，冷落了街角小店。消费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自由、便利、平等，或者说，自由、便利、平等是符号消费的一部分。同样，网吧、酒吧、迪吧等消费场所，成为大学生、白领充分放松自我、展示自我，擒获精神满足的理想之处，其中的魅力不乏时尚、品味、主流等符号消费。如同肯德基一样的快餐店、咖啡厅，早已成为休闲消遣的好去处。

这些消费方式、消费场所作为消费符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许正是这个社会发展时期，心理需要这样的符号消费，所以，这样的消费方式、消费场所倍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过程。与此同时，消费所承载的意义也日渐丰富，消费符号日益凸显出来，消费被赋予符号消费。传统消费观念在差异化、多元化和多样化中悄然变化，从关注衣食住行的实用价值，转向追逐实用价值以外的消费符号，消费更加个性化、品质化。隐藏在符号消费背后的最为重要的心理需要，就是身份的象征，渴望在消费过程中，捕捉到身份的认同。人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身份是社会人存在的标志，在寻找自我时，必须将自我置于社会中才能自我确认和定位，否则，就会有迷失感，失去存在的意义，消费是最自在、最惬意的社会活动。对社会人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角色关系，角色本身就是符号，也就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符号消费击溃了传统意义上的优越感，然而，符号消费并非偶然，这是社会从物质匮乏到丰富的必然结果。消费的是符号，不仅是实用价值，而是消费符号，是符号消费，这样的消费文化，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并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影响。符号消费不仅导致了需要和满足需要方式上的变化，也引起了生活目的、生活愿望、生活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消费符号的语境下，人被消费符号包围，消费与真实需要之间的关系背离很远，完全摆脱了生存需要的束缚，符号消费变成了直接消费，而生存需要消费隐退为间接消费。当一切消费都是符号消费时，符号消费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存在于社会中，成为控制行为的动力。社会发展给生活带来巨大改善，使得消费更加丰富，选择更自由，遗憾的是，消费的实用价值逐渐被忽视，在消费符号的层面，遇到了心理难以超越的问题。

消费方式对价值观念的渗透

消费方式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作用，比家庭、学校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大得多，消费方式提供了人与人、人与社会最为真切的互动模式，即消费方式。消费方式提供的文化环境、消费观念和行为方式直接决定了行为，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价值，这种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价值观念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消费方式作为囊括所有人在一起的互动方式，对价值观念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消费方式对个人价值观念的作用，具有明确的导向性，所倡导的生活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都不会影响消费方式的作用；消费方式对价值体系的作用，借助角色示范，引导消费观念、生活情趣和行为规范等诸多方面。消费方式通过各种形式倡导爱情、亲情、友谊、帮助、理解、信赖、忠诚、合作等社会意识，对价值体系具有强烈的塑造作用。消费方式对价值体系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随着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加剧，负面作用不断增加。有些消费方式与主流观念体系背道而驰，使主流价值观念边缘化；也有些消费方式对主流价值观念传播过于简单、教条，难以产生实际效用；还有些消费方式自身价值观念紊乱，干扰了价值观念的建构，商业炒作价值观念庸俗化，甚至低级趣味，偏离应有的价值取向。

消费方式改变着价值观念，价值观念通过意识、无意识渗透到行为，进而对金钱、财产、友谊、家庭、自我等没有一个固定的观念而深受折磨，价值观念的混乱造成了心理苦难。不知从何时起，传统价值观念崩溃了，有关价值观念变化的讨论没有结果，价值观念变化之快前所未有。过去，一个人在某一社会长大时，完全可以期望一生中，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体系不会变化。现在这种期待太不可靠了，多元化价值体系的生成，这意味着只有主流价值观念是可靠的，非主流价值体系都是短暂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多元化价值体系可以恢复到稳定状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价值观念将变化得更快。

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消费方式，不管消费方式是什么，总是由住宅、出行工具、服饰和语言举止等等许多不同的成分构成的，这些不同成分镶嵌在一起创造了生活方式。而今，生活方式不是地位的表现，而是个性的张扬，这种转变只有在多元价值体系下才能实现。既然生活方式已经被用来张扬个性，那么，个性的爆炸性增殖也同时给社会带来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的爆炸性增殖，从不折不扣的几百种不同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怎样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这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将有力地影响未来。无论自觉与否，所有行动都具有某种连续性，都在受个性左右。随着个性消费的大量增加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多样化，整体意识毫无希望地被瓦解了，人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个性使生活方式变得有血有肉，然而，个性满足后，为了摆脱孤独感，心理需要转向归属感的追求，于是，又要通过符号消费，来寻求归属需要的满足。这种生活方式常常使人感到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以致于被这种归属感深深地控制，甚至牺牲某些更合理的需要去迎合符号消费，这就是为寻求归属感所要付出的代价。

消费方式决定消费心理

消费心理由消费动机、广告、消费方式所决定，在不觉中改变消费方式，形成新的消费理念，最终导致价值的变化。消费心理需要随现实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而且，消费心理需要是无止境的，一种需要满足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并随着收入变化扩大或缩小。在传统社会，消费观念决定消费心理，在现代社会，往往是消费心理决定消费观念，消费心理与消费观念的逆转，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消费心理变化导致消费观念变化，同时消费观念的变化决定消费心理变化。消费观念作为消费心理的外在表现，反映了消费者心理的发展。

用于衣、食、住、行的支出结构也在变化，需要层次逐步升级。消费转向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品。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开始转向对服务的需要，以及物质产品之外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家用电器消费快速增加，耐用消费品向高档化发展，大屏幕高清晰度彩电、大容量冰箱、空调器、微波炉、影碟机、摄像机成为消费热点。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住宅、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尤其是与IT产业、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相联系的消费增长最为迅速。随着社会发展，消费向非物质方向转移，物质经济将逐步让位于信息经济、体验经济。网上购物、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消费不断增加，信息消费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迅速提高，需要更精致地生活，需要更多高质量的文化娱乐享受，数字内容的信息服务成为越来越切实的需要。新型文化消费日益成为消费时尚，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会逐渐下降，而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会逐步上升，文化消费呈增长趋势。以汽车、住房、耐用品为主的热点消费需要不断提升。

消费观念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消费符号消费心理的形成，社会发展促进了消费观念的变化，使消费者更加注重消费过程中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的融通。不仅需要商品的实用价值，更注意商品的消费符号的追求，以及消费过程带来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消费者常常根据自己的效用原则来判断、选择、购买和使用商品，而消费符号由于其所具有的兼备商品基本属性和文化内涵的特点，使得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原则中不可缺少的包括了消费符号在内。消费风险的提高促使消费者心理向消费符号消费转变，随着假冒伪劣商品的大量涌现，消费风险也越来越大，购买风险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消费者对满意的消费符号信赖，而不购买其它消费符号商品来回避购买风险。如果消费者对产品缺乏经验，会相信一种好的或众所周知的消费符号，消费者常常认为众所周知的品牌是更好的商品。在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时。消费者相信好的消费符号应该是最贵的，把价格与好的消费符号等同起来，不愿意高价格购买的商品是没消费符号的，以避免消费的风险。

参考文献：

1.[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

2.赵吉林著.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美]马斯洛著，张青译.马斯洛人本哲学.华夏出版社，2004

消费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农村消费城市化收入状况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消费结构

一、农村消费城市化的内涵

“农村消费城市化”是卢嘉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消费城市化必将推广到更多的农村，这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比较分析高低收入省区农村消费城市化的一些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村消费城市化，是指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不断向城市居民看齐，这些地区的农民在吃、穿、住、用、行等物质生活方面和文化、娱乐、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以及服务消费方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与低收入省区一般城镇的居民水平不相上下；而且一些特别富裕的农村则已超城市化了。

二、农村消费城市化的表现

（一）从居民收入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接近甚至高于低收入省区的城镇水平。上海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2726.98元增加到2007年的5870.87元，增长115.29%，北京增长166.95%，浙江增长162.46%。同期，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0.50%，陕西增长160.92%，河南增长168.40%。

（二）从居民消费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接近或高于低收入省区的城镇水平。上海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93年的2200.07元增加到2007年的4753.23元，增长116.05%，北京增长182.98%，浙江增长175.59%。同期，辽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35.48%，陕西增长170.58%，河南增长155.41%。

（三）从恩格尔系数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同低收入省区城镇相似，呈较快下降趋势。上海、北京、浙江三个高收入省区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93年的46.43%、48.16%、50.16%下降到2007年的40.28%、35.21%和41.63%，而辽宁、陕西、河南三个低收入省区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则分别由1993年的50.46%、47.93%、49.64%下降到2007年的39.66%、34.27%和34.67%。

（四）从消费结构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与城镇趋同。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注重文化、服务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其各项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三项支出的序列位次分别由1993年的第4、7、6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4、5位；同时，自给性消费比重大幅降低，商品性消费比重多提高到90%以上，其中家庭设备及服务的商品性消费比重在98%以上，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三项则达到100%。再者，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多直逼城市。2007年，上海、北京等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多略低于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家庭92.13台、75.71台和112.87台的平均水平，而北京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电冰箱的拥有量超出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量14.02台。

（五）高收入省区农村逐步形成以个人消费为主、社会公共消费为辅的城镇型消费方式。2007年，上海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为90%，人数达33万余人；浙江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已保人数达23.6万人，且80%的农村人口享有初级卫生保障，94%的乡镇和83%的行政村已开展养老保险等。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比，高收入省区农村占绝对优势。2007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54.70平方米，北京农村为31.26平方米，浙江农村为47.82平方米，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使用面积仅为15.5平方米。

三、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分类与样本选取

（一）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分类

按照我国各省居民收入和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a，（a的计算公式：a=Yi/M，式中Yi为各个省区居民的收入；M为全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可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三个收入档次：1）a≥1.5为高收入省区；2）0.85≤a<1.5为中等收入省区；3）a<0.85为低收入省区。

（1）按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a，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以下三类。

高收入省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

中等收入省区：福建、山东、河北、辽宁、湖北、湖南、黑龙江、江西、海南、吉林、河南、安徽。

低收入省区：四川、内蒙古、重庆、山西、广西、宁夏、新疆、青海、云南、甘肃、陕西、贵州、。

（2）按照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a，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以下三类。

高收入省区：上海、北京、浙江、广东。

中等收入省区：天津、福建、、江苏、山东、云南、湖南、重庆、广西、新疆、四川、河北、湖北、青海、海南。

低收入省区：辽宁、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甘肃、吉林、河南。

（二）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样本选取

根据上述省际收入分类并结合人均GDP综合考虑，可以把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划为高收入省区农村；辽宁、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甘肃、吉林、河南划为低收入省区城镇。由于部分省区资料缺乏，从“一高一低”档次中分别选取三个省区作为样本，取其相关资料以进行比较：（1）高收入省区农村：上海、北京、浙江；（2）低收入省区城镇：辽宁、陕西、河南。

四、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的对比

（一）从收入状况看，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5870.87元，约高于低收入省区三个省各自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7.01元、5483.73元和5267.42元的水平；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5025.50元，比1993年增长约166.95%，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4582.34元，比1993年增长约162.46%，均高于同期辽宁与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50.50%和160.92%（见表1）。

表1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收入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7），整理。

（二）从消费水平看，上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约达4753.23元，高于低收入省区三个省各自的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4654.42元、4637.74元和4110.17元的水平；浙江、北京农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比1993年分别增长约175.59%和182.98%，高于同期辽宁、陕西与河南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135.48%、170.58%和155.41%（见表2）。

表2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消费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7），整理。（三）从恩格尔系数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生活正向富裕型过渡。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规定，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称为绝对贫困；50%-59%，称为勉强度日；40%-50%，称为小康水平；20%-40%，称为富裕；20%以下称为最富裕。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区农村正向富裕型水平前进，与低收入省区城镇水平相当。

（四）从消费结构看，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人均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支出（包括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三项）约为1095.89元，虽略低于低收入省区一般城镇居民的同类支出（人均月1236.43元），但其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却达27.90%，高于同期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约27.58%。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两项支出而言，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不断缩小其与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的差距。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约9.57%、9.69%、13.41%，而低收入省区城镇约为8.56%、9.90%、12.28%；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约3.02%、5.21%、7.77%，而低收入省区城镇约为3.15%、5.01%、7.56%（见表3）。。

表3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的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年）整理。

（五）从消费习俗、消费观念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变。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已开始摆脱这些传统观念的束缚，大力倡导和实施科学消费、适度消费及信贷消费。例如，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累计已有50%的人外出旅游，一些沿海地区的农村居民在建房或买房中还使用了消费信贷等，与低收入省区城镇相似。

五、结论

消费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王尔德 矛盾性 消费文化 唯美主义 纯艺术。

一、王尔德唯美主义的矛盾性

王尔德的文艺理论、作品还有他的生活中明显地充斥着自相矛盾的因素。在大力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无功利性，艺术无关政治、宗教、道德的唯美主义艺术观的同时，王尔德却创作出一部又一部具有道德教益的作品。作为唯美主义运动的主将，王尔德倡导纯艺术，生活艺术化，以此来对抗当时维多利亚的腐朽世俗生活，而他自己却紧跟时代脉搏，毫不落后地追随着当时的商业化发展进程，显示出强烈的商品崇拜。用唯美主义的艺术原则精心地打扮着自己的形象，衣着别致出众，表达着对资产阶级传统生活方式和趣味的蔑视与挑战，但同时他的这一举动也是吸引公众目光，渴望成名的广告式行为。正如他自己所坦言他即使不能成名，也要臭名昭著。的确，矛盾性是王尔德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王尔德身上体现的是多重性格，多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们彼此共存，又互相否定，简直是一个多棱镜，万花筒。王尔德甚至刻意表现这种矛盾性，并证明它的合理与真实。

二、唯美主义运动与商品消费文化的对立

对于王尔德的矛盾性，批评界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王尔德在牛津时很受罗斯金的器重，也深受佩特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自己的文艺理论和实践正包括了对两者思想的融汇。我们知道，任何作家和他的创作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所以，要考察王尔德的矛盾性，首先要了解唯美主义盛行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虽然倡导“纯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倾向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就已出现，但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口号的唯美主义文艺运动是在19世纪下半叶拉开帷幕的。当时西方社会正经历着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商品广告铺天盖地。在这个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异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无法接受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庸俗现实和日渐发展的商品崇拜，对自我和社会的前途感到失望和迷茫。他们努力地维持传统的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倡导艺术自律、纯艺术、生活艺术化。在王尔德眼里，艺术和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现实应受到贬斥，惟有艺术的世界是值得追求的。王尔德正是向他所说的艺术世界里寻求真实，寻求意义，重建对生活的信心， 以此来抵制现实世界对人们的侵蚀和对自我的剥夺。王尔德耗尽毕生精力努力实践着唯美主张。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王尔德是在那个庸人主义、物质主义和中产阶级的道德观盛行的世纪末奋起抗争的艺术领袖。

消费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消费文化理论；网球运动；消费文化

1.引言

2011年李娜的法网夺冠，中国网球运动员终于结束了“大满贯”零时代。国内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片的网球热。作为世界第二大球类运动，网球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可直至上世界末本世纪初才开始引起国人的注意。近几年，国内的网球运动进入了一个全面推广的时期，中国网球公开赛，上海大师赛的成功举办和大牌网球明星的中国之旅都引发了一股网球热潮。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网球运动依旧是一种小众的运动，它不像足球、篮球、乒乓球那样得到大众的关注。现今网球运动在中国的推广存在着很多困难，虽然越来越多重要的赛事举办地设在了中国，但是网球毕竟还是一项高消费的运动，从运动装备的购置到运动场地的租用，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同时，在国内还尚未形成浓厚的网球文化等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网球运动在中国发展的绊脚石。

2.消费文化理论

消费文化理论（Consumer Culture Theory），简称CCT，主要关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性，并围绕消费者认同工程、市场文化、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以及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四个领域进行研究。本文将基于消费文化理论对网球运动进行分析，提升国内消费者的网球文化意识的同时深入挖掘网球运动背后蕴藏极大商业价值。

2.1网球运动的消费者认同

CCT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而消费者通过市场创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消费者可以被看成是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网球市场给消费者可供选择的特定位置主要有网球运动员、业余爱好者、球迷三大类。网球竞技赛场是网球运动员的终生追求，他们热爱网球，在赛场上尽情地享受竞技网球给他们带来的荣誉，赞美和掌声，有着对网球运动最大的认同。然而，他们不仅是这种认同的追求者同时也是制造者，正是因为他们，有了业余爱好者和球迷的产生。我们都知道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当消费者开始为这种认同开始产生追求并付诸于消费行动时，这就显示出了消费者个人的消费文化标签。

2.2网球运动的市场文化

CCT将消费者视为文化的创造者，身为一个网球运动的认同者，他们会通过共同的追求和兴趣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自我选择的甚至是自我陶醉的网球文化世界，进而形成一个文化群体。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可能是受到网球竞技所产生的魅力而感染，抑或是倾慕于某个网球运动员，或者仅仅只是附庸风雅。总之，这样的文化群体是通过展示自己的网球文化资源，再造并且创新并由群体成员共享这些资源才得以建立的，并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得以发展。

2.3网球运动的消费社会历史类型

在社会历史类型方面，CCT研究消费者与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随着越来越多网球运动员的“单飞”，在中国，网球运动员相继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显然“职业化”对球员乃至整个中国的网球发展都是有着巨大影响的。它不仅使球员的参赛次数增加，同时还提升运动员的个人成绩，引起国人对网球的关注。另一方面，我国近几十年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在物质丰富的生活里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而竞技体育给观众带来的是力量和美的结合，是一种精神上的振奋，情感上的强烈共鸣。

2.4网球运动的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

这个层面研究的问题包括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以及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网球运动的推广上，需要通过媒介向消费者去传达这项运动的魅力，使得消费者在接收到这样的信息之后对这些信息有所回应。在这里，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而是成为主动者去接收并且传播。总之，目的就是要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并且找出理想消费者的类型。在进行媒介传播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会借力于消费者，将消费者“为己所用”。

3.结论

CCT的核心是将消费看成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因此，为了能让消费者更好的接受网球这项运动，首先要进行网球运动市场的细分，确定网球运动目标市场，做好网球运动产品的定位；其次，营造网球文化氛围，建立网球亚文化群体；再次，在制度上给予网球运动的支持，鼓励其发展；最后，在进行媒介传播的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消费者类型，有的放矢。由于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合来构建的，因此要让他们通过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体验属于网球运动真正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梁高亮，刘佚.关于中国网球文化的一些思考[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