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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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国外语教学；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6-154-03

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西欧早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学校型外语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说它新兴，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实践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去。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的外语教学法专家罗贝尔，加利松(Robert Galisson)首先提出将外语教学法更名为“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1985年后又创立了“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同一时期的法国语言教学专著和论文等也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做了系统阐述。对法国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方面的理论构建和教学实践(教学法)进行考察和解读，以期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有所启示。

一、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到教学法的演进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外语教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教师如何在课堂上教外语”的层面上。无论是直接法、听说法，还是后来的视听法，教师都是通过声音或影像等辅助教学设施来训练学生的听说，使其达到听懂外语并运用外语进行表达的目的。“这种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教学思路发端于19世纪末，并一直在世界外语教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法国外语教学，不论是师资培训，还是常规教学，其主要内容就是语音、语法、拼写、词汇、讲解课文等。

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其中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特定的和临时的”。这样，人们就把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前的专注于课堂“如何教”扩展到“如何学”，以及“教”和“学”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外语一文化教学法的雏形(见图1)。

这一图表形象而直观地反映了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语言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以往的课堂教学方式相比，教师开始由以教案和教材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课堂内容(语言文化)，他们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作出反应；教师也要对学生的个体情况、教材选用、课程进度、讲授方式方法等进行观察和反思。通过师生互动，促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并且，教师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帮助其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方法，最终要让学生运用适合自身特点和习惯的学习方式方法进行自主学习。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倡导的现代化学习方式。

二、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教学法到教学法学的演进

正如教学法是对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宏观思考那样，教学法学则是对教学法的宏观思考。它同样发端于法国，但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名为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学。其创始人和积极推动者为罗贝尔・加利松。

罗贝尔・加利松是一位在法国和欧洲外语教学界享有盛誉的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专家，著作丰厚，如：(论思考型外语教师的培养)，(论外语教学法上的伦理道德)，

“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界定，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是一门主要面向外语教学第一线教师的学科，其宗旨是努力使外国语言一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进程实现最优化”。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利松坚持认为，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必须从观察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教学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教师个人和集体的思考讨论，形成自己的认识理论，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和办法，然后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所谓理论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而且是“特定的和临时的”，亦即是说，理论必须与动态的实际相结合。仅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领域不应有天然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将激发外语教师重视科研。用罗贝尔，加利松的话说，一个外语教师完全有能力既是教学法专家，又是教学法学专家。

2　在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二者的关系上，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有许多独到之见。如果说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上的不可分割性现已成为外语教学界的普遍共识，罗贝尔・加利松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文化”和“大众共有文化”之分，并积极主张将后者教学法化，引入学校的外语课堂。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定义，“知识文化”是人们描述、表述出来的一种显型抽象文化，属知识范畴，因此属理性思考，理性认识类。讲授“知识文化”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理解目的语文化中那些能够反映其民族文学、历史、地理、艺术和科技等成就及其发展进程的背景性系统知识。讲授的方式多为独立于语言的专门的文化课程。所谓“大众共有文化”，主要指人们具体实践的日常生活文化，国内有学者称之为“交际文化”，属感性认识，其首要特质是隐含在目的语语言和非语言当中，却常常反映目的语国家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因为是隐含的，所以目的语国家的人常常只需意会，无须言表。传授“大众共有文化”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目的语文化与本族语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目的语中蕴涵在字里行间的为目的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文化，最终实现成功学习和有效交际。“大众共有文化”与语言形式的互为依存性决定了语言和文化教学必须同步进行。罗贝尔，加利松一手开创了“法语词汇文化语用学”，长期致力于“法语形象表达法”、“法语拼接词”、“法语大众共有文化词”、“法语隐迹文化词语”、“境遇词”、“法语成语谚语”和“法语委婉语”等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卓著。

3　在外语教学法上，以罗贝尔・加利松为代表的当代法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理论将外语教学视为一个由学员主体、学习对象(目的语及其文化)、教育者(教师)、班级或小组、学

校、社会、人际和物质空间、时间等要素组成的开放性系统，其内又可细分成若干子系统，几乎涵盖了外语教学的所有方面。通过它，既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找出每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也可开展纵向分析，找出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如此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外语教学工作绝非某一特定的、现成的教学法所能驾驭。

三、外国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在汉语教学中的体现

20世纪末期以来，汉语学习的热潮在全世界汹涌而起。法国作为欧盟多元语言文化政策的主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汉语言文化教学方面更是一马当先，独树一帜。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汉语教学实践中，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课程被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edes Langues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概而论之，“语言和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制造者，又是文化的产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着二百多年历史、从诞生之初教授三门外语到如今教授93种外语的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就一直奉行“语言和文化紧密结合，培养一专多能的开放型外语翻译人才”的办学宗旨。现任校长吉尔，德卢什(Gilles Delouche)先生说：“我校的与众不同就在于除了语言课外，还开设了涉猎广泛的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课程。学生的任务不仅是掌握一门外语。还要学习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并负有传播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使命”。前校长安得烈，布尔热先生(hndr6 Bourgey)也曾强调指出：“多学科性是东方语言学院的古老传统，应该传承下去。如果我们只单一地教授语言，学校便失去了精髓，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法语名称是“Departement Chine”，并非“Departementdechinois”，直译应为“中国系”。一字之差，内涵相去甚远!恰恰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亘古未变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一脉相承，这就是立足语言，着眼文化，培养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传播的使者。这一理念在该学院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学院中文系的哲学、科技、历史、社会、宗教、语言学、经济、政治和文学艺术等具体学科大致分类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化课程构建的是一种中国观念文化知识体系，也就是要让学中文的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情感和思维方式。东方语言学院一向有着语言教学紧密结合文化的历史传统，但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课程从来没有削弱或者取代汉语语言教学的主体地位。语言与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促进，才能最大限度地达成现代外语教育的既定目标。

四、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外语教学之目的语的法语或英语等语种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流通的语言，承载着新兴的科技文化，外语学习者无不追求这种文化。因此，我们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上都向西方看齐，以西方理论为改革取向和评估准绳。然而。西方理论是立足西方学校、学生、语言、教学环境而研制出来的，决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为我国外语教学导航。所以，探索与中国的外语教学环境，教学内容与教学主体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手段和活动才是我国外语一文化教学界的当务之急。

2　外语教师不能满足于按照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来组织教学活动，更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吸收外语教学理论，也要总结教学经验，包含师生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探索出来的经验。外语教师既要广泛学习、借鉴中外的教学理念和主张，但又不能生搬硬套，只能借助这些理论通过反思去提炼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从而形成适合具体教学环境的自己的理念，并不断更新、丰富自己的外语教学理念。

3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文化教学应该是在外语教学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学目的语相关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同时也包括开设与语言教学有关的语言文化专业课程(如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设置的中国文化课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理解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另一方面，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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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到境外投资，鼓励境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扩大互利合作和共同开发。因此，在今后的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特别是要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本文就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环境进行分析，以利于我国中小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采取适当的策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环境分析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世界经济环境

企业国际化经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后国际企业、跨国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截止到2004年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达6480亿美元。从参与国际化的国家和地区来看，现代世界的国际化经营，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且投资规模、方式、范围和地区都有所变化，投资速度大大加快，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不仅超过了全球产出的增长，而且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投资的地区也转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举。

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趋势加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国际经济一体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今世界按区域划分已形成各种经济圈，其中较典型的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地区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显然有利于经济圈内企业，不利于区域外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过外国贸易保护，从而开辟新的国际市场，或者保持现有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可以获得投资所在国贸易壁垒带来的一些好处。此外，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一种预防性对策，可以针对出口市场可能出现的新的贸易保护政策，提前打入该市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世界经济重心出现转移。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两大趋势已日益明显并引起人们关注。一是全球经济的“引力中心”将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亚太地区的经济近几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外贸总额与外汇储备也与日俱增。二是经济发展将由北半球北部向南转移。今后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将集中于资源和劳动力密集的南方。随着计划经济模式日益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这使经济南移的可能性增大。

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导致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产品需求的个性化与多样化使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企业的研发费用迅速攀升，成本加大。这种情况下，企业除了调整产品结构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开拓海外市场，就可以使企业保持创新产品的合理生产规模，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使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投入获得良好回报。中小企业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同时具有较强的意识能力和模仿能力，能较为敏感地捕捉到国际市场的信息并做出快速反应。

各国产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同时许多国家也处于转型经济中，产品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日益加快，这已成为一个普遍趋势。由于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许多国家都放眼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而这进一步为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国际投资环境

发达国家是最大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2004年，美国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名列榜首，英国和中国则分列二、三位。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606亿美元，仅排列第三。10个最大的东道国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约占世界总流量的2/3，而100个最小的外资吸纳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只占世界流量的1%，相差较为悬殊。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全面复苏和繁荣，发达国家主宰国际直接投资的趋势更为明显。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后起之秀。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迅速。其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了大批的投资者。2004年东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达到46%，达到1050亿美元，大约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23%。

中东欧、亚洲、中美洲和非洲成为国际投资热点。这些地区集中了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这几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趋于稳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所以大量的外资涌入这些地区。同时，这些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发达国家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区域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日渐增高，市场日趋饱和，为了进一步降低劳动成本，同时开拓新的市场，它们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立足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纷纷到泰国、越南、巴西、印度尼西亚、匈牙利、俄罗斯、南非等社会经济环境较为稳定、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或进行技术输出。

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导向型为主要形式。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其动机分为三种类型：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生产要素导向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更多采用市场导向型，即对外直接投资更注重市场容量和份额。

投资主体多样化，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加快。以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为大型跨国公司，人们也总认为跨国投资必是大型跨国公司所为。这种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发生了彻底改变。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尽快融入世界大潮，大批中小企业也纷纷加入跨国投资行列，成为中小型的跨国公司。同时，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也为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特别是一些国家对外资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使中小企业抓住了历史机遇，采取“走出国门、博采世界之长”的战略，将经营和生产据点设在劳动力、技术、资源、市场等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一道国际投资的亮丽风景线。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技术环境

信息技术进步促进了知识全球化的发展，并使单位成本急剧下降从而刺激信息市场的需求而带动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标准化，以及其他服务成本的下降，给中小企业以低成本在全球范围配置劳动力和资本资源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进入其它国家市场提供了新的契机。信息技术不仅使投资活动变得更易于控制和形成预期，而且使投资者对投资活动的分析更加受到其他投资者信息的影响，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知识经济全球化使竞争从有形资本的竞争转变为无形资本的竞争，从土地、资金和劳动人口的竞争，转化为人力资本、资金、信息和知识的竞争，并且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原理也面临着内在的重大调整。自然禀赋不仅仅是土地、人口、资源、技术和资本，还加上了创新技术、信息资源和知识思想潜力等无形禀赋。信息资源、创新能力和知识要素共同构成了当代国际竞争的新要素。信息和知识可以为厂商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使单位生产成本下降从而获得成本优势，或者为厂商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差异性战略，或者为厂商提供选择合作伙伴组成战略性联盟的商业机会。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更富有竞争性，但同时也对厂商之间的合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竞争合作将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国际化-[飞诺网]

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地位更加凸现。由于知识的互补性正在逐步取代物资资本的互补性，从而改变了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附属地位，企业之间相对地位取决于其拥有的知识质量、数量。因此，中小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与大企业几乎毫无区别。中小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国际和国内的网络建立国际关系，分享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信息、市场信息与技术信息，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进行只有大公司才有技术力量进行的技术转移。现在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营销网络经销产品，每个中小企业致力于做好自己最擅长的项目，就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尤其是互联网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以往中小企业获取信息落后于大企业的局面，打破了大企业在信息拥有方面的垄断优势。总之，在这个时代，中小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为了生产某一产品或提供某一项服务，它可以非常方便地从世界各地获取信息并组织生产要素。

构筑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国内支撑环境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日益受到各方的重视，但仍存在着审批手续过于繁琐、融资渠道狭窄、政策不配套、资金援助和税收优惠不多、社会化服务体系薄弱等问题，这些都成为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的障碍。因此良好的支撑环境对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和现实的意义。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笔者认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构筑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良好支撑环境。

加快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立法工作。中小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为了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业和创新环境，扶持它尽快成长，必须加快中小企业的立法工作。必须尽快制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法》等法律以及与之配套管理条例，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对外投资行为，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项目和跨国公司出国出境人员的手续。

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力度。这样有利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目前，我国已在省一级设立了中小企业局。但我国的中小企业大多地处城镇，甚至乡镇，所以应在各地市乡分设中小企业局，这样管理和操作起来会更加方便，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会更即时，更便于开展点多面广的管理和协调；同时应对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减免税收，实行差别税率。

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应该借鉴台湾省完善的中小企业辅导体系的经验，这个体系共有十个，即财务融通、经营管理、生产技术、研究开发、资讯管理、工业安全、污染防治、市场营销、互助合作和品质提升。为此，建议成立中小企业家协会或者联合会，提供政策、法律、市场、经济、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咨询服务。研究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企业提供技术“诊断”和“保健”服务，并及时提供必要的救助。

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国有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意识，把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措施落到实处。妥善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贷款约束和贷款激励的不对称问题。如对贷款发放进行贷款额度(意味着多收益)和贷款质量的双重考核，完成贷款发放任务有奖，反之受罚；但是贷款发生风险损失，则贷款的调查人员、决策人员和审核人员按相应比例计罚工资。在这种机制下，信贷人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掘贷款需求，并能够通过深入调查，摸清贷款风险底数，较好地平衡贷款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信贷业务创新力度。

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保障体系。我国中小企业规模比较小，抵御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交易风险的能力较弱。为此，一方面，针对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发展中国家相对具有较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因此，要加紧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保护协定。另一方面，建立对外投资保证制度，即建立资本保护和鼓励我国企业或个人对外投资的国内法律制度。鼓励保险公司不仅对来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开展保险业务，而且对国内中小企业去国外投资开展投资保险，消除投资者的担心和顾虑，使投资者更好地开拓国际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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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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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发展

提到中国，我们想到最多的便是中国文化了.中国是一个极具文化色彩的国度，五千年的文明史承载了多少文化，造就了多少文人墨客，远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近如鲁迅，沈从文.每个人的作品都影响了几个时代.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作品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根据文化所包含的结构及其所指的范畴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广义的来看，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而所谓的狭义的文化则是专注于精神创造的结果，这也可以称之为小文化。

文化所涵盖的层面有很多，但大方面可以总结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则包括了人们发明的交通工具，服装，日常生活用品等，这可以看作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则指的是社会制度，家庭制度，生活制度等多方面的管理层面；而所谓的心理文化则可以看作是隐形性文化，比如，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这些都属于心理文化。

中国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古代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国人的发展都有尤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化可以培养人优雅的仪表以及陶冶人的情操。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阅读这些古籍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国家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浸润在这种文化的长河里，使自己的人格魅力得到很好的提升。我们的文明古国需要我们这样有素质有涵养的人才。其实可能我们自己还没发现，一旦我们熟读古书文字可以使那些文字所散发的魅力潜移默化的深入我们的骨子里，从而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我们在这些文字浸润下所拥有的风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应该全面了解文化，拥有自身民族文化的特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古文运动”，提倡国学，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视，其实质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丢失的太严重了，以致让有志之士达到痛心疾首的地步了。当代的我们已经被外来文化深深感染进去，对我们本国的传统文化了解的甚少。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文化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它承载着我们国家的未来，对我们自己，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阅读书籍，其实阅读书籍不是要求我们对书籍达到非常透彻，而是需要通过我们阅读典籍，达到对我国的文化游理性的审视，客观的认识而已。只有这样，当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可以做出理性的思考判断。我们学习我们古代文化的最大意义就是在于当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我们不至于丢弃自己的文化，可以理智判断，取长补短，这样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会有更深远的影响。

而到了现代，由于当今的社会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文章大多数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这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尤其是近几年，大多数现当代的作家，新生代的小说家已经走进了普通人们的生活中来，他们大多数以写实为主，描述现实普通人们的生活。现当代杰出的作家则要数鲁迅，郭沫若，沈从文等人，尤其是鲁迅，他弃医从文的举动感动并感染了数以千万计的国人，他为我国的抗战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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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批复；宪法；司法化

1999年1月29日，原告齐某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被告人陈某、陈父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案件要从1990年说起。当年，原告齐某参加中考，被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班的委培生，但是齐某就读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直接将它送给了和齐某同级的陈某。于是陈某以齐某的名义在该校财会班就读，陈某毕业后被分配在银行工作。直至1999年初，齐某才得知自己被陈某冒名10年的事情。齐某一纸诉状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上述被告告上法庭，要求上述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

这一则看似简单的民事案件，却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个难题。侵犯姓名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仅仅是宪法上的权利，除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外，没有民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种处于“悬空”状态的权利。而在我国的审判中也没有直接援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的先例，因此，在法律上这种受教育权虽然有规定但是却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颁布司法解释，准许适用宪法条文对原告的宪法权利进行保护[1]。这一批复的出台，开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援用宪法进行保护的先例，也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脉络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1]。在宪法司法化情况下，对于的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或者基本权利，无论是何种形态的保护——消极的抑或是积极的保护——都越来越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权力。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以司法判决、违宪或者合宪审查等方式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予以保障。由司法机关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惯例。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VMadsion）时，首法官马歇尔（JohnMarshall）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Review），即联邦法院法官可以宪法为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实现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系统专属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了广泛认同，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二、宪法司法化的生长因素

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之所以倍受世界各国青睐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从宪法和普通法律法规的关系来讲，普通法律法规是宪法的具体化和量化。普通法律法规对宪法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扩展，使宪法规范的内容更加具体的展现出来；同时在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阐述过程中，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内容例如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公民的权利限度进行了量化，并对超过法律规定的度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具体化和量化必须以宪法规范的内容为制约和纲要。从总体上，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因具有原则性、政策性而无具体惩罚性或者弱制裁性，所以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宪法非司法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律才能将这些权利落到实处。但是由于普通法律法规不可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因此，许多权利实际上并未得到具体化与量化。无救济则无权利，为兑现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上述情况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普通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予以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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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规范具有以下特征。

（一）文化的“动态交流”决定了规范的协同性“线性文化遗产”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文化的持续交流和融合共进，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更突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和对话，进而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了地理上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连接，也包括文化上关联和认同。这就要求在规范设定中，有必要为不同国家、组织、群体构建统一的平台，并在共同认可的法律逻辑框架下加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进而促进合作方之间的信任，即立足于建立各个不同国家政府间以及部门间的协同性保障机制，为其后应对可能出现的诸如开发利用规划、管理组织架构、合作方的配合等方面的挑战构筑法律支撑。

（二）权属的多重性和排他性决定了规范的系统性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权属的多重性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由于各线路段的所属国不同可能带来的国家问题；第二，某一国内各遗产所有权主体的不同。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途经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基于线路的链接而形成某一统一的“文化地域”。对于各路段的所属国而言，文化遗产权属关系首先必定涉及国家问题而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但同时“线性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文化地域性”特征又要求保护工作的开展适度摆脱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部分的国家利益以维护遗产价值的完整，想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建立有效的国际法律体系，这一观点也得到国外专家学者的认同［4］，对规范的系统性要求极高，主要是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对接、法律规范和配套措施的匹配等。而第二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各国国内立法予以解决。

（三）价值的多样性决定规范利益分配的突出地位不同于其他类型文化遗产的价值多元化特征，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促进以多边合作为基础的地域性利益方面具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体系突破了文化遗产价值本身而具有极强的延展性和带动效应。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促进不同文明之间交流、融合、和谐发展的功能可以起到加强不同民族传统、宗教等文化认同的作用，而文化的认同可以减少民族矛盾，增进民族了解，降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进而维护区域特别是周边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和平的作用，这种政治价值在当今世界备受推崇。同时，通过对遗产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有助于多国开展经济合作，发展地区经济，以其为基础的平台搭建相较于单纯的经济合作更具柔韧度。因此，跨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是一系列对文化遗产价值性利用予以认可的制度，要将相关多重利益的有效分配和促进纳入其中，建立规范化的均衡分配体制，以此推进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规范性原则

与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原则不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涉及不同的国家利益而使其具有独特的内涵，即必须在保护为先的基础上以各遗产所属国共有利益的最大化为主要目的予以设定。

（一）起源国主导原则所谓的“起源国主导原则”主要是指对于具有统一的文化根基，并依附于该根基，通过不同文明的演变、融合进而形成独特特征的文化形态，在其保护、发展、利用等过程中应当对文化发源地所在国在权利与义务的设定方面予以侧重原则。正如徐嵩龄在谈到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时所论述的：“这些遗产大多源自中国，其重心和主体也在中国，或者是由中国向外输出或者辐射而产生的，因此，中国应居于主导地位。”［5］不同于一国境内的“线性文化遗产”，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起源地即是文化产生的源头，即使该线路所涵盖的内容在途径不同所属国由于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形成多元的文化特点，但核心部分不会因此改变。确立起源国主导原则，在文化研究领域有利于发挥起源国的资源和知识优势，统一保护理论与实践；在利用层面，有利于各国统一规划，联合开展区域开发项目；在政治层面，有利于更好认识、改善各相关国的国家关系；在实践方面，有利于各所属国更为高效地开展保护工作。因此，该原则不但应当体现在世界遗产的申报过程中，还应当贯穿于其他相关国际事务中。具体到法律层面，“起源国主导原则”决定了在规范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更充分地调动起源国的优势，明确其承担作为法律机制运作的协调者和主要执行者的地位，赋予其包括在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运作、跨国保护工作的开展，文化遗产开发、利益的合理分配、国际责任的判断与承担等方面的权利。

（二）地区合作原则伴随着“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共有资源的公益性价值理论逐步获得认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几乎所有相关国际法律文件中都将“国际合作”作为一个重要部分予以阐释，其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不同于传统的单纯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目的的地区合作，以文化发展和认同为目的，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从而构建一体化地区合作机制的模式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创新，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为这种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在国际合作视角下，对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更应当关注由文化线路跨越不同地理文化空间所形成的地域范畴，即以文化线路途经的各所属国为范围的、特定区域内的多边合作。这就要求在跨国文化遗产保护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强调遗产的线性、连续性，并不受遗产的地理、行政区域限制，倡导各国加强对本国（境）内线路的立法保护，同时就跨国线路部分进行立法合作，并强调公众参与”［6］。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制定具有效力的国际法律文件，如条约、协议、协定的方式，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并在该体系下构筑合作平台，帮助、实施涉及多国利益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开展；第二，各相关国———主要指文化线路的所属国，在制定具体的国内法律时相互协作，尽量达到统一，提高契合度；第三，线路所属国中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应当肩负更多的义务，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削弱文化认同的脆性，进而为合作行动的开展提供稳固的支撑。

（三）整体性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讲，“整体性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形态的文化遗产保护，但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特征，需要予以特别强调。其一，从内部要素的构成上来讲，线性文化遗产更为复杂多样。《文化线路》将文化线路分为交通线路本身和基本衍生要素两类，基本衍生要素又分为有形遗产资源与非物质遗产要素。然而，由于CII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即“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过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引起了理解上的混淆，似乎文化线路是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混合的‘双遗产’”［7］，致使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受到威胁。为了避免给保护工作的开展带来困扰，2001年6月在西班牙潘普洛纳召开的CIIC国际会议上对文化线路中的无形遗产问题作了清楚解释，进一步强调“线性文化遗产”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他遗产要素的相关性和一体性。其二，在外部要素上，“整体性”是判断文化线路真实存在重要标准，不同国家内的路段由于具备功能上的同一性、互补性，文化上的融合性而形成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线路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价值之和。因此，基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多国属性以及文化遗产本身所包含的内部构成要素和外部价值要素，“整体性原则”要求各所属国有必要通过制度规范的方式建立在横向上具有多边性、在纵向上跨学科的联合保护组织，构筑整合协作的方法体系，设计阶段性战略规划以达到保护文化线路各组成要素价值的充分展现，同时杜绝由于所有权的多重性而进行简单的价值分割和利益分配的目的。

（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文化遗产领域主要用于处理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在开发层面，ICOMOS在《文化线路》中承认：文化线路的使用可以被用来促进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发展。利益的取得成为推动跨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动力之一。以“丝绸之路”为例，2013年中国就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申遗成功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简称“一带一路”）规划很快被纳入议事议程。另外，据报道，甘肃省已经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20个旅游大景区［8］。在保护层面，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涉及除本国外的其他线路段所属国，在资源利用方式上具有明显区域化特征，任何一国的破坏性开发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资源价值的丧失，因此，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它关系到各所属国如何保存和管理文化线路，以保证其构造和价值能够保存完好地传承给后代。基于此，按照《文化线路》的规定，“旅游活动的开展必须优先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禁止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或企业的垄断行为”［9］，各国在制定保护政策的过程中应尊重客观环境和规律，将遗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坚决避免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的过度开发行为。同时，可持续发展原则还要求各国积极开展促进文化线路发展的活动，通过立法方式有效拓展遗产价值的广度和深度，并对保护政策不断审查和更新，以适应发展要求。

三、国际法框架内的基本制度设计

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国际法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具有协调权能的、得到各遗产所属国认可的独立保护机构的建立；各所属国在国际合作层面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等。

（一）确立独立保护权利主体作为文化遗产的管理者以及法律的执行者，保护主体的确立对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而言尤为重要，它是保护方式得以确立，保护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由于“线性文化遗产”在所有权属性方面存在多样性特征，在保护管理过程中会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调和利益相关者诉求的主要方式就是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通过建立独立权利主体的方式，完善合作与参与机制。例如，“英国哈德良长城全长120公里，90％以上地段属于私人财产，这种产权和利益构成的复杂性为其保护与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为此，1996年成立哈德良长城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2006年成立哈德良遗产有限公司进行统筹管理”［10］。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情况就更为复杂、多样，它的权属不仅涉及个人利益而且事关国家，统一权利主体的设置就更为关键。在国际法领域，基于共同利益以及目标的指导，有关各国通过创建与之相应“国际组织”，并赋予该组织特定的权力用于增进利益、分担义务、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是较为通行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方式也可以适用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具有多边合作性质的政府间合作组织（例如“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作为文化遗产的权利机关，赋予其为实现特定宗旨和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法律资格，负责保护工作的协调、开展。该组织具体的机构设置由相关国家签署的多边协议予以确定，包括委员会的组成，各国代表所占比例，下设执行机构的构成等。在委员会的职权方面，笔者认为至少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鼓励并监督各缔约国的保护活动；第二，就如何在国际合作层面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提出建议；第三，保护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第四，提供国际援助；第五，调解由于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和利用所产生的纠纷；第六，接受、审议和批准缔约国提交的可能引起整条文化线路价值改变的活动申请；第七，在特定条件下，允许该组织在缔约国内开展活动等。

（二）国际一级保护机制国际一级保护规范的设定主要用来明确各线路段所属国的国际义务，其基础建立在各所属国一致认可保护本国内的“线性文化遗产”不但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各自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其他相关国的利益，并愿意为此目的在多边、地区各级开展保护工作。在此基础上，结合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规范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期单独、合作开展文化遗产各路段以及整体范围内的普查工作，并编辑、更新、公布有关结果；第二，合作制定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措施，联合开展特定项目和活动，并及时实施、开展；第三，合作编制文化遗产保护开发规划，为各国合理、合法利用他国境内的文化遗产，整合资源，促进利益最大化提供依据；第四，应对机制的建立，确定国际援助申请的程序、内容，确保能够适时开展国际援助活动。

（三）国家责任的承担从1954年的《海牙公约》到1972年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再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献中，两个基本观点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即其一，承认文化遗产在价值上具有公益性，在文化遗产之中蕴含着某种一般性的文化资源，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为全人类共同所有；其二，任何国家、政府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应当承担与之对应的国际法上的责任。《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明确指出：“蓄意破坏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或故意不采取适当措施禁止、防止、制止和惩罚一切蓄意破坏行为的国家，不论该遗产是否列入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的保护名录，均应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内对该破坏行为承担责任。”［11］“保护文化遗产便成为一项国际法上的义务，当违反这一义务时，违反者便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12］。关于责任的性质和内容，国际环境法中包含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可以与之对应，是指“污染或损害在科学、历史、文化、教育、美学、旅游、保健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并受到法律特殊保护的各种天然的和经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3］。该类法律责任主要针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人文遗迹（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和石刻，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等领域，实质上就是破坏文化遗产行为所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所有类型的文化遗产中能够最直接展示国际特性，而且某一国内路段的毁损都可能会造成其他相关国所有遗产价值的丧失，这决定了强调各所属国承担国家责任的重要性。因此，在相关的保护立法中有必要明确：第一，文化线路途经国政府的蓄意破坏行为或不作为行为致使遗产本身遭受损害的，必须对受害国予以赔偿，或采取例如终止不法行为、继续履行、保证不重犯等其他其追究其国家责任方式；第二，通过国际法律文件赋予特定主体以合法手段制止违反强行法义务的行为发生以及追究其国家责任的权力。

四、国内“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的完善与契合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在体系上采取的是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在国家立法层面，最重要的是《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两部专业性法律以及其他法律规范，在地方层面主要是各地方政府结合地区文化遗产特色所制定的相关规定。但是，现有法律体系中恰恰缺乏专门针对“线性文化遗产”这一特殊类型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规范。除此之外，在国际立法合作方面，有关的制度更是匮乏，亟待补充完善。

（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其一，在宏观层面，我国在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和标准方面由于缺乏《文化遗产法》而一直无法统一。考古工作者、文物保护部门、文化遗产研究理论界以及立法部门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分类标准。例如：我国的文物保护部门在历次全国重点文物普查过程中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大多侧重于功能性需要，分类较为细致，古建筑物、遗址、历史文化街区等都作为单独的一类，并对各大类中的具体实物进行了进一步的列举，这种分类方式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较为清晰全面；而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则采取了不同分类方式，它以简单的描述代替概念，分类的层次感不强，各类别间存在交叉的情况，缺乏对文化遗产各表现形式准确的法律定义。这就造成一些新型的文化遗产无法在其中找到与之对应的类别。如“线性文化遗产”，“我国既未加入CIIC组织，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未涉及这类遗产资源”［6］。所以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修订《文物保护法》的方式将“线性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畴，明确“线性文化遗产”的定义、特征、形态以及保护方式，针对具有特殊性的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突出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其二，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框架方面，尝试采用一般法和专门法相结合的模式，即针对特定的遗产种类进行单独规则设计，可以参照我国已经制定并实施的《长城保护条例》《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拟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规范本身应当强调可操作性、原则性与授权性规范相结合，要体现整体保护、国际合作的思路。由于“线性文化遗产”途经的多个地区，如何协调区域矛盾，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同样是国内立法考量的重点。笔者认为，在国内遗产区域立法合作方面可参考美国《2012国家遗产区域法案》中涉及的遗产评定标准、可行性研究的规划、管理计划的制订、评估、各相关部门的职责等［4］。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方面，可以考虑通过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与《文物保护法》形成互补式格局，满足日益丰富的文化遗产种类的增加的需要，同时，鼓励线路途经的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配套措施对辖区内的“线性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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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是否能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对于国家的文化安全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相关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具体的思路。

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文化产业核心层的不安全因素。所谓文化产业的核心层主要包括了新闻、书刊、报刊、音像制品与电子出版物以及广播、电视、博物馆、文化研究和文化社团等。而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入世的承诺，虽然中国的报纸、书刊和图书等批发市场在2004年起就开始对外全面开放，但由于我国的出版产业长期存在贸易逆差，使得我国自身的文化并未从根本上得以传播。据统计，就电影产业而言，我国每年从国外引进的影片大约为20部，而随着国外等影视大片被分销到国内各地，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手段，通过生产大量的相关文化产品，进而形成了空前的文化强势，因此，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使得我国自身的文化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

文化产业层的不安全因素。文化产业的层主要是指包括室内娱乐、游乐园、互联网、网吧以及文化中介和会展拍卖等促使文化传播的具体产业。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其主要是指利用计算机、移动电话等新兴起的网络技术平台，进而传播文化信息和创造文化娱乐的事业，但在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网络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安全，甚至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核心而进行的网络文化交流总体呈现出单向灌输和渗透的局面，通过利用自身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产生影响，是以美国为主的部分西方国家推行国际战略的重要手段。随着网络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人们充分感受到“美国色彩”正在逐步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并严重威胁着我国以网络为基础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安全[2]。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产生文化安全问题的原因

内部原因。文化生产力水平较低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产生文化安全问题的首要内部原因。据统计，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所产生的相关经济效益只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0.5%，由于我国目前仍未实施文化市场的有限开放政策，且文化生产力水平较低，这对我国文化产业市场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存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在具有较强商品属性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又比较容易受到上述两种性质的影响，从而产生相关的文化安全问题。例如，就文化的商品属性而言，部分提供低层次娱乐功能的相关文化产品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获得较多消费者的青睐，而在经营者获得较多的利润后，则又会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而降低文化品位，无形中对我国文化的自身安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3]。

外部原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人员、技术和资金的流动，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文化竞争和文化冲突。在全球经济化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处于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的现实决定了我国不同特征的文化将同时共存，而由于缺乏主导文化，使得我国的文化产业更容易受到国外文化的制约，在国外文化商品涌进国内文化市场的同时，也使得我国自身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其产生了较大的依赖性，为中国的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三、解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具体措施

树立文化产业意识与市场意识。 树立文化的产业意识和市场意识是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首要措施。一方面，在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方面，国家相关部门需要限制文化的过度多元化发展和低品位文化的交流，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文化产业意识，从而为我国的文化安全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属于经济基础层面的，因此维护主流意识的文化安全则是上层建筑，为了保障文化在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安全，国家文化部门以及文化产业的经营者必须要形成并提高自身的文化市场意识，从经济层面加强我国文化的安全系数，从而实现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双赢[4]。

创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创新文化产业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是使我国文化安全受国外文化冲击影响降到最低的重要手段。由于文化产业是社会与经济效益共同结合的产物，因此，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应该从“办文化”合理转型到“管文化”的层面中来，而文化的管理主体也应该从单一的政府主体转到政府、企业、事业和第三方文化机构上，从而实现文化产业的多角度、多层面管理，并最终实现文化安全。另一方面，在创新运行机制方面，可以将跨国文化公司以及非公资本企业纳入到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中，通过鼓励企业对文化的投资，从而打破文化产业运营过程中部门垄断的局面；其次，国家可以通过下达相关政策，允许跨国文化公司和国际文化投资机构在国内范围合法经营，从而在引进先进的文化产业经营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也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文化的安全系数[5]。

实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实施文化传播策略是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的另一主要办法。在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只有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范围内的他国文化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的文化安全，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提供良好、稳定而安全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我国应该加强文化“走出去”方针的实施力度，在不影响我国文化安全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吸取有利于我国自身文化产业发展的他国文化，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供双重保障。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我国也应该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并加大对民族特色文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力度，从根本上提高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与低品位文化对我国文化安全影响的能力，进而实现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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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械化问题

我国农业机械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风雨之路，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①解放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农业机械。解放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到1997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42016万千瓦，比 1952年的 18万千瓦增加了 2333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增加到 689051台，比 1952年的 1307台增加了 526倍；农用载重汽车875571辆，比 1952年的 280辆增加T 3126倍。与此同时，农村电力等也都是从无到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②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抵抗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机械的使用促使农业向农工贸一体化发展，促进了农业运输事业的发展。③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农机生产和推广体系。培养了一支达二千万人的农机科研科技队伍。在农业机械化的推广过程中，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科技素质。各种基层农机厂、农机站为后来的农村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④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机械由国家统配变为非控商品进A了市场。农民拥有了选择购买农业机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农机投资主体发生了由国家投资为主到以农民私人投入为主的转变，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另外，农业机械推广运用领域不断拓宽。

但是，我国的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失误也不少，值得反思和总结；①在过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认识到农业机械化是一个经济技术发展过程，不讲经济效益，不算经济总帐，而是采用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试图速战速决，超越了生产实际需要和经济可能，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给农业机械化声誉带来了不良影响。②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倾向，没能注意到我国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农机在我国不同地区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③改革开放时期，在对改革前20多年农机化中“左”的影响进行清理时，矫枉过正，出现了80年代初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否定论。认为“石油农业”在我国行不通，只搞生物技术就行了。认识的模糊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农业机械失营失控，有些地方农机具被拆分，或因无人管理而报废。农机教育网络受到严重冲击。

纵观我国农业机械化所走过的道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但因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失误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暂时困难而对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持否定态度是不足取的，笔者认为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方向是正确的。机械化代替手工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农业机械化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农业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有人说中国要绕过“6油农业”，X搞“生态农业”也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其实，重视“生态农业”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把“生态农业”与农业机械化对立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态农业”是要靠农业机械化这个手段去实现的。我们应当从广义上理解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本身就是与机械化相辅相成的，农业运输、农产品加工和林、牧、渔业现代化也离不开机械化。可以说，整个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机械化。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其必然性而不顾客观条件的冒进，又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客观条件性而消极等待，在认识上则不应消极回避它，而应该积极正视它，决不能低估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第一，发展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①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落后。就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手段而言，我国农村广泛使用的仍然是原始的手工工具：犁、耙、锄头、镰刀等，普遍存在的还是人力播种，人办收割；就劳动对象而言，耕地过于分散零碎，土地利用率低，农田基本建设不断受损；就劳动力而言，我国农业劳动人口多，但素质差。只有大力提倡科教兴农，推广农业机械化，才能改变生产力落后状态，使农业生产上一个新台阶。②发展农业产业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农业的专业化、企业化的集约化经营。而集约化农业要求有更多的技术和资金的投。人，其中校人大量农业机械则是一项基本要求。②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的落后，使一些农业高新技术得不到有效采用，制约了土地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激烈的竞争，发展机械化，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竞争力已势在必行。

第二，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业现代化包括技术（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在技术上就是采用现代的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装备农业，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科技体系。机械技术就是机械化，它是从机械操作斤始，进而达到自动化，其作用主要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工效和劳动生产率，生物核，术包括土壤改良、植物保护、良种培育、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农田灌溉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农产品的单产和质量，着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只有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适当地结合起来，两重并举，才能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生产率，，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过去曾走过了一些弯路，但现在都基本上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了，而且一配合得较好，从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生产组织上实行专业化、一体化和管理方法上的科学化。如运用系统分析法。电脑和通讯网络等科学技术。而这些先进技术实施的每一环节，都必须以机械化为基础和手段。可见，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农业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

第三，发展农业机械化，它可以成为我因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机械化的直接经济效益是．提高农业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在产率，降低成本，为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创造条件。农业机械化不仅有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的间接经济效益。农机行业是。联系农业和工业的纽带，发展农业机械化，扩大‘咱需”，农机行业可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①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各种类型的农用机器、电力设备，促使农机科研投入大量资金，加快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多层次的农机供应，促使农机制造、销售、修配、电子、电力等部门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可”以大大刺激城市工业和＃镇企业的发展。②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农村公路及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刺激建筑、建材、交通、能源等部门规模的扩大、生产的发展。③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农机人员＊发农民学习农机知识的热潮，可以进一步刺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展农业机械化，能刺激工业对农机的投资和农村的消费，只要引导得当，农机行业一定能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发展．农业机械化人近期来看农民解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增加了收入，有助于农民身体健康与生活舒适，缩小了工农和城乡差别。从长期来看，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减少农业人．a，为我国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过渡创造条件。另外，我们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 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和对策

任何一项生产力的突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虽然具有广阔的前景，但切不可忽视存在的困难。最突出的困难是：

第一，劳动力转移困难。由于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规模等因素的限制，农业劳动力很难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客观上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另外，发展农业机械化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减少，但素质要求提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多，素质差。据统计，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0．3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gi％，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83％，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占总劳动力的46．75％，这也是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之一。

第二，资金困难。农业机械化的农机科研开发、投入生产和农民购买农机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一方面，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户为单位经营后，农业资金难以集中使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财政暂时拿不出很多的资金来投入农业机械化，这对农业机械化造成了很大困难。

第三，土地过于分散零碎。农业机械化要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然而，我国不到15亿亩土地被分给2亿多农户，户均6－7亩耕地，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便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机械化不利。

此外，农机产品市场还不很规范，农机产品造价高等问题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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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标淡化立法体现完善思路

一、商标淡化概述

(一)商标淡化理论产生的背景。

商标最初的原始功能是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我国北宋时期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商标，就已经具备了商标标识商品出处的原始功能。商标的作用在于避免混淆、误认和欺骗。当商品或服务一旦卖出，商标的使命就完成了。当非商标权人未经商标权人的许可，将商标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时，非商标权人的商品与商标权人的商品发生了混淆，影响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选购，商标权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此时传统的商标“混淆理论”对商标权人的利益进行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之间加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原来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商品制造商通过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追加广告宣传等投资，精心培育仑业的良好信誉，此时的商标已凝聚了企业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承载着企业的商誉，彰显着一种品质、风格和地位。消费者对企业的品牌产生了消费信赖心理，在商标与特定商品之问建立了独特的联系，商标从此拥有了独立的经济价值。因此，任何对驰名商标价值的损坏行为都应当禁止。

商标淡化行为正是随着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的经济功能及表彰功能的崛起，逐步产生、发展起来了。当侵权人将商标权人的驰名商标非法使用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表面上看并没有发生商品来源上的混淆，也不影响消费者的选购，但会使人们产生联想，联想到商标权人的商标，并将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的良好商誉转移到侵权人的商品和服务上来，加大了侵权人的产品销售力，提高了侵权人的经济效益，却侵害了商标权人的利益。此时，传统的混淆理论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无能为力，“而商标淡化理论则成为一把金钥匙”。

商标淡化现象在商业领域中并不少见。早在1923年德国联邦法院关于禁止一家污水处理公司在其抽粪车上使用著名香水制造商的香水商标“4711”的判决，是迄今最早适用商标淡化理论对驰名商标提供法律保护的典型司法判例。而“淡化概念”学界通常认为源于1927年美国法学家富兰克·斯科特在《哈佛法学评论》中发表的《商标保护的理论基础》一文。虽然文中并没有明确地使用“淡化”一词，但是斯科特在文中指出：“商标权人不仅应当禁止他人将他的商标使用于相互竞争的商品上，而且应当禁止使用在非竞争性的商品上。”至此，淡化的概念逐渐被学者们了解并接受。

此后，商标淡化理论随着司法判例的丰富，学者们进一步地探讨，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多数学者认为，驰名商标蕴含着企业深刻的文化内涵，具有不可估量的企业无形资产价值，任何可能弱化、丑化甚至玷污该商标的显著性的不良行为，都会给商标权人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法律应予禁止。不久，随着淡化理论研究的深入，立法界也作出了必然的回应。如美国制定了专门的反商标淡化法，德国、法国、希腊等各国在各自的法律中修正了关于反商标淡化的条款，《巴黎公约》、《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条约中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商标淡化的理论，但某些适用条文不够明确、具体，有待完善。

(二商标淡化的概念。

商标淡化的法学概念至今在我国立法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学界对商标淡化的理解莫衷一是。美国《1995年联邦商标淡化法案》(TheFederalTrademarkDilutionActof1995)将“淡化”定义为：“减少、削弱驰名商标对其商品或服务的识别性和显著性能力的行为，不管在驰名商标所有人与他人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存在混淆和误解或欺骗的可能性。”此定义较具代表性。笔者认为，商标淡化是一种特殊的商标侵权行为，是指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图形及其组合在其他不相同或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或者在其他领域使用的行为，从而玷污、削弱了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识别性的行为。

(三)商标淡化的性质。

1．淡化商标行为构成了商标侵权。

商标淡化侵害的是商标的显著性和商誉，商标显著性是一种正当权益。在商标领域中，商标的显著性充分体现在：商标权人或商标设计者通过智慧、知识和技术的投入，获得了具有显著性的商标。如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历经6年之久，耗资100多万美元，设计出与众不同的“艾索”(ESSO)商标。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每一个人在其劳动中拥有的财产，正如它是所有其他财产的最初根源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商标显著性作为一种正当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商标的商誉可体现为一种财产权益。如英国法学家指出，“商誉是一种享受业已确定了的商业联系的所有好处的权利。……这是一种如此确定的财产，以至于必须考虑对其价值予以征税。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因为只有商誉的转让人才承担尊重它的义务。的确，不能限制任何的第三人以降低该商誉价值的方式进行交易。不过，作为一种可交换的客体，必须将商誉作为财产来对待。”

综上所述，淡化商标的显著性和商誉的行为，实质上就是对商标权的侵犯。

2．淡化商标行为具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淡化驰名商标行为人借助驰名商标的良好信誉，吸引消费者，提高淡化商标行为人的市场占有率，扩大其销售量，非法获取利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竞争中的不正当行为。若淡化商标行为人长期搭驰名商标之“便车”，会逐渐地破坏了消费者心目中的驰名商标与特定商品或服务之间的信赖关系。因此，淡化商标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对于与淡化商标行为人处于同一竞争领域的其他竞争者来说，由于驰名商标淡化行为导致他们一开始就处于竞争劣势，最终会造成有失公平的不合理竞争。因此，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侵犯了商标权人的利益，侵犯了消费者和其他竞争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秩序，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商标淡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般说来，商标淡化行为分为弱化、玷污、使用于企业名称、使用于域名，等等。

所谓弱化，指非权利人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用于与驰名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非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从而使该驰名商标与其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之间的特定联系削弱的行为。所谓玷污，又称丑化。将他人的驰名商标用于质量低劣的商品或服务上，或者用于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领域中，玷污驰名商标的信誉。所谓将该商标用于企业名称，是指以与他人的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自己的企业名称使用，使消费者误认为驰名商标的产品就是该相同名称的企业生产的。所谓使用于域名，是指将他人的驰名商标抢注为域名，从而利用了驰名商标的商誉或剥夺了驰名商标所有人在网络域名中使用自己商标的权利。

二、商标淡化行为法律规制的国外模式比较

“商标淡化”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德国，1923年，德国一地方法院在一判决中禁止一家污水处理公司在其抽粪车上使用“4711”香水商标。一年后，另一地方法院在判决中又禁止刀剪行业使用“ODOL”的牙膏商标。这两个将商标保护范围由相同或相似商品扩大到不相类似商品的地方法院判例，后来都得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确认。⑧德国学者把这种将驰名商标扩大保护的立法基础称为“商标吸引力受冲淡之虞”，商标淡化理论由此而生。商标淡化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得益于美国的司法实践，世界第一部专门针对商标淡化的反淡化法是在美国产生的(即《兰哈姆法》)。

美国驰名商标保护的基础理论是淡化，所以即使美国联邦商标淡化法对于淡化只有短短的一句话：降低著名商标识别、区别商品或服务的能力，无论下列情况是否存：(1)著名商标的所有人与他方之间有竞争关系，或(2)混淆、误认或欺骗的可能。”

但这一规定却从理论上概括了淡化的概念，而且我们认为行为的表现形式并不重要，只要这种行为“降低著名商标识别、区别商品或服务的能力”就可能被认定为淡化，被联邦商标淡化法所禁止。然而由于美国联邦商标反淡化法在措辞上的简略与模糊，美国的各个巡回法院对于如何证明淡化存在较大的分歧，并通过各个案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目前，各法院一般认为证明淡化应考虑下列五个因素：在先商标著名；在先商标具有显著性；在后使用必须是在商业活动中的商业使用；在后使用必须是在在先商标著名后的使用；导致在先商标显著性的淡化。凹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原告Pepper—idgeFarm公司诉被告的金色鱼形饼干构成了《兰哈姆法》下的商标侵权及联邦商标淡化法下的商标淡化案件，第二巡回法院在审理该案时依上述淡化的相关要素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日本在这个领域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其特殊性在法律条文中是这样体现的：日本《商标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九项，如果注册商标的申请人出于不正当的目的，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上注册了与他人的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有关的商标注册无包括获取不正当利润，对他人的驰名商标造成损害，以及其他的不正当日的。依据《商标法逐条解释》，“对他人的驰名商标造成损害”，具体所指就是对于他人驰名商标的淡化。

三、对我国商标淡化行为法律规制的分析

我国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起步比较晚，源于1985年加入《巴黎公约》。在国内商标立法中，对淡化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一些条文中体现出了淡化的相关理念。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以行政规章的形式确定了与驰名商标淡化相关的部分问题。我国地方性法规《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与保护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一次使用了“淡化”概念，其规定：“禁止他人以各种方式淡化、丑化、贬低上海市著名商标行为。”然而，上述有关立法毕竟体现于行政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其法律效力有限。

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对其他商标淡化驰名商标的行为进行规范。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2008年11月至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其中有条文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对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经营者之间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容易导致淆’。”很明显，此条文扩充了商标法第十三条“容易导致混淆”的内容，这是我国司法实践对驰名商标淡化内容的一个补充，为保护驰名商标提供了法律依据。

《征求意见稿》中有条文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属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该条文在文字表述上使用了“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字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商标淡化行为的不正当性及其危害，这无疑是我国现行立法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的一大突破。

关于域名对驰名商标的淡化，200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四条、第五条规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以及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的相关条款，都为解决域名与驰名商标的冲突提供了法律依据，使驰名商标得以保护。

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第三项规定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中明显包含了保护竞争者承载有商誉的特定商业标记，防止他人不当利用造成商业标记的区别性特征和广告价值降低的立法目的。但上述规定是以存在竞争为适用前提的，对非竞争行业利用他人商业成就，对驰名商标进行淡化未作规定，这与商标淡化理论之问还有一定的差距。

四、完善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的构想

对照各国商标淡化理论的研究，现阶段我们应立足本国国情，重新检视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着眼于以下思路进一步完善我国商标淡化立法：

(一)明确统一商标淡化行为的性质。

现行法律中虽然已经设置了商标淡化的法律后果，但人们只能从这些法律后果中推断出商标淡化行为的侵权性质。商标法中如果明确规定“将未经驰名商标注册人许可，将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图形等可视类标志另类使用的”也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既解决了对商标淡化行为性质的统一评判问题，又明确了商标淡化行为性质评判的法律结论。因此，立法者应当明确把商标淡化行为归位于商标侵权。

(二)将商标淡化立法纳入《商标法》。

我国理论界对商标淡化立法体例的主张概括起来有三种：有学者主张将之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范；有学者主张单独立法；还有学者主张修改《商标法》，将之纳入《商标法》加以规范。鉴于我国的立法实践，笔者认为，我国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应当确立以《商标法》保护为主体，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为补充的法律保护体系。

倘若我们一味照搬国外的反淡化法，盲目单独立法，这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首先，现阶段我国对于商标淡化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问题都是在仿照国外成例，没有针对我国国情研究、凝炼出相应的理论，难以为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其次，现阶段我国要大力实施品牌战略，鼓励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来发展本国经济，壮大民族经济实力。“我国自1985年3月开展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工作以来，至今年4月以来，我国通过行政认定给予驰名商标保护的商标仅为1624件。”可见，国内品牌的实力并不足以抗衡国际品牌，在如此状况下，若采用驰名商标淡化单独立法的模式，只会削弱国内民族品牌的实力，不利于国内经济的整体发展。

同样，将商标淡化立法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其局限性。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而商标淡化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其上负载的商誉。所以，采用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体例不适合我国现状。:

驰名商标是商标的一种，符合《商标法》的保护对象的要求，应该被纳入到法律的保护之中，而反淡化保护作为驰名商标保护方式不可或缺的一种，也应该在《商标法》中加以特殊规定。按照《巴黎公约》和《TRIPS协议》的规定，加强对国内外驰名商标的保护，既是履行国际义务，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和贸易环境。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和发展趋势日益凸显。驰名商标保护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国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立法应该采用纳入《商标法》加以规范的做法。

(三)科学界定商标淡化的法律概念。

如前所述，商标淡化的概念在理论上众说纷纭，尚未统一，而在立法上也未有一部法律对其进行界定。商标淡化理论所言的“淡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了弱化、丑化等一系列的淡化行为。因而，为了防止歧义、造成混乱，立法上应对商标淡化进行科学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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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法治文化；城市；法治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192－04

李湘刚(1967―)，男，湖南城市学院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和理论。（湖南益阳 413000)

本文系湖南省高校教学改革课题（项目编号：2008180）、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项目编号：11C23）和“湖南城市学院理论研究基地”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日益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得以不断推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回顾系列报告之七：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的数据，全国城市总数达661个，城镇人口数为5．7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3．9％。[1]城市化与市场化的高度融合和发展，要求城市化以市场化为导向。城市化主要不是由政府安排的，而是在市场作用下农民自由流动并最终选择定居于城市的结果。与此相适应，我国必须大力加强城市法治建设，而大力发展我国城市法治文化，是建设现代化先进城市的必然选择。总的来说，城市法治文化是相对于城市人治文化而言的一种先进文化形态，是法律制度、法治精神在我国城市社会实践的累积和全体市民对法律信仰水平的体现。当前，为了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应当把当代中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我国城市法治文化的内涵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宽广的多维概念。在一般意义上，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先进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时代进步潮流的文化。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司法以及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法治文化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然离不开法治文化。因此，当代中国城市必须高度重视城市法治文化培育，必须把城市法治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笔者认为，“法治文化”不同于“法律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法律文化是人类从事法律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是法律现象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基础。[2]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法治文化”所要探讨的是我国法律文化的整个走向问题。由此可见，“城市法治文化”涉及当代中国城市“法治”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融合。一方面，“城市法治”对于“城市文化”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对于“城市法治”又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法治最基本的精髓就是尊重法律，而法律其实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只有内化为全体市民的生活方式，不再仅仅作为外在的强制，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自觉，法律才能得以严格遵守。西方学者伯尔曼有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句话主要强调了法律对于社会生活秩序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关切。[2]因此，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只有把法治建设与文化建设内在地契合在一起，城市法治才能真正得以推行。可见，把“城市法治”与“城市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就是我们当前力图要建设的与城市法治相称的当代中国城市法治文化。

二、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城市法治的客观需要

任何社会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那么，城市法治也必然离不开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就是当代中国城市法治的基石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城市社会发展方面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如城乡分割，结构雷同，城市体系不健全，强调行政作用，重外延拓展而轻内在功能完善，交通拥挤，食品安全堪忧，治安恶化，环保脆弱等“城市病”困扰城市后续发展。[1]因此，我国城市必须紧紧把握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形势、新要求，从建设法治城市的根本要求出发，不断转变观念，整合城市法治资源，宣扬城市法治文化，引导广大市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可见，离开城市法治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将会是残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城市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我国城市承担着改革试验田和排头兵的历史使命，必须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走在前列，必须具有当代中国的特色和亮点。由此可见，城市法治文化应该成为“文化立市”战略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只要以发展城市法治文化为重要抓手，我国城市就一定能够承担起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重任。

三、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已经把培育城市法治文化作为城市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城市法治文化的渗透力、引导力和感染力，努力在强化城市组织保障、营造城市社会氛围、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推进城市法治实践上大做文章，成功地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思路、新举措。

(一)建立有利于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

我国许多城市高度重视普法工作，突出宪法精神和法律信仰的培养，强调法律传播与文化艺术紧密结合，将法制宣传教育渗透到文学、戏剧、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作品中，以市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城市法治文化，倡导城市法治文化，使广大市民逐渐形成对法律的信仰。有的省级城市对市、区普法治理机构进行整合，形成城市法治合力，将普法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确保城市法治文化工作的深入开展；有的城市依托各专业文艺团体和社区文化站，加强城市法治文化队伍建设；有的城市成立了多支法治文艺队伍，深入城市各街道、社区巡回演出。

(二)打造全体市民共享的我国城市法治文化传播平台

有的城市组织“12・4”法制宣传活动、“公民法律大讲堂”、“校园法律文化节”；有的城市把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等媒体作为城市法治文化传播的主阵地；有的城市开辟《法官说法》、《法制新观察》、《明白说法》、《法律服务》等专栏，向全体市民普及法律知识。

(三)促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元素充分涌流

许多城市注重激发城市社会各界的城市法治文化创造力，鼓励文化领域中语言、文学、艺术、科学、道德等各元素充分涌流，创作完成一批批鲜活的城市法治艺术形象和作品。例如，从2005年起，深圳市连续四年面向全国举办法治公益广告作品大赛，将获奖作品制作成台历、壁画、海报等形式来传播法治精神。

(四)加强我国城市法治文化示范点创建工作

例如，深圳市为了切实推进城市法治文化建设，及时制定了《法治文化示范点创建工作指导标准（试行）》，由此确定了南山法院法律文明博物馆、蛇口街道法制公园等一批法治文化示范点。

四、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我国在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有些城市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对城市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应有的公正、高效、权威，还没有在我国城市社会生活中全面形成；城市法治文化与城市法治实践的结合，在我国城市建设中还不够紧密；城市法治文化在宣传上，内容单一，未形成系统性。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笔者针对这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加快实现“两个转变”，占领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高地

一是从法制宣传转变为城市法治文化系统建设。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离不开法制宣传，但法制宣传只是城市法治文化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城市法治文化除了法制宣传以外，还应该包括立法文化、司法文化、保障人权、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文化交流与合作等。二是从城市法治物质文化向城市法治精神文化转变。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可以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是低端的，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我国城市要想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有所突破，必须着重抓好城市法治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

(二)全面强化“三个着力”，高起点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

1．着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城市法治文化价值观。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城市法治文化价值观，不仅要以法律制度的存在为前提，尤其要使法律通过公平正义的执法和司法过程，在我国城市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促使全体市民信任法律，最后达至信仰法律。 2．着力培养我国城市全体市民信仰法律的文化自觉。要引导我国城市社会全体成员，特别是所有城市领导干部和城市执法人员，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特征，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治理国家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将正义、公平、民主、自由、秩序、和谐、安全等诸多价值要素和蕴含的人文精神，输入到所有市民的脑中。以法律规范作为个人社会行为的准则，以法治精神作为个人社会活动的底线，逐步把法治作为一种精神崇尚、思维意识、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3．着力维护司法权威。概括地说，司法权威就是司法机关享有威信，即司法内在权威性和外在权威性。由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在领导体制、财政体制、机构设置和工作程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司法机关与同级党委、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等问题突出，因而司法权威问题还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此，高起点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必须着力维护司法权威。

（三）提高城市领导干部的城市法治意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就是一个以城市法治文化代替城市人治文化的过程。对于城市领导干部来说，城市法治文化素质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缺少的素质。提高城市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必须以培养其城市法治精神为重点，使所有城市领导干部能够自觉地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最基本和最权威的行为规范，着力培养其崇尚民主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以人为本、以法为尊的价值观；必须坚持学用结合，在当代中国城市法治建设实践中，着力锻炼所有城市领导干部，提高其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必须将所有城市领导干部城市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作为其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建立健全城市领导干部法治考核档案，并作为其选拔、奖惩、晋升的重要依据。

（四）创新我国城市法治文化的宣传教育机制

深入开展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弘扬城市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城市法治氛围。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拓展思路，创新机制和手段，灵活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让我国城市法治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应当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城市先进文化的功能去引领人、凝聚人、激励人和塑造人；必须认真总结我国城市多年来普法工作的基本经验，全面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建设；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有机融合，构建诚信守法经营的企业法治文化[3]；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有机融合，构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法治文化环境；推进我国城市法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机融合，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事业建设和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文化建设，最终协调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五）营造崇尚城市法治的氛围

依法行使国家公权力，必须充分体现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要通过严格执法，确保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提高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法律只有在我国城市社会的实施过程中，满足了全体市民的安全、秩序、公平和正义的需要，使公民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所受到的损害得到了司法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到了有效矫正，法律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才能得以树立和彰显，我国城市法治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重视制度的建设和落实，用制度来管权、管事、管人，用制度来规范、约束和引导执法者的行为，用制度来提高行政和司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行政权、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要严格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六）繁荣我国城市法治文学、艺术、影视创作

建设我国城市法治文化，必须繁荣城市法治文学、艺术、影视创作。要根据时代要求，鼓励、引导和支持广大城市法治文学、艺术、影视创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创造出更多的反映我国城市法治实践活动和全体市民法治生活的优秀作品。要拓宽创作渠道，扩大创作队伍，重视发挥城市执法机关和城市专业文化影视团体、业余文艺团体、各级文化馆站的作用，积极开展我国城市法治题材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的创作，以丰富生动的、市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吸引人、感染人和教育人，将那些鲜活的我国城市法治事例，生动地展现在广大市民面前，并以此加强我国城市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的宣传，大力提升我国广大市民的城市法治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1]李湘刚．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工受社会歧视问题[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