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国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国外语教学；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6-154-03

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西欧早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学校型外语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说它新兴，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实践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去。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的外语教学法专家罗贝尔，加利松(Robert Galisson)首先提出将外语教学法更名为“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1985年后又创立了“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同一时期的法国语言教学专著和论文等也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做了系统阐述。对法国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方面的理论构建和教学实践(教学法)进行考察和解读，以期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有所启示。

一、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到教学法的演进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外语教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教师如何在课堂上教外语”的层面上。无论是直接法、听说法，还是后来的视听法，教师都是通过声音或影像等辅助教学设施来训练学生的听说，使其达到听懂外语并运用外语进行表达的目的。“这种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教学思路发端于19世纪末，并一直在世界外语教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法国外语教学，不论是师资培训，还是常规教学，其主要内容就是语音、语法、拼写、词汇、讲解课文等。

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其中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特定的和临时的”。这样，人们就把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前的专注于课堂“如何教”扩展到“如何学”，以及“教”和“学”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外语一文化教学法的雏形(见图1)。

这一图表形象而直观地反映了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语言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以往的课堂教学方式相比，教师开始由以教案和教材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课堂内容(语言文化)，他们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作出反应；教师也要对学生的个体情况、教材选用、课程进度、讲授方式方法等进行观察和反思。通过师生互动，促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并且，教师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帮助其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方法，最终要让学生运用适合自身特点和习惯的学习方式方法进行自主学习。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倡导的现代化学习方式。

二、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教学法到教学法学的演进

正如教学法是对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宏观思考那样，教学法学则是对教学法的宏观思考。它同样发端于法国，但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名为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学。其创始人和积极推动者为罗贝尔・加利松。

罗贝尔・加利松是一位在法国和欧洲外语教学界享有盛誉的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专家，著作丰厚，如：(论思考型外语教师的培养)，(论外语教学法上的伦理道德)，

“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界定，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是一门主要面向外语教学第一线教师的学科，其宗旨是努力使外国语言一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进程实现最优化”。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利松坚持认为，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必须从观察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教学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教师个人和集体的思考讨论，形成自己的认识理论，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和办法，然后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所谓理论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而且是“特定的和临时的”，亦即是说，理论必须与动态的实际相结合。仅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领域不应有天然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将激发外语教师重视科研。用罗贝尔，加利松的话说，一个外语教师完全有能力既是教学法专家，又是教学法学专家。

2　在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二者的关系上，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有许多独到之见。如果说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上的不可分割性现已成为外语教学界的普遍共识，罗贝尔・加利松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文化”和“大众共有文化”之分，并积极主张将后者教学法化，引入学校的外语课堂。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定义，“知识文化”是人们描述、表述出来的一种显型抽象文化，属知识范畴，因此属理性思考，理性认识类。讲授“知识文化”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理解目的语文化中那些能够反映其民族文学、历史、地理、艺术和科技等成就及其发展进程的背景性系统知识。讲授的方式多为独立于语言的专门的文化课程。所谓“大众共有文化”，主要指人们具体实践的日常生活文化，国内有学者称之为“交际文化”，属感性认识，其首要特质是隐含在目的语语言和非语言当中，却常常反映目的语国家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因为是隐含的，所以目的语国家的人常常只需意会，无须言表。传授“大众共有文化”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目的语文化与本族语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目的语中蕴涵在字里行间的为目的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文化，最终实现成功学习和有效交际。“大众共有文化”与语言形式的互为依存性决定了语言和文化教学必须同步进行。罗贝尔，加利松一手开创了“法语词汇文化语用学”，长期致力于“法语形象表达法”、“法语拼接词”、“法语大众共有文化词”、“法语隐迹文化词语”、“境遇词”、“法语成语谚语”和“法语委婉语”等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卓著。

3　在外语教学法上，以罗贝尔・加利松为代表的当代法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理论将外语教学视为一个由学员主体、学习对象(目的语及其文化)、教育者(教师)、班级或小组、学

校、社会、人际和物质空间、时间等要素组成的开放性系统，其内又可细分成若干子系统，几乎涵盖了外语教学的所有方面。通过它，既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找出每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也可开展纵向分析，找出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如此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外语教学工作绝非某一特定的、现成的教学法所能驾驭。

三、外国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在汉语教学中的体现

20世纪末期以来，汉语学习的热潮在全世界汹涌而起。法国作为欧盟多元语言文化政策的主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汉语言文化教学方面更是一马当先，独树一帜。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汉语教学实践中，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课程被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edes Langues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概而论之，“语言和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制造者，又是文化的产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着二百多年历史、从诞生之初教授三门外语到如今教授93种外语的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就一直奉行“语言和文化紧密结合，培养一专多能的开放型外语翻译人才”的办学宗旨。现任校长吉尔，德卢什(Gilles Delouche)先生说：“我校的与众不同就在于除了语言课外，还开设了涉猎广泛的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课程。学生的任务不仅是掌握一门外语。还要学习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并负有传播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使命”。前校长安得烈，布尔热先生(hndr6 Bourgey)也曾强调指出：“多学科性是东方语言学院的古老传统，应该传承下去。如果我们只单一地教授语言，学校便失去了精髓，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法语名称是“Departement Chine”，并非“Departementdechinois”，直译应为“中国系”。一字之差，内涵相去甚远!恰恰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亘古未变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一脉相承，这就是立足语言，着眼文化，培养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传播的使者。这一理念在该学院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学院中文系的哲学、科技、历史、社会、宗教、语言学、经济、政治和文学艺术等具体学科大致分类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化课程构建的是一种中国观念文化知识体系，也就是要让学中文的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情感和思维方式。东方语言学院一向有着语言教学紧密结合文化的历史传统，但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课程从来没有削弱或者取代汉语语言教学的主体地位。语言与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促进，才能最大限度地达成现代外语教育的既定目标。

四、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外语教学之目的语的法语或英语等语种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流通的语言，承载着新兴的科技文化，外语学习者无不追求这种文化。因此，我们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上都向西方看齐，以西方理论为改革取向和评估准绳。然而。西方理论是立足西方学校、学生、语言、教学环境而研制出来的，决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为我国外语教学导航。所以，探索与中国的外语教学环境，教学内容与教学主体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手段和活动才是我国外语一文化教学界的当务之急。

2　外语教师不能满足于按照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来组织教学活动，更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吸收外语教学理论，也要总结教学经验，包含师生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探索出来的经验。外语教师既要广泛学习、借鉴中外的教学理念和主张，但又不能生搬硬套，只能借助这些理论通过反思去提炼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从而形成适合具体教学环境的自己的理念，并不断更新、丰富自己的外语教学理念。

3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文化教学应该是在外语教学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学目的语相关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同时也包括开设与语言教学有关的语言文化专业课程(如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设置的中国文化课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理解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另一方面，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2][3][4][5][7]傅 荣，解读外国语言一一文化教学的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6)：2―7，

[6]张占一，交际文化琐谈[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4)，

[8]傅 荣，对法语教学法I，6electisme现象的理性思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122， [9]Robert Galisson，Dc la linguistique appliqu6e。la didac，tologic des langues―cultures：vingt ans dc r6flexion diseiplinaire[j]，Etudes dc Linguistique Ap必qu6e，Paris：Didier Erudition，Sept，1990。 [10][11]Delouehe，Deuxsi~clesd，histoiredel，EcoledesLangues orientales[M]。Paris：Hervas，1995：11，

篇2

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到境外投资，鼓励境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扩大互利合作和共同开发。因此，在今后的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特别是要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本文就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环境进行分析，以利于我国中小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采取适当的策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环境分析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世界经济环境

企业国际化经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后国际企业、跨国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截止到2004年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达6480亿美元。从参与国际化的国家和地区来看，现代世界的国际化经营，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且投资规模、方式、范围和地区都有所变化，投资速度大大加快，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不仅超过了全球产出的增长，而且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投资的地区也转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举。

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趋势加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国际经济一体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今世界按区域划分已形成各种经济圈，其中较典型的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地区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显然有利于经济圈内企业，不利于区域外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过外国贸易保护，从而开辟新的国际市场，或者保持现有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可以获得投资所在国贸易壁垒带来的一些好处。此外，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一种预防性对策，可以针对出口市场可能出现的新的贸易保护政策，提前打入该市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世界经济重心出现转移。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两大趋势已日益明显并引起人们关注。一是全球经济的“引力中心”将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亚太地区的经济近几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外贸总额与外汇储备也与日俱增。二是经济发展将由北半球北部向南转移。今后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将集中于资源和劳动力密集的南方。随着计划经济模式日益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这使经济南移的可能性增大。

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导致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产品需求的个性化与多样化使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企业的研发费用迅速攀升，成本加大。这种情况下，企业除了调整产品结构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开拓海外市场，就可以使企业保持创新产品的合理生产规模，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使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投入获得良好回报。中小企业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同时具有较强的意识能力和模仿能力，能较为敏感地捕捉到国际市场的信息并做出快速反应。

各国产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同时许多国家也处于转型经济中，产品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日益加快，这已成为一个普遍趋势。由于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许多国家都放眼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而这进一步为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国际投资环境

发达国家是最大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2004年，美国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名列榜首，英国和中国则分列二、三位。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606亿美元，仅排列第三。10个最大的东道国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约占世界总流量的2/3，而100个最小的外资吸纳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只占世界流量的1%，相差较为悬殊。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全面复苏和繁荣，发达国家主宰国际直接投资的趋势更为明显。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后起之秀。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迅速。其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了大批的投资者。2004年东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达到46%，达到1050亿美元，大约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23%。

中东欧、亚洲、中美洲和非洲成为国际投资热点。这些地区集中了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这几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趋于稳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所以大量的外资涌入这些地区。同时，这些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发达国家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区域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日渐增高，市场日趋饱和，为了进一步降低劳动成本，同时开拓新的市场，它们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立足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纷纷到泰国、越南、巴西、印度尼西亚、匈牙利、俄罗斯、南非等社会经济环境较为稳定、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或进行技术输出。

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导向型为主要形式。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其动机分为三种类型：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生产要素导向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更多采用市场导向型，即对外直接投资更注重市场容量和份额。

投资主体多样化，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加快。以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为大型跨国公司，人们也总认为跨国投资必是大型跨国公司所为。这种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发生了彻底改变。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尽快融入世界大潮，大批中小企业也纷纷加入跨国投资行列，成为中小型的跨国公司。同时，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也为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特别是一些国家对外资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使中小企业抓住了历史机遇，采取“走出国门、博采世界之长”的战略，将经营和生产据点设在劳动力、技术、资源、市场等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一道国际投资的亮丽风景线。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技术环境

信息技术进步促进了知识全球化的发展，并使单位成本急剧下降从而刺激信息市场的需求而带动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标准化，以及其他服务成本的下降，给中小企业以低成本在全球范围配置劳动力和资本资源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进入其它国家市场提供了新的契机。信息技术不仅使投资活动变得更易于控制和形成预期，而且使投资者对投资活动的分析更加受到其他投资者信息的影响，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知识经济全球化使竞争从有形资本的竞争转变为无形资本的竞争，从土地、资金和劳动人口的竞争，转化为人力资本、资金、信息和知识的竞争，并且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原理也面临着内在的重大调整。自然禀赋不仅仅是土地、人口、资源、技术和资本，还加上了创新技术、信息资源和知识思想潜力等无形禀赋。信息资源、创新能力和知识要素共同构成了当代国际竞争的新要素。信息和知识可以为厂商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使单位生产成本下降从而获得成本优势，或者为厂商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差异性战略，或者为厂商提供选择合作伙伴组成战略性联盟的商业机会。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更富有竞争性，但同时也对厂商之间的合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竞争合作将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国际化-[飞诺网]

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地位更加凸现。由于知识的互补性正在逐步取代物资资本的互补性，从而改变了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附属地位，企业之间相对地位取决于其拥有的知识质量、数量。因此，中小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与大企业几乎毫无区别。中小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国际和国内的网络建立国际关系，分享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信息、市场信息与技术信息，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进行只有大公司才有技术力量进行的技术转移。现在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营销网络经销产品，每个中小企业致力于做好自己最擅长的项目，就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尤其是互联网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以往中小企业获取信息落后于大企业的局面，打破了大企业在信息拥有方面的垄断优势。总之，在这个时代，中小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为了生产某一产品或提供某一项服务，它可以非常方便地从世界各地获取信息并组织生产要素。

构筑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国内支撑环境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日益受到各方的重视，但仍存在着审批手续过于繁琐、融资渠道狭窄、政策不配套、资金援助和税收优惠不多、社会化服务体系薄弱等问题，这些都成为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的障碍。因此良好的支撑环境对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和现实的意义。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笔者认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构筑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良好支撑环境。

加快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立法工作。中小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为了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业和创新环境，扶持它尽快成长，必须加快中小企业的立法工作。必须尽快制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法》等法律以及与之配套管理条例，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对外投资行为，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项目和跨国公司出国出境人员的手续。

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力度。这样有利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目前，我国已在省一级设立了中小企业局。但我国的中小企业大多地处城镇，甚至乡镇，所以应在各地市乡分设中小企业局，这样管理和操作起来会更加方便，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会更即时，更便于开展点多面广的管理和协调；同时应对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减免税收，实行差别税率。

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应该借鉴台湾省完善的中小企业辅导体系的经验，这个体系共有十个，即财务融通、经营管理、生产技术、研究开发、资讯管理、工业安全、污染防治、市场营销、互助合作和品质提升。为此，建议成立中小企业家协会或者联合会，提供政策、法律、市场、经济、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咨询服务。研究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企业提供技术“诊断”和“保健”服务，并及时提供必要的救助。

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国有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意识，把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措施落到实处。妥善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贷款约束和贷款激励的不对称问题。如对贷款发放进行贷款额度(意味着多收益)和贷款质量的双重考核，完成贷款发放任务有奖，反之受罚；但是贷款发生风险损失，则贷款的调查人员、决策人员和审核人员按相应比例计罚工资。在这种机制下，信贷人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掘贷款需求，并能够通过深入调查，摸清贷款风险底数，较好地平衡贷款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信贷业务创新力度。

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保障体系。我国中小企业规模比较小，抵御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交易风险的能力较弱。为此，一方面，针对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发展中国家相对具有较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因此，要加紧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保护协定。另一方面，建立对外投资保证制度，即建立资本保护和鼓励我国企业或个人对外投资的国内法律制度。鼓励保险公司不仅对来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开展保险业务，而且对国内中小企业去国外投资开展投资保险，消除投资者的担心和顾虑，使投资者更好地开拓国际业务。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篇4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发展

提到中国，我们想到最多的便是中国文化了.中国是一个极具文化色彩的国度，五千年的文明史承载了多少文化，造就了多少文人墨客，远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近如鲁迅，沈从文.每个人的作品都影响了几个时代.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作品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根据文化所包含的结构及其所指的范畴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广义的来看，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而所谓的狭义的文化则是专注于精神创造的结果，这也可以称之为小文化。

文化所涵盖的层面有很多，但大方面可以总结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则包括了人们发明的交通工具，服装，日常生活用品等，这可以看作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则指的是社会制度，家庭制度，生活制度等多方面的管理层面；而所谓的心理文化则可以看作是隐形性文化，比如，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这些都属于心理文化。

中国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古代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国人的发展都有尤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化可以培养人优雅的仪表以及陶冶人的情操。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阅读这些古籍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国家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浸润在这种文化的长河里，使自己的人格魅力得到很好的提升。我们的文明古国需要我们这样有素质有涵养的人才。其实可能我们自己还没发现，一旦我们熟读古书文字可以使那些文字所散发的魅力潜移默化的深入我们的骨子里，从而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我们在这些文字浸润下所拥有的风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应该全面了解文化，拥有自身民族文化的特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古文运动”，提倡国学，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视，其实质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丢失的太严重了，以致让有志之士达到痛心疾首的地步了。当代的我们已经被外来文化深深感染进去，对我们本国的传统文化了解的甚少。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文化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它承载着我们国家的未来，对我们自己，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阅读书籍，其实阅读书籍不是要求我们对书籍达到非常透彻，而是需要通过我们阅读典籍，达到对我国的文化游理性的审视，客观的认识而已。只有这样，当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可以做出理性的思考判断。我们学习我们古代文化的最大意义就是在于当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我们不至于丢弃自己的文化，可以理智判断，取长补短，这样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会有更深远的影响。

而到了现代，由于当今的社会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文章大多数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这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尤其是近几年，大多数现当代的作家，新生代的小说家已经走进了普通人们的生活中来，他们大多数以写实为主，描述现实普通人们的生活。现当代杰出的作家则要数鲁迅，郭沫若，沈从文等人，尤其是鲁迅，他弃医从文的举动感动并感染了数以千万计的国人，他为我国的抗战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篇5

关键词：批复；宪法；司法化

1999年1月29日，原告齐某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被告人陈某、陈父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案件要从1990年说起。当年，原告齐某参加中考，被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班的委培生，但是齐某就读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直接将它送给了和齐某同级的陈某。于是陈某以齐某的名义在该校财会班就读，陈某毕业后被分配在银行工作。直至1999年初，齐某才得知自己被陈某冒名10年的事情。齐某一纸诉状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上述被告告上法庭，要求上述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

这一则看似简单的民事案件，却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个难题。侵犯姓名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仅仅是宪法上的权利，除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外，没有民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种处于“悬空”状态的权利。而在我国的审判中也没有直接援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的先例，因此，在法律上这种受教育权虽然有规定但是却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颁布司法解释，准许适用宪法条文对原告的宪法权利进行保护[1]。这一批复的出台，开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援用宪法进行保护的先例，也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脉络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1]。在宪法司法化情况下，对于的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或者基本权利，无论是何种形态的保护——消极的抑或是积极的保护——都越来越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权力。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以司法判决、违宪或者合宪审查等方式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予以保障。由司法机关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惯例。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VMadsion）时，首法官马歇尔（JohnMarshall）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Review），即联邦法院法官可以宪法为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实现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系统专属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了广泛认同，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二、宪法司法化的生长因素

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之所以倍受世界各国青睐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从宪法和普通法律法规的关系来讲，普通法律法规是宪法的具体化和量化。普通法律法规对宪法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扩展，使宪法规范的内容更加具体的展现出来；同时在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阐述过程中，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内容例如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公民的权利限度进行了量化，并对超过法律规定的度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具体化和量化必须以宪法规范的内容为制约和纲要。从总体上，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因具有原则性、政策性而无具体惩罚性或者弱制裁性，所以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宪法非司法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律才能将这些权利落到实处。但是由于普通法律法规不可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因此，许多权利实际上并未得到具体化与量化。无救济则无权利，为兑现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上述情况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普通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予以判案。

篇6

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规范具有以下特征。

（一）文化的“动态交流”决定了规范的协同性“线性文化遗产”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文化的持续交流和融合共进，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更突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和对话，进而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了地理上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连接，也包括文化上关联和认同。这就要求在规范设定中，有必要为不同国家、组织、群体构建统一的平台，并在共同认可的法律逻辑框架下加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进而促进合作方之间的信任，即立足于建立各个不同国家政府间以及部门间的协同性保障机制，为其后应对可能出现的诸如开发利用规划、管理组织架构、合作方的配合等方面的挑战构筑法律支撑。

（二）权属的多重性和排他性决定了规范的系统性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权属的多重性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由于各线路段的所属国不同可能带来的国家问题；第二，某一国内各遗产所有权主体的不同。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途经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基于线路的链接而形成某一统一的“文化地域”。对于各路段的所属国而言，文化遗产权属关系首先必定涉及国家问题而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但同时“线性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文化地域性”特征又要求保护工作的开展适度摆脱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部分的国家利益以维护遗产价值的完整，想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建立有效的国际法律体系，这一观点也得到国外专家学者的认同［4］，对规范的系统性要求极高，主要是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对接、法律规范和配套措施的匹配等。而第二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各国国内立法予以解决。

（三）价值的多样性决定规范利益分配的突出地位不同于其他类型文化遗产的价值多元化特征，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促进以多边合作为基础的地域性利益方面具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体系突破了文化遗产价值本身而具有极强的延展性和带动效应。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促进不同文明之间交流、融合、和谐发展的功能可以起到加强不同民族传统、宗教等文化认同的作用，而文化的认同可以减少民族矛盾，增进民族了解，降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进而维护区域特别是周边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和平的作用，这种政治价值在当今世界备受推崇。同时，通过对遗产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有助于多国开展经济合作，发展地区经济，以其为基础的平台搭建相较于单纯的经济合作更具柔韧度。因此，跨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是一系列对文化遗产价值性利用予以认可的制度，要将相关多重利益的有效分配和促进纳入其中，建立规范化的均衡分配体制，以此推进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规范性原则

与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原则不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涉及不同的国家利益而使其具有独特的内涵，即必须在保护为先的基础上以各遗产所属国共有利益的最大化为主要目的予以设定。

（一）起源国主导原则所谓的“起源国主导原则”主要是指对于具有统一的文化根基，并依附于该根基，通过不同文明的演变、融合进而形成独特特征的文化形态，在其保护、发展、利用等过程中应当对文化发源地所在国在权利与义务的设定方面予以侧重原则。正如徐嵩龄在谈到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时所论述的：“这些遗产大多源自中国，其重心和主体也在中国，或者是由中国向外输出或者辐射而产生的，因此，中国应居于主导地位。”［5］不同于一国境内的“线性文化遗产”，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起源地即是文化产生的源头，即使该线路所涵盖的内容在途径不同所属国由于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形成多元的文化特点，但核心部分不会因此改变。确立起源国主导原则，在文化研究领域有利于发挥起源国的资源和知识优势，统一保护理论与实践；在利用层面，有利于各国统一规划，联合开展区域开发项目；在政治层面，有利于更好认识、改善各相关国的国家关系；在实践方面，有利于各所属国更为高效地开展保护工作。因此，该原则不但应当体现在世界遗产的申报过程中，还应当贯穿于其他相关国际事务中。具体到法律层面，“起源国主导原则”决定了在规范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更充分地调动起源国的优势，明确其承担作为法律机制运作的协调者和主要执行者的地位，赋予其包括在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运作、跨国保护工作的开展，文化遗产开发、利益的合理分配、国际责任的判断与承担等方面的权利。

（二）地区合作原则伴随着“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共有资源的公益性价值理论逐步获得认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几乎所有相关国际法律文件中都将“国际合作”作为一个重要部分予以阐释，其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不同于传统的单纯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目的的地区合作，以文化发展和认同为目的，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从而构建一体化地区合作机制的模式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创新，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为这种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在国际合作视角下，对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更应当关注由文化线路跨越不同地理文化空间所形成的地域范畴，即以文化线路途经的各所属国为范围的、特定区域内的多边合作。这就要求在跨国文化遗产保护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强调遗产的线性、连续性，并不受遗产的地理、行政区域限制，倡导各国加强对本国（境）内线路的立法保护，同时就跨国线路部分进行立法合作，并强调公众参与”［6］。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制定具有效力的国际法律文件，如条约、协议、协定的方式，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并在该体系下构筑合作平台，帮助、实施涉及多国利益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开展；第二，各相关国———主要指文化线路的所属国，在制定具体的国内法律时相互协作，尽量达到统一，提高契合度；第三，线路所属国中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应当肩负更多的义务，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削弱文化认同的脆性，进而为合作行动的开展提供稳固的支撑。

（三）整体性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讲，“整体性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形态的文化遗产保护，但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特征，需要予以特别强调。其一，从内部要素的构成上来讲，线性文化遗产更为复杂多样。《文化线路》将文化线路分为交通线路本身和基本衍生要素两类，基本衍生要素又分为有形遗产资源与非物质遗产要素。然而，由于CII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即“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过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引起了理解上的混淆，似乎文化线路是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混合的‘双遗产’”［7］，致使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受到威胁。为了避免给保护工作的开展带来困扰，2001年6月在西班牙潘普洛纳召开的CIIC国际会议上对文化线路中的无形遗产问题作了清楚解释，进一步强调“线性文化遗产”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他遗产要素的相关性和一体性。其二，在外部要素上，“整体性”是判断文化线路真实存在重要标准，不同国家内的路段由于具备功能上的同一性、互补性，文化上的融合性而形成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线路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价值之和。因此，基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多国属性以及文化遗产本身所包含的内部构成要素和外部价值要素，“整体性原则”要求各所属国有必要通过制度规范的方式建立在横向上具有多边性、在纵向上跨学科的联合保护组织，构筑整合协作的方法体系，设计阶段性战略规划以达到保护文化线路各组成要素价值的充分展现，同时杜绝由于所有权的多重性而进行简单的价值分割和利益分配的目的。

（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文化遗产领域主要用于处理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在开发层面，ICOMOS在《文化线路》中承认：文化线路的使用可以被用来促进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发展。利益的取得成为推动跨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动力之一。以“丝绸之路”为例，2013年中国就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申遗成功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简称“一带一路”）规划很快被纳入议事议程。另外，据报道，甘肃省已经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20个旅游大景区［8］。在保护层面，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涉及除本国外的其他线路段所属国，在资源利用方式上具有明显区域化特征，任何一国的破坏性开发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资源价值的丧失，因此，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它关系到各所属国如何保存和管理文化线路，以保证其构造和价值能够保存完好地传承给后代。基于此，按照《文化线路》的规定，“旅游活动的开展必须优先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禁止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或企业的垄断行为”［9］，各国在制定保护政策的过程中应尊重客观环境和规律，将遗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坚决避免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的过度开发行为。同时，可持续发展原则还要求各国积极开展促进文化线路发展的活动，通过立法方式有效拓展遗产价值的广度和深度，并对保护政策不断审查和更新，以适应发展要求。

三、国际法框架内的基本制度设计

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国际法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具有协调权能的、得到各遗产所属国认可的独立保护机构的建立；各所属国在国际合作层面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等。

（一）确立独立保护权利主体作为文化遗产的管理者以及法律的执行者，保护主体的确立对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而言尤为重要，它是保护方式得以确立，保护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由于“线性文化遗产”在所有权属性方面存在多样性特征，在保护管理过程中会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调和利益相关者诉求的主要方式就是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通过建立独立权利主体的方式，完善合作与参与机制。例如，“英国哈德良长城全长120公里，90％以上地段属于私人财产，这种产权和利益构成的复杂性为其保护与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为此，1996年成立哈德良长城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2006年成立哈德良遗产有限公司进行统筹管理”［10］。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情况就更为复杂、多样，它的权属不仅涉及个人利益而且事关国家，统一权利主体的设置就更为关键。在国际法领域，基于共同利益以及目标的指导，有关各国通过创建与之相应“国际组织”，并赋予该组织特定的权力用于增进利益、分担义务、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是较为通行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方式也可以适用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具有多边合作性质的政府间合作组织（例如“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作为文化遗产的权利机关，赋予其为实现特定宗旨和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法律资格，负责保护工作的协调、开展。该组织具体的机构设置由相关国家签署的多边协议予以确定，包括委员会的组成，各国代表所占比例，下设执行机构的构成等。在委员会的职权方面，笔者认为至少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鼓励并监督各缔约国的保护活动；第二，就如何在国际合作层面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提出建议；第三，保护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第四，提供国际援助；第五，调解由于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和利用所产生的纠纷；第六，接受、审议和批准缔约国提交的可能引起整条文化线路价值改变的活动申请；第七，在特定条件下，允许该组织在缔约国内开展活动等。

（二）国际一级保护机制国际一级保护规范的设定主要用来明确各线路段所属国的国际义务，其基础建立在各所属国一致认可保护本国内的“线性文化遗产”不但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各自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其他相关国的利益，并愿意为此目的在多边、地区各级开展保护工作。在此基础上，结合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规范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期单独、合作开展文化遗产各路段以及整体范围内的普查工作，并编辑、更新、公布有关结果；第二，合作制定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措施，联合开展特定项目和活动，并及时实施、开展；第三，合作编制文化遗产保护开发规划，为各国合理、合法利用他国境内的文化遗产，整合资源，促进利益最大化提供依据；第四，应对机制的建立，确定国际援助申请的程序、内容，确保能够适时开展国际援助活动。

（三）国家责任的承担从1954年的《海牙公约》到1972年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再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献中，两个基本观点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即其一，承认文化遗产在价值上具有公益性，在文化遗产之中蕴含着某种一般性的文化资源，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为全人类共同所有；其二，任何国家、政府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应当承担与之对应的国际法上的责任。《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明确指出：“蓄意破坏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或故意不采取适当措施禁止、防止、制止和惩罚一切蓄意破坏行为的国家，不论该遗产是否列入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的保护名录，均应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内对该破坏行为承担责任。”［11］“保护文化遗产便成为一项国际法上的义务，当违反这一义务时，违反者便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12］。关于责任的性质和内容，国际环境法中包含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可以与之对应，是指“污染或损害在科学、历史、文化、教育、美学、旅游、保健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并受到法律特殊保护的各种天然的和经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3］。该类法律责任主要针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人文遗迹（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和石刻，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等领域，实质上就是破坏文化遗产行为所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所有类型的文化遗产中能够最直接展示国际特性，而且某一国内路段的毁损都可能会造成其他相关国所有遗产价值的丧失，这决定了强调各所属国承担国家责任的重要性。因此，在相关的保护立法中有必要明确：第一，文化线路途经国政府的蓄意破坏行为或不作为行为致使遗产本身遭受损害的，必须对受害国予以赔偿，或采取例如终止不法行为、继续履行、保证不重犯等其他其追究其国家责任方式；第二，通过国际法律文件赋予特定主体以合法手段制止违反强行法义务的行为发生以及追究其国家责任的权力。

四、国内“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的完善与契合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在体系上采取的是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在国家立法层面，最重要的是《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两部专业性法律以及其他法律规范，在地方层面主要是各地方政府结合地区文化遗产特色所制定的相关规定。但是，现有法律体系中恰恰缺乏专门针对“线性文化遗产”这一特殊类型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规范。除此之外，在国际立法合作方面，有关的制度更是匮乏，亟待补充完善。

（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其一，在宏观层面，我国在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和标准方面由于缺乏《文化遗产法》而一直无法统一。考古工作者、文物保护部门、文化遗产研究理论界以及立法部门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分类标准。例如：我国的文物保护部门在历次全国重点文物普查过程中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大多侧重于功能性需要，分类较为细致，古建筑物、遗址、历史文化街区等都作为单独的一类，并对各大类中的具体实物进行了进一步的列举，这种分类方式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较为清晰全面；而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则采取了不同分类方式，它以简单的描述代替概念，分类的层次感不强，各类别间存在交叉的情况，缺乏对文化遗产各表现形式准确的法律定义。这就造成一些新型的文化遗产无法在其中找到与之对应的类别。如“线性文化遗产”，“我国既未加入CIIC组织，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未涉及这类遗产资源”［6］。所以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修订《文物保护法》的方式将“线性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畴，明确“线性文化遗产”的定义、特征、形态以及保护方式，针对具有特殊性的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突出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其二，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框架方面，尝试采用一般法和专门法相结合的模式，即针对特定的遗产种类进行单独规则设计，可以参照我国已经制定并实施的《长城保护条例》《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拟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规范本身应当强调可操作性、原则性与授权性规范相结合，要体现整体保护、国际合作的思路。由于“线性文化遗产”途经的多个地区，如何协调区域矛盾，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同样是国内立法考量的重点。笔者认为，在国内遗产区域立法合作方面可参考美国《2012国家遗产区域法案》中涉及的遗产评定标准、可行性研究的规划、管理计划的制订、评估、各相关部门的职责等［4］。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方面，可以考虑通过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与《文物保护法》形成互补式格局，满足日益丰富的文化遗产种类的增加的需要，同时，鼓励线路途经的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配套措施对辖区内的“线性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篇7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是否能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对于国家的文化安全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相关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具体的思路。

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文化产业核心层的不安全因素。所谓文化产业的核心层主要包括了新闻、书刊、报刊、音像制品与电子出版物以及广播、电视、博物馆、文化研究和文化社团等。而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入世的承诺，虽然中国的报纸、书刊和图书等批发市场在2004年起就开始对外全面开放，但由于我国的出版产业长期存在贸易逆差，使得我国自身的文化并未从根本上得以传播。据统计，就电影产业而言，我国每年从国外引进的影片大约为20部，而随着国外等影视大片被分销到国内各地，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手段，通过生产大量的相关文化产品，进而形成了空前的文化强势，因此，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使得我国自身的文化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

文化产业层的不安全因素。文化产业的层主要是指包括室内娱乐、游乐园、互联网、网吧以及文化中介和会展拍卖等促使文化传播的具体产业。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其主要是指利用计算机、移动电话等新兴起的网络技术平台，进而传播文化信息和创造文化娱乐的事业，但在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网络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安全，甚至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核心而进行的网络文化交流总体呈现出单向灌输和渗透的局面，通过利用自身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产生影响，是以美国为主的部分西方国家推行国际战略的重要手段。随着网络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人们充分感受到“美国色彩”正在逐步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并严重威胁着我国以网络为基础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安全[2]。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产生文化安全问题的原因

内部原因。文化生产力水平较低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产生文化安全问题的首要内部原因。据统计，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所产生的相关经济效益只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0.5%，由于我国目前仍未实施文化市场的有限开放政策，且文化生产力水平较低，这对我国文化产业市场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存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在具有较强商品属性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又比较容易受到上述两种性质的影响，从而产生相关的文化安全问题。例如，就文化的商品属性而言，部分提供低层次娱乐功能的相关文化产品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获得较多消费者的青睐，而在经营者获得较多的利润后，则又会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而降低文化品位，无形中对我国文化的自身安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3]。

外部原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人员、技术和资金的流动，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文化竞争和文化冲突。在全球经济化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处于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的现实决定了我国不同特征的文化将同时共存，而由于缺乏主导文化，使得我国的文化产业更容易受到国外文化的制约，在国外文化商品涌进国内文化市场的同时，也使得我国自身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其产生了较大的依赖性，为中国的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三、解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具体措施

树立文化产业意识与市场意识。 树立文化的产业意识和市场意识是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首要措施。一方面，在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方面，国家相关部门需要限制文化的过度多元化发展和低品位文化的交流，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文化产业意识，从而为我国的文化安全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属于经济基础层面的，因此维护主流意识的文化安全则是上层建筑，为了保障文化在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安全，国家文化部门以及文化产业的经营者必须要形成并提高自身的文化市场意识，从经济层面加强我国文化的安全系数，从而实现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双赢[4]。

创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创新文化产业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是使我国文化安全受国外文化冲击影响降到最低的重要手段。由于文化产业是社会与经济效益共同结合的产物，因此，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应该从“办文化”合理转型到“管文化”的层面中来，而文化的管理主体也应该从单一的政府主体转到政府、企业、事业和第三方文化机构上，从而实现文化产业的多角度、多层面管理，并最终实现文化安全。另一方面，在创新运行机制方面，可以将跨国文化公司以及非公资本企业纳入到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中，通过鼓励企业对文化的投资，从而打破文化产业运营过程中部门垄断的局面；其次，国家可以通过下达相关政策，允许跨国文化公司和国际文化投资机构在国内范围合法经营，从而在引进先进的文化产业经营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也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文化的安全系数[5]。

实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实施文化传播策略是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的另一主要办法。在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只有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范围内的他国文化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的文化安全，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提供良好、稳定而安全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我国应该加强文化“走出去”方针的实施力度，在不影响我国文化安全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吸取有利于我国自身文化产业发展的他国文化，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供双重保障。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我国也应该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并加大对民族特色文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力度，从根本上提高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与低品位文化对我国文化安全影响的能力，进而实现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安全。

篇8

关键词农村信息化;国外;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启示

国外推进农村信息化的做法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美国、日本等国政府有健全的体系、充足的资金投入,并有完善的立法,农村信息化发展先进;德国、日本等国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注重信息系统服务建设;法国、加拿大等国形成了多层次农业信息服务格局,服务主体多元化;印度、韩国等政府对巩固和稳定农业及农村投资力度较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农村电信服务、加强信息化技术人才的培训,并与国际合作制定农村信息服务优惠政策。总体上讲,国外推进农村信息化的做法和经验主要体现在营造良好的农村信息化发展环境。该文简要介绍了5个国家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模式及发展水平,以为我国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研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信息化发展途径与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1国外农村信息化发展现状

1.1美国

美国政府颁布法律、制定政策,全方位地规范和引导农业健康发展。通过建立健全法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指导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法律体系,从而保护农民正当利益,维护农业市场秩序,保证公平交易。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政府稳定、足额的投入有效支持了公益性农村信息资源的长期积累、高效管理与广泛应用,每年有10亿美元的农业信息经费投入,占农业行政事业费的1/10。在信息共享方面,由政府生产、拥有和政府资助生产的农村科技信息实行“完全与开放”的共享政策,对于公益性、基础性农村科技信息的共享,采用国家调控下的事业性运行模式,兼有商业化运行模式;非官方投资产生的数据,一般是在保障私人财产权收益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实现信息共享。

1.2日本

日本是以资源节约和资本技术密集型模式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全面干预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投资方向及政策的制定,以及科研与技术的推广工作。一是根据实际制定一系列制度性规则和运行性规则及发展政策,促进日本农村信息化的有序运行。二是建立较完善的农业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到信息系统的应用与推广,农产品信息及时、准确和全面。三是通过农业科技信息网无偿向农民提供各种技术信息,同时,为了能让农民通过网络享受到技术服务,提高农村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日本政府将农户购买计算机纳入了补助金范围之内。

1.3法国

法国是以生产集约与机械技术的复合型模式发展。法国的农村信息服务主体很多,但服务内容、服务对象、服务规模有所不同,彼此之间具有很好的互补性。服务主体包括国家农业部(负责向社会定期或不定期地政策(法规)信息、统计数据、市场动态等)、农业商会(主要是传播高新技术信息,举办各类培训班,组织专家、学者讲课和发表文章,协助农场主做好经营管理)、教育科研系统(培养农业科技信息方面的学生和面向社会咨询)、行业组织和专业技术协会(为该组织成员收集有关的技术、市场、法规、政策信息)。在法国,官方的信息服务为财政支持,不实行收费;专业技术协会、行业组织的相关信息服务,一般只收取成本费。

1.4加拿大

加拿大在推进农村信息化过程中,非常注重涉农信息资源的整合。通过政府、协会等部门共同参与,合理分工,有效地推进了涉农资源整合,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农民获取实用信息。加拿大政府通过设立农业信息服务中心,整合来自各个部门的涉农信息,通过互联网、报纸、电视、电话等多种渠道无偿向需求者提供信息。加拿大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较为健全,各类农产品都成立了协会,协会都有站,并有专业人员负责收集、处理信息并集中。行业协会直接为会员提供农业信息和技术方面的信息服务,农民从一个协会网站或通过咨询工作人员便能够获取该类产品或农作物的全部信息。通过专业协会的服务,农民能够方便获取涉农信息,提高了在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

1.5印度

近些年,在发展中国家,印度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做出不少有益的尝试。印度农村信息化发展是由中央政府建立各种基本项目,帮政府负责项目的实施工作。印度政府全面推开的“知识信息计划”,意在运用信息技术服务于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们。该项目非常成功,它采取公私共享的合作模式,前期由政府承担,实施运行由村民自治组织负责,做到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条件下帮助农民真正享受到信息服务,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农民信息技术人才,保证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2世界农村信息化发展趋势

21世纪,信息技术正渗透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对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民生活等方面正在产生积极影响,可以预见,信息技术作为21世纪农业主导技术之一必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前,世界农业大国在信息技术方面已经走在前列,在农业数据库开发、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应用以及农业生产自动化控制等方面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世界农村信息化发展的领头羊。

2.1网络和数据库建设向全面、系统、实用、方便方向发展

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网络遍布每个角落,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基本到位。世界各国正在加紧建设农业信息服务系统数据库,数据存储不断扩大、信息资源不断增加,并实现网络资源的共享。此外,网络设施的建设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用户的实用和方便,努力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一是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是统一规划“信息高速公路”的技术路线选择,确保高效畅通。二是加快研究和建设第3代互联网,促进网格技术开发应用,推进网上可视技术的改进和扩大应用。三是逐步扩大应用和建设移动网络系统。四是加强网上安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尽量减少网上不安全因素和可能造成的损失。五是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重点是有效地实现网上交易,研究和开发高效查询、订购、支付技术。

2.2由单一的农业技术向多元化、集成化方向发展

国外大多数国家的农业技术创新道路的主体呈现多元化、集成化模式,在农业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遥感技术等多项技术成功应用后,正在将几项或多项技术努力集成在一起走节约型技术创新之路,以提高多元化、智能化、集成化,实现农业的高度自动化。

2.3农业信息技术向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方向发展

国外利用信息技术有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已开发研制出多种用于专业化生产的系统模型,技术已趋成熟,并切实为农业生产服务,农业信息技术已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这些系统模型对于农户的生产实践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并为农户走向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

2.4向生态型和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当前,世界所进行的农业发展趋向已由常规型向生态型发展,计算机数据模型、生产诊断决策系统及农作物病虫害预警预报等项技术都注重考虑环境保护和农业的持续发展。特别是精确农业技术,能够控制同一地块中不同位置所需施肥量和植保剂的施用量,以避免由于过多施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经济浪费。

3国外农村信息化启示

尽管中国中、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甚至在同一地区内也存在很大差距,不可能选择统一的信息化发展模式,但是国外一些好的经验与做法,仍然值得借鉴。一是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信息化,建立强有力的管理体系。在一定时期内,农村信息化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重视,政府要起着主导性作用[1]。国外对农村信息化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建立领导体系、保证资金投入等方面。首先,政府重视农村信息化工作,依靠政府职能,建立权威性的信息制度,及时、准确、全面地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服务。其次,在政策上保证农业的发展,围绕管理体制、投资结构、技术推广进行政策上的调整。二是科研、培训和推广紧密结合,推进农村信息化。通过科研、培训和推广三者的相互结合、紧密协作,保障农村信息化发展[2]。加大农业技术创新力度,完善各种技术创新体制,建立研发机构和推广应用部门紧密结合的工作机制。三是健全农村信息化服务体系,提供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由于生产者、经营者的信息需求多种多样,需要有多元信息服务主体,在服务内容上有所侧重,所以应注重培育和发展信息服务业,推动涉农信息服务主体多元化,信息服务形式多样化,更好地满足农民的个性化信息需求[3]。四是注重资源整合,提升农民获取实用信息能力与水平。一方面,要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协会、自治组织)、企业、科研等部门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合理分工,共同推进涉农资源整合;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整合来自各部门的涉农信息[4]。五是建立健全农村信息化相关法规。建立健全政府对农村信息化方面制度、法规体系、支持政策体系,并建立高效的农业管理体系。注重维护农村信息化主体的权益,保证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的真实性、有效性等,积极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

4参考文献

[1] 刘盛华.辽宁农村信息化发展现状及展望[J].农业科技与装备,2009(3):164-165.

[2] 张其斌,舒毅,田全红,等.甘肃省农村信息化发展模式探讨与研究[J].甘肃科技,2009,25(17):1-4.

篇9

（1）心理需求。药品包装的外在传递的感觉，药品形象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十分重要，如果药品包装制作粗糙，印刷工艺达不到效果，这些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甚至打消购买的欲望。如果药品包装设计高端大气上档次，外包装制作精美，材质优良，大大提高了外在药品传递的感觉，让消费者感觉到，看起来这个药品是货真价实，疗效上乘，消费者觉得受到了尊重，心内得到极大的认同感。制作精良的包装和简陋的包装真的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吗？其实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消费者作为外行，不了解药品实在功效，加上都是同一种产品名，这如何让购买者区分优良？消费者只好凭借以往选购其他产品经验，直接对药品凭借第一感觉产生购买。消费者的性别、年龄、疾病，等的差别，都会在购买药品时产生心理上不同的差别，如何满足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是首要目标。

（2）视觉需求。药品包装所谓，“药品无声的推销员”，现如今琳琅满目的自选式药店超市模式，不再是售货员推销时代，而是要靠产品自身的无声宣传，人们购买自选药品，通过同类药品对比，观赏外包装，阅读说明书，最终达成购买。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人们的审美也有了提高，包装设计成为艺术，文化，产品品质的结合产物，只有构思巧妙加上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这样的药品才能在诱导消费者，提高同类产品的竞争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药品包装设计是一种与消费者沟通的语言，这种无声的语言，用包装材料，用图形用颜色等等来构成，从形式美组合成药品的视觉形象，正是人们有了这种视觉需求，才更能推进设计师对药品包装设计的进步。

（3）使用需求。厂商创造出引导人们购买的产品，恰好产品外观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购买就产生了，凭借第一感觉、良好印象购买以后，吸引人们能够重复购买，主要靠使用需求，产品的使用，产品性能，效果如何。旧时药品包装比较软，糖衣片类多，容易脱衣，裂片。这样的产品会令人们丧失继续购买的信心，对企业信誉产生怀疑。厂商制作出消费者人性化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使用与保存，从包装原材料选择都做到无害、科学、人性化，如包装可以重复密封使用的拉链结构，小剂量独立包装，特殊要求的药品做到防潮防光，还有紧急救援药品做到方便开启。婴幼儿药品辅助剂量工具，如刻度滴管，剂量瓶盖等。说明书设计字体适宜视力弱人阅读。

2药品包装设计的元素运用

为满足大众的需求，药品的包装设计中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元素，将各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既符合美学理念又能准确传达药品信息的成功设计作品。

2.1独特的视觉元素自然界中，各异动物拥有不同的识别特点，大象鼻子长，熊猫黑白色，等等。在药品包装设计中，也需要考虑到产品自身的卖点，运用不同的视觉元素，来达到与众不同的识别效果。设计师从视觉的角度考虑如何从包装上科学、准确地传达信息，才能设计出有利于消费者的作品来。通过外形、文字、图案色彩等等这些视觉元素来完成传递的任务。这些视觉元素都是作为独立语言来进行产品与消费者的沟通。获取到最大的信息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就会产生最终购买。

2.2色彩运用经过药品柜台，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各种颜色不同的包装，我们会发现很少有药品用全黑色的包装，黑色被大部分国家认为是死亡的象征，服用药品原本是延年益寿，所以规避了这类颜色。各类颜色在一些人性化设计的药品包装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中国红在传统医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一些药品不适合用红色包装，肺病类不适合红色。胃寒、肾虚药品包装适合用暖色调，给人温暖阳光的感受，如橙色、黄色等类似暖色调。治疗发热类药品，适合用绿色、蓝色，有着安全、放松、镇静、催眠和退热的色彩效果。再如紫色，艳丽、突出、神秘，代表柔和，给人以宁静、镇定，常应用于大脑疾病及精神紊乱类的药品包装。

2.3图形运用图形作为识别符号，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图腾绘画，人类继续发展生成了文字，可见世界语言相通之处在于图形，药品包装上大面积的色块构成图形图案，视觉上给人第一识别，通过图形暗示人们的内心感受，好的药品包装设计，图案能够起到积极的效果。例如，包装上带有心脏图案，同时运用红色，这样会引导人们联想到强有力的心跳，对疾病治疗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圆形、半圆、椭圆装饰图案让人有暖、软的感觉方形、三角形图案则相反，会给人冷、硬的感受。有些传统中草药，运用古香古色的传统图案，民族图腾，突显出中华草药几千年文明，传递出历史沉淀的草药精华感受。运用好图形，了解产品自身特性，理解消费者心理，才能更好地选择包装的图形，设计出适合不同人群的药品包装，儿童运用色彩明快卡通类图形，女性药品传递高雅品位感受，男性以及理性顾客要多考虑简洁明了的图案，采用较抽象、简洁的图形，表示科学化、现代化、疗效效果，给人以信任感。老人由于视力减退，更容易接受反差大的图案。设计出药品主打人群喜爱的包装，才能让药品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提高药品市场的占有率。

篇10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现已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它以否定、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以“去中心”和“多元化”、提倡差异性与创造性为基本精神[1]。8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心理学领域，引发许多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对现代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技术进行批评与解构，建构更具有时代精神精华的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2]。这样叙事疗法便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中应运而生。

叙事心理治疗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要创始人是迈可尔·怀特（michael white）和戴维·爱普斯顿（david epston）。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用叙事进行家庭治疗，劳培训了几万名叙事治疗工作者，在很多国家传播叙事治疗的思想。现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大学开设专门的叙事治疗课程。同样，在心理治疗以外的领域也得到广泛传播[3]。所谓叙事心理治疗，是咨询者运用适当的方法，帮助当事人找出遗漏片段，以唤起当事人改变内在力量的过程。叙事心理治疗对“人类行为的故事特性”，即人类如何通过建构故事和倾听他人的故事来处理经验感兴趣。也就是在咨询过程中唤起当事人生命中曾经活动过的、积极的东西，以增加其改变的内在能量。在叙事心理治疗中，咨询师最常问的一句话是：“你是怎么办到的？”随后，会将焦点放在当事人曾努力过的，或他内在的知识和力量上，引导他走出自己的困境。

一、叙事疗法的基本思想与中国阴阳哲学

叙事疗法简而概之就是在当事人的人生故事中寻找正性积极的力量并加以深化、扩大进而用其支持当事人走出现有的困境本文由收集在人生故事重构的过程中去梳理那些被忽略被遗忘的故事，恰恰在这些故事潜藏着正性的力量。叙事治疗家认为，每个人都用故事来为生活体验赋予意义，故事是多种多样的。对个体而言，总有一个主流的支配性故事，是个体解释现实世界的主要途径，另外一些是处于边缘的故事，其中却常常蕴含着改变的潜能。当个体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前来咨询求助时，问题已渗透到支配性故事之中，限制着当事人解释自己生活体验的方式[4]。中国的阴阳哲学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互转化等等。如果将“阴”指代为生活事件中的负性力量，即阻碍人成长，误导人解构当前问题，使人囿于困境无法脱离的负性事件和对事件的负性解构力量。那么“阳”就是指人生故事中的正性力量。即那些支持人发展成长，积极对待生活和自我，积极建构情景、问题和自我的力量。阴阳理论能够完全解释叙事疗法的基本思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史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既有阴的一面也有阳的一面。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正确充分地看待自己的成长和人生中的故事。当面临困境时更多的是用阴性的一面来建构情景、问题和自我。这是当事人对问题和自我的认识是阴盛阳衰的。作为咨询师就是重新梳理当事人人生故事中被忽略的阳的一面，使其阴阳协调，甚至阳盛阴衰，对自我和问题有一个全新的积极的建构，从而有利于当事人以后的健康发展。

因此，这种疗法的基本思想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一致，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理解，从而显得通俗易懂使疗法能发挥出更大的疗效。同时叙事疗法在中国的推广应用就较为迅速。

二、问题外化与中国人的自尊自尊感和自我效能

叙事疗法中问题外化是将问题本身与人分离，使问题是问题，人是人。通过对问题的“外化”使当事人将问题与其自身分离开来，帮助当事人一道与外化了的问题战斗，然后挖掘当事人生活中的特殊事例，使其关注那些不曾为问题所困的时刻，并让当事人详细描述那些特殊时刻自己的行为与意识，以使当事人对这些特殊时刻的叙述更加丰富[5]。中国人常常将事件和事件当中的人混为一谈。“只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等这些社会偏见或者说是成见的影响下，当人在遇到挫折、困难和失败是往往不自觉的使用内归因，将这些挫折、困难和失败归因为自我。这就会使当事人的自尊感和自我效能降低。而问题外化使恰好使事件和当事人分离。进而更好地分析事件和当事人的自我认知。同时能提高当事人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在咨询中，咨询者和来访者能建立一个更加良好的咨访关系。为咨询的全称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挖掘特殊事例很好地顾全了中国人的“面子”

中国人有很强的面子观念，俗话说：大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在人们面对自己的隐痛时更会倍加小心，能不说就不说能不提就不提。这方面中国人没有西方国家的人们达观。因此，来咨询者要使来访者进行自我暴露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这不利于咨访关系的建立和咨询的进行。叙事疗法则不同，它更注重对特殊事例的挖掘，这里的特殊事例不是来访者曾经的失败的或是难以启齿的经历和事件，而是新的被当事人忽略的积极向上的故事。叙事治疗关注来访者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能力的具体运用与变化，不去了解问题是什么和问题发展变化的病理机制，而是会了解“故事中的闪亮事件”，引导当事人重构并正性转换对问题意义的认识[6]。叙事疗法正是以这种积极的为当时人所忽略的事件为突破口寻找来访者人生故事中的正性力量，强调人的优秀的一面，并在优秀的认知下使得不足的一面得以改观。这样的疗法会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更能积极的配合。同时能减少来访者在自我暴露时所遇到的阻力。

四、叙事疗法对人生故事的梳理更符合中国人的整体观

叙事治疗认为生命中的问题是由经验的叙说所定义的，使人们陷入困惑的问题是由己或他人用语言构造的故事性的“现实”，问题主要只存在于当事人有问题的叙说或语言中。这种理念符合中国人看问题的思维和产生问题的社会背景。正所谓众口铄金，人言可畏。但是，中国人的整体观恰恰又弥补了这一思维的缺点。中国人看待事物都是抱着整体的观念，如中医的理论观念。在评价他人和自己时也是较为全面和客观。正如中国人常讲的一样叫做“盖棺而论”。这一方面对某人生前不好评价是为了顾全生者的面子不好下结论所以要盖棺而论，但更重要的是盖棺而论更能从整体上对一个人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在叙事疗法中对来访者进行人生故事的梳理时，来访者可能更容易接受。在对来访者的人生故事重新建构时来访者也更能从整体上重新认识过去的事件，更加客观全面的看待自我，会更快地从困境和挫折中走出来。

五、叙事疗法与中国其他文化现象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