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文化论文十篇

钱币文化论文篇1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mostcomplexand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monetaryhistory.Ithas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currencylaid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thepresent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thepast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thenewcentury,the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briefand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钱币文化论文篇2

春秋战国时期，在各种体系的钱币上几乎都出现过“化”字，如空首布有“化”字布，圜钱有“六化”、“明化”等，齐刀有六字刀“齐返邦既圜化”、五字刀“即墨之圜化”、四字刀“齐之圜化”、三字刀“齐圜化”等。那么“化”字怎么和钱币结亲的呢？

《辞海》的解释：“化：一、①变；改。②转移人心风俗。③融解；消化。④死。⑤烧。⑥化生；化生之物。⑦造化；自然功能。⑧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⑨风俗；风气。⑩求讨；募化。姓。二、同‘花’。用掉。”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化，教行也。从人，从匕。”

北宋徐锴《说文繋传》的解释：“化，教化也。”

由此可知，今文“化”字的意义和钱币是毫不相干，难以附会。那么，古钱币上的“化”字用意何在呢？

古钱币上的“化”字有的书为“ ”，有的书为“”，有的书为“”，有的书为“”等等，现代虽然一般均将它们释之为“化”，但它并非今文之“化”字，乃古文之“货”字。

从我国文字发展历史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文字都属大篆体系，在此期间钱币上的文字理所当然亦属大篆体系，或曰古籀文。然而古籀文之“货”字却书为“”，或与之雷同。古文字界、金石界对此早有定论：

《康熙字典》引《广韵》曰：“货者化也。”

《金石大字典》引《金索》曰：“齐刀文，宝货之货如此。”

北宋徐锴《说文繋传》曰：“货，化也。”

清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曰：“，古文以为货字，齐刀货字重。”

关于“”字释为“货”字亦为我国钱币学界所采纳：

丁福保《历代古钱图录》曰：“化，货省。”

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曰：“金嘉洪氏泉志校误云李佐贤释‘’为‘明刀’，鲍康改释为‘明货’，金氏同鲍说，并为古作化，变作、、，金氏说是也，但变作之说应改为省作。”

钱无咎《古钱考略》曰：“‘’是古文字的货字。”

吴荣曾《中国古代的钱币》曰：“传世的齐刀币与下列六种：齐法货、齐之法货、即墨之法货、安阳之法货……”

最近出版的《先秦货币文编》曰：“‘’古文货字，省作化。”

《中国钱币》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明字钱》一文也曰：“‘’字应读为‘化’字，即‘货’字之古书也。”

可见古钱币上的“化”字确实是古文之“货”字。关于“货”字和钱币的联系，就一目了然了。

进一步追朔古“货”字之由来，可以看到我国象形文字之痕迹，亦可从中领略马克思货币学说的教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实事上彼此等同，从而实事上转化为商品。”他又说：“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业已得到考证，布、刀、圜等古代货币之起源均为劳动工具，为刀削、铲、纺轮等转化而来（可参阅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就目前资料看钱币上“货”字最早见于空首布，而空首布是劳动工具铲转化而来的。我们将古“货”字“”和带柄之来作一比较，实可谓像得出奇也。铲从劳动工具转化为商品，又逐步充当为商品之中的一般等价物。我们的祖先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抽象出货币这一概念，并用铲之形象记作“”，双“”便成为“”了。古“货”字就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升华成型了。已故钱币学家王献唐的遗作《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相关论述实为精辟：

“金文匕作‘’（伯匕鼎）、作‘’（中子化盘），齐刀作‘’、‘’、……刀文‘化’亦单作‘’、作‘’、作‘’，空首布作‘’、明化作‘’……又可作‘’、更可作‘’……可单可双，求之于器，皆象直柄‘’形之铲，作单线书写，初当如‘’，因求省便下端离而不合，……实成‘’形，先写左笔微变遂为‘’矣，先写右笔微变又为‘’矣，……单作‘’、作‘’，合作‘’、作‘’，亦为一字。”

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上编刀布类录有三枚“货”字空首布拓片，可见单体‘’字（图1），双体‘’字（图2）和‘’字（图3），真是一脉相承。然而到了秦，“货”字一般未在钱币上出现，因秦钱币均以重量称呼。到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废五铢，变革复古。新莽之钱币，无论在种类上、形态上还是名称上，都效仿上古，于是，“货”字再次在钱币上出现，如人们所熟知的“货布”（图4）、“货泉”（图5）。这里可以看到“货”字已用小篆体，书写为小篆“货”字了。说明到秦统一中国文字后，“货”字已基本定型，而今文之“化”字只不过是从古“货”字中分离出来的另外一个文字。

钱币文化论文篇3

钱币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古钱的研究是传统金石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兴起于宋代,到清朝乾嘉以下走向高峰,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学者和藏家,清末李佐贤的《古泉汇》、杨守敬的《古泉薮》可谓其集大成者。入民国后,此风不衰,其里程碑性质的标志,是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的成立和《泉币》杂志的创刊,使钱币学界精英翘楚,如丁福保、王荫嘉、张NFDB8)伯、郑家相、罗伯昭、戴葆庭等,一时荟萃,堪称极盛,陈铁卿先生正是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的。

在《泉币》的时期,陈铁卿先生的文章已以见解新颖著称。他于刊物上曾引起两次热烈讨论,张武一先生曾在《陈钢(铁卿)先生与泉学》(《中国钱币》2004年第3期)文中作过介绍。到了50年代,陈铁卿先生任职于天津市文史研究馆,仍然继续工作,有一系列作品见于《文物》、《考古》。应当说,他是传说钱币学朝向现代转型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古钱史话丛稿》正为其殿军力作。

读者可以看到,《古钱史话丛稿》全书长达百万字。原有稿本共33册,分为两批,一批藏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计21册,即“天博本”;另一批分在陈铁卿先生子涌澄及孙明霞、明建等处,共12册,即“家存本”。这些稿本互有重复,经张武一先生悉心整理,选辑为16册,成为供出版的定本。16册书稿分作9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历代古钱著述考释辑要”,第二部分是“货币起源学说的演进”,第三部分是“货币释名”,三者构成书的导论。第四部分“益化综述”,重点辨明前人读“益化”为“宝化”以为西周货币的错误,解决钱币学史上的一大公案。第五至八部分依次论述“贝化”、“布钱”、“刀化”和“圜金”,最后以第九部分“论钱小品”结束。翻阅全书,我们不但惊叹于陈铁卿先生矢志多年的毅力,驾驭全局的识见,也应对张武一先生在整理编辑工作中所费心力表示敬意。

钱币文化论文篇4

叶适的义利观、理财观、重民和富民思想、人地观等经济思想和以“劣币驱除良币”为代表的货币思想，学术界多有论述。本文仅就其关于铸币标准化的思想略作探究。

一

叶适的铸币标准化思想，集中表述在《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中。《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作于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据文中“臣昨在蕲州目见利害，询采吏民，颇为亲切。今暂领兼司”语，应作于绍熙三年）。《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叶适传》说，“光宗嗣位，由秘书郎出知蕲州，入为尚书左选郎官”。知蕲州前，淳熙十六年(1189)五月间，周必大免去相职，叶适请求外调，被任命为湖北安抚司参议官。《嘉靖温州府志》卷五所载叶适长子叶宣的《叶文定公墓志》和次子叶u的《叶文定公墓碑记》云：时叶适任“秘书郎，乞补外，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绍熙元年，转朝奉郎，十月，差出知薪州。三年，除淮西提举兼提刑，转盐铁冶司公事。十二月，除浙西提刑”。宋提刑及盐铁冶司公事官，虽非专职铸钱的职官，但却负有管理矿冶生产和监督铸钱的职能，故关注经济民生和货币流通的叶适能够深入了解当时淮西流通使用铁钱的情形，并对铁钱的铸造流通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淮西论铁钱五事状》是当时兼提刑司的叶适为整顿私铸铁钱充斥市场，宋政府禁止私钱等造成“公私受弊，人情e动，其事多端”的江淮铁钱流通受阻局面而向朝廷提出的建议。该建议有五，即“一曰开民间行使之路，二曰责州县关防之要，三曰审朝廷称提之政，四曰谨诸监铸造之法，五曰详冶司废置之宜”。①

宋南迁后，为防止铜钱北流，自乾道初开始规划淮南行用铁钱事。至乾道七年(1171)，先后新建和恢复和州（大概不久便废）、舒州同安、蕲州蕲春、黄州齐安、兴国军兴国、江州广宁、临安军丰余、抚州裕国监，②大量铸造铁钱。淳熙后期，随着铁钱铸造数量的增加，铁钱的铸造质量下降，私铸铁钱开始大量流入市场，于是，宋政府加大了禁止使用私铸钱的查处力度。绍熙元年(1190)，以“铁钱滥恶不职”，对淮南运判兼淮东提刑许及之给予贬秩的处分。③绍熙二年十月，又以“前知舒州私钱过于正额之数”降唐叔王介一官。④绍熙三年正月，诏“张涛降两官，钱之望、许及之降一官，坐部内行使私铁钱故也”。⑤官吏为避免因禁行铁钱不力而获罪，禁私钱“多不以道”，给两淮的商品贸易、货币流通和经济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其中，推行禁私铁钱最力者为提点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刘炜。绍熙二年七月，刘炜上言建议说：“捕捉私铸，全藉巡尉，乞将湖北路德安、复州、汉阳军、鄂州、江西路隆兴府、兴国军、江东路南康军、宁国府、池州、太平州、建康府及两淮州军都监、巡尉衔内并带巡捉私铸铁钱，任满批上印纸”。⑥该建议获准后，刘炜在推行禁私铸铁钱中，采取“以私钱二当官钱一，抽贯数百，约其多少”之法，⑦造成官私挑拣私钱日见苛刻，致使“市邑关闭，两淮骚然”。楼钥《攻集》卷二十八《缴刘炜监司差遣》论刘炜禁私钱之策说：“臣与刘炜，初捕相识，第闻其人，颇有志于事功，故朝廷任以边郡，权以淮漕。然以前年禁私铁钱之事观之，则知其人非善于处事者也。两淮铁钱私铸太甚，浸淫于内郡，合行措置禁戢。人虽以为私扰，然无敢以身任其事者。朝廷以众言下之漕司，炜自任其事，故一以委之，然而虑之不审，处之不详，行一切之令而欲去积年之弊。当时公私兵民行商坐贾虽贫富多寡之不同，苟蓄一钱则望一钱之用，而炜为之太遽，徒以片纸出令，使尽失其平，一路骚然，无不怨愤愁苦，其不生事者，特天幸耳。是后倍费朝廷调护，为之遣使，为之集议，始则降官会，终者给交子，纷纭久之，中外寒心，仅得少定”。

在官府严禁私铁钱中，官铸铁钱的使用也遭受阻滞。两淮州县人户输纳官钱，官司甚至“逼勒人户并要输纳官会，辗转收买，倍有赔费。”⑧叶适记述当时铁钱的流通情形说：“自禁私钱，百姓惩创，卖买交关，文文拣择。或将官钱指为私钱，不肯受，或只要一色样钱，谓如舒、蕲人各只使本监字号钱之类，或只要新铸官钱，且免拣择。民旅持钱买物，一贯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谷他物自相酬准，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缘此行用艰难，物货稀少。朝廷禁断私钱，本要流通官钱，若官钱方更疑惑，岂得稳便。”

为能达到禁止私铁钱，维护官钱的正常流通，叶适在淮西采取了“以乾道同安、蕲春、大冶、宿松、汉阳、定城新旧诸样官钱，钉板印榜，晓谕民间，令其从便行使，亦立私钱样，令拣选不用。令各州签厅官委诸县钉样于都保，又别差官亲至村落委曲劝喻，欲其耳目接熟，用钱不疑”措施。在推行这一措施中，叶适了解到扬、真、泰州所用铁钱，“凡绍熙元年二年蕲春监所铸钱，皆嫌粗恶，拣退不使”的情况后，曾令人“拆辩拣择”，发现这些钱“字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拣择用钱，存好、新而用差、旧，乃人之常情。为使人们能够分辨官、私之钱的异同，可辨识出“钱文抵牾”的私钱，叶适建议官钱应“自朝廷降样行下，永远照使，要令村落僻远认识不疑，民旅交易流通无碍”。

二

淳熙初年两淮发生的铁钱危机，促使叶适着手开始对乾道以来两淮铸造铁钱的情形进行考察，提出了从钱币铸造上提高质量、治理粗制滥造的建议，即“谨诸监铸造之法”。他论述此前铁钱的铸造情形说：“臣窃详兴监以来所铸铁钱,其轻重薄厚、精粗大小,略为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间,蕲春监所铸,字划精细,轮郭坚明,比于诸钱又为精好。十五、六年以至绍熙元、二,则顿成粗恶。习久生弊,势亦宜然”。

宋代铸钱，一直严格实行样钱制，⑨诸钱监按照中央颁发的钱样制做母钱（钱模），用翻砂法铸造出来的钱币，钱币形制、大小及钱文书体和文字风格等基本一致。南宋铁钱监兴建之后，采用铸造铜钱的方法铸钱，保证了铁钱的质量。但随着私铸的盛行，铁冶司为“急欲取胜盗铸者,遂翻新样,四季别为字文,旧重四斤十二两,今增为五斤八两,新钱比旧钱大几一轮。”这样做不仅不能有效地“取胜”私铸，反而造成官钱种类繁杂，平添了辨伪的难度和使用的不便。“季别一样,自铸工不能记忆,民间何由辨认。而又新钱特大,形迹旧钱。常人之情,喜新厌旧,所以有只要新钱之说,岂可旧钱遂成无用。又特大者,自为贯辨,则可行使,分开互用,串联不合。”

按“四季别为文字”，当与对钱监铸造的钱币的进行检验有关。关于宋代对铸钱质量的检验，尚未被宋钱研究者所重视。兹略述之。

宋代的钱监设有监官，具体负责管理钱币的铸造。钱监铸造的钱币上供或投放市场前，须对铸造钱币质量的检验。对钱币质量的检验，除钱监监官在监内检验外，一般分级别检验。一级是由提刑司诸铸钱管理机构的官吏到钱监检验。如政和五年，“河东路提辖检踏措置坑冶钱监司奏，承朝旨节文，铸到钱每季令提刑提举司分诣再行看拣，别无粗恶不堪方行行用，契勘本路诸监院每季铸到钱，直至次季看拣了当，方许支桩，其被差官有事故，或先承他司差委者，有经半年未曾看拣，委是有妨应时桩拨支遣。今乞将诸监院每季铸到钱于次月内令提刑提举司在行看拣，如逐司官巡历未到不能亲诣，即乞令逐司于上旬内就钱监院邻近州县差官看拣，如被差官现承他司差务，除军期急速外，并乞限三日先次起发，于当月内看拣了当方许承当别司所委事。又提辖措置河北路坑冶铸钱司奏，乞应提举提刑司所差看拣钱官，并依贡举差试官法，限三日起发，如敢托故推避或本州别作名目占留不为依限起发，并乞朝廷立法加以刑名约束看详，今除三路系应副军期，不可缓慢，以每月，余路每季差官看拣外，今拟修下条，诸提举常平提点刑狱司河北、河东（陕西路每月，余路每季）分诣钱监院看拣已铸到夹锡钱，如亲诣不及计程，前期差官须管于本季本月终到监院（如季钱，春季终正月钱，正月终所差官到监院之类），即被差官他司不得差委，若承他司差委者，俟看拣毕听赴（应副军期机速事非）。右入政和钱法令。诸被差看拣夹锡钱官不趁期到监院，若妄托事故避免，或官司别作名目占留或辄差委者，各杖一百，即差委后时致所委官趁期到监院不及者，止坐所差监司（监司应亲诣而不如期到者同），右入政和钱法敕，从之”。⑩南宋时期，还有钱检官每半年检验钱监新铸钱的规定。《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至一六七载，乾道八年十一月六日，江东六提点刑狱公事粱俊彦奏：“准付下户部尚书杨(人＋炎)札子，得旨半年内铸到新钱，每次取一贯进呈。寻取到饶州九月新钱二万余贯，内一分系黄铜钱，九分带铅锡铅，取到二贯进呈，得旨：‘永平监官令江东提刑司取勘，限十日闻奏’。本司令勘到郑荨⒄允回职为监官，各不合依铸钱司公贴节次将夹杂铜依十分好铜数目支出鼓铸，兼提点官江G到永平监见有铸到钱一万四千五百贯文黑色，却令本监分纲起发，自后郑荨⒄允回为好铜［钱］数少，不合节次将夹杂铅锡钱衮同黄铜钱在库运发至左库，诏郑荨⒄允回各特追三官勒停，户部长贰各降一官，左库监官各特降两官，工部长贰各展二年磨勘”。

另一级检验是在钱监的钱币运出钱监时，对钱币进行检验。这种检验分两次才终告完成。一次为钱监钱出监时进行检验。《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十二《鼓铸》云：“诸钱监上供钱，并依元样，州差官看拣讫，方得起发。内抽一贯申纳尚书省”。另一次是对上供钱装的钱进行检验。“诸装发钱监上供钱，每纲于所装钱内取样，不得拣选，监专与纲梢管押人同封书印（一百文，人急脚递传送至交纳处，一贯随纲，仍于装发钱数外，取别同样钱一贯留本州作住样，以备照样。转般者装发日，降元随纲样钱重加封印），以样比验交纳。若不如样者，申所属验实，据数发回元铸钱监验认，送所属究治”。

对铸钱监的铸钱进行严格的检验，有效地保证了铸币的质量。而绍熙中铁冶司令钱监铸钱“翻新样”铸钱，之所以要“四季别为字文”，其因正是每季要对钱监铸钱进行检验。这从另一方面说明，钱监铸钱，必须以经批准的标准和样式铸造，钱监无权任意更改钱币的样式和钱文的书体；宋钱钱文字体笔划细微的差别，是手工制模（母钱），难以保证两枚钱模完全相同所致。

三

在“谨诸监铸造之法”中，叶适对不按式样铸造的钱币给予了根本的否定，深刻揭露了这种钱币给货币流通造成的弊病，并对新旧钱的钱文进行了分析。指出“新钱刻划粗大,其实不如旧钱,用铁虽多,钱体不重,但加比验,自可分明。”他说，“自淳熙七年至绍熙二年上半年,同、春两监通铸过四百余万贯,七年之前及他监所铸,又未有数目。前公私行用,官中自应保护旧钱。其新钱但当钤束监匠,尽工铸造,深鉴末年之弊,必如初铸之精而已。若徒翻样增铁以自别异,深所未可。故湖广总所近有申请,以新旧官钱不同,未敢通用,正谓此也。臣已行下诸监,只以蕲春监淳熙七、八、九年钱样为准,务令精好,更不添两数及四季翻样,欲乞更赐圣裁。庶几民听不疑,新旧一等。”依钱样铸钱，是保证新、旧钱币和诸钱监所诸钱形制统一、正常流通使用的重要条件。而要保证流通中的钱币样式统一，除了钱监依样铸造外，还需要规定“钱文宜一,轻重大小宜均”，铸造者不可私自改变钱币的大小轻重和钱文的字体刻划。钱监管理机构的官吏（冶司），“但当督察稽考，总其大柄而已”。如其“取而自铸”，私变钱制，则必将招致“怨咨”，造成铸币种类的繁杂多乱而难以流通。

彻底根绝私铸难做到，但令民不使用私铸钱则相对有章可循。在禁止私铸钱的货币管理中，叶适认为，钱监坚持以钱样铸钱，不改变铸钱的成色、文字标准等，货币流通的管理上坚持以钱样作为分辨私钱的标准，朝廷尽力满足民意，就能有效地防范私铸钱，从而获得“令简而可行，实而可久”的长效。

就叶适《淮西论铁钱五事状》反映的南宋淳熙、绍熙年间蕲春监铸钱的质量来看，初铸钱轻重薄厚、精粗大小略为相等；淳熙七、八、九年间所铸钱字划精细,轮郭坚明,较其他钱精好；十五、六年以至绍熙元、二年所铸钱,则嫌粗恶，字文颇模糊。钱币轻重大小、质量基本一致的钱币，属铸造者、雕工按样钱和铸造标准规定铸造。钱文精细或模糊，由制造者、雕工的技术工艺水平所致，虽钱模钱文文字会出现笔划结构的细微差别，因工艺水平不一，乃无意而为；或为铸造者未严格按样钱、铸钱标准规定铸造所致。绍熙元、二年“翻新样,四季别为字文”,每贯钱的重量由原来的四斤十二两增为五斤八两，轮郭比旧钱大几一轮，刻划粗大的新钱，为铸钱标准规定被改变，雕工按改变后的钱币标准规定制作钱模所致，属有意而为，意在与他钱有所区别。无意而为者，一般无版别的意义；有意而为者，反映钱币制造的标准和要求的变化，其表象揭示了货币流通的动态关系，具有重要的版别意义。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后者（指有意而为者）在钱币铸造中，因工匠、技术水平等的不一，铸造出的钱币也会出现钱文文字笔划结构的细微差别，但其大概亦无版别的意义。

通过亲自参与治理绍熙铁钱危机，考究铁冶司自作主张改变铁钱的大小轻重，“翻新样,四季别为字文”对铁钱流通造成的危害，以官、私钱样相较，张榜告示民众区分官、私钱标准的叶适，充分认识到钱文对铸币防伪的作用和对保证货币正常流通的影响，在总结两淮铸行铁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统一铸币形制标准，地方铸币不能各自为政，铸币“钱文宜一，轻重大小宜均”之见。“钱文宜一，轻重大小宜均”，应是此前宋代关于铸钱的基本规定与钱币检验的重要标准。但钱监在铸钱时，由于技术等原因，往往难以严格实行这一规定和标准，从而使宋钱出现了一些明显或细微的差别。钱币轻重大小和钱文文字的不一，无意中给私铸者造成了可乘之机。绍熙初年前后两淮私铸铁钱的情形，引起了叶适对钱币铸造的标准化的思考，把钱文文字书写的标准化，上升到了铸币的防伪和管理流通的理论高度。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叶适的这一创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这一创见应是其以“劣币驱除良币”为代表的货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中国货币文化为代表的世界东方货币文化与西方货币文化的最大不同之一，是中国古代货币以文字为钱币的主要铭文和图案。至迟在秦始皇用半两钱统一中国铸币的形制后，我国的铸币标准化问题便一直得到高度的关注，并在铸币中得以贯彻实行。半两钱制、五铢钱制、开元通宝钱制，均有关于钱币的形制和轻重大小、钱文书体刻写的规定。由于中国古代钱币的铸造使用的是浇铸工艺，铸钱的范、模（母钱）是手工制作的，故在钱文的书写上，不能保证字体笔划的完全相同，但同一时期铸造的钱币，在风格基本上却是一致或相同的。这既有文化的因素，又有钱币制造中存在形制的规范及样钱的作用。

早在西汉时期，贾谊针对汉文帝的放铸政策，就提出了“立法钱”之说。秦汉以降，铸币者除了十分注重铸币的形制、轻重大小和金属成色重量外，对钱文的刻写亦非常注重。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人文之风在铸币的铭文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宋太宗、宋徽宗等，曾亲书钱文，但诸钱监在以御书钱文钱样制模铸钱时，因模铸者的技艺等不同，所铸造的钱币的文字仍不尽相同。但在当时，这些不同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清代以来，研究中国古代铸币者，开始根据钱币铭文字体书写笔划的细微差别对钱币进行分类研究，探讨出了名目繁多的钱币版别（或称版式、式样）名称，但却很少有人像叶适这样对钱文文字笔划差别的影响和作用进行研究，更遑论版别的成因。在采用手工技术刻制钱范、钱模（母钱）的铸钱工艺中，不同的范、模铸造出来的钱币，文字笔划刻写不可能枚枚相同。这是时代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局限，不能苛责。然而，如果今天的钱币研究者仅仅停留在就钱文而论版别局限中，恐怕就失之过多了。

注释：

①《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版。后不注出处者，均见此。

② 《宋史》卷三十四《孝宗纪》。

③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许及之传》。

④⑤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九。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六。

⑦ 叶适《水心集》卷十八《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之望）墓志铭》。

⑧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八一。

钱币文化论文篇5

清代前期全国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尤其是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各省对货币调整的措施具有本地特色，且在同一时期内，各地又不一样。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完整的描述全国货币流通的情况，只能以京师为中心，探讨中央政府货币政策的内容、措施，推行政策的依据，政策的目的、特点，及其作用。

清代前期京师是都城，也是全国的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1 当时，在京城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挂幌钱铺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参店及烟、布等各铺，带换银钱，未挂幌者不在此数。”2 乾隆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3 早在康熙初年，苏州一带缙绅与旅京苏州商人之间，拨兑银钱，就以会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4 1982年，在北京发现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23张会票实物。5 这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与外地商人之间，办理汇兑，完成异地款项清算，是一种经常现象。乾隆时期，这里盛行钱票。6 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创办专业汇兑机构的票号，同样的机构，大约在相同时期也出现在北京，它起着城市之间调拨款项的作用。7 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一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8 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样，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

白银和铜钱不仅表示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如果其中“一种比过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很快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价。”9 因此，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也就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10 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

政府认识到，“民间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11 这个货币的基本道理。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二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12

收购私钱 13 和官方减重的小制钱，回炉铸造标准制钱。顺治三年，“禁用旧钱，送部者，每斤给价八分。”14 十八年，在京师等地方，“收买私钱及旧钱、废钱，使民间无法搀和使用。”15 康熙十年，收购旧钱、废钱，“每斤照铜价给值六分五厘，解局销毁改铸。”16 二十八年，下令“民间私钱，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铜价每斤给银一钱收买改铸。”17 乾隆二十二年，还分别规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18

在流通方面，清代前期多数时间里，市场的银钱比价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改变原来在税收和分配中，完全使用白银的情况，征收或配给一定数量的铜钱，来调整流通中的铜钱数量，起到平衡银钱比价的作用。政府规定在税收中，“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但在实际纳税时，多“随民便”。19 在发放八旗兵饷和官员俸禄时，搭放制钱。20 政府用平粜米粮的铜钱，减价兑换白银，调节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八旗、内务府，在京城共设米局27处，政府一方面发给各局银两作为资本，使其收买米谷，另一方面也发给各局米谷，让其平粜，收买粜卖所得铜钱，在市场上减价兑换白银。乾隆二十七年统计，户部库存平粜钱八万五千余串，五城各厂存钱一万三千余串。“京城内外有此十万余串钱文，以资流通，而每日平粜钱文，又可源源转运，岁底钱价自可不至加增。”21 政府还设立官钱局，并利用钱铺、当铺等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比价，易换银两，调节市场中的制钱数量，使银钱比价接近官方的标准。

政府发放生息银两，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顺治年间，“为了解决官商周转资金的困难”，政府向“商人放贷帑银并收取本息，”形成一种生息银两制度。康熙时，继承这种制度，创设了“恩赏制”、“公库制”和“广善库制”。“恩赏制是把库帑管理经营所取得的利息赏赐给有关人员，受赏者没有偿还帑银本息的义务。公库制和广善库制则是将帑本直接贷借给有关人员，”借款者要偿还本息。22 雍正七年，政府“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特别拨发“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23 “到乾隆初年更有所发展，公项开支在利息银中占的比重愈来愈大。遂使生息银两收入蜕变成为公项开支的一种固定的财政来源。”24 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发放生息银两就是把放置在国库中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中。“最盛时期，户部库银总额有5000万两， 而八旗公库生息本银的拨款前后几达1500万两。”25 政府把占库存的30％白银，投放到市场，无论是用于旗丁生活消费，地方政府的经费，还是投资或提供其他需求，无疑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作为中央政府发放生息银两的制度，大概在乾隆时期就结束了。26 但是，用公款生息的方法，至道光年间仍然使用，而且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书院、学校、救济等项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见，生息银两也是政府调控货币的一项很有成效的措施。

在管理方面，政府通过增减每文铜钱的重量，也就是增减每文钱的含铜量，使铜钱增值或贬值，以达到防止私销和私铸的目的。政府利用牙行在市场上平衡银钱比价，康熙六十一年，“于大、宛两县设立官牙，将钱价议平买卖。”27 防止宝泉、宝源局炉头、工匠私自铸造钱币。对钱商、钱铺、当铺加强管理，防止他们贩卖、囤积制钱。乾隆九年，政府令京城各当铺，将所积制钱，“酌钱数送局”，由官钱局在市场上易白银给还。28 当市场上钱票盛行时，政府企图把钱票控制在京城范围内流通。但是对私铸、私销、囤积、贩卖等各种政府认为的非法经营活动，官方的严禁则是有限的，常常是禁而不止。但是也不能因为禁而不止，就否定政府对货币的管理。

以上三方面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冬伊等议得数条，试行于京师。数月以来，钱价渐减，似有微效，民间称便。”29 “前因京师及各省钱价日贱，由于小钱充斥，节经降旨饬禁，并立限收缴，乃自查禁以来，已逾年余，而京城钱价，近又减落”。30 学者郑永昌指出：京师对私钱流通“管理与控制较完善”，31 有一定道理。

二

如前所述，政府之所以制订和实行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原因。“今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钱愈多而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所以“各省铸炉一概停止，独令京局鼓铸。”32 “如遇京城钱价高昂，发八旗米局，照市价平减，零星易换，则钱可通流，与民有益。”33 “以京城钱价昂贵，复设官钱局。”34 以后又因京城“钱价渐减，奸民每以在京贱买之官钱，运至近京钱贵之地，兴贩射利，议将官局停止。”35 嘉庆四年，因为“自增卯以来，钱价仍未甚平，所有户、工二局，俱著全复旧卯。”36 市场上钱少，则增加铸钱量，钱多则减少铸钱量，政府根据流通中货币的需求量，下达定额。在兵饷、官俸中搭放制钱，是因为“京城钱价昂贵”，“俟钱价稍平，停止。”37 “近日京师钱价颇昂，兼值雨水连绵，食物甚贵。”38 “此项钱文，兵丁零星使用，散布流通，钱价可期渐减。”39 “将卖米所收制钱，令五城照市价易银交库，俟钱价稍平，即行停止。”40 照这种办法，“将搭放兵饷之钱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设一局，兑换与民，照铺户之数，多换数十文，以银一两，换钱一千文为率，如此则钱价不待禁约，自然平减，于民用似有裨益。”41 设立官钱局，无非也是“京师钱文昂贵，朕不得已，设立官局，以平市价”。42 由此可见，市场中流通的铜钱过多，或者铜钱货币过少，就会引起物价变化，为了稳定物价，就必需调节钱价，这就是政府增减铸币数量的原因。那么，市场上铜钱数量的多少，又是什么原因决定的呢？

在市场上，人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实际价值超过了名义价值，也就是当制钱含铜量高，市场银钱兑换率低（比价低），私人销毁制钱能牟取更多的利益，就会有人大量熔化铜钱取得铜，到市场上售卖，或者制成铜器出卖。但当制钱含铜量低，市场银钱兑换率高（比价高），铸币费低廉，民间私铸铜钱比较容易的时候，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就私铸大量铜钱出卖。乾隆时，“铜价每斤直银一钱四、五分，计银一两，仅买铜七斤有余。而毁钱一千，得铜八斤十二两。即以今日极贵之钱，用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毁之为铜，可得七斤七、八两，尚浮于买铜之所得，何况钱价贱时，用银一两，所换之钱，可毁铜至十余斤者乎！”43 可见，私销、私铸的出现与铜钱本身的轻重有直接关系。而政府原本为防止私销，减少制钱含铜量的措施，则给私铸造成机会；为防止私铸，增加制钱重量的政策，又造成私销的猖獗。政策、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些实际，关键因素就是市场在其中起作用。

市场调节的作用反映在私销私铸，制钱贩卖、囤积等民间的货币经营活动中。顺治年间铜钱数量少，不能适应流通中的需要。所以，“奸民开铺市钱，多以前朝废钱插入，又每千短少六文，作为绳底，以致街市使钱，每银一钱至一百四十文以外。”44 特别在“都城辇毂之下，天威呎尺之地，公然市井之徒，将民间废钱作铜收买，插和制钱之内，以一废钱当一制钱，是以废钱日见其多，钱数日见其增，钱本日见其亏”。45 这种情况到雍正时，仍然如故。“京师钱局，每岁鼓铸，则制钱应日加增。今虽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销毁官钱，以为私铸者。”46 雍正四年，京城步军统领在“崇文门外，拿获销毁制钱之人。”47 以后，因“于京城内，屡次拿获销毁制钱之奸民”，所以，京城“钱价已觉稍平。”48 私铸、私销行为不仅在民间有，而且官局也有，炉头、工匠偷漏减重，假公济私，非法私铸。顺治十年，“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49 乾隆时，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尚不能无轻减分两等情弊。”“不肖官员，将官钱私行减少，额外多铸小钱，希图盈余肥橐。该管上司曾不顾问，或且从中分润”。50 通常，私钱流通都是在货币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而京师没有发现大量私铸、私销现象，可能是货币数量比较充足，减重制钱的收购，铜材的管理都比较严格的原因。与私钱流通同样违法的是制钱的贩运和囤积。雍正九年，有人发现：“京城内有奸民勾通经纪，预发本银于大小铺户，收买制钱，多藏堆积，俟钱贵始行发卖，名为长短钱。”51 雍正十三年规定，“傥有不法奸商，专贩私钱，运载至数十百串出京货卖，及在京铺户人等，将钱囤积在家，俟价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52 但到乾隆年间，贩运、囤积之事仍不断。“京城都会之地，各省经营贸易，络绎往来，奸商将钱装载出京，于价贵处，兴贩射利。再闽广商船，由海洋直达天津，回空时，概用钱文压载，运至本地买货。又各省漕粮回空，亦多载钱文，兴贩获利。”53 同时，“近京直隶所属各村庄、集镇，每多富户，将粮草货物卖钱去串，堆积一室，以防盗窃。此等乡愚，只图一己蓄积，遂致钱文不能流通。”54

从以上私钱流通和私贩囤积的现象中可以看出，银和铜两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对私钱流通、制钱贩运、囤积起到决定作用。换句话说，是市场的价值起到调节作用。私钱流通是“制钱不足导致市场自我调适之现象。”55 一些学者肯定了私钱流通的积极作用，“尽管私铸规模很大，私铸形质低劣，但并未严重银钱比价，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官钱不足给商民日常贸易带来的不便。应该说，它对当时的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56

市场不仅调节了私钱的流通，而且也决定了钱票的流行。钱票是一种私人信用工具。“由于银铜本位货币无法适应经济之需要，导致私经济部门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钱庄、当铺以及有实力的商号纷纷发行钱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 57“钱票的发行自将增加铜钱的供给”，起到补充铜钱供给短缺的作用。58 这说明钱票的产生，完全是市场需要信用工具的结果。在钱票流行的过程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说明市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59

三

政府货币政策的目的，是性的，为其统治服务。各代铜钱都标有不同的年号，在这里货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当顺治年间，有人看到明代货币搀和在清代货币中流通，“禁之不止，诛之不胜诛”时，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废钱二文，当制钱一文”，由国家收购前代废钱的。户部大臣反驳称：“明季废钱，岂可并行？”60 不同意用此办法，似乎使用明钱，有损清国。

其次是为了财政收入，保证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政府铸钱有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铸息。顺治年间，清朝还没有统一国家，战争需要大批经费。瑞士学者傅汉思指出：“政府从铸钱活动中获利是比较大的。对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钱局而言，其结果是十分令人惊异的：直到1695年，那些钱局场是获利的，利润占铸钱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钱局都没有利润，反而受到严重亏损，那时北京钱局的亏损达到铸钱成本的16—63％。只是采办比较便宜的云南铜以后，北京钱局的形势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润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到钱局成本的5％。随着国家对云南铜矿补贴的增长，铸钱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现铸钱总经费高于铸钱收益的情况。”61

再次是为了稳定。按照货币，物价与货币有着重要关系。物价高低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时，则物价下跌；反之，货币量减少，则物价上涨。如果官方兑换率和市场兑换率的差别过大，就会使物价变动，给百姓生活带来困难，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发生暴动。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维持官方银钱的固定比价，稳定铜钱通货，就显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很难说政府是为推动商品流通的，而制订货币政策的。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货币政策，也离不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的各种职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离不开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而货币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当然，也并非是一种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把政府对货币的有关措施与管理归纳起来，以期从事实中，客观评价政府的政策。

政府货币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因时制宜，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例如：对市场作用产生的私钱流通，政府一方面在上严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钱供应不足导致钱荒的压力下，政府对私钱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放任或弛禁的态度。至乾隆中叶以后，当制钱的供应逐渐稳定，各省呈报市场钱价日益平减的时候，处理私钱的政策才正式展开。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与历代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处，是采用一种较温和的收买政策。”62 又由于政府是根据市场中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推行货币政策的，所以，这些管理措施也是审时度势决定的。有人说，清朝货币规章多变，正反映了政府这种随时应变的能力。

发放生息银两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国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63 但到后期，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回升。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说：这是因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郑氏，占领了，再开海外贸易，从而地丰富了货币。”64 理查德（Richard Von Glahn）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65 他认为，“康熙朝的萧条与银的流向似乎并无简单的关系，国内物价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银出口，而物价回升也未受白银流入的刺激。”“铜钱价值下降并不能明确的与白银流入量的变化相关。”66 笔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见。从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白银流入量是否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起到丰富货币，物价上升的作用，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起到丰富货币作用的，主要不是国际白银流入，而是国内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这就是康熙时期开始的为使官兵摆脱生活困苦，而发放生息银两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谕称：“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着实困迫堪悯。特着用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兹念外省驻防之满洲、汉军兵丁亦应一体恩赐。”“其他各省督、抚、提督标下兵丁，亦循此例。”67 从京城八旗到各地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等官兵，都有生息银两之利息，作为生活补贴。当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会想到，用这种政策可以摆脱经济停滞现象，但在客观上生息银两确实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扩大了需求，促进了消费，使康熙后期的经济开始复苏。到乾隆时，发放的生息银两本金，已经基本归还。68 可见，货币滋息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拉动内需的确很有成效。

关于在货币流通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的，理查德认为，“明代主导货币事务的是市场而非政府。主控货币的是市场，而非国家。” 69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William T. 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结论。“我关于十八世纪货币政策的，使我对他的结论持谨慎态度。虽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样，当时的国家对它管理通货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样，清中期官员们使用了广泛的间接方式――调整铜币的大小和含量，通过大量的技术手段，在不同的货币地区，控制银钱的相对供应量，高度选择性的反利用――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保证货币稳定，刺激了与人口同量扩张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70 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时期，罗威廉的研究重点在雍乾时期，虽然他们对于整个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管理、执行情况，都没有全面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

一般来说，清代前期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政府的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某些时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发放生息银两，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是市场在短时间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是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市场上铜钱数量减少时，政府可以增加铜钱的数量，反之，政府也可以减少铜钱的数量。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又受到铜材的影响，当市场上铜材短缺时，政府可以增加铜材生产，或向外国购买。由于铜钱货币流通量是随着市场上铜材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所以，货币流通量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官方按照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化来调节货币数量，政府的货币政策总是跟在市场调节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钱跨省性的流通则呈显传统中国货币流通的另一面貌。”“显示出‘私’的经济相对于‘公’的经济对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 如果把“私”看成市场调节，把“公”看成政府调控，那么，从长时期看，正是“私”钱流通冲破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地域，起到左右整个货币流通的主导作用。

从整个清代前期来看，政府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呈下降趋势，乾隆时期钱票的盛行，就证明政府并没有能力决定钱票的流通，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特别是道光时期， “新旧朝钱币一起流通及洋钱可用以缴税，表示当朝所铸的钱币不是那么成为王权的象征。”72 低色洋银内流，国内白银外流，在一些地区洋钱与制钱同样使用。这时，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贸易使用白银的反市场的政策，难于施行，就更表明货币流通越来越被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值规律所操纵。

注释

1 《清朝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5。

2 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张祥河等奏折，见清代钞挡，钱法，道光朝。藏院所图书馆。

3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 陆世仪《论钱币》，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钱币上。

5 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

6 “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签发。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1987年第4期。“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页。

7 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2。

9 约翰· 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101页。

10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6。先定为七文准银一分，后改为此比价。

1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12 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钱法；《清朝文献通考》钱币。

13 私钱包括私人非法铸造的货币；官局中炉头工匠偷工减料，铸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钱；前代的货币。参阅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5期。

14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15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70。

16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2。

17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5。

18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七，钱币五，考5012。

19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20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2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50。

22 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3 《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自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4 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5 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6 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7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28 《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29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30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一，考7686。

31 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32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33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

34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5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6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

37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8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9 《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一，嘉庆十一年五月甲子。

40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4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42 《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乾隆三年三月丁巳。

43 陈廷敬《杜制钱销毁之弊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

44 顺治八年正月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7辑，第169页。

45 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46 《清世宗实录》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

47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48 《清世宗实录》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

49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50 《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页958、976。转引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5147。

52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53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4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5 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6 王光越《试析乾隆时期的私铸》，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57 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7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3）1985年，第292页。

58 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海上深入近代中国之一事例》，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台北·南港。

59 “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49页。政府发行官钱票，比民间使用钱票晚得多，而且在前期是否起了作用，待进一步研究。

60 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61 （瑞士）傅汉思《清代前期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波动》，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62 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63 （日本）岸本美绪认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银减少，造成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康熙前期“全面物价下跌及与之相伴的滞销、收入下降等不景气的”情况。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康熙前期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是事实，但形成的原因不一定是政府紧缩政策。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乾隆朝在清朝财政盛世的中，也只不是60万两。”百濑弘《清朝の異民族统治に於おける财政经济政策》，《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转引郑永昌译文《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载《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可见另有原因。

64 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5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338pp.台北南天书局翻印本1997年。

66 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67 《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8 参阅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69 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70 “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28， No.2 (Autumn， 1997)。以上论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徐建青同志提供译文，在此表示感谢！

钱币文化论文篇6

对一名钱币学会名誉理事的我来讲，回想在收藏与鉴赏咸丰大钱的活动中，同上海市钱币学会结下的那份不解之缘，更是心情激动，感慨万分。

儿童时期的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收藏，但常常拿一些铜元与邻居小朋友在地上做滚铜板的游戏。直到读书时，也只是对钱币好玩而已。1960年我在上海医专毕业，留校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至1975年春，这段期间，我开始经常到附近花鸟市场去收集一些古钱，从而步入到收藏古钱的殿堂。1997年9月，我正式加入上海市钱币学会，成为会员。2000年7月至2010年1月，我被推选为第五、第六届理事，现为名誉理事。上海市杨浦区收藏家协会成立时，我被聘任为理事。任职期间，曾在上海市钱币学会活动室和云洲古玩城，为钱友讲解咸丰大钱的收藏与鉴定。并多次被邀请到上海市钱币学会与上海市黄浦区老年大学共同举办的钱币知识讲习班授课，为中老年朋友传授古钱币文化知识。每次讲课，总带些古钱实物，供大家观赏。杨浦区收藏家协会在延吉和长白社区开办古玩讲习班，我也前去为居民普及古钱币科普知识，受到较好的社会效益，为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点滴奉献。

我与咸丰大钱的缘

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8月，我赴北京参加中国解剖学会第二届中专卫校解剖教学研讨会，休会期间，借机去北京琉璃厂古玩城寻宝，逛着逛着，在一家古玩店发现一枚紫铜色咸丰元宝当千大钱，细看古钱，为传世包浆，开门见山，是枚铸造精良的咸丰大钱，爱不释手，经一番讨价还价，化了200元人民币捷足先登地收入囊中。常言道，收藏古钱讲究缘分，时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此钱直径60毫米、厚4.5毫米、穿9.6毫米，重81.5克。钱文面为“咸丰元宝”四字楷书钱文对读，文字规整。钱背满文宝泉纪局，出头宝，汉文当千纪值。这枚咸丰大钱是大名誉品，为咸丰三宝之一，极为难得。钱币行家通常将咸丰通宝、重宝和元宝尊称为咸丰三宝，当百以上面值的大钱俗称“元宝”，但也有例外，宝福局铸造的当百大钱，只有通宝和重宝，而无元宝记值钱文。

同年冬天，有钱友吴先生从江苏淮安收集到一枚宝苏局咸丰钩咸当百大钱，回沪请我鉴赏，我想要他转让给我收藏，他一直没有表态。直至1996年春，钱币市场现代流通纪念币走红，他才同意用现代流通纪念币进行交换，我就拿28枚纪念币（折合人民币700元）换取这枚咸丰大钱。等待三年的持久战，才算圆满地完了与此枚大钱有缘的梦。此钱，铸造精良，品相极美，直径61.3毫米、厚3.7毫米、穿10.2毫米，重66克，黄铜质地。钱面钱文“咸丰元宝”四字楷书，文字劲细刚健，秀丽端庄，钩咸挺头，大字“元”。钱背宝苏满文记局，合尾开口宝，汉文“当百”记值。以后经孙仲汇先生鉴定，确认为宝苏咸丰元宝当百钩咸宽缘大样钱，相当珍贵，集得此钱也是乃幸有缘吧。

咸丰大钱钱体雄浑，硕大厚重，铸造精湛，钱文秀美，铜质精良，版别繁多，受到钱币爱好者喜欢和青睐，尤其对咸丰大钱有缘的我来讲，更是情有独钟。为此，不管天寒地冻，暑夏炎热，每到周六，我总得到福路及藏宝楼古玩市场去看一看，寻找喜爱的咸丰三宝，经多年来的努力，已集聚到数百枚不同钱局铸造的咸丰大钱，初成系列。

1997年初夏，我同方家礼先生应上海市钱币学会的邀请，参加《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钱币》图版编辑工作，前后近四个月，将35包《清钱币》拓片资料梳理成章。2002年7月，《大系》的总主编马部长要我们编纂人员重新将咸丰大钱的图版按各铸钱局再审排一次。在马部长严格要求和亲自参与指导下，总算顺利完成此项审排工作。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协同大家一起送咸丰钱币的资料去马部长府上，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兴致勃勃地将他多年来收藏的咸丰大钱取出，请我鉴赏，客气地对我说，你是咸丰大钱专家，看看这里面有没有赝品？我仔细欣赏了他收藏的近百枚部分咸丰大钱，其种类繁多，版别丰富，有雕母、母钱、铁母、样钱和流通大钱等。其中有些大钱很珍稀：如宝济局、宝蓟局当百大钱，宝泉局克勤郡王当五百、当千大钱，宝泉局当五十样钱等等。欣赏马部长收藏的咸丰大钱，大饱眼福，增长知识，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提升了我收藏咸丰大钱的信念。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钱币》图版编辑工作是在外滩中山东一路23号的上海市钱币学会秘书处办公室内进行的。其间得到了上海市钱币学会领导沈宁秘书长和沈鸣镝副秘书长大力支持和关心，胡祖尧等同志在生活上给予很大的照顾，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也是我与上海市钱币学会的情结吧。至今，念人难以忘怀。审排工作结束后，受总主编马部长的旨意，《大系》编委会赠送一套《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民国时期国家银行、地方银行纸币》第九卷给我留念。《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钱币》第六卷在2004年底，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卷上载录我收藏的55枚咸丰大钱拓片，为《大系》增补了宝贵的咸丰大钱图录资料。《清钱币》卷出版后，我专门拙写《喜谈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钱卷问世》一文，刊登在2005年第4期《钱币博览》上，表达我内心喜悦心情。如今，马部长已去天国。我更加缅怀《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总主编马飞海先生，愿他一路走好。

珍藏咸丰大钱是成果，著书立说是为了深化成果、传播成果。我在收藏之余，将藏品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参考古钱图录和文献资料，也舞文弄墨起来，先后在《中国钱币》《江苏钱币》《安徽钱币》《收藏》和《收藏界》杂志及《钱币博览》上发表38遍有关咸丰大钱的文章和论文，特别是在《钱币博览》上发表了16篇，居首位，受到收藏界同人和文物考古工作者认同和好评。我的藏品在2000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上海“石化杯”社会文化大赛民间收藏展中获得“精神文明大赛奖”。

吉祥语祝寿对子大花钱

人们希望活着健康、长寿、幸福、多财、多子多孙、官运高照、天下太平、国家昌盛，因此，每逢喜庆佳节，总要用吉祥语和赞颂诗来表达心愿和期望。

为此，官府和民间均会铸造一些非流通的钱币，作为纪念品赠送。这些非流通古钱，学术界称之压胜钱或吉祥钱，俗称花钱。其中尚有专门为宫中帝王、皇后生辰和民间老人生辰贺寿而铸造的吉祥语钱，简称祝寿钱。如“千秋万岁”“福寿双全”“福宁万寿”“长命富贵”“福寿康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等吉祥语句。这些祝寿钱在老寿星贺寿时，进行佩戴及玩赏，以祈求吉祥、平安、长寿。多年来，笔者喜爱收藏历代古钱币。1993年初春的一个偶然机会，在旧货市场，发现一对祝寿的大花钱，花了173元将它们捷足先登收入囊中。

钱币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花钱;纹饰;吉祥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1-0123-02

一、花钱的概念

古钱币学界对花钱的命名是各抒己见，有的称其为吉祥钱，有的将其命名为压胜钱，更有甚者称其为魔钱。但在笔者看来，对这类古钱币概括最为全面的莫过于“花钱”一名了。花钱是相对于流通货币而言不具备流通价值，外形却绘有大量纹饰，用于祈福、辟邪、装饰、游艺的一种钱形物品，如民俗活动中的求子钱、开炉钱、坠帐钱、马钱等。以古人的视角看花钱，只是一种生活中低廉、无价值的，用来祈福避灾的吉物，无论是材质还是其本身的商品性价值都微乎其微，不能与金、玉等贵重物品相提并论。

二、花钱的功能及分类

花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从民俗信仰、、伦理道德到书法文字等无不涉猎。对花钱进行研究、收藏实乃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鉴证与学习。作为核心文化的载体，花钱所阐释的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趋吉避凶等，与此同时它还折射出古人的价值观。

民间花钱的种类繁多，从功能上讲花钱通常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厌胜（厌伏其人，咒诅取胜）、祈吉、装饰、娱乐、教育、民俗用钱等方面之用途。如历史上杨贵妃认安禄山为干儿并以花钱洗儿，后来又以花钱赏赐安禄山。除此之外，民间在盖房时会将花钱放入地基或系于横梁之上以作镇宅之用，在嫁娶时会用来撒帐、坠盖头以及进行性教育等。按造型可以分为常规花钱、异形花钱、镂空花钱。

三、花钱纹饰的吉祥寓意

当一枚小小的钱币被刻画上精美的纹饰，同时又倾注创造主体的精神诉求时，它就不只是钱币或饰品那么简单了，而是一枚镌刻了各种动植物纹饰、神话故事以及文字器物的吉祥花钱，其蕴含的吉祥寓意也是不可小觑的。

（一）动植物纹饰。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先人们的先祖。而与之相呼应的凤，则起源于殷人图腾，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直至封建社会，龙成了帝王的祖始，王权的象征，而凤也成了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帝王之妻。在时代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龙凤逐渐成为带有吉祥寓意的纹饰，这种题材在花钱中相当常见，如嫁娶习俗中寓意夫妻百年好合的龙凤呈祥，吉祥安康的凤穿牡丹等（图1）。

除龙凤纹饰外，寓意福、禄、寿、喜、财的龟、鹤、猫、蝶、鱼、鹿、蝙蝠等动物在花钱纹饰中也是屡见不鲜。如图2钱面为天下太平图，穿左、右各一仙官，穿上为一屋舍上写“天下太平”四字，钱背为五福相捧图，寓意福禄寿子财。动物纹饰中又一独特的题材为生肖钱，留世数量居多。这种生肖钱通常作为民俗活动中的洗儿钱或祝寿钱用，寓意吉祥、健康、长寿。花钱纹饰中牡丹多象征富贵;莲花、花生、桂圆、瓜子因其谐音连生贵子，而寓意对子嗣兴旺的祈盼与祝福;松鹤共予象征长命百岁，此类花钱常用于祝寿添福。

图1 钱面（凤穿牡丹） 图2 钱面 钱背（天下太平）

（二）人物故事纹饰。天上的嫦娥、本命星官以及地上的张道陵等都是人物故事花钱纹饰中的重要角色。嫦娥题材的花钱多与中秋祭月的习俗有关，纹饰以嫦娥、玉兔和蟾蜍为主，玉兔为阴，蟾蜍为阳，象征着阴阳调和幸福美满的阴阳和谐观;而张道陵又名张天师，此类题材多与符咒、律令、八卦、星相等纹饰相配布置画面。其中星相纹饰以北斗七星居多，尤其是在汉代人们受谶纬符瑞说的影响，将宇宙中遥不可及的星星与神联系在一起，将其认作人神沟通的桥梁，同时星相也就代表了神的意志，“在钱币上装饰北斗七星，是寄托保佑之意。汉代压胜钱上多有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及参宿三星等星相纹，用途也盖于此”。[1]

（三）文字纹饰。中国文字书法历史悠久，钱币文字更是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随着秦朝钱币、文字的统一，钱币铸字更是屡见不鲜。直至汉代在各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形似钱币的花钱也就孕育而生，其中也不乏带有文字的花钱。

在花钱题材中，吉语大花钱也是一种常见的类型，此类花钱通常有三种：1.钱面为四季平安、长命富贵、五男二女等字样，钱背为相应的纹饰;2.钱面为吉语，钱背为素面;3.钱面、钱背都是吉语，这类花钱相对数量不多。

（四）器物纹饰。以器物类为主题的花钱，通常是以谐音、象征的手法达到心理诉求。以船只顺行象征一帆风顺，以暗八仙来暗指八仙，寓意福寿安康。除此之外，博古纹也被频繁地运用到花钱中，通常是指描绘瓷器、玉石、画卷等古董的纹饰，寓意雅致脱俗，淡泊名利。后因各种器物的独特组合外延出各种吉祥的寓意。

四、花钱中的本原哲学观

《晋书・天文志》言：“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浑天说认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圆地方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表达“天圆地方”、“四极八方”的空间观念又与表达“四时历法”的时间观念相对位，形成了系统而独特的时空一体的宇宙观。对自身“生命诞生”和“灵魂永存”的探寻，催生了早期朴素的“阴阳相合、化生万物”和万物“生生不息”的本原哲学观念。[2]

（一）天圆地方观。“天圆地方”的阴阳宇宙观，贯穿于自秦至清朝整个封建社会，其代表神力的色彩就附会于舟车、建筑、货币以及花钱等物质上。晋代鲁褒的《钱神论》便有“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的言论。由此可见，“天圆地方”的乾坤之象附注于花钱（花钱以其圆形钱身，方形穿孔，以圆盖方）亦是顺理成章，同时又折射出民众渴望获得神权，以及解灾避祸的思想。

（二）和谐圆满观。“中国古人推崇圆满和圆融境界，实际上是和谐的一种表现。在中国传统的审美眼光里，圆昭示出流畅、运动、活泼、婉转、和谐、完美等特征，故有圆满、圆通、圆融、圆润等说法”。[3]可见花钱以圆形为体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另有一番意味。花钱作为一种民俗吉祥钱，如洗儿钱、开炉钱、上梁钱等无不为图得顺利、圆满、幸福。尤其是在婚嫁中花钱一定要崭新无损，恐怕也是为了以其圆满的外形求得婚姻和谐、美满。

（三）阴阳和合观。阴阳双鱼，东王公、西王母，鱼戏莲，龙凤呈祥等题材在花钱中屡见不鲜。花钱中这些指代阴阳的事物通常以首尾相连或左右对称的形式出现，更暗示了男女相互追随、守望的阴阳和合化生万物的原始哲学观。这些事物都是借助自然物的形象，鱼指男性、莲指女性来象征生命的和谐与子孙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诉求。

五、结语

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曾说：对待“民俗钱”，我们不应以“货币”视之，而是应该以“文物”视之。在笔者看来，称之“文物”是毋庸置疑的，它除却反映历史民俗生活与社会背景外，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艺术品。花钱以其独特的文化载体，向后人诠释了生命的魅力。其自身的纹饰更是寓意深刻，蕴含神秘的镇邪思想、真挚的祈福祝愿、丰富的民俗文化等。总之，花钱作为一种凝固的物质文化遗产，由其外形、题材、纹饰等生动直观地反映了旧时的各种风俗习惯、以及精神内核“吉祥”。

参考文献：

[1]刘春生.趣味盎然的早期压胜钱[J].中国钱币，2010（3）.

钱币文化论文篇8

本人仅对咸丰钱做过一点研究。仅将咸丰钱存在的、不符于布威纳文中综合论述处提出来讨论：

一、布威纳文中说：“雍正皇帝在雍正六年开始采用的铸钱方法一直持续到清末。户部一年春秋两季给每个钱局打制(引者注：“打制”易引起误解，不如译成“制做”)一枚祖钱。在得到正式批准后，户部再用祖钱铸造出数百枚母钱，这些母钱被送往各省铸造流通用的铜钱。……”

本人在《对咸丰部颁样钱的认识》一文中论断，咸丰朝“户部向各铸钱局颁发样钱的时间在咸丰三年八月至十一月这段时间内。且咸丰在位期间，户部只可能是颁发过一次样钱(见《中国钱币》2005年第一期)。”我想，此论断符合史实。所以，“户部一年春秋两季给每个钱局打制一枚祖钱。”之说不确，或者在清朝没能贯彻至清朝末期。

二、布威纳文：“……户部的想法是，使变化尽可能的小和逐渐变化，这意味着经常是一个笔画的改变就表明了是下一年的铸币。”

我在“宝泉局咸丰小平钱的版式类同现象及相关问题”(见《江苏钱币》2004年一期5页)中论述，从嘉庆到光绪年间，宝泉局小平钱的优势版别往往只有四种，且形成一个类别。四种版别分别是：“尔”宝“八”贝方头双点通；

“尔”宝“　”贝角头双点通；

“尔”宝“八”贝角头单点通；

“尔”宝“八”贝角头双点通出头满宝。

优势版别均包括此四种笔画微小差别而版式类同的钱币。造成其差别的原因是因为宝泉局东、南、西、北四个分厂铸造区分的差别。而绝不可能是年代的区别。

三、布威纳文中注意到：“……各省经常有他们自己的独特外貌，这种特征会保持很多年。”

本人认为大多数铸钱局因为仿铸了一批部颁样钱，所以形成该钱局存在“部颁式”和“地方式”两种风格的铸币，二者的差异很大。这里要考虑到“地方式”绝不可能有部颁样钱；部颁样钱也不是每年颁发。这必然给钱币的排列带来很大的麻烦。

钱币文化论文篇9

有人说，钱币是指退出流通领域的货币，这种说法是不完全的，因为从文化的层面上理解，钱币应该是货币和货币文化衍生物的总称，即“币”和“章”的合称。既然冠名是“中国钱币”，自然应该包括中国所有的“钱币”，那么从大的概念来看，它应该包括两大块：一是历史上的钱币，一是当代的钱币，它们的交接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界，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钱币，可以统称之谓历史上的钱币，它们被视为文物，是我国文物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钱币，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其中有的已正在进入历史的行列，成为文物的一部分。

一、历史上的钱币

历史上的钱币，就目前博物馆收藏和私人收藏的情况，可以分为四类，即：古钱、元宝、机制币（章）和纸币。

1惫徘

古钱是指古代金属的铸币以及它们的衍生物。古钱包括先秦时期的各类铸币和秦汉以后的各类方孔圆钱，方孔圆钱的铸期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国初年。事实上先秦时期的实物货币，譬如夏商时代的海贝，以及仿制的贝化（货）；金属称量货币，譬如西周时代的青铜块等等，也都包括在古钱的范畴之内。

古钱有正用品和非正用品之分，所谓正用品，即是在历史上曾经正式发行和使用过的货币，其中包括因为货币的需要而铸造，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正式发行或流通的钱币。所谓非正用品，我们也可以统称之谓压胜钱（亦称厌胜钱、押胜钱），包括吉语钱、镇库钱、信钱、花钱、打马格钱、宫中行乐钱、瘗钱等等，它们不是货币，不能行使货币职能，但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它们和古代的铸币一脉相承，无论从材质、形制、铸造工艺等各个方面，都有共通之处，实际上，铸造精良的压胜钱多出于官炉，出于政府专门设置的钱监。

古钱还包括了生产铸造过程中的一些遗存物，譬如：样钱、祖钱（雕母钱）、母钱，以及早期浇铸钱币使用的各类钱范。

中国古代正式发行的铸币是以铜、铁等低值金属为主要原材料的，但各类古钱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就材质而言，除了大量的铜、铁钱之外，也有金、银、锡、铅等其它金属铸造的，还有玉、石、木、蚌、骨、玳瑁以及陶土等各种不同材料制造的。

传统古钱中的正用品，一般是以文字、及其书法为主要修饰，很少采用图案，正面文字一般是四个字，上下左右排列，或者是两个字，左右排列或上下排列，显示对称、平稳、严肃。非正用品则根据不同的用途，可以各取所需，往往是图文并茂，钱文内容没有一定的限制。但出于官炉者，会非常注重其艺术性，无论图纹，还是文字书法，乃至铸造工艺的运用，都会十分考究，给人以艺术和美的享受。

2痹宝

“元宝”科学的名称应是“金银锭”。金银作为称量货币，在中国出现比较晚，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后各时期的金银称量货币形制不断变化，早期有版形的、饼形的，后来逐步演变成笏形、长条形、船形、束腰锭形，黄金还有金块、金叶等等。“元宝”一词的正式使用是在元朝的银锭上，开始是指元朝宝货的意思，后来才把金银锭俗称为“元宝”。现在人们印象中的马蹄形的“元宝”，则是明以后才出现的器形。各时期各地区的金银锭，不仅是器形不一、铸造工艺不一，并且留下了不同的铭文，记录着它们的性质、用途、时间、地点、重量和铸造部门及有关人员的姓名。

金银锭因重量不同，分成不同的等级，一般大锭重五十两，中锭重二十五两、或二十两、或十两，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规定，五两以下为小锭。因为它们的称量单位以“两”为主，所以白银称量货币也被简称为“银两”。

金银取得货币地位以后，其文化意义上的衍生物亦就应运而生，各种喜庆活动、亲友间的馈赠礼品，会有各种定制的小元宝，定制的金银小饰件等等，它们是元宝文化的发展，它们更强调制作的艺术性。

以前人们多把元宝视为可以保值的硬通货，视为财富的象征，并没有把它视为文物，所以不被收藏界重视，近一、二十年来才引起收藏者、研究者的关注，并成为钱币的一大门类。

3被制币（章）

在古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钱币和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钱币，主要区别有三：一是币材，西方以金、银为主，东方以铜、铁为主；二是币面纹饰，西方以图案为主，东方以文字为主；三是制造工艺，西方是打制工艺，东方是浇铸工艺。鸦片战争前后，由于西方货币形制和货币制度的传入，改变了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趋向，西方制钱机器的输入，改变了中国的造钱工艺，银元、铜元等机制币的诞生，最终取代了中国传统的银两和制钱。

十七世纪中叶，即明末清初，西方银元开始流入中国。到十八世纪中叶，即清朝乾隆、嘉庆年间，随着欧美银元流入数量的增多，外国银元开始在中国民间流通使用，于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地方政权也开始仿制银元，开始蕴酿中国自己的机制币。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试铸龙洋以后，各地竞相效仿，于是各省纷纷自制银元。到宣统二年（1910）以后，开始着手统一国币，但真正实现国币统一是民国年间的事情。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推行法币政策，机制的银、铜元便逐步退出流通。

在近代机制币中，真正发行流通的金币，品种很少，数量也不多，从遗存的实物看，多数是金质的样币和纪念币（章）。

铜元开始是作为银元的辅币铸造发行的，但实际上成了取代制钱的主要流通货币，铜元使用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十多年，但品种繁杂、数量众多。在收藏界中，铜元爱好者、收藏者往往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群体，他们和金银币爱好者、收藏者并不属于一个圈子。

近代机制币诞生以后，作为机制币文化的衍生物――纪念章也相伴而生，它们是古代压胜钱的继续和发展，主要是用于重大事件的纪念和喜庆活动的馈赠礼品，包括有金、银、铜等不同材质，不同规格和工艺技术的纪念章，它们多数出自各地银楼，其中国家造币厂打制的纪念章，设计精良，制作精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在收藏界中，似乎不太看重近代机制纪念币和章的不同性质，收藏金银纪念币的人，也往往同时收藏金银纪念章。

4敝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十世纪末叶，即北宋太宗淳化年间以后，四川民间的“交子”已经在行使部分货币职能，后来便发展成“私交子”。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政府在益州（今成都）设交子务，翌年正式发行官交子，成为正式法定货币。

纸币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古钞时期，主要特点是：一、纸张采用传统的手工抄纸，木质纤维粗糙；二、票幅比较大；三、竖式单面印刷为主，明以前纸币背面印有小型的面值、图纹及印章，清以后背面一般只有印章和流通过程中的手书记录；四、版面图纹以黑色或蓝色印刷为主，配以p红印章。第二阶段是银行兑换券，新式纸币时期，其特点是：一、纸张采用西式道林纸，或专制的印钞纸；二、票幅明显缩小；三、一般为横式双面彩印；四、近代纸币多数在国外印刷，所以票面上除了中文，还会出现外文字母。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并发行银元兑换券，可以作为两个阶段的分水线。但事实上，在此之前新式纸币已经出现，在此之后，旧式纸币也还在使用，所以有一段混合流通的过渡期。

近代中国的纸币非常混乱，有中央银行发行的，有地方银行发行的，有商业银行发行的，有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发行的，还有不少地方性临时政权发行的军用票等等。1935年以后，实行法币政策，纸币的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1942年以后统归中央银行，但也仍有个别地方发行流通券。

纸币文化也有衍生物，譬如：名目繁多的代用币（券），形形式式的有价证券，以及各种各样的纪念张，它们也同样受到收藏界的注目。

二、当代钱币

当代钱币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而且逐步和国际接轨，形成了品类齐全的钱币体系，就币材来分，有纸币、硬币和电子货币（银行卡），以及它们各自文化的衍生物。就性质来分，有：

1逼胀流通币。普通流通币即“人民币”，包括主币和辅币，主币以纸币为主，辅币有纸币、也有金属机制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即开始发行人民币，所以人民币的诞生要早于新中国的成立，第一套人民币还带有战时货币的某些特征。半个多世纪以来，共发行了五套人民币。

2逼胀纪念币（钞）。普通纪念币开始发行于1984年，至2006年底，已发行了81种。1999年9月20日，发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纪念钞一种，2000年11月28日，发行“迎接新世纪”塑料纪念钞一种。普通纪念币（钞）可以按面值和普通流通币等值使用。

3惫蠼鹗艏湍畋摇9蠼鹗艏湍畋乙越稹⒁纪念币为主，也有钯、铂等其它金属的纪念币。1979年10月10日发行第一套纪念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金币。1982年开始发行以熊猫为主要图案的系列普制金币，1997年开始发行彩色图案的金银纪念币，截止2006年底，共发行了贵金属纪念币十大系列，287个项目，1538个品种。

4苯鹨条、块、元宝等投资性制品。这是传统元宝系列的继续，它们中除了国库储存的金、银锭之外，多以金、银工艺品的形式出现，随着时代的进步，运用了新的工艺技术，并出现了彩色金银条块。

5奔湍钫隆0括金、银、铜等不同材质、不同规格的各类纪念章，其中有国家造币厂设计制作的，有中国金币总公司发行销售的，采用了和金银纪念币几乎一样的工艺技术，由于发行的数量少，时间的限制相对比较宽松，设计思想比较开放，技术动作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其艺术性反映得更为强烈，先进技术的应用更为充分。

钱币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语言学；货币；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

中国

语言与货币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种媒介。人们通过语言，与他人进行精神性互动；通过货币，与他人进行物质性交换。语言与货币之间的相似性也为许多思想家所意识到。哲学家休谟指出：“语言是未经任何许诺由人类规约逐渐建立起来的。同样，金银也是以这个方式成为交换的共同标准，而被认为足以偿付比金银价值大出百倍的东西。”社会学家帕森将货币视为一种符号性的普遍化的沟通媒介，本质上“是一个符号现象。……所以它的分析需要的参照框架接近于语言而不是技术”。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将货币与语言都作为社会传播的重要媒介，“语言与货币一样，可以用作感知的储蓄所，当作感知和经验的传输器，把它们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从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可以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货币现象是众多社会思想家的一个共识。那么，在语言学的分析向度中，货币究竟如何呈现为一种语言现象呢?

一、货币的语法学：货币的结构规则

语言，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相互之间发生关系才能形成一句一句的话，这就需要有结构规则。以语言中音义结合的符号的相互关系和组合规则为研究对象就形成了“语法学”。从语法学看，任何一种货币或货币系统都具有自身的结构与规则。

首先，从结构要素看，货币系统具有语言符号系统的各种构成要素。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和概念分别称为能指和所指。能指就是指称的对象，所指就是被指称的对象。语言符号就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现代货币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同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现代货币系统主要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的：物品和服务、货币材质、计算系统、度量系统、书写系统。货币的所指即是指货币能交换到特定的物品和服务。货币并不能交换到所有物品和服务。只有在一个特定社会中，一个对象或服务才成为一种可交换的经济物品。货币的物理形式、数字、度量、书写记录构成货币的能指部分。货币材质是货币符号的物理形式。历史上，充当货币材质的物品多种多样：贝壳、牛羊、金银、纸张、信用卡乃至目前电子货币。货币作为记账单位，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有不同的数字系统。现代货币具有最为发达的标准化、可分性的度量系统，例如人民币中的元与角之间的度量，英镑中的镑与便士的度量等等。而且，现代货币系统都有自己的书写方式，即各种价格体系。

最后，从结构特性看，作为符号，语言和货币都以抽象的形式为主。语言符号是抽象化的概念(所指)和音响形象(能指)构成的两面体。虽然概念和音响形象都为抽象之物，但是概念比音响形象更为抽象，两者不在同一个层面。货币符号也以抽象的形式为主。从金银到纸币，再到支票、电子货币等等，这一切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反映出流通手段的符号性的增强。德国哲学家西美尔就指出：“货币从它最早所具有的直接性及物质性的形式最终演变成一种理想化的形式，即现在它只行使其体现在某种符号性表达形式之中的作为一种理念的有效功能。”货币符号的抽象性不仅体现在形式的变化上，而且还体现在其功能上。在无货币交换时代，物物交换是两人必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面对面的具体物品的交换。作为符号的货币则将从所有具体的与交换有关的时间、个人、地点和物品中抽象出来。现代电子货币几乎已经完全摆脱了具体货币材质的束缚，而以一种抽象的数字或电子脉冲的形式，成为一种纯粹的功能。

二、货币的语义学：货币的意义

语言作为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除了声音还有意义。语言意义反映了语言符号与主客观世界的关系。语义学就是以语言的意义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分支。从语义学看，货币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文化、道德、心理等意义。

现代市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越来越多的在市场范围之外的东西纳入到货币交换范围之中，公共权力、友谊、情感、家庭、两性关系等原来不可以交换的东西都可以明码标价，在市场上交换。因此，在市场社会建立之后，货币交换的范围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货币的经济意义日益被强化。

现代货币都是国家发行的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纸币或电子符号。它们之所以继续为人们所接受，国家权力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对货币形态的统一，使货币的使用法律化，并且以法律保证了国家对货币制造和发行的垄断，并对制造伪币者加以惩罚，使采用不足值的纸币等信用货币得到有效保证。因此，现代货币都具有国家主权性质：一国一种货币。每一种货币在其国家主权范围内都是排他的。用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主任穆萨(Mussa，M)的话说：“本质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保持其国家货币和维护其在相应的司法管辖权内的使用视作享有和展现其主权权威的标志。货币犹如一面旗帜，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旗帜。”

货币同样是一种文化构成物。货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义。在西方文化中，金钱常常不被人们作为礼物。在西方国家，现金和礼物之间的差别是根深蒂固的。现金被认为是非个人性的，是与市场相关的，因此不是表达私人的、自然情感的适当媒介。而在另外一些社会中，现金在一些场合，例如结 婚、生育、葬礼上是必要的礼物，甚至是最适当的礼物。在中国新年，给年轻的、未婚的孩子的现金，必须是崭新的，并且是用红色纸包装起来的。而金钱之所以能够作为适当礼物，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礼金是传递人隋、交换人情的重要方式。礼金一般承载着表达感情和利益诉求的双重内容。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赋予货币以强烈的道德意义。人们往往认为通过辛勤劳动得到的金钱具有神圣意义，不劳而获的钱财则被视为是邪恶的，而且人们对货币的使用也给予一定的道德评价。慈善活动表达的是人类对弱者的关爱情感，是充满博爱、奉献精神的伟大事业，体现了超越个人私利的利他同情心和对群体、对社会的责任感。捐赠慈善事业的金钱由此获得了非凡的价值和意义。“慈善是金钱的良心”。金钱在慈善活动中成为真善美和爱的象征。

在市场社会中，货币作为一般社会财富的象征，它对于个体自我的心理确证意义更加重要和突出。购买一个物品是将财产融入个体自我，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即使金钱的潜在购买力对自我感受也是有意义的：“由于口袋里有钱，你们在橱窗前停下来，陈列的对象已经有一半是属于你们的了。于是金钱在自为和世界的对象的整个集合之间建立起化归己有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金钱确证了心理自我感。拥有尽可能多的货币，以求得社会的认同，确立自我价值与尊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林德格瑞指出的：“在社会金钱竞争中，濒临失败、垮台的人，最初还只是扫兴(欲望得不到满足)，继而是忧郁，最后干脆变得麻木不仁了。人们很清楚，一旦没有钱，便削弱了奋斗的基础，这种心理上的影响会降低自我价值感。”

三、货币的语用学：货币的使用情境

说话实际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说出来的话在具体运用中还可能产生意义变化，这就需要研究语境条件、会话含义等等。以各种语境条件和意义变化或者说以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就是“语用学”。在语用学看来，货币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货币使用的社会情景而变化的。

后期维特根斯坦就明确指出，货币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他认为，语言并非仅仅是事物的命名，语言的意义不能化约为它所指称的事物。唯名论的错误就是把所有语词都解释成了名称，并没有真正描述语词的用法。这种分析方式就好像没有相应支付能力的“纸面上的汇票”，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货币同样如此。货币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的用法和意义。货币的意义，就像字词的意义，不能还原为它所代表的对象：“这儿是词，这儿是含义。这是钱，那是可以用钱买的牛。(与钱和牛对应的是：钱和钱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虽然仅仅是在分析语言的意义时，顺带点出了语言与货币之间的相似，而没有深入分析货币究竟如何在使用中获得意义；但是他的语言理论告诉我们，货币，就像语言一样，是通过它的使用来创造、转换、获得意义。

货币的意义并不依赖于货币的某些物理特征。相反，它的意义取决于人们在特定的情景中如何使用它。货币表面上很相似，但是它们的意义非常不同。同样一笔钱，就像同一种工具，在一系列不同的社会情景中被用来做各种不同的事情。有些地方是货币不能出现的或不应该存在的，例如礼物交换。货币的有些功能在有些场合是不适当的，例如权钱交易、器官买卖。那么货币的意义在使用中究竟如何获得意义呢?实际上，货币的直接来源、最终来源、未来流向、货币材质都会影响货币的意义。首先，如果货币的直接来源涉及某种不适当的、社会不认可的或者道德上有问题的方式，例如偷盗、售卖毒品、非法的器官交易等等，货币就会成为脏钱或者被界定为非法牟利。其次，货币的最终来源，或者说货币的发行主体也影响着货币的意义。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往往具有主权象征、权力意味；地区、组织甚至私人发行的准货币，例如代金券等等往往体现着发行者的社会信用、声誉。再次，货币的意义还取决于它的未来流向。货币未来使用的社会道德性有助于平衡它来源上的道德污点。例如政府使用税收来兴建社会福利设施等等。最后，虽然今天大多数人在市场交易中使用的是纸币，但是金银等传统货币材质仍然具有稳定、优美和值得信赖等品质。

四、启示与意义：在语言学中重识货币与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