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十篇

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2

如果我们要确定当代实践中最具总括性、涵盖性的主题，那么法律无疑最有资格称作这种主题。法律发展问题因当代中国的两个基本现实而突显其意义的重要性和解决的迫切性：一方面，10年“文化大革命”几乎摧毁了建国之初建立起来的本来就很不坚实的法制基础，另一方面，以市场化和民主化为方向的改革又急需与之配套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法律发展问题当然也就成了正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中国法学所深为关注并大量的实践主题。本文无意于当代中国法学在法律发展问题上的各种具体的研究成果，而只打算探讨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思路。

本文借用美国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来指称人们思考和研究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路。所谓范式，一般是指某一科学家群体或学派所共同持有或使用的一整套信念、规则、及相应的理论。范式中最深层、最核心的部分是人们所信奉的世界观或共同信念，也有人称为“形而上学的假定”；其次是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或信念的支配下所运用的一套研究思路、分析方法或推理规则；最后是人们运用这些思路、方法和规则而获得的各种具体的研究成果，即范式最终要产生一种或多或少自成一体的理论。范式对科学研究具有双重深刻，一方面它为科学研究的开始和进行提供了认知基础和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又对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定向和限制作用。本文分析了当今中国法学界在法律发展研究中的两种主要的范式，本文分别称之为化范式和本土化范式。（这两种范式如何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存在这样两种范式。）

现代化范式是一种长期支配人们的法律思维的范式，也是绝大部分学者所奉守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以强调中国的法律发展就是法律现代化为基本观点，故称之为现代化范式。长期以来，我们就一直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早在60年代我们就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80年代以来我们进一步提出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虽然法律现代化这一概念直到90年代初才明确提出与系统论证，但它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和价值追求，早在70年代末法学研究恢复之时就开始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绝大部分法学学者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活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学界开展的具有思想解放运动意义的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的讨论，反映出法学界力图在中国恢复现代法制之基本原则的强烈愿望。法制观念与法学理论方面进行的其他拨乱反正工作，同样也是法学界试图纠正以往的错误观念、确立现代法制观念的努力。

在现代化范式盛行一时的时候，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思考和研究中国的法律发展问题，批判了现代化范式及其理论，发出了一种不同的学术声音和话语。90年代以来，这一声音和话语越来越强烈，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法学思潮，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以强调法律发展主要依靠本土资源为主要特色，故称其为本土化范式。从思想渊源上看，这一范式深受当今颇为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本文从七个方面对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作了比较分析。

二、法律的定义：一元论—多元论

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在法律观上的根本分歧表现在对法律概念的不同界定上。现代化范式从政治学的角度界定法律，强调法律与国家的必然联系，认为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坚持一元论的法律观。而本土化范式则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法律，强调法律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规则，认为法律不仅仅是指国家法，还包括民间通行的规则（民间法），因而持多元论的法律观。

现代化论者的法律一元论完全建立在对现代法产生和发展的性认识的基础上。无论是走在现代化前列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来陆续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现代法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的不同方面。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创造了制定、适用和执行法律的政治权力体系，将反映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社会规则确认为国家法律，并以组织化的国家权力保证其实施。另一方面，现代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运作规则，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及其功能。统一的、普遍的、理性的现代法取代各种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习俗或规则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取代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权威的过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现代化范式强调法律与国家的必然联系，并以国家为中心来观察法律现象，认为法律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则。

这种一元论法律观决定了现代化论者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国家法或正式法。他们所关心的法律发展问题主要是国家法或正式法的发展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如国家的政治法律体制、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问题。这种一元论法律观也决定了现代化论者的理论思维必然是国家中心主义。现代化论者往往以国家或国家法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法律发展问题。在现代化范式看来，各种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习俗与规则是旧的、落后的，必将为新的、先进的、现代的规则所取代。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国家所确立的现代法取代各种地方的、民间的、传统的习俗与规则的过程，法治就是国家所确立的现代法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国家法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而国家法在自上而下推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犯罪，往往被归结为旧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的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重要的措施是自上而下地在全社会进行普法宣传，弘扬现代民主法治精神，使人们抛弃传统的思想观念，转而接受国家法所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

本土化范式所坚持的法律多元论(又称法律多元主义)观念始于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西方人类学者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中部落、乡村的文化和法律的考察。这些人类学家逐渐发现，在殖民地社会存在着多种文化以及相应的多元法律体系共存的状态，即所谓法律多元的状态。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带来了现代西方的文化和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殖民地人民并未完全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文化和法律，在很多地方和很多情况下，他们仍习惯于按本地法行事。后来，法律人类学者、法律社会学者进一步发现，法律多元的状况不仅仅在殖民地社会存在，而是在所有社会、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普遍存在。显然，法律多元主义是从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理解法，认为真正的法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起作用并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规范与秩序，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仅仅是由国家制定的法律构成。因此，法律多元主义实际上扩大了法的概念的范围。

本土化论者非常重视法律多元论的学术和实践意义，认为这一观念有助于打破以国家制定法为中心的法律观念和世界单线进化的观念，并以此来研究中国的二元法律格局，论证法律二元格局存在的必然性与长期性，而不是象现代化论者那样主张以现代的方面去取代传统的一面，以实现法律的一元格局。当然，他们所谈的法律二元格局与现代化论者的角度略有不同，即他们主要不是谈传统法与现代法的关系，而是谈更多包含传统因素的民间法与更多包含外来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国家制定法的关系。“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模式，中国当代国家制定法的基本框架以及许多细节，更多的是依据近代以来从西方输入进（原文为“近”，似为打印错误）来的观念，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的法制模式；但在中国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受之制约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却还是比较传统的，人们所惯以借助的民间法更多是传统的，尽管这种状况已经并仍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必定会发生冲突。但作为一种短期内已无法消除的现实，这两者必定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时存在。”本土化论者更为强调民间法的意义，并强调民间法与国家法的适当妥协、合作。“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结果只能是强化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造成两败俱伤”。(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6、71页。)

从法律多元论出发，本土化范式对国家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法律变形、法律规避及违法犯罪的现象，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现代化范式的解释。本土化论者指出，民众规避乃至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行为，并不简单是民众愚昧无知或不懂法所致，而可能主要是中国社会中多种知识和多重秩序并存的法律多元格局所致。国家正式法建立在一种本土之外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所代表的是一套中国民众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中国社会生活的逻辑并不一致，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民间习俗办事，而不管是否合法。民间的规范和秩序并不因为是传统的就一定是落后的、无益的和不合理的，相反，它们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使得社区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框架。人们之所以尊奉这些长期存在的规范，是因为它们具有根植于社区生活的合理性，为社区成员带来的好处更多于其害处。法律规避完全有可能是当事人作出的合乎民间情理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甚至可能是在明知国家所提供的正式法律保护或制裁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

在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本土化论者更强调后者，强调前者向后者的适当妥协。他们指出，法治的唯一源泉和真正基础只能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国家。我们即使承认制定法及其相伴随的国家机构活动是现代社会之必须，也不能误以为现代法治必定要或总是要以制定法为中心。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任何正式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不能不考虑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国家的正式制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和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虽然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建立某种秩序，但这种秩序只能建立在国家强制力的基础上，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性，无法形成和发展为人们偏好的、有效的秩序，也缺乏自我再生产、扩展和自我调整的强大动力。(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8-10页。)

三、法律的功能：积极论——消极论

在如何看待法律功能的问题上，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的分歧在于，法律仅仅是维护既定秩序的力量，还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工具。现代化范式认为，法律不仅是维护既定秩序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工具。本文称之为法律功能问题上的积极论。本土化范式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而不在于变革。本文称之为法律功能问题上的消极论。

在现代化论者看来，现代法与传统法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传统法来自于、传统与习俗，而现代法是立法者有意识地制定的理性的规则，是立法者实现各种社会目的的工具。也就是说，现代法的作用不仅是确认和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更主要的是塑造和建构理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现代法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手段，具有积极地、能动地变革社会秩序的功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统治社会的精英集团往往通过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变革与发展的目标。下列三种观点属于典型的积极论法律功能观：一是法律先导论，即主张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应当以法律为先导。这种观点认为，在法治社会中，社会的变革始终以法律为先导，社会变革的要求、观念首先通过法律的途径转换为社会现实，法律在社会发展中保持着排头兵的作用。(参见蒋立山：《法官法律社会》，《中外法学》1994年第1期。)正是基于这种思路，相当多的人都主张，由国家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创设一整套现代法律制度，从而指导人们对社会各领域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深刻的变革。国家的立法应具有超前性，至少要与改革同步，以引导、保障和推进改革?br> 二是法律干预论，即强调以法律为手段干预或解决社会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寄望于法律手段来解决当前诸多的社会问题，而不管法律干预是否适当和有效。在学者的著作、文章中，在人大、政协和党政机关的提案、意见中，建议或呼吁立法之声此起彼伏。似乎只要某某法一制定，并且执行得力，合法的利益就能得到有效保护，非法的行为就能得到有力遏制，社会就能进入良性循环的有序状态。

三是法律主导论，即强调法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权威，在社会规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按照这种观点，现代社会是由法律主治的社会，现代社会秩序是以法律秩序为基础的一元化的社会秩序。以这种观点去透视、解读现代社会生活，必然得出现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必须法制化或法治化的结论。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法制）经济，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法制）政治，甚至于现代精神文明也是以法治为基础的精神文明。这样，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制的引导、保障和推动。

本土化论者反对法学界盛行的这种积极论法律功能观，主张重新理解法律的功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我们可以发现，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大致可以确定的行为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法律从来都是社会中一种比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法律总是同秩序联系在一起，但是，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现代化范式将法律视为是建立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工具，过分强调法律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塑造作用，具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按照某种意志随意塑造。

在本土化范式看来，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样一点，即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相反，一些初看起来并不激烈的、甚至保守的法律制度变革却获得了成功。对于社会来说，频繁的变法不仅会打乱旧的秩序，甚至会打乱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正在形成和生长着的回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规则，使社会生活无法形成秩序；对于个人来说，频繁的变法会破坏人们基于对昨天的记忆而建立起来的预期，使人们感到不安和急躁。“对于生活在变革时期的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有限的个人来说，他们的感受往往是，频繁的变法不是在建立秩序，而往往是在破坏秩序；频繁的变法不是在建立法治，而是在摧毁法治。”(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6页。)

四、法律发展的历史观：现代化-平面化

法律将按照什么样的历史轨迹发展，这无疑是法律发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法律的发展史观与社会的发展史观又是密切联系的。解释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流行的理论是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范式吸取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认为法律发展的过程就是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转化的过程。而本土化范式则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反对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线发展观，而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平面化共存。

现代化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与现代社会阶段，并将世界的近现展史理解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化或转型的历史，认为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乃是社会发展之必然而又合理的趋势。根据这种历史观，现代化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或变迁乃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变的历史嬗变过程，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法制的相应变化。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法制也同样发生了从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的历史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公丕祥先生对这种现代化历史观有过反复的阐述，并对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作了具体的解释，参见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工具》，《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构架》，《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

现代化论者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为依据，确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之划分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论证这种划分的合理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人的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三种形态：一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经济是这一阶段的主导性经济形式；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商品经济是这一阶段的主导性经济形式；三是“自由个性”阶段，产品经济是这一阶段的主导性经济形式。现代化论者认为，从第一种形态向第二种形态的过渡转变，就构成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历史跃进的基本图像。(参见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工具》，《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经济上的特征就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政治上的特征就是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在法制上的特征就是由人治型法制向法治型法制的转变。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人治与法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分别构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法制结构的基本。(参见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法学家按照上述理解，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两种异质的、甚至对立的社会类型，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亦是异质的、甚至对立的法制类型。虽然现代化论者从历史连续性观点出发一般都承认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的一定联系，但认为二者在根本上是判然有别的或格格不入的。如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相互排拒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有的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体现着独特的民族法律心理和经验。以人身依附为条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皇帝的独尊为特征的专制皇权主义和以儒家为正宗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传统法律文化机制的固有格局。而现代化的法制则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契约关系的社会构架之上的，它以规范的严格化、体系的完整和谐化、司法过程的程序化和法律实现的效益化为自己的模式特征，它以确证法律的权威性、确信法律能提供可靠的手段来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因此，传统型法制与现代型法制是判然有别的。”(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四大矛盾》，《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3期，第3页。)虽然现代化论者强化的历史遗产，但他们从整体上对传统法律文化持批判和否定的立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因此至少从整体上说是必须抛弃的、不能继承的，能借鉴和继承的只能是某些具体的、个别的做法和观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也并非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可供现代社会借鉴和继承。但是，从总体上看，传统法律文化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却格格不入并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育、成长的重大障碍。两种文化的联系固然存在，但彼此的差别更为明显和重要。”(郑成良：《论法律文化的要素与结构》，《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5页。)

在这种传统—现代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现代化论者不断设定乃至制造出传统法与现代法对立的各种具体形式。譬如，有的学者从法的价值取向角度，将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的差异概括为11对方式变项：人治与法治，强制与自由，专制与民主，特权与平等，义务与权利，一元与多元，依附与独立，集权与分权，社会与个体，他律与自律，封闭与开放。(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工具》，《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有些学者从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角度，认为传统社会是权力至上，权力支配法律，法律是权力的工具；现代法治社会是法律至上，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来源于、受制于法律。(蔡定剑：《论法律支配权力》，《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有些学者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角度，认为传统社会的法是义务本位法，现代社会的法是权利本位法。有些学者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角度，认为传统社会是权力本位社会，权力支配权利，现代社会是权利本位社会，权利制约权力。有些学者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角度，认为传统社会是公法优位主义，现代社会是私法优位主义，(梁慧星：《市场经济与法制现代化——座谈会发言摘要》，《法学研究》1992年第6期。)或认为传统社会的法律文化是公法文化，现代桑彿?上执暬捈创庸幏ㄎ幕捪蛩椒ㄎ幕挼逆颖涔槼獭?周永坤：《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的转型》，《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有些学者从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公式出发，把社会区分为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认为从身分到契约就是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团体（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从人治到法治。(邱本等：《从身分到契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有的学者从法律与伦理的角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俗社会，其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其民族精神是法理精神。(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学者从国家与社会角度，认为传统的人治社会是国家优位主义的社会，现代法治社会是社会优位主义的社会。(周永坤：《社会优位理念与法治国家》，《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有的学者从个人与集体的角度，认为传统的自然经济是集体本位，现代市场经济是个人本位。(张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的个人权利本位》，《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诸如此类分析与论述不一而足。

现代化论者承认当前中国的法律现实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法律格局，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利的状态，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结束这种状态，实现法律从传统向现代的彻底的转化。“如果我们承认二元结构是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现实，二元结构的存在是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那么，要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其出路就是：打破二元文化格局，寻求法律文化结构的内部协调，实现文化整合；中国法制建设的战略选择就应是：……高度重视公民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协调”。(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这种二元结构式的法律秩序状态不应当长时间地持续下去，而应当通过法制改革来促进人治型统治体系向法治型统治体系的尽快转化，避免和减少二元法律秩序结构给社会稳定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法学家》1997年第4期，第11页。)因此，他们对待二元法律格局的基本立场是，以现代的方面同化或取代传统的方面，实现现代法一统天下的一元法律格局。

后现代主义反对因果化、时代化的历史观。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种历史观把历史设想为按照某种模式或规律单线发展的过程，设想为由某些连续递进的时代构成的统一整体。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理性主义的构造，历史从来都不是单线发展的，历史也不存在那种本来仅仅作为便利分析工具的古代、近代、现代之时代划分。历史的发展过程充满了变异、断裂、错位和偶然性，生活世界以它自身的丰富性和众多的可能性而呈现着，历史并不存在着一种必然性、整体性和终极目的。本土化论者正是从这种历史观出发反对“传统与现代”的简单的二分法，而认为传统与现代往往是平面化的交错共存。同一个人、同一学科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可以是后现代的。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并非都生活于或即将生活于同样的“现代”，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们看的似乎是同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参见苏力：《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291页。)因此，不同的知识、思想、制度需要的是互相理解、沟通与共存，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他们也反对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传统的东西并不一定就落后，传统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并非“现代性”的简单对立物，相反，它们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人们所见的中国历史不是与“现代社会”截然对立的“传统社会”，而是一个孕育了新社会萌芽的温床。经济改革中的许多“创新”与“创举”（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国家的能发明创造，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经济模式的某种延伸、变形和改造。因此，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并不简单地在价值上评判谁优谁劣，或在时序上断言谁将取代谁。法律的发展并非简就是现代法取代传统法，而往往是传统法与现代法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平面化的交错共存。

五、法律发展的途径：建构论-进化论

在社会发展的途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一种是建构论，即主张以人的理性认识为基础，摧毁旧事物、旧秩序，建构新事物、新秩序。简单地说，就是破旧立新。持有理性主义－激进主义立场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往往赞成这种思路。一种是进化论，即主张从旧事物、旧秩序中演化出新事物、新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推陈出新。持有历史主义-保守主义立场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往往赞成这种思路。在法律发展的途径问题上，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建构论，本土化范式倾向于进化论。

伴随近代科学革命和革命而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表现出强烈的建构论倾向。理性主义者高度肯定与推崇人类理性的力量。他们相信，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去发现自然界的运动规律，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凭借这些理性认识建构一个更加符合自己需要的理想社会。因此，理性主义者在政治上往往是激进主义者。在他们的眼中，历史传统是旧的东西，是建构理想社会的绊脚石。因此，在社会发展途径问题上，他们往往主张进行激进的改革乃至革命，摧毁旧制度、旧秩序，创造新制度、新秩序。与理性主义思潮针锋相对的保守主义则坚持进化论的立场。保守主义者并不否定人类理性的力量，但他们强调人的理性能力是有局限的，也是有缺陷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或是把握终极真理。社会的制度和秩序不是由任何人设计出来的，而是以一种演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反对按照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理论或理想进行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或激进的革命，而主张从传统的制度和秩序中演化出新制度和新秩序。保守主义者极为强调传统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传统是千百年来人们的理性、智慧和经验的历史积累，比建立在纯粹的理性和抽象的推理基础之上的事物更具可靠性、可行性。

现代化范式深受理性主义的建构论的影响。在现代化论者看来，古代所形成的法律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障碍，顶多也只是一个在建构理想的法治大厦时可以利用的废旧物品储存库。现代化论者在对传统持否定态度的同时，热衷于设计理想的法治国家。什么是法治或法治国家，中国怎样建设法治国家，是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虽然不同的学者对法治的解释和对法治模式的设计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但基本观点大同小异。这些设计完全基于理性人-抽去了历史、民族、文化属性而只考虑功利的人-的立场，力图描绘出一幅最合理的法治图景，因而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色彩，而没有充分尊重与体现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在法律发展的途径上，他们往往强调法制的变革与创新。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无法转化或生长出能够与现代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发达的民主政治和全球性国际交往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法制。因此，他们主张通过移植等方式，创立一个全新的、完善的现代法律体系。

本土化范式承袭了保守主义的进化论立场。本土化论者强调人的有限理性。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现代法治的形成及其运作都需要大量的、近乎无限的知识，包括具体的、地方性知识。试图以人的有限理性来规划构造这样一个法治体系是完全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法治建设的规划也不可能穷尽社会中法律活动的全部信息或知识。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依据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或现有的理论来规划建立出一个有效运作的现代法治。事实上不可能有先验确定的中国法治之路。“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几位熟悉法律理论或外国法律的学者、专家的设计和规划，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国人将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他们的理性，寻求能够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解决各种纠纷和冲突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在人们的互动中（即相互调整和适应）逐步形成一套与他们的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规则体系。”(苏力：《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本土化论者反对理性的建构与规划，而较为强调传统的转换、再生与再造。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制度创新，并不是国家的发明创造，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经济模式的某种延伸、变形和改造。比如，营形式，多种经营的生产方式，满足农村商业需求的集市贸易，以家族联系为纽带的合作方式，土地制度中的承包和转包，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互助和民间借贷等，都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渊源。改革中出现的传统经济形式，如家户经营等，并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复归，而已经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1页。) 六、的知识论：普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

如果从广义的知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来，法律制度、法律观念均可视作人们关于法律的知识。某一特定中所形成的法律知识，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还是同时也是普适性知识，这是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在法律知识论上的分歧之所在。现代化范式强调法律知识具有普适性，而本土化范式则强调法律知识具有地方性。

现代化论者承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法律各有其特殊性，但同时也认为世界法律文明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原则和精神。这些共同的法律要素能够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并且会体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中。法律之所以具有普适性，这是因为人们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国度或地区，但具有人之为人的诸多共同属性与特质，同时又面临着生存与方面的诸多共同问题。这样，不同国家或民族所创造的法律文明之间必然具有共同性或相通性，可以相互吸取和移植。特别是在当今社会，随着、、文化交往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已经相当密切，很多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法律越来越相互融汇和接近。 有人称这一发展趋势为“法律趋同”。(参见李双元等：《法律趋同化问题之》，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从普适性知识论出发，现代化论者强调我们可以大量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学研究成果来推动中国法学的发展，可以大量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来加快中国法律的发展。针对现代化范式的观点，本土化论者强调法律是地方性知识。这里所说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说法律总是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人群、一定文化中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是由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基于不同的看法、想象、信仰、好恶和偏见而创造出来的，表达了不同的文化选择和意向。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这样，从认识上说，只有从地方化的语境或文化背景中，我们才能获得对法律之意义的深刻而真实的理解。从实践上说，不同民族、地域的法律相互移植和借鉴的可能性与意义极为有限。本土化论者指责现代化论者从普适性知识论出发，把西方的法律概念、理论当作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把西方的法律规则或制度视为世界普遍适用的通则。前者试图把中国的和现实变成某一种或某几种西方理论的注脚，后者试图把中国社会推上西制这张“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七、法律发展的主体：政府推进论—民众主导论

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化的二元社会格局下，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和追求私人利益的民众无疑是法律发展的两种基本力量。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的分歧在于何种力量在法律发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现代化范式从法律一元论和建构论的立场出发，强调政府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而本土化范式则从法律多元论和进化论的立场出发，强调民众在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

现代化论者希冀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推进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主张权威主义的“政府推进型”法制现代化。他们认为，从世界历史进程看，有两种类型的法制现代化，一种是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演进型或社会演进型的法制现代化，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政府主导型或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特征分析》，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中国属于后一种类型。诚然，不断成长、日益壮大的现代市民社会能够为现代法制的形成提供可靠的社会基础；但是，仅仅依靠市民社会的自发机制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法律生长的现实需要。拥有强有力的现代国家能力和现代政府系统，是那些原先不发达的国家（尤其在东方）迅速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一个现代的、理性化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构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律发展走向的时代责任。(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法学家》1997年第4期，第11页。)根据现代化论者的分析，政府在法制现代四个方面：一是观念启蒙作用，即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全民性的法律启蒙和法律知识普及工作，通过大力宏扬和传播现代的民主法治精神与价值观念，增强全社会的法制观念，更新全民族的法律意识；二是总体设计作用，即对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和实施方略作出宏观决策和总体设计，自上而下地领导和推动法制现代化运动；三是法制创新作用，即通过本国实践经验和大量移植国外的法律制度，创设一个现代化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实现法律制度的完全创新；四是实施保障作用，即通过改革行政与司法体制，加强法制队伍建设等措施，保障法律的实施和法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特征分析》，《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中国法制（法治）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实施步骤》，《中外法学》1995年第6期；《中国法制改革和法治化过程研究》，《中外法学》1997年第6期；《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上、下），《中外法学》1998年第3、4期。)

本土化论者对政府推进论指提出批评，指出现代化论者希冀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通过加强立法来人为地、有计划地创造一种社会秩序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尽管现代社会中的法治已经与国家权力不可分离，但法治不可能依靠国家创造出来，也不应当依靠国家创造出来。知识是地方性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任何法制建设的规划都不可能穷尽关于一个社会中法律活动的全部信息或知识，也无法对社会中变动不居的现象作出有效的反应。无论立法者有何等的智慧或者法律专家有何等渊博的知识，也不论他们可能是怎样地不讲私利，他们都不可能对中国这个特定社会中的秩序的形成、构成要件及复杂的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并且预先的了解。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只能是历史上或外国的已经或多或少一般化了的知识，而不可能成为完全适合于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操作指南。依靠国家权力变法，推进现代化，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强化国家权力，使法律成为国家权力的工具，而不是象现代化论者所期望的那样有效约束国家权力。

本土化论者提出了“民众主导”的法律发展模式。人类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不是人们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行动的结果。秩序的真正形成是整个民族的事业，必须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通?樂锤床┺亩摲⑸暤暮献髦胁暽暎徱虼怂棻囟ㄊ且桓隼暿返难萁摴槼獭G康髅裰诘闹鞯甲饔茫徱簿褪亲鸪缛嗣竦拇丛炝Α！拔颐乔胁豢稍谠廾烂裰鞯耐徥庇直墒印⑶崾又泄暶裰谝运柮堑氖导敹撎逑殖隼吹拇丛炝Γ彶豢筛吒杵降鹊耐徥庇职阎泄暼?包括古人)的实践智慧和理性视为糟粕。”(苏力：《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从实践来看，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最重要的、最成功的制度和法律变革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兴起的，那些比较成功的法律大都不过是对这种创新的承认、概括和总结。相反，一些精心策划、设计的立法或复制外国的立法很少获得重大成功，一些曾被某些法学家寄予厚望的立法甚至还没有得到全面实施就不得不重新修改。

八、法律发展的资源：外来资源论—本土资源论

任何新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总是或多或少来自于已有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这样，本国或他国已有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就构成了法律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的制度资源。在法律发展的资源问题上，现代化范式与本土化范式虽然都认为对本国的制度资源和外国的制度资源都应利用，但二者所强调的制度资源并不一样。现代化范式更为强调外来资源，即强调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而本土化范式则更为强调本土资源，即强调利用本国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现代化论者从功能主义的逻辑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和宗法家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因而不可能为发展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化法制提供充分的制度资源。 从法律普适论的立场出发，现代化论者主张借鉴或移植国外的法律制度，充分利用外来资源，解决本土资源不足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无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度，中国的法制史对今日中国建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无以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决定了当今的中国立法不是对传统与现实习惯法的总结与提炼，而是理性建构的‘制度化’过程。理性建构的或来源于立法主体的创造，或来源于他国经验的摹仿，而在发展中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往往是微小的，摹仿则是主要的，日本、、新加坡及韩国的历史皆是如此。”(王涌：《社会法学与当代中国法的理念与实践》，《中外法学》1996年第1期，第15页。)走在现代化前列的西方国家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法律制度，因此我们移植的对象主要是西方的法律制度。“世界各国的法制现代化都必定要包含的市场经济、民法、民法观念（自由、平等、权利神圣）三大要素，它们是由西方民族率先确立的，是西方人民奉献给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所以，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民，法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为移植西方法律也应势所必然。”(见郝铁川：《中国法制现代化与移植西方法律》，《法学》1993年第9期，第4页。)现代化论者还从多方面为进行法律移植或者说利用外来资源作了具体论证。首先，法律移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是一条在论证法律移植之必要性时被使用得最多、也被认为最有力的理由。市场经济具有同构性。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优胜劣汰的规律是相同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公正原则、诚信原则等也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建构自己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而且有可能吸收和采纳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参见张文显主编：《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2页；另见刘少荣、操敬德：《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与法律移植之思考》，《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第14—16页。)“凡是现代法律中已有的，反映现代化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各国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行之有效的新成果，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不必另起炉灶，自搞一套，人为地设置藩篱和障碍。”(王家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载《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其次，法律移植是世界法律发展的普遍趋势。“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其三，法律移植有助于加快法制现代化进程。对于法律制度仍处于传统型和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要加速法制现代化进程，必须大量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尤其对于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需要的客观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要大胆吸纳，切莫把自己封闭起来，对发达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累的法制文明成果置之不理，一切从头做起，或者故意另起炉灶，那只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爬行，只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本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制现代化的机会。其四，法律移植是对外开放的需要。一个国家要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就必然要使国内法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律和惯例接轨。(以上观点参见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另外，法律移植有实验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有助于及时调整改革与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防止改革中出现法律滞后的现象，最大程度地国际惯例及各国普遍作法，避免国际间不必要的个性差异而人为地增加交易成本。(参见吕志强等：《中国经济特区法律移植研究》，《法律》1994年第6期，第6页。)本土化论者从地方性知识的法律知识论立场出发，指出外来资源的有限意义，强调本土资源的主导地位。他们指出，外国的法治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帮助，但这种启示和帮助是有限的，不可过高希望。首先，社会活动中所需的知识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因此，这些地方性知识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外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经验。第三，由于种种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任何学者尽管试图客观传达外国法治经验，却又都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扭曲其试图作真实描述的东西。他们还从法律多元角度指出，在中国社会，特别在中，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正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和秩序是不可能仅仅以一套书本上的、外来的理念化的法条所能代替的。除非移植的法律能与这些本土规范相容，或提供某种功能上的替代品，否则，无论一个移植的法律在理论上是如何之好，都可能只是外生物而不能被接受。本土化论者认为，中国的法治只能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何谓“本土资源”？在他们看来，一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即活生生的、流动着的、在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实际他们的行为的观念以及在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二是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如各种本土的习惯、惯例，这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除了因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之外，从本土资源中演化出法治的重要性还在于，与外来的法律制度相比，从本土资源中产生的法律制度更容易获得人们的接受和认可，更易于贯彻实施，因而有利于减少国家强制力，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建立比较稳定的社会预期。

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3

专业代码及名称 10月22日上午 10月22日下午 10月23日上午 10月23日下午 不考外语加试课 000000 内蒙古民俗与文化 05827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学 05828 应用文写作 02126 公民道德与修养 05830 金融(本) 0201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管理学原理 00054 国际金融 00076 银行会计学 0007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经济管理(本) 020125 电子商务基础及实务 0349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管理学原理 00054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0881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生产运作与管理 08920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 工商企业管理(本) 0202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管理学原理 00054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0 质量管理(一) 0015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会计(本) 020204 会计制度设计 0016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0 高级财务会计 0015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市场营销(本) 020208 国际商务谈判 0018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0 企业会计学 0005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旅游管理(本) 0202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旅游专业英语 06120 客源国概况 00200 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 0019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0198 人力资源管理(本) 0202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工作分析 06092 管理学原理 00054 管理思想史 06088 基础会计学 00041 公共关系学 0018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铁路运输经济学 07106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物流管理(本) 02022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05374 采购与供应管理(二) 0537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 公共事业管理(本) 020230 公共政策 003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行政法学 00261 公共事业管理 03331 非政府组织管理 05723 公共关系学 0018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社会学概论 00034 法学概论 00040 管理信息系统 02382 劳动与社会保障(本) 020232 劳动经济学 0332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与监督 0332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采购与供应管理(本) 020282 采购战术与运营 0361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0537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销售管理(本) 02031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4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法律(本) 030106 国际私法 0024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公司法 00227 公证与律师制度 00259 西方法律思想史 00265 保险法 0025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知识产权法 00226 社会工作与管理(本) 030203 个案社会工作 0028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 00284 人口社会学 00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中国福利思想 00285 行政管理学(本) 030302 公共政策 00318 领导科学 0032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0315 行政组织理论 00319 中国文化概论 0032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社会学概论 00034 公安管理(本) 0304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犯罪学(一) 00235 刑事证据学 0037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大学语文 04729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涉外警务概论 00373 教育学(本) 040108 中外教育简史 0046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65 教育学原理 00469 比较教育 0047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0456 小学教育(本) 040112 中外教育简史 0046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中小学教育管理 00458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65 小学艺术教育 06230 比较教育 0047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汉语言文学(本) 050105 美学 0003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00813 中国文化概论 00321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053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蒙古语言文学(本) 0501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民俗学与蒙古民俗(蒙) 05570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 00553 蒙古族方言学概论 0055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外国文学(蒙本科段) 04276 英语(本) 050201 高级英语 006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现代语言学 00830 英语科技文选 00836 语言与文化 0083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俄语(二) 00017 英语写作 00603 日语(二) 00016 新闻学(本) 050305 传播学概论 0064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中外新闻作品研究 00661 公共关系学 00182 中国文化概论 0032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外国新闻事业史 00660 公共关系(本) 050309 公共政策 00318 领导科学 00320 人际关系学 0329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公共关系口才 03292 企业文化 03297 中国文化概论 0032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环境艺术设计(本) 0504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装饰材料与构造 00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艺术概论 00504 视觉传达设计(本) 05043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广告策划 0063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现代设计史 05544 生物科学(本) 070406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分子生物学 02087 生物教育学 0208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进化生物学 02081 机电一体化工程(本) 080307 工程经济 0219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240 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2243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电厂热能动力工程(本) 080502 热工过程自动控制 0226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热力发电厂 0226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工程热力学(二) 02258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本) 080605 发电厂动力部分 023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自动控制理论(二) 02306 电力系统分析 023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计算机及应用(本) 0807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4747 数据库系统原理 04735 计算机系统结构 0232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计算机网络(本) 080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4747 数据库系统原理 047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计算机网络安全 04751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通信概论 04742 计算机应用软件(本) 080762 计算机设备原理 0135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算法设计与分析 01345 计算机安全技术 0135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建筑工程(本) 080806 结构力学(二) 0243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流体力学 03347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2275 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02404 建筑结构试验 0244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02447 道路与桥梁工程(本) 0808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公路工程地质 07966 交通工程 00365 公路施工组织与概预算 06084 测量学 0011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道路建筑材料 06280 建筑学(本) 0808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住宅建筑设计原理 0655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建筑构造 06563 营养、食品与健康(本) 0813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烹饪营养学(一) 05770 食品化学与分析 0575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新型食品概论 05766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实用卫生统计学 05755 食品加工与检验(本) 08131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肉类食品生产工艺 03270 食品卫生与安全 09005 食品工程 0326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交通（铁路）运输(本) 081711 路基路面工程 024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铁路运输安全 07104 交通运输经济法规 07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隧道工程 06081 铁路运输收入管理 0634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桥梁工程 02409 铁路运输(本) 08172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铁路运输能力计算 07115 铁路运输安全 07104 交通运输经济法规 07111 线性代数 0219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铁路运输收入管理 06348 铁路运输经济学 07106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汽车服务工程(本) 08223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汽车智能化检测技术 0689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汽车鉴定与评估 04444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汽车维修工程 04447 农学(本) 090102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农业推广学 02678 田间试验与统计方法 0267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作物栽培学(一) 00130 园林(本) 09011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园林测量 0789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07894 畜牧兽医(本) 090403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农业推广学 02678 动物遗传育种学 0279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家畜饲养管理学 02797 护理学(本) 100702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护理学研究 03008 精神障碍护理学 03009 预防医学(二) 03200 公共关系学 00182 护理教育导论 0300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社区护理学(一) 03004 儿科护理学(二) 03011 药学(本) 1008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药物分析(三) 01757 分子生物学 02087 物理化学(二) 0205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8 英语(二) 00015 日语(二) 00016 俄语(二) 00017 会计(专) 020203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065 基础会计学 00041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 旅游管理(专) 020209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饭店餐饮管理 00201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 内蒙古民俗 05587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 020231 就业与培训 0331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公文写作与处理 00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医疗与生育保险 03318 法律(专) 0301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宪法学 05679 中国法制史 00223 刑法学 00245 行政法学 00261 刑事诉讼法学 00260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法理学 05677 行政管理(专) 0303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现代管理学 00107 公文写作与处理 00341 公共关系学 00182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 法学概论 00040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 工商行政管理学概论 00108 公安管理(专) 0304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宪法学 05679 刑法学 00245 公安法规 00361 刑事诉讼法学 0026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刑事侦查学 00358 学前教育(专) 0401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现代教育技术 00413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 00396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 科学.技术.社会 00395 小学教育(专) 040103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现代教育技术 00413 高等数学基础 00417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 科学.技术.社会 00395 汉语言文学(专) 050114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0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1 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33 蒙古语言文学(专) 050115 蒙语写作 0054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文学概论(二) 00542 汉语文 00549 蒙古族古代文学 0054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语言学概论(蒙) 05572 英语(专) 050207 英语阅读(二) 0059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综合英语(二) 00795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综合英语(一) 00794 公共关系(专) 050303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传播学概论 0064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现代管理学 00107 公共关系学 00182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 社会学概论 00034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 新闻学(专) 050308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0 新闻心理学 00657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 社会学概论 00034 法学概论 00040 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 00656 室内设计(专) 0504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设计概论 00688 装饰材料与构造 00708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 00170 视觉传达设计(专) 0504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设计概论 00688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机电一体化工程(专) 080306 机械制造 0223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电子技术基础(一) 02234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02236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 电工技术基础 02232 房屋建筑工程(专) 0808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工程测量 02387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 00170 土力学及地基基础 02398 交通运输(专) 0817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运行组织 02570 大学语文 04729 铁路运输经济学 07106 运输市场营销 0726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 铁道工程(专) 0817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新技术混凝土结构 06937 运输市场营销 0726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铁路现代企业制度基础 07141 机车车辆(专) 081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计算机在机车车辆中的应用 07142 运输市场营销 0726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铁路现代企业制度基础 07141 畜牧兽医(专) 090414 兽医学 0171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家畜解剖及组织胚胎学 02765 牧场设计与管理 0877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兽医药理学 02787 护理学(专) 100701 病理学 029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药理学(一) 02903 护理伦理学 02996 医学心理学 02113 大学语文 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656 英语(一) 00012 妇产科护理学(一) 03002 儿科护理学(一) 03003

说明: 本表第一栏“不考公共外语顶替课程”为各本科专业的考生可从中选三门课程顶替所报专业中的“英语（二）”及英语本科中的“第二外语”，各专科专业的考生可从中选两门课程顶替所报专业中的“英语（一）”。垂询电话0471-3261107。 专业 课程及代码 使用教材 作者 出版社 版本 不考公共外语顶替课程使用教材 05830　公民道德与修养 新伦理学教程（第二版） 魏英敏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05828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学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丁龙召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2126　应用文写作 应用文写作 高雅杰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0767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第二版） 杨干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0822　自然科学基础（二） 自然科学基础 张民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05827　内蒙古民俗与文化 内蒙古民俗概要 白音查干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05829　计算机文化基础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第一至五章） 高光来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社会学；本土化；国学；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3 — 0087 — 02

一

自二十世纪初社会学传入我国以来，什么是社会学的本土化？如何进行社会学本土化？等问题就一直萦绕在学者们的思考和讨论之中。综观历年来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研究者们大抵沿着下述三条道路进行着持续的探索。

第一条道路是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自严复翻译《群学肄言》，社会学引进中国以来，社会学理论开始在一些教会大学讲授。最早的社会学本土化努力是借用该学科实证的调查方法对中国社会开展的小型调查。比如北京实进会对302名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的调查，这是最初的本土化努力i。这种层面的社会化其实不是最严格的本土化，是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工具，以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为内容的一种学科应用。本质上是在发挥和发展西方的社会学学科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费孝通先生最在他的《江村经济》中，融合了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的乡村社会展开的调查研究。《江村经济》被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赞誉为“人类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ii。此后，国外学者也把眼光转向中国，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本土社会。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弗里德曼的种族研究、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黄宗智的社会—乡绅—国家研究，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以及武雅士和王斯福的民间宗教研究等。

第二条道路是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探索在这条道路上的研究者力图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努力构建本土化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宏观结构与微观运行进行更精确的阐释。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探索进展比较缓慢，已经完成的理论建构只是应用于本土的生活现象，不能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解释力度，创造的理论也没有走向国际社会学理论的大舞台。真正优秀的理论必然具有非常宽广的解释力，是属于全世界的，需要与国际社会学理论进行交流和对话。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有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构建的最广为人知也引起过广泛争议的概念“差序格局”、“团体格局”。近年来，郑杭生教授在这条社会学的本土化的道路上进行了持久的努力。他在一系列的作品中，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理论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描述，显示了社会学学科的独特价值，在社会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此外，翟学伟构建了本土化的人情、面子等概念，对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展开了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iii。

第三条道路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长期从事社会学方法研究的风笑天提出，在应用西方实证的社会学方法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要根据中国社会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这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进行适当的调整、改造、补充和完善iv。孙立平教授在《迈向实践社会学》一文中，提出了颇具本土化特色的“过程—事件分析法”，这是一种力图像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一样，进行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融合的理论努力v。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社会学的本土化？从逻辑上分析，社会学学科由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组成。似乎在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本土化，就囊括了社会学的本土化的所有可能。笔者认为这三条道路的社会学探索固然对社会学学科的开拓和发展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最本质层面上来讲，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学本土化，也不是社会学的中国化。

首先，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依据对中国社会进行的研究最不能称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因为这种单纯以国外理论来验证和解释中国现象的研究，其实质只是用中国的社会内容来验证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或者是某种中国研究。只是一种对理论的应用或者鉴别，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全球化和西方社会学理论自身的拓展，所以它不仅不是社会学的中国化，反而正是推动社会学本土化的压力来源和本土学者的智识竞争的对象。

其次，通过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考察中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分析架构确实具有很强的社会学本土化味道。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展出更具广泛的解释力度的，突破本土范围内应用的理论框架。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在本土生发出只针对本土社会具有解释力度的理论，那么其实质依然是一种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不过和第一条道路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克服了用“进口”的理论来观照本土事实时经常产生的水土不服问题。但是这些理论没有能够融入国际社会学理论的大家庭中，也缺乏足够的和国际社会学理论对话的实力和地位，更多带有地方性知识的味道。

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5

曾宪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概括性地称为“中国传统法律”或“中国法律传统”。这是一套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从简单幼稚发展成为体系完整、内容全面、义理精深、风格特异的法律系统，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是世界法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背景下，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法律精神尤为重要。已故著名法制史学家曾宪义教授生前组织国内法制史学界的著名学者编写的十卷本鸿篇巨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是中国法制史学界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内容涵盖了传统社会法律架构的各个方面，包括：（1）礼与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论。（2）罪与罚———中国传统刑法的深层结构。（3）身份与契约———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形态。（4）官与民———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5）狱与讼———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研究。（6）律学与法学：中国法律教育与法律学术的传统及其现展。（7）冲突与转型：中国近代社会的法律变革。（8）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9）借鉴与移植：外来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影响。（10）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整套书从全新的角度全面审视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包括传统治国理念、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制度，传统司法文化，乃至这些法律传统在近代以来的转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全面而真实地展现了中国过去几千年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各种制度的历史流变，更深入、全面地揭示了这套法律体制所依存、发展和变迁的内在机理。

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今天，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发掘和整理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才能让国人对法律有更多的认同感，更好地培育法律信仰，本套书的出版正好顺应了时代潮流。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突破了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唯一标准的局限，承认法律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确认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主体性，寻找不同模式的法律发展的最佳或最合理的途径，使法律的发展既符合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又保有自己的特色。以往学界对法律研究的权威论断多来自西方的法学家。而西方法学家的法律研究资料多采自西方社会，丰富浩瀚的中国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在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因此，可以说，目前一些经常见诸法理、法史著作的关于法律起源、模式、发展规律、本质、社会作用等理论论述和结论有些具有普遍性，但有些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其只是某一种或某一区域法律文化的阐释和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对于克服这种局限性，开拓学界法律理论研究的视野是不可或缺的。本套书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世界文明、文化是多元性的，而与文明、文化相辅相成的法律发展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唯一标准，判断法律的所谓“进步”与“静止”、“文明”与“野蛮”不仅会带来学术与理论的偏见，而且会造成不同文化间的对抗。突破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唯一标准、承认法律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寻找不同模式的法律发展的最佳或最合理的途径、使法律的发展既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又保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本套书的理论价值之所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在表现法律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还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其形成了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相辅相成的法的模式。”

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清末以来，迫于“西强中弱”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几乎完全以西方为模式。在近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中国固有法的体系完全瓦解，一些体现人类相通的优秀文化的传统法律精神也在对传统的批判中被中断。反省近代以来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学术偏见，及对不同文化的破坏。纠正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在法律的现代化过程中突破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思想约束，恢复和更新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将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注入法的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现代化模式，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之所在。本书的学术价值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本套书通过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的考察，探讨不同模式的古代法律向近代以至现代法律转变的规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和近代法律文化变革的经验教训，为法律的现代化和今后的发展提供学术的指导。其二，从微观方面说，本套书对一些在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了的中国古代法律条文、术语进行复原和考证，以去伪存真，为后世保留珍贵的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如中国传统刑事法律形态中对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说明；中国古代民事法律形态中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整理。以往国内的研究多附会西方，比如以礼附会“民法”或“宪法”，并以部门法体系僵化地将中国传统法律割裂为刑法、民法、诉讼法等，破坏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有机的联系和整体性。在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描述中国法律自古至今演变的整体风貌，对法律文化的结构及其变化规律进行学术论证成为可能。

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6

一、问题的提出

清末的修律运动标志着中国本土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个自足的法律体系已告终结，从此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整体性地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教育，中国的法律制度也被纳入到依西方中心论而建立起来的世界法律体系之中。1这一法律移植运动除了由于战争、革命等因素导致的短暂中断之外，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说晚清法律移植是西方世界殖民政策下“制度霸权”的产物，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法制建设无疑是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吸收、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结果。2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大陆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采取了大规模的法律教育，培养了大批的法律技术人才，并配之以声势浩大的法制宣传。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针。3尽管如此，“70年代末开始的建设和完善法制的运动到了80年代中期面临着一个危机：虽然立法已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然而法律的实施情况却相当不如人意。……承诺与现实距离的逾法拉大，对法律和法治的期望逐渐化为失望。”4因为我国目前还并没有进入人们所期盼的法治社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的现象随处可见，党的政策、行政命令和传统的伦理、习惯往往取代法律而成为维系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一句话，总体上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仅仅停留在法典层面上，是“书本上的法”，还没有成为浸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活法”(livinglaw)，5移植而来的法律仅仅是一种“正式制度”，缺乏一种深厚的、源于本土文化的“非正式制度”作为其支撑。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探索法律现代化的中国法学家，早在三十年代，著名法学家吴经熊就面临同样的问题：“缺乏强有力的道德根基，被移植的制度与观念无从获得本地沃土和持续成长的养份，不管移植者技巧如何娴熟高妙，这样的法律都是不可能有效生长的------只有法律之树根植于价值观念能指明方向的沃土时，才有可能为后代结出希望之果。”6这种由法律移植而导致的“制度断裂”(institutionaldisjunction)不仅引起了诸多的法律、社会问题，更主要的是它向我们的智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这种“制度断裂”给出合理的解释，而且要求我们去探寻弥合这种“制度断裂”的契机和可能的路径。

二、对已有解释范式的反思

就目前大陆学术界而言，对上述“制度断裂”的解释大体上采用三种理论范式。一种是“文化论范式”，这种范式将移植而来的法律看作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此它与本土文化传统的紧张可以看作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紧张，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制度断裂”。依照这种范式，要弥合这种“制度断裂”就要引进西方法律制度所要求的价值，以此改造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其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契合。7然而“文化论范式”本身陷入二难困境中，一方面它要抛弃或改造本土的文化以适应西方化法律的要求，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却从根本上拒绝并排斥这种改造。正因为如此，这种范式就和第二种范式即“现代化范式”结合在一起。因为现代化虽不等于西化，但现代性所需要的结构框架和参照模式无疑是由西方所提供的。依据现代化范式，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法律代表了以平等和契约为核心原则的工商社会，而本土文化则代表了以等级和身份为核心原则的传统农业社会，其结果自然是在社会发展观或进步观的支持下，利用移植而来的法律对本土那点可怜的落后传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而后堂堂正正地步入现代化之列。8当然在这种范式下持文化相对论者亦可以追求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9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然而现代化范式的困难在于无法在本土的传统与西方化的现代性之间找到二者相互支持的连结点，因而可能误“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做中国推进现代性的条件”。10这种把西方背景上产生的“传统与现代”两分观及“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作为普适的逻辑来阐释具体的中国历史的做法日益受到了学人的批评和反思”。11

当然，我们除了对这两种范式本身所要求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反思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求理论范式本身要具备解释相关问题的贴切性和解释力。就晚清法律移植以来所形成的“制度断裂”而言，文化论范式将此解释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断裂，而现代代化范式将此解释为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如果我们将这些解释范式置于特定背景之中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两种范式对中国学者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因为要求作出解释的“问题”(即制度断裂)源于两种不同的且皆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力的人类文化的“际遇”(encounter)，而这种际遇又发生在全球迈向现代化的时代里，它影响了“中国的世界”向“世界的中国”的演进进程。12正是这种文化际遇和历史际遇对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自信心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很容易使我们夸大这种特殊性，将中国文化看作是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统一整体。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种整体的文化观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晚清以来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并不是来自作为本土文化传承者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阶层，而是来自民间社会(义和团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由此我们发现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人类学家Redfield将此划分为“大传统”(great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tradition)，前者指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所记载的文化传统，后者指乡村社区生活所代表的文化传统。13当“大传统”在社会精英的推动下，通过“话语”(discourse)带动“实践”(practice)而进行“偶象的全盘破坏”，14最终实现了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方化或现代化改造，并且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推行这种“新的大传统”时，原有的“小传统”仍然保持自己的集体性而对“新的大传统”采取规避或对抗。如果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所谓的“制度断裂”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笼统的中西文化的断裂，也不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是西方移植而来的大传统与传统文化中的小传统的断裂，是国家推行的正式制度与社会中生成的非正式制度的断裂，这种制度断裂意味着国家在社会中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因此，弥合这种制度断裂的可能途径不仅是文化比较或现代化推进，更主要的是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建国家在社会中的合法性，由此沟通大传统与小传统，重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

当然，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指出一条弥合制度断裂、重建文化传统的光明大道，而仅仅是对这种制度断裂进行一番重新的历史解释，不仅想搞明白“是什么”，还试着追问“为什么”。正是对“为什么”的追问，使我们看到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中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这往往是文化论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所忽略的)。在本文中我力图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行动者联系起来。通过再现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1840—1981)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的沟通与交涉，来说明社会历史结构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历史结构通过制度和知识资源制约着社会行动者，而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话动本身生产着社会历史结构。

三、文章的结构安排

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在导言中我将晚清法律移植以来所形成的法制困境概括为国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制度断裂”。基于对已有的“文化论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范式的反思，本文试图将这一问题置于国家与社会理论架构之下，将此看作是西方移植而来的大传统与本土文化中的小传统之间的断裂，是国家推行的正式制度与市民社会中生成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意味着国家在社会中陷入合法性危机。因此，本文力图透过沟通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再现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1840—1981年)历史结构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对制度断裂的原因作历史的阐释。

第一章讨论了本文所采用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架构下的合法性理论，源于对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解释和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的批判和综合。为了避免以西方理论来简单地寻找中国的对应物，本文对所采用的概念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进行了必要的“概念治疗”。由此，合法性是通过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在公共领域中的沟通和交涉而确立起来的。正式依赖上述合法性理论，第二章探讨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合法化方式(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和法律制度的合法化)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合法化模式——“儒家模式”和“法家模式”。中华帝国主要采用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为主、国家对社会组织施以文化上的控制并保留其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这样一种“儒家模式”。这种合法化模式有赖于一个稳定的、同质的绅士阶层控制公共领域的沟通与交涉，从而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自动修复它可能面临的危机。晚清以来绅士的分裂和其它社会各阶层的兴起，使得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不仅参与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者多元化了，而且他们由帝国的拥护者变为潜在的叛逆者，由此导致晚清面临的危机不再是传统的王朝更迭而是整个合法化模式的崩溃。第三章探讨晚清以来的合法性重建是如何由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平衡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完成的。由于西方的压力，使得国家主义成为公共领域中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同时西学的传播，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有可能将国家由传统的帝国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从而将宪政、民权、法治等作为民族国家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而过分强大的国家主义又使得人们对宪法、民权、法治等作了工具主义的解释。正是这种特定“历史情境”的要求与知识资源供给之间的均衡，意识形态的合法化重建才呈现出上述特征来。同样，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重建也是由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通过交涉而完成的。法律移植是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中交涉的结果，当然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社会行动者本身所具备的知识资源。第四章探讨在国家层面上完成的合法性重建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乡村社会中确立合法性，这一问题与现代化纠缠在一起就成为如何将国家政权伸入村庄，既控制其资源以实现现代化又完成社会动员以实现合法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在乡村公共领域中培植乡村精英作为自己的人，并且找到其实现社会动员的新机制——“权力的组织网络”。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了管理乡村且获得其忠诚的双重目标，相反国民党的失败则在于未能找到结合二者的巧妙机制。在乡村政权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相遇了。二者是一种相互妥协和合作的关系，们之间有一条模糊的界线，这条界线的划定取决于国家法与习惯法交涉中国家法的理性计算。国家法向习惯法的妥协有利于其迅速确立合法性，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以调节为核心的法律传统，法律的职业化也因此受阻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与这种法律传统不无关系。第五章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法律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司法实践中（如镇反运动）所暴露出的问题就是法律如何有效地实现党的政策和方针的问题。由此导致一场司法改革运动，通过对司法人员的改造使得一心一意服从党的政策和指示成为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的一种自我技术。正是在这种这种自我技术的配合下，我们党有效地实现了对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有效控制，建立起一个以实现工业化为主导目标的全权主义的国家。为了维持这种全权主义的局面，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惩罚性的社会，惩罚的弥散性导致了社会的危机。正是出于者这种危机的克服，70年代末兴起的惩罚理性最终通过公开审理林、江集团掀起了法制的开端。在结论中，我简单地陈述这种法律社会史书写时如何将社会理论与历史叙述结合起来，在这过程中是如何通过关注社会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互动，来打破任何理论上可能的二元对立，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可能性。这样一种态度如果对中国法理学的建设有意义的话，可能就在于使我们反思西方法律中心主义的神话，回到体察本土的实际问题上来。

注释

1 *本文是在我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除了根据需要加写了第五章外，第四章在材料上也作了一些增补，“导言”部分增加了一些注释。其它地方除了文字上进行修改以外，内容上几乎保持了原样，虽然现在看来从理论框架到材料的使用都很薄弱，但是之所以尽可能保持原样除了暂时没有精力重写之外，更主要的是想说明我自己的思考曾经是如此幼稚，我希望这仅仅是思考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曾经删节为“民族国家、宪政与法律移植”一文发表于《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益于与朱苏力、梁治平、贺卫方、赵晓力、郑戈等师友的讨论，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1一般而言，比较法学者将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归为中华法系或远东法系，而将现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归为社会主义法系。参见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勒内·罗迪埃：《比较法导论》，徐百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无论如何划分，这种对法系的划分标准实际上是从西方的法律概念出发，“然后又被投射到其他历史与社会背境中是或象是或者可以被当作法律的东西。”对这种西方法律中心主义及其背后的“认知控制”的批评，参见根特·弗兰肯伯格：“批判性比较：重新思考比较法”，贺卫方等译，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1998年12月16日，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指出：“为了加快立法的步伐，外国、香港一些有关商品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我们也可以移植和借鉴，不必事事从头搞起。”（《人民日报》）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指出“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对我们是个新课题，制定法律和法规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也要广泛地研究借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立法经验，吸收对中国有用的东西------凡是国外立法中比较好的又适合我们目前情况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大胆吸收------有些适合我们的法律条文，可以直接移植，在实践中充实、完善。”（《人民日报》）

3在1996年为中共中央举办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法制讲座上，江泽民发表了《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已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所肯定，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的体现。“依法治国”不仅是治国方式的转变，而且标志着国家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它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

4贺卫方，“比较法律文化的方法论问题”，载沈宗灵、王晨光（编）：《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国际比较法学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法律社会学家埃利希（Ehrlich）认为，所谓国家制定的法律都是法条，这些法条不过是法的一种相对较晚出现的变体，大量的法直接产生于社会。他们是人们直接遵守的规范。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6安守廉，沈远远（1998）：“‘法律是我的明神’：吴经熊及法律与信仰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季美君译，《湘江法律评论》，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页201-215。

7八十年代大陆兴起的比较文化热潮中，多数论者皆持这样的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在学界反响比较大的文献，参见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们出版社，1988年。

8九十年代法学界提出的法律“权利本位说”、“国家变法论”、“国际接轨论”和“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论”等皆可看作现代化范式的产物。实际上，这些问题由于其内在理论逻辑的一致性而使其往往交织在一起。相关文献参见：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治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页87-100。李双远等：“中国法律观念的现代化”，《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页45-64。肖冰：“市场经济与法的国际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卷。张文显：“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论略”，《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页5-12。陈弘毅：“西方人文思想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亦见《法学研究》杂志在1992年11月16日召开“市场经济与法制现代化”的专题讨论会；《中国法学》杂志从1993年3月到1994年6月开辟了“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的讨论专栏，从1996年的第2期到第6期设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讨论专栏。

9“创造性转化”是由林毓生最先提出并加以系统阐述的。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林毓生：“‘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识”，见刘军宁、王焱、贺卫方（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30—257页。

10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8期，1994年8月，第51页。

11细致的分析与批评，见邓正来，前注10引文，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12有历史学者(RV戴福士)将中国历史分为“中国在中国”、“中国在亚洲”和“中国在世界”三阶段，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334页。我在此区分“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则意味着中国历史观的转变，即中国由世界的中心还原为世界中的一员。

13“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是由他对“文明社会”(civilizedsociety)和“民俗社会”(folksociety)的区分中引申而来的，参见CharlesM.Leslie，Redfield,Robert,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Vol.13,P.350-353。

14林毓生将此归结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参见其《中国意识危机》，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第一章合法性、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一、合法性的两种解释传统

合法性(legitimacy)和权力的合法化(legitimation)这两个概念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想家在论述到政治权威的统治秩序时，总要或多或少提及合法性或权力的合法化问题。尽管这些论述千差万别，但我们可以将其归入到两个基本的解释范式或解释传统之中，其一是伦理学或政治学的解释传统；其二乃社会学的解释传统。

(一)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解释

有关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解释建立在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之上，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古希腊哲学中的本体论追求，即探寻繁纷复杂、变幻不定的现象或表象背后单一的、永恒不变的“存在之存在”。这种本体论追求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表现为对“善”的追求，伦理学追求的是个人的善，政治学追求的是人群的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5正是这种本体论追求导致对正义一类普通价值的信仰，形成了“自然”(physis)与“常规”(convention)相对立的自然法传统。16由此为衡量现实的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合法性提供了伦理学上具有普遍性的绝对标准，也为批判和改进现实的统治秩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自然法提供了进行反省的有力动因，提供了检验现存制度的试金石和为保守和革命进行正当化的理由。”17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将体现美德与知识(“美德即知识”)的哲学家作为政治秩序的维护者。也正是在这种自然法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划分政体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正义”。“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18

古希腊的自然法传统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为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或统治秩序提供了衡量合法性的全新标准。这个标准一方面是神启的权威，另一方面就是臣民的同意。就前者而言，由于教会与国王争夺管辖权中最终导致国王的失败而使这一标准得以强化；就后者而言，人们相信国王与臣民之间订立了某种契约，如果国王违背契约的话，人们就可以推翻其统治，由此形成中世纪著名的反暴政理论。这两种标准在理论上孕育着近代宪法和法治的起源。19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中世纪的反暴政理论，这一自然法传统都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一种永恒不变的、合乎自然理性的、将人类生活导向至善的自然法准则。这种自然法准则与个体臣民的自我反省、判断和自由选择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由一种无限的神(本体论追求的终极产物就是对“神”的信仰，如亚里士多德)或者基督神学中的“上帝”所安排的，也就是说，作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标准本身建立在一种内心确信或信仰的基础之上。一旦这种信仰受到了质疑，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也就随之丧失。

因此，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世界贸易的兴起导致中世纪神学的式微，这种依赖信仰而存在的合法性标准也就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国家主权至上的观点开始出现，尤其是马基雅维里，他使国家的政治权威摆脱了伦理学之合法性的约束，与赤踝踝的暴力、欺诈和哄骗联系在一起。20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标准。好在由于此时的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为人们提供了真理、客观性和秩序赖以存在的全新依据和获得真理、客观性和秩序的途径与方法——逻辑演驿和归纳，才使得原来的合法性标准在个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时代里经过全面的改造而保存下来。21古典自然法学家假设了一个可供推演真理的支点或前提，即自然状态和自然状态所依据的自然法，由此通过社会契约而推演出整个统治秩序和它所依赖的政治法律制度。22这样，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一方面依据于人类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同意，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一些具有具体内容的伦理原则或自然法原则，这些原则被归结为保全生命、保护自由、财产神圣等“天赋人权”。这种合法性标准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获得了经典的表述：“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创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变得有损于这些目标，人们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创立新的政府……。”23

从逻辑上讲，近代的民主政治权威源于人们的同意而产生的，而且以体现最高伦理原则或合法性标准的宪法作为其行使权力的依据，也就是说，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然法与实证法合二而一了。因此，近代民主政治权威就不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问题就转化为一个“合法律性”(legality)的问题，即政治权威是否实施法治的问题。加之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解释所依据的二元论思维在休谟、黑格尔等人的攻击下日益瓦解，所以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思想在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合法性解释传统的“社会学转向”。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中。

(二)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

与伦理学或政治学的解释传统不同，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并不是从一个更高的普通性的道德标准或政治原则来推演“应当”存在的统治秩序或以此为依据来评判现存的统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而是坚持经验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对已存在的统治秩序作客观的解释。韦伯认为价值判断完全是出于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它与个人的自由、决定和选择有关，而与事实问题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决不是提供约束人的规范和理想，而是研究“是”(is)，从而将“应当”(should)从经验的社会科学中剔除出去。24

从这一价值中立的原则出发，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前提就是承认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合法秩序”。所以合法性就是指既定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就是人们对握有权力的人的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为了获得大众的服从，国家机器或政治统治运用法律的、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的权威为自己的统治进行合法化论证。2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Sternberger认为：“合法性就是这样一种政府权力的基础，这种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一方面政府意识到它有统治的权利，另一方面被统治者对这种统治权利予以某种认可。”26所以，在韦伯看来，任何统治秩序，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都建立在合法的秩序之上。这种统治是否稳定、是否成功仅仅意味着合法程度的不同，而不存在合法性与非合法性的区别。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大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它使我们不仅研究各种符合普遍价值的政治秩序，而且研究没有获得价值认可而仅仅基于功利计算而服从的统治秩序，如暴政、恐怖政治和法西斯专制等。27尽管如此，建立在暴政而非价值认可之上的权力结构或统治秩序并没有进入韦伯的视野之中。这一点从他对合法性类型的分类中就可以看出来。

韦伯认为合法性统治是根据社会行动的类型来确定的，情感行动导致了对卡里斯玛型统治的认可，传统行动导致对传统型统治的认可，而价值合理性行动导致对法理型统治的认可。但是韦伯所划分的社会行动类型中还有一种“工具合理性行动”，它是一种对达到行动者本人的所追求的目的所需条件或手段进行计算后采取的行动。但这种类型的行动并没有导致相应的合法性统治类型。28如果我们不是将此看作韦伯在理论上的疏忽的话，那么这恰恰表明韦伯内心深处隐藏的价值判断，即对基于强迫同意而非价值认可的统治秩序的深深不信任。29而这种矛盾恰恰导源于韦伯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价值中立原则，也正是这种原则使得来自底层社会对权力的合法性认可和来自顶层国家的合法化手段的组织推行之间失去了区别的意义。

由此可见，韦伯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与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的释传统相比，完全变成了形式主义的了。“合法性的基础已变得仅仅是对合法性程序的信念。权力机构是靠法律的力量成为合法的，居民们如今已表示他们准备与根据正式修改和被接受的程序发展和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取得一致。”30这种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把合法性视为一种与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现象”，依照这种解释，“至少得具备下述两个条件，才可以认为某一权力是合法的：第一，建立的规范制度必须是有充分根据的；第二，由法律纽带随意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相信这一制度是合法的，也就是说，相信当局是按照正规的程序来制订和使用法律的。这样，合法性信念便缩小为法制信念，只要做出决策的方式合法就行了。”31正是在这一解释传统上，麦基弗认为以合乎宪法或者一个“可接受的法律标准”作为一个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重要标准，当一个政府是依据事先存在的基本法规而取得统治的，对它的基本法规既没有制定亦没有破坏，这时这个政府就是合法的。施密特也认为通过决策而非特定内容实现法律的合法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卢曼认为由于权力体制是根据已建立的绝对肯定的法规在进行活动，因此它才能合法地得到稳定。当这种体制在正式法律程序范围内制定决议时，它就是合法的。这种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合法化的过程，在帕森斯看来，是一个社会制度中的成员通过这一过程来评价和控制他们的行动，使之符合这些共同的、内在化的职务上所必需的社会过程，合法性就成了政治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功能。32

就法理学的视野而言，这种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与法律实证主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后者恰恰主张研究法律“事实上是什么”，而将法律“应当是什么”排除出法理学之外。因此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传统的反思也就与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二战后西方法理学界爆发的几次大论战都与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有关，由此兴起的价值法理学

无不尝试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重新建立在一些公认的价值原则上，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程序的决策。而在社会思想的内部，也曾爆发了卢曼与哈贝马斯之间就合法性问题的论战。当然，就问题的推进而言，还得从韦伯提出的问题入手。

二、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合法性

尽管韦伯对暴政流露出不信任，但是暴政亦具有合法性正是他追求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必然结果。韦伯将世界历史的进程解释为一个“理性化”的进程，由此“法理型”统治是历史的产物也是逻辑的结果。但是就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原型的“法理型”统治而言，由于理性化所追求的有效性、可计算性和确定性，使得“合法性(合法律法)”(legality)与“道德性”(morality)相分离，使得理性化与启蒙、或者作为一种形式概念的理性化与作为一种规范概念(一种生活模式)的理性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于是理性化的进程也就成为使人在非人化的制度中日益被囚禁的过程，被“物化”(卢卡奇语)的过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力图从一种规范的观点来“解放”人类，但它不足以弥合对现代社会的客观分析与他们的乌托邦主张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在这二者之上，哈贝马斯将韦伯、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所采用的认知和行动的主客体理论改造为语言理论和沟通行动理论，从而区分了工具合理性与沟通合理性，在此之上建立起普遍主义的道德性与法律概念，33这一点亦表现在他将合法性与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合理性与沟通合理性分别服务于两种不同的目的，前者的目的是“操纵”与“控制”。由此产生了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后者的目的在于“理解”和“解放”由此产生了社会文化系统，人们在此进行社会整合，即在自发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结合，以使人们在日常交往获得的群体认同以及个体的个性获得发展，它是生活意义和自由赖以存在的场所。34正是依赖这种区分，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传统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解释仅仅建立在一种单纯的经验判断和心理认同之上，缺乏一种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视野，因而无法找到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他认为合法性既不等同于统治权威从意识形态上宣布的那些制度属性，也不能在制度系统的内部结构当中去寻找，它只能存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因此合法性国家具有两方面的特征：其一，在经济政治系统之外，社会文化生活获得健全的发展，从而在社会文化领域确立一套普遍有效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规范，正是在这些行为规范中才能形成个性自由发展而又具有群体认同(groupidentity)的共同体；其二，政治权威或国家在人们中获得广泛的信仰、支持和忠诚，而这种信仰、支持和忠诚源于人们在社会生活系统中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进行公开的讨论。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合法性指对被认作为是正确和公正的对于政治秩序的判断存在着健康的讨论；一种合法性秩序应当被认可。合法性意味着一种值得认可的政治秩序。”35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一方面汲取韦伯的观点，将合法性与民众对统治秩序的认可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汲取合法性之伦理学解释传统的营养，将合法性与一种价值和规范联系在一起。但不同于这两种传统，哈贝马斯将这种“认可”与“价值”置入自由讨论、沟通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这就是他所谓的“市民社会”。

哈贝马斯所谓的“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指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独立于政治力量的“私人自治领域，”其中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前者指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形成的市场体系，后者指由私人构成的、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沟通场所，如团体、俱乐部、沙龙、通讯、出版、新闻、杂志等非官方机构。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更为强调“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在市民社会中的突出地位。由于公共领域是脱离官方的，它不仅提高了人们对规范性(合性性)事物的辨识力，而且是自由沟通进而形成一致认同的价值和规范的场所，所以它有资格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理论论证和价值准则。成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将合法性的两种解释传统统摄于国家-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之中，使合法性解释与真理重新联系在一起，由此强调合法性的价值规范标准。但是，不同于传统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解释，这一价值规范标准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如普遍理性、天赋人权等)，而是开放的、有待讨论的和自由沟通之后形成的共识。因此自由沟通的公共领域这一程序性机制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但是，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解释，合法性程序并不是国家制度本身具有的功能，它要接受来自市民社会的检验，因此哈贝马斯总是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哈贝马斯一方面在理论上尝试调和两种相互矛盾的合法性解释传统，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尝试诊断并救治“晚期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这种理论重建与现实关注之间的张力，即作为社会史家与道德政治哲学家之间的张力导致了其概念的复杂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从西方的概念出发来寻找中国的对应物的话，36那么就得对哈贝马斯的概念进行仔细的剥离，使其从“历史经验性概念”变为可供我们使用的“分析性概念”。

哈贝马斯首先将“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来加以分析，它是一个与“私人领域”(privatesphere)相对的概念。在古希腊城邦中，存在着家庭、经济生活等“私域”与政治讨论的“公域”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在中世纪发生了变化，由于庄园采邑制，使得公与私之间没有区别，“公域”与“私域”有区别的话，仅仅是前者代表了一种道德象征和社会地位(如贵族法典的出现)。直至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私人信息变为新闻才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形成了报刊、新闻之类的公共领域所需的沟通媒体。与此同时，由于非个人化的国家机构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它以“公共权威”(publicauthority)的面目对私人领域进行合面的干预和渗透。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就出现了，他们利用“公共观念”(publicopinion)作为公共权威的抽象对应物，发展出“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使得“公共领域”从一种与公共权威的自由辩论发展为对权威提供合法性的约束，由此导致了从宪法上规定对公民自由权的保障。37?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其一指“公共权威的领域”；其二指“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即市民社会；其三指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结合。38由于哈贝马斯的首要目的在于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历史发展的背景中抽取出一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理想型”(Idea-type)，以此作为标准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侵入市民社会造成“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进行系统的批判，因此“公共领域”似乎就成了与国家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同义词，39从而掩盖了“公共领域”的其它含义，尤其是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争夺而又相互合作的领域。正是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空间，“公共领域”才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既有“资产阶级的”，也有“平民的”；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互动的空间，公共领域才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谓的“结构性转变”，即国家不断干预社会和社会不断僭越国家权威的一个双向互动过程。

经过这番剥离之后，如果我们不是关注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对国家权威的合法化约束，或者说不是关注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使得具有潜在分析的“公共领域”概念成为哈贝马斯关注的“晚期资本主义问题”的殉葬品。40相反，我们或许可以将“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从特定的“问题背景”中解放出来。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与资产阶级没有必然联系的或者说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联系的非国家权力支配的生活空间，如家庭、社区、市场体系等(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与“社会”是同义词。在讨论中国历史时，我还同样使用“乡村社会”的术语)，而将“公共领域”看作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通过自由沟通(communication)以形成理解或通过交涉(negotiation)以达成妥协的机制或制度化渠道，如自由言论、代议制、选举、司法审判等。

经过这样的“概念治疗”(维特根斯坦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合法性就是指社会对国家所维持的统治秩序的认可或同意，这种认可或同意是以自由沟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机制作为前提的，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机制，国家利用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对社会施以控制或管理，社会亦利用自己的资源对国家进行批评、监督、抵制甚至反抗。这一合法性的确立过程正是统治秩序的合法化(legitimation)过程。一般而言，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包括制度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前者指国家对合法地施以暴力的垄断，后者指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霸权。因此，国家在社会中确立合法性主要依赖两种不同的合法化手段，即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和法律制度的合法化，前者指对统治秩序进行知识上或信仰上的真理化论证；后者指以暴力强制为后盾的权利义务安排，由此产生了两种合法性，即基础的合法性和授权的合法性。41任何统治秩序的建立必须借助于这两种合法化手段。它们在实践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的灌输或启蒙是以相应的法律制度(如教育制度、言论自由等)为保障的，法律制度的推行也是以相应的最低限度的共识为前提的。因此，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与法律制度的合法化在功能上属于相互替代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种相互替代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合法化模式；即控制模式与治理模式，这一点我们留在后面有关中国法的历史中再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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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8页。

16参见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56页。

17A.P.d'Entrèves,NaturalLaw:AnHistoricalSurve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65,P.7.

18亚里士多德，前注15引书，第六章。

19参见萨拜因，前注16引书，第十二章，十三章和二十章等，哈罗德·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七章，第八章。

20参见强世功：“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兰州学刊》，1994年第5期。页29-30。

21有关近代科学对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参见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六章，亦见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四章。

22尽管古典自然法学家的政治主张和制度设计是不同的，比如霍布斯主张君主专制，洛克、孟德斯鸠主编共和，卢梭强调民主，但是他们所赖以得出结论的方法是一致的。

23转引自，A.P.d'Entrèves，前注17引书，页76。

24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68-271。

25同上，页190-191。

26DolfSternberger，Legitimacy,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Vol.9,p.244.

27比如JeremyAdams将合法化类型分为程序的、强制的、警告的、学术论证的和大众的五种，Hok-LanChan将合法化类型分为符号的合法化和现实的合法化。参见Hok-LawChan:，LegitimationinImperialChina,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84,pp.16-17,11-12。

28参见苏国勋，前注24引书。

29参见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06-117。

30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马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页266。

31尤尔根·哈伯马斯：《合法性危机》，陈学明译，台北：时报文化，1994［民93］，页128，129。

32参见基恩，前注30引书，页266—267；哈贝马斯，前注31，页129-131。

33AlbrechtWellmer,Reason,Utopia,andtheDialecticofEnlightment,inRichardJ.Bernstein(ed.),HabermasandModernity,Cambridge,TheMITPress,1985.

34有关哈贝马斯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参见曾庆豹：“论哈贝马斯”，《国外社会学》(北京)，1994年第5期和第6期。

35转引自方朝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学说”，《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4期，1993年8月，第35页。本节关于哈贝马斯对合法性与市民社会的论述主要参考了此文。

36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历史的例证，当推WilliamT.Rowe的有关十九世纪汉口城市的研究著作，而对其以西方概念套中国历史的批评，参见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中国书评》(香港)总第5期，1995年5月，第28—38页。对这种方法更广泛的批评见魏斐德：“清末与近代中国的公民社会”，见汪熙、魏斐德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57页；PhilipC.C.Huang,"PublicSphere"/"CivilSociety"inChina?—TheThirdRealmBetweenStateandSociety,ModernChinaVol.19,No,2,April1993.216-240。

37详见JürgenHabermas,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trans.byThomasBurger,Cambridge，TheMITPress,1989,ChapterI,p.1-26。

38参见WillamT.Rowe,ThePublicSphereinModernChina，ModernChina,Vol.16,No.3,July1990.p.313。黄宗智亦分析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认为他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一个指具体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另一个指一般的公共领域，它也可以是“平民的公共领域”。参见Philip,C.C.Huang,前注36引文。

39黄宗智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他说：“就西欧历史而言，哈伯马斯对公众领域的兴起所做的研究相当于对民主起源(以及它后来的衰退或者‘结构转换’)的研究。……就民主本质而言，不仅扩大公众生活领域颇为重要，而且在民权与政权相对立的环境中扩大公众领域更为重要。我们正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来理解哈贝马斯所指的‘公民社会的公众领域’。”转引自魏斐德，前注36引书，页24—25。

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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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06　 法律 （本科段）　 厦门大学　 00230 合同法 00249 国际私法 00264 中国法律思想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678 金融法　 00227 公司法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0257 票据法 00259 公证与律师制度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00265 西方法律思想史　 00167 劳动法 00258 保险法 00263 外国法制史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5680 婚姻家庭法　 00015 英语（二） 00169 房地产法 00226 知识产权法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0233 税法　 *030401　 公安管理 （本科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00369 警察伦理学 00372 公安信息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235 犯罪学（一） 00370 刑事证据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29 大学语文　 00015 英语（二） 00371 公安决策学 00373 涉外警务概论　 050105　 汉语言文学 （本科段）　 福建师范大学　 00037 美学 00540 外国文学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812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选考） 00815 西方文论选读（选考）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1 语言学概论 00821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选考）　 050201　 英语 （本科段）　 福建师范大学　 00087 英语翻译 00600 高级英语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830 现代语言学（A） 00836 英语科技文选 00837 旅游英语选读（B）　 00832 英语词汇学 00833 外语教学法（A） 00838 语言与文化（B）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603 英语写作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00840 第二外语（日语）　 050305　 新闻学 （本科段）　 福建师范大学　 00642 传播学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659 新闻摄影 00661 中外新闻作品研究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312 政治学概论 00658 新闻评论写作 00660 外国新闻事业史　 050426　 环境艺术设计（本科段）　 福州大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701 人体工程学应用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100804#　 中药学 （本科段）　 福建中医药大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050 药理学（三）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047 分析化学（二）　 00015 英语（二）　 020104#　 财税 （独立本科段）　 厦门大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67 财务管理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071 社会保障概论　 00070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20106　 金融 （独立本科段）　 厦门大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67 财务管理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076 国际金融 00079 保险学原理　 00077 金融市场学 00078 银行会计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20110　 国际贸易 （独立本科段）　 厦门大学　 00097 外贸英语写作 00100 国际运输与保险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45 企业经济统计学 00101 外经贸经营与管理 05844 国际商务英语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96 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00102 世界市场行情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00099 涉外经济法　 *020115#　 经济学 （独立本科段）　 厦门大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39 西方经济学 00143 经济思想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41 发展经济学 00142 计量经济学　 00138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40 国际经济学　 *020121#　 调查与分析 （独立本科段）　 厦门大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58 市场营销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2628 管理经济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独立本科段）　 福州大学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51 企业经营战略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3 质量管理（一） 00154 企业管理咨询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52 组织行为学　 020204　 会计 （独立本科段）　 福州大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00160 审计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58 资产评估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020208　 市场营销 （独立本科段）　 福建农林大学　 00185 商品流通概论 00186 国际商务谈判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184 市场营销策划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00183 消费经济学　 *020210　 旅游管理 （独立本科段）　 福建师范大学　 00058市场营销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200 客源国概况 06120 旅游专业英语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99 中外民俗 06153 旅游景区管理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0152 组织行为学　 020213　 企业财务管理 （独立本科段）　 集美大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208 国际财务管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46 中国税制　 00077 金融市场学 00160 审计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58 资产评估　 020216　 电子商务 （独立本科段）　 厦门大学　 00910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 00911 互联网数据库 00996 电子商务法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908 网络营销与策划 00915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 00995 商法（二）　 00906 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 00994 数量方法（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913 电子商务与金融 00997 电子商务安全导论　 *020229　 物流管理 （独立本科段）　 集美大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20256　 项目管理 （独立本科段）　 福州大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066 项目论证与评估　 05059 项目管理学 05063 项目时间管理　 02628 管理经济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5062 项目质量管理　 020282　 采购与供应管理 （独立本科段）　 集美大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616 采购战术与运营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374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20314　 销售管理 （独立本科段）　 集美大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20320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 （独立本科段）　 集美大学　 00151 企业经营战略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153 质量管理（一） 00154 企业管理咨询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30109　 监所管理 （独立本科段）　 中央司法警官教育学院　 00928 罪犯劳动改造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261 行政法学 12561 矫正原理与与实务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5680 婚姻家庭法　 00015 英语（二） 00933 罪犯改造心理学　 030117　 法律 （独立本科段）　 福建师范大学　 00230 合同法 00242 民法学 00247 国际法 00249 国际私法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679 宪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5 刑法学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0261 行政法学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226 知识产权法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0244 经济法概论 05677 法理学　 030203　 社会工作与管理 （独立本科段）　 厦门大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947 犯罪社会学　 00284 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 00285 中国福利思想　 00278 社会统计学 00286 福利经济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280 西方社会学理论　 030302　 行政管理学 （独立本科段）　 福州大学　 00024 普通逻辑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318 公共政策 00320 领导科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07 现代管理学 00261 行政法学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0319 行政组织理论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0277 行政管理学 00316 西方政治制度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1848 公务员制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040 法学概论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312 政治学概论 00322 中国行政史

040102　 学前教育 （独立本科段）　 福建师范大学　 00398 学前教育原理 00401 学前比较教育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881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00883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　 00402 学前教育史 00882 学前教育心理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7　 教育管理 （独立本科段）　 福建师范大学　 00452 教育统计与测量 00454 教育预测与规划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51 教育经济学 00455 教育管理心理学 00457 学前教育管理 00458 中小学教育管理　 00445 中外教育管理史 00449 教育管理原理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450 教育评估和督导 00453 教育法学 0045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40112　 小学教育 （独立本科段）　 福建教育学院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03329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458 中小学教育管理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66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0472 比较教育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03330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050104#　 秘书学 （独立本科段）　 漳州师范学院　 00320 领导科学 00523 中国秘书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07 现代管理学 00261 行政法学 00524 文书学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527 中外秘书比较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525 公文选读 00526 秘书参谋职能概论　 050302　 广告学 （独立本科段）　 厦门大学　 00037 美学 00642 传播学概论 00662 新闻事业管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107 现代管理学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641 中外广告史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040 法学概论 00244 经济法概论　 050309　 公共关系 （独立本科段）　 泉州师范学院　 00318 公共政策 00320 领导科学 03291 人际关系学 03298 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292 公共关系口才 03297 企业文化 03300 现代媒体总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3293 现代谈判学 03295 国际公共关系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152 组织行为学 03294 公共关系案例　 071502　 应用心理学（独立本科段）　 福州大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051 学习心理学　 06059 心理学研究方法 07052 行为改变技术　 00471 认知心理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7048 心理诊断　 00015 英语（二） 02106 普通心理学 06056 心理学史　 *0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独立本科段）　 福州大学　 02194 工程经济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2245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240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243 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2200 现代设计方法 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420 物理（工） 02238 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 02241 工业用微型计算机　 0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独立本科段）　 福州大学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324 离散数学 02331 数据结构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47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02326 操作系统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325 计算机系统结构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37 C++程序设计　 00015 英语（二） 02333 软件工程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80709　 计算机网络 （独立本科段）　 福州大学　 02331 数据结构 02335 网络操作系统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47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4749 网络工程　 02379 计算机网络管理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51 计算机网络安全　 00015 英语（二） 03142 互联网及其应用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42 通信概论　 *082208#　 计算机信息管理 （独立本科段）　 厦门大学　 00910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 02142 数据结构导论 02375 运筹学基础 02378 信息资源管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628 管理经济学 03173 软件开发工具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37 C++程序设计　 00015 英语（二） 02323 操作系统概论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57 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　 *100702　 护理学 （独立本科段）　 福建医科大学　 03006 护理管理学 03202 内科护理学（二） 03203 外科护理学（二）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008 护理学研究 030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03200 预防医学（二）　 00182 公共关系学 03005 护理教育导论 03201 护理学导论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100805　 药学 （独立本科段）　 福建医科大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831 药理学（四）　 01763 药事管理学（二） 03049 数理统计　 01761 药剂学（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2051 物理化学（二）　 030112　 法律 （基础科段）　 厦门大学　 00242 民法学 00247 国际法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679 宪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5 刑法学 00261 行政法学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244 经济法概论 05677 法理学　 050114　 汉语言文学 （基础科段）　 福建师范大学　 00024 普通逻辑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35 现代汉语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429 教育学（一）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6 古代汉语　 00506 写作（一）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50207　 英语 （基础科段）　 福建师范大学　 00595 英语阅读（一） 00596 英语阅读（二）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794 综合英语（一）　 050308　 新闻学 （基础科段）　 福建师范大学　 00633 新闻学概论 00655 报纸编辑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654 新闻采访写作 00657 新闻心理学　 00653 中国新闻事业史 00853 广告学（二）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656 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　 050425　 环境艺术设计（基础科段）　 福州大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412 专业制图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105#　 金融 （专科）　 福州大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73 银行信贷管理学 00075 证券投资与管理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072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66 货币银行学 00074 中央银行概论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60 财政学　 *020109　 国际贸易 （专科）　 福建师范大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88 基础英语 00091 国际商法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076 国际金融 00089 国际贸易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90 国际贸易实务（一） 00094 外贸函电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92 中国对外贸易 00093 国际技术贸易　 020116#　 金融管理（中英合作专业） （专科）　 福州大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203　 会计 （专科）　 集美大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57 管理会计（一）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46 中国税制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070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156 成本会计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20209　 旅游管理 （专科）　 福建师范大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6124 旅游文化学　 01792 旅游企业公共关系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959 旅游政策与法规　 020214#　 商务管理（中英合作专业） （专科）　 华侨大学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228　 物流管理 （专科）　 集美大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12 英语（一）

020265　 采购与供应管理 （专科）　 集美大学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361 物流数学　 05362 物流英语 05734 商业组织与过程　 05364 物流企业会计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5728 采购谈判与供应商选择　 020313　 销售管理 （专科）　 集美大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85 商品流通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54 管理学原理 10510 连锁与特许经营管理　 00177 消费心理学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319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 （专科）　 集美大学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2126 应用文写作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 高等数学（一）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853 广告学（二）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30202　 社会工作与管理 （专科）　 福州大学　 00272 社会工作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274 社会政策与法规 06095 社区服务　 00182 公共关系学 03350 社会研究方法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34 社会学概论 06096 社会传播学　 030301　 行政管理 （专科）　 福州大学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0163 管理心理学 00292 市政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107 现代管理学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03349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277 行政管理学 03350 社会研究方法 04729 大学语文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40 法学概论 00312 政治学概论　 040101　 学前教育 （专科）　 福建师范大学　 00384 学前心理学 00386 幼儿文学 00389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 00394 幼儿园课程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385 学前卫生学 00388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00413 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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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文化冲突/文化的规范性/主文化/犯罪亚文化

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是研讨犯罪与文化关系时不能逾越的一道理论屏障。随着犯罪文化学研究的深入，随着对中国本土犯罪问题和有关犯罪学理论的不断重视，我国学者已不满足将认识仍停留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塞林根据美国国情所提出的文化冲突理论上。为深入体察中国的犯罪问题，文化冲突理论需要进行合理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既需要继承原有理论的精华，也需要理性反思原有理论的分析限度，本文以文化规范性的视角结合当代中国犯罪实践和社会情势进行犯罪学与文化学的跨学科研究。

一、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及其分析限度

（一）塞林文化冲突论的内容与意义

文化冲突理论较早地受到了犯罪学家的青睐，尤其是美国学者塞林创立了解释移民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1939年，他在《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深入分析了移民犯罪的发生原因，并系统地提出了文化冲突理论。塞林主张，作为文明生长过程的一种副产品，社会中必然存在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是不同社会价值、利益、规范和文化准则的冲突。因而，文化冲突易造成个人行为规范的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文化冲突是犯罪发生的原因之一。

经过实证调查，塞林认为：“当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区域的规范移入另一区域或与另一文化区域的规范相接触时，文化冲突在所难免。”“文化冲突主要发生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当这些文化准则在毗连文化区域的边界接触、碰撞时；第二，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法律规范延伸到另一文化群体的领域时；第三，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迁移到另一文化群体中时。”“文化冲突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自然结果，社会变迁导致产生无数的社会群体，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生活情景都有自己的定义，对社会关系也各有各的解释，而对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却全然无知或每有误解。”[1](P129－136)

塞林结合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的特点，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分析美国移民犯罪的现状，解释为什么移民更容易实施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他认为移民犯罪常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第一，新旧文化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第二，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第三，从组织良好的同质社会迁移到无组织的异质社会。”[1](P151)塞林的研究一方面将文化冲突与犯罪问题联系起来，意味着犯罪的发生也受文化冲突的支配，标志着文化学的文化冲突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还可在犯罪学中获得新的阐释，并为今后的犯罪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塞林将文化冲突论与当时美国的社会转型和变迁相融合，使文化冲突论对现实犯罪问题的分析具有较强地解释能力，他的某些观点至今仍对当今的犯罪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可以说，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在犯罪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具有开拓先河的学术地位，从此学界对犯罪的文化分析不再仅是宏观意义上的泛泛之谈，开始注重对文化学基本理论与智识思想的汲取，开始注重对特定社会场景、结构和情势变更的体察与反思。

（二）塞林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

应该说，任何一种理论均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适用空间和效力范围，包治百病、无所不能的理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尽管具有诸多的积极意义，但在客观上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分析能力也存在一定的限度。

从社会背景上看，塞林的文化冲突论是建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转型与犯罪现状基础之上的，该理论适用于当时的美国社会，但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尽管当时美国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均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变迁和犯罪浪潮冲击，但由于历史、宗教、经济和政治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当时美国社会的犯罪情势、综合原因与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很大差异。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新教伦理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的矛盾；而中国当代文化冲突则包容了现代工业文化与传统农业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计划经济文化与市场经济文化等多元文化之间的分歧与争端。塞林的文化冲突论能够解释美国的移民犯罪，但却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犯罪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从犯罪类型上看，塞林的文化冲突论主要是针对美国移民犯罪而衍生出的理论模式，所以，该理论未必能够直接适用于其他犯罪类型的研究。在美国社会中，尽管移民犯罪比较严重，但这也仅是诸多犯罪类型中的一种。塞林的理论对移民犯罪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对犯罪、青少年犯罪、白领犯罪以及大量个别实施的传统型犯罪（如人身和财产型犯罪）的研究恐怕就难以胜任了。

基于前面的论述，我们对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应该说，为了开展中国犯罪的文化冲突研究，我们需要汲取塞林理论的精华，注重文化规范对犯罪产生的影响，沿着塞林所开创的道路走下去；但我们更应清醒认识塞林理论的分析限度，立足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现状，将塞林的理论中国化，从而逐渐发展出关照中国犯罪问题的文化冲突理论。

二、文化冲突论：中国化的场景与视角

有关中国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形成，需特别考察两个前提：其一，是对当代中国犯罪发生的基本社会场景进行分析；其二，是为文化冲突论选取适当的研究视角，毕竟“知识在本质上是视角性的”[2](P414)。这样研究场景和研究视角共同构成了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思维起点和知识基础。

（一）中国场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文化冲突发生于人类历史的转型时期，社会剧变孕育了它。对犯罪之文化冲突论形成背景的分析，离不开对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

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就是追求现代化。“现代化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方面的转变。”[3]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先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社会转型之路。社会转型是一个既熟悉又复杂的范畴，它能够导致社会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社会转型与社会常规时期相对应，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中断；社会转型也是人们实践活动方式的根本改变；社会转型还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变化；社会转型更是文化模式的变迁。”[4](P21－25)

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克所言：“现代化所伴随的是人类业已看到的巨大灾难……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举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5](P37)中国的现代化也存在错位现象，即传统文化因素瓦解速度很快，而现代文化形成的速度则相对迟缓，社会易形成各种制度真空和价值规范真空。

同时，从社会结构上看，我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逐渐嬗变为多元性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多元利益主体不断发育，市民社会不断成熟，横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农民工），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社会分层中的贫富分化开始加剧，不同阶层间的诉求出现冲突、利益形成对立。这样中国社会逐渐嬗变为由不同亚群体和社会阶层组成的多元社会。不同阶层、亚群体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主张，不同阶层、亚群体之间逐渐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亚文化。不同群体亚文化的冲突、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就蕴涵在由追求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所构成的当代中国场景中。可以说，离开这一中国场景，对中国犯罪的文化冲突分析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总而言之，在这种中国场景中，日渐多元的社会酝酿了大量的矛盾和混乱。这些混乱与矛盾在文化上造成了主文化的文化危机，催生了各种犯罪亚文化，形成了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冲突。中国场景决定了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在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是我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然代价。

（二）研究视角：文化的规范性

文化是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6](P19)文化具有规范性，能够影响、制约个人的人格和行为，文化规范性是社会内在的运行机理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本质。中国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将文化的特征分为四种，即规范特征、艺术特征、认知特征和器用特征。他认为：“一个文化系统中，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善或恶等等预规或应迫，就是规范特征。伦理和道德是规范特征的总汇。宗教有很强烈的规范层面。该种特征常透过社会控制，传统力量，奖励，惩罚，批评等等展布出来。与文化的其他特征相比，规范特征常为主宰特征。不同的文化之核心差别乃规范特征的不同。”[7](P59)受殷海光先生上述论证的启发，本文归纳与提炼出文化的规范性作为研讨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研究视角。

文化规范性是文化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规范性广泛存在于各种主文化、亚文化甚至是犯罪亚文化中。从根本上看，文化的规范性主要体现为主文化所要求的文化规范，文化的规范性发挥作用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这种社会控制拥有法律、道德、宗教、习俗等广泛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文化规范性出发，不同文化间存在冲突的根源在于：每一种特定文化均对特定群体具有规范性，规范性要求人和社会遵从特定文化所要求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在转型的多元社会中，一方面，传统的主文化从总体上已开始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并逐渐失去效力、走向瓦解；但传统主文化的某些习俗、观念、行为规范、价值规范依然存在，并发挥指导生活、规范行为的部分效力。而新的主文化仍然在形成之中，新的主文化中的习俗、观念、行为规范、价值规范并未确立起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转型社会中的人们不断地受新旧两种文化的规范、影响与控制，人们突然发现自身不知所措，社会出现了主文化的认同危机。另一方面，不同亚群体受不同亚文化的影响，犯罪亚群体受亚文化极端表现形式——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同时本身并不确定和稳固的主文化还要普遍地指引人们的行为，这样，在特定群体中出现了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和对抗，冲突的实质是不同文化规范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中，从文化规范性的视角来看，文化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三、文化冲突：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对立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开始重视、检讨和反思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的适用及与中国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并开展了反对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概念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8](P211)。将国外文化冲突理论中国化，就符合中国学术的这一发展趋势，并有助于构筑专属于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文化冲突论的理想图景。在我国，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主文化的文化危机

文化冲突始于文化的危机，文化危机是文化冲突的第一个环节。所谓文化危机，是指文化遇到巨大的挑战，人的存在受到威胁，主体的文化认同发生动摇，致使现有的文化不再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引发人们对该文化的怀疑。[4](P125)在一般意义上，一个社会的文化危机主要指该社会主文化的文化危机。当代中国的主文化是国家和主流社会所信奉的一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衍生的生活方式，它是一个复合、多元、变动的体系。因此，想准确界定其本质含义颇为困难，本文仅指出它包含的大致内容。我国主文化包括现行的主文化和曾经的主文化。现行的主文化包括新中国建立后提倡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曾经的主文化是指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所形成的文化。①追求现代化和实现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代价就是主文化面临深刻危机，我国主文化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已不能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文化正处于形成与完善阶段；而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一套文化和价值观念仍然对个人和社会发挥着现实的影响。

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已终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一套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该种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心高度政治化、道德化。习惯于从政治和道德角度看问题，搞泛政治化。二是价值主体的单一化和价值运行机制的单向化。国家是全社会计划的决策者和代表者，是社会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主体。”[9]而体现上述文化特征的政策和措施在实践中还时有发生，这个曾经的主文化依然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由于社会主义文化正处于完善之中，传统文化快速瓦解和计划经济时代的主文化未得到彻底清除，所以中国现行的主文化还未完全成熟。

其次，由于现行主文化尚未完全成熟，受西方文化的强烈挑战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主文化的文化规范性不断减弱，个人与社会对主文化的文化认同感在降低。

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十分广泛的情况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先发性，决定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有优势，除在经济、科技领域需要向西方学习外，在思想和理念方面我国也仍需借鉴其有益成果，如法治精神就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舶来品。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必须在政治等领域保留自身的特色，而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糟粕须值得我们警惕。在社会转型中，西方文化的各种因素全面涌入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并对我国本土文化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我国主文化还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西方文化的冲击势必影响、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激进思潮。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的不合理因素对我国构成了污染和侵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也对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形成了挤压之势。于是，我国现行主文化的文化规范性遭到削弱，个人和社会对主文化的认同感受到影响。

最后，由于社会转型期主文化的不完善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在文化层面出现了主文化的真空与文化认同的混乱。

为了满足新的需要，人们功利地抛弃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全面退却。传统文化的瓦解速度是空前的，而与传统文化过于迅速的瓦解相比，其他主文化的成熟不能一蹴而就，这往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样，在主文化中制约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出现了真空地带。主文化的真空意味着在文化认同上混乱的出现。各种西方文化、封建文化、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左”的文化迅速占据了主文化遗留下的真空地带，造成了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混乱。于是，人们要么漠视各种规范、要么在生活压力下止步不前；人们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文化选择，但更有可能接受不良文化的指导，实施社会越轨行为。文化认同混乱的出现看似是由于道德失控与教化不力造成的，但实际上源于主文化的不完善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更源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开展。在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化为诸多阶层，贫富分化凸现出来，转型的不平衡导致现代化大多停留于城市之中，并形成现代化的孤岛，城乡间差距由此拉大。这强化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致使社会趋于多元化和各阶层之间出现断裂，致使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形成，导致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城市与农村分享迥然有别的生存方式，并加剧了主文化的危机。

（二）犯罪亚文化的滋生

人是文化的创造物，也是文化的拥有者和创造者。犯罪亚文化是犯罪亚群体所拥有的生存方式。在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犯罪亚文化影响特定犯罪亚群体，对犯罪亚群体的分析有助于透视犯罪亚文化的滋生和蔓延。犯罪亚文化构成了犯罪滋生的温床。亚群体与犯罪亚群体的嬗变将导致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嬗变；而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一旦形成又对亚群体与犯罪亚群体产生影响和制约。

经过多年的社会转型，中国已由计划经济变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僵化的社会结构发展为流动性与活力较强的社会结构，由封闭的社会变化为开明、开放的社会，由同质性超强的一元社会发展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多元、多样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广泛形成，并开始发挥着指引内部成员的作用；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开始逐步收缩，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自由、自治成为趋势。于是，萌发、孕育亚文化的社会条件成熟了。一时间亚文化散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如企业亚文化、大学生群体的校园亚文化、青少年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官员群体的官场亚文化、商业亚文化、监狱亚文化、民族民俗亚文化、农民工群体的农民工亚文化等。

犯罪亚文化是亚文化的极端表现形式，是对主文化的违背和反动。改革开放以来，犯罪亚群体拥有的犯罪亚文化开始在我国滋生与蔓延。具体说来，犯罪亚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犯罪亚文化与亚文化一样均来源于主文化，它们并不是与主文化完全隔绝的孤立部分，犯罪亚文化至少包含主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

亚文化、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如同树叶、树枝和树干的关系一样，只有树干的光秃秃的树木缺乏生机和活力，树木需要树叶和树枝的点缀；但任何树枝和树叶都源于树干、离不开树干所运送养料的支撑；同时，树枝和树叶也不能过分旁溢斜出、妨碍树木整体的健康发展，对影响树木整体成长的树枝和树叶，只能对其施以合理的修剪。因此，我国犯罪亚文化是随社会转型从主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分支和余脉。虽然犯罪亚文化是对主文化的违背和反动，但犯罪亚文化也不是反对主文化的每一方面，而仅反对主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和部分规范。如在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中，青少年人可能会反对主文化所认可的权威（如家长、老师），反对主流教育方式对自身束缚；但他们决不会全盘否定主流社会的一切，他们不会反感对财富与成功的追求，尽管他们可能采取犯罪的方式来获得成功，其实他们更渴望通过努力获得主流社会认可。

其次，与主文化不同，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仅通行于各个社会阶层和亚群体中；与一般意义的亚文化不同，犯罪亚文化的显著特色在于其拥有不良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包含某些意识。

与主文化广泛流通于主流社会相比，亚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仅在特定群体内适用，这是构成特定亚群体的显著标志。犯罪亚文化专属于犯罪亚群体和潜在犯罪人，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些犯罪亚群体既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犯罪组织等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包括一般的犯罪团伙和违法人群（群体、吸毒群体），还包括非组织性的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如农民工犯罪中的农民工），等等。

犯罪亚文化为犯罪亚群体成员提供在意识基础上缔结成的身份认同。作为犯罪亚群体的精神基础，意识“是指犯罪人通过犯罪而暴露和宣泄的根本对立于社会的精神现象的综合体，主要包括悖逆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主导文化的病态抗拒心理和犯罪亚群体的‘同类意识’三要素。”[10](P240－241)作为犯罪人之犯罪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意识能对犯罪亚文化成员的行为方式、身份认同、人格与思想产生影响，能催生犯罪的发生与蔓延。在意识推动下，犯罪亚群体成员在共同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一致的行为规范、价值规范、语言符号系统和亚群体专有的禁忌和仪式。这些犯罪亚文化因素构成了犯罪亚群体成员区分我们与你们、我们与政府的根本标准，是犯罪亚群体成员的身份标志，并促成了犯罪亚群体内部的稳定和身份认同。因此，犯罪亚文化能以意识整合犯罪亚群体，影响内部成员的人格、思想和行为，促使群体成员遵循犯罪亚文化而实施犯罪。

最后，主文化的文化危机为犯罪亚文化的沉渣泛起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则为犯罪亚群体的滋生提供了现实条件。

犯罪亚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极端的亚文化形态，两者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在特定区域、群体中，犯罪亚文化的兴起往往意味着主文化的失效或部分失效；主文化在法律、道德、习俗、宗教等方面的充分体现和渗透将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对犯罪行为的控制。主文化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规范层面的真空、混乱，这为犯罪亚文化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封建文化、暴力文化、色情文化、享乐文化、官本位文化等各种影响犯罪发生的不良文化因素，囿于上述不良文化因素的影响，犯罪亚文化的形成条件由此成熟。同时，社会分层、分化导致与主流社会相对应的亚群体陆续出现，主流社会信奉主文化，亚群体往往信奉亚文化甚至犯罪亚文化。信奉犯罪亚文化的群体主要由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团伙、各种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构成的社会底层群体等社会群体组成。各种犯罪亚群体是犯罪亚文化的现实载体。

（三）文化冲突的本质

在中国场景中，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表现为犯罪亚文化通过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违背、破坏主文化及其所要求的社会秩序，主文化通过法律等手段否定、制裁由犯罪亚文化催生的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因此，犯罪是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文化冲突的产物。这种文化冲突的本质属性在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具有附随效应，该种文化冲突附随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进程，并构成人类整体文化冲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最为根本的文化冲突是文化学中的文化冲突，即人类社会宏观层面新旧文化模式的更替，在我国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催生了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文化转型。在犯罪学中，文化冲突嬗变为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并继承了文化学文化冲突的普遍性、持续性、内在性、间接性、客观性、全面性等特性。所以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也可称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不能脱离一般意义文化冲突的影响，而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是基于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对抗和矛盾；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强调通过文化转型使新的文化模式获得完善和成熟，进而催生社会的主文化，而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重视对主文化的维护和弘扬；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关注文化对人和社会的规范作用，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也注重犯罪亚文化和主文化对个人、社会的规范。故此，没有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就没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没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也就没有犯罪学中的文化冲突；犯罪学的文化冲突是人类一般意义的文化冲突在犯罪学中的具体体现，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一种附随产品。

其次，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发生于主流社会与犯罪亚群体之间，并直接表现为价值观念、心理及人格的对立，间接表现为犯罪与犯罪治理的博弈；该种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对立。

文化冲突不仅表现为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对立，还表现为主流社会和犯罪亚群体的矛盾；但在根本上，持主文化的主流社会和持犯罪亚文化的犯罪亚群体的矛盾和对立还是关于人之思想和行为的冲突。

最后，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由综合因素促成，在特定阶段人类无法将其彻底消灭；人类理性的态度是在促进社会整体和谐发展和完善日常性社会治理的前提下，维护主文化的权威和稳定。

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代价，只要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等因素长期存在，那么这种文化冲突就会长期影响犯罪问题。囿于冲突的长期性，文化冲突是无法通过人为手段加以消灭的。对待文化冲突的策略主要应放到对其的合理控制上来。其实，犯罪亚文化的存在也并不仅意味着混乱和威胁，亚文化存在的本身就是主文化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标志，主文化的长期稳定易形成僵化、迟滞的局面，所以主文化在应对犯罪亚文化冲击的过程中，需不断反省自身、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在与犯罪亚文化的互动中求得发展与创新。

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既是相对的又是互动的，没有亚文化就不存在所谓的主文化，没有主文化也无法界定犯罪亚文化。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不断完善，某种犯罪亚文化的文化规范性会随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瓦解而自然地减弱和瓦解。但犯罪亚文化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因为造成犯罪亚文化的深层社会因素在某种犯罪亚文化源泉干涸的同时，马上又开辟了新的源泉和新的犯罪亚文化。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就是犯罪亚文化以及文化冲突存在的深层社会因素。为维护主文化及其所维系的社会秩序，必须通过日常性治理措施和策略合理地控制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将犯罪亚文化和文化冲突作为我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在日常性治理、法律制度及社会控制的框架下应对文化冲突。

四、余论：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

与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存在特定理论限度一样，本文所论述的犯罪之文化冲突论也同样存在分析限度。只有明确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分析限度，才能有的放矢的应用该理论研讨犯罪问题，发挥该理论的最大效益。

犯罪的文化冲突论属于针对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场景而发展出的理论模式，该理论主要研讨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对立和矛盾。故此，在社会类型上，该理论适宜分析主文化与亚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的转型社会的犯罪状况，如当代中国社会；但对分析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的犯罪状况却明显不适宜，如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的犯罪问题就缺乏解释力。在犯罪类型上，该理论对分析处于各种犯罪亚文化影响下的犯罪亚群体所实施的犯罪现象是适宜的，如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农民工犯罪、职务犯罪、白领犯罪等；但对较少或不受亚文化影响的群体或个体所实施的犯罪显然是不适宜的，如偶发性犯罪、激情性犯罪、精神病人犯罪等。在犯罪学体系中，文化冲突属于犯罪原因范畴，是犯罪综合性原因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冲突出发，有助于解释、分析特定类型犯罪的形成原因。根据社会类型、犯罪类型和学术体系方面的限定，本文所强调的犯罪之文化冲突论主要适用于分析转型社会中犯罪亚群体所实施的特定类型犯罪，并侧重于对上述类型犯罪进行原因性探究。

总之，在中国场景中，影响犯罪的文化冲突是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的对立与矛盾。文化的规范性能扩展为犯罪亚文化的规范性和主文化的规范性，引申为对具体犯罪的规范性和对具体犯罪人、潜在犯罪人的规范性。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文化冲突蕴涵在不同文化以其规范性影响和制约个人、群体并相互竞争和互动的过程中。这种犯罪的文化冲突论能够合理地呼应中国当代主流社会与各种亚群体并立的社会结构，能够揭示影响中国犯罪状况和犯罪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而形成一种分析中国犯罪问题的有力工具。

注释：

①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传统文化的精华记载着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这均属于主文化。实行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文化作为存在了三十几年的文化形态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文化作为一种习惯一旦形成就会保持其稳定性和惯性，消除计划经济文化的不良影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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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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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篇10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 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 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 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 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郁建兴 ，《 哲学研究》 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 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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