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文化论文十篇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1

我们中国目前从经济也好，从文化也好，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1911年满清王朝是一个起点，而现在，是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刻，还没到终点。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呢，现在社会出现很多现象，经济是很繁荣，社会发展是很快，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同时，大量反常的社会现象、人文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比如说，十几岁的小孩，为了上网，为了玩游戏，为了几十块钱，把家里的老人杀了；还有一个人，把孩子压死了，逃跑时把孩子拖了两公里，类似这种很多反道德、反人伦的事情，层出不穷。社会霉点在不断地扩大、漫延。

经济在增长，文明却在堕落，是因为中国缺文化、缺宗教吗？还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薄弱了？还是中国人缺了什么？在我看来，是中国自1917年以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给剪断了。鉴于此等严重势态，我们应从未来的接班人抓起，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1 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必要性

经典的熏陶感化，能深入到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能培养一个人优雅的性情和敦厚的性格！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莫过于经、史、子、集，其中蕴涵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俗等中国文化。优秀的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这对于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 青少年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2.1 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化瑰宝，就是现在的人，也未见的能够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传承的精神财富。比如孟子说，当一个国家不仁义的时候，持有正义的一国就可以高举正义之旗，前去讨伐，这一论点同现在国际上那种“人权高于”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再比如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来入侵时所积淀出的精忠报国精神，与现在提倡的荣辱观也有一脉相承之处。

但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特别是农耕文明和官僚文化，重农轻商，过分仰仗仕官阶层，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商业文化，缺乏产权意识和诚信意识。因此，我们教育青少年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时，应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并在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2.2 以经典诵读为先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因此，千百年来尽管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千锤百炼，但传统美德依然流传至今，并散发着无人能及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样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打造了国人“忠勤，仁义，厚德，睿智 ”的优秀品质。为了更好地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学校要校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分别布置经典诵读内容。从低年级的《论语》、《三字经》，到中年级的《千字文》、《唐诗》到高年级的《宋词》、《名人名言》。要求学生每天利用晨读时间，饱览古今传统经典，理解内容，注重理论实践结合，阐述表达现实意义。从“学而知”入手，逐步达到“知而行”，从而完成“行更知”的德育途径。

2.3 以校园环境建设为导向，学校不仅要在理论上给学生提供各多更好的教材及图书，同时，也要注重校园环境的建设及传统氛围的营造。结合班级的特色，把学生的日常行为与传统美德的学习结合起来，有批评，有表扬，有反省，有鼓励，有悔悟，有希望，真正实现了传统美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2

[论文摘要]服饰作为文化的产物，只有以古老中国的为设计源泉，创作出凝结着中华民族神韵和精神风采的现代服装，才能推动辉煌灿烂的中国服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现代时尚的殿堂，只有让世界从我们民族的当代服饰中看到更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民族服饰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的。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我国的文化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出色运用，向国内专注于服装设计的人们提出新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如何选择、如何继承、如何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要既不失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生活品味，这是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话题。

一、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我国的悠久，传统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每个时代都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各地方各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宗教文化。剪纸、绘画、书法、、、戏曲、工艺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众多设计师们创作的灵感源泉。

服装文化的发展决定着服装的技术、服饰趋向等发展变化。古希腊风格、古埃及风格、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在现代服装大师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我们看到的服装设计作品中更多的是差异：而这种在服装作品中的差异，往往成为服装作品的生命力。服装，归根结底是通过艺术、思想和科学共同合成的。一个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服装设计人员，就不叮能有什么优秀的创意作品：

我是从事教学作的，我认为往教学过程中应该计学生学习了，解传统文化艺术的思想，特别是要领会中国传统的思想以及意境美、形式美。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学生，明天的服装设计师的未来创作活动，打下坚定的创造基础。认真研究、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悠久而又丰厚的文化知识宝库，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吸收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精华，对学习服装设计的学生来说大有益处。通过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使学生的视野拓宽了，设计构思更丰富了，审美观念也提高了，对民族文化有了良好的认知，才能创造出源于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时尚服饰作品，并在作品中，体现出本民族的独特风格、风土人情及人文情怀，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带有中国韵味的服装，也能让世人更好的去了解围。

二、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的成功在于有根，而我们的创作之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中国五千年的义化沉淀了很多优秀哲人的思想，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思想，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形式：五千年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众多的表现形式，很多元素可以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诠释，用现代的，去解读以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多元传统文化将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灵魂。不管承认与否，我国传统多元文化与历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和创作观

当我们追溯传统文化的渊源，民族服饰的特色，去解释当前的服饰现象和当代的服饰风格时，可以看到，现代服饰并不是所处时代仅有的和自发的创造，而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传统文化的延伸一服饰没计的艺术表现力需要丰富的文化内涵来支撑，没有文化积淀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浅薄的。因此，传统文化至善、至真、至美的文化内涵，是现代服饰设计中的灵魂文化，传统文化深厚的艺术美感，是现代服饰设计创作的灵感与激情源泉：

在民族化设计巾所表现的不应只是表面文章，这样做必然要受到化生产和审美观念的制约。民族化存各时代所共有的超时代性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继承传统不是复古，而是继承前人的艺术创新精神，继承传统的正确态度是不断地丰富它，不断地推陈出新，使传统与现代融合，从而创造出有个性的新风格服装在学习借鉴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模仿某一个民族传统的服饰，照搬图案或修改传统的款式使之成为具有民族性的服装，而是应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民族性的灵魂和精神。时代改变了，服装设计的语言也要与时俱时。服装设计必须立足于当代人的审美要求和穿着习惯，这就要求设计师能够敏锐地捕捉时尚热点。并将其巧妙地揉入自己的设计风格中，服装设计不再是简单的款式照搬，而应体现为人们对时尚生活方式的理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设计。

三、在继承中发展中华文化

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服装设计中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在服装设计表现手法上适当运朋当代服饰设计艺术新设汁理念与设计手法，通过现代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将服装的造型、色彩、面料与现代时尚潮流完美结合，来诠释民族性的服装设计，也就是说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借鉴、继承、改良、发展并赋予它新的形式、新的变化，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服装风格，所以深刻了解巾华民族这个千年古老文明国度的深厚传统文化艺术底蕴，并将它与现代意识巧妙结合，是我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的，也是每一个设计师都不可忽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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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传统上进行改良

创立中周风格的服装，不是一味钻研服饰，而弃世界流行大趋势于不颐，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文化在的进程中，总是交织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如今全球化风潮扑面而来时，创造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服装，应该是在世界性、时代性这个前提下，立足于中国风格，即“世界之精神，中国之本质”。中西服装文化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二者并不是格格不入，相反进行一定的吸收和借鉴能够增强服装的生命力和时代感。

借鉴，是对传统素材的再认识、再创造，包括文化内涵的改变与表现形式的转换；而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设计者必须把激发创作灵感的原型因素转化为切身的心灵感受，分析、归纳原型因素的主要特征并加以提炼，然后以一种明确的、恰当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旗袍，本是中国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方形大袍，开始的造型并没有显示出女性的性感特征，也没有体现女性的形象美。辛亥革命后，旗袍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特点，使旗袍的款式造型和裁剪制作方法得到改进，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人旗袍之巾，花样不断翻新。改良后的旗袍变得收紧腰身，缩短长度、提高开衩，甚至出现低领无袖的造型，由卡住整个颈项的高领逐渐改变，直到取消领子时还未休止．义把领子开低，使美丽的颈部和颈饰完全显露出来，进而再把肩部变为吊带，充分展示人体的曲线美．这种中两合擘的服装款式既是借鉴西方服饰文化传统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提取传统文化中元素进行创造

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与艺术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为现代时装设计乃至其他众多艺术、设计领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设计素材。具有中国元素的传统文明产物数不胜数：艳丽的唐三彩、灵秀的水墨、素雅的青花甚至亭台园林、坊间乡趣都可以激发设计的灵感。例如，“天意·粱子”的主题“濡”中．借鉴中国书法艺术中纤毫、墨水和宣纸之间的轻灵接触，一气呵成、体现出纤浓适度的形式美和神韵美。这样的元素符号运用不仅仅是视觉设计，也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

作为艺术文化的精华，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传统服饰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获得各种时期的蛴形、配色、材质、图案以及精致绝伦的传统工艺。闪的巾式面料，艳丽的民族色彩，传统的凤凰、牡丹、祥龙等中国吉祥图案，精致的刺绣、滚边、盘扣，这些最具民族特色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地被设汁师们运用在时装设计中，成为表现中国风情的重要手段：对于传统图案可以较自由地运用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形元素进行新的没计重组，达到一种独特的效果。例如香港设汁师张天爱，在她的设计中起用了典鲜艳的晚清时期龙案苏绣，这种元素与前卫极端的西方妆扮相融合，另类的诉说着现代生活对传统东方情调的怀念。在这个设汁中，龙纹仅仅是龙纹，不具有象征意味，不代表九五之尊，它只是图案。在运用元素时，必须从整体考虑，服装的造型、、色彩、图案、细节、饰品以及人体形态、化妆都要在一种格调下统一起来。要结合现代人的情趣，推陈出新，把传统与现代融合，创造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需求的服装

结语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室内设计；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1传统文化与当代室内设计的必然联系

尽管设计领域对“传统文化”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但是其定义一直比较模糊。所谓的传统文化是指通过历史沉淀与承传保留下来的文化综合体，其包括知识、风俗、思想、道德、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多个层次，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复合体。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沉淀、传承机制，使其得以在时间长河中得以延续，使得社会内在精神特征得以保存与实现。对当代室内设计而言，传统文化是其发展基石，室内设计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无论哪种设计风格均会体现出特定的精神与文化心理结构，均是基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来实现，所以其也是不同价值观与审美观的体现。并且无论哪个时代的设计均与其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设计的母体正是文化，是人们参照历史与传统进行存在印象的加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历史的设计即设计的历史。

2当代室内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

在当代室内设计中，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首先，自然观。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因此中国人的骨子里就对自然充满了崇敬、依恋的情结，而在室内设计中自然观的体现也处处可见：内外环境与空间的关联，比如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其设计格局对外封闭、对内开敞，而庭院连接四周的廊、厅、室、堂。室内经常引入自然景物，在有限的景物中寓无限意境；而门窗除了俱备采光、通风的基本功能外，还具备“借景”的作用。此外，中国传统室内设计对“宛若天成”的理念极为推崇，设计风格朴实、知然，所用材料也多选择自然纹理和本色。其次，伦理观。儒家思想对中国伦理观的影响十分重要，而作为重要的生活环境，传统观念对室内设计装修的影响也处处可见，比如室间范围、结构形式、斗拱形制等均体现出严格的等级界限，甚至色彩应用也有严格规定，比如黄色只能用于帝王之家。并且设计过程体现出明确的秩序感，布局严整，一些主要空间与家具通常位于轴线之上，突出轴线的中心作用。再次，人文意识。传统中国文化中重道德、注入伦、敦教化是人文意识的集中体现，其最高标准则是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这种人文意识通过室内设计体现出来，或多或少均体现出一定的教化意义，比如文房四宝、壁画、书画、铜镜、楹联、匾额等，特别是匾额与楹联，不仅起到供人观赏的作用，而且其中的内容还有警世、自勉、点题的作用。最后，审美习惯。一直以来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均体现出完整性、含蓄性、情节性的特点，其在室内设计中的体现也处处可见。比如空间组合大多形成序列，不规则形状应用很少；空间分隔利用虚拟手法表现出“隔而不断”的特点；装饰图案多有寓意，并且很多建筑的开间数、踏步数也遵循文化习惯而崇尚“阳数”。设计过程中要基于大环境对这些因素进行全面考虑，体现出室内设计的节奏感与秩序感。

3室内设计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1）应用传统符号。中国传统符号包括图案与纹样，体现出传统的象征内涵与比喻意义；古代图腾纹饰与传统宗教纹饰符号等。在室内装饰中对这些传统符号加以合理应用，可以打造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意境的室内环境。应用传统符号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首先进行抽象简约处理，利用艺术加工提炼与抽象简化对传统形式的整体或局部进行处理，注意传统之形可失而传统之韵不可失，以现代设计功能与技术为基础，融入中国传统的儒、道、禅文化。其次进行符号拼贴，针对一些传统构件进行抽象、裂解、变形，使其转变为独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拼贴应用于室内装饰中，完成新与旧、今与古、现代与传统的联系。最后，进行移植与嫁接，将儒、道、禅的文化移植到室内设计理念中，展现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

（2）传统空间分隔形式的应用。典型的中式空间对“隔断”设计非常讲究，隔断主要起到指示、过渡、提醒的作用，因此追求“隔而不断”。在空间分隔设计中采用虚拟分隔，利用碧纱橱、落地罩、屏风、博古架等传统装饰品取得“似隔非隔、似断非断”的效果。现代空间中利用这些传统的分隔形式不仅可以装饰空间，而且具备丰富空间、分隔空间的功能。在中国传统设计中莲花、梅花、竹子等自然图案的应用十分普遍，而当代室内设计更有将小桥流水、参天大树、人工瀑布等室外景观引入室内的做法，使得整个空间环境表现出浓郁的闲情逸致，置身其中既能陶冶情操，又能进行室内分隔。

（3）传统装饰图案在室内界面中的应用。中国传统室内设计运用了丰富的、富于变化的装饰纹样，而基于整体装饰布局而言，这些装饰仅应用于比较重要的局部，比如室内门窗、梁枋、家具、陈设等均是装饰重点，其他大面积的背景则崇尚简洁，比如大面积的素墙。但众多装饰均在大面积的背景中融于一体，因此整个设计看上去尽管装饰繁多，却不显累赘。同样，当代室内设计也可以借鉴传统设计中的布局形式，通过大面积、大块状的造型语言营造一个拔地而起、简洁有力的造型感，创造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而在平静规正的立面构图上则可以采用传统的纹样装饰，比如万字纹、十字纹、冰裂纹等，通过“动静”的节奏对比唤起人们对传统风格的记忆与认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4）传统家具陈设与室内环境的融合。当代室内环境设计更加侧重于装饰的作用，而不是一味地通过装修来提升环境品质，人们越来越重视室内家具及陈设品的作用。现在市场上的家具种类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家具市场如何风云变幻，传统样式家具总能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人们对传统的怀念与传承。传统家具与传统建筑很自然就能够融为一体，当代室内设计中，室内界面几何纹样、传统花窗、门楣梁枋的应用随处可见，摆设敦厚古拙、淳朴厚重的传统家具恰好与之相呼应，使得整个设计格调显示出厚重之感，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当然，也可以采用变异的家具设计造型，使之更加适应现代化的局住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变异的家具同样吸取了传统家具的造型元素与文化符号，只是在家具设计中采用了现代的人体工学理论，再结合板式家具、实木家具的现代生产工艺，不仅使得现代家具保持传统家具幽雅清秀的艺术效果，而且兼具现代家具简约的风格与实用的功能。参考文献：

[1] 马建华.中国传统纹样与现代室内装饰设计[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4445.

[2] 王莉.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思想在室内景观中的运用[J].盐城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2）：2930.

[3] 李瑞君.室内设计创作思想中的地区主义[J].室内设计与装修，2012（6）：10.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继承；现状；方式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意义

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对历史精华的再吸收，有利于今天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其根植的文化土壤，那么其发展也会因为缺乏历史积淀而缺少根基，所以说，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传统，而今天的传统文化发展，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择其有用而用之。而通过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孔孟文化，还是治国理政之道，其中都有对今天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影响的内容，比如今天提倡的“和谐”，就是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提取的。所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对历史精华的再吸收，有利于今天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意义所在。其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对历史的尊用，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证。一个不尊重自己文化的国家，是很难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的，特别是对于我国而言，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小到对人的规制，大到对国家管理的惊醒，这些内容千百年来不断影响着中国人，所以这就更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尊重，这样才能让优秀文化传承，并用中国文化影响世界。所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对历史的尊用，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证，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意义之一。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现状

我国始终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所以说，在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宣传逐渐增多，比如在今天，我们经常可以通过电视上的公益广告看到对传统文化的宣传，从“小鸭子的故事”讲述孝顺和言传身教等家庭美德，到“添一双筷子”讲述中国睦邻友好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途径越来越多，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有重要帮助，只有了解，才可能继承，所以说，这是传统文化继承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走向世界，我们知道，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最主要的就是要让传统文化的影响范围更大，所以说，我国传统文化能够走向世界，是其继承的最佳方式，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甚至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看到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也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承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上面我们提到，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在不断增多，同时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但是目前在很多年轻人的认知里，对传统文化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很多年轻人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落伍”，对传统文化学习不够，这些都直接造成了我国很多优秀传统文化的丧失。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方式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仍然任重道远，仍需要更多人的努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方式，主要有：第一，通过多种途径将传统文化植入国人心里，比如可以借助新媒体，包括微信、微博的形式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第二，引导国人践行传统文化，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要让文化从理论到实践，指导社会活动，可以组织更多人参与到传统文化践行中，在实践中传承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新建．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J］．山西高等学校学报，2004（16）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5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应注重其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中国传统哲学自身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努力捍卫和继承传统文化资源,反对割裂文化传统,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另一方面要立足当代,重新审视传统哲学的价值系统,用开放的眼光,吸纳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化资源,给予传统文化当代意识的批判。

一、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转变之回顾

上个世纪里,中国文化变迁走的是一条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道路。这期间有过新儒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有过文化守旧、改良、革命三种主张并存的历史时期,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新旧交锋、文化嬗变的复杂图景。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气候与学术氛围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笔者把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历史时期划分为建国前、建国后30年(1949年-1978年)与改革开放后20年(1979年-2000年)三个阶段。

(一)20世纪前半叶,在民族存亡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更多地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民族精神的发掘与批判史研究范式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从此之后,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学术界既要发扬光大启蒙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精神,又要不断反思与超越功利主义的现性与价值观念;既要抵制西方殖民入侵与文化霸权,又要学习与借鉴西方文化的理论成果与分析方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呈现出了既要回归历史深处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又要结合先进的西方哲学理论与方法进行自我批判的研究范式。这个时期的新儒家们主张中国哲学史是一部民族精神的继承史,是应该“接着讲”下去的;而包括一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激进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哲学史是一部革命的历史,应当以批判传统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意识为目标。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他们共同致力于民族精神的挖掘与重构、弘扬与超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是最早的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著作。胡适在该著作中非常重视方法论的运用,他主张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和模式建构中国哲学史体系。他认为哲学史就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的发展史,“哲学史的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哲学史是“循序渐进的思想发展史。而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写作的时间更早。虽然现在看来,该著作存在内容单薄、研究方法陈旧的问题,但它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具有开拓之功。

这个阶段最典型的研究成果是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这是他“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的结果。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民族的兴亡和历史的变化,给予他许多启示和激发”。他先后写成了《新理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新事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新世训》(上海,开明书店,1940)、《新原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新原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新知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这六部书形成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正如他所说:“‘新理学’是‘接着’道学讲的。”。这套著作表明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在传统研究模式上的方法论突破,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开始。

这个时期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主要著作还有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北平,私立中国大学讲义,1943)。他在该书中以问题为纲,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等几部分,侧重梳理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与范畴,考察其历史演变规律。这部专著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撰写体系,具有开拓之功。另外,还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36)、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局,1987)、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重庆,文风书店,1944)、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重庆,胜利出版公司,1947)、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批判》(上海,作家书屋,1949。当时署名杜守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55年10月重印时,书名改为《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署名杜国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重庆,群益出版社,1945)、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成都,路明书店,1949)等等。

回观这一阶段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无论是代表着广大人民心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们,还是代表着现代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新儒家们,他们均致力于对传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批判,或者对现代西方文化理论成果进行大量引进,或者对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和内涵做现代性的改造。他们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忧患意识,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力争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作出贡献,这个时期的传统哲学研究也都深刻地体现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张扬。但是,由于传统研究方式的影响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个阶段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例如,有些著作在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上还不是很明确,有些研究模式延续的仍然是旧有的学术史、经学史的理路,还有一些研究存在着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思路相互杂糅的情况。

(二)建国后30年,大陆地区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从民族精神史研究范式转向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的学术界由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于被奴役、被殖民化的历史过渡到学术与思想统一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年代;学术研究由五四时期一批知识精英鼓吹的新文化口号转向了建设年代一整套的富国强兵的军事政治权力话语;这个时期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不再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甚至丧失了自由与多样化发展的现实条件。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目的还是民族精神的重塑与发扬,但是不再以独立的学术研究与探讨的形式呈现,而是借助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极左方式来达到民族精神的统一与彰显。此时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也由一个从思想与学术被统一到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史向学术研究消融于政治运动的思想史研究范式转变的过程(海外新儒家主要还是以学术探讨为主,这里主要指大陆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

由于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盘“苏化”和“唯政治思维”ⅲ的影响,学者们采用“苏联模式”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这导致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歪曲事实、单调乏味,甚至发生了不少荒诞滑稽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50年代后期提出的“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刚开始对不同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后来上升为政治批判,以阶级斗争的思路诠释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体系被奉为教条,一些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成了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变质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之争,致使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但是,由于很多富有责任感的学者的努力和抗争,这个时期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无论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还是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方面,仍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例如,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成果,它是建国后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他们把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将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融合为一,对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主要人物做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这个时期影响较大的还有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该著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注重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之间关系的考察,重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研究。

建国后冯友兰被当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这期问,他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6月出版)。同时他还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奠本文由收集整理基之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此外,还有熊十力的《原儒》(上、下)(上海,龙门书局,1956)、《体用论》(上海,龙门书局,1958)、《明心篇》(上海,龙门书局,1959)三部著作,吕潋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再版了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等等。在这个时期里还召开了多次激烈的学术研讨会。例如: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关于《周易》的讨论,关于孔子思想、老子思想、庄子思想、董仲舒思想的讨论,等等。

同大陆高度封闭的状态相似,台湾也渡过了一个短暂的思想消融于政治的高压时代。由于较早地实行了对外开放,特别是“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崛起,给港台新儒家们提供了将传统的民族文化资源与现代化的经济生活相结合的时代机缘。这个早年在大陆兴起的新儒家哲学又一次在这里焕发了生机,并成功地实现了从原有的基本认同现性价值观念的民族主义形而上学话语,向作为直接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思想理念与精神动力的现代文化哲学的转变。他们在现代语境中重新阐释儒学,力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构建道德的形上学,逻辑地展开诸多哲学之思,使传统的价值观念获得了现代解释学意义上的新生。他们对终极关怀的关注,对道德理想的追寻,对人文精神的张扬,无疑为应对在实用理性主导下出现的意义缺失、人的物化等种种精神危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例如,牟宗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唐君毅的六大本《中国哲学原论》,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三卷)、《中国思想史论集》等著作,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三)20世纪后20年,随着政治干预传统哲学研究局面的逐步突破,大陆地区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从政治思想史的范式转向了纯粹哲学史的范式

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促使了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革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哲学研究逐渐与政治宣传语言系统脱钩。从一种神圣的政治理想宣言转变为切入世俗生活现实的大众传播话语;从近代的民族主义形而上学和革命理想主义模式转向了现代意识的日常生活批判;从一种高度关注民族与人类整体自由解放事业的革命话语与宏伟集体叙事,逐步转变为深切关注现代人类整体、群体、个体日常具体生存问题,深层反省现代文明二重性矛盾特征的哲学人学、文化人学、公共哲学。”与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论的多样化交相辉映,传统哲学研究开始回归哲学本身,呈现出重新凸显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趋势。

这个期间最典型的标志是1979年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学者们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为主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报刊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反思文章。这期间,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书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系统性著作。对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哲学范畴的阶级分析方法、理论分析方法、批判继承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史料整理方法等,都有独到的认识。此外,还有萧蔻父、陈修斋主编的论文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李宗桂的《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理论的省思》(载《哲学研究》,1998年增刊),对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

80年代中期骤然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文化热”,给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增添了新的风景。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泽厚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撰写的《秦汉思想简议》(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2)),李宗桂运用协同论进行研究的尝试之作《相似理论、协同学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载《哲学研究》,1986(9))等等。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系统论、协同论、控制论、突变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等)、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考据学方法等不同方法进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他们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探讨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国民品性,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他们提出的代表性观点有“西体中用”、“彻底重建”、“全盘西化”、“中魂西体”、“复兴儒学”、“综合创新”等,这些不同认识之间的争鸣对于正本清源、深化文化研究起着很大的推进作用。

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以及转型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国大陆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基于治理诸多社会弊病的思考,在探讨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方面,很多学者主张重新阐释传统文化的经典,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促使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是尽善尽美的,主张回归传统;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复兴儒学”的口号,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直接来源,半部论语仍然可以治天下;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使研究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同时,他们还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领域,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研究方法,这些成果在构建适应时代潮流的现代新型哲学的过程中体现出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20世纪后20年的港台、海外新儒家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也作出了很大贡献。由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所带来的对现代性的盲目推崇,东方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他们力主用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来应对当前的危机。他们还倡导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对话交流,在学术互动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超越。他们是普遍主义超文化立场上将自身关注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不仅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文化认同。他们不是一群纯粹的学院式的知识分子,而是兼具传统儒者与现代学者气质的思想家。普遍主义的世界视野和特殊主义的传统追寻,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折射出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完美结合。他们反对学术超脱时代,反对纯粹客观地为知识而知识,在研究中形成了特殊的学术路向。例如刘述先的《中国哲学与现代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杜维明的《传统的中国》、《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现代儒学论》等,他们将儒学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研究,通过运用哲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知识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较多地论述了儒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在西方世界和东亚学术界中均有较大的反响。

二、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反思

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不仅仅在于以史为鉴,更在于推陈出新。20世纪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不是简单地回顾历史,其最终目的应该是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假如没有对传统哲学的深入研究和继承,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只能是空谈。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其实就是一个回到经典、突破经典、不断激活传统问题域的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虽然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确实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

(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究竟该如何纠正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上世纪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方面,有些学者盲目信奉西方哲学理论和方法,生吞活剥式地加以运用,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建构、解构中国哲学,单纯地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而“西方哲学概念的体系是对立而分的,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成对的概念体系有重要不同。这种‘反向格义’的方法只会让研究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不是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具体语境进行研究,而是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把生动活泼、充满智慧的中国传统哲学简单化为干巴巴的几条筋,致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走向了玄虚化、虚无化的路径。

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所说:“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的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同时,传统又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文化的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也就是说,传统是世代相传的东西,从过去延传至今,不管人们是否情愿接受,它都藏匿于人们文化心理的最深处,融化于人们的骨髓和血液之中。积淀了几千年民族智慧的中国传统哲学,不是我们现在的累赘,而是当今的我们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的本质属性。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既不是单方向的回归过去,也不是割裂传统的纯粹当论建构,而是必须重视其历史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必须坚持立足现实、依托传统的古今融合的方法论,必须树立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的中外互补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传统哲学与当代哲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辩证统一,才能做到古典精神与当代意识的有机结合。

(二)在“传统”与“传统主义”之间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位新儒家承续“道统”的理想与信念

结合具体的民族条件和时代背景,构建出新型文化价值系统。新时代新儒家这一思想派别是在西风劲吹、文化失范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他们处于工业文明的时代,面对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对物质名利的追求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与冷漠,人们越来越丧失道德性转而蜕变为物化的存在物。这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新儒家思潮一般被认为为了回应这种危机、以弘道者的形象出现于中国思想史的舞台上。他们所忧虑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存亡绝续,更多地是基于对人性、人活着的意义与价值、人的自我实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类文化的命运与前途的苦苦追寻与探索。他们努力在一个普遍性的层面上发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他们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形而上的思索、超越层面的感悟、终极领域的反省,都是为了能够在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建构人的价值本体和精神归属。

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万能论”逐渐向东方渗透,新儒家们重新阐释传统思想中的某些非局限于特定历史时期与社会形态的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思想,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进行自我认识与自我反省。与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观点相左,他们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地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是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正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承续斯文、发扬道统的使命感,他们总是把自身的“存在之焦虑”归结为具有“家国天下”理想的“时代悲感”、“悲情”、“感受”,发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经典的激活、重构和转型。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地带,他们艰难地找寻着连接两个时代的精神纽带。他们立足于现代,传统只是成了现实之外的理论基点与素材,他们从传统经典出发探求达到某种理想和信念的途径,在薪火相传、前承后续的思想碰撞中进行着传统的转型和现代的溯源工作。所以说,他们的坚守是“传统主义的”,而并非“传统的”。

(三)在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上我们究竟该如何把握“批判继承”与“抽象继承”之间的关系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6

如何坚持继承传统和更新创造的统一，理论上似乎比较清楚了，但在实践操作上，还显得相当复杂和艰难。如何认识传统，如何对待传统，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传统的艺术已历时数百年数千年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数白万午，其原始背员与面貌，历经的演变和评价，往往抹抹糊糊，很难真切．因此，科学的态度是，应首先弄清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传统的主流，什么事传统的特色，这才有了研究问题的基点。近10年来，我国文化理论界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目标出发，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创办了几份专题性的刊物，出版了大批这方面的著述，成果是多方面的。

总的看，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丰富和有价值的。它的丰富性表现在其内容体系的庞大和形式的多样化，它的价值性则主要表规在同现代化建设相一致、相结合的思想、伦理、精神和民族化品格。这种价值是经过历史抽象和选择的，甚至可以不受社会体制和历史风云的影响，完全可以古为今用，包括哲学的、伦理的、道德的、精神的、文化的、艺术的、宗教的、思维的、品格的、语言的。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儒家学说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家族制度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形成的，用20世纪90年代的观念和价值来衡量，必定有许多陈旧和糟粕的东西，应当勇敢地加以剔除。

比较而言，当前更重要更迫切的，还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思想道德营养和民族凝聚力童量，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诸多客观真理因素，这就可以与现代相沟通；传统文化中渗透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和行为准则，这同今天的民族心理相沟通，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令人刻骨铭心的格言哲理和诗文佳句，为当代的中中人所深深喜爱；传统文化有的语言形式和色彩，仍是当今文化中富有表现力的组成部分。可见，优秀传统文化对今天着巨大的渗透力和营养性。由此看来，继承优秀文化艺术传统，是建立现代新文化新艺术不可缺少的前提。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7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艰难的转变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也是有赖于文化的转变。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轨迹是较为清晰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转变似乎显得非常复杂。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差异较大。

在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城市无疑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而且也形成了各自的城市规划风格和建筑风格。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及文化的传入影响，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城市文化，开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城市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的转型。

当今，在我国的建筑理论和创作活动中，人们喜欢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等一类建筑文化问题和现象进行比较和争论，这是必要的。但是争论这些问题应该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它应当促进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建构，推动它的进步，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依据对这些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准确的描述。如：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时，许多人热衷于从风格、形式或技术等方面去争论它们的高下、文野，却不是从它们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联系上去探讨它们的意义。在讨论中西方建筑文化时，人们在对中西方空间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等进行详尽比较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中国人同西方人建筑观念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进而在创作和理论中充分强调和体现这种特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较少从人的存在状态的角度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做出更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于是，“传统”“现代”“继承”“革新”“中国”“西方”等等本身变成了目的。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争论因此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不可能导致建筑文化的真正进步。

长期以来，在建筑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西方城市建筑是历史传统，东方建筑是非历史传统。在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上刊有一幅“建筑之树”的插图，树的中心主干标明是希腊、罗马、罗蔓式，上端的6根主分枝分别是欧美一些国家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和近代建筑。却把埃及、印度、墨西哥、中国等都摆在下面一些纤弱的幼枝上，把美国放在这棵树的中心主干的顶端，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建筑“西方中心论”思想。无可否认，西方城市建筑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确实发展迅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科技和理论上、美学形态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无疑是有问题的，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决不只此西方而别无殿堂，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建筑文化史家的共识。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理论家佛朗普顿认为：传统建筑特别是民俗建筑是在特定地点形成的建筑体系，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体因素，如通风、采光、保温等方面具有优良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否定依地点、体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文化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为了在理论层面上开拓一条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之路。建筑文化学并不局限于解释各种建筑文化现象，它是要为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因此，建筑文化应该是批判的与实践的。要提供价值导向，先要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必须树立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类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建筑事件也都有一定的建筑文化影子。然而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便是精华，也往往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既可能成为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扼杀现代人的创造潜能，也可以成为一座智慧的宝库，丰富我们的想象，扩大我们思维的尺度。

现实及未来生活的复杂要求，远非机械地搬用某一种传统方法、途径，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必须博采所长，取我所需。另外，对于本特色的创造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需要结合具体地点、条件，对设计要求作具体分析。在创作方法上，采用“抽象继承、迁想妙得”的原则，可能会找到一条新途径。吴良镛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是指从建筑传统中，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并且把传统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予以新意，以启发当前设计创作形式美的创造。同时应当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搏，挖掘出传统建筑艺术的时间和空间内涵，首先是要重视和恢复建筑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功能，不能只把建筑艺术作品当作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更不应当只抓其眼前的物质功能。这样的继承，并非形式的抄袭或旧零件的排列组合，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使设计既求神似，也不排斥某种程度、某一细节的形似，关键是根据地点、条件的需要。而“迁想妙得”，“迁想”是将自己的想象力深入到对象的形象中去，“妙得”是指把握对象的真正神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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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园林建筑；细部；发展

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细部作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和创造才能，形象地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其中蕴含的园林建筑细部的发展规律、优良的传统经验和技艺，仍能为今天借鉴和应用。这些传统经验和技艺，主要是指园林建筑细部在历史实践中反映出本民族、本地区最具有本质的和代表性的东西，特别是反映出与人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文化习俗、审美观念密切相关的特征，同时还包括园林建筑细部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如何反映人们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技术和经验，这些都是传统园林建筑细部文化的精髓。

一、传统园林建筑细部的传承与创新

在园林建筑细部创作中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必须以一种真实的态度对待历史，超越它的表面形式而深入传统文化的内部，通过分析观察具体的传统形式，深入体验和确切把握其中隐含的种种文化含义。在做园林建筑细部设计时必须从国家民族文化整体的深层意义出发，发现把握那些具有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元素，给予恰当的诠释和表现，从民族发展的层次上实现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寻求符合人们文化心理需求的表达方式，创造给人以自豪感、归属感的园林建筑细部。传统延续性的保持，不仅仅是采用传统的形式，更重要在推陈出新、源于传统的创造。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关于怎样继承传统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如何创新，以及继承传统文化的手段、方法、途径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对它的系统探讨与研究对于中国园林建筑界来说将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在对传统建筑的继承与创新上，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吴良铺先生曾经提出过“抽象继承”的设想，“抽象继承”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使得过去所谓对传统的“形似”还是“神似”之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

二、传统园林建筑细部的利用与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园林建筑细部设计必须抓住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共同利用科技成果和智慧结晶创造的良好的契机，创造性地继承传统文化之精髓。在把传统园林建筑细部要素运用于当代园林建筑细部创作之中的时候，应当找到正确的途径。传统与当代之间无疑是有辩证的关系，当代不可避免地要在古代给与的基础上起步。当代的速度和高度总会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传统的成就，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又是当代的动力和财富。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孕育之中的传统园林建筑细部，为当代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地基础支持。在认识到传统园林建筑细部在当代设计的优势的同时，还必须了解将这种优势转化为设计实力的途径和方法。如何将传统园林建筑细部的设计手法和艺术思想应用到当代园林建筑的细部设计中，这是每一位设计师需要思考和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根据上述研究和分析，笔者提出几点建议和看法：

（一）提高当代园林建筑设计者的美学修养和传统艺术文化的欣赏水平

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具体化的物质实体。园林建筑细部就是这样一种“物质实体”，一方面它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对未来的限定性，并且直接对人们的视觉、心里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园林建筑细部设计是一种物质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表达。园林建筑细部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其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产物。优秀的园林建筑细部往往是从美学角度苦心经营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美学修养，就很难构思精妙的设计意图。相应地，如果艺术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设计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因此即便是在今天，广大园林建筑设计人员也应认真研究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细部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才能创作出既和传统文化有渊源关系又能体现当今时代特征的精美细部乃至作品。

（二）增强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当今社会，在园林设计中很少关注到园林建筑细部的设计，这与当代的社会、时代背景等有着很大关系。特别是在西方设计理念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园林及园林建筑细部文化受到很大挑战，甚至出现断层现象。面对着这样的局势，园林建筑设计者必须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在园林建筑细部设计时，传统园林建筑细部中的图案、纹样、形制都可作为当代设计形态创作的原型。这是一种比较表象的、简单的运用方式，是传统的具体形态的运用。而对传统园林建筑细部的运用，要从一个崇高的民族性和历史文化的传承性角度去看待它、运用它，因为面对当前的全球化，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提炼成民族性的，这样才能将其发展成为世界的。

（三）加强当代园林建筑细部设计的理论研究

传统园林建筑细部也为当代园林建筑细部设计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论据。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研究，可以通过传统园林建筑细部的大量视觉材料得到验证。各种形态复杂、造型多样的传统园林建筑细部不仅会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会让人们了解形态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同时根据不同时期传统园林建筑细部的显著特征，也可以研究社会历史，为当代园林建筑细部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四）重视对传统园林建筑细部的抽象运用

将传统园林建筑细部元素进行加工，在形象上对其简化、变形。在材质上使用新的材料，新的工艺和质感，使原有的传统园林建筑细部元素保留某些本质特征，成为新的视觉符号。当代社会是一个节奏非常快的社会，人们繁忙工作、生活之余，对园林享受可能更多的倾向于物质性，对园林精神方面的关注相对就次要。要想将这些传统园林建筑细部的做法应用于当代园林建筑细部设计上，必须深刻发掘其根本性、精神性的东西，抽象出来代表传统园林建筑细部特征的符号，并对其进行创造、发展。透过表面的东西，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精神继承方法是一种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它要求人们把握传统园林建筑细部中传统本质、内涵、抽象的东西，提炼出代表性符号，将其运用到当代园林建筑的细部创作中。

参考文献：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继承；创新；和谐

中图分类号：TU-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4－068－03

作者：刘志宏，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教师；广西，桂林，541004

一、绪论

建筑创作永恒的主题是民族特色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也是地方性与时代感的融合，以及传统与创新的融合。

黑川纪章曾说：“不要只把看得见的东西作为传统搬到建筑中来，而要注意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日本人正是善于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用功，才让这座用数亿吨钢铁和水泥建造成的巨大首都的内里和外在都保持了一副既勿望传统又不失摩登的完整容颜。相比之下，本土建筑风貌令人有点遗憾了。于是探索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成为了当今建筑设计师的职责。

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一)传统建筑的物质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建筑具有强烈的秩序感和对称均衡的层次，从城市规划和建筑群布局都是如此。如《周礼。考工记》中提到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主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匠人营国制度”从根本上规范了中国城市的整体观念，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

中国传统建筑的每一单位，基本上是一组或者多组的围绕着一个中心空间(院子)而组织构成的建筑群。这一原则一直采用了几千年，成为了一种主要的总平面构图方式。从北京的四合院到故宫，无不遵从了这一原则，都是内向围和的空间。

(二)传统建筑的精神文化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传统建筑文化发展有着深厚的影响

1、“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协调发展。对于建筑则应与环境协调溶合，成为所处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筑与环境、生态、地貌等均是共生的。建筑环境自然化，自然环境人文化，是中国传统建筑创造的永恒主题。这与当前人们所关心的环境生态、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息息相通的。所以，继承和发挥传统建筑文化就要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将其与当今时代和社会相适应的精华发扬光大，以指导我们的认识、创作和实践。

2、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具有重情知礼的人本精神，中国建筑空间自然和谐，尺度合理，意境独特，组合高妙，无论何种建筑类型均注重意境，讲求人伦，礼乐并行，情理有度，建筑艺术与功能相统一。整个建筑体系善于把握功能空间与观赏空间、功能尺度与观赏尺度、功能序列与观赏序列的一致，达到功能所要表现的艺术效果和空间意境。如帝王宫殿的威严，民居的亲切，园林建筑的恬静。而最终目的则是为人服务，“以人为本”。

3、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具有注重动能、结构和艺术统一的实用精神。中国传统建筑在结构及构件运用上注意遵循内在的力学法则，建筑形象呈现出清晰的结构逻辑，不同功能的建筑，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和屋顶形式，通过室内外结构、构造、色彩、装修、家具、陈设、工艺品及美术作品等有机结合，达到功能所要表现的艺术效果和空间意境。

(三)传统建筑的艺术文化研究

中国人很早就把自然山水风景作为审定的参照对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传统儒道文化培育下，把山水赋予“中和之美”的特征加以推崇，追求平和、宁静、淡泊、雅致、含蓄、自然而不造作。凡人工环境，集中体现在中国园林艺术，但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此外，中国建筑艺术最高的美学理想是对“诗意美”，“意境美”的追求，给人以只可意会不可言的审美情趣，并同时给人以人伦的教化，人文的熏染。从自然的意境美达至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直抒胸臆，得到最大的精神享受，达到“大美不言”、“物我两忘”的崇高境界。

比方说我们许多古城的规划很有文化性和地方性，注意了环境的有效利用，成为了今日的风景名胜。而现在我们一般的城市规划和开发区大多只注意道路的宽阔，缺乏个性化。还有，我们的传统建筑、尤其是居住建筑，展示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德，这种美德就是现代西方建筑所探讨的生态性和共生论；而现在很多开发项目受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忽视了这些美德，在豪华的小区、宏大的会所中，大多都在延续同一个模式，重复同一个思路，违背了因地制宜、因环境而宜的原则。现在流行的造园艺术也大多停留在公园式的建筑上，既没有发掘中国园林的生态平衡措施，也很少塑造人与自然的精神共鸣，造成了园林与文化的断裂。假使我们摆脱崇洋的迷信，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中国建筑文化将有不可估量的发展空间。

三、立足当代，继承传统，实现中国建筑的创新

继承不只是对传统艺术语汇中的符号有兴趣，而是在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积极继承：在语汇、意境和气场的阶梯上进步：挖掘时代建筑的情感价值，“得其古意，取其精神”，绝对不是时代北京市的那些公共建筑物广泛表现的那种“头顶瓜皮帽下着西装”的别扭形象，在强悍的骨架上蒙上旧陋的外衣。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古老的文物，但没有义务去再造昔日的旧景。正如刘致平先生说过的“仿制、因袭和复古都是倒退行为，不足以言之为创作。对过去的古老建筑必须批评地接受”。继承是为了变革而不是为复古。过分的追求原汁原味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北京平安大道的商业效果就是复古主义失败的一例。我们可以用历史的眼光去评价古典遗产的审美，但更应该以时代的观念去指导当代建筑艺术的提升。

冯友兰先生在对儒学的态度上，提出过著名的“抽象继承”原则。他的基本意思是说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学说在伦理问题上、在社会治理上有一系列的准则和规范，这些东西里有封建的、不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但我们却可以对之抽象地继承，比如“忠、孝、节、义”等伦理规范。仅以“忠”为例，过去“忠”主要是指对皇帝个人的忠，现在我们则可以提倡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即把过去“忠”的含义抽象地继承过来，赋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含义，这便是冯友兰“抽象继承”的基本意思。推而广之，儒学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是它所植根的社会背景已今非昔比。

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态度，实际上是将传统视为一个活的生命体，一个发展的范畴，而不是死水一潭。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可以随时因势而变，但它的原生文明中的基本精神却一以贯之。因此，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是既要看到传统的特殊性与历史性的一面，又要看到传统的普遍性与超越性的一面。而且，传统中具有超越性的东西往往是抽象而非具体的，这里所谓“抽象”并不是说其玄乎其 玄、不可捉摸，而是说它在过滤了具体的、特殊的历史内容之后保持下来的精神价值。

在对待传统建筑文化的态度上，同样适用“抽象继承”原则。德国著名史学家w・沃林格说过，所谓“抽象”，就是艺术中所要表现的对象要“异于其原型”，因而，正确认识和继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不应是对前人的形式、风格和原型的简单模仿、拼贴与借用，这样就把“民族性”、“传统性”简单化、庸俗化了，而应认知与体悟其内在的精神信仰，审美意境和对空间的特殊认知，应从哲学的视野中深刻把握传统建筑文化具有超越性的内涵，也即抽去了具体的、特殊的历史内容与形式之后保持下来的某种精神特质，而这些精神特质有可能恰是现代建筑最缺乏的因素。对此，许多建筑大师早有精辟见解。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charles correa)认为，对传统建筑的继承，实质在于找到创造出各种建筑形式的神圣信仰，“否则，在寻根的过程中，我们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浅薄的形式转换的危险之中。”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则认为：“传统有看得见和看不见两种东西，中国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用眼睛去看的，比如屋顶的形式，比如京剧，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对于看不见的思想、人的想法，这是一个感受的东西，无法用形状来表示。把看不见的东西用抽象的方式来加以表现，找到这种表现方法，也就是抽象化是很重要的。我希望中国建筑在现代化的同时，应该有更多精神性的东西，我希望表现中国思想的建筑能够越来越多。”

对此，吴良镛先生也曾做过深刻阐述，他说：“所谓‘抽象继承’是指从建筑传统中：第一，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设计哲学、原理等)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第二，把传统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再用到当前的设计创作中去。这样的继承，并非形式的抄袭或旧零件的排列组合，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

之所以要倡导“抽象继承”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缺乏如《建筑十书》之类的建筑理论著作与文献，传统建筑内涵的丰富理性与精神并未获得明确而深入阐述，只是“隐性”地渗透在大量的历史建筑经典中，这就使得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前提――解读传统、理解传统变得相对困难。而如果建筑师不能真正理解传统，只是简单模仿传统建筑“显性”的文化特征，而不能很好地将其“隐性”的观念与精神创造性地表达出来，就一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传统，而且还有可能变成在所谓发扬传统的口号下破坏传统。例如有些地方在产业化开发中建设的若干低劣粗糙的仿古建筑，虽可在有限的范围内营造一定的传统气氛，但其本身只是无生命的抄袭或复制，实际游离于当代建筑文化之外。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传统德育；开发与创造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德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源于继承，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之实现过程，就是中国德育的创新之过程和中国现代新德育的形成过程。因此，在德育创新过程中，坚持继承民族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创新的问题。

一、历史未竞和时代呼唤的重大课题

关于继承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际遇和革命、建设的任务，这一问题的解决始终同全盘性反传统的“拔根”运动纠缠在一起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解决。诚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末，弥漫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潮和风气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作不遗余地的“拔根”运动，也许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合理的，但并非是绝对正确和善美的。历史发展到21世纪，当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而必须强化民族化的应战成为一种价值共识，文化的主题自当超越“拔根”而要求“扎根”。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现阶段，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捉升综合国力。党的十六大报告立足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报告的这一主张深得党心和民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迫切需要挖掘民族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继承中华民族德育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倾向于把德育生活化、行为化、全面化，浸润着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光华，把个人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量齐观，从不离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谈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德育思想恰恰有助于形成人我兼重、与群为一的民族精神。

其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加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论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方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论及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时强调指出，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认为，《纲要》的这些论述，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高度和具体措施上凸显了继承优良传统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放眼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国民的综合素质。道德不仅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公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柱。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既是精神上的强者，也一定能够成为事业上的强者。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和金钱，不讲理想和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动力和价值源泉，就会从整体上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也很难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了更好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道德需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创造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文化氛围，而这就离不开对传统德育和优秀伦理文化传统的开发和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可以深化我们对德育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可以从我们民族内在精神生命中提炼适合现时代的精神品质，强化德育的春风化雨时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第三，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前代精神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把前代人的终点作为起点，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促进精神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过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以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推陈出新式的创造。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体系的建立必然与我们民族已有的道德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离不开对它的批判继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德育思想具有旺盛而不衰的生命力，它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一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起扎根于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之中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社会主义新型伦理道德体系。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实际及与中国优秀的伦理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必须正视我们民族自身的伦理文化传统，把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纳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系统之中，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获得丰厚的土壤和养料，获得民族的认同和民族化的实现形式。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还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它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交叉点上进行的，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交又点上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们国家的优势和弱点，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势利导，努力找到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改革的实际步骤，找到改革的具体形式，把握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而要做到这些，则一刻也离不开正确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和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对外来伦理文化的消化力，增强对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侵蚀的免疫力。否则，我们就可能对一切外来的东西失去理智的态度，忘却民族的“自我”，散失民族的主体性，丢掉自己的立足点，陷于茫茫大海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失去中国特色。

总之，我们必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站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高度上，认清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危害性，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德育资源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实现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使命。

二、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创造性开发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在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为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服务的，并且整体上是受制于当时的道德生活需要并随道德生活基本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中国传统德育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依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催人奋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教人保守、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等消极落后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常常是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德育，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虚无主义，全盘肯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观点和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以及综合创新的方针，并给以创造性的发掘与现代化的转化。

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一个总的指导性原则，它强调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给予批判性的继承，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地继承，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为原则的继承，而不是简单继承或不加批判分析地全面继承。批判继承要求把批判与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同时不忘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批判继承原则的具体化和集中表现，这一原则主张在对伦理文化遗产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区分精华与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封建性的糟粕。古为今用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方向性原则，它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古”和“今”即伦理文化传统和时代伦理精神的关系，既不能盲目地迷信和不加分析地肯定古代伦理文化，也不能割断当代伦理文化与古代伦理文化的历史联系，应当开发古代伦理文化的资源以为当代伦理文化建设服务。研究古代伦理文化，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立足于当代的伦理文化建设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发掘历史上的伦理文化资源，使古代伦理文化的研究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关怀，从古代伦理文化中吸取可以为当代社会新伦理建设服务的东西。鲁迅先生说得好：“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我们肯定传统伦理文化对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意义，并不是认为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伦理文化没有任何矛盾或冲突，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主张人们回到陈旧的伦理文化传统中去，更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地颂扬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封建性毒素，而是要人们正视历史并从历史中去发现有助于或有益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合理因素。综合创新是继承伦理文化遗产的目的性原则，它要求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遗产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与综合，并经过创造性的开拓转化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伦理文化。综合创新是在学习、继承“古今中外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立足于多维广阔的伦理文化背景，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简单思维模式，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的可供操作的具体思路，体现伦理文化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

根据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上述原则和方针，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情况。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经过历史的演化发展也发生着自身内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由于比较深入地洞见了人类德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人类德育的基本定理，在今天依然属于精华系列，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优秀德育思想传统；另一部分由于只是反映当时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被而完全成为过时和糟粕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糟粕部分；还有一部分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往往是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有些是精华超过糟粕，有些则是糟粕超过精华，有些是精华和糟粕混杂。针对这几种情况，我们应当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伦理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针，对主要是糟粕性的部分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抛弃，对其民主性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对其精华和糟粕混杂的部分予以全面地清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凡是传统德育思想中直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东西，诸如反映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忠愚孝，反映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三从”以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贞节观，都纯属封建性的糟粕，应当加以彻底批判和坚决清除。凡是传统德育中至今仍保持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华，诸如胸怀天下、公忠为国的爱国主义，博爱大众、利人济世的仁爱伦理，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风范德操，志向高远、气节凛然的人格独立意识等等，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德育思想传统，我们应当予以好好地继承和发扬。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有糟粕，但也有许多精华。古往今来，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一直教育着人们。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就很注重对这些精华的继承和应用。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就引用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看如果把这几条真正做到了，就相当不简单。又例如：岳飞的《满江红》，我们不少同志都是从小学唱起，一直唱到大学，它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是很有作用的。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三人行，必有吾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富有哲理，教人勤奋、正直、忠贞、有抱负、不断进取的名言。学习和掌握它们，对于自己的立身行事，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会受用不浅的。”同志的这些论述，启示我们必须珍视民族珍贵的道德文化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凡是传统德育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二者相互混杂的部分，诸如儒家义利观、理欲观，既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以义制利”等积极因素，又有“重义轻利”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消极因素，我们更应该依照批判继承的原则方针加以谨慎地鉴别，辩证地分析和科学地扬弃，即吸取其合理性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和主张，并使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论，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给以具体分析，区分精华与糟粕，然后在此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结合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的实际给以创造性的转化，使传统德育中的优秀成分成为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志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伦理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伦理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积极进行伦理文化的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向深入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社会主义的先进伦理文化。

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创造性开发的路径方法

传统德育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代积累的关于做人和培养优秀人才等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虽然其中有不少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成为过时了的东西，表现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包含于其中的精华部分，往往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资源或基础，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民族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历史前提和内在动力。它能够唤起全体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激励全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就会失去历史的根据，失去民族精神的依托，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加。只有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个必要因素本质地包含在社会主义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才能释放全民族的潜力，成为人民群众进行新的历史创造活动的伟大旗帜。

在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源于传统德育资源与超越传统德育资源相统一的原则，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德育。

1．尊重与发掘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义理宏深。从启迪社会成员自觉“立身做人”，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当权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设计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范，先贤们都有许多智慧的思考和熠熠生辉的论述。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更是发人深省，引人人胜。例如，前贤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光照人间的千古绝唱，对于激发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高尚情操，培育美好德行，都有永不磨灭的特殊功效。它们如同一股永流不竭的圣泉，滋润着华夏民族的道德之树，启迪着炎黄子孙的理性思维，推动着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历史上一代代先贤圣哲、志士仁人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道德情操，可以说都同我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的滋养培育分不开。外国的有识之士，曾盛赞中华民族是大智大慧的民族，称誉我们的祖国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这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说明我国优秀传统道德在世界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因此，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晶。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它必须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大事来抓，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1995年，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同志欣然为该书题词：“发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6年，在全国宜传部长会议上，同志指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同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2001年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服务。同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明确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在全社会大力宜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一贯重视对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的高度重视。

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是紧密相连的。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上，其关键在于发掘出传统德育资源的当代价值。我国的传统德育资源，不仅为我们民族在历代的文明进步中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例如，古代圣贤所提倡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意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朴素情怀，如此等等，不仅在封建社会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平民百姓的重视，而且到了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赢得人们的青睐。传统德育资源的现实价值，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特别是儒家德育思想，早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在东南亚影响极为深远。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由于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之过程中，资源、环境、民族、宗教、、犯罪等各种问题的凸显，儒家伦理道德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和欢迎。针对上述社会病症，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效法东方，借鉴中华文明成果。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199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一致肯定儒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价值。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孔子思想及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儒家从“天人合一”的关系来观照人的生存与人的现实，彰显“仁爱”、“和谐”、“秩序”的人文价值和理念，对现代社会，尤其是21世纪人们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义理宏深，源远流长，其发掘整理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性地开发传统德育资源，挖掘蕴涵其中的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新德育建设服务。

2．清源与超越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遗存。它们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并曾经服务过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虽然，作为优秀的精神产品，它们都经历过历史的检验和锤炼，具有跨历史、跨地域的特征，可以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利用和借鉴。但是，这个利用和借鉴，不是简单的照搬照套，而是一个再创造的有机整合过程。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换。因为传统和现代在客观上总是存在着距离和差异，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分析、甄别，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并为现代服务。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必须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这里所说的“现代诠释”，不是要求我们把古人现代化，将今人的思想作为标签贴在古人的身上，而是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予以发掘提炼，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使它有可能同现实衔接起来。如果我们对优秀传统的东西不进行现代诠释，原封不动地将其搬到现实中来，那样不但于现实无补，而且也是对优秀传统东西的糟蹋，如果对传统的东西“生吞活剥”，难免会“食古不化”。所以，“现代诠释”是古为今用的重要环节，绝不可少。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前人早有尝试，顾炎武、孙中山就是其中的典范。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爱国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时代要求，对古人的“亡国”与“亡天下”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加以严格区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贼，与有责焉二耳矣。”(《日知录·正始》)在顾炎武看来，“国”既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姓王朝利益的体现，因此那些享受到“国”之俸禄的“肉食者”，应当尽力去保卫“国”；而“天下”则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安定，因此，他以仁义充塞、道德沦丧、世俗浇薄、文明衰颓为亡天下，从而极力强调，对每一个匹夫来说，都对天下兴亡负有重要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爱国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概括)的真正涵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对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忠”作出如下诠释：“古人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短短几句话，清楚明白地对古代忠德作出现代诠释，赋予其时代精神，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顾炎武、孙中山的这种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第二，要切实找准传统德育资源与当代德育思想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首要条件是二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所谓“结合点”，指的是被结合的双方具有共同点、相融点。有了共同点、相融点，才能实现二者的结合。如古代的“天下为公·观念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无私奉献”的观念，就有相同相融之处，二者在“克己奉公”上统一起来了，因而二者可以完全实现有机结合，并通过这种结合，鼓励今人学习前人的“天下为公”的精神，自觉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献身。《论语》中有关为政者道德规范的论述，其中许多与今天的公务员道德建设之要求有共同点和相融点。比如，孔子与他的学生关于“为政”的对话就是鲜活的例子。“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孔子认为，作为为政者，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德性规范，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公务员的勤政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能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孔子提倡为政者要举贤尚能，决不能任人唯亲。这对于我们当前干部选拔中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有深刻的启示。“季康子问玫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于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在这三句话中要强调的是：对于为政者来说，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板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见解令人深思。这对于我们今天强调的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教育意义。“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为政者只有求真务实，干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任凭时光流失，岁月变迁，蕴涵于其中的真理颗粒仍然熠熠生辉。由此可见，只要能找准传统德育资源和当今德育建设的结合点，并对传统德育资源进行现代诠释，就能超越传统；没有共同点、相融点的东西，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就不可能实现结合；强行将其扯在一起，也不过是牵强附会，达不到超越传统的目的。

第三，要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且糟粕与精华杂糅在一起，即精华中掩盖着糟粕，其糟粕中埋藏着精华。传统德育资源之所以到了今天还有用，就在于它内含着对新时代有积极意义的功能即现代价值。我们用优秀的传统德育为现实服务，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它的现实价值。因此，在传统德育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其现实价值上，要下大力气总结、提炼、发掘包含于其中的时代价值。例如，传统德性规范“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在剔除包含于其中的封建成分之后，与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规范的要求有诸多相似或对应之处。以“孝”为例，古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上属于精华部分，于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要大力继承与弘扬的。如《孝经》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中便指出：“子曰：‘夫孝，德之本与，教之所由生。”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于和儒家把“孝”看作是道德之根本，看作是践行“智”、“仁”、“勇”诸德性的出发点。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孔子进一步对“孝”进行了具体阐述。比如在回答盂懿子关于什么是“孝”的提问时，孔子说：“无违。”为了解释樊迟对“无违”二字的疑问，孔于又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看得出来，孔子认为，“孝”就是“善事父母”，就是要以善意的思想和行为来对待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生前能够过幸福的生活，在他们死后给予很好的安葬。在回答学生子游的问题时，孔子进一步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能做到孝敬，这与动物有什么区别。另一类是基本属于糟粕的部分，与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背，是要极力批判的。比如，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孟子强调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论语·离娄上》)如此等等。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追逐个人利益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不断蔓延，等价交换的原则，正日益渗透到人与人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家庭关系中也笼罩着金钱的阴云。为了金钱和私利，不但可以“遗弃双亲”，甚至不惜“杀父杀母”，这种情况，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吗?因此，现在是弘扬传统孝文化、大力加强青少年“孝”道德教育的时候了。

传统优秀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有着超越时空的无穷魅力，尊重和弘扬中华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德育服务，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3．转化与创造创新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活动永保生命力之关键所在。不管是尊重传统、源于传统，还是发掘传统、超越传统，关键在于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德育及其思想，都是由一定地域、一定时代生活着的、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利益、有着具体的家庭和人生背景、受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影响的具体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总结、概括出来的，并且是针对一定的具体社会现实的，所以，它们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具体性、特殊性和时代局限性。然而，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和一定的德育思想一经提出，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一般的和抽象的意义，总要为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应用，在应用过程中还会被不同的人们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它们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和超时代性。传统德育思想的双重特性，还通过其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即传统德育及其思想具有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的特点，纯粹属于精华的或属于糟粕的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