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论文十篇

贸易政策论文篇1

关键词：WTO透明原则透明程序监督

透明原则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学者们在讨论WTO的基本原则时都会将其列为其中,但很少对透明原则及透明程序作较为深入的研究。而WTO的实践显示,各成员在履行透明义务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首先,本文论述透明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其次,详尽论证各种透明程序的要求及其特点,再次,分析透明义务在履行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改进的建议,最后,讨论中国承担的透明义务及如何适应WTO的透明要求的问题。

一、贸易政策透明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

立法、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是民主制度的精华之一,因为只有保持决策及其执行的透明,才能保证社会成员获取足够的信息资料以便于参与对社会的管理,也才能使社会成员更好地遵守政策法律,同时能够提高社会成员在参与社会生活和进行经营活动中的安全性和效率。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中都是如此。在WTO体制中,保持贸易政策透明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它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透明原则适应了经济生活对政策法规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要求

政策法规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是市场活动和自由竞争的一项基本要求和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国际经济交往、交易过程复杂,而各国法律规则不同,导致国际经济交往往往有很大的风险,政策法规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国际贸易的实践证明,贸易政策的不透明不仅增加了国际贸易的风险,更严重的是,它成为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一国内部或少数国家之间的“暗箱操作”往往会改变竞争条件,扭曲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

(二)保持贸易政策透明是监督各成员贸易政策的基本手段

保持贸易政策透明使得各成员的贸易政策被置于国际社会的监控之下,这种监控形成的压力制约了成员政府的行为,有利于防止歧视性的行为出现,也有利于及时发现违反义务的行为。在由透明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行政机构的一般审查程序和争端解决机制组成的WTO监督机制中,透明程序处于一种基础性地位,它可为其他监督程序发挥作用提供条件。

在阐述透明原则的意义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规定透明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缔约方或成员之间进行不公开的贸易,从而造成歧视的存在(1)。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透明原则的价值和意义远不限于此。

二、透明程序

透明程序经过了从GATT到WTO的发展和演变。GATT1947所规定的透明程序主要是公布和通知。在经过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的发展后,透明程序大为丰富,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透明程序体系。

(一)公布(publication)。GATT1994第10条、GATs第3条和TRIPs第63条分别是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透明义务和透明程序的核心条款。这三条规定,与各该协议有关的法律、规章、普遍适用的司法判例与行政裁决及国际协议都必须公布。

同时,上述三个透明条款规定了透明义务在原则上相同的例外,即并不要求各成员披露那些会妨碍法律执行,或违反公共利益,或会损害公私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资料。应该说,这些规定是笼统的,对于哪些内容符合上述机密要求,只能结合具体情况去分析。实践中,这可能会引起成员之间的争议,也可能多少会对透明义务的履行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二)通知(notification)。WTO各协议规定的通知条款遍布于WTO各协议。据统计,在整个WTO多边协议中,有关货物贸易的通知要求达175项,加上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共计215项通知义务(2)。这些条款要求成员在事先或事后必须将其所采取的贸易措施通知WTO秘书处,或相关的理事会或委员会,或其他成员。

乌拉圭回合《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规定建立一个“通知登记中心”,由秘书处负责,其职能是:接受各成员的通知;每年告知每一成员下年必须履行的定期通知义务;就成员尚未履行的通知义务提请其注意。任何有资格的成员可以请求其提供某成员所作通知的信息。

作为实现透明的方式,通知与公布有两点显著区别。首先,公布的内容一般主要是成员所制定和实施的比较重大的政策法规,它们往往有普遍和较长期的适用性和较大的稳定性,而通知涉及的多是政府机构所制定的适用时限较短的具体贸易措施,或者只是某一特定政策的实施状况。当然,这一区别只是相对的,并非总能截然分开。其次,与前一种区别相对应,公布义务的对象不是特定的,各成员只要在特定官方刊物上将有关政策法规予以公开即可,而通知是有特定对象的,成员须根据WTO各协议的具体要求,向相关理事会,或相关的委员会,或秘书处,或其他成员做出个别通知。通知对象的特定化有助于确保在相关事项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成员能够及时、可靠地获知一成员所采取的政策或措施,也有利于各机构对成员贸易政策的监测。因为,通知事项多具有较短的时效性,需要WTO的有关机构和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成员及时做出反应。进行特定化的通知正是为这种反应提供条件。

(三)报告(reporting)。WTO各协议中还有不少报告条款。如根据《解释GATT第24条的谅解》,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代表应定期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相关协议运作的情况;如这些协议有任何重大变化或发展,也应在这些变化或发展发生时做出报告。第11条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PRM)协议则要求各成员定期报告其贸易政策和做法。相对于通知和公布来说,报告往往多用于一成员在某一阶段或某一专题上的贸易政策的综合性通报(当然,这也是一种相对的区分)。报告也是一种有特定对象的透明方式,但只针对有关的组织机构,有别于公布程序的无特定对象和通知程序的多种特定对象。

(四)贸易政策查询和设立咨询点。1979年东京回合《关于通知、协商、争端解决和监管的谅解》要求,一成员应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及时向其他成员提供有关的政策和法规。乌拉圭回合一些协议如TRIPs(第63条第3款)也对此作了要求。不少协议(例如GATs第3条,《贸易的技术壁垒协议》第10条)还规定每一成员应为此建立一个或多个查询点,以答复其他成员的问询。查询点的设立无疑是为贸易政策查询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保障和便利。

(五)反向通知(counter-notification)。“反向通知”程序始于东京回合各守则的实践,它是指一参加方如发现或认为另一参加方存在应通知而未通知的政策法规或措施,它可以请求后者作出通知或自己直接向有关的理事会或委员会就此等情况作出通知。不过,这种程序在东京回合各守则中为数较少,在WTO各协议中则大大增加。如GATs、《保障措施协定》、《解释GATT1994第17条的谅解》和《进口许可证协议》中都有此等条款。

反向通知程序本身并不含有透明义务,而只是对不履行通知义务情况的一种补救措施,是给予成员在双边监督的基础上对不履行通知义务的行为进行“检举”的权利。虽然反向通知这种方式有些滞后,但由此发现问题并进一步解决问题,至少对后来的经营者有重要意义,所以也不失为一种“亡羊补牢”的办法。

(六)政策透明的时限。透明的时限,是指一项贸易政策需要在一个什么时限上予以公布、通知或报告。透明的时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透明程序,只是因为它有特别的重要性,所以在此专门加以说明。

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成员方国内对某一政策的决策程序结束或该政策生效之前,该成员没有作出通知或进行公布的义务。但这种做法的重要影响是其他成员事先无法对之施加影响,这客观上限制了国际监督的作用,往往使保护性政策得以出台,最后只能借助于争端解决程序予以处理。当然,这也可能是许多成员期望的,他们不希望有关政策尚处于制定阶段就受到其他成员的干预。但在WTO的一些协议中则明确规定了特别的透明时限要求,如《实行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协议》和《贸易的技术壁垒协议》均规定,各成员应在有关法规公布和生效之间留出一段合理时间,以便出口成员的生产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生产商有时间使其产品或生产方法适应进口成员的要求(3)。《原产地规则协议》也有类似规定。前两个协议还规定,当不存在有关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或一项拟订中的动植物检疫规章及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的内容有重大不同,而这项法规可能对其他成员的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时,拟采取这一规章的成员应该在早期阶段作出通知,使有利益的成员能够知悉拟订的特定规章,并且,应无歧视地给予其他成员合理的时期作出书面意见,根据请求讨论这些意见,并考虑这些书面意见和讨论的结果。

这种事先透明的要求使得国际社会有了参与和影响一成员方国内决策程序的机会。从监督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事前监督,显然更高一筹,有利于预防保护主义规章的出现和对保护主义规章作及时纠正。上述诸协议之所以提出事先透明的要求,是因为,这几类措施不仅影响有关产品的贸易流量,更重要的是,出口成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来适应进口成员的技术要求,因此,直接影响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势必会对出口成员产生更大、更深入的影响,所以需要对这些国内规则的透明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三、透明义务的履行及对透明程序的改进

(一)对透明义务履行状况的审查

GATT早期,贸易保护主要靠关税手段,而关税措施透明度比较高。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关税对发达国家的保护作用变得非常有限,这样,发达国家就大力强化非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壁垒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透明度往往很低。不透明的问题一度非常突出。

WTO建立后,尽管透明程序有很大程度的完善,但透明义务的履行情况仍然并不令人乐观。一般来说,针对基本和重大政策法规的透明义务都能得到较好的履行,但在通知义务的履行上,问题就比较严重。所以乌拉圭回合把对通知义务的审查作为一个重点。

乌拉圭回合《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规定,由货物贸易理事会在WTO协定生效后马上建立工作组,对WTO协定附件1A各协议即货物贸易领域中通知义务的履行进行彻底审查。审查的目的是在可行的最大程度上简化、规范和巩固这些义务,并促进对这些义务的遵守。(4)

1996年10月,根据上述《决定》设立的工作组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了报告。报告指出:“很清楚的是,对这些义务的遵守率差别很大,极少有超过50%的。(5)”可见,货物贸易领域透明义务的履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

(二)影响透明义务履行的原因

工作组的报告分析了WTO建立之初货物贸易领域通知义务遵守程序如此之低的一些影响因素,诸如WTO协议生效初期,有关通知的任务量大,成员负担较重;各成员为满足通知要求而在国内建立相应的制度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些成员在日内瓦没有常驻使团,影响了信息的沟通;不发达国家有技术上的困难,等等(6)。但可以看出,主要是一些技术上的或暂时的原因。实际上,就整个透明义务来说,透明义务履行状况不佳,除了上述原因外,主要还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1.主观原因。GATT和WTO的历史表明,各成员在国内贸易保护势力的压力下,为了达到保护本国一些行业的目的,往往有意使其有关政策法规及措施处于隐蔽、不透明的状态。如“灰色区”措施一般是由政府贸易部门之间以书函往来或其他私下磋商方式约定的。有些是双方企业私下约定,但一般事先都是为政府所“诱使、容忍、支持或决定”的,避开了立法的民主程序,就是为了不为人所知。(7)

2.有些透明义务本身不明确。在一些情况下,究竟哪些政策法规须保持透明并不明确。有些透明义务的实际内容需借助于当事成员的判断。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第5条第1款规定:“各成员应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知它正在适用的、不符合本协议规定的、所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这里,投资措施是否“不符合本协议的规定”,是由各成员自己来判断的。加之,TRIMs协议本身就存有许多未定因素或含糊之处,各成员这种判断的弹性就更大了。这样,实施起来自然会有一定出入。

3.透明制度固有的缺陷。无论WTO协议的透明程序规定得多么详尽和缜密,但当成员政府不公开它制定和实施的新政策时,其他成员往往是难知悉的,常常是经营者在其经营活动中实际遇到这些政策法规时,才能被发现。

(三)透明程序的改进和对透明义务监督的加强

工作组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在货物贸易领域改进通知程序和促进遵守通知义务的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1)每个成员应建立一个中心机构,负责协调各该成员在其国内各个领域和各部门中需要进行的通知。(2)货物贸易理事会制定有关准则以帮助各委员会管理通知制度。这些准则应包括各委员会定期审查它们所使用的问卷或固定格式,在每次会议前就每一成员的通知情况作经常性提示,以及定期公开对通知义务的遵守情况。(3)通知格式的调整需要熟知各该协议性质和目标及了解现有的格式谈判背景的技术专家,所以建议由拥有专门技术专家的各委员会负责改进。(4)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以多种形式进行广泛的、经过仔细研究的技术协助。(5)由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考虑建立一个机构,授权其就WTO各协议中所有通知义务进行审查。(8)

总的来说,这些建议是积极的,而且具有很大程度的可行性。如果这些建议得以实施,应该说,透明程序本身就已经相当完善了,对透明程序本身继续改进的余地已经不大。因此,应主要通过加强对透明义务履行情况的审查来促进透明义务的履行。

1.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各多边贸易协议和复边贸易协议中所设委员会在监督和促进透明义务履行方面的作用。因为各成员的大多数通知和报告都是直接向各委员会作出的,尤其是各委员会具有各相关领域的专业特长,最有条件对成员履行相关领域透明义务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进行全面检查。

2.如工作组所建议的,将类似于1996年工作组的审查扩展到WTO所有通知义务。同时,审查应不限于形式和数量方面,还要注意检查履行透明义务的质量,并对此作出专门报告。

3.各成员应加强其在其他成员境内的驻外使领馆通过合法渠道收集信息的功能,对驻在国的贸易政策和立法动态保持密切关注,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同时,应注意与在国际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本国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以收集其他成员的有关政策法规信息。在此基础上再辅之以查询、“反向通知”及在审议会议上讨论等方式,必能收到更好的监督效果。

四、贸易政策透明与中国

自从1996年中国申请“复关”以来,透明度问题一直是“复关”、“人世”谈判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习惯于以计划、命令的方式管理经济,立法程序和执行程序透明度不高,尤其在管理对外贸易过程中广泛发挥作用的行政机关的内部文件,透明度往往很低。这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不符,也与WT0协议的要求不符。也正是因为如此,透明度问题在谈判中受到其他成员特别关注,也成为中国入世谈判的一个焦点。

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第2条(贸易制度的实施)(C)项对中国所承担的透明义务作了专门规定。(9)

1.按照该项的规定,中国承诺只执行已公布的、且其他WTO成员、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的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此外,在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及措施实施或执行前,应请求,中国应使WTO各成员可获得此类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应使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最迟在实施或执行之时可获得。

2.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官方刊物,用于公布所有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TRIPS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在该刊物上公布之后,实施之前中国应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合理时间,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确定外汇汇率或货币政策的特定措施以及一旦公布则会妨碍法律实施的其他措施除外。中国应定期出版该刊物,并使个人和企业可容易获得各期该刊物。

这一规定相对于WTO协议对其他成员的一般要求来说,要求要高一些,因为一般要求中并没有要求成员在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实施前提供一段供其他成员提出意见的时间。

3.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一咨询点。在咨询点应任何个人、企业或WTO成员的请求,可获得根据本议定书第2条(C)项第1款要求予以公布的所有信息。对此类提供信息请求的答复一般应在收到请求后30天内作出。在例外情况下,可在收到请求后45天内作出答复。延迟的通知及其原因应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当事人提供。向WTO成员作出的答复应全面,并应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威观点。另外,应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

入世谈判过程中,一些成员曾提出在中国每一个省都应设立一个咨询点。实际上,只设立一个咨询点有其明显的优点,即能够使其他成员及其企业和个人所获得的有关法律法规的信息更具统一性;每省都建立一个咨询点,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情况。

另外,这一规定明确了个人和企业查询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的请求权,而这一点在GATT及WTO的一般规定中并不明确。在以后对多边贸易协议的完善中,应当将个人和企业的请求权作为一项普遍义务赋予WTO所有成员。这样对中国也更公平些。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政府加入议定书第2条(C)项中的承诺只是关于透明义务的一般性规定,但并不是其透明义务的全部。加入议定书其他条款中的通知和报告条款及WTO协议中的大量有关通知和报告的义务,也是中国政府必须履行的。实践中,由于未履行透明义务而发生贸易争端大多数都是因为未履行通知义务而产生的。

从我国关于透明度的现行制度来看,对于宪法规定的法的规范形式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公布是有法律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这些规范形式的公布作了明确要求,并且规定了公布的载体形式及标准文本(10)。但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却没有被纳入《立法法》中。这些其他规范性文件数量庞大,制定的主体广泛(上到国务院,下至乡镇人民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挥着广泛作用。实践中也正是这一类规范透明度最差,往往只是内部传达或通知,公开程度很低。这种现状显然与WTO协议的要求不符,需要以新的立法(如行政程序法)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公布提供法律保障。注释:

(1)参见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7页。汪尧田、周汉民主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5页。、贺小勇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95页。

(2)(7)赵维田著:《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6页、第229页。

(3)《适用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协议》附件B“动植物检疫规章的透明度”第2段;《贸易的技术壁垒协议》,第2条第12款。

(4)“DecisiononNotificationProcedures”,PartⅢ.ReviewofNotificationObligationsandProcedures.

(5)(6)(8)WTO.Doc.,ReportoftheWorkingGrouponNotificationObligationsandProcedures(G/L/112,7October,1996).

(9)世界贸易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议定书》。

(10)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52条、第62条、第69条、第70条和第77条。

参考文献:

[1]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WTO.ReportoftheWorkingGrouponNotificationObligationsandProcedures[EB/OL]/documents/search/2000-05-31.;

AStudyontheTransparencyofTradePolicyintheWTOSystem

ZHANGJun-qi

(LawInstitute,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

贸易政策论文篇2

关键词：贸易政策；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政治经济学

1引言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传统贸易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实际上，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他们提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保持开放的国家从廉价的进口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仍将大于其在拒绝出口的市场上的损失。尽管经济学界存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倾向，但贸易保护从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尽管许多国家想要利用外国市场，但是他们又通常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经济。即使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充分，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主流贸易理论是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使它在解释现实的贸易政策时面对着一个锁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如果选择贸易干预政策，就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主题。“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为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石，成为近二十多年来贸易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它将政治学的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或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及冲突的视角去探寻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因而比纯贸易理论更好地诠释了现实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

2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中点选民模型。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行动是否有效。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取得成效。而人多的群体，搭便车的人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

贸易中受损的集团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会很大，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收入。人们一定以为在贸易中收益地集团会同样尽力去说服政府放宽贸易限制。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想限制贸易的人比想放宽贸易的人更具影响力。一般说来，任何产业中贸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组织程度都不如那些贸易受损者。

从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对其决策形成影响，而且政府迎合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泛、而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时，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收益的贸易政策。

（3）次优理论。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Lancaster)提出的。他们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条件——所谓均衡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具体到贸易领域，只有在所有市场因素都能得到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优政策。而现实情况是各国或多或少地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这样自由贸易的优势就无法得到最大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引进或增强激励机制，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后果。政府插手可能会扭曲经济信号，但如果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平衡市场失灵的市场结构，此时干预贸易的政策就是次优选择，它比自由贸易更实际也更恰当。

（4）战略贸易理论。它由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Spencer）创立，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争取“租”（某种要素投入某个部门的所得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变得日益重要。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消除“租”的问题。但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不完全竞争的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动帮助自己的寡头企业。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和将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企业，以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

（5）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集团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利而无私地制定出来地。这个学派认为，经济政策是权势集团为了私利进行竞争和执行分配策略的结果。他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内生性贸易理论）就说明了这种做法，它指出关税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特定集团的寻租行为。

一国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但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至于最后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国际贸易政策，这要看这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是否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砝码，因此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6）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他认为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建立和管理自由经济。金德尔伯格说，领导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既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则认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最详尽、最系统实证性评论的人是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1989），他说霸权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在比较19世纪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记载中，多边主义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根据霸权稳定论，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增加其全体国民之所得，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增进其在全球的政治影响。但是一旦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削弱从而失去盟主地位，它就可能转向保护主义，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时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或自由贸易体系就将受到挑战，保护主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的选择。

3国内文献考察

我国很多学者针对具体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仝娜（2006）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制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并利用布罗克（Brock）、麦基（Magee）和杨（Young）的竞选贡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数学化推导，得出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方（按照行业来组织的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彤、樊茂勇（2000）对GATT/WTO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国内强权利益集团的利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国际经济格局的构筑取决于强权国家政府共同博弈的结果，而强权国家的权力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生产和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各国相对经济实力的改变必将引起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

赵君峰（2006）对反倾销进行的分析认为，由于消费者和反倾销的生产者在团结程度以及对政府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多是有利于那些反倾销的生产者，而消费者的福利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耿伟（2003）认为如果现实中存在收入再分配成本、信息和投票成本、“免费搭车”问题、不完全信息制和代议制等，那么贸易保护主义会在政策决策中以少胜多。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削弱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效率优势，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游说活动发生，使贸易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

王元颖（2004）指出，关税只是一种表象，是收入或财富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之争和利益博弈，由此关税政策成为政治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产物。朱启荣（2003）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各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在动机，指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博弈的结果。

朱传杰（1999）认为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选择倾向，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取向，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内生变量，而且只要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够充分或存在垄断，贸易保护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像一个幽灵一样飘荡在自由贸易的上空。

盛斌（2001）认为作为收入分配的次优手段，贸易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兼而有之。

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任何一国试图实施单边自由化的努力都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均会选取保护贸易政策

4结语

对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较好地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缺陷，但仍存在几点不足。

贸易政策的中点选民决定论理论上似乎没问题，但在解释很多民主政府选择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方面，却遇到尴尬，不如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利益受损集团会尽力游说政府实施贸易保护，而这极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使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使贸易政策有可能成为体现个人意志和谋求个人利益的糟糕政策，从而消耗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社会净损失。

次优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鼓励政府干预经济，却有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政策的成功，需要许多限制条件，如完全准确的信息、恰当的政策工具、战略产业的选择、恰当的干预时机、恰当的干预力度等等，一旦这些限制条件无法满足，就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扶持了没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导致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霸权稳定理论倡导建立一个由霸权国家领导的国际体系，其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论断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也不能解释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霸权一定程度上能带来贸易的自由化，但也可能导致单极世界的产生，出现霸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弱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话语权的现象。

新政治经济学似乎过于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待价而沽”，或者说政府蜕变成了特殊利益的俘虏。这种分析忽视了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其实政府在多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可以处于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它可以选择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或是将不同议题捆绑起来，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更有利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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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论文篇3

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这一核心结论正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因其在理论的独创性、分析方法的独到性及其解释现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术对贸易的内生变量性质

传统贸易理论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动态的规模经济。技术的改变是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的最重要形式，从而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技术变化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

技术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来获得的。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其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会不断下降，从而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LearningCarve)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积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干边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重点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

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直接推动贸易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突破之三：对政府干预作用的重新定位

传统贸易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政府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只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才是“双赢”。当然，主流观点并不反对在出现市场失灵如外部性问题、垄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干预，目的是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证市场竞争自由有序正常地进行。但总体上强调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当然，在自由贸易的喧嚣声里，还有几声应推行政府干预的呼声，但其势单力弱。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幼稚产业保护论”，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免受外国同行企业的竞争压力。但这一学说并无完善、系统的理论证明。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R&D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征税、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利，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转移其垄断利润，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理所当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1.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2.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英文简写IPAEP）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润转移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进行国际贸易，使参与国双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实现“双赢”。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却提出了利润转移的论点，即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给国内，从而在牺牲外国福利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福利。利润转移理论显然与传统贸易理论能增进双方福利水平的论点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竞争都具有寡头竞争的性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理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关税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提出的“新幼稚产业保护”模型，假设一家国外寡头垄断企业独家向国内市场提供某种商品，正在享受垄断利润，且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那么，征收关税便能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因为，外国寡头厂商会吸收部分关税来决定“目标价格”，以阻止潜在进入。否则，国内企业的进入将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国公司甚至会将关税全部吸收。国内既不会发生扭曲，又可以获得全部租金。税收收入就是转移了该厂商的垄断利润。该模型突破了传统最优关税理论关于只有大国才有可能用关税来改善其贸易条件的限制，认为即使是贸易小国也同样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改善国民福利。

第二种类型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手段的利润转移效应。该观点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里能迅速成长而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相对于外国厂商具有规模上的竞争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

第三种类型是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于1985年提出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寡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厂商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总之，出口补贴降低了非完全竞争产业的垄断扭曲程度，增进的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

五、简要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现象。一种经济理论在放宽假设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后，是否依然有效往往是检验该理论优劣的最好方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之所以对现实世界能提出合理的解释，也是因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最根本也是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从而确定现实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一个系统性完整的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涉及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并没有建立起来，以其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没有上升到替代传统贸易理论的高度，相反，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因而受到了传统理论的批判，如：对竞争行为和公司数量过于敏感，将商品的价格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而内生地决定，以邻为壑的利润转移政策，完备信息需要，资源配置的紊乱以及政府的寻租行为，等等。

其实，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经济可以看成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个特例，它的比较优势原则仍是世之公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此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认为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干预。事实上，传统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争论的实质就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经济扭曲，经济问题只能靠市场解决；而干预主义认为扭曲来自于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进行纠正。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问世，强调了政府行为的重要性，摆脱了纯粹自由主义的阴影。事实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始作俑者就是最市场化的美国，而日本和韩国钢铁、汽车、计算机产业的壮大发展，“波音－空中客车”的博弈佐证了该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会产生重大的理论发展，进而代替传统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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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论文篇4

[内容提要] 美国一直是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带头者，是“自愿出口限制”、“有秩序销售安排”等“灰色区域”的积极实施者，是世界上反倾销措施最早和最大的使用者，是区域性贸易协定的积极发动者。美国对华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中国成为美国反倾销措施最大的目标国，保障措施是美国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另一重要手段。本文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歧视性表现及其原因和经济影响作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反倾销，保障措施，贸易转移 战后美国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历史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推行着自相矛盾的贸易政策，即一方面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主张推行非歧视原则，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贸易体制内奉行歧视性政策。所以，美国一方面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者，另一方面又是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带头者。 美国歧视性贸易政策体现在：第一，美国是“自愿出口限制”、“有秩序销售安排”等“灰色区域”的积极实施者，这些措施的实质是为逃避“保障条款”而选择歧视性数量限制措施。GATT第19条被称作“保障条款”，该条规定在特定紧急条件下允许任何一个缔约方为保障本国经济利益而解脱GATT的一定义务。该条第3款中的“补偿”和“报复”条款允许采取行动的当事方对由此造成的出口国损失，应作出相当的补偿，否则，允许受害方进行报复。这种“利益平衡”原则的设计，使采取行动的国家要冒开罪贸易伙伴的风险，所以，进口国在进口数量增加的情况下，不引用“保障条款”，而避开第19条乃至整个GATF的规则，用双边协定商定“自愿出口限制”、“自愿限制协议”和“有秩序销售安排”解决双方摩擦。战后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中，美国充分地使用了“灰色区域”措施。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构成了对美国国内纺织工业的竞争压力。美国无法在GATT中找到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只好依据其国内法——《1956年农业法》，于1957年与日本签订了一个为期5年的《日美棉织品协定》，以政府间协定的方式迫使日本政府“自愿”限制出口。这也是美国在GATT框架下实施违背GATT规则的“祖父条款”的典型事例。20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由60年代的纤维、石化、钢铁转向机床、汽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贸易出口也开始集中在以彩电、汽车、机床为代表的加工组装产业。日本电视机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并迅速占领美国电视机市场，黑白电视机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由1965年的10%增加到1970年的28%，彩电由1965年的1%增加到1970年的16%，由此引发日美彩电摩擦。美国政府威胁日本要对彩电征收反倾销税，遭到日本的反对。1980年，两国达成和解，美国放弃征收反倾销税，日本支付和解金。同时，日本提出实行“自愿出口限制”。20世纪80年代后，为了绕过美国的贸易保护，日本开始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使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美国对门本施压的要求也改变了。 第二，美国是世界上反倾销措施最早和最大的使用者。目前反倾销仍是多边贸易体制中维护所谓公平贸易的合法的进口限制工具，并广受青睐。从表1的统计数字可清楚地看到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为世界之最。 表1 1990---2002年国际反倾销调查发起状况及主要使用者 国家和地区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 美国34 638232481422153647477635 欧共体48294221433325412265322820 澳大利亚4768715915517421324152316 印度00807621132765417979 加拿大1511462521101481821255 阿根廷011428 17272215824452614 墨西哥119267l2244612117510 南非00001616332341162164 巴西279341551811181611179 以上总计157188298270185121167180185286240285192 世界165228325301235157 224243255355288362276 资料来源：1990--1994年数据引自：Market Access: Urfinished Business. WTO Special Studies，6；1995—2002年数据引 WTO反倾销统计.www.wto.org 注：表中欧共体的数字包括厂全部欧共休15国，即使是在它们加入欧共体之前。 有必要指出，美国对华的反倾销中往往使用弹性标准，即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替代国价格标准确定出口国产品的正常价值，使得实际操作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美国政府可以拒绝给予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有时又为了政治需要，一夜之间宣布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差别性待遇配之以反倾销名义往往构成了可针对某国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手段。从这意义上理解，美国的反倾销措施是一种打着“公平贸易”旗号的歧视性政策。 第三，美国已成为区域性贸易协定的积极发动者。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对欧盟的竞争压力，转而尝试区域经济合作，1985年美国与以色列建立了自由贸易区(FTA)。1989年美国与加拿大建立FTA。1993年，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FA)(1994年1月正式实施)。这一阶段，美国还处于区域经济合作的探索阶段。2002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终于签署《2002年贸易法》，这项来之不易的贸易促进授权(TPA)为美国对外快速谈判奠定了国内法律基础。从此，美国加快了区域合作的步伐。从2002年12月至今，美国已与智利、新加坡、中美洲5国(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巴林、摩洛哥和澳大利亚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FTA。按计划，美国将在2011年年底与南非关税同盟(SACU)(博茨瓦纳、莱索托、南非、斯威士兰)达成建立FFA的协定。2005年，美国将与西半球33个国家建立FTA(被称为FTAA)。可以看到，从2001年到2011年，美国除了欧洲之外在全球到处建立FTA。近几年，美国建立的FTA数量堪称全球之最。 美国与其他国家建立FTA，向其他国家提供比最惠国待遇更优惠待遇的做法并不违背WTO规则。GATT第24条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可采用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但GATF第24条的形成背景是特定条件下对最惠国安排的一种妥协，众多的学者对区域合作的评价基本是既肯定它的经济作用，也指出它的消极作用。任何被美国这类FTA优惠措施排斥在外的国家，在进入美国市场时，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处于被歧视地位。因此，美国发动这类FTA，形成了美国贸易政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歧视性特点。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歧视性表现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歧视性主要体现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两大领域： 1.中国成为美国反倾销措施最大的目标国 表2为1990年至2003年期间10个遭到美国反倾销调查及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次序。 表2 1990--2003年10个受到美国反倾销调查国家和地区排名 排名国家和地区被调查的案例数被征收反倾销税的案例数(占调查案例数的比例)涉案中唯一被调查国家的次数(占调查案例数的比例)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1996年，排名) 1中国9161(67%) 41(45%)3.8%(8) 2日本5333(62%)18(34%)14.0%(2) 3韩国3920(51%)3(8%)2.7%(10) 4中国台湾3015(50%)3(10%)3.7%(7) 5墨西哥2611(42%)4(15%)10.0%(3) 6德国2610(38%)0(0%)4.9%(4) 7印度2511(44%)5(20%)0.8%(24) 8加拿大256(24%)11(44%)21.0%(1) 9巴西2412(10%)2(8%)1.2%(16) 10意大利1910(53%)2(11%)2.3%(11) 其他272105(39%)31(11%)35.9% 总计630294(47%) >120(19%)100% 资料来源：根据《Federal Register》数字统计 表2中数据说明：第一，中国已成为美国反倾销调查的“一号目标”；第二，中国在涉案调查中最有可能被征收反倾销税；第三，涉案中中国往往是唯一被调查的国家，这就是说，调查是专门针对中国进行的。而近几年，美国大多数反倾销调查中，往往涉及多个国家的产品，因为自从80年代美国修改了反倾销法以来，允许采用累积的方法，即涉案进口产品可在多个来源国家的基础上累积，作出损害的裁决。使用累积方法，增加了作出产业损害裁决的可能性。而中国被突出作为单独国家接受调查的次数之多，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待遇与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待遇是有差别的。还必须指出，在中国产品被卷入多国产品倾销的案例中，中国往往比其他国家被征收高得多的税率，表3的统计数字能说明这点。表3还表明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在升级。 表3 中国在美国被征收的反倾销税率 时期中国产品面临的平均税率其他国家产品面临的平均税率 1990年至2003年（在23起中国产品被卷入多国产品倾销的案例中）117.38%36.41% 1980年至1989年（在6起中国产品被卷入多国产品倾销案例中）33.94%18.01% 资料来源：根据《Federal Register》数字统计 最后还应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是披着合法的外衣，通过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利用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非市场经济”条款的承诺，随意选择替代国标准而实现的。所以，对中国的歧视性待遇有着合法的依据。 2.保障措施是美国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另一重要手段 自1980年至2004底，美国累计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9起保障措施调查(包括5起特定产品保障措施调查和12起纺织品特保措施调查)。美国实施保障措施的法律依据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421条(以下简称“421条款”)，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6条(以下简称“第16条”)和工作组报告第242段(以下简称“第242段”)。“421条款”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它产生的背景可追溯到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中关系法”，该法案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地位。但这个法案同时确定，在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后面补加一个“421条款”，“421条款”是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6条规定的“特殊保障措施”补充写入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也就是“第16条”在美国国内法体系下的体现，在内容上与“第16条”是一致的。而美国贸易法原先对实施保障措施的依据是“201条款”。所谓美国贸易法“201条款”，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201—204节的有关规定。该法经多次修改，目前主要体现在《乌拉圭回合协定执行法》中。根据该法，如经调查证实美国国内一产业因进口激增而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总统有权采取进口限制措施(包括提高关税、实施关税配额或配额等)，总统还可以对国内受损产业实施补贴，以减轻产业面临的外来竞争压力，帮助其作出调整，适应竞争环境。 由于中国在“入世”谈判时，WTO的成员普遍将中国视为经济转型期国家，要求中国没有完成市场经济建设的这段时间设定“过渡期”，并适用特殊规则。“第16条”是“特定产品的过渡期保障机制”，该条规定，自中国“入世”起的12年内，如果中国产品对某个国家的出口大幅度增加，并且导致该国的国内市场扰乱或市场扰乱威胁，该国可以对中国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而“第242段”为“纺织品保障措施”，适用期为中国“入世”起的8年。 在保障措施问题上，美国歧视性对待中国的做法是明显的。第一，根据WTO授权的“201条款”保障措施适用最惠国待遇，而不是针对特定国家的产品，但“421条款”是针对中国而设置的，被称为“中国保障条款”。这是违反WTO规则的。“201条款”规定，对进口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必须证明本国产业受到损害，而在“421条款”下，只要WTO其他成员对中国实施保障措施，美国可以在无需调查的情况下，以中国出口产品“贸易转移”进入美国市场的理由，对中国实施保障措施。这一做法也与WTO规则不符，也与中国的“入世”承诺“第16条”和“第242段”不符。中国在这些条款中指出，一WTO成员针对中国特定产品实施保障措施时必须证明，市场扰乱存在或存在市场扰乱的威胁原产于中国产品对该扰乱的作用。所以，美国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第二，歧视性又体现在美国对中国实施保障措施的机构差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实施保障措施的调查、裁定等工作。而美国负责实施对中国纺织品保障措施调查的机构是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纺织品和服装局”(OTEXA)，具体工作再由OTEXA的“纺织品协定执行委员会”(CITA)执行。而CITA的决策程序不公开，并且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利益集团导向。美国针对中国“第16条”的特定产品保障措施由国际贸易委员会执行。 OTEXA或CITA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寻求与中国政府进行双边磋商的办法解决问题，结果是迫使中国政府“自愿”实行出口限制。比如，2003年11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纺织品配额，CITA作出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胸衣、袍服三种纺织品提出磋商请求，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首次启动对中国纺织品的临时保障措施。2003年12月，中国政府宣布，控制纺织品装运水平，使其不超过7.5%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单方面的让步不足以使CITA放弃对中国的歧视性待遇，相反，随着纺织品的后配额到来，美国加紧制订针对中国的措施。同时，中国为变被动为主动，宣布从2005年1月1日起到2007年12月31日止，中国对全球出口的外衣、裙子、衬衫、裤子、睡衣、内衣等7大类33个敏感类别的148个服装税号，采取从量计征方式加征出口关税的过渡性临时措施。中国的这些主动限制出口的做法，并不符合WTO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则，但符合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就表示欢迎。但是，2005年4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调查，从而确定是否需要重新实施配额限制，以保护国内纺织服装业制造商的利益。理由是：2005年1--3月，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总额相当于28.6亿平方米，较上年同期的17.6亿平方米增长了62.5%。其中，棉针织衬衣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258%，棉织裤较上年同期增长1521%。可见，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势头就是不愿意接受，就是要限制中国的贸易发展。这与美国一贯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是相违背的，也不符合美国主张的公平贸易原则，因为美国只是针对中国产品实施限制的。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歧视性的原因 1.歧视性对待中国减少了美国的打击目标，有利于美国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中国迅速增长的纺织品出口和把中国当作“非市场经济国家”有利于美国实行限制性贸易政策，打击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这就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和反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有利于美国对中国实施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在加上以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维持产品优势的理由对中国施压，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歧视似乎有道理。问题在于：承不承认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部分是政治原因。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成就如此突出，但在反倾销方面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却要维持到2014年，而美国为反恐需要，让俄罗斯在2002年一夜之间就获得了市场经济的地位(Pearson，2004)。所以，美国的这种差别政策完全是主观随意的。 2.美国贸易政策不仅保护国内生产者，而且要保护海外供应者 美国的跨国公司经常游说政府，维持海外子公司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的这种需要决定了政府贸易政策的取向。这样，美国的贸易政策要从全球范围来考查福利得失。跨国公司适应全球生产一体化的需要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一方面争夺到全球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又要维持美国企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美国政府只有选择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即通过“自愿出口限制”和针对性的反倾销措施等，才能把“新进入者”赶出去。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增长加快，2011年中国已成为 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这自然就成为美国保护自己市场的首要目标。日本从1949年到1959年，出口增长了600%，所以，日本成为当时美国歧视性贸易政策的“一号目标”。另外一方面，从产品结构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几种产品上，少数几种产品占据了出口的很大份额。这样，也就容易引起美国的反应。产品对市场越渗透，要求保护的压力也越大。 3.为美国宏观经济不平衡找“替罪羊” 2005年3月美国商务部表示，2011年第四季度的经常性项目赤字再创新高，达到1879亿美元，从而使得美国2011年经常性项日赤字比上个财年增加25%，总额达665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CDP的6.3%。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家都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国内投资大于国内储蓄造成的(McCulloch，1988)。同样，日本的经常账户顺差是日本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结果。部分产品的贸易政策改变只能影响日美两国贸易的构成变化，而只有宏观经济的改变才能减少两国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美国宏观经济的失衡，不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基本上是平衡的，相反，中国在原材料和高端的制成品方面是净进口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是逆差。并且根据美国贸易代表(USTR，2004)的统计，从2000年至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厂76%，而同期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出口下降了9%，尽管有上述的分析，但美国政府仍把贸易逆差归咎与中国贸易，因为从统计数字看，美国的逆差中中国占据了很大的份额，美国把逆差的原因归咎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人民币汇率低估，使廉价的中国产品扩大了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即使人民币升值也只能部分改变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不能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逆差地位，美国只有削减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才能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所以，美国不时地因贸易逆差指责中国，只是找“替罪羊”的需要，“替罪羊”有了，歧视性贸易政策就有了依据。 4.国际政治的需要 贸易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持久的内容之一。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使协定的成员方得到非成员方得不到的好处，有利于美国对外施加政治影响。同时，美国对中国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推行，更能刺激美国的贸易伙伴积极寻求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什么在2001年中国“入世”后，美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了更多的FTA?一方面是美国政治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那些国家要维持或增加在美国市场中地位，并且那些国家的出口产品也都集中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而美国用更优惠的市场准入换取那些国家非经济方面的承诺，如柬埔寨承诺实施劳工标准，中美洲5国承诺与毒品贸易开战、促进民主和环境保护，与摩洛哥、巴林建立FTA有利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所以，美国只有打击中国，才能确保这些国家在美国市场上的有利地位，从而实现美国的政治目标。对中国出口商而言，美国已经达成并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其他双边协定对中国的影响显著。以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商为例，他们不仅面临较高的关税，而且要受到配额种类最多、数量限制最严的进口限制。目前，美国服装类产品的关税为33.3%，某些羊毛纤维的关税为31.5%，鞋类的关税总体水平仍然偏高(中国出口的纺织面料鞋平均关税为33%，最高可达48%)。而根据NAYI'A规定，美国自1994年1月1日起取消从墨西哥进口纺织品和服装的配额限制，并给予一系列的关税优惠(2001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平均关税仅为0.9%)。从1996年至2001年，墨西哥借助NAFTA的优势，逐渐成为美国纺织品和成衣第一大进口国，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一度高达16%。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纺织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由2001年的6%上升至2003年的13%，而墨西哥却从1999年的16%缩减到2003年的10%，中国取代墨西哥成为美国纺织品及成衣第一大进口国。因此，美国对华纺织品设限，一定程度上与美国要给于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得到市场份额有关。 5.美国对华政治的需要 美国固有的意识形态使其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很不放心，美国要为中国制造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的。所以，美国要用台湾问题、独挺日本“入常”来牵制中国。美国防部2005《中国军力报告》渲染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为“中国威胁论”提供舆论支持。同样，美国面对中国经济上的日益强大，自然要把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所以，美 国理所当然地要在经济上为中国设置发展障碍。除了向中国施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之外，在贸易政策上给中国更多的歧视性待遇是实现牵制中国的有效工具。 6.国内政治的需要 美国制造业失业现象突出。由于发达国家的需求模式从制成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这才导致了制造业部门的相对萎缩。过去美国的舆论认为机器替代了工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崛起后，他们又把这种趋势归罪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实际上中国出门至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很小，即便把中国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美国仍然会从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进口相似的产品，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美国消费者还将不得不为此每年多付出几百亿美元。从宏观平衡上看，只要美国储蓄少于投资并保持政府赤字，经常账户的赤字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政府必须“作秀”，对华实施贸易障碍来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需要。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歧视性的影响 1.引起贸易转移而对美国不利 美国通过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会导致美国进口来源转向仅次于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其他国家产品，如亚洲国家或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由于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产品已是世界上最低成本的产品，贸易转移虽然能产生其他的利益，但中国和美国的整体经济福利受损是肯定的。中国生产者因美国的限制而损失利益。美国消费者因产品的价格上升而不利，因为中国产品常常成为吸引美国低收入者的所谓“沃尔玛购买者”的最受欢迎的产品。美国的生产者因中间品成本的上升而降低竞争力，加速美国产业转移海外。比如，1991年美国对进口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器征收反倾销税，结果导致美国笔记本电脑生产者成本上升，笔记本电脑的生产依次从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朝日本、加拿大、爱尔兰和新加坡转移。全球福利因更高成本的产品替代而减少(1ns'in，2002)。美国的这一做法是对全球市场的扭曲。 2.影响全球贸易流向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歧视性可能对全球贸易流向产生重要的溢出效应，造成新的贸易摩擦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扩散。因为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的反倾销或保障措施可能导致中国产品转移至其他国家，结果同样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进口激增，这些国家有可能也采取保护措施限制中国产品。世界上一部分国家可能因中国的贸易转移得益，但可能使一部分从中国进口中间品的国家因中国的贸易转移导致供应增加、价格下降，而获得了更有利于进入美国市场的优势。全球生产一体化的今天，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只能使中国减少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就是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构成部分。美国限制中国产品，只能引起贸易抑制。中国受到贸易抑制，只能寻求进口保护。 3.促使中国思考出口过于依赖美国的不利之处 按照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1年，中国全年出口5934亿美元，其中对美国出口1249.5亿美元，占全部出口的21.05%。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电器及电子产品、玩具、高新技术产品、电子技术、服装及衣着附件、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等。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国。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1年美国与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达2314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遥遥领先于位居第四的日本。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指出，2011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上升到逆差总额的24.9%。美国全年进口额为1.7万亿美元，从中国的进口占美国全部进口的7.3%，即使按美国的统计，从中国进口也仅占美国全部进口的10%左右。以上数字说明，美国在中国整个出口格局中占重要地位，虽然从中国的进门占美国的全部进口的比重不高，但从中国进口的比重在上升。所以，面对日益增加的中国进口产品，美国开始把限制贸易的目标集中到中国，再加上利用中国“入世”时签订的一些歧视中国的条款，美国势必会歧视性地对待中国产品。从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看，产品过多地集中在对美国出口和本国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比重大，往往会引起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日本商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进口中曾达到50%以上的比重，其市场占有率达15%～20%。所以，过去日美贸易摩擦不断。所以，我们也到了拓展世界市场，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的时候了。 4.促进中国提升产品的档次 美国对中国产品的数量限制促使中国企业必须走提升产品质量和提升产品档次的 道路，这有利于中国企业加快技术转移或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虽然质量提升或档次提升都是工业化发展的正常过程，但贸易限制会加快这一过程。当年日本自愿限制汽车出口，结果加速了闩本汽车从经济型到高级豪华型发展的进程，形成了其现在与美国三大汽车商形成竞争的格局。欧洲小型汽车生产商从美国对日本的限制中得益，欧洲汽车填补了日本汽车留下的低端汽车空缺。从长远看，日本汽车发展了。2011年，中国宣布对纺织品出口征税，目的也是为了提升纺织品档次，应该结束在服装领域与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工资成本更低国家的竞争。此外，美国的限制政策也会促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规避美国对原产于中国产品的限制。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 5.增加了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压力 中国产品出口在发达国家受挫，促使中国寻求扩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国从挫折中更能感受到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性，这正是目前中国对外经济的薄弱环节(Antkiewicz，Whalley，2004)。中国如与其他国家签订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为中国外贸打开新天地，上文提及的墨西哥纺织品在美国市场份额的例子，能说明自由贸易协定给中国产生的经济影响。同时，中国如与其他国家签订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只能给美国产品进入中国留下更多的“最不优惠待遇”。中国目前与20多个国家在进行建立FTA的谈判。随着美国加紧对中国产品的“围剿”，中国政府会加快与这些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

贸易政策论文篇5

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保护贸易政策的演变

从建国到1978年期间，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管制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这种封闭型贸易政策实质上也就是过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对保护的对象不加正确选择，没有明确的保护期限，因此，这种政策存在不少弊端：(1)不利于我国工业的进步。在高度保护政策上成长的民族工业，犹如温室中的花朵，成本较高，享受特殊的优惠待遇，无竞争压力，难以形成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2)容易致国内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由于受保护的产业或企业享受各种优惠，国内资源会争相流入这些低效率的部门。(3)失去了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充分利用国际生产力的机会。总之，这种政策使经济的内向程度加深，经济结构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延缓了工业化的速度。

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英明决策，原来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改革势在必行，由国家统制下的封闭型保护贸易政策转变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活动由国家统一领导、控制和调节，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使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促进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在进口方面，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吸收外资作为战略重点，同时，适当进口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物资。在出口方面，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利用我国自然资源的优势，扩大矿产品、耐用消费品和农副产品的出口，努力把初级产品、粗加工制品加工成工业制成品出口。总之，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与改革开放的政策相一致的。随着出口贸易政策开始走向自由化，高度，这种高度保护的进口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参与多边贸易活动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因此，从1992年以来，对进口贸易政策进行了改革，使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提高了民族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二、适度保护

贸易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选择

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存在着地区和产业方面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但科技水平和科技转换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综合国力还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无条件地全面地开放市场，让发达国家的商品占领我国市场，对消费者来说暂时可以得“物美价廉”的商品，但从长远看必然会冲击我国的民族工业。那么，如何从我国基本国情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出发，如何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我国的科技水平、资源、产业结构等情况出发，把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制定更加科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贸易政策，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笔者认为，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是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实行适度保护贸易政策。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对我国有关行业和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使国际竞争限制在我国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向WTO所要求的国际惯例接轨，这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与国际市场保持有机联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采取程度不同的贸易保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有充分理由实行适度的保护贸易政策。

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开放是前提，贸易保护是在开放基础上的保护。随着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深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和范围，成为衡量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就必须逐步开放市场，把我国的市场纳入到整个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而不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并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培养它们在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国内幼稚产业采取动态的保护措施，对在国外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产品，实施鼓励出口措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三、把握好适度保护贸易政策的“度”

我国不久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将是中国继70年代末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第二次对外开放，将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既要对外开放市场又要保护民族工业。开放型适度贸易政策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上的有目的、有选择的保护，并不是什么都保护，更不能保护落后的产业或企业。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好开放和保护的适度性。其包括的内容有：如何选择保护的对象；确定保护期限；保护要有高度的透明度和适当的保护高度。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内已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某些行业或企业已达到或接近同行业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并建立了较为科学的经营管理体系，初步具备了与国际大企业相竞争的一些条件，并且已进入或占领了国际市场。如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业、家电业、机电设备制造业等，对这些行业没必要进行过度保护，而应让这些行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竞争力。那么受到保护的应是哪些行业或产业呢？笔者认为，受保护的应是幼稚产业、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所谓幼稚产业是指某一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薄弱但经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如何界定和选择幼稚产业是一个关键，选择不好就可能导致保护落后，保护需要大量的投入，付出一定的代价。关于幼稚产业的选择标准国际上有三个：(1)穆勒标准，如果某个产业由于缺乏技术方面的经验，生产率低下，生产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无法与外国企业竞争，在一定时期的保护下，该产业能够提高效率，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存在下去，并取得利润，该产业即为幼稚产业。(2)巴斯塔布尔标准，受保护的产业在一定的保护期后能够成长自立，为保护、扶植幼稚产业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不能超过该产业未来利润的现值总和，符合条件的即为幼稚产业。(3)肯普标准，除了前两个标准的内容外，应考虑产业在被保护时期的外部效应，如具有外部性，该技术可以为其他产业所获得因而使得本产业的利润无法增加，将来利润无法补偿投资成本，国家应该予以保护。对这三个标准要正确理解，在选择幼稚产业时可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也可以用两个或三个标准综合衡量。可以肯定，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保护的目的在于使得受保护者得以进步，最终不需要保护，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我国目前的一些高科技产业比如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等都属于幼稚产业，国家应予以适度的保护。我国的一些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如汽车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都不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国家也应予以适当保护。

适度的贸易保护应使贸易壁垒具有透明度，并应确定适当的保护高度和保护期限。所谓保护壁垒的透明度是指以关税保护为主要手段，统一并公开有关贸易保护的法令和法规，同时利用关锐的价格机制，使国内外市场的商品保持直接联系，实行贸易保护通常有两类措施：一是关锐壁垒；二是非关税壁垒。过高的关锐壁垒以及由此保护的进口替代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抨击。各国的关锐税率呈下降趋势，世界贸易组织也在致力于降低关锐，消除壁垒。非关锐壁垒的作用也在逐渐缩小。关锐保护壁垒的透明度可体现在这次中美达成的协议中，我国目前的关锐率已从22.1%削减为17%，取消所有进口配额和数量限制。到2004年将农产品平均关税降至17%。适当的保护高度是指考虑我国经济对国际竞争的承受能力，逐步接近WTO成员国的平均保护水平，并且这种保护不是全面保护，而是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当的保护期限是指对所选择的幼稚产业的保护必须明确规定一个合理的期限。根据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保护期限最长不能超过3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加以发展，作为幼稚产业加以保护。汽车工业的进口关税一直很高，可是20多年过去了，汽车工业至今没有走出幼稚产业的局面，竞争能力依然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高度保护使得汽车工业没有国际竞争的压力，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效率低下，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老化，也就是说过度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所以，国家调整了对汽车的保护期限和进口关锐，到2006年，汽车进口关税将从目前的80%—100%降至20%，在进口汽车的竞争下，必然会挤跨大部分汽车整年生产企业，这对汽车工业的整体发展未必是坏事，相反，已经成长起来的若干家具有竞争力的汽车企业会进一步壮大，参与进品汽车的竞争，同时实施汽车出口目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贸易保护水平将会逐步降低，最终走向全面开放和自由贸易。

综上所述，我国的适度保护贸易政策体现了开放和保护的特点，这一政策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客观经济形势和基本国情的，也是我国加入WTO的必由之路。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可以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培养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让其成长壮大后再去参与高水平的国际竞争；适度保护贸易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淘汰不合理和落后的产业。收稿日期：2000—06—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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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贸易政策产业竞争政策产业结构升级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协调

产业竞争政策源于产业组织政策，它是为了获得预期的市场绩效，由政府主导制定的干预和调整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经济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竞争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协调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关系，在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上，培育和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产业竞争政策一方面要鼓励竞争、限制垄断，另一方面要避免过度竞争、追求规模经济。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冲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原来主要用于调节国内市场关系的产业竞争政策逐渐演变为保证和维持国际竞争环境的一种协调工具。产业竞争政策的内涵与外延远远超出了产业组织政策的范畴，已成为包括产业组织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方面内容的国际性经济协调政策。

在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产业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产业竞争政策已经成为多边贸易谈判中的重要议题。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自由化的成果越来越多地受到产业竞争政策所管辖的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侵蚀；同时，越来越多的贸易政策措施不仅没有促进竞争反而恶化了国际竞争环境。

从长期来看，对于竞争性产业，其竞争能力在竞争环境中比在保护条件下更容易培养。因此，从培育产业竞争力的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应该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和制定产业竞争政策时，应该尽可能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构建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

(二)产业集群和产业类别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政策和产业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领域和政策目标是不尽相同的。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竞争政策体系的重点与思路时，将竞争政策的作用领域划分为三大产业群和六大产业类别。

依据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程度，将现有产业分为竞争性产业、准竞争性产业和非竞争性产业三大产业群。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又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准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但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非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

在三产业群划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竞争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竞争能力的差异，将竞争性产业细分为吲际竞争性产业(如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机电设备、船舶制造等)和国内竞争性产业(如轻工、机械、电子、建材等)；按照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长远发展战略的影响，将准竞争性产业细分为经济安全性产业(如兵器、航天、航空、核装备等国防工业，石油、化工、能源、资源等支柱产业)和发展战略性产业(如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技术等)；按照规模经济的显著性和公共产品性质的显著性，将非竞争性产业细分为自然垄断性产业(如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和外部经济性产业(如港口、机场、城市交通、供气、供水、广播电视、气象、环保等)。

(三)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领域和政策目标

对于竞争性产业，产业竞争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反行政垄断，促进市场竞争，保证市场机制在产业内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反过度竞争，实现行业规模经济。反行政垄断与实现规模经济并不矛盾，因为规模经济是竞争的自然演化结果，是竞争产生规模经济，而不是垄断“制造”规模经济。与产业竞争政策相配合，贸易政策应该实现竞争性产业的国内市场全面开放，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借用国际竞争机制来抑制和消除行政垄断和过度竞争。

市场竞争同样有利于提高准竞争性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可能危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目前，外资经济在我国准竞争性产业领域的经济性垄断有逐步加强的趋势。在一些重要行业(如电子产业、汽车产业)或重点企业，外资通过持股控股、技术控制、经营权控制等方式，形成了对当前或未来市场的控制。而国内这些行业的企业规模小，生产经营分散，相互间恶性竞争。因此，在该产业群中，产业竞争政策的重点目标是反对跨国公司的经济性垄断，同时限制国内企业间的低水平过度竞争，推动规模经济的实现和整体竞争实力的提高。贸易政策应该与投资政策相配合，对准竞争性产业给与适度、适时地限期保护。应当注意的是，关税壁垒基本消除并不等于全面的零税率，国际惯例也并不是全面的自由贸易惯例。

从总体上看，自然垄断性产业和外部经济性产业属于非市场竞争性领域。但这些产业并非完全、绝对地排斥市场竞争机制，因为在这些非竞争性产业链条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市场竞争性部门或市场竞争性业务。对于这些竞争性业务和部门，产业竞争政策的目标也应该是反对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非市场竞争性业务和部门，应该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贸易政策也应该着力于扩大这些竞争性部门和竞争性业务的对外开放。

二、贸易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升级。产业间结构升级主要指国民经济增长对三次产业的依赖，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顺次转移。在宏观总量上表现为三次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变化和调整，即农业总产出占GDP的比例逐渐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总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渐上升。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步提高，同时，还伴随着服务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协同增长。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人“重化工业化”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以电子、能源、汽车、石化、建材等行业为工业经济增长支柱产业的新工业化阶段)，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稳步提高，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渐下降，服务业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但是，这种产业间结构升级的比例并不协调。首先，区域结构严重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而成为所谓“新兴工业化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农工业化时期”，农业总产值占地方GDP的比重还很高。其次，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东部“新兴工业化地区”更是如此。第三，由于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后劲明显低于工业，这造成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相对波动幅度较大，反映出工业化进程的不稳定性。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问结构升级

就贸易政策如何促进产业间结构升级而言，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由于“重化工业化”的支柱产业属于“准竞争性产业群”，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战略，其投入和产出都应该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贸易政策应该着眼于保障技术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配合国内投资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确保这些支柱产业的稳定发展，防止外资垄断和国内市场过度竞争，实现规模经济。其二，总体而言，服务贸易领域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服务业同样存在一些诸如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幼稚业，其开放速度和深度要与他们的改革速度和市场竞争能力相适应，既要有足够的竞争压力，又要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其三，对于农产品贸易，贸易政策的重点是要维护公平竞争，保障粮食安全。要建立健全农产品补贴制度体系，用足用好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框架下的“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支持农业生产。

(二)贸易政策与产业内结构升级

产业间的结构升级是以产业内结构升级为基础的。而产业内结构变化是由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生产供给结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一定收入约束条件下的需求结构决定供给结构，一定生产可能性边界条件下的供给结构变化诱导需求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是由其内部相互关联的产业链交织而成的产业网络。产业内结构升级是指价值增值中心沿着产业链向新的环节或结点转移，并伴随着增值比例的上升。在升级过程中，有的产业链条可能收缩，有的产业链条可能延展；产业网络的某些部分可能变得更加密集，某些部分可能更加松散。产业内升级的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例提高，产业运行更加富有效率。

在产业内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可能有新的富有活力的产业环节和产业分支产生，即出现所谓“产业岐化”。如果资源不断向新产生的环节或分支转移或集中，新的环节会不断“增生”，新的分支会不断延展，旧的环节或链条会逐渐萎缩甚至消亡，那么旧的产业结构会被新的产业结构替代，即出现所谓“产业蜕变”。

贸易政策论文篇7

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根据Brander&Spencer的战略性出口贸易政策，这种“增进本国福利”的主要来源是它把寡头行业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即贸易政策的利润转移效应（Profit-ShiftingEffects）。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借鉴和运用战略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对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误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因此，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以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进行研究和对比分析。

一、国家战略贸易政策的导向

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通过国家支持和政府介入，综合运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帮助企业率先进入和开发新产业，构筑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通过成本领先优势抢占市场份额，扼杀潜在的和成长中的竞争对手，形成国家资助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优势，借助国家竞争力确立本国大企业在新兴产业开发方面的国际领先和主导地位，抢占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例如，美国自90年代初就开始制定和推出“国家出口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财政和金融措施、产业部门支持、特定市场准入、技术性支持等各个方面，而确定为优先支持的领域均为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目的正如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所说：“是保持美国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空心化”战略（研发机构在本国，生产向海外劳动力价廉的地区转移）带来的有利发展机遇，通过政府介入和国家财政支持，形成最有利于国际加工业集聚和发展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入“凹地”，融入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通过国际化生产的外溢效应，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分享当代科技创新的成果和扩散效应。

这种政策目标的确定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不对称竞争”的地位：由于缺乏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产业发展主要沿袭产业技术梯度转移的模式，技术发展也是以跟踪、引进、模仿为主，无论在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还是在新产业开发研究领域都滞后于发达国家十几年到几十年，本国独立完整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体系尚未形成。在这种非对称竞争的情况下，即使发展中国家仿效发达国家资助本国企业进行R&D投资，也很难从创新能力和新产业开发能力上击败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因此，只能将战略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由“竞争”转向“合作”，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进入全球配套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在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往的国际经验证明：大量引进国际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最迅速、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为例实证分析：据外经贸部统计，200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98.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8.9%，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76%攀升到80.51%.这说明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开发能力相当薄弱，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力量，而且从其增长轨迹看，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高于全国外贸出口平均增幅的发展态势。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6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4%，高于全国平均出口增幅18.6个百分点，在全国新增出口总量中，高新技术产品占55.5%.如果离开“外资”，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足现有规模的1/5而技术贸易逆差将高达500亿美元。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看，据外经贸部调查统计，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申请数的2/3以上。再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构成分析，2001年，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约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而这类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由此可见，我国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尤其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领域）只能是“合作”。经济的“融合度”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度”，只有不断提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才能逐步缩小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二、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情况分析，在生产力诸要素构成中，资本要素相对充裕，因此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存在输出资本，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趋向均等化的倾向。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估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2400亿美元，2001年，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9.11”事件对投资者信心打击的影响，降至2250亿美元，但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例如，美国的国家贸易政策中非常注重“全球资源的置换效应”，即用美国的投资、知识产权、技术装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进行置换和组合，以实现美国经济从“后工业化经济”向“智能和创造型”经济演进。这种以全球资源置换为内核的对外投资方式绩效十分显著，1998年，美国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高达2.4万亿美元，是美国同期外贸出口的25倍。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关键是通过国家财力和政府的经贸政策，改善本国的投资软硬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生产要素流人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处于成熟期的加工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形成国际化生产加工基地。并通过不断改善加工贸易条件，拓展加工贸易业务，最终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加工链”。据《商业周刊》最近统计，全球5.3万家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0%以上。因此，融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大力发展产业内加工贸易应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今后发展的基本取向。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方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都有4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金流入。作为“世界工厂”，加工贸易逐步成长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2001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1474.5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5.4%，加工贸易进口939.8亿美元，占外贸进口总额的38.6%，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约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这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方式仍以加工装配为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程度和自身的加工水平，加工贸易是现阶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达、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较高、技资环境较好，如何构建和形成这样一个战略“凹地”，主动吸纳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入，应成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切入点。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首要前提是如何构建对国际加工业最具吸引力的战略“凹地”，而战略“凹地”的构成要素取决于外国公司选择海外投资的标准和主要促成因素，以及各国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相对优势。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近年来经济政策的导向看，各国日益意识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上更加趋向促进投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放宽对投资领域的限制以及放松外汇管制，各国都在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加有利、更具吸引力的政策环境。因此，作为国际化的加工贸易战略“凹地”一定要具备国际大环境中的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要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创造优越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各国的实践表明，只有当一个国家致力于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提供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政策、法律环境，并且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能够政令畅通、协调一致、高效运作，才能对国际投资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

三、对策措施

外商选择来华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首先是成本，其次是市场，第三是环境。以下就这三个核心因素以及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

1.成本因素

在产品成本构成要素中，我国最具竞争力（也是外商最看中）的是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在可用性基础上的劳动力资源充裕和价格低廉，即较容易雇佣到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

二是，具备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薪水与国际同类人员相比又非常低；

三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的可塑性很强，表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较好，渴望学习、刻苦钻研，而且吃苦耐劳、便于管理。

但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人力资源要素将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要素的主导地位，成为构成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绝不能仅仅建立在价廉的基础上，因为劳动力的绝对成本优势终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丧失，而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优势（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其成本的比较）是我国可以长期依托的支点。我国应加快普及高等教育的步伐，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为现代加工贸易的运作提供厚实的智力支撑，主动迎合国际跨国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行的人才本土化战略。同时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国际合作，通过国外高技术劳务的引进，与国内低成本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人力资源方面的组合效应和互补优势。

2.市场因素

市场是构成外商来华投资的第二大要素。目前，外商最大的不满在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不完善：

一是，在某些市场的准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经济成分歧视，限制和排斥外资企业，即使对外商部分开放的领域，还存在地域、企业数量和股权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二是，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外商普遍感到中国法律的聚焦点是大公司、大企业，而对小企业缺乏约束力。如对小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盗用国际名牌商标、偷税漏税等行为很少有人问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三是，市场供给体系不完善，外资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进口受高关税的约束，影响了产品成本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四是，资本市场的发育很不成熟。风险投资的发展依赖于证券市场的发展，高科技与风险投资是一对“孪生子”，缺少风险投资的孵化，高科技产业就很难成长和扩张。从我国情况看，由于受各项政策法规的限制，一方面我国风险投资尚未完全对外资开放，尤其是国内二板市场尚末启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国内上市很困难，运用证券市场资本运作实现高科技企业战略扩张的策略难以实施，再加上风险投资成功后的退出机制很不流畅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制约了国际风险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国内私人资本市场一直处于“地下运作”。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仅北京、上海、深圳三市就有3600多家公司从事私人资金运作，这类公司控制的资金高达7000多亿元，其主要功能是从事股票市场的投机。如何清除金融限制方面的政策法规障碍，使庞大的私人资本合法地“浮出水面”，同时，加快出台和完善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运作的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风险投资管理体系，加快二板市场的出台，吸引国外风险资本，清除影响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的体制障碍，引导国际资本投向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培育资本市场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会产生巨大影响。

3.环境因素

在投资硬环境方面，外商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在硬件设施（运输、通讯、电力等）方面已有重大改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业整体配套能力很差，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均很弱，缺乏支撑现代加工业发展的完善的工业整体环境，即使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平均采购水平仅20%左右。从目前吸引外资的新动态分析，外商在投资地区的选择上越来越注重产品价值链的衔接和增值，即投资区的整体工业配套水平，包括加工配套、人力资源配套，以及同行企业和相关企业的集聚效应，在我国沿海部分工业整体配套水平较高的地区已出现大规模的区域性外资集聚现象。例如，紧邻上海的苏州市吸引外资约占江苏全省利用外资总量的一半。

因此，在改善投资硬环境方面不仅要具有能承载现代化加工业的一流的基础设施，还要具备高速便捷、立体化的大交通网络，覆盖面广的数字化、宽带化、智能化的信息高速传输平台。在国家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更应加大基础设施领域与国际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合作，扩大BOT、项目融资、基础设施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的利用外资，加快出台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同时，要注重不断提高加工水平，增强配套能力，支持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配套产业，在较小的协作半径内形成很强的产品乃至产业配套功能。此外，要创建高品位的文化生活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在吸引外资过程中许多地方重视生产环境建设，忽视生活环境建设，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表现：东方人强调“艰苦创业”，而西方人非常注重生活环境和质量。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利用外资较多的地方，经常会出现外企白领阶层“江浙上班，回沪住宿”这种东方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因此，在构建国际化加工贸易战略“凹地”过程中要注重生活和生态环境建设，如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国际学校和国际医院的建设，注重防治污染，加强水资源、山体资源的保护，扩大绿化覆盖面，提高生活环境的质量和品位。

国际投资对软环境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国有稳定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条件）、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没有地理文化上的进入障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软环境总体评价较好，认为我国在投资软环境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人民币币值稳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所得税减免、进口技术设备减免税、境内技术转让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等）；投资成本低，特别是土地使用费低和建设费用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在投资软环境方面外商反映的突出问题：一是，法制不健全，经济纠纷的执法难度很大；二是，经济贸易政策方面存在随意性、复杂性，尤其是不可预见性，使外商很难了解和把握；三是，我国税收政策与国际不接轨，仍存在较大差异和一些不合理因素。如我国企业所得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与国际相比都很高，出口退税不到位，依然采用国际上仅少数落后国家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税，制约投资），以及在税收政策上重税率、轻税基等等；四是，政府部门办事程序复杂，环节多、效率低。

在改善投资软环境方面，要注意创造以下条件：

1.具备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框架和经济贸易管理体制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变化的最主要特征是从政策性管理转向法律框架下的规范化和可预见性管理。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求政府在管理经济贸易的法律制度方面符合WTO的各项规则，从自主制定各项规则向逐步采取世贸规则转变，使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和法规简洁、统一、连贯和透明。只有在稳定的、与国际一致的法律框架下才有可能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中长期战略性投资。

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体制上与国际接轨，一是，要更新行政管理的观念和方式，逐步转向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二是，调整行政管理的职能，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上下之间的职能重叠，压缩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理面和干预面；三是，调整和压缩行政管理权限，减化繁琐的管理程序和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各类审批手续，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2.建立国际化的高速物流通道

国际加工贸易区的三个基本要广素是加工水平、通关速度和货物集散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跨国公司越来越注重选择全球最有利的地区进行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产品销售。随着加工贸易供应链的拉长，对货物在国际间穿梭的时间限制将更趋严格，以适应制造业向零库存生产演进。只有具备高速、便捷、流畅的物流通道和覆盖面广的供应链体系，才能为构筑国际化的生产加工基地创造基本条件。因此，要大力发展与大交通、大流通、电子商务有效结合的现代物流业和开放型的物流网络体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物流企业，建设以港口为依托的现代化、智能化的物流基地，开发BtoB（企业到企业）和BtoC（企业到消费者）的第三方物流，以集装箱等“组合包装”、“门到门”的多式联运，以及以EDI为先导的现代交易方式。海关、商检、外管、税务、银行等单位要简化办事程序，加强彼此间的协作、协调和配合，构筑现代化的物流交易平台。

贸易政策论文篇8

(一)不同部门的政策不配套

加工贸易管理涉及海关、质检、外汇、税务、外经贸等多个部门,部门间政策的协调一致对于加工贸易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各部门分别制定政策,缺乏正式的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因此,部门间的政策不一致、不配套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加工贸易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企业的运作。例如,由于退税不及时,加工贸易“一日游”现象日趋严重,降低了企业运行效率,提高了企业运行成本,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发挥现有保税区的功能,可以替代香港的中转作用,境外“一日游”将大大减少。但是,海关与税务部门对保税区的规定是不配套的,海关认为货物运到保税区视同出口,但税务部门认为只有货物离境才能享受出口退税。税务部门的这一规定,不仅使加工贸易境内“一日游”取代境外“一日游”成为不可能,而且也大大阻碍了保税区建立国际采购中心、发展国际物流业务。实际上,税务部门关于退税的规定,在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就存在差别,国内货物进入出口加工区可以享受出口退税。

在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中,企业将“税务、外汇、海关部门规定不配套”视为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与管理中存在的第一位问题(参见表1)。

(二)深加工结转政策不统一

深加工结转政策不统一已成为现行加工贸易政策的焦点问题。深加工结转政策涉及面广,据调查,山东约25%,江苏、浙江约40%,福建、广东约60%的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需要深加工结转后再出口（《关于研究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据海关统计,2000年深圳市80%的加工贸易企业涉及深加工结转,结转进出口值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值的20%;苏州市21%的加工贸易企业涉及深加工结转,结转进出口值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值的1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意见的通知》规定,对深加工结转业务,国家有关部门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但是,税务部门认为,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属于国内销售行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应该征收增值税,出口时再予退税;如果使用国产料件加工成半成品后结转,不能退税。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自2001年1月1日始,所有企业的间接出口应统一执行中间环节征税,出口环节退税的政策。显然,税务部门的政策与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规定并不一致。

对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货物实行“免、抵、退”政策,改变了以往的深加工结转货物保税政策,在出口退税手续繁琐、周期长的问题仍没解决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变化将直接打击加工贸易企业国内加长国内产业链的积极性。这种政策上的不一致造成了具体执行政策中的混乱,不同地区的作法存在明显的差别,大部分地区没有征税,有些地区采取挂帐,有些地区给予免税。

(三)一些政策违背了鼓励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的方向

加工贸易发展的方向是三个:即上规模、上档次和提高附加价值。满足第一个目标,需要结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营造一个适合加工贸易发展的总体制度环境。针对第二个目标,则需要吸引技术水平更高的企业来华从事加工贸易,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与产品升级。提高附加价值则需要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长国内产业链,分别向上游零部件产业上溯和向下游物流业延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鼓励其提高国内采购率。提高附加价值不仅关系到我国从加工贸易中可能得到多少实际经济利益,而且可以使加工贸易从“无根工业”变成根植于我国的产业,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但是,近年来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中,各个部门往往从本部门管理方便的角度出发,较多地关注了如何防止不法企业利用加工贸易政策“走私”、“骗退税”,忽视了鼓励企业提高国内采购率,有的政策客观上甚至不利于鼓励企业提高国内采购率。例如:

出口退税按计划而不是按出口实绩进行,导致欠退税越来越多,加大了企业财务负担,阻碍了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的积极性,是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境外“一日游”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实行的对来料加工国内采购不退税政策,降低了来料加工国内采购的积极性。1994年税制改革以前,增值税率很低,来料加工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大体相当,来料加工国内增值率为23.1%,比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高出2.22个百分点。2001年,来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为46.32%,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则已经达到61.58%,来料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已经比进料加工贸易低15.26个百分点。从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国内增值率变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退税政策对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具有重要的影响。

尽管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提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但因为我国现行政策中存在不少与鼓励加工贸易提高国内采购率目标相矛盾的规定,加工贸易企业感觉现行政策与政府宣传的目标不尽一致,从调查结果看,企业认为“鼓励国内采购政策不明显”是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位列第四位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政策调整方向与长期政策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暴露出我国现行政策制定机制的弊端。各个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从本部门的目标与管理出发,例如,海关关心的是如何加强监管力度防止走私,税务部门关心的是如何防止税收流失,对于如何鼓励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从而提高其对国民经济贡献这个根本的政策目标,却考虑得较少。因此,部门的有关政策虽然有利于局部目标的实现,但却有损于宏观目标的实现,政策的机会成本相当高。要保证具体的政策规定有利于实现宏观目标,就必须有超越部门之上的强有力政策协调机制。这正是目前我国政策制定机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四)加工贸易中的一些政策与管理手段不适应加工贸易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上对我国产业转移的速度与力度均大大加强,我国加工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现行政策与管理手段未能针对加工贸易的新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在实际运作中政策与管理不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

传统管理方法远远不能满足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工贸易发展的需要。90年代中期以来,以台湾对大陆投资为导因,境外大量IT产业转移到我国,从事出口加工贸易活动。目前,IT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的第

一大类商品。IT产业是一个国际分工非常明显的行业,其运作具有“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生产零库存”的特点,这就大大缩短了从采购到交货的周期,对于货物通关效率提出了比传统产品高得多的要求。但是,我国对加工贸易的管理依然采取80年代初的合同、手册管理办法,不能适应IT产业加工贸易的要求。例如,IT产品加工贸易只有电子订单,没有合同,为了适应加工贸易需要经外贸部门审批合同的规定,企业只好人为地编造一个毫无意义的合同;IT产品对通关效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我国通关效率不高,不少跨国公司将其高端产品的加工贸易放在中国境外进行,国内只能开展低端IT产品的加工贸易,这不利于实现我国提高加工贸易档次的政策目标。苏州和深圳已经开始了改革这种监管模式的尝试。苏州海关对关区内的四家IT企业进行了联网管理。这些企业的特点是料件繁多,用手册管理困难大。具体的监管程序是外经贸局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总量备案,海关与被监管企业实行联网,海关直接从指定的数据库提取数据,抽查核对产品单耗,定期查验库存,查验时间与企业盘点一致,最后进行核算核销,对差异进行核销。深圳实行的是联网保税工厂的方式,即利用网络和电子摄像技术对整个企业实行全封闭的监管,整个工厂相当于一个保税区。与苏州海关的做法相比,这种方式在防范结转过程中的走私、“飞料”方面效果更明显,但投入较大,一般的企业可能无法负担。无论哪种方式,对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实行联网监管是今后加工贸易管理发展的方向。目前需要注意的是,要尽快统一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比较一致的做法,避免因地区间差异造成不必要的效率损失。

现行政策与管理规定不适应在华建立采购与配送业务中心的要求。随着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能力,成为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制成品重要的出口基地,因此,不少大型跨国公司计划在华建立采购配送中心,同时发展物流业务。但是,由于我国在保税区退税政策、保税区(仓库)监管等方面的规定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大大阻碍了加工贸易向下游产业的延伸。

(五)某些新的政策调整脱离了加工贸易企业发展的现实,政策效果低于预期

以出口加工区政策为例。出口加工区是国际上不少国家采用的加工贸易管理方式,而且成效卓著。我国参照国际经验建立出口加工区,有利于提高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水平与效率。但是,出口加工区政策出台以来,实际运作效率并不理想,不少出口加工区入区企业很少。究其原因,就在于出口加工区有关规定脱离了加工贸易发展的实际。

加工贸易企业迁入出口加工区的愿望比较低。从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参见表2),86%的受调查企业不准备在出口加工区投资,准备将现有工厂搬入出口加工区的只占2.6%。

现有加工贸易企业之所以不愿搬入出口加工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参见表3)。对于现有企业而言,搬迁成本高昂,58%的受调查的企业将此作为不搬入出口加工区的原因。另外,31%的受调查企业因不了解出口加工区政策而拒绝做出搬入的决定。除这两项原因之外,某些具体的规定由于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成为阻碍企业入区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都不再是“大进大出”的100%出口企业,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已经成为主流。出口加工区的管理政策,对于“大进大出”型的企业而言,监管效率大大提高,但对于与国内产业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加工贸易企业,则存在诸多不便。例如,出口加工区企业可以不实行手册管理,但区外的深加工结转企业必须用手册,区内企业没手册就无法与区外的企业做生意。对于部分产品内销的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加工区外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只需按进口零部件税率补交进口零部件的关税和增值税。但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内销产品时,补交关税时适用成品关税税率,在大部分情况下,成品的关税水平高于零部件,由此将加大区内企业内销的成本,削弱其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总之,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规定,实质上削弱了区内企业与国内市场的联系,这对于大多数已经兼顾内外两个市场的企业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而且,区内企业与国内市场联系的削弱,与加长加工贸易产业链的发展目标也是不符合的。这就决定了出口加工区只适合那些新建的100%出口型的加工贸易企业,而且国内采购不能太多,对于这样的企业,区内监管效率方面是存在一定优势的。对于其他加工贸易企业,绝大部分仍然将留在区外,因此,出口加工区政策只能有利于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的合理布局,不能改变目前已经存在的加工贸易“放养”现象。如果将出口加工区政策定位于给“大进大出”的100%出口型企业创造一个监管效率更高的局部小环境,出口加工区政策将是成功的,如果定位于以此改变加工贸易“放养”的状态,加强对加工贸易的监管,则注定是不会取得明显效果的。

二、我国加工贸易政策未来调整的方向

政策是对现实的反映,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促进发展。加工贸易政策应该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现状出发,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促进加工贸易充分发挥其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加长产业链的潜力。为此,加工贸易政策应该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对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采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2001年,来料加工贸易进口额为289亿美元,占全部加工贸易进口额的30.7%。受现行来料加工国内采购不退税政策的影响,来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比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低15个百分点。如果对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采购实行退税,将有力地促进来料加工贸易企业扩大使用国内料件,带动国内上游产业的出口,加长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链。按来料加工出口的国内采购率达到进料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计算,2001年来料加工国内采购值约可增加44亿美元,而且,随着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逐年增长,其国内采购值也将逐年增长。但需要强调的是,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长与监管成本和风险的增加成正比,因此在采取措施促进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延长的同时,要研究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的办法。

(二)完善深加工结转政策

深加工结转涉及面广,情况非常复杂。深加工结转政策实质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进口料件在国内加工后转厂时,是否继续实行保税监管的政策,另一个问题则是对深加工过程中所采用的国产料件是否退税。由于这两个问题高度的复杂性,不同部门对深加工结转政策调整存在不同意见。

对于第一个问题,经贸主管部门倾向于维持现行的保(免)税政策;财税部门则主张实行“免、抵、退”政策;监管部门结合了上述两种政策选择,主张对部分优秀、守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企业,继续实行保税监管的政策,对其他企业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则实行“先征后退”的政策。

对于第二个问题,各部门分歧更大,经贸主管部门认为应该对深加工结转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逐环节采取“免、抵、退”政策,即对加工贸易企业使用的国产原材料在结转时给予退税,由海关对结转产品(其中含国产原材料成分)进行保税监管;财税部门认为逐环节采取“免、抵、退”政策税收风险过大,操作困难;监管部门则认为如对国产材料进行保税监管,将进一步加大监管能力不足的矛盾。

结合各部门的意见,课题组认为,对于深加工结转政策,应该统筹考虑,分步实施,短期内为了避免对加工贸易产生过大冲击,应该总体上保持现行政策的稳定性,只作局部性改进,中长期则应该按照鼓励加工贸易提高国内采购率和附加值的原则,以及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对现行政策进行根本调整。为了合理引导企业,确实落实吴仪同志“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经营,提高水平”的指示精神,政策设计方案一经确定,就应该公布政策调整的内容和实施的时间表。

具体而言,短期内(例如3年内):

———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仍维持现行政策,即对结转环节视同出口,免征增值税,由海关对结转进口料件继续实行保税监管。

———对深加工结转环节所采用的国产料件维持不征不退的办法,增值税进入产品成本。

———对销售给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企业视为出口,即深加工结转产品出口到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可以当作出口办理核销手续;国产品进入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可以给予出口退税。

———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销售给区外企业的产品视为进口,用于加工贸易的可以实行保税监管。这样,至少可以用“境内一日游”替代“境外一日游”,节省加工贸易成本,同时,增加了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引导企业逐渐进入区内。

———对易于管理的大宗原材料商品参照钢材“以产顶进”做法,在生产企业销售给加工出口企业时视同出口并办理增值税退税。

中长期(3年后):

保留短期政策的后三条,除此之外,另进行如下调整:

———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实行分类管理。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企业和区外实行电子联网监管的加工贸易企业,其深加工结转实行保税监管。其他加工贸易企业产品可出口到境外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如要进行深加工结转,海关对第一环节结转企业按加工贸易内销规定办理。其他环节结转,则视同国内销售,按规定向税务部门照章纳税。转入企业将其作为国产料件,享受“免、抵、退”政策。这样,海关只需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企业和电子联网企业的深加工实行联网监管,监管效率将大大提高。

———对深加工结转所用的国产料件实行“免、抵、退”政策。

———取消现行不符合WTO有关规则的各级政府的出口奖励政策,所结余资金用于对出口退税不及时造成的企业利息损失进行补偿。这样,即使退税有时滞,企业也不会承受过大的财务损失,实质上保证了及时退税。

———足额退税,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与增值税征收税率相同,保证出口产品国内增值税的零税率。

(三)促进加工贸易技术进步

———对高新技术产品实行更加高效的管理制度。现行的手册、合同管理办法,比较适合上下游企业关系稳定、价格变化慢的传统产品加工贸易的管理,但不适应国际市场价格瞬息万变、生产配套企业众多的电子产品的加工贸易。因此,要适应电子信息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生产零库存”的特点,改革现行的合同、手册管理办法,取消不必要的合同审批环节,探索电子手册管理办法,提高监管效率。

———提高通关效率。上海海关实施的“大通关”试点,为提高口岸管理部门管理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摸索了很多好的经验。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加以总结,向全国各个口岸推广。

———加强各监管部门工作的配合,提高监管效率。

———加工贸易的发展为在其基础上进行技术开发提供了有力的制造平台,国家应加强对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R&D活动的开展。

(四)促进加工贸易向下游采购、配送领域延伸

———加工贸易的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为发展国际采购、配送业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的内在要求。发展加工贸易的下游采购配送业务,将大大提高加工贸易在国内的附加价值。

贸易政策论文篇9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以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进世界各国经济交往和世界人民的福利为目标，通过削减和限制关税、非关税壁垒为手段，来创造一个世界范围内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世界贸易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实惠。中国加入WTO后，正确认识WTO这一多边贸易组织的性质，以及在其机制下当今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性质和动机，才能正确定位中国在加入WTO后，应如何在宏观政策上制定出相应的既符合WTO原则，又能充分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才能不被加入WTO给我们在理想状态下的期望冲昏了头脑。 1 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 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 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 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 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 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 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 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 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 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 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 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 Box)政策等等。 3.2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 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 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 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 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 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 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2)积极稳妥地建立中国技术性壁垒体系 一是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虽然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比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个别领域制定出本国特有的、并且是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也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能力。另外，WTO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如地理条件、消费习惯等）制定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虽然GATT中SPS协议鼓励各缔约国将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指导原则接轨，但它同时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隐蔽性相当强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建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又称环保壁垒。即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中国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来抬高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 收稿日期：2002-10-14【

贸易政策论文篇10

【论文摘要】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出现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以及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该理论的内容、实施条件和对其正、反两方面的评价的介绍，分析其在我国的适用性，最终给予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规模经济 产业政策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内容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 1.“利润转移论”。“利润转移”理论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理论基础，政府通过对对外贸易进行干预可以剥夺外国厂商的出口利润，政府政策起着实现超额利润由外国向本国转移，或扶植本国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等“战略性”作用。它主要包括出口补贴论、战略进口政策、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论。 2.外部经济理论。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厂商不能独享投资带来的收益，且投资的风险很大，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而这些行业又往往具有战略性，其创造的知识、技术、产品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政府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加以扶植，降低其投资的风险，吸引私人资本投入该行业，推动战略性产业的成长。 二、战略性贸易实施条件 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两类条件:一类是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不可少的。另一类是约束或限制条件，这些条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应用，但关系到政策能否正确制定并收到预期效果，因此又可称为政策实施的充分条件，可以概括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条件主要包括：产业存在相当高的进入壁垒；被扶持的与出口相关的国内产业应该比外国竞争产业更集中或同样集中；被扶持的产业的生产要素要丰富易得，至少要有限地使用瓶颈资源等。政治条件主要包括：不存在其他国家的报复行为；政府掌握完备的信息，并能进行有效干预；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等。 三、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一经问世就招来了各方的支持与批评，并且随着它在美、日、韩及欧共体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的应用，更引起了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也使我们能从正反两面对该理论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 1.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1)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世界总福利水平不会增加，因而被指责为以邻为壑战略。 (2)补贴会损害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具有战略性的部门实行补贴，必然会从其他一些部门抽取资源，这种资源的再分配虽然降低了特定产业的边际成本，但却提高了其他产业的边际成本，阻碍后者的发展。 (3)政府干预是否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值得怀疑。政府的决策是有倾斜性的，就不可避免有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且还可能引起厂商或政府官员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 2.尽管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上述诸多批评与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政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积极意义和贡献： (1)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的，强调各国应按照各自的资源禀赋来发展贸易。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一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创造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或有利的分工格局，提高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本国的社会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政策考虑的情况更为细致全面，更接近现实。 (2)该理论对政府的干预给予了重新的定位。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政府的干预行为只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战略性贸易政策则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竞争力。 (3)“外部经济理论”强调通过政府干预促进具有外部性或促进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以此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和增加本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有外部性的产业不仅会对本国而且也会对其他国的相同或相关产业产生正效应，所以，与“利润转移理论”相比较，“外部经济理论”是可以大力提倡和应用的。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给我国制定和实施对外贸易政策的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我国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能力进一步加强等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应用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在制定、实施时，需要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特点运用好 战略性贸易政策： 1.在我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既不是提倡单一的自由贸易政策也不是宣扬保护政策，而是指在经济建设中，应该对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的全局、长期地坚持自由的竞争政策，而在对个别行业、有限时间内实行产业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相结合的策略，不断创造我国动态的比较优势，促进我国战略性产业的赶超发展，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2.强化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功能，完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各项配套措施，如信息服务功能、金融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筹措和资本重组的途径，以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3.注意与我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有机组合。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