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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经典同行十篇

时间：2023-04-05 13:21:51

我与经典同行

我与经典同行篇1

小时候，爸爸妈妈要我读经典、背经典。幼儿园里，老师教我积累经典，上了小学，学校也要求我学习经典、掌握经典、运用经典。经典像我的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一直不断地让我漫游在知识的海洋里；让我明白怎样做人、怎样办事；让我知道要珍惜时间；热爱祖国。经典总是不停地提醒我、教育我，也一直陪伴着我同行在成长的道路上。

有时，经典是一幅变幻莫测的山水画，带着我游览着祖国各地的风景名胜，面对着如诗如画的美景，让我对祖国肃然起敬。《饮湖上初晴后雨》带我来到杭州西湖边：“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隐约我能看见，西湖平静的水面在金灿灿的太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丝丝细雨中的西湖旁边云雾迷蒙，群山连绵不断、高低起伏、若隐若现。《望庐山瀑布》立刻带我来到了庐山之上。“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顿时，我眼前闪现出了这样的场景：远处一条白色的瀑布垂挂在山上，走近一看，水流冲击在石头上，溅起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那声响仿佛大自然在豪放地歌唱。

有时，经典是一本不停翻动着的历史书，让我从语句中去感受祖国的沧桑坎坷；去体会作者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陆游的《示儿》让我为之震撼。“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已经年迈的陆游就是死去，也盼望祖国能早日统一，这样强烈的爱国热情，那时几人能有？我暗下决心，将来要为祖国做出贡献。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要想为祖国做出贡献，就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刻苦钻研。

还有时，经典是一面镜子，告诉我做人的所有纯洁美好的品质。岳飞《满江红》里，“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让我懂得珍惜时间，少年年轻力壮时不用功，等到头发都白了只能悔一辈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告诉我，要以尊敬自己的长辈的心去尊敬别人的长辈，要以爱护自己的儿女的心去爱护别人的儿女。

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的话里能找到做好的答案：“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能从经典中读人、读人生、读智慧、读社会。于己于国，大有裨益！”让我们亲近经典书籍，与经典为友，同行在成长的道路上吧！

我与经典同行篇2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典当业是一种从事以质押或抵押一定物或权利而进行放贷的特殊金融活动，当前我国典当业正不断发挥其资金融通、救急济困的功能，促进着国民经济的活跃和繁荣。但是由于我国典当业法律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导致了当前典当业经营出现了许多问题。因而通过梳理我国典当业监管制度的流变，总结目前监管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未来可以从法律制定、实务操作等环节多管齐下地采取措施，健全和完善我国典当业的法律监管制度，以引导该行业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典当；监管制度；监管主体；内部监管；外部监管

中图分类号：DF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 2015 )01-0034-09

收稿日期：2014 -10 -22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4年11月24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何士青（1964-），女，湖南长沙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理学、宪法、行政法；翟凯（1987-），男，安徽芜湖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3年“中国典当第一案”①的宣判引发了典当实务界和理论界关于加强典当业法律监管的强烈呼吁。目前我国典当业已经开始走进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但与国外成熟先进的典当行业相比，我国典当行业的发展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当前法理中的争议、立法上的不足、司法中的困境、管理上的滞后、经营中的乱象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典当业的长远发展。研究典当业法律监管制度对厘清理论纷争，破解现实难题，促进行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我国典当业的发展及其监管的必要性

（一）我国典当业发展概述

1．典当的概念和界定

关于典当的定义，各个国家或各种著作的解释不尽相同。比如《牛津法学大辞典》的定义是：“典当即为担保某项债务而将个人财产交付给他人。”在我国，现代意义上对“典当”的含义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一种收受质押物品后评估物品价值，发放与价值相当的贷金的一种特殊金融机构，又被称为典当行或当铺。例如《辞海》对“典当”一词解释为：“典当，亦称‘当铺’或‘押店’，旧社会收取衣物等动产作为质押，向劳动人民进行放贷的高利贷机构。”二是指向典当机构抵押或质押特定的财产或财产性权利以换取贷款的一种融资方式，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从这个定义上看，典当也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兼具金融活动的业务属性。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给典当下这样一个定义：典当是指出当人将其动产、不动产或财产性权利作为当物抵押或质押给典当行，同时交付一定的手续费用，融出资金，并在约定限期内偿付当金，支付利费以赎回当物的行为。

2．我国典当业发展概况

传统的典当行业在中国起源较早，据记载，典当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在南北朝时期典当行业初具雏形，经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变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但是自1949年建国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典当业一度在中国大地上逐渐走向消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古老的典当行业再次焕发青春并很快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近年来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金融业务不断拓展，融资方式也在不断拓宽，例如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在客户定位、产品范围、业务种类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由于宏观调控、监管体制上的种种原因，在金融资金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上尚有许多“空白”。而我国目前的典当业具备着其他许多金融机构不具有或不完善的某些服务机制，正在弥补这些缺憾。这些优势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典当贷款办理快速、手续简单。在贷款方面，一般来说银行贷款流程复杂，时间较长，需经过反复的审贷研究，逐级上报等一系列程序，少则一周，多则一月才能最终办理成功，对许多中小企业来说，等最终拿到贷款时早已时过境迁。而通过典当业进行贷款则快捷便利得多，客户一般只要提供需当物的信息说明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以及当物权属的证明，之后双方按照法定程序办理资金出借，当户转眼间即可完成全部交易。因而典当有时更适应中小企业资金周转时的“少、紧、急”的特点。其次，典当的当期较为灵活、典当金额限制也较少。银行抵押贷款的期限一般较长，而且有时有较为严格的时限要求，典当行对当期的规定不像银行贷款那样严格，质押贷款回赎期较短，有时从最短的半天到数天乃至数月不等，甚至可以上午出当下午赎当，自由简便。同时典当贷款金额也是根据所当物品的价值多少灵活浮动，出贷当金也不受贷款额度限制，而银行贷款不仅受限于贷款额度而且一般也多是以发放高额贷款为主。再次，典当业接受抵押或质押的范围更加广泛。比如我国银行一般不接受小额物品的抵押，也不从事动产质押贷款。而典当业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各种生活用品、生产资料、仓储成品等都可以用来抵押或质押。此外，典当贷款的用途限制较少。如果去银行申请专项贷款时，对所贷资金的用途有专门的使用要求，银行也会进行严格审查。获得银行贷款后在使用过程中也必须严格按照协议规定的范围和手段使用贷款，否则会遭到银行的处罚。而典当行对所贷出的当金的用途一般不会细问。

总之，这些优点决定了现今我国典当业已成为主流信贷融资方式外的一种重要辅助，因而也吸引了许多投资者的青睐。“截至2010年底，全国经商务部、公安部核准设立的典当行总数4，433家，注册资本金总额近600亿元，2010年度累计发放当金1，801亿元。”典当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直至本世纪初，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

（二）我国典当业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1．加强典当业法律监管是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

目前中小企业已经成为许多地区经济增长极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受制于其经营规模、企业信誉等原因，许多中小企业往往难以得到银行信贷的支持。融资难成为广大中小企业发展受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中没有一种专门的融资类金融机构能担当扶持小微企业的重任。同时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工商户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个体工商户比中小企业的经济实力更小，更缺乏商誉、资质等要求，使得它们从银行获得信贷更加困难。典当业以其独特的快捷化融资方式能为这些经济主体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加强对典当业的法律监管，能够进一步增加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这一融资渠道的认识与信赖。

2．加强典当业法律监管是方便人们生活的需要

现今绝大部分民众早已不会因为温饱问题而急需资金。但是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需钱救急之时。然而在向亲朋好友等借款时，往往因为面子等问题开不了口，或是因为其他客观原因往往不能每次都及时顺利地借到钱。去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就是满足了全部严苛的出贷条件，在面对繁杂的审贷流程时早已来不及应对危急的现状。此时典当行以其灵活的融资方式成为人们在救急时的一种可选择的简便方式。加强对典当业的法律监管，通过规范化、市场化的经营，能够使民众逐渐接受这种新的融资方式，同时也能使典当行业在满足人们不同融资需要的同时也能不断求新求变，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经济安全的融资之选。

3．加强典当业法律监管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

近些年来民间借贷已经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但也滋生了许多违法问题，如很多“钱庄”等性质的借贷形式日渐增多，这些形式常常演化出许多高利转贷和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不仅会危及金融安全，引发社会动荡，甚至会造成严重的道德危机。而典当行不仅是正规渠道的融资机构，其经营手段也是合法透明的。因此面对时下高度旺盛的资金需求，通过加强对现有典当业操作模式的法律监管，趋利避害，使典当行业能够成为民间融资借贷中兴利除弊、扬长避短的调节器。

二、我国典当业法律监管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典当业法律监管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新中国建立以后，典当行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小额贷款金融机构由人民银行内部的小额质贷处监管，文革中被取消。改革开放后典当行业复业，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典当行业。但是这段时间里对典当行的经营范围、典当行设立的审批制度、典当行违法违规操作的处罚制度等基本监管内容实际上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制度上的不完善、不健全使得对典当行业的监管出现监而不管、任意发展的状况。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颁布了建国后我国首部系统规定典当行业经营管理制度的规章，即《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使得我国典当行业发展逐步走上了稳定、有序的发展道路，但由于经验上的缺乏和监管理念的落后使得监管工作仍不到位。2000年后面对人民银行监管时期出现的问题以及为适应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和顺应金融改革的新目标，进一步加强对典当业的监督和管理，决定对典当行业监管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在将典当业交由国家经贸委监管后，本着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考虑，这次变革直接从性质上否定了典当行业的金融属性，将典当行业定义为特殊种类的工商企业。国家经贸委后于2001年正式颁布了新的《典当行管理办法》，该办法对原《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做出了许多修订，总的来说这套新的监管制度相比于原来的《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来说更为宽松，其监管目标总体来说在于促进该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该套新的管理办法的一大主要亮点在于新增了对典当行善意收赃的处理规则。2003年开始商务部接管了原国家经贸委对典当业的监管职责。商务部甫一接管便释放出重规范、重监管的信号。2005年正式颁布了新的《典当管理办法》，该法虽然也有许多放宽限制的制度如扩大了经营范围、降低了经营费率等，但对各项业务的具体操作所做出的限制条款总体看仍是相对较多的。比如设置了更为严格的行业准人审批制度，甚至取消了原先规定的善意收赃制度。随着2012年底新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的颁布，商务部对典当行业的监管态度正从严格监管走向严厉监管。

（二）我国典当行业法律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1．现行监管法律法规的体系仍不完善

从我国典当业的立法进程来看，目前已经“逐步由以前那种无法可依到各部门规章、各地方性的法规之间矛盾对立直至走上当前日益专业化、规范化的轨道。”但具体各个法律文件之间就相同的问题的规定有时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缺乏连贯性与统一性。同时当国务院其他部门制定的规章和相关的地方规章在与商务部的监管规章中的某些规定产生冲突时，法律上对这一情况的处理又无明确的规定，这样会导致企业在依法经营过程时会无所适从。另外司法机构在处理某些纠纷时所依据的法律尺度的不统一也会造成司法适用的同案不同判，有害公平公正的司法理念。

2．现行临管法规没有规定善意收赃制度

“传统上，典当业受当的物品多为动产，以占有为公示方式，所以典当行对持有者的权属的认定只能通过外观来识别。即使是赃物，通过一般的查验很难识别清楚。”我国现今典当业虽然可以经营房地产和财产权利典当，由于它们多具有登记机关的权属登记，实践中较好识别，这里我们说的善意收赃依然是对动产而言。一般意义上典当行的善意收赃是指典当行在承接当物时依法对当物的相关信息已经尽了审慎的核查义务，但仍未发现或者不可能发现该当物有来源问题或为盗赃之物，之后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收当且已向当户支付了合理的当金，但最终该物品被有关机关依法确认为违法不应收当之物‘”。对于善意收赃，原国家经贸委所颁布的《典当行管理办法》中规定，若典当行因不知情而误收赃物的，原物主在交纳当金后，即可取回该物品。当然一般是由公安机关来认定典当行的主观知情与否。在商务郎接手监管后取消了典当行的善意收赃制度，在《典当管理办法》中直接规定典当行不得承收盗赃及来历不明的物品，一经查实将依法没收．，在新出台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中却没有提到善意收赃的问题。这种改变的结果便是目前尚无法律位阶在行政法规以上的法律规定来对现实中频发的典当行的善意收赃问题做出明确的法律认定，再加上相关法规、司法解释和公安部门的规定对赃物处理问题上规定的模糊不清，导致典当行在实践中容易落入制度陷阱，当典当行一旦意外发生善意收赃时，结果往往可能是被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直接抄没，这不仅科以典当行极高的注意义务，束缚了典当行业的手脚，而且将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换与流通。

3．现行监管法规中的准人和退出制度不完善

首先关于准入制度方面，商务部原先的《典当管理办法》对此方面的规定并不到位。如其中规定申请设立典当行应有熟悉典当业务的经营管理人员及鉴定评估人员。但在实践过程中对这一要求并没有配套规定具体的评判准则。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使得具体操作中必将出现失误或不足。此外新颁布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还带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说对控股股东的界定单纯采用数量标准，与《公司法》中从持股数量与实质控制两部分综合认定的标准来看似是一种倒退。新法作为特别法将自然人股东的资格调高至完全无犯罪记录，这大大超出了作为一般法的《公司法》中对股东资格的限制要求，不知新法将许多与典当行业准人关联不大的非金融犯罪者全都排除在合法投资人范围外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其次关于退出制度方面。现实中典当行经营中不仅面临着一般市场风险，还面临着大量的验当失误风险和绝当变现风险等特殊风险，这就决定了其退出制度有其特殊之处。新出台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虽专章规定了“退出管理”，但仅有一条宣示性的条文①，太过简略。

4．现行法律监管制度的监管理念不明确

自典当业复业以后，“我国对典当行业性质认识的飘摇不定，使得行业政策的定位常有失偏颇。”在我国，很长时间以来主管部门对典当行业的定性不够全面深入，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导致了对典当行业的监管理念不甚明确。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时期认为典当业主要是以向中小企业或个人融资放贷为主要经营方式的特殊的金融企业。这一认识就使得典当业的业务范围限制在了金融领域。从新颁布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中我们可以窥探立法本意依然是从一般的工商企业的角度出发，以从严防控经营风险为主，所以对典当行从设立到运行的各方面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比如说在设立典当行的最低注册资金条件方面相较于以往设定了更为严格的门槛，对规范典当行资产管理方面所列法条的限制面也更广了。当下典当业虽然扩大了经营范围，但商业色彩并不突出，其金融属性依然占有主体地位，但目前将典当行业作为特殊工商业主体对待并为之套上一层层重枷严加看管，似乎现行立法对原本自由灵活的典当业的行业性质的曲解已经走得更远了。

三、完善我国典当业法律监管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典当业外部监管法律制度

1．完善典当业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鉴于典当业目前仍属于“小众化”的边缘领域，制定法律似乎没有必要。笔者认为当前的重点应该在于解决监管的部门规章、相关法规与民事、经济法律法规之间适用时的矛盾冲突，因此应当督促相关部委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政府制定与当前的监管法律文件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通过多层次、有系统、相互支撑的立法体系能够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布局，而且还可以就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情况灵活有效地做出变通规定。其次，典当业兼跨金融与商业领域，其特殊性决定了典当立法存在与其他法律法规相协调的问题，现实中也早已暴露出法律适用上的不协调。例如根据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①的规定从事融资类业务需要经过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而依据《典当管理办法》所成立的典当行从事的营业融资活动都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显然两部法律文件上的不协调不仅影响到典当经营的合法性，也产生了法律适用上的困扰。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其他民商法领域，如让与担保制度与《物权法》相关规定之间的不协调等。未来可以在当前呼声日炽的民商合一的总的民法典体例下通过技术上对担保物权基本法律条文重新编撰，附加上“其他涉及抵押、质押相关法律制度，按国家相关专门法律、法规处理”的条文，以便统筹解决此类纷争。

2．将典当业回归纳入金融监管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总结，作为监管部门的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已经潜移默化地在财务会计运作上将典当业视同特殊金融业对待，典当业的会计核算及财务监管指标实际上一直也是按特殊金融业操作运行的，新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也未改变这种操作方式。这些因素为典当业回归金融监管提供了基础。从我国典当业现行监管操作来看，商务部目前总体上由于人手缺乏且专业性不够导致监管实务的运作早已力不从心。相比而言银行业金融监管机构作为专门的金融业监管部门，其专业化的人才优势和网格化的部门组织优势更有利于典当业的风险监管，且其与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目前已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监管机制，更利于整体上防控违法分子利用典当业进行销赃、洗钱等不法活动。因而从总体框架上看典当业回归金融监管部门监管是走专业、高效监管之路，也将有利于我国全方位大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当然，有人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典当业的私人独立化经营程度很高，是否能够顺利纳入当前这种带有国家垄断性质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对此，未来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将典当业划分为公益性典当和商业性典当两大类，公益性典当由政府独资或参股举办，通过“低息低费”充分发挥典当业扶危救困、兼济民生的初始本源功能，和国有银行一样，其各项职能可以完全纳入当前这种金融监管体系之中。而对个人盈利性很强的商业性典当则只介入有关公共利益的部分，强调适度监管原则的体现。

3.建立相关的监管协调机制

一是完善行业监管与治安监管协调机制。在《典当管理办法》制定伊始，商务部便与公安部加强沟通，建立统一运行的行业监管和治安监管体制。但现行法规主要侧重于规定在行业准人方面商务部门与公安部门的协调配合，对日常监管过程中出现问题时的协调处理尚不完善。未来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时可以规定商务部门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发现典当行存在治安方面的问题时一方面要责成整改，同时应及时通报相关公安部门，由公安部门对整改进行指导和监督。而公安部门在查处盗赃物与洗钱活动时的也应同时将相关情况通报典当行及其商务监管部门。此外对于典当营业许可证的审核、撤销或注销，商务部门也应及时将结果通知同级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二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监管部门与行业协会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历史上，“清代的我国山西地区典当业较为发达，典商会馆、公所等行业自律机构组织在维护典当业的行业利益和维护市场的正当竞争秩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地区性的典当行业协会，在实行行业自治、维护行业利益等方面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性的典当行业协会一是释放的功能仅仅局限在当地，二是缺乏系统的管理和指导，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典当行业协会作用的全面发挥，同时也间接影响了行业自律水平和监管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典当行业协会来协调与商务部之间的监管衔接。当前唯一的全国性的典当组织“典当专业委员会”竟是中国旧货业协会下属的分支组织，这样的设置混淆了旧货和典当两个概念，不仅会误导公众，也会给典当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鉴于此，我国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典当行业协会，政府一方面应积极促成，另一方面也应前瞻性地通过立法划分好行业协会与监管机关间的不同监管职责。三是处理好典当行业监管和其他金融行业监管之间的协调关系。随着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扩大了典当业的经营范围后，典当行业在业务范围上与其他行业间的重叠和交叉也逐步扩大，比如典当行受当人寿险保单则可能未来会涉及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又如典当行受当知识产权的质押登记、绝当时处分相关知识产权权利时均涉及知识产权登记和管理机关。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将来完善典当立法时应明确，典当业务所可能涉及的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和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在相应法定监管职责的划分中应与典当业监管机关充分沟通协作。典当业监管部门也应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和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在具体日常监管事务的处理上建立广泛的联络机制。

（二）健全我国典当业内部监管制度

1．细化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

我国典当行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多，资金规模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经营风险也大大提高。首先关于市场准入制度的完善，其着眼点应在降低行业风险与维持市场活力两方面保持均衡。因此面对我国当前过于严苛死板的准入门槛，依然可以以区分公益性典当和商业性典当来设立宽严标准不同的市场准入制度，这样有助于激活市场活力，吸引投资。另外在从业人员准人制度上可以也引入准人资格专家评审制度、从业人员知识和业务考核制度等。未来的立法还应当更多地体现金融法制中的差别化监管和理性化监管原则，不应一刀切地将自然人排除出控股股东范围以及越俎代庖地由政府指定审计机构来进行出资资格审定。除此之外还可以借鉴我国香港地区《当押商条例》中的规定，设立典当许可行政复议制度，明确“许可之申请人对许可过程中的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从而也可合理保障典当行的合法利益。对于退出制度，由于不完善的退出制度会影响相关债权人的利益，本着市场公平竞争的理念，结合实际情况对我国典当行业的退出制度做出也应作出细化规定，包括从退出事由的提出到退出流程的操作之间的全部环节，使典当行能够依法经营，进退有度。对与《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在具体制度的操作衔接上也应互相对应，以保障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减少纠纷的产生。

2．规定典当业的善意收赃制度

现行的《典当管理办法》与《典当行业监管规定》均删除了原《典当行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善意收赃制度，使典当行的日常经营面临的风险陡然增加，赋予了典当行大大超出其能力范围外的谨慎注意义务，再加上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善意取得制度也不适用于盗赃物，因而一旦典当行意外善意收赃便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为了有效解决这一实务中争议较大的典当行善意收赃问题，已有专家、学者建议未来在完善相关立法时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当铺业法”的规定，通过“反向立法”的形式，即规定典当行业应当如何依法收当，违反了该规则收入赃物时则构成对善意收赃制度的违反。这种立法方式通过绕开现行善意取得制度来调整典当业收赃问题，值得赞许。在此笔者认为与这种制度相关的一些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一是区分不同当物适用不同的善意标准。不动产及其他需登记的财产性权利由于权属较容易查清，一般不在善意收赃的讨论范围内，一般动产则按照无过失、一般过失、重大过失适用不同的处理办法，而赃物如为货币、消耗物、无记名债券等时，一旦排除故意则可以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因为这类物品以流通为延续价值之要务，常频繁易主，即使为赃物也应顾及维护交易安全的上位法律价值，即使具体追偿时也可以交由其他法律制度来完成，而并不一定要由善意收赃制度来毕其功于一役。二是按善意收赃时不同的过失程度设立原权利人不同的回复请求权行使期限。我国民法领域尚未规定赃物回赎时限这一问题，但域外许多国家、地区早已有之，且运用娴熟。典当业作为一个与各类时限的灵活运用（如续当、赎当等的时限计算）息息相关的行业，这样做既可以保障行业的高效运营，又可以以波及面较小的典当业为试点，为将来将回复请求权制度推广到其他民商法制度领域提供经验。三是结合前文所述，未来如果可以将典当业划分为公益性典当和商业性典当的话，在这种背景下还可以便于引入域外的“公开市场原则”，即经由公开市场买受得来的赃物，原权利人非经赔付价金，不得向善意买受人请求返还原物。例如由政府参股主持的公益性典当行因具有比商业性典当和一般买卖更高的占有公信力，可以成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市场”，第三人如在这类典当行通过绝当售卖而取得物品时会具有更高的信赖保证，而典当行的正常经营也可以大大得到提高。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投资者为了避免自己开业后常为频繁的善意收赃所扰，而加入公益性典当，由此壮大该经营模式，这类典当行实力的增强又可以更大地发挥公益典当慈善兴业的产业功能，造福社会。另一方面较高的信赖保证也会为公益典当吸引来更多的业务，保障运营持久、稳健。这样一来典当行业的善意收赃的法律风险也可以逐步被摊薄。

3．不断发展创新监管方法

一是建立相关业务方面的公示制度。充分详尽的公示制度是保障当户合法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我国在这一制度的设计上目前尚有欠缺。未来可以借鉴我国港台地区典当业法律所规定的做法，要求典当行在其营业场所详细公示典当经营许可证、业务经营范围及不同当物的和不同时段的典当利率和服务费率等。对典当行出现未依法公示各类法定必须公示的费用标准，以及出现各种违法乱收费等行为时，监管部门都应及时予以相应的处罚。二是建立现代化的典当业信息实时监管系统以及完善典当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目前典当业监管部门对典当行业务监管的信息获取主要是采用年审和季报的方式，这种监管手段单一且难以反映实时动态的具体变化，未来典当业监管部门应借鉴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实时电子监管系统加强对典当业的整体动态监测，同时可将现有的季报改为月报，一旦收集完整月报信息后及时做好信息的分析统计工作，保证监管工作高效、准确。另外随着许多典当行的规模和经营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社会面也越来越广，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的考虑，监管部门未来也有必要建立典当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明确重大事项的范围和具体报告处理流程。此外，在当物报告制度方面应继续完善和落实现有的典当行对可疑事项和盗赃物向公安机关和监管部门及时报告的制度和多个机关间的协查通报制度。三是推行和完善委托监管制度。委托监管即监管部门将某些有关的典当业监管事项委托行业协会或社会中介机构进行监督核查。我国商务部近几年来在对典当业的年审中，已经开始尝试在某些地区由当地商务部门“委托获得授权的当地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区域内典当行的财务收支和经营状况进行审核，这些事务所出具的会计报告可以直接作为年审的依据。”笔者认为，在当前监管部门无法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所有的监管事项都面面兼顾的情况下，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进行某些审核工作是可行的权宜之计。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更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还可以节约有限的监管资源，值得试行和推广。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监管部门应不断总结实践中委托监管的经验，做好相关配套细则的实施，逐步将试点推行到其他典当业中的专项审计与核查，完善委托制度，规范受托监管机构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李沙．简明典当学[M]．学苑出版社，2004.1．

[2]夏征农．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291．

[3]刘润仙，典当法律理论与实务[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19．

[4]席月明．我国当前民间借贷的特点、问题及其法律对策[J]．政法论丛，2012，(3).

[5]杨铁军，论典当行经营范围[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 1，(4).

[6]李寿生．现代典当理论法规与实践[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2．

[7]胡宗仁．典当行善意收赃制度探讨[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8]王比，陈高．对发展壮大典当业的若f思考[J]．福建金融，2008，(2)．

[9]郭娅丽，戴着镣铐的舞者——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J]．河J匕法学，201 3，(7)．

[10]危惊涛．典当经营案例[M]．武汉出版社，2007. 212．

[11]杨国华．制定典当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J]．理论月刊，2008，(1 1)．

[12]张旸．我国典当法律规范的完善[J]．法律适用，2007，(8)．

[13]侯昆．我看典当会汁[J]．财会学习，2009，(]0)．

[14]黄南，阮宇哲，浅淡我国典当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J]．行政与法，201 1，(3).

[15]廖云新．寻根溯源话典当[J]．产权导刊，2010，(1)．

[16]宋文静．中国典当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8).

[17]吴向红．典之风俗与典之法律[M]．法律出版社，2009. 211．

[18]胡宗仁．典当业法律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160．

[19]11．H．劳森，伯纳德·冉德．英国财产法导论[M].法律出版社，2009. 197．

[20] Paul Jackson&David C Wilde. Reform of Prc)perty Law[Ml. Dartmouth Publishlng, 1997. p.98.

[21]刘润仙，我国典当立法探讨[J]．河北法学，2010，(1).

我与经典同行篇3

【关键词】阅读与经典图书管理员探索

作为高校图书馆能吸引读者的是经典阅读，是读者对知识的渴求。要成为高校读者经典阅读的帮手，图书管理者首先要做到阅读经典作品。所谓经典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整个社会层面获取知识的一个途径，同时也是高校读者渴求的。读者进行阅读与经典阅读就是在不断提高自我的文化素质，更是提高文化品位。文化学者余秋雨就曾经告诫过读者。笔者认为经典阅读是一个图书管理者职业上应达到的必然要求。

一、高校图书管理员应是阅读与经典阅读的先行者

今天在国家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即做文明公民，提高教育的综合实力、提高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阅读获取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我馆直接面对高校读者这个特殊群体，因此在我馆负责日常开展的文献收集、编目、加工等一系列专业技术性工作中，管理者应该抽一部分时间或者业余时间去阅读经典名著、经典文章，目的就是为了真正做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只有从经典作品中吸取养分，才能提升自我的人文和专业素养，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与经典阅读是满足与促进做好图书管理者的必然要求。另外一方面阅读与经典阅读又是我校教师基础教育职能的要求。笔者深切地感到高校基础教育要做得深入扎实，我馆应从三个渠道来做好工作。

一是要提高我馆文献信息资源收藏的品位与质量。文献本身就具有对知识的保存、对读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图书信息传播、学术交流等等是知识殿堂――图书馆进行文化传承、信息传送、学术交流及文化教育方面的综合功能，要进一步加强，是对阅读教育的基本要求。

二是要营造我馆环境阅读氛围。尤其新馆的建成，为读者提供了比过去更加良好的阅读环境和系统设备。现在我馆舒适、明亮、宽松的阅读环境能够让来我馆的读者驻足并产生阅读兴趣。由于新馆面积的增大，占座位现象不再出现。焕然一新的新馆设备与网络系统大大满足了读者到馆阅读的愿望。无论是检索我馆的收藏资源还是查询网上信息资源，现在都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给读者阅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三是管理员的服务质量有所提高。图书馆的全部业务工作都由他们承担，无论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业务还是内部管理，诸如引导阅读、传递知识、信息交流等等都离不开图书管理员的辛勤劳动，体现图书管理员的聪明才智。除了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外，图书管理员就是教学以外的第二任辅导教师，作为图书馆员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图书馆员为读者的阅读铺路搭桥。

笔者认为经典阅读能够体现对读者目标管理需求的一个重要参数指标，尤其高校图书馆里体现得最为显著。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职业上的需求，目标性和方向性明确。从图书馆管理员业务工作角度即从专业途径知识来说，丰富的图书馆收藏资源，有利于对读者进行阅读引导，向读者介绍各门类、各学科领域的经典著作、经典段落、经典内容等等。通过这样的阅读引导，再加上学校教师进一步配合，做好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信息素质的提高，达到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目的。图书馆这一文化传承、知识载体的传播功能才能够真正得到实现。所谓经典，是具有生命力和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与作品内容，包括艺术领域的经典作品。尤其是那些已经跨越时空历程、记录历代圣贤、创造人类文化历史、人类文明成果、开启人类智慧，提升民族精神境界的文化精品。它应包括：汇集古今中外的知识领域里典范性、权威性著作。同时又能打动读者心扉，文学艺术领域与精神世界里产生积极影响的经典力作。笔者认为经典阅读不仅仅指经、史、哲这些深奥难读的书，这些只能代表其中一部分，还有更多具有精神思想内涵，积极向上经久不衰的优秀文献也可称之为经典。这就要求图书管理员应该做到博览群书，不断挖掘文献中有深刻思想内涵和有意义的好书推荐给读者。阅读要从内容提要、文献中的序言介绍开始仔细读，才能初步弄懂这部精品中的知识导向。笔者认为首先在经典著作阅读的过程中要悟出思想教育内涵，为给读者进行阅读导航做准备，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获得启迪。只有图书管理者在阅读中不断地储存知识，才能真正意义上为读者进行阅读导航。作为高校图书管理者，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还要抽时间花精力下功夫对文献经典进行阅读。这应该从日常工作中的管理方向、管理目标来决定阅读的范围。由此可见阅读是我馆图书馆管理员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

二、对高校学生经典阅读分析

（一）大学生要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笔者从事图书管理工作多年，察觉到目前我校的大学生阅读意识淡薄，尤其许多经典名著更是无人问津。这也许是因为来自社会现实的压力和要应付各种考试。因此阅读教育在我馆迫在眉睫。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使读者养成阅读习惯。我馆最新引进专业移动阅读平台。数字图书内容其中包括经典著作。读者只需要扫描数据库二维码加读者的学号就能阅读。与其把许多时间花在对学校开设的选修课学习上，把许多精力花在娱乐、休闲和看一些畅销书上，对一些通俗读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如对经典著作系统地进行阅读。这样知识的实用性会更强，眼界会更加开阔，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更强。从生活的角度来说读者应该吸收的是知识的高级营养。经典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价值历久而弥新。读者要达到有效的阅读，只有借助我馆这个知识平台，管理员帮助指导我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一些经典名著，扩大知识面，培养多元化的阅读爱好和较高的阅读兴趣。读书从阅读开始，阅读由此就变得十分重要。它是阅读教育的集中体现与反映。

（二）对大学生进行经典阅读的探讨

这里涉及的经典阅读是我校大学生在校接受专业教育的同时，要注重先进科W文化知识的学习，达到道德教育和自我完善的目的。何谓经典？它是人类智慧的总结，是构成民族的灵魂，又是能给予人类无限的思想启迪。中国的古典名著除了四大名著之外如《镜花缘》《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等数不胜数，外国作品《傲慢与偏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经济名著如《世界经济学名著速读手册》，选取89篇最有影响力的世界经济论文。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简介及其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贡献；第二部分是名著的主要内容及观点；第三部分是本篇名著的精彩语录。这样读者就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有选择地阅读，也可通读全书，尤其是目前已经第十九次出版的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名著，笔者认为应是经典中的经典。阅读这部书自然体会到拥有一书一世界的感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馆既是大学生接受专业教育的第二课堂，同时又是素质教育进行大知识教育的基地。还有我馆读者协会协助我馆积极开展多项阅读推广活动，全力打造“书香中国，悦读师院”的校园文化，与经典同行，绘人生底色；与浏览同行，拓广阔视野。本着“阅读、修身、励志、交友、笃行”的信念，开启全校阅读盛典。我馆有义务指导大学生进行经典阅读，通过阅读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和专业修养，发挥其聪明才智，从而提高我校学生社会竞争力。

结合当前我校师范性专业设置的教学特点，按照国家教育部关于21世纪人才针对师范院校培养的实施方案，在我校做好学生的传统经典与专业相结合的阅读指导十分重要。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一书中提到：经典阅读是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继承的一个必要途径。读经典需要形成系统，需要时间慢慢咀嚼、消化和回味。无数事实说明，读书不在多，而在于“精”；又有人说“现在许多人读书都滥读，不经选择的读书是对自己的伤害。”这就说明哪怕是经典名著都要有选择地去读，不然的话不仅不能给大学生以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对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净化心灵、提升人格魅力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了。笔者同学生交谈中发现，面对我馆浩如烟海的文献，常常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就需要我馆管理者积极想办法开辟一些阅读栏目，同时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给学生开列对专业方面有指导与帮助的经典必读书目，开展名家名人讲座和与之相关经典阅读学术活动。帮助我校学生完成经典阅读，真正实现卓有成效地阅读。

（三）思考与创新是做好深层阅读的基础

由于我国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局限，我校绝大部分学生倾向于浅阅读，阅读不深入。这样对经典著作的内容就只是一知半解。“深”“浅”阅读之间历来有明显的区别，它来自读者的自身体验。倘若是缺乏深入思考，特别是缺少独到的见解，这就是泛泛阅读的浅层次。同时经过大脑深入思考和做读书笔记。又用“心”去阅读，寻求经典与心灵的交流，阅读才会有灵魂的感悟与思想的升华，阅读到其中最精彩的内容时，读者与作者产生思想感情的共鸣，产生这种效果的阅读才是深层次的理想阅读。读者达到的目标，既有价值又有品位。读经典著作要选择深层次阅读，这也是我馆作为管理者的责任与义务。要在我校读者群中涌现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智慧的大学生，管理员不但要引导这些大学生对经典文章深度阅读，还应强调对经典的深度思考。我馆要在大力提倡阅读的基础上激发读者的创新思维。当学生将阅读看成一种时尚一种精神力量的寄托时，思维创新就会产生，会对经典中的一些内容或者思想产生怀疑，归根结底又是一种挑战勇气、批判的智慧的继续，实际上也是跨越自我的超越。然而理想的创新思维模式又是我校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阅读智慧，它是经典阅读后思考的结晶，经典文献就具备这种积极向上的思想，同时又给人深思的启迪。

三、建立阅读教育机制是我馆的必然

（一）新馆的建成是我馆服务理念的体现

阅读是一门艺术，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馆应该担负起阅读教育的重任。笔者从事多年的图书馆工作感到阅读教育很欠缺，做得很不到位，这是目前阅读教育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我馆在抓阅读教育产工作上，首先要做好馆藏数量、文献检索现代化、网络资源及自动化技术这些深层次服务方面的工作，做好铺路搭桥，学校才能打好阅读教育的基础。有了这一基础，我馆还应该用管理学的新理念、新方法再结合我馆现有的设备、技术、人力和文献资源对照阅读教育的需求进行分析，逐步建立我校读者阅读需求档案，积极地有针对性地在馆内做好大学生阅读教育工作，这样又可强化我馆文化立馆的教育功能。阅读教育又能从培养专业化单一人才向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迈进，这一教育新思路、新观念更能提高我校大学生人文道德情操与人文道德素质。这是我馆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在新形势发展下对图书馆新的工作要求。

（二）图书馆教育职能是我馆对读者教育的体现

从上述情况分析知道，我馆的阅读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是配合教学部门培养人才的工作，因此应该可以说是我馆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制定阅读教育的制度是我馆行之有效开展阅读教育的长效机制。我馆阅读教育制度应包括：充分利用我馆文献资源，在馆内向学生开展阅读教学活动，建立学生阅读体系的评价指标，同教学部门联合设立在馆内阅读教育机构等。从另一角度说也是实现我馆制度育人的具体体现。在实施的过程中，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借鉴其他高校图书馆阅读教育的做法，另一方面根据我馆的工作实际和现有条件，建立具有本馆特色的、切实可行的阅读教育长效机制。

（三）对我馆阅读教育机制建立的思考

笔者认为首先要借鉴同行业阅读教育先进经验，着重考虑我馆建立有自己特色的阅读教育机制。具体措施：一是要做阅读教育的课件准备，激发学生阅读积极性。这门课程的开设必须是有计划、有针对性、主系统性的全面的讲解阅读教育，提炼每部经典著作丰富的思想内涵进行艺术再现。二是用制度来保障阅读教育的连续性，尤其是定期对经典作品的分析讲授。还可以结合图书馆检索、分类、目录学等专业课程进行专题讲解，由我馆承担。在讲解名著赏析、好书评介、好书推荐等课程时应聘请校内外相关任课教师，结合我馆多媒体技术与教学手段，使授课更为生动有趣，效果更为突出。三是组织开展阅读课程教育与读书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尤其对经典阅读要强化导读、精读。要在我馆专门设立一个经典图书阅览区域和专门设立经典图书陈列室，努力办好经典著作、经典图书参考资讯的专刊，定期向读者公布经典阅读排行榜，组织大学生读名著读经典，开展写书评、搞演讲等一系列竞赛活动，激发大学生阅读的热情与兴趣，使学生逐步走上积极向上的阅读经典的轨道。四是阅读教育环境要优化，营造阅读氛围，充分利用我馆文献资源优势，同各学院学科教师沟通、合作，采用推荐与鉴赏、学术讲座、图书推荐等等形式，将阅读教育课程与阅读教育活动相结合，科学地、系统地全面评价我校大学生的阅读教育状况。再结合读书评价指标，考察我馆指导大学生阅读教育所获得的实际效果，考察我馆在帮助大学生阅读教育中所取得的成绩。因此，效果是检验实现预期阅读教育目标的最好方法。阅读教育环境，是坚持阅读教育长效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影响读者阅读情绪和阅读效果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我馆在做好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同时，要努力夯实阅读教育的基础，利用自身优势引导我校学生好读书、读好书、用好文献资源，进一步帮助我校大学生树立正确阅读理念，发挥我馆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朝着文化立馆、阅读育人的目标奋进。

【参考文献】

[1]陈阔平.经典阅读培养大学生文学素养的图书馆化研究[J].大家，2010（11）：79-80.

我与经典同行篇4

随着我国合同法的制定颁行，市场经济合同活动的规则由以前纷繁、复杂、冲突与落后的状态走向统一和谐与完善。作为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合同法的出台，是我国民法典制定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合同法制定以后，如何加快民法典其他部分的制定步伐呢？我国民法典不太可能采取“一步到位式”的法典编撰方法，而只能采用分段制定最后通过汇编整理修订的方式来完成。因此，我们目前应该着重考虑民法典体系的总体设计，我认为我国民法典总体上应采用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体系，同时应采用潘得克顿（德国式）式的模式。既要有总则，又要明确区分债权与物权。但传统的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具有的几个缺陷应加以克服。

首先，在传统民法典的体系中缺乏独立的人格权制度。而人格权制度既无法在总则的“民事主体制度”中作出规定，也不能在侵权法中规定。因此，人格权制度应该独立成编，并置于分则之首。其次，传统大陆法系的民法根据债的发生原因，将侵权行为法仅仅作为债法的组成部分，这种模式强调了侵权行为制度与债法其他制度的共性，却忽略了侵权制度所具有的更强的个性。而且由于债权总论中的许多规则无法适用于侵权制度，从而造成了债法体系的不和谐。同时，将侵权法放在债法之中也限制了极为复杂的侵权制度的发展。因此，我认为侵权法应该从债法中分离出来，作为民法分则中的一个独立制度。侵权法与债法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债法制度的消亡，债法的基本规则仍将与合同法及其他债法制度（如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共同组成“债与合同法制度”，放在侵权制度之前。第三，大陆法系国家大多不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而是单独立法。鉴于知识产权本质仍是一种民事权利，因此将其放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是比较适当的。

在民法典体系确立之后，我们需要分阶段、分步骤，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程度展开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我认为，当前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应当是加快物权法的制定工作。作为调整人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支配与使用的重要法律制度，物权法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规则。如果缺少了一个系统合理的物权法律制度，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体系和规则是难以真正建立和完善的。在制定物权法的同时，需要加紧修改婚姻法、继承法及知识产权法的工作。第二项工作应当是，制定完善的侵权行为法与人格权法。目前对人格权和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主要法律就是民法通则，但民法通则的规定过于简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生活与司法实践的要求。因此，应当制定一部完善的侵权行为法与人格权法。与此同时，应该加紧对民法总则的修订工作。鉴于民法通则主要是关于民法总则内容的规定，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完善民法总则内容的修订工作。第三项工作应当是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将民事证据法律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加以规定。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迫切要求尽快制定一部反映改革成果和保障司法公正需要的民事证据法。从性质上说，民事证据法是程序法与实体法结合的产物，它既可以融合于实体法或程序法之中，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域。然而从目前我国立法的实际情况来说，我认为与其将民事证据法放在程序法中，不如将其放入实体法。因为如果民事证据法放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则必然要对民事诉讼法做“伤筋动骨”式的修改，甚至是重新起草。由于民事诉讼法修改不久，又要作重大修改，这在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由于我国民法典已纳入立法计划中，立法机关已组成了起草小组，正在加紧制定民法典。如果将证据法做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证据法也可以“搭制定民法典的便车”而得以尽快出台。现在可以考虑将证据法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放在民法典的分则部分加以规定，以后即便因适应实践的要求须将证据制度从民法典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法律也是可行的。

我与经典同行篇5

「关键词典当，融资，监管，立法

引言

在我国，典当作为一种辅的融资手段已成为银行业务有效和必要的补充，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种融资新渠道。另一方面它作为金融业中的边缘行业，又很容易被忽略。在其发展初期出现失控，过滥现象，高息揽储、高利贷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加强了监管，但由于法律监管过严和立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又严重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一、典当法律关系的实质分析

传统所称的典当，实际上是指“当”，是一种设定质权的行为，称为营业质，不同于一般的质权和典权。2001年新的《典当行管理办法》出台后，典当行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由此可见我国现在的典当行是以实物占有转移的形式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质押或抵押贷款的特殊金融企业。其典当业务，简单来讲，是一种以质押为条件的货币借贷，因为增加了房地产典当业务，又多一层抵押贷款关系。可见，现今的典当已经沦为一种质押贷款，丧失了传统的营业质的特征。

二、典当的融资功能

近几年，由于银行资本存在的风险机率的日益加大和金融危机的触角不断延伸，使世界各国的典当融资业务进一步兴旺起来。典当为一种非主流融资渠道，与银行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

1.其融资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个人。主要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急需，是他们颇有保证的资金来源。中、小企业改革、改制资本有限，实力不足，从商业银行申请借贷极为不易。但为生存计，这些中、小企业又必须使资本加快周转，从而增强改革、改制的信心。因而，一旦资金出现缺口，他们就可以求助于典当。在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往往会有这种情形，中、小企业于春季典当冬季之剩余货物，将当款用于置办夏季货物；再于秋季典当夏季之剩余货物，将当款用于置办冬季货物。一年四季，押新赎旧，循环往复，维待生计。若中、小企业急需调整产品结构或生产能力，也可求助于典当行，办理大宗物资和生产设备的质押业务。（石光华：《从多棱角看典当业务》，载《上海商业》2002年第1期。）

2.较之银行更方便快捷，而且能省去人情之苦。对放款对象毫不挑剔，不凭亲疏远近、也不论与当户的行政干系来决定当本、利息，而是根据当物的成色高低、价值大小来展开业务。这就使所有当户深感便利。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大多采用信用放贷、多不贷于个人。即便是消费信贷，质物要求也非常人所能达到，不贷小额。至于中、小银行，其慑于风险，放款对象大都固定，认人认门。而典当行对此一般都能做到随来随当，这相对于商业银行信用贷款的严格的审贷流程要宽松得多。（石光华：《从多棱角看典当业务》，载《上海商业》2002年第1期。）就拿房屋典当业务来讲，和银行相比，房屋典当中间环节少，放款速度快，很适宜用于居民应急典当。按照规定，业主只需将产权证和身份证等相关证件提供给典当行，并和典当行一起在当地的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产评估和抵押登记，签订典当协议后，就可以拿到当金了，典当款项的用途不受限制。而银行的抵押贷款只能用于一定范围内，银行对此要予以监督，用途不当或挪作它用，银行有权收回进行信贷制裁。同时，到银行办理房屋抵押贷款的程序较复杂，比如申请、审批、对贷款人作细致的信用评估等（王亚妮：《典当新话-老行变成投资新宠》，载新华网2003-10-29.）

3.典当行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安全性高，从现代商业经济来考察，这一特点应该是其最大经营特点。典当业不仅能成功规避金融风险，而且也是安全性较高的、特殊的融资机构。因其采取抵押放款，信用风险可以得到一定的预防和抑制；同时，又因其资本来源并非储户，所以也不怕挤兑风潮，融资安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保障。（石光华：《从多棱角看典当业务》，载《上海商业》2002年第1期。）

三、我国典当融资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一）典当行的立法体系和监管体制不够完善。

典当行发展初期没有进行行业立法，各部门职责不明确，监管不力。1996年，人民银行《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形成以人民银行为主，公安、工商为辅的监管体制。但由于出台仓促，《暂行办法》与典当行业的发展还有不少不相适应的问题。2001年，典当行监管职责移交国家经贸委，后者制定并颁布了《典当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与前者相比“办法”有了新的突破：减少了审批环节；降低了注册资本，取消了股本限制；扩大了经营范围，明确规定可以经营财产权利和房地产典当业务；可以从银行贷款，允许负债经营；可以设立分支机构等。（侯云春：《贯彻促进典当业健康发展-在全国典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国经贸导刊》2001年第18期。）

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由于没有制定完整严格的担保法规，加之民间传统上也是质典不分，从而导致概念模糊不清。“办法”把典当定性为临时性质的质押贷款，将质押贷款与典当等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因为作为一种金融制度，它与质押贷款本来就有同等功能。而将其定位为质押贷款，既是制度的功能重叠和浪费，又扭曲了典当的固有价值，将用益物权与价值物权混同。（王勇：《典当行的法律特征和法律环境》，载《天府新论》1999年第2期。）

二是由于缺乏一些相关的实施细则和配套规定，致使有些“办法”规定的业务成为空中楼阁，没有得到很好的具体实施。比如根据国家对于办理房地产抵押的程序规定，房屋抵押权转让必须向当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他项权证登记手续，而国家建设部没有明确规定可向典当行提供此项服务（罗欣贤、何五星：《关于加快广州典当业发展的探讨》，载《探求》2004年第3期。）。而且“房产典当”死当后，房管部门只办理房产的买卖、继承和赠予的过户手续，典当关系不能据以移转房产所有权。“车辆”的典当也是如此。车管所只办理车辆买卖、赠与与调拨关系的过户手续，使典当关系因无法律规定而无法真正成立（陈开欣著：《典当知识入门》，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三是除了由经贸委履行主要监管职责外，还要由公安机关按特殊行业进行管理。多重管理必然造成多重审批，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管理矛盾。

四是未建立统一的典当行财会制度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监管部门难于掌握典当行的真实情况。这会影响监管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另外，典当行业管理的政府主管部门（执法主体）的执法和行政处罚行为缺乏与《典当行管理办法》配套的相关政策性规定，难以会同公安、工商等部门实现共同执法（邱宗跃：《广西典当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广西经贸》2003年第6期。）

五是典当业协会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在美国全国有典当行业联合会，各州、地区有典当行业协会对典当活动自我约束。目前我国现有的全国性的典当协会仅为旧货协会下面的二级协会，其权威性和会员参与程度均有限，没有真正起到联合、规范、协调全国典当行业的作用。地方性典当协会虽然成立了一些，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指导对典当行自律作用也十分有限。同时由于典当行业协会力量不足，本应由典当协会承担的职能却由政府部门承担了。（谢丽：《外国典当考察报告》，载《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3期。）

六是中央与地方立法相矛盾。比如尽管2001年下半年国家经贸委出台了《典当行管理办法》，允许房地产典当，可日益增长的房地产抵押业务在许多省市中却没有有效开展。如《广东省典当管理条例》并不允许房地产典当，加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2003年2月才正式废止了《广东省典当管理条例》，使房地产典当这一业务一直没有得以开展。

（二）市场准入过严。

“办法”对典当行规定了严格的设立条件和审批程序，监管部门还有意限制典当行的数量和规模。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依据“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度竞争，规范经营”的原则，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典当行数量及布局进行调控。而且在其设立条件中规定的符合国家对典当行合理布局，统筹规划的要求，这一条件无法量化，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仅凭管理机构的主观意志，它觉得符合就符合，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也为腐败埋下了隐患。

而典当质押业务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港台地区的国民经济中均占相当比重，该行当甚至成为某些从事转口贸易的“袖珍国家”的支柱产业。此外，在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中，采用典当方式盘活生产存量，使企业实物资产流动起来，减少“无形”流失亦有明显效果。由此可见，典当业这种便利市场主体融资兴业的第三产业门类，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典当行开办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李善兰、冯玉军：《典当业的法律思考》，载《发展》1996年第4期。）

而且典当行作为一种主要以自有资金为贷款来源，不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其风险较其他金融机构要小得多，且不存在保护存款人利益问题。因此其市场准入条件不必过严，但要加强对其经营活动的监管。

（三）典当行的经营范围问题。

“办法”增加了财产权利和房地产典当业务，经营范围有所扩大，但仍十分谨慎。

对于金融机构来讲，经营范围越大，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就越大，同时风险也越大。反之，经营范围越窄，其获利机会也越小。典当行如今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其经营范围过窄，获利机会减少，使广大投资者提不起兴趣，也使典当行本身无法发展、壮大起来。像在美国和加拿大，其典当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综合性很强，“典当行不仅经营典当业务，还做一些商品零售业务，包括旧货出售和卖新商品，一家典当行可拥有多个许可证”，因为“多种经营可以降低经营风险增加其盈利点有利于典当行经营稳定，也更加便民”（谢丽：《外国典当考察报告》，载《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3期。）。

（四）关于业务规则的规定有漏洞，不够详尽。而像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法律上对典当行的业务规则如费率、贷款期限、绝当物处理和典当行接收盗窃财产的处置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办法”规定的业务规则主要在以下方面有欠缺：

一是典当关系主体资格未做明确规定。不仅对典当行，尤其是对出典人的年龄及行为能力未加限制，埋下了典当无效和典当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隐患。

二是典当期限太短。一般规定其典当期限为六个月。实际上限制典当行的业务范围仅为短期贷款，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呢？也可考虑由典当双方自行决定。

三是没有“找贴”与“别卖”的相关规定。虽然“办法”规定当物估价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但实际上多由典当行自行确定。由于用户一般急需资金，低典价也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要求“找贴”，也就是要回典价与实际价值的差额，但典当行却以合同未规定不允。有的企业在当期内想转让当物所有权即“别卖”，得款以赎当，典当行也百般阻挠。有些物品，典押人不需要，但却受到典当行的青睐。而且，典押人又缺资金，所以典物在典当期间卖给典当行的情况较多。（陈开欣著：《典当知识入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中考虑建立典当物的公估找贴和别卖制度以解决此类问题。

四是死当物的处理方法不当。如果按营业质的法律特征来讲，死当物应当归典当行所有。但“办法”规定三万元以上的当物仅能获得拍卖当物中的贷款本息，剩余部分仍退还当户。这个规定使其丧失了营业质的性质，类同于一般的质押贷款，也使典当行的获利机会更小，影响其积极性。既不同于传统的典当，也与实践中的做法相悖。

另外，对三万元以上的死当物一律公开拍卖在现实中操作起来十分困难，许多典当行与拍卖行联系不便，而且现阶段有关公开拍卖的规定也亟待完善。这不仅使交

易成本增加，也由于死当物不能及时处理使资金受到占压。

五是对典当物灭失的风险责任规定的不合理。“办法”规定：遇有不可抗力导致质押当物损毁的，典当行不承担赔偿责任。我认为这样加大了借款人的责任，而减轻了典当行的责任。因为典当物在典当行手中，典当行的责任应大于借款人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典当行更注意其保管义务。而且“办法”规定了要为当物购买保险，如得到保险公司的保险金，典当企业的利益就能够得到补偿。

六是对典当价格未做一些限制性规定。在实践中，由于借款人大多急需资金，相对典当行来讲属于弱者，典当行往往乘机故意狠狠的压低价格。“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棉袄一件”的现象依然会发生，故现行办法规定当物价格由当事人自由协商，虽然充分体现了契约自由，但却有可能导致显失公平。比如房产这种高价值物品，当价过低的话，当事人万一不能按期赎当，肯定引发纠纷，也可能造成借款人无家可归。

（五）法律责任规定得太轻。

如果说对典当行的事前监管过严的话，那么对其事后监管却是软弱乏力的。对其违规经营的罚款最高限额才三万元，有些违法责任仅仅能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这相对于其放高利贷等违规经营所获利益相比，太不具有威慑力。

四、进一步完善典当融资法律环境和相关立法的建议

（一）在立法体系和监管体制上，进一步完善担保法规，使典当行业立法有更好的上位法基础。在适当的时候，制定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典当法》。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以避免管理矛盾。今后的方向是把监管的职责逐步下放给典当行业协会，实现以自我约束、管理为主，行政管理为辅的监管体制。

要完善对典当业的监管，现在还急需制定以下三类政策文件：一是有关行业发展的基础类文件，如典当行财务会计制度、典当行业统计制度等；二是有关行业管理类文件，如季报制度、典当行经营情况考核评价制度、典当行审批工作规程、典当行停业及清算办法等；三是有关企业管理类文件，如加强典当从业人员培训工作的规定、搞好典当行管理信息化工作的规定等。（邱宗跃：《广西典当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广西经贸》2003年第6期。）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规定。因为相关制度的完善，需要实际操作层面的连动，而最终来自基层操作的配合至为关键。盼望监管部门允许典当行可以和银行一样办理房地产典当他项权利证，允许典当行能随时查询商品房销售登记档案和记录，允许将房地产典当的他项权利证作为贷款担保向银行融资。能够出台细则使典当行可以顺利进入房地产市场（于建惠：《房地产典当融资的新机遇》，载《西部论丛》。）。

（二）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无论从发展需要上看还是从我国人口规模上看典当行都是偏少的，在目前融资渠道偏窄的情况下典当行作为民间融资机构和融资手段的作用未能真正地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还有很大潜力。入世后我国又将面临外资典当行进入的压力，应加快典当行发展的步伐适当放宽典当行准入的行政控制，建立一个布局合理、辐射面广的典当行业经营网络以满足社会对典当融资的需求。同时要尽快制定外资进入的管理办法以适应对外资典当行的进入进行管理的需求。（谢丽：《外国典当考察报告》，载《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3期。）

（三）进一步拓展典当行的经营范围。

除了房地产外，也可将有价证券以及一些高科技产品作为典当物品，比如增加股票典当等。“股票典当”是典当行推出的一项新业务，是指借款人以本人上市流通的股票证券、基金或资金账户中的存款作为典当物，接受典当公司特约证券营业部的监管，向典当公司申请贷款，用于股市或者其他方面的投资甚至消费支出的业务。“股票典当”在国外是极为普通的融资行为，而在我国该项业务并未被完全认可，目前还是一个“球”的游戏。（晓寒、侯玉强：《股票典当成了理财手段一个“球”游戏》，载《华商报》2003-08-19.）由于经营股票典当需到中央结算所登记，而到中央结算所登记又缺乏操作可行性，因此有人认为现在的股票典当是在打“球”。各地的监管者对此一般是既不鼓励也不反对。对券商而言，由于入市资金的增加，有利于营业部交易量的增加和提高佣金收入。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愿意担风险，来帮典当公司监管和平仓的原因。对典当行而言，多了一项赢利渠道，而且该项业务操作容易，特别是质押物变现容易。一家典当行老总说：该项业务已经占到其总收入的50％，在股票的牛市行情里则会更高。（洪敏：《股票典当想说爱你不容易》，载《经济日报》2002-08-19.）可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典当行的经营范围，增加了赢利渠道，可能会成为我国低迷的典当业的一支“兴奋剂”，所以有必要给这项业务“正名”。

（四）进一步完善对典当业务规则的规定。

对典当主体资格作出规定。例如香港《当押业条列》中即规定：“年龄不足17岁的人来典当财物时，当铺不得收当”。按我国民法相关规定，定为18岁较为相宜。

在立法中考虑建立典当物的公估找贴和别卖制度。规定在典当关系存续期内，典押人表示让与其典物的所有权给典当行，典当行又愿意接受的，典当行须按时找贴，以取得对典物的所有权。所谓找贴，是指典押人与典当行之间，按典物的原典价抵销典物出卖时的实际价金后，由典当行支付其差额，以取得典物所有权的买卖行为。（陈开欣著：《典当知识入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60页。）

完善对死当物的处理规则。回归传统的营业质特征，规定死当物归典当行所有。而且实践中大部分典当行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典当行的利益能够得到保证，而通过找贴和别卖制度，也能维护了借款人的利益。

重新

规定典当物灭失的风险责任。规定典当物如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而灭失或损坏的，典当企业一般并无过错。如果借款人要求赎回典当物，典当物还有标号可辨认的，可由典当企业放赎典当物，并以当票上记载的典当物估价的60％向借款人赔偿；如不能放赎的，则应从当票上记载的当物估价金额向借款人赔偿。这样做是因为典当物投了保险，其利益可以得到补偿。

对典价做出幅度规定。为防止显失公平可考虑规定一个幅度，比如贵重物品80%，普通物品65%，滞销物品50%，当事人可协商在这个比例内浮动15%.

（五）加重典当行违规经营的法律责任，对高利贷和非法揽储等违法行为给予重罚。

结语

我与经典同行篇6

典权是指出典人支付典价，而占有典物，并对其使用，收益的权利。是我国固有法上的一项古老的制度，已形成较完备的体系。在解放前曾为人们广泛适用，然时至今日却呈式微之势。学术界对于在我国物权法中是否规定典权制度颇有争议。笔者认为典权制度具有其他制度所不可取代之处，具有融通资金，提高整个社会资源利效率的作用，应予保留。但为了充分发挥典权制度的价值，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构——典权之标的不仅限于房屋还应包括其它一些不动产物权，即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飞机，船舶，汽车三项动产。

一，典权制度存在的价值

典权废除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有：1，典权的产生是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变卖祖产属败家，受人耻笑。而现在人们思想观念已变，无需再保留。2，现代融资手段众多，其融资功能完全可由抵押担保，不动产质，银行贷款取代；其用益功能亦可由租赁，买回合同取代。3，目前的现实生活中出典现象已十分稀少，典权制度趋向式微，保留典权已无意义。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

（一），心理因素于立法时是一个不应忽略的因素。

首先，中华民族情感中历来就有（即使现在也不曾遗弃）故土难离，落叶归根情结。现在我国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农民进城务工，本市公民到外省市做生意及出国等现象越来越稀松平常。倘若他们想保留自己的房屋待回乡养老时用，出典不可不谓是一个好的选择。其次，对私有财产的重视和固守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虽然现在市场经济发达，人民观念有很大变化，不再视出卖不动产为对不起祖宗的羞耻之事。但是，不动产毕竟价值很大，是人们生存的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对它的所有权的有无，对人的心理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出典”而非“卖掉”，出典人的心理上会多一些安慰，感情上更易接受[1].

（二），典权具有融资及用益双重经济效用，同时于用益方面又体现着双重用益性价值，是最大限度发挥物的价值潜力的重要手段。

首先，在典权法律关系中，典权人可取得典物的使用收益，典价的担保和取得典物所有权的期待权；出典人可保有典物的所有权而同时获得相当与买价的资金运用，以此，发挥了典物的双重经济效用。其次，典权人处于近乎所有人的地位，可依其意思以任何方式对典物使用收益，亦可出租典物，转让典权，于典权上设定抵押担保；出典人因仍为典物的所有人，可转让典物，于典物上设定抵押担保，以此，典物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利用。最后，典权制度具有担保抵押，不动产质，银行贷款，租赁，买回合同，买卖等制度所不可取代之处[2].由此可见，典权制度是促进资金融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一项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

（三），典权制度在目前的现实社会中日趋式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究其原因有三：第一，在大陆的民事基本法中未规定典权制度。一项制度只有由法律正式确认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点是不能由司法解释或批复取代的。因为后者不利于人们对制度产生内心确信和安全感，也不利于人们对制度的普遍了解，防碍了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适用。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实行福利分房和计划经济，典权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制度基础和现实基础。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市场经济，但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典权制度却是陌生的。第三，一个制度最初产生必有一定的社会因素，但随着社会变迁，原本的这种因素必将渐渐消亡，因而在典权传统因素失去作用而其潜在的新的价值却未被发现或利用时，其呈现式微之趋势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在现实社会中典权制度呈现式微之势是否就意味着其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呢？笔者持否定态度。一种制度的产生是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密切联系的，而笔者认为制度的发展规律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描述：在社会需要的刺激与推动之下，制度的外在价值不断内化为其自身性质再产生新的外在价值——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因此设立某项制度的初衷并不一定与该制度显示的性质及表现出来的外在价值相一致，但一种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每一次这样的循环都将对其后来的性质发展打下深刻的烙印，也将对后世对制度的理解产生重大的影响[3].

已如上述，典权制度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具有其他相关制度不可取代之处。而评价一个制度是否具有存在价值时，应着眼于其是否具有实际生命力和社会经济意义。典权在我国已有千余年历史，已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利用此完善的制度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形成新的价值，获得完全超越以往的第二次生命。于此，笔者不揣冒昧，认为扩大典权标的范围，使其融资及双重用益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不失为重建典权制度任务之一。

二，典权标的的历史状况

典权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并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从典权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其长期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中。在古代，不论动产，不动产或人身，如让给他方占有，以作担保，均称为质。例如周礼地官，质人掌稽市之书契，长曰质，短曰剂，及春秋战国时，有周郑交质，秦昭王之子质与赵，燕太子质于秦。两汉以来，则往往以典代质，例如唐杜甫诗，“朝回日日典春衣”。宋戴复古诗，“丝未落车图赎典”，宋陆游诗，“新寒换典衣”，此均指动产质而言。旧唐书卷一四O列传“节度使姚南仲先寓居郑州，典质良田数顷”。唐书列传七十二卷一四七载“卢群化节度，尝客于郾，质良田以耕”。此即指不动产之典而言，或典质并用或单称质，或有称典为当亦有典当并称，例如后汉书刘虞传，有虞所赉赏典当胡夷之说[4].可见，在典权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典，当，质三个概念模糊不清，混用的状况。究竟何物可为典权之标的，法无明文规定，完全依民间习惯由当事人自由决定。不动产，动产，产生收益的不动产物权，甚至妻子儿女亦可出典。直至1930年《民国民法典》颁布，方将上述法律关系明确区分开来，规定质为移转动产占有的担保制度，而典权的标的仅限于不动产。

三，扩大典权之标的范围的可行性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为典权之标的

1，从比较法角度看。

国外无典权制度，但有与其相近的不动产质制度。日本的不动产质，地上权，永佃权均可为标的。在法国的不动产质，用益权及永佃权亦然。

2，从历史传统角度看。

解放前，民国民法实施前，依民间习惯，能发生收益的不动产物权是均可出典的，永佃权亦然。北京及广东商习惯，铺底权（地上权）得为典权之标的。

3，从现行法律及草案规定看。

首先，社科院建议稿主张土地为国家或农村集体组织所有，不能出典。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最新的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及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均有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有权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赠与，出租或抵押。既然可以转让，出租和抵押等，便应当准许将其出典。

土地承包经营权道理亦同。只是其作为抵押权标的时，草案（此处及以下所称“草案”均指全国人大常委会最新的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为“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此种限制合理吗？既然转让无此种限制，为何独抵押时有此限制？转让必然导致承包经营权在不同主体间移转，而抵押或出典还不一定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移转。因此，我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典权之标的，在种类上无任何限制。

其次，草案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至少为二十年，法律，行政法规对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长期限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耕地承包经营的期限为三十年。草地承包经营的期限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承包经营的期限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经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这种较长期限的规定满足了典权期限不宜太短否则对典权人的使用收益有所损害的条件。并且，草案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均有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届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在期间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土地的，出让人应当同意——”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永续性的权利，只要是合理利用且无公益征收问题。一旦设定生效，它的存续期间与所有权是无差别的。

至于居住权，虽法国不动产质中其可为标的，但草案第二百零九条一款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和继承”。这是基于居住权人和所有人间利益的一种衡量，立法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同时考虑到法律体系的协调，及居住权制度在我国尚未成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不宜将居住权纳入典权之标的范围内。

至于宅基地使用权，基于我国农村房地产交易市场尚未建立，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抵押之规定，其不可单独为典权之标的。

（二）飞机，船舶，汽车得为典权之标的

与不动产相比，它们非固定于某一处，是可移动的，且移动无损于其价值。但就价值而言，它们价值大，并不逊于不动产。并且，它们有一套不同于其他动产的登记管理体系，通过登记使其“固定化”，所以除形式上不同于不动产外，实质上就其社会经济作用而言与不动产无异。因此，它们也被称为“准不动产”。立法不应拘于形式，应将典权之标的物范围扩大至此三类动产。

也有学者建议，在权利客体方面针对抵押的规定应完全适用于典权[5]，对此不敢苟同。首先，抵押权标的范围本身就不明确。担保法及草案除采用列举性和排除性规定明确了抵押权的标的范围外，还有概括性的规定，因此有些财产是否可为抵押权之标的，在学理及实践中均有待研究。其次，如机器设备等动产，没有一套有效的登记或牌照等方式将其“固定化”，不具有前三项动产那种不论处于何时何地均可表彰其独特，唯一和易于识别的特性。因此，将其出典必易生纷争。最后，机器设备等更新换代速度随科技的发展将会愈来愈快，此与设立典权制度的目的似有不符。

四，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房屋一体原则在典权制度中是否亦应遵守？

相关法律及草案均规定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房屋应一起出让和抵押。此种规定有利于对物的权利的充分行使，简化法律关系等。有人提出，“关于土地与房屋，虽然它们分别为独立的不动产，但土地与房屋为一人所有时，必须将土地与房屋一起出典。如果仅以房屋出典而自己保留土地或仅以土地出典而自己保留房屋或以房屋土地分别典给二人均不许。否则，不仅不能使典权人达到使用收益的目的，而且如果回赎权不能行使时，也会发生难以解决的问题”。笔者不同意此观点，原因如下：

（一）民间曾有“典屋不典基”的习惯。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编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中有记载，安徽省绩溪县有民事习惯为“典屋不典基”，绩溪出典房屋，类不连带房屋所座落之基地；至出卖房屋，则概连同地基并卖与一。

（二）由于我国以前实行过土地划拨制度，现在一些房屋所有人没有土地使用权，若规定此一体原则，这些房屋将不能出典，这不利于典权制度功能的最大发挥。

（三）典权法律关系中，出典人有回赎权，回赎权效力的发生必须以返还典价为条件。因此，典价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出典人回赎权的行使。倘若定要房屋与土地使用权一并出典，典价必然高于单独出典其中任何一个，此对出典人不利，有违学者对典权制度所期望的扶弱济贫。

（四）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物权法作为其组成部分，意思自治原则在其中亦应有所体现，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是否同时出典应由当事人自己定夺。

诚然如反对者所云，回赎权不能行使时会发生难以解决的问题。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应于典权制度中做如下规定：

（一）仅出典房屋。分三种情况，第一，此涉及设定典权“债权契约”的解释，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及当事人间可推知的意思，包括典价的“对价性”等，审慎加以认定基地亦在“出典之列”时，典权人得请求出典人就该基地为典权的设定（物权行为）[6].第二，不能认定“基地亦在出典之列”时，王泽鉴先生认为应推定在典权存续期间内，典权人和出典人间有租赁关系，且其期限不受台湾“民法”第499条第1项规定的限制，其租金数额当事人不能协议时可请求法院裁判；然史尚宽先生认为应推测当事人之意思，设定典权系将土地使用权让于典权人使用。笔者认为，为了促进物的使用价值及基于公平角度对出典人和典权人之间利益进行衡量，王泽鉴先生的观点似乎更可取。第三，出典人未行使回赎权时，为了避免争议及简化法律关系，典权人若取得房屋所有权则当然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应根据市价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费用。

此种情况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出典问题，如前所述，宅基地使用权不可单独出典，但既然它可以与地上房屋一起转让和抵押，应允许其与地上房屋一起出典。

（二）仅出典土地使用权（即建设用地使用权）。由当事人根据使用，收益土地的需要情况约定有关地上房屋的占有，使用等问题。若约定不明发生争议则由法院根据保障实现典权人使用，收益的目的，同时兼顾出典人利益原则作出裁判（裁判时应参考上述有关仅出典房屋时的处理办法）。同理，若未回赎时，典权人若取得土地使用权则当然取得房屋所有权，但应根据市价支付房屋转让费。

（三）为了避免出典人在两个回赎权均未行使时，无法解决土地使用权人与房屋所有人间有关房屋与土地利用的关系，应禁止将房屋和土地同时出典于二人。但此规定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登记制度的健全。我国现行的是分别登记制度，这就要求两个部门分别在两个产权证中记载出典情况，手续繁琐，也不易查询。应进一步推进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产管理和土地管理工作，颁发统一的房地产权证书的改革。

以上是笔者尚未成熟之拙见，仅愿能为典权这一古老制度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充分发挥其价值献一点微薄之力。

注释

[1] 浅析典权制度的保留与完善——兼评我国民法典草案中典权的有关规定王明革中国私法网

[2]《物权法研究》王利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513－517页及《物权法新论——一种经济分析的观点》周林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636页对此有论述。

[3]典权制度的价值复兴及其发展杨昕宇中国私法网

[4]《物权法论》史尚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434页

我与经典同行篇7

1、认真做好典当的审核工作

XX年我主要负责典当行的风险控制、风险审核工作。典当业务是我在XX年开始正式接触，为了能使自己尽快熟悉该项业务，我除了认真学习浙江中财典当行的典当制度及XX年4月1日正式实施国家经贸委的《典当管理办法》外，我还从网上、图书馆等查阅典当行的相关资料，做读书笔记。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首先制定了典当风险审批的工作职责。第二、根据典当风险审批的工作职责，在自制了非传统业务的审核及备案表格上对典当业务进行逐笔登记跟踪，并与典当业务员对大额业务进行实地了解。第三、对减免服务费、滞纳金及其它内容进行了备案、核账及归档。第四、编制典当风险关注类月报表。第五、参加了典当业务的一些培训。

2、做好中间业务的审核、备案及核账工作

今年短平快的中间业务，给我公司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它体现了操作人员优良的心理素质及对工作高度的责任性，它同时也反映出操作人员所具备的敏锐正确的判断力、银行非常优良的关系网及对资金有着娴熟的调度能力。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深感责任的重大，特别是自身经办的业务更觉压力无限、责任无限。在中间业务方面，我主要负责审核、备案、归档及与财务部的对账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基本做到了每笔落实跟踪，每月与财务部核对账务，以确保每笔资金的账账相符。

二、XX年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起草了XX年风险部工作职责

XX年初根据领导的工作布置，起草了XX年风险部工作职责。在风险部工作职责中，制定了担保的不同业务类型、不同金额的风险评审进行了相应的风险审批制度，对典当业务首次增加了的风险审批的相关制度。同时明确了风险部各岗位的工作职责、教育培训、制度建设、风险部日常工作等内容。

2、设计了工程担保的相关操作办法及规程

XX年4月底，根据领导的安排，我参加了在北京为期二天的有关工程担保的业务培训。这次培训虽然期限很短，但却让我对工程担保的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我突然感觉工程担保，这种商业性担保有着无限的商机，对此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经过在图书馆、网上查询资料，到书店购买相关书籍，记大量的工程担保的学习笔记，关注工程担保的最新消息等渠道，对工程担保中不同类型的保函包括业主支付保函、承包商履约保函、投标保函等内容，设计了浙江中财担保有限公司商业性担保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中对不同类型的保函设计了不同内容的调查分析。为了能让业务员进一步深入该担保领域，提高调查分析的能力，我还设计了“工程建筑担保业务担保的调查内容要点”及对不同的保函对象所提供哪些相关资料等。工程担保我认为是一项风险较大，回报较高的一项商业性担保。它的成本就在于担保公司人员的成熟性、经验性。它的风险在于如何对担保客户在担保期间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为此，我目前已写了对承包商履约担保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的管理的相关内容。为了提高中财担保业务人员能尽快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还举办了第一期工程担保的培训班，对建设部颁布的各类保函进行了初步的讲解，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3、设计了浙江中财担保公司转按揭业务的操作规程

为了能顺利地开展我担保公司的转按揭业务。根据合作银行的不同要求，经过与合作银行的业务相互探讨与多次协商及转按揭的业务特点，我设计了“浙江中财担保有限公司房屋买卖期间担保业务申请表”、“房屋买卖期间担保业务操作办法（一）、（二）”、“银行撤销担保责任回执”、“划款通知书”、“具结书”及与律师合作的“担保协议”等，为我担保公司该项业务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

4、积极开拓担保及典当合作领域的新途径

（1）XX年根据中国银行审核担保的结构调整，我积极与省中行进行沟通和联系。经双方的共同努力，我担保公司最终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签订了2亿担保额的合作协议。这一合作协议大大提高了中财担保在省中行担保领域的重要地位，为我担保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提供了很好的合作平台。

（2）XX年10月至11月间，我与招商银行杭州分行关于转按揭业务进行了双方的的相互沟通与联系，就招商银行住房循环转按揭业务的特点，对担保的内容进行了调整。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在XX年11月浙江中财担保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杭州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定了《个人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这一合作协议为我担保公司在招商银行业务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今后的业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共2页,当前第1页1

（3）XX年面对典当行对资金需求量的进一步增加，我利用深发展杭州分行高层领导及支行高层领导的关系，积极为典当行的融资创造条件。因这笔贷款是深发展总行对全国典当行的首笔贷款，较为曲折。但经过双方数月的努力，中财典当终于取得了深发展1000万元的贷款额。这笔贷款的意义不仅部分解决典当行对资金需求，更重要的是增进了中财金融广角的高层领导与深发展银行高层领导的互信互任，为中财典当及中财担保与深发展银行的进一步扩大合作，创造很好的合作契机。

5、进一步拓展风险部对担保、典当风险的量化统计工作

从事担保、典当行业，就是从事风险的行业。对担保公司及典当行来讲，对可能造成直接风险、间接风险的告知及预知，是掌握风险、预防风险的重要手段。为此，我逐步探索出对担保风险类、典当关注类风险的每月及历史的统计工作。对担保业、典当业来讲，我认为对经营效益及营运质量等内容的统计与分析，对于较准确评价该行业企业的发展业绩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工作有待于今后不断地研究及探索。

三、XX年的反省

回顾XX年的工作经历，我有不少方面值得反省。

1、工作有时带有情绪化。在XX年中，虽然我对每项工作都很投入，对取得的成绩很有成就感，但当我遇到自身及外界的压力时，我在工作上就会出现情绪化。会出现一种孤独、一种势单力薄、一种无援的感觉，有时还会出现干不如不干的想法。究其原

因主要是一、我还不具备对工作的那种执著精神及毅力，没有化压力为动力的精神。二、与同仁间虽有沟通，但沟通不够、不深。

2、对典当行业的学习钻研不深

XX年，我在负责典当行的业务审批过程中，常认为典当行的业务审批内容比较简单，所以没有化精力去深入分析、研究、开发。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对典当业务知识掌握的匮乏和对典当业务发展缺乏敏感性。同时我深入典当行的工作还不够，特别是对关注类客户各笔的情况与典当行业务员的沟通不够，跟踪不够。没有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到配合典当行的工作，对典当业务的贷前、贷中、贷后的调查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

3、近期对学习有所放松

近期我对学习有所放松，对业务知识、银行动态及行业变化的学习、分析有所松懈。究其原因是自身缺少学习的动力，处在一种徘徊、困惑阶段，身上一种惰性也乘机开始生长。

四、XX年年的展望

1、XX年年我将继续在做好本职工作，做好领导布置的各项工作。对业务要不断地学习，要使自己的业务水平、职业道德上有一个新的提高。

2、我将继续利用空隙时间，对担保业务、担保品种进行深入研究，对担保行业的经济指标、经营效益及营运质量等内容进行研究及分析，并加以运用。对典当行业的研究要有所作为，配合典当行在降低典当风险上要有所作为，在保障资金安全、控制典当风险的工作要前移，对典当前的审核工作要更细、更实，对审核内容及要求要进行总结、归纳。对典当行的业务发展要利用自身的一些优势，为拓展典当业务的发展尽一份力。

3、对中财金融业的一些建议：

（1）中财金融业要向更广的领域、更高层次的发展，必须要研制和开发统一的网络平台，有统一的标准格式，统一的操作办法，统一的规章制度，要形成可复制的网络管理系统。

（2）增加中财金融业行业的考核指标。行业指标的考核，就是根据不同行业自身的特点、内涵设定不同的考核指标。行业指标的考核能使考核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可比性，更贴近该行业的发展规律。行业指标的考核也能使中财金融业对行业有更深的了解，促进中财金融业健康的发展。

（3）对员工的考核奖励，应采取多元化奖励策略。企业的成功除了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外，主要来自企业的营销成果、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及市场对企业的认同度。对中财金融业来说，员工的工作业绩、新产品的开发和运用、银行对中财金融业的认同度及控制、降低风险的能力都应作为中财金融业发展的重点，并以此作为对员工考核的依据。

我与经典同行篇8

一、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1、认真做好典当的审核工作

2011年我主要负责典当行的风险控制、风险审核工作。典当业务是我在2011年开始正式接触，为了能使自己尽快熟悉该项业务，我除了认真学习浙江中财典当行的典当制度及2011年4月1日正式实施国家经贸委的《典当管理办法》外，我还从网上、图书馆等查阅典当行的相关资料，做读书笔记。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首先制定了典当风险审批的工作职责。第二、根据典当风险审批的工作职责，在自制了非传统业务的审核及备案表格上对典当业务进行逐笔登记跟踪，并与典当业务员对大额业务进行实地了解。第三、对减免服务费、滞纳金及其它内容进行了备案、核账及归档。第四、编制典当风险关注类月报表。第五、参加了典当业务的一些培训。

2、做好中间业务的审核、备案及核账工作

二、2011年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起草了2011年风险部工作职责

2011年初根据领导的工作布置，起草了2011年风险部工作职责。在风险部工作职责中，制定了担保的不同业务类型、不同金额的风险评审进行了相应的风险审批制度，对典当业务首次增加了的风险审批的相关制度。同时明确了风险部各岗位的工作职责、教育培训、制度建设、风险部日常工作等内容。

2、设计了工程担保的相关操作办法及规程

2011年4月底，根据领导的安排，我参加了在北京为期二天的有关工程担保的业务培训。这次培训虽然期限很短，但却让我对工程担保的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我突然感觉工程担保，这种商业性担保有着无限的商机，对此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经过在图书馆、网上查询资料，到书店购买相关书籍，记大量的工程担保的学习笔记，关注工程担保的最新消息等渠道，对工程担保中不同类型的保函包括业主支付保函、承包商履约保函、投标保函等内容，设计了浙江中财担保有限公司商业性担保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中对不同类型的保函设计了不同内容的调查分析。为了能让业务员进一步深入该担保领域，提高调查分析的能力，我还设计了“工程建筑担保业务担保的调查内容要点”及对不同的保函对象所提供哪些相关资料等。工程担保我认为是一项风险较大，回报较高的一项商业性担保。它的成本就在于担保公司人员的成熟性、经验性。它的风险在于如何对担保客户在担保期间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为此，我目前已写了对承包商履约担保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的管理的相关内容。为了提高中财担保业务人员能尽快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还举办了第一期工程担保的培训班，对建设部颁布的各类保函进行了初步的讲解，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3、设计了浙江中财担保公司转按揭业务的操作规程

4、积极开拓担保及典当合作领域的新途径

（1）2011年根据中国银行审核担保的结构调整，我积极与省中行进行沟通和联系。经双方的共同努力，我担保公司最终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签订了2亿担保额的合作协议。这一合作协议大大提高了中财担保在省中行担保领域的重要地位，为我担保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提供了很好的合作平台。

（2）2011年10月至11月间，我与招商银行杭州分行关于转按揭业务进行了双方的的相互沟通与联系，就招商银行住房循环转按揭业务的特点，对担保的内容进行了调整。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在2011年11月浙江中财担保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杭州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定了《个人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这一合作协议为我担保公司在招商银行业务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今后的业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011年面对典当行对资金需求量的进一步增加，我利用深发展杭州分行高层领导及支行高层领导的关系，积极为典当行的融资创造条件。因这笔贷款是深发展总行对全国典当行的首笔贷款，较为曲折。但经过双方数月的努力，中财典当终于取得了深发展1000万元的贷款额。这笔贷款的意义不仅部分解决典当行对资金需求，更重要的是增进了中财金融广角的高层领导与深发展银行高层领导的互信互任，为中财典当及中财担保与深发展银行的进一步扩大合作，创造很好的合作契机。

我与经典同行篇9

关键词：特许经营合同典型化必要性可行性

台湾民法学者黄立指出，法律不是凭空创设契约的类型，而是就已存在的生活事实，斟酌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及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加以规范。典型契约与非典型契约的区分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习惯不同以及法律处于不断修改完善的动态中，在甲国的无名契约，在其他国家未必也是无名契约，在此时为无名契约，未必永远籍籍无名。如旅游、合会及人事保证等合同在我国台湾地区本为非典型合同，但2005年台湾修订民法债编时将其有名化，同样，融资租赁合同也在我国1999年修改《合同法》时增加了进来。当然，非典型合同的典型化并非是非典型合同的盲目的类型扩张以及数目的增长。虽然非典型合同的主体多元、合同关系复杂、标的物广泛而且不断扩充，但是只有部分成熟的、经济地位较为重要的非典型合同，才会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而被列举进法律明文之中，成为典型合同。笔者认为，特许经营合同正是具有了典型化的必要性。

第一，它是全新类型的以特许经营权这种特殊的知识产权为标的的合同，在现行的《合同法》分则中很难使其对号入座。特许经营的客体主要由商标、商号、企业标志、店面设计、专利、专有技术和经营决窍等一系列知识产权所组成，但绝不是它们的简单的相加。由于各种知识产权在特许经营中的有机结合，已构成了一种崭新的权利，即特许经营权。首先，特许经营是建立在特许人的一整套知识产权之上。受许人在给付对价后，有权使用特许人的商标、商号、企业标志、店面设计、专利、专有技术和经营决窍及其他知识产权的一种或全部，并在经营期内得到特许人在商业和技术上的不断帮助。其次，特许经营是特许人利用自己的品牌、专有技术、经营管理与受许人的资本相结合扩大经营规模的一种商业发展模式。特许经营对特许人来说，是其知识产权的动作，即技术和品牌价值的扩张，经营模式的“克隆”，而绝不是资本的扩张。再次，特许经营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在一般的经销方式中，交易双方只是建立在产品的购销关系，而特许人与受许人在签订特许协议后，就意味着双方长期交易与合作的开始，特许人在许可受许人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同时，还有义务向其提供培训与帮助等长期服务。正是由于特许经营权的特殊性，使它很难归入我们《合同法》分则的任何一类典型合同。

第二，特许经营合同是一种糅合了较强的公法关系（限制竞争法、信息披露法等）的债法合同，在各合同要件和权利义务关系上与传统的契约区别明显，由于其个性强烈，在现行的《合同法》中很难进行类推适用。出于保护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统一商誉及保证收益的需要，特许人在与受许人所签订的合同中一般都规定一些限制性条款，对受许人的经营活动进行限制。同时，由于在特许经营实际运作中特许人控制着特许经营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经营许可权，可以利用优势地位设置苛刻条件，滥用权利，因此，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运用法律对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这就使得限制竞争行为既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根据，又被规定了合法存在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其合法性就转变为违法性。同时，特许人作为拥有信息优势地位的一方，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会利用受许人对特许人诚实信用的轻信和获利愿望的强烈，在特许经营权转让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对受许人进行欺诈，或是收取高额加盟费，这种状况的存在败坏特许经营的声誉，侵害了受许人的合法权益。国家从维护整个社会的平等竞争秩序和平衡各个市场主体的相关利益出发，对限制竞争和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法律规制，这是一般的债法合同所没有的，当然，它性质上仍属私法合同，在民事部分仍应由合同法来调整。然而，由于它强烈的个性，很难适用合同法中的类推原则来解决它的法律适用问题。

第三，顺应司法理性化的需要。虽然根据私法自治以及契约自由原则，可以适当规范非典型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却容易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扩大，并且因当事人对一般条款的理解存在歧义，也会助长争议的激化或通过法律解释的多义性而侥幸取胜的心理。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遇到法律纠纷时，将案件事实与法规、法条一一对照的判案方法与思维，使得法官在立法欠缺的条件下往往无所适从。对于条件成熟的合同，如特许经营合同的典型化，有助于合同纠纷迅速且有效的得到解决，符合当前我国司法实践，符合我国国情。

综上，特许经营合同和特许经营活动在民法调整的生活关系中具有较强的个性，我国民事立法完全应该对其实行

个性化的、具体的调整和规制而非笼统和抽象的规制，从而实现其从非典型合同向典型合同的转换。接下来，笔者将着重分析特许经营合同典型化的可行性。

第一,特许经营在国际上已有较成熟的规则可供参考。有些发达国家特许经营的发展已相当成熟，甚至颁布了特许经营的合同示范文本，这种示范文本一般都反映了特许经营领域学术和立法发展的最新趋势。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某些规则，但这些国际规则对我国特许经营合同的典型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第二,我国已经具备了特许经营合同典型化的实践基础。特许经营行业在我国已历经了近二十年的发展，经济规模、从业人数、涉及行业都发展到了较大的规模，也有了较多的司法案件的积累，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作为特许经营合同立法的参考。

第三,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已经提到立法议程上来了，这为特许经营合同立法提供了非常好的立法机遇。合同法将会在经过充实和完善之后作为民法典的债编的一部分，把特许经营合同作为一种典型合同在《合同法》分则加以规定，是特许经营规范发展的有利手段和必要保证。

参考文献：

我与经典同行篇10

[关键词]典权制度，融资，弱者，有效利用，利益均衡

一、典权制度的主要内容

典权制度是我国民事固有法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它是土地商品化的产物。早在汉、唐时就已在民间广泛使用。“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土地商品化的深入，典权才正式写入法律。”[1]广义典权标的不限于不动产，动产也包括其中。狭义典权标的，仅限于不动产。“从我国建国以来政府和司法部门颁发的有关政策、法规及司法解释来看，我国法律及政策所认可的典权仅指狭义典权。”[2]我国民法理论上的通说认为，典权是指一方支付典价，占有他方不动产而享有的使用、收益的权利。[3]

典权制度的主要内容为：对于出典人而言，典权设定后，出典人应将其占有的不动产将由典权人占有，自己不再对典物占有、使用、收益，但仍保留对典物的所有权。由于出典不不丧失对典物的所有权，因此可以转让典物，并可就典物再设担保。典期届满后，于回赎期内，出典人有权要求向典权人返还原典价，并取回典物。回赎期内，若出典人不予回赎，则期满后丧失典物所有权，同时对原典价也不负返还义务。在典权存续期间，出典人可以要求由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物时价与典价之差额，而由典权人取得典物所有权，即找贴。对于典权人而言，当典权设定后，有权占有典物，并为自己之利益使用、收益，可以转典、出租、修缮、设定抵押、让与典权等。当出典人回赎时，典权人有返还典物之义务，但就典物修缮所支出的费用，有权在现存利益限度内请求返还。典权人有保管典物的义务，并于回赎时恢复原状。典权存续期间，典物由于不可抗力发生灭失时，典权和回赎权均归于消灭。

二、典权制度的功能分析

典制之所以产生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理念重视祖宗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出卖祖宗遗产为“败家”，为世人所不齿。而典制的设立，则使出典人在不转让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获得急需的资金。当典期届满时，又可以通过回赎取回典物。这样就避免了丧家败业的道德风险。[4]应当承认，这种认识不无道理。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确实不容低估。然而，一种制度的兴起更多地应从制度本身去考察。“典权作为一种灵活简便的不动产流转用益制度，其自身具有的价值才是其逐渐发展成熟，并最终得以成为普遍流行的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基础与前提。”[5]

通过对典制具体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典制主要具有以下一些功能：

（一）为出典人融通资金提供便利。[6]社会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一方急需资金，而另一方拥有资金却大量闲置的情况。此时，通过融资解决双方筹资及投资的需要，就必须要求有某种融资手段的出现。人们对财物进行处分以换取资金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出卖，二是出租，三是抵押或质押。

首先，对于出卖来说。出卖人是以标的物的市场价格卖出，因此卖价比典价要高出一部分。[7]但出卖人由此却丧失了不动产的所有权。而既希望能够筹得资金又不失去不动产所有权的筹资人大量存在。这是典制出现的重要原因。附买回条件的买卖合同，虽然使出卖人再次获得出卖物成为可能，但此时的买回，是第一次买卖后的又一次交易，是标的物所有权的再次让渡。因此，此时的交易价格是第二次买卖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而不是第一次时的价格。于是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时价高于第一次买卖时的价格，二是低于，三是等于。在第一种情况，如果出卖人买回标的物，那么他就要支付比出卖时更高的价格。而买受人在占有、使用标的物并收益后，还可以额外获得一笔差价。比如一栋房子，出卖人出卖时的市场价格是100万，再次买回时的价格是150万，买受人买回后进行使用所获收益为10万，那么当出卖人依合同买回标的物时，一卖一买就会损失50万。而买受人却在相应获得50万差价的同时，又获得10万使用收益，共计60万。这样，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就出现了不平衡。如果说出卖人也享有某种利益的话，那么这种利益就是因不必支付利息而获得的利息利益。假若出卖人的利息利益与买受人的差额利益及收益利益之和相当的话，则这与借款需要支付利息一样，并无不当。但是，利息是法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即使是民间借款，利率也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从而使利息利益始终处于可调控的合理状态。但在附买回条件的买卖中，买受人占有、使用标的物所获收益是不确定的。因人、事、时、物的不同而体现出极大的差异。而差价利益就更不好确定了。比如城市房地产，不用说十年二十年，就是一年两年，其差价就足以让人不可思议了。因此，当时价高于卖价时，附买回条件的买卖于出卖人而言并不是一种有利的选择。在后一种情况，即时价低于卖价时，就差价来说，当然是对出卖人有利的。但就占有、使用所获收益来说，两者没有任何区别。仍以上例为例，假设出卖时的市场价格为100万，买回贬值为50万，买受人的使用收益仍为10万。那么出卖人此时受益50万，而买受人受损额为40万（50－10）。如果40万的损失与典权人在正常情况下，占有、使用他人不动产而需支付的费用相当的话，那么这与租用他人不动产要支付租金一样，也没无不妥。但是不动产的价值是租金根本无法比拟的。不动产贬值而造成的损失同样远大于租金。也就是说，此种情况下的附买回条件的买卖于买受人而言，同样不是一种有利的选择。第三种情况是既不升值也不贬值。此时不存在谁受损谁受益的问题。通过对这三种情况的分析可见，附买回条件的买卖，只有在第三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双方利益的均衡。在其他两种情况下，由于不是出卖人受损就是买受人受损，所以总有一方不愿选择这种方式。而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几乎不会贬值，最有可能出现的只会是第一种情况。所以，附买回条件买卖的融资功能，就应该打上折扣。

获取资金的第二种方式是出租。但是，出租多以按期支付，且法律对租赁期限作了限制。因此出租是所有方式中，一次性筹资最少的。对于急需资金的人来说，出租显然不是理想的融资方式。

抵押和质押是现代社会融资最主要的途径，特别是抵押。由于抵押人不必转移对抵押物的占有，因此当其在抵押物上设定抵押后，仍可对其使用、收益。这样一方面抵押权人的债权得到有效担保，另一方面，抵押人仍可对抵押物进行用益。与质押相比，抵押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即一个抵押物同时满足多方需求。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这种制度安排无疑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无怪乎有人称抵押为“担保之王”[8]然而，抵押真的到了舍我其谁的境界了吗？不！中国法上特有的典制恰恰打破了这种神圣。就对物的充分利用而言，出典人在以典物的交换价值获得融资的同时，典权人又可以充分利用典物的使用价值。典制也达到了对物的充分利用，甚至较抵押更为充分（此论点后文将会详述）。单从担保融资来看，典物同样具有抵押所不具有的优点。由于抵押权只有在抵押期间届满后通过扣押实现，所以在抵押期间内，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其实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而事实上，“目前的房地产抵押，由于信用的脆弱，并不能切实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变现不如现占’的心理。”[9]典权成立之时，典权人即开始获取利益，这与只有在债权无法实现时才能拍卖抵押物的抵押而言，无疑更具安全性。因此，“抵押昔日‘王者’地位有所动摇，而以先行占有并可取得使用、收益的典权，在债权人的心目中产生了魅力。”[10]

抵押既以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为前提，那么当抵押权人就抵押物拍卖的价金，如果不足清偿主债权时，抵押人仍要就未清偿部分负有清偿义务。而出典人在无法回赎典物时，可以不必支付典价，只要绝卖即可。虽然绝卖使得出典人失去对典物的所有权。但依据我国担保法第35条的规定，抵押物的价值不得小于所担保的债权的价值。既然抵押权人在拍卖抵押物后仍不能实现全部债权，就说明抵押物的价值已经下降。那么，出典人在此种情况下放弃回赎权，对其并无不利。相反，以高昂典价换取早已贬值的典物，才是出典人不愿看到的事情。在贬值情况下，这似乎降低了典权人的融资安全系数，典制似乎于典权人不利。因为抵押制度下，抵押权人仍享有债权，仍可主张抵押人偿还。而典制下的典权人却无权要求出典人返还贬值部分差额。因此，典权人有可能以高价“买”回了个低价的典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抵押人的这种所谓安全性，即仍可主张清偿，事实上并不安全。因为既然债务人不能按期清偿，就说明其资产能力已经下降。尽管抵押权人仍对抵押人享有债权，但债权毕竟是一种请求权，它能否实现需要视相对方的情况而定。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即已下降，那么抵押权人的这种“安全性”就成了空中楼阁[11].反观典制，由于典权人在承典之初即已占有、使用典物并收益，因此，典权人可以直接用此收益去弥补贬值损失，且这样典物控制在自己手中，典权人在对物的使用收益上处于主动地位，并不需要依赖出典人的返还行为。这与抵押权人需请求抵押人清偿，来得要实在得多。况且，典物价值的下降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典权人占有、使用所获收益极可能大于，甚至远大于上述差额。因此，对于典权人而言，利益不会受到损害，至少不会受到太大损害。典权人仍有极大的承典动力。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由于典物贬值而给典权人造成损失，必须是在贬值幅度大于设典时典物时价与典价之差额时，才能成立。例如，设典时典物的时价为100万，典价70万。那么贬值幅度必须大于30万时，典权人才会受损。因此，在典物贬值的情况下，从承典到受损，始终存在一个缓充区，即此处30万的差额。但抵押制度下，由于抵押担保额可以等于抵押物的价值，甚至有学者认为可以大于抵押物的价值。[12]所以，一旦抵押物贬值，则债权人的债权就不可能全部实现。两者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抵押的安全性较典制要脆弱得多。

抵押人清偿其债务时，除清偿主债务外还须支付利息，而出典人在回赎典权时不必支付利息。虽然典权人对典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可以视为典价利息利益的对价。但毕竟“典制的设置使借款者不必因利息的计付而负债累累，使出借方也不因没有担保而不愿出借。这既满足了借款方的要求，也打消了出借方的顾虑，使利息利益与典物利用利益得到了平衡。”[13]

综上所述，就典权人而言，典权关系存续期间即已获得了他设定典权关系所要取得的利益，从一开始就已现实地占有、使用典物，并收益，融资安全性能更高。即使是在典物贬值的情况下，由于有一个差价作缓冲，也比抵押更安全。而对出典人来说，其不必支付利益，当典物价值下降导致典物时价低于典价时，也不必负有仍为清偿的义务，不存在必须清偿债务的压力。所以，不论是出典人还是典权人，均从典制上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从担保融资功能上讲，典制要比其它制度更有生命力。

（二）典制满足了出典人不愿轻易失去典物所有权的愿望。

典制兴起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我国百姓敬祖观念极深，对祖宗遗留的产业，应世代保存┄┄如有人变卖祖业┄┄视为不孝┄┄认为是败家之举”[14]]而在中国古代，土地房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安身之所，也是立命之本。谁能得到土地房屋，谁就有生活保障。典制在使出典人获得资金的同时，又不丧失对典物的所有权，正好解决了我国百姓的上述保家守业思想。然而，单就保留典物所有权来说，抵押、质押也都可以达到此目的。不论是抵押还是质押，债权人都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与典制没有任何区别。即便在债务人逾期不能清偿的情况下，债权人仍不能取得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其只能就标的物拍卖、变卖之价款优先受偿而已。特别是以拍卖方式优先受偿时，拍得价款往往高于标的物的价值。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房产升值空间巨大。债权人在拍卖并优先受偿后，往往有一部分剩余的价值。依担保法一般原理，这部分价值理应属于债务人。但在典制下，出典人放弃回赎时，典物却归典权人所有。因此，在保留标的物所有权上，典权与抵押、质押并无差别。只不过典权期限较长，所有权保留时间也随之较长；抵押、质押期限较短，所有权保留时间也随之较短罢了。然而，在期限届满后对标的物的处理上，我们却可以看出，抵押、质押对经济上的弱者更为有利。

（三）回赎、找贴为扶弱济贫创造了条件。

出典人设典的目的即在保留所有权的前提下，融得资金，以应急需。当典期届满后，出典人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自身生产经营状况好转，财力增加，有能力返还典价，赎回典物。二是生产经营状况继续恶化，无力返还典价。此时出典人可以请求典权人找贴，即由典权人支付典物时价高出典价部分差额，以取得典物所有权的制度。这样，在典物价值减低时，出典人既便有回赎的能力，亦可抛弃回赎权而免负担；当典物价值上涨时，可以原典价回赎后以高价另卖，或就典物时价与典价差额部分享有找贴的权利。而其它三种融资模式中，筹资人根本无法像出典人这样，处于积极主动的优势地位，始终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正是基于此，回赎与找贴是典制最具道德性因素之所在。“出典人多为经济上的弱者，使其于典物价格低减时抛弃其回赎权，即免负担；于典物价格上涨时，有找贴之权利，诚我国道德济弱观念之优点。”[15]

（四）在保留出典人对典物所有权的同时，也为典权人取得典物所有权创造了可能。

典制与其它担保制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它制度的权利人即使无法实现债权，也不能取得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典权人在出典人放弃回赎时，却可以取得典物所有权。事实上，典权人之所以愿意承典，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典物的使用收益权。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典物所有权也是其重要目的之一。因为实际生活中尚未见到有钱者不买房子而去承典无钱者房屋的现象，其所以承典无钱人的不动产，目的并不在于使用收益，而是为了将来在出典人还不起钱时取得典物之所有权。因此，典制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流质（或曰流抵）。[16]

对于流质，我国担保法第40条明确予以否定。对此，通说与实务均认为在于保护债务人利益。“债务人之借债，每每为急迫困窘之时，债权人多利用债务人的这一时窘困、未遑熟虑之机┄┄以价值较高的抵押物担保小额债权，希冀债务人届期不能偿债时，取得抵押物所有权。基于民法公平原则及对等正义观念，为保护作为弱者的债务人利益，近代各国民法遂否认‘流抵约款’的合法性。”[17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环境下，土地兼并是地主阶级无法抑制的原动力。但古代法律却禁止土地买卖。于是典制为土地兼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8]典制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正在于此：典制成为人剥削人的一种工具。

可是，上述对于流质的分析，并没有导入期限问题进行考查。事实上，一般担保以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而债权债务关系的期限一般较短，少有动辄数十年的。时间短，资金大，债务人的急迫程度明显大于出典人。债权人借债务人的窘迫逼其签订流质条款，不论是主观恶性还是客观危害性，都是不容忽视的。上述典制之所以成为吃人工具，是因为在古代，典制是没有期限限制的。但经过改造后的近代典制就不同了。其期限较债权期限要长得多，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典的期限由当事人自由约定，但不得超过30年，超过30年者，缩短为30年。三十年的期限，为出典人恢复生产、壮大经营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保障。同时又特别规定：典权约定期限不满15年者，不得附有到期不赎即作绝卖的条款。之所以如此规定，“一般来说，典价要比典物的实际价值低，若短期之典也允许任意附条款作绝，则担心典权人会利用出典人急需金钱的窘况，逼迫出典人订立这种苛刻条款，于短期内取得对典物的所有权。这就损害了出典人的利益，不能体现法律保护经济上弱者的宗旨。”[19]由此观之，典制在规定典权人可取得典物所有权时，并没有忽视对弱者利益的保护。相反，典制的出发点与抵押完全一致。两者之所以有如此差别，乃两者期限不同所致。在我国古代典制成为剥削工具，是因为“在我国早期历史上，典权的期限完全由当事人自由规定，法律不作任何限制。”因此，富裕的地主阶级出于兼并土地的目的，逼迫出典人设立短期典权。这才是典制为人诟病的根本原因。

如果仅从保护弱者利益的角度考虑，典期无限延长以及“约定的典期届满后，若出典人不回赎，则典权关系永远存在”，似乎更为有利。但法律是一种利益调节器，是各方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不可能只保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一方面，典期过分延长，待可行使回赎权时，典权双方当事人常常都已去逝。其继承人对典权关系知之甚少，年代久远，证据难寻，难免发生纠纷。另一方面，若对回赎期限不加限制，由此导致典权存续多久、典权人何时丧失典权、典权人能否取得典物所有权常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同时，回赎权的长期存在对典权人的典权利益及第三人利益都是一种潜在威胁，随时可能导致纠纷的发生。正是从平衡各方利益、确定权利状态、保护交易秩序的考虑出发，典制才规定了回赎期限。因此，流质之担心于典制实无必要。典制在弱者利益、强者利益及第三人利益之间作出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分配，不会成为人吃人的剥削工具。

（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资源的功效。

如前所述，抵押权之所以被称为担保之王，是因为它以抵押物的交换价值为债务人提供担保，以保证其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得到实现的同时，抵押人又可以对抵押物进行使用收益，使其使用价值也得到利用。然而，抵押的所谓王者地位，只是相对于质押而言的，事实上典制同样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出典人在以设典保证典价能够如期返还的同时，典权人又可以对典物进行充分的利用。这种利用除了典物的最终处分外，与所有人的权利几乎不相上下。在典制下，典物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同样得到双重利用。只不过在抵押时，对物的使用价值的利用是由抵押人来行使，而在典制下是由典权人行使罢了。

在发挥社会资源的效用上，典制更具有抵押所不具有的另外两大优点。首先，抵押的双重利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抵押人对抵押物的使用价值的利用，二是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交换价值的利用。在这两点上，典制与抵押没有区别。但是，由于出典人并不丧失对典物的所有权，所以出典人在设典之后仍可就典物设定担保。这样，典物的交换价值得到了再次利用。一方面典物为出典人向典权人返还典价提供担保，另一方面又为出典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提供担保，此为三重利用。[20]典制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出典人设定担保后再就典物向第三人设定担保时，“抵押权的设立并不妨碍典权人行使典权”。[21]而抵押人在抵押物上设定抵押后，不得再就已设押部分再设抵押。因为依据物权法一物一权原则，一物之上不得设定两个相互矛盾的两个物权。因此，就同一价值而设定两个抵押是不为法律所许可的。其次，典权人占有、使用、收益，是以放弃利息收入为代价的。虽然典权人有获得典物所有权的可能，并以此为主要目的。但这毕竟仅仅只是一个期待利益而。如果出典人到期回赎典物，则典权人就不可能实现其预期。由于典权是有期限的，因此典权人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典物，以使其收益大于利息。正是基于这种动力，必然督促典权人正当积极地行使自己的用益权，从而最大限度地加速社会资源的开发利用。虽然抵押人也可以利用抵押物，但抵押人的还债资金并不一定非得从利用抵押物得来。相反，充分利用典物是典权人在典期内获利的唯一方式，所以后者利用典物的内在动力远大于抵押人。在典权人手上，社会资源的利用会更为充分，社会财富的增值速度会更快。所以，典制具有内在的督促性。[22]

在对物的利用上，不动产质也具有相似功能。所谓不动产质，即指因担保债权，债权人占有由债务人或第三人移交的不动产，并就其卖得价金受清偿之物权。[23]不动产质允许债权人对不动产进行使用收益。但不动产质权人仅得依不动产之通常用法使用之，不得擅自改变质物的用途。如不得变田为宅或变宅为厂。同时未经出质人同意，质权人也不得将质物出租或抵押。但典权却可以改变典物的用途，且无须经出典人同意就可在典物上设定抵押、出租。

（六）平衡风险负担。

出典人设典后，即将典物交由典权人占有、使用、收益。在典权关系存续期间，由于不可抗力导致典物全部或部分灭失时，典权与回赎权均归消灭，即损失由出典人与典权人双方分担。有观点认为，典权灭失意味着典权人丧失了追回典价的可能。而出典人虽无法收回典物，但因不必退回典价，所以当典价高于典物时价时，出典人不仅未受损反而受益。即使典价低于典物时价时，出典人的利益也不至于丧失贻尽。由此认为，不可抗力导致典物灭失的风险，其实是由典权人一人承担的，是有悖公平原则的。[24]笔者对此不能认同。其实，典权人之所以愿意承典，是因为他看好了两种利益，一是对典物占有、使用、收益之利益；二是获取典物所有权之期待利益。正是因为典权人认为这两种利益的价值大于利息利益的价值，他才会与出典人订立典契。否则，典权人根本不会承典。所谓扶贫济弱，只是制度设计者的良好心愿，而非典权人的原始动机。典权人只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是否承典，这才符合经济人假设的基本理论。即使当典物因不可抗力灭失时，典权人取得典物所有权的目的不可能实现，但使用收益并不是完全丧失。这与出典人的利益不至丧失贻尽如出一辙。因此，典权人的承典，是在充分考虑利益与风险后，基于自己的理发判断而作出的慎重选择。也就是说，典权人的上述两种利益与其所负风险是对待的，并不存在什么不公平。

三、立法选择

在决定典制的立法选择时，必须明确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市场经济要求各种生产要素按价值规律分配，鼓励人们充分利用各种物质资源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在此环境下，我们的各种制度设计就必须以此为目标，促进资源流通和经济发展。除此之外，当今社会尽管仍存在弱势群体，但生产要素的多样化，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以及富裕人群的日益庞大，使得典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条件与以前大不相同。这是我们分析典制立法选择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是否应当保留典制，应从典制的功能上分析，看其到底还有没有存在之必要。上文以大量篇幅分析了典制的六大功能，可以总结如下：首先，从融通资金的功能来看，虽然典制较一般担保融得的资金要少，但对典权人而言，其安全性更高。而在我国目前法律体系尚不键全，诚信机制几乎没有的前提下，资金拥有者更愿意选择典制。其次，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来看，一般担保最多只能实现两次利用，而典制却可以实现三重利用。同时，由于典制具有内存的督促性，因此在对典物使用价值的利用上，典权人较抵押人更为积极主动，所以典制更有利于发挥资源效用。第三，从保护弱者利益来看，典制显然要比一般担保更具优越性。梁老师认为，在当今中国已少有经济上的弱者，相反拥有多余住宅可供出典者倒大有人在。既然如此，典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25]对此笔者持怀疑态度。我国的数以千万下岗工人，三农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近来更出现贫困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反弹。扶贫仍是我国政府的一大重任。这怎么能说是少之又少呢？再者，既便是贫弱人群变少了，我们就可以不保护了吗。此种逻辑实难成立。第四，从利益平衡来看，承典是典权人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经过利益衡量后作出的选择，是在利益与风险并存中作出的一种博弈行为。典制使利息利益与典物的利用利益，典价和时价的差额利益与获得典物所有权之期待利益等到了均衡，对双方来说都可接受。第五，在保留标的物所有权上，一般担保保留的期限较短，典制保留的期限较长，后者比前者有利。但在期限届满后对典物的处理上，一般担保比典制对经济弱者而言，要有利得多。由于典制的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融资与保留典物所有权的矛盾。所以作为选择之一，典制仍有存在价值。第六，在风险负担上，典制分散了一方独自承担风险的可能，使市场交易的稳定性得到提高，平衡了各方利益。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典权制度在增强担保安全性、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保护弱者及平衡各方利益等方面，均有其它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典制融得的资金较出卖、抵押、质押等要相对较少。被典制视为生命起点的保留典物所有权功能，在一般担保的对照下，似乎并无特别优势。而在期限届满后的处理上，拍卖对出典人这一经济弱者更为有利。因此，典制是废是留，并不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有人言，典权就用益功能，已有租赁等制度替代；就担保功能，已有抵押制度；就其回赎而言，已有买回制度，典制实无存在必要。[26]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时具备这些功能的制度又有多少呢。更何况典制还具有它们所不具有的优点。

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与此同时，制度本身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以更多的制度产品提供给人们以备选择。制度设计者不可能为人们包罗一切。相反，智慧的人们却能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适当决定。既然典制具有其它制度所不具有的优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那么到底何者于己最为有利，就交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好了，制度设计们没有必要越俎代庖。保留典制，增加一种融资途径，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何乐而不为？至于许多学者一再声称的，典制案例自建国以来极少运用。这是因为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财产几乎均为公有，经济运行采用的也是计划经济模式，“私”观念一夜之间不复存在。而新中国立法实践更是毫不犹豫、一刀切地将民国民法典废除，这其中就包括典制。因此，典制的极少运用并不是典制本身失去了活力，而是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没有生存的土壤。而立法者朴质但过冲动的阶级感情也是一种重要原因。然而，改革开放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单一的公有制被多种所有制共存取代，个体利益终于冲破重围日益张显。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房产不再只是公的了，拥有多余住房者会越来越多，商品房大量进入市场，私人房产迅速增加。这些房产为了实现保值增值，典制无疑会成为合适的选择之一。这些都成为典制能够而且应该重新兴起的根本因素。所以，我主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应保留在我国创造过辉煌历史的典制，并可对其进行适当改造，以使这项古老的制度在中国重焕青春。

参考文献：

[1] 参见张文举：《试论典权制度的历史沿革》[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12]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9页。

[3]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4] 参见张义华：《物权法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

[5][22] 杨昕宇：《典权制度的价值复兴及其发展》[N]，载中国民商法网。

[6] 虽然就典制的性质是担保物权还是用益物权，理论界存在许多争议。但学者们对典制的融资功能却几 [7]典价比典物的时价要低，这是典权人之所以愿意承典的动机之所在。否则，典权人就不会选择承典了。

[8] 参见江平主编：《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页。

[9][10] 余能斌主编：《物权法专论》[M]，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11] 如果说仍享有债权就表明更安全的话，那么所有担保制度就都没必要存在了。因为不设担保债权仍然存在，但这能说我们的债权就安全了吗？实际上，之所以设立担保制度，就是为了减少债权实现对债务人的依赖。

[13][16][18] 王明锁：《我国传统典权制度的演变及其在未来民商立法中的改造》[J]，《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4][19][23] 李婉丽：《中国的典权制度》[C]，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