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的不解之缘十篇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篇1

从那以后我就不停地缠着爸爸妈妈买书，整天沉浸在书的世界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读书欲望越来越强，读书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多，于是我的爸爸为了让我的“好朋友”有一个舒适的“家”，就给我买了一个大书架，为此我高兴得一夜没睡，以后我读书的时候方便多了。

记得有一次，我看书看得太投入，就连外公和我说话我也没听见，到最后，外公猛地合上了我的书，把我从书的海洋里强行捞了上来，我才惊醒，外公生气地对我说：“你干脆把书当饭吃吧！”我一脸疑惑的看着外公，外公见我这副模样，不禁笑起来，说：“好啦好啦，继续看你的宝贝书啦！”我听了立刻从外公手里抢过书，又一次跳进了书的海洋。

我不仅喜欢我的“好朋友”还特别的爱护它。每次买来的书我都用纸把它擦了又擦，最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它的“新家”。别以为我只是刚开始对“好朋友”这样好。我每次读书，要把“好朋友”从它的“家”里请出来时也十分小心，生怕弄疼了它。我不仅取书这样小心，就连读书翻页时也小心翼翼，从不让它折起一个角。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篇2

黄馨仪

不知从何时起，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书竟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要问我家的都有什么书啊？那我可以告诉你：我家的书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清。什么《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啦，什么《儿童文学》、《特区教育》啦，什么《科学起跑点》《智慧背囊》啦，什么《三字经》《唐诗三百首》啦，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啦,不是吹牛，光是《红楼梦》我们家就有三个版本，简直是应有尽有。

我爱看书，有时像着了魔一样，到了茶饭不思的程度。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红楼梦》。我不仅课间看，午休时候看，就连晚上蹲点时还躲在洗手间里趁偷偷地看，我深深地被《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的天真个性所吸引，被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而吸引，被薛宝钗的贤惠圆滑所吸引……总之那本书就像吸铁石一样，牢牢地吸住了我的心，甚至在吃饭的时候还在同爸爸妈妈谈论《红楼梦》里的人和事，妈妈半开玩笑地说“你还真想成为“红学”的专家怎么的？”

每天放学，我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躲进我的小天地里看书。有时妈妈叫我吃晚饭都很难“着手”，因为我不看完那一章节是不会轻易挪地方的。因为书“友”使我变得更加自信，课堂上我举手的次数最多，老师夸我活跃；课下同学有疑难的问题也喜欢来问我，我很得意；考试时，大量的课外知识，使我经常名列前茅。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篇3

不解之缘造句

1、“叮叮当当”的凿石之声，象一支柔曼的童谣，伴着孙煌走过了难忘的孩提时代--或许正因为如此，他这一生便和石头、刻刀结下了不解之缘。 2、从古到今，由于竹的特有结构加之生长普遍，与我国文化艺术──尤以美术、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3、由于它要依靠别的树才能生长，所以都蔓生在林区，也因此和山区的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山区各族人民喜爱的野果。 4、然而，理性的本体化已经使理性和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5、事实上，文学和民俗的不解之缘，并不仅仅存在于民间文学或所谓俗文学之中。 6、从同乡到伴侣施雅风院士与冰川有不解之缘，他是中国冰川研究体系的开拓者。 7、好像她们这两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姊妹，和农村孩子结了不解之缘似的。 8、西夏的绘画、雕塑、书法、建筑等艺术形式的成就，都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少西夏的艺术珍品，来自西夏佛事活动的用品。 9、酷爱写作的他很早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0、从我第一次见到雄鹰的那一刻起，它总是在我的心头缭绕，仿佛冥冥之中结下了不解之缘。 11、李太白与酒结下了那样的不解之缘，实在有道理得很！怀素又想起了与李太白的那场知遇。 12、可以试想，有了要强的性格垫底，加之与生俱来对酒的嗅觉和敏感，说张荣烈这一生与酒结下“不解之缘”便不足为奇了。 13、这个从不喝酒的人，在后来的四十年里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14、我想：造物主所有的功绩，仅在于其使人类具备了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经验智慧付诸符号集成的能力，()于是便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15、他从小就和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16、当他接触到第一部文艺作品--一本描写抗日军民打日本鬼子的小说时，他就被迷住了，从此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五二年，全军开展的向文化大进军运动，对这个渴求读书渴求知识的少年军人，真是如鱼得水，旱苗遇上了春雨。 17、工艺美术的发展，与绘画、雕塑结下不解之缘。 18、它是我们旧游之地，工作于斯，写作于斯，许多文友结交于斯，大海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呵。 19、由于我的一个学生和山西师范大学的不解之缘，我得以看到孙铭有教授主编的这一套“文艺理论研究丛书”。 20、华罗庚是世界著名数学家，他与数学有着不解之缘，一辈子都投入在这项事业中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21、我还没有出生时，便和舞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22、民国八年他被县衙选派往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留学，因为学习的是经济部门，而当时又深感乡间的农民受地主剥削的疾痛，于是在马克斯主义目濡耳染之下，便与唯物论结了不解之缘，结果成为共产党的信徒。 23、书法、绘画也就与士大夫结下不解之缘，它们几乎形影不离，乃至于成为中士大夫人生修养的一部分。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篇4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释义；辨正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4—0087—06

黑维强先生《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例释》分为三部分，依次在《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以下简称《例释（一）》）、2005年第2期（以下简称《例释（二）》）、2006年第4期（以下简称《例释（三）》）刊发，辨释了一大批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对于文书的阅读和研究，以及辞书的编纂、修订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笔者在研读的过程中发现一些辨释还有商榷之处，今不揣浅陋，从汉语词汇学的角度试作辨正。行文例句后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吐鲁番出土文书》（下文简称《吐》）的册数和页码，不再使用书名[1]。此外，还有部分材料来自《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以下简称《契约》）[2]、《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3]等敦煌文献，亦注明页码。

复缘

《唐开元二十一（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右请检上件人等，去何月日被虞候推问，入司复缘何事？作何处分？速报。”（吐9/62）

按：《例释（一）》认为上例中“复缘”多用于句首，表示原因，有因为的意思。“复”为“伏”的借音字。随后列举了敦煌文献以及传世文献中的一些“伏缘”与“复缘”的用例，认为这些例子大都为表示因果关系的句式，“伏缘”之义甚明[4]。但是，《例释（一）》并没有对“复”和“伏”的同音通假进行证明，也没有举出“复缘”和“伏缘”可以相通的书证，就得出上述结论，显然不够严谨。

我们认为，“复缘”其实不词，与“伏缘”也并无联系，《例释（一）》释词不当。“复缘”中的“复”是副词，表“又、更、再”之义。例如《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史记·刺客列传》：“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缘”是介词，意为“因为”。汉·班固《白虎通·丧服》：“天子崩，赴告诸侯者何？缘臣子丧君，哀痛愤懑，无能不告语人者也。”唐·杜甫《客至》诗：“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因此，上例句中“复缘”其实是“又因为”的意思。先说“去何月日被虞候推问”，再说“入司复缘何事”，从时间先后来看，“复缘”表“又因为”之意甚明。《例释（一）》“复缘”只释为“因为”，不解释“复”，虽然对于理解文意没有大的障碍，但是就没有把例句中“推问”和“入司”之间的先后顺序表达出来。我们再来看《例释（一）》中所引用的传世文献《新唐书》卷50《兵志》：“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作者可能没有仔细分析文意，对于“复缘”的理解存在严重错误。“以”是一个表目的的连词，连接的后半部分是动词短语“升之”，因此前半部分也应该是一个动词短语，这样，“缘”只能是动词，“循、顺”之义。“复”仍然是副词，意为“又”，与前文的“先”遥相呼应。此处“复缘”不词，并且与例句中的“复缘”只是形似，词性、内部结构都不相同。通过计算机检索找寻书证时，对于这种偶然连在一起的形似组合，如果不仔细甄别，往往会犯错误。

再看“伏缘”。我们认为，“伏缘”也不词。“伏”为敬词，古时臣对君奏言多用之。《史记·三王世家》：“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三国·魏·曹植《献璧表》：“臣闻玉不隐瑕，臣不隐情。伏知所进非和氏之璞。”唐·独孤及《谢濠州刺史表》：“臣伏奉今年五月一日敕，授臣使持节濠州诸军事，濠州刺史。”“伏”可以表敬，黑维强《例释（二）》中“伏愿”条目已有论述，不知何故没有与“伏缘”类比进行考察[5]。“缘”仍然表示“因为”之义，因此，“伏缘”与“复缘”无关，“复”不是“伏”的借音字，“伏”是敬词，“复”是副词。“伏缘”此处就是“因为”之意，“伏”表示尊敬语气。验之上述《例释（一）》所举传世文献例证，《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殿下即位，留心万机，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赏录，臣伏缘圣旨，指陈其事。”《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伏缘人数至多，不沾恩泽，乞降特恩，更放二百人出身。”《旧唐书》卷24《礼仪四》：“臣实愚普，不知其可。伏缘行事在明日鸡初鸣时，成命已行，臣不敢滞。”《旧唐书》卷25《礼仪五》：“其厅五间，伏缘十一室于五间之中陈设隘狭，请更接续修建，成十一间，以备十一室荐飨之所。”《旧唐书》卷26《礼仪六》：“伏缘东都先无前件庙宇，光皇帝神主今请权柑于太庙夹室，居元皇帝之上。”《旧唐书》卷171《李渤传》：“其三品官考，伏缘限在今月内进，辄先具如前。”《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伏缘已逼礼部试期，便令就试。”《宋史》卷116《宾礼一》：“伏缘每日追辰以朝，以故后时方人。”《宋史》卷124《凶礼三》：“举哀品秩，虽载礼典，伏缘国朝惟赵普、曹彬曾行兹礼，今望裁自圣恩。”又“伏缘久不施用，如特赐施行，即合于孟艇吉凶仗内相参排列。”以上史书中“伏缘”，确实都是下对上、臣对君奏言的口吻，表示“因为”之意。

我们再来看《释例（一）》“伏缘”所举敦煌文献书证，北乃76《甲辰年（944）洪池乡百姓安员进卖舍契》：“洪池乡百姓安员进父安紧子，伏缘家中贫乏，责（债）负深广，无物填还，有将前件口分舍出卖与庄客杜义全。”（《契约》24）P.3649v《后周显德四年（957）敦煌乡百姓吴盈顺卖地契（习字）》：“敦煌乡百姓吴盈顺伏缘上件地水佃种，往来施功不便，出卖与神沙乡百姓琛义深。”（《契约》30）S.2174《天复九年（909）神沙乡百姓董加盈兄弟分书》：“董加盈、弟怀子、怀盈兄弟三人，伏缘小失父母，无主作活，家受贫寒，诸道客作。”（《契约》441）Дx.1377《乙酉年（925）莫高乡百姓张保全贷绢契》：“莫高乡百姓张宝全伏缘家中欠少疋帛，遂于慈惠乡百姓李阿察面上贷黄丝生绢壹疋，长叁仗（丈）捌尺，福（幅）阔贰尺。”（《契约》185）P.4960《甲辰年五月廿一日窟头修佛堂社条》：“已上物色等，伏缘录事不听社官，件件众社不合，功德难办。今再请庆度为社官，法胜为社长，庆戒为录事。”（《释录》1/277）以上书证中大都是出自契约、释录，虽然不是臣对君的口吻，但是表敬的语气还是很明显的。

比为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比为患疹，未能得发。”（《吐》9/35）

按：《释例（二）》认为以上例句中“比为”表示原因，犹因为、由于，并且指出《大词典》等没有收录[5]188。作者随后指出此义南北朝文献就已出现，罗列了一大批传世文献中的书证进行证明。

我们认为，“比为”不词，“为”是介词，因为、由于之义，表示原因。《左传·成公九年》：“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比”究竟为何词性，作何解释，不可一概而论，《释例（二）》中所引书证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上例中“比为患疹，未能得发”中“比为”释为“因为”，貌似能够解释得通，实则只是“为”对译“因为”，没有翻译“比”。由于引文过短，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意，我们将原文补充完整如下：“将母送婆神柩到此，先蒙给过所还贯。比为患疹未能得发。今患损，欲将前件母及妻、驴等归贯……”上言“先”、“比”，下言“今”，前后时间对比鲜明，“比”此处应为时间副词，“先前、以前”之义。例如《吕氏春秋·先识》：“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唐·康骈《剧谈录·龙待诏相笏》：“某比不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人。”《新唐书·宇文融传》：“朕比不置左右仆射，正以公在省耳。”同理，《释例（二）》中所引《唐守德家书》：“守德比为在西州留滞，缘钱物散。今征收向足，市买襄（装）束并了。”（《吐》8/296）同上：“比为关山隔阻，奉拜未由，今 史回次，谨附启不宣，谨启。”（8/296）以上二例中也是先言“比”，随后言“今”，“比”也应为是“先前、以前”之义。至于《武周追当番职掌人文书》（一）：“当番人比为 装束，其中有碛内镇 掌追来者。”（《吐》8/427）由于原文缺字太多，暂时无法确定“比为”在文中的具体含义。

除此之外，《例释（二）》中所引传世文献，作者认为都是表示因为、由于之义，其实也没有仔细推敲，看到“比为”连在一起，就误以为是，其实这些“比为”意义并不一致。《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手制答曰：‘比为久属太平，多历年载，人皆废战，并悉学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习。’”此例句中“比”与“今者”呼应，也应为“先前、以前”之意。

“比”还可以是副词，近日、近来之义。《后汉书·宦者传·吕强》：“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晋·王羲之《参军帖》：“雨蒸，比各可不？”《北齐书·元晖业传》：“文襄尝问之曰：‘比何所披览？’”因此，“比为”即“近来因为”之意。《例释（二）》所引传世文献《魏书》卷18《广阳王建传》：“臣近比为虑其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阙。”此例作者又理解有误，“比为”不词，其实“近比”是一个词。《汉语大词典》收录有“近比”一词，犹近来。“比”亦“近”义。《北史·魏临淮王潭传》：“臣近比为虑其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阙。”《释例（二）》与《汉语大词典》所举书证其实是一回事，可以作为此句“近比”为一个词、“比为”不词的铁证。

“比”还可以是介词，待到、等到之义。《左传·庄公十二年》：“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史记·殷本纪》：“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例释（二）》所引传世文献《北齐书》卷35《裴让之传》：“侍中高德政旧与让之不协，案奏言：‘当陛下受禅之时，让之眷恋魏朝，呜咽流涕，比为内官，情非所愿。’”此句大意是说裴让之在新皇帝即位之前“眷恋魏朝，呜咽流涕”，等到做了内官，也是“情非所愿”。“比”是介词，待到、等到之义。

因此，上例中“比为”不词，是“先前因为”的意思，至于《释例（二）》所引传世文献中的“比为”，含义多种多样。《释例（二）》只看到了“比为”的外在形式，对检索得来的语料不加甄别，不仔细分析其含义，都认为是“因为”的意思，显然不确。

不便水土

《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妻不便水土，又地下湿，遂 （《吐》6/470）

按：《例释（二）》认为“不便水土”是“不服水土”之意，并且引用他书用例说明，如《后汉书》卷90《乌桓传》：“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渴去。”《魏书》卷35《崔浩传》：“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棒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并且指出此词《大词典》等都未收录[5]189。

我们认为，“便”不烦释为“服”，其实《汉语大词典》“便”收录有习惯、适应之义。《淮南子·原道训》：“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高诱注：“便，习也。”《后汉书·乌桓传》：“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养猪》：“猪性甚便水生之草。”其中《汉语大词典》与《例释（二）》所引《后汉书·乌桓传》的书证都是一样的，《例释（二）》抛弃词典中“便”的常见释义，而另立新义，虽然也能通顺，但是有随文释义之嫌。

寒良

《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又责得保人石曹主等五人款，保不是寒良詃诱等色者。”（《吐》9/27）

《唐开元二十年（732）薛十五娘买婢市券》：“又责得保人陈希演等五人款，保上件婢不是寒良詃诱等色，如后虚妄，主、保当罪。”（《吐》9/29）

按：黑维强《例释（三）》认为“寒良”指“贫寒善良之人”，并且进一步解释对于卖婢的一方而言，要有保人保证所卖奴婢不是贫寒善良之人和被诱骗的人。最后指出“寒良”《大词典》失收[6]。从文意来看，“寒良詃诱”显然是不适合奴婢买卖的各种情况，因此需要主人或者保人承担责任。“詃诱”意为欺骗诱惑。《魏书·清河王怿传》：“有张角者，亦以此术荧惑当时。论其所行，与今不异。遂能詃诱生人，致黄巾之祸。”唐·张九龄《敕吐蕃赞普书》：“所云去年七月隽州将兵抄掠，兼有詃诱，隽州之外，尚隔诸蛮，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于我。”因此，保人保证所卖奴婢不是“被诱骗的人”可以理解，但是保证不是“贫寒善良之人”则显然与常理违背。

我们认为“寒良”，应是指“寒约”与“压良”，与“詃诱”并列，指的是隋唐五代民间买卖活动中的一种权利瑕疵，即卖方对所卖商品并无处分权。在隋唐五代时期，对自己无权处分之物的出卖并不少见，它们常常成为导致各种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种情况，隋唐五代官方的做法是否定这种买卖的有效性，《唐令拾遗·杂令三十三》：“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田宅。其有质举、卖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若不相本问，违而与及买者，物即还主，钱没不追。”而民间则长期交易过程中形成了另外一种做法，即在有担保人或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在书面契约中明确订明卖方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权利瑕疵担保是民间长期交易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规避法律的性质。但与官方法律简单否定已经成立的买卖的有效性相比，它在承认具有权利瑕疵商品买卖的有效性的同时，又为善意购买人提供了一种事后的保障。这种做法，从促进商品交易、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似乎比官方的做法要更为可取一些[7]。上例中的“寒良詃诱”指代四种不符合奴婢买卖的情况，也就是权利瑕疵，所以需要保人作担保，以此来保证善意购买人的权利。

“寒”本来是冷却下来的意思，后来特指终止盟约。《左传·哀公十二年》：“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杜预注：“寒，歇也。”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11：“遂寒前盟。”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寒”表示此义一般是出现在民间契约文书中，并且一般不单独使用，常与“良”、“盗”、“詃”连在一起出现。

“良”是“压良”的省称，“压”指以权势或强力抑制、逼迫。《公羊传·文公十四年》：“子以大国压之，则未知齐、晋孰有之也。”唐·韩愈《袁氏先庙碑》：“春秋世，陈常压于楚，与中国相加尤疏。”“压良”指以权势或强力逼迫良人成为奴婢。古代等级制度森严，“良人”的地位相当于平民、百姓，比一般的奴婢、番户、杂户要高。《后汉书·酷吏传·董宣》：“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三国志·魏志·齐王芳传》：“官奴婢六十已上，免为良人。”《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政府是禁止逼迫“良人”成为奴婢的。《故唐律疏议》卷25：“诸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妻妾、子孙者，以略人论减一等。妄认部曲者，又减一等。妄认奴婢及财物者，准盗论减一等。”《故唐律疏议》卷26：“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诸错认良人为奴婢者，徒二年；为部曲者，减一等。错认部曲为奴者，杖一百。”唐·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右准《律》，不许典帖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压良”在唐代文献中常见。例如《唐会要》卷86：“大顺二年四月二十日敕：天下州府及在京诸军，或因收掳百姓男女，宜给内库银绢，委两军收赎，归还父母。其诸州府，委本道观察使取上供钱充赎，不得压良为贱。”《庐山莲宗宝鉴念佛正宗》卷3：“譬如营田人岂能开库，开库人安可营田。若教营田人开库，如跛足者登山。若教开库人营田，似压良人为贱，终无所合也。”吐鲁番文书中进一步省称为“压良”，例如《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三）》：“被问得上件人等辞，请将家口入京，其人等不是压良、詃诱、寒盗等色以不？”（《吐》7/91）《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四）》：“其人等不是压良……冒名假代等色以不？”（《吐》7/94）敦煌文献也有用例。例如沙州文录补《宋乾德二年（964）史泥三养男契》：“若或沦三后有男女，并及阿朵长成人，欺屈愿寿，依大狠情作私，别荣小故非理打棒，押（压）良为贱者，见在地水活业壹分，前件兄弟例。”由于奴婢买卖的特殊性，隋唐五代时买奴契约中除了要写明奴婢名字和年龄情况，有的还要写明奴婢来源。市券中所见，奴婢名字和年龄还要在券尾出现（即署名、书年），位置仅次于买主和卖主之后，列于保人之前；官署审查项中，照例要问到“问口承贱不虚”，即包含了被卖奴婢本人要对是否属于“”（相对的是“良人”）作出回答，以保证良人不被抑卖。在买卖奴婢场合，保证人的责任，还包括保证卖主所卖奴婢确实是贱口，“欵保前件人奴，是贱不虚”；在“准状勘责，问口承贱不虚”的表述中，也应包含保人的意见在内。

除“寒良”之外，类似的还有“寒盗”、“寒詃”。“寒盗”指“寒约、盗卖”，“寒詃”，指“寒约、诱骗”，都是交易的奴婢或者货物来路不正、从而会影响交易，因而在契约别注明，需要本主或者保人承担责任，以防交易后产生经济纠纷。例如《唐咸亨四年（673）杜队正买驼契》：“若驼有人寒盗仞佲者，一仰本主及保人酬当，杜悉不知。”（《吐》7/389）《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契》：“如后寒盗，有人识认，一仰主、保知，不关买人之”（《吐》9/50）《唐乾元二年（759）康奴子卖牛契》：“如立契以后，在路有人寒盗认识者，一仰牛主康奴子知。”（《吐》10/241）《唐上元二年（761）马寺尼法买牛契》：“若后有寒盗及有人识……主保知。”（《吐》10/290）《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如后有人寒盗识认者，一仰主保知当，不关买人之事。”（《吐》9/48）《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准状责问，得保人麹忠诚等五人款：麹琰所将人畜，保并非寒盗诓诱等色者。”（《吐》9/57）《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所将人畜，并非寒詃等色。”（《吐》9/44）

记姓

《唐西州高昌县成默仁诵经功德疏》：“自记姓已来，每月六斋兼六时续诵法华经壹伯遍，金刚般若经壹阡遍，大方广仏（佛）名经壹伯遍。”（《吐》7/524）

按：《例释（三）》认为“记姓”为“记忆、记得”之意。从记得姓氏以来，即有了记忆力以来。姓氏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有了记忆力时就必须记得的事情，故言。《大词典》失收[6]116。

“从记得姓氏以来”引申为“有了记忆力以来”本身就很牵强，并且《例释（三）》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例证，不无臆断成分。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意，我们先来看一下此例句的上文《唐西州高昌县成默仁诵经功德疏》：“西州高昌县安西乡成默仁前任别敕授焉耆都督府录事。去景龙四年二月廿七日制改授沙州寿昌县令。自记姓已来……”（《吐》7/524）从上文来看，成默仁以前担任焉耆都督府录事，后来改授沙州寿昌县令，已经是成年人，不可能在这样的言语背景之下，突然介绍自己从记得姓氏以来就开始每天诵经。即使此说成立，一个人从有记忆力开始（按常理应该年纪不大），除了从小出家的和尚可能会每天诵经之外，对于成默仁这样一个成人后是官员的人来说，断没有从小就诵经的可能。

我们以为，“记姓”即“寄姓”，旧时迷信，为求孩子长命而认他人为义父母，用其姓氏命名；或拜僧尼为师而不出家。明·元贤集《禅林疏语考证卷之二》（X63/696c）①：“婴儿祈安（寄姓立愿等通用）：爱锺孺子先厪困蒙之忧，诚祷觉皇预消无妄之疾。恭陈尺楮，用白寸衷。切念（某）同妻（某）德不前人，事常先虑，幸得弄璋之庆，私期跨灶之能。然襁褓弗宁，深恐五行有克伤之咎；乳哺多窒，切忧三命有形战之灾。爰轸彻桑之谋，特输向日之悃。是以（入佛事）。伏愿愍其弱质，卫其微生。命运无屯，常逢无量寿佛；福基永固，恒值炽盛光王。允为干蛊之休，大作盈门之庆。”从以上括注中可以看出，“婴儿祈安”的内容同样适用于“寄姓”和“立愿”。“寄姓”又作“寄名”。清·黄生《义府·寄名》：“今俗有生子不利，而寄名于他人者。其事已起汉世。按《后汉·何后纪》：后生辩，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注云‘灵帝数失子，不敢正名，寄养道人史子眇家’，即其事也。按‘道人’二字亦如此，注谓‘道术之人’。今俗亦有寄名于僧道者。”清·如纯辑《黔南会灯录》卷7：“蜀之广元丘氏子，母梦盏饭僧入家投宿始生。幼不茹荤，寄名回龙山。因世乱入黔，礼佛旨和尚披剃，时年二十一。圆具后矢志遍参，游楚。至沿州十方庵，参行之和尚印证。复回安南，创辟云山梵光寺。”因此，结合文义来看，《例释（三）》句中“记姓”应为“拜僧尼为师而不出家”，但是在家诵经，与题名“唐西州高昌县成默仁诵经功德疏”也很吻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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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5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

[4]黑维强.吐鲁番出土文书例释（一）[J].敦煌学辑刊，2004（2）：121—122.

[5]黑维强.吐鲁番出土文书例释（二）[J].敦煌学辑刊，2005（2）：191.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篇5

古人说:“一啄一饮,莫非前定。”喜欢不喜欢喝茶,喜欢喝什么茶,这也是缘分。

茶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是司空见惯之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有一个“茶”字。世间万物,但凡牵扯到“缘”,就有偶然性。喝茶的人何止亿万,但是结下茶缘的,为数却并不多,至少在比例上是很有限的。

《红楼梦》里妙玉曾有一番关于茶的妙论,说:“一杯是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驴饮了。”其实,细究起来,解渴的蠢物与驴饮之间,似乎并无多大差距。我的理解,她的意思实际上是把喝茶者分为品味与解渴两大类。

与茶结缘,显然就得超越解渴的境界。有个古代笑话,道是有一位伧夫作客喝名茶,主人问茶水好否,伧夫答曰:“好!好!热得有趣。”这等人物,即使是有幸喝到再名贵的佳茗,也只能作一驴饮罢了,谈不上什么缘不缘的。

缘分是可遇不可求的。与茶结缘,可以使平居岁月增添几多韵味。如何得结茶缘,全看个人的造化与悟性。哪一天你讲究、在意并真正能理解、欣赏面前的一杯茶时,就算有了茶缘。

我的茶缘,是在蠢蠢然喝了若干年的茶之后,偶然有一次机会才修下的。少时喝茶,完全受家庭长辈影响,全是花茶,只觉其涩、香,而且解渴,不算有缘。参加工作后,虽然时有朋友馈赠,在办公室也断不了泡上一杯这样那样的茶,不再单一喝花茶,可是说老实话,也仍处在“热得有趣”的层次上。真正接受茶文化的启蒙,学会对茶另眼相看,是1994年的夏天。

当时,刚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下海到广州绿丹兰的张丹小姐邀请我到广州采访,正好顺便走访调研南方几个城市的报业市场,于是有南方之行,线路是从北京飞福州,由福州坐车至厦门,由厦门飞深圳,由深圳至广州。在厦门小住三天,于是得闲到厦门大学一游。

游览名校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厦门大学临海而建,环境之美,国内首屈一指。校园的一栋楼里,新开一家茶道馆,来自武夷山的三四位青年把不大的房间布置得很是素雅,弥漫着我以前所不熟悉的茶香。彼此都是青年人,攀谈起来,话题闲适而融洽。在茶与茶具之外,还聊了很多别的。他们说赚钱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宣传,所以客人喝不喝茶,都一样欢迎,一样热情。这一点,在当时的我听来,还是很新鲜的。听武夷山的女孩讲人间仙境武夷山,真令人心向往之。书香与茶香和谐地混合在一起,留在我的记忆里,自此记住了大红袍。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篇6

2003年，北京，《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中华读书报》消息：潘家园古旧书市场上出现一批著名文人的手迹，多为胡适、叶圣陶、陈梦家、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的亲笔书信。其中有1925年郑振铎写给江苏海州人吴鲁星关于《镜花缘》研究的六封信，每封信上都有吴鲁星的印章，夺人眼眸。书商还同时出示了吴鲁星写给《郑振铎文集》编辑委员会的捐赠信，出价共6万元……

1958年10月17日，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飞赴莫斯科途中坠机失事。为纪念这位著名的文学家、出版家、藏书家，1959年9月2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光明日报》刊登启事，向国内外征集郑振铎的生平资料以及相关的书信函件，准备出版《郑振铎文集》。

吴鲁星迅即将自己珍藏了三十多年的六封郑振铎的亲笔信件寄往北京。

遗憾的是，我们从现在发行的《郑振铎文集》的《书信集》里看不到作者写给吴鲁星信的内容，也看不到关于这六封信的手迹影印。多年来，作为吴鲁星的同乡后辈，常常感慨这些重要文献的流失，担心它们的泯灭。

呜呼！天公有眼。才情卓越的人文存留，80余年后终于在商品大潮中的旧物市场上重沐天光。

郑振铎的长子郑尔康以及陈梦家的遗孀赵梦蕤皆闻讯赶赴潘家园，意欲购求亲人的手迹，询知售价，只能扼腕叹喟：“六封信就要6万元，太贵了！”

事后，郑尔康向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先生的长子舒乙提请收购，也因经费拮据，未果。

为此，《中华读书报》的记者曾经采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得到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之余，唯有无奈：“张女士承认，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书稿档案管理方面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太好，过去一直不太重视，近两年来开始有所加强，但有些编辑一直不愿意把书稿等有关档案材料交给社里。”

吴鲁星其人

吴鲁星，字奎明，一位执守“正统”的读书人。1893年生于海州，就读东海高小。长成后，曾在苏州教育学院（疑东吴大学）深造。平生立志，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业。日军强侵海州期间，吴鲁星不忍外侮，宁可闲居贫守，颇有名士风节。

1949年后，吴鲁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海连市委员会二、三、四届委员，满怀着建设新中国的高度热情，活跃在教坛和政坛上。

既而，吴先生屡遭政治风暴，再次闲居、困顿。1975年，卒于海州。

熟谙古文、地理的吴鲁星，极重博览和收藏，尤对海邦文献及地方文人的著述，搜求采摭之勤勉，殷殷拳拳。

除了读书，在生活上，吴先生也严谨地墨守孔老夫子对文人的训诫。比如吃饭，吴先生铭记“不正则不食”。餐前，老先生必先穿戴整齐，连一个纽扣也不能马虎，肃然危坐之后，审视杯盏盘碟排列得是否齐整、食物分割得是否方正之后，方才举箸。

“三年灾害”期间，主食尚难周全，吴先生却一定要每饭必排齐四个菜碟佐餐。当然，除了萝卜干、咸菜疙瘩、干辣椒外，粗盐粒也可入碟充数。

身后萧索的吴鲁星没有留给我们一张清晰的留影，唯从一张合影照片上看到他那张清癯瘦弱的面容。

吴鲁星，《镜花缘》公案的肇始者

1923年2月至5月，胡适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他的《〈镜花缘〉引论》，胡先生根据属于道光二十二年广州英德堂刻本《镜花缘》一类“旧本”中许乔林的序，认定《镜花缘》的作者是李汝珍，并引用《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李汝珍条”加以印证。

文明萌发较早、人文传承悠久，受到乾嘉学风深刻熏染的海属地区，曾经有过藏书宏富、学者云集的人文历史——唐代“吴富”文风的源出盛胜；宋朝话本的流播和传衍；元末杂剧素材的积累掇拾……

更有甚者，明代三大奇书背景与海州多有不解之缘：《水浒传》中的攻城和招安；《三国演义》中的“招亲”和“混战”；《西游记》中的三大战场、猴王家乡以及唐僧故里……把古海州装点得文华锦簇、雅俗并兼。

虽然，上述这些史料、线索直到今天才得以发现、整理并考证清晰，然在上下600年间的海州文坛，喜欢读小说，玩古董、造园子的士子、盐官、垣商，受到乾嘉学者的频频点化，得以条分缕析地研读明清小说，涉及卷外茶余、街谈巷议、旁门异说乃至九流三教，加上海州读书人一再地推演普及，弄得小说的种种掌故、轶闻，妇孺皆知，家喻户晓。

不满于胡适的较为简单的结论，清末民初海州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吴鲁星研析、取舍、概括了海州地区关于《镜花缘》著作权的种种疑窦、推断乃至臆测，写成《〈镜花缘〉考证》一文，继而，四处寻求发表的途径。

1924年，《东方杂志》刊出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社关于“征求重要文学者逸事”的广告，时年31岁的吴鲁星于10月10日写信给《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就胡适关于《镜花缘》作者的考论，提出不同的见解，披露“新发现”的材料，寄送了《〈镜花缘〉作者逸事》一稿。

3个多月过去，《小说月报》社没有回复。

1925年1月29日，吴鲁星通过进一步探讨，再次致函郑振铎。除述及海州许乔林、许桂林的著述成就外，声称已著有《许李年表》，并搜求到《镜花缘》的原刻本，重新就该书的作者加以勘证，认为是被清代“嘉道文坛”誉称“海州二许”的许乔林、许桂林作成了《镜花缘》一书，因有身世方面的“隐痛”，“不得已”才伪托于李汝珍氏。

一个多月以后的3月2日，郑振铎复函吴鲁星，要求将《镜花缘》的原刻本以及吴鲁星的新作《许李年表》“挂号付邮，借弟一阅”。

3月9日，吴鲁星将自己认作原刻本的《镜花缘》寄给郑振铎，附信说明该书的拥有者是他的“戚友”海州人“滕虎岑”。并特别提醒：“眉批在第一页第二面，有月南二字，即许桂林。”

吴鲁星在信中还特别推介自己的朋友朱亦民及其收藏的相关李汝珍的老师著述《凌仲子（廷堪）年谱》。凡此，皆意在强调：二许是《镜花缘》的作者。

未及郑振铎回信，3月19日晚，吴鲁星在灯下又写了一封长信，详述了李汝珍与二许间的亲谊和文交，推介了许桂林的专著《易确》以及讲述许家历史的《北堂永慕记》和许乔林的《海州文献录》，再三郑重地提出：《镜花缘》系许、李之间的谈凑、“顽趣”而成，指出该书的取材不仅涉及许、李，还有海州中正的二乔——乔绍傅、乔绍侨。

颇有价值的是，吴鲁星在信中提出：《镜花缘》中的人物皆指号而称而不及名，类于“索隐式”的表达手法，如唐敖影李汝珍；林之洋影二许；君子国吴生影二许的舅家吴氏……

出乎吴鲁星的意料，事隔20天之后，郑振铎将海州滕氏藏本《镜花缘》寄还，并附信声称：“此书系广州印本，并不精，似非原刻本。”

4月30日，吴鲁星又致函郑振铎，依然认为胡适的《〈镜花缘〉引论》有重大的考证错误，错误的原因是受到清末小说批评家王韬《镜花缘》序的影响，并提醒郑振铎：“胡适误于王韬序——先生岂容再误？”

6月2日，吴鲁星再致函郑振铎，又不厌其详地罗列“二许”的学术成果，从而论证“二许”具备创作《镜花缘》的学术功底。他指称：梁启超在《论方志》中称誉许乔林的《海州文献录》；许桂林已入选世界级数学家传记《畴人传》；许桂林另有小说等其他多种著作云云，认为“二许有其不朽者在”，“何须”“去争可有可无的游戏文章”的著作权？最后，吴鲁星慨叹再三，声称对胡适的论证不服：“这公案似乎终不能令人歉置！”

公案未了，辨疑难休

吴鲁星不愿意接受胡适考订《镜》书作者是李汝珍的结论，也不满于《小说月报》社未采用他的《许李年表》的态度。经过数月的思考，吴鲁星感觉到自己编撰的《年表》中缺少相关《镜花缘》情状的材料。但苦于没有新的有价值的资料去证明二许关于《镜》书的著作权，只好“节取《镜花缘》著作时期的各款，写成简表”，并“加以考证按语”，于1925年8月再次致函郑振铎。认为此前寄去的《许李年表》“不免凌杂失序，知必尘秽视听”，“今节取”为“简表”，希望《小说月报》的号外《中国文学研究》能够刊出。

1925年9月29日，郑振铎复函吴鲁星，告知《镜花缘考证》及所附《许李年表》“拟刊于中国文学号”，并征求吴鲁星的意见，建议用吴的真名发表。因为，吴鲁星每次给郑振铎写信的署名皆用“吴宜奎”。同时要求吴鲁星将此前鉴阅过的《镜花缘》刻本再次寄给他“查”阅，郑振铎的态度十分严谨。

吴鲁星满怀希望，迅即回信，同意用真名发表《考证》，并将自己认为是《镜花缘》原刻本的前三册，再次寄给郑振铎。

然而，《小说月报》的“中国文学号”最终还是没有刊出吴鲁星的文章。

三年后的1928年中秋，年仅20岁的海州人孙佳讯就胡适的《〈镜花缘〉引论》写了《〈镜花缘〉补考——呈正于胡适之先生》一文，刊于《秋野》二卷第五期，赞同并补证了胡适关于李汝珍是《镜花缘》作者的结论，列出了一些胡适所不知晓的李汝珍生平材料。

孙佳讯在文中认年长他15岁的吴鲁星为“吾友”，声称吴鲁星曾将与《镜花缘》有关的书籍借给他看，而他研究的结果是：“颇不以吴君之论为然。”

胡适非常重视孙佳讯的《补考》，1928年11月21日亲笔写信，要求将孙佳讯的文章作为自己《〈镜花缘〉引论》的附录，并特别“请求”孙佳讯：“吴鲁星先生的考证，不知载在什么杂志里，你能代索一份赐寄吗？”

大师就是大师！“小心求证”的胡适不仅尚实求真，也希望从善如流。这位被长期封杀过的“大胆”博士，其重视别人学术研究的治学风范，令人钦敬！

孙佳讯回复胡适说：“吴鲁星君的考证，郑西谛（指郑振铎）先生曾允许登入《中国文学研究》，叫他（指吴鲁星）重钞一遍。但（吴鲁星）寄去时，《中国文学研究》已出版了。现原稿存在我处，我虽不满意他的证据和结论，但材料甚丰富，可供参考处极多。当与之函商，能否寄给先生一阅！”

56年以后的1984年，孙佳讯在他的由齐鲁书社出版的专著《〈镜花缘〉公案辨疑》里说：“吴鲁星的《镜花缘考证》后附《许乔林年谱》，他给我看的是手稿，此稿曾投当时的《小说月报》，未采用。后胡适曾通过我索观，未提意见退还。”

孙佳讯在《〈镜花缘〉补考》里详述了海州地区对胡适关于《镜花缘》作者考论的反应，并亮出了自己的见解，除认定李汝珍的著作权外，又提出李汝珍到过河南做官的文献依据，认为其治水的经验，与《镜》书中的相关内容互为印证，甚至举出许桂林圈阅《镜花缘》的材料，指证许桂林本人也承认“松石道人作《镜花缘演义》”的事实。

对这些重要资料的选用，孙佳讯没有忘记注明是取之于吴鲁星的手稿，并在文末表示对吴先生“十分的谢忱”。

血气方刚的孙佳讯，没有把这些论据的发现权伪托给某个大人物而回避吴鲁星，以抬高自己；更没有占据他人的学术劳动，此等文德和人品，都说明20世纪20年代海州的学界文风是健康而纯正的。

20岁的孙佳讯，在当时的海属文坛立起了《镜花缘》公案的另旗，力排众议，其文思敏捷，令正处于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学术人士刮目相看。

虽然，孙佳讯在《镜花缘》补考中驳议了以吴鲁星为代表的海属文人关于《镜》书著作权的推断，其后50年间，公案却一直没有了结。除了1933年许乔林的裔孙许绍蘧发表《读〈镜花缘〉传说辨的反响》一文，提出“许凑”说，认为许多回的内容“为许桂林所凑”以外，据孙佳讯转述彭云的信中所称，彭云曾见到40年代铅印本《镜花缘》的序言中，仍有李作许凑的字句。我一直在设法寻找这种40年代的本子，至今尚无着落。

其后十数年，孙佳讯始终在采摭资料，谋求了结这场公案，1962年，时任《江苏教育》编辑的他，又在《江苏教育》上刊出文章，重申自己的主张。而当时的吴鲁星已经失去了教职和生计，对《镜花缘》研究，唯有沉默。

1980年，孙佳讯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镜花缘〉作者的疑案》一文，据称是“为了征求海州家乡人的意见”；1984年他撰出专著一册《〈镜花缘〉公案辨疑》，“意在了此一桩公案”。

从《镜花缘》的爱好者到当今稗坛巨擘，大多以为结论已经十分清晰，因为在《镜》书的序、题词甚至正文中都或明或隐地指实了李松石，白纸黑字，证据确凿；并不像《西游记》，无论署名或序、题词乃至正文、眉批，全无吴承恩的身影，吴承恩使用过的字“汝忠”、号“淮海浪士”、“淮海竖儒”、“射阳居士”等，一点痕迹也没有在《西游记》中出现。然而，二许的身影和音容在《镜花缘》题词、正文中的频频闪烁，还是为“公案”留存着无法诠释的悬疑。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篇7

在国内白酒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今世缘成为IPO重启后第一家预披露的拟上市白酒企业。作为江苏地区第二大白酒企业，今世缘近期的招股书疑点重重。

《投资者报》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公司招股书披露的销售数据与经销商提供给记者的销售数据不一致，公司涉嫌少计营收平滑业绩。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股份制改造前夕突击入股的上海铭大，其背后隐现“官二代”――原涟水县县委书记李卫平之子。今世缘的一位内部员工告诉记者：“公司内部盛传上海铭大的今世缘股权实际上就是为李卫平儿子代持。”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今年2月25日的消息，目前李卫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外，在管理层的股权受让过程中，股权转让款也存在诸多疑问；同时，公司已经计为固定资产的土地使用权却掌握在其他公司手中。

涉嫌少计营收腾挪利润

近年来，今世缘所处的白酒行业遭遇寒冬，酒企业绩普遍下滑。记者调查发现，为了平滑未来业绩，今世缘的招股书涉嫌少计营收。

目前，从已的2014年第一季度财报情况来看，白酒整体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与今世缘同属江苏地区的白酒上市企业洋河股份一季度营收下滑超过10%，净利润下滑超过15%。对此，国信证券在其研报中表示，白酒一季报普遍下滑符合其预期，目前来看二季度仍面临下行风险。

招股书显示，今世缘2013年前五大客户依次为盐城市大展鸿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图贸易”）、江苏博爱之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爱商贸”）、涟水县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活用品公司”）、镇江江海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酒业”）、江苏中亚糖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亚糖酒”），2013年对上述五家经销商的销售额分别为1.2亿元、8740万元、8067万元、5448万元和4404万元。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今世缘招股书中的销售数据与经销商的数据存在较大差距。

记者从博爱商贸董事长陆兴武处了解到，博爱商贸2013年对今世缘的采购额超过1亿元。

中亚糖酒一位不愿具名的销售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我与梁中宝（鸿图贸易老板）、陆兴武都认识，大家经常有联系，去年这两家公司对今世缘的采购额都是1.2亿元，中亚糖酒的采购额为8000万元。”

对于鸿图贸易的采购额，招股书披露的数据与上述负责人陈述的基本相符。

但招股书披露的另外两家公司的数据（博爱商贸8740万元，中亚糖酒4404万元），却比上述两家负责人陈述的数据均少3000多万元，合计近7000万元。由此可见，今世缘的全部营收可能存在更大的差额。记者就此向今世缘证券投资部进行求证，但截至发稿时未得到任何回复。

此外，据《华夏时报》报道，今世缘董事长周素明曾在今年1月份召开的今世缘省内经销商联谊会上公开透露，2013年今世缘实现销售收入近42亿元。如果周素明向经销商透露的是真实数据，那么招股书披露的2013年25亿元的营收数据与此相差17亿元。

对于今世缘的上述行为，一位任职于当地企业不愿具名的会计师向记者表示，“拟上市企业少计营收和利润可能是考虑短期内上市可能性较小，为了美化后期财报，将营收后移以便获得更高的估值。”

按照目前证监会的新股审核节奏，今世缘上市很可能需等到下半年，届时将要补充2014年半年报，如果营收下滑势必将影响二级市场的估值。

股权转让问题频出

除了销售数据存在问题，今世缘在股权转让和增资过程中也存在疑点。

招股书显示，今世缘由原涟水县高沟酒厂改制而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涟水县人民政府。1997年，高沟酒厂改制为今世缘前身――今世缘有限，但在历次改制中，却存在多处疑点。

今世缘招股书显示，公司两次国有股权转让（2007年5月涟水城资将10%股权转让给经营层股东、2008年3月将2007年7月新增4000万元出资中应属经营层股东出资的部分转让给经营层股东）均以面值转让，未经评估，也未进场交易，不符合当时的国有资产转让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过，其中存在的问题却并不止于此，其主要管理层的股权转让更是存在多处疑问。

资料显示，高沟酒厂成立于1949年，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自1992年开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高沟酒厂生产经营每况愈下，连年亏损，在此背景下，涟水县人民政府于1997年开始考虑设立新的法人主体。1997年主导高沟酒厂改制的主要团队为涟水县派出的公职人员。其中，时任涟水县武装部部长的刘成东和县财政局工作人员王成虎为主要的参与人员。

今世缘一位内部员工向记者表示：“高沟酒厂改制时欠了外面很多钱，当时的厂长害怕担责，于是县里将刘成东调来当厂长，王成武主要负责改制期间的财务事宜。”

在此期间立下汗马功劳的刘成东和王成虎，在2007年5月均获得今世缘2%的股权奖励。不过二人目前价值已经过亿的股权均早已被转让。

首先转让股权的是王成虎。在2008年3月的一次股权转让中，王成虎因个人原因离职后将所持有股权转让给涟水城资。

但这一股权转让行为并没有马上实施，直到2010年3月31日，王成虎才与涟水城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今世缘有限40万元股权，转让价格为128万元，包含已分配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

对于王成虎转让股权的原因，上述今世缘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王成虎是被排挤出去的。由于在改制过程中，王成虎的功劳很大，在很多公司政策的制定中多与周素明意见不合，最后被排挤出局，为此，王成虎还遭遇了牢狱之灾。”

随着王成虎的出局，刘成东的股权也很快转让。

2010年4月29日，今世缘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涟水城资将其持有的4920 万元公司股权无偿划转给江苏今世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今世缘集团前身），原经营层股东刘成东因为离职而将其持有的公司2.53%的股权（注：刘成东于2010年1月又通过增资获得0.53%的股权，共计192.9万元股权）中的各一半股权分别以328.4万元转让给今生缘贸易和吉缘贸易。

对此，刘成东对记者表示：“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上面让我回县里上班我就把股权转让了，加上身体原因，也没有过多追究。不过每次股权转让都是让我签字，具体东西也不太清楚，也没有涉及到转让款问题。”

不过，今世缘在招股书中却明确列出了股权转让明细，如2010 年1 月22 日，今世缘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新增注册资本1621万元，其中：中基层干部持股公司今生缘贸易、吉缘贸易各出资1889.7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289.4万元，朱怀宝、王卫东各出资1259.8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192.9万元，周素明出资952.6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145.9万元，刘可康、吴建峰、刘成东、严汉忠、倪从春、陆克家、羊栋各出资476.3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2.9万元。

按照刘成东的说法，股权转让款并没有如实交付，这与招股书的信息相悖。

另外，招股书显示，2010年12月份，今世缘管理层退回了2005年3月～2009年底多分的红利及利息4357.8万元，并返还在此期间因国有股权转让未经评估，也未进场交易造成的国有股东资金及利息损失3040万元。2005年3月～2009年底，刘成东依然在职，不过2010年12月，刘成东的应退红利款却由吉缘贸易和今生缘贸易代退，这说明当时在任的刘成东并未参与分红，那么当时刘成东的分红是谁代领的？

增资股东隐现官二代

就在刘成东股权转让同一天，即2010年4月29日，今世缘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同意上海铭大、江苏万鑫、煜丰格林、国泰君安创投和北京盛初各以现金2.5亿元、5811万元、5811万元、1937万元和1937万元对今世缘有限进行增资，所增资金中2025.9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其中上海铭大认购新增注册资本125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3%。

据上海铭大官网介绍，铭大集团业务涉及地产开发、创意产业、文化艺术、股权投资四大板块，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创意产业民营企业，在上海乃至华东地区均具有较大影响力。

前述今世缘内部员工告诉记者：“上海铭大能够在上市前夕获得今世缘13%的股权，很大原因是因为前涟水县县委书记李卫平的关系。李卫平的儿子当时在上海铭大工作。”对此，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当地民众和今世缘的内部员工盛传上海铭大持有的今世缘股权实际上是为李卫平儿子代持。

李卫平2006年～2012年为涟水县县委书记；2012年5月调任镇江市任副市长，目前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记者从人民网江苏视窗的一份《反映淮安涟水原县委书记涉嫌违规干预工程》的举报信中获知：涟水县政府斥资数千万在政府门前拆迁征地新建市民广场 500 亩，其中包括2004 年刚筹资5000万建设的新文化馆及教育中心。上海铭大老板薛加玉看上这一地块，2007 年李卫平顶着县委的反对炸掉文化馆并无偿转让给上海铭大新建安东宾馆。同时将广场黄金体育设施用地划出50亩给上海铭大开发商业地产。现在这两个项目中的一个成为烂尾楼。同时，李卫平还亲自操刀为上海铭大运作土地，土地价差达1.5亿元。

除了上述关联关系，上海铭大的背景也耐人寻味。记者从上海铭大官网了解到，上海铭大的董事长是姜蔚，而薛加玉是上海德汇的董事长，薛加玉是否为上海铭大的实际控制人无从查证，不过姜蔚和薛加玉均为涟水人。

部分固定资产无产权

除了上述问题，今世缘在固定资产的处置上也存在瑕疵。

今世缘在招股书提到一讼案。该案件简要情况为，1997年7月，高沟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高沟拉丝厂部分构筑物拆除的通知》，限涟水县高沟拔丝制钉厂拆除今世缘休闲广场圆盘向外18米之内的构筑物（后将其围墙和部分厂房拆除）。同年7月，高沟拔丝制钉厂就此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败诉。此后，高沟拔丝制钉厂曾多次上诉。后来高沟拔丝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诉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判决高沟镇人民政府和今世缘有限赔偿其损失196.9万元。201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本案指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不过，在此期间，今世缘有限已用上述被拆除地块建成今世缘休闲广场。

对于上述案件，记者从原告高沟拔丝制钉厂厂长汪元东处了解到，拔丝制钉厂是连云港浦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1996年投资兴建，但在1999年由于今世缘修建休闲广场将拔丝制钉厂部分建筑物拆除导致生产不能进行，随后双方围绕赔偿问题一直在进行诉讼。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篇8

胡德培同志是在文学编辑岗位上奉献了近40年的老编辑，不但扶助许多作家捧出了许多好作品，对他们的成长、成熟起到了助力的作用；同时，又是一个有心人，在编辑过程中吸取、借鉴其他作家创作中的艺术滋养化为自己的血肉，也先后捧出《〈李自成〉艺术谈》（上、下册）、《创作艺术规律探微》（上、下册）和新近出版的《文学缘――近半个世纪我所接触的作家》（以下简称《文学缘》）等六本评论、理论著作。作者在自序中说：“文学缘”它包括作家的人格、性格、时代社会和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缘。固然，作家的产生、成长离不开这些因缘，而从一个“文学红娘”成长为一个评论家往往也是离不开这些机缘的。这里常常有双向效应。作者就是在长期的编辑过程中，不断地接受优秀作者的人品、文品的滋养，经过自己的筛选，然后化为笔底波澜，捧出上述力作，成为一名有较大贡献与较大知名度的评论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文学缘》一书就是其收获之一。

《文学缘》评介和书写了约40位现当代知名的作家、理论家为人为文的高尚精神。该书记录和评介的文化前辈，许多是当时的领军人物或精英。他们又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受过许多误解、委屈、磨难，甚至遭受冤案的人，可一旦党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他们就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和精神重负，坚定地迎着“春寒”，带领广大新老文艺战士，为解放文艺生产力不断地冲刺，虽受挫、受屈、受伤也在所不顾，直至同广大文艺战士一道，终于开拓出一个中国文学艺术的解放、发展与空前繁荣的新时期，直至生命的终结。这是何等的豪气与无畏！当年是巴金、茅盾等人带头呐喊，同时也是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人在其中组织实施并带头冲锋向前。他们的“开拓之功，推动之力，绝对是功不可灭的”。他们的人格魅力是值得景仰的。他们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具有共识，但其个性与特点又各有所长。

《文学缘》勾勒的约40位知名作家、理论家，其作品、理论、言论、创作与活动对现当代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冒着政治风险挺身而出，带头并身体力行为新时期文学举旗、呐喊、冲锋，其事迹有目共睹。而作者在记叙和书写时是冷静、客观的。如对刘白羽的介绍，既批评了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某些错误，又介绍和肯定了他后来为此主动承担责任并修正错误的史实，如实道来，坦诚可信。作者对这些作家的重要政治思想和经历、态度、创作个性、追求及其作品某些特点都有简明扼要的勾勒和评介。其文笔是谨慎的，有分寸感的，是可信的史料。其中作者还能坦诚表露个人在当时曾受过一时蒙蔽而做过错事，并因而后悔、自责。这是做人的真诚，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篇9

一个人的精神饥渴和阅读冲动是十分有限的。我庆幸自己早年曾经有过一个嗜书如命的阶段，结交了《追忆似水年华》《路遥文集》《上下五千年》等一见如故的朋友。中国有些家长千方百计限制孩子读“闲书”，使孩子们错过了多少与书为伴的机会。一个人在年轻时没有几本好书打底，一辈子都会底气不足。一个人对一本书产生兴趣，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上中学时我至爱的《追忆似水年华》被同学借走而一去不复返，那段时间我恍惚无助，竟有一种思念的感觉。一个人守着一本好书是智慧和灵感生长的过程。

其实，一个人一辈子要读多少书，有多少书要读，又能读多少书，是无法统计的。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信息浪潮，一个紧跟着一个地向我们汹涌而来。为了与时俱进，我们不得不去不断地了解它们，掌握它们，运用它们。于是我们就要不断地学习，要有终身学习的观念。学习就要读书，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怎样读书就成为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了。

怎样读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把读书的时间作一个合理的安排显然是第一重要的。安排时间当然要和所读之书联系起来。古人有“三上”读书一说。我想，他们在马上、厕上和枕上所读之书是一定有选择的。读《尚书》，读《史记》，读诸子百家，是断然不会在“三上”进行的，如果读《世说新语》，读《说苑》和《笑林广记》等等之类的，我想大概是可以的。这就是说，有的书是可以读得很随意的，了解了，大致上也就行了；而有的书，因为他是你的立身所需，甚至关系到你的饭碗，你怎么能读得随意，读得没心没数，读得只要有个一知半解就成了呢？古人注重“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些都要靠读书来完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在古人那里真是天大的事，什么时候读什么书，怎么能没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大块的时间读什么书，零散的时间读什么书，都要有一个考虑。安排得当，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读书不是投机，一个人心灵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他的阅读，但阅读存续的过程充满了风雨。生活的压力使不少热爱读书的人不得不投入功利的生活中。在当下这个时代，阅读所提供的精神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奢侈品。汲汲名利的浮躁与烦恼，对读书构成排斥。他们也许对浅薄的媒体怀有鄙视之情，对矫情的电视剧不齿，但还是一往情深地投入通俗的文化氛围之中，电视机的遥控器像胶水一样粘在手里无法分离。

网络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无穷的信息资源，但真正留下心灵烙印的，还是深夜12点的孤灯夜读。正如可口的青菜，还是比鲍鱼味要鲜美。阅读的本质是体验而不是占有。读书是心灵的投资，其回报是漫长和不经意的。

我与书的不解之缘篇10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有处处留墨的雅好，扇子一经文人之手，便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条美妙的圆弧，以及由两个端点的圆半径而构成的扇形，成为独具一格的书厕艺术形式，吸引了无数藏家高手。近读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沂海的收藏新著《扇有善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让我们有机会分享他涉猎扇面收藏天地的丰硕成果，尽情体验他扇面收藏过程中的喜乐得失。这本图文并茂、妙趣横生的书作，汇集了阿海私家珍藏的扇面作品一百数十件，不乏名家名作，亦有画人佳构，多姿多彩尽在其中；十余万字藏扇故事娓娓叙来，文笔延续了阿海作品的招牌风格，生动流畅，机智诙谐，引经据典，触类旁通，学术味与幽默感相得益彰。让人感叹：把收藏文章写得这么好白相，委实不易，有段子、有典故、有哲理，简直就是“收藏圈里的周立波”!但是，阿海挥写藏扇文章。并无效仿海派清口的企图。其写作态度是极为严肃认真的，对于扇面作者的来头、扇面诞生的背景、扇面意境的解读，他都按图索骥，反复考证，一丝不苟；只是在文字处理上，尽可能做得轻松时尚、生动活泼一些。祈望能将读者面从圈内扩展至圈外。可以想见，倘若对集藏“不感冒”的读者。也喜欢读阿海的藏扇故事，或者丛中激荡出兴趣的涟漪，那作者的心里真比寻觅到一把好扇还高兴呢。

当下电风扇退避三舍，空调遮天蔽日，执扇纳凉难得一见。扇子本是生风物，一不留神，与书画结缘，成了文化的载体。艺术大师吴冠中说得精辟：“扇子送凉，不意成艺。”好扇无好画，恰如好马无好鞍，成艺之扇的审美价值，远超其实用价值。收藏界有“一把好扇四尺画”的说法，扇面虽小，天地无限，价值空间很大。不过，阿海收藏扇作，并不看重作者是否有名头，价值能否起蓬头，更在乎扇子是否有说头，这个“说头”，就是每把扇子都要有故事可说。因而，这一年多来，他忙里偷闲，以扇会友。集藏了百余幅扇面，其间既有名声赫赫的书画大家，也有初出茅庐的丹青后生，并用独特的视角和风趣的笔调，记成扇缘扇事、以飨同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搞收藏，无论高低贵贱，免不了要与财富缠绵，物质的，精神的，林林总总。尽管人们对于藏品的崇尚，不排除有较多的精神成分，你说陶冶性情也好，增长见识也好，但谁也不会愿意让自己的精神寄托慢慢贬值。因而，收藏与投资，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一股道了。倘若投资的收获是金钱和心理的双重满足。那么收藏的过程。也是对这种收获的最好诠释。收藏人间百物。其实也是收藏一份美好的心情，不经意间，还能赢得或多或少的利润。无疑锦上添花，是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拿阿海在《扇有善报》里的话来讲，今后他的藏扇价值若能扶摇直上，自然春风满面，即便无甚回报，这“故事”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呐。阿海的“扇有善报”，善在过程，善在心情，扇哉、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