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类职称论文十篇

新闻类职称论文篇1

论文摘要：作为记者，要有良好的新闻职业道德素养，对新闻报道负责，还应该遵守社会公德，承担社会道德责任，对人民和社会负责。但是在新闻实践中，往往会产生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冲突和矛盾，从而使新闻工作者陷入新闻伦理的困境中。这就需要新闻记者在工作中把握好两者的关系，努力寻求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和谐统一。   高级职称

一、冲突:在职业责任与社会道德责任之间

    新闻记者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社会角色，肩负着向社会及时告知讯息的重要责任。但是记者往往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或突发事件，在及时客劝也报道与仁慈、侧隐的人类道德责任之间，在报道与被报道者之间，在报道者与广大接受媒体信息的受众之间，蕴含着复杂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冲突。这种职业责任和同情心的抗争，以及对此的评价和争论不会停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高级职称

    当新闻职业与社会道德责任产生冲突矛盾的时候，新闻从业者该如何抉择?”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闻记者。这是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任会长，威廉·桑得斯的观点。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道德责任高于新闻职业责任。被称为当今中国”最美丽的女记者”的曹爱文面对自身的职业要求，毅然选择了秉承一个普通人的人性，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努力救助一个生命垂危的落水小女孩。她的举动彰显了人性之美，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更重要。高级职称

    二、陷落:新闻职业精神和道德责任的现实困境

    记者的职业角色使其拥有了某些因为这种职业而附有的特殊的权力，记者的社会角色又要求其在社会大系统中承担作为社会人的义务与责任。健就有可能在新闻实践中引出社会道德责任和职业责任的冲突。

    1.企业公关新闻真实性报道的影响

    涉及企业的正面新闻报道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这类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就受到了威胁。媒体的社会角色定位与角色实践就必将处于矛盾和紧张的状态。这时，媒体和企业也都需要寻找一个共同进步的解决办法。企业应该注重自身的市场竞争实力，多挖掘内部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推荐给媒体，注重与媒体的交流。另一方面，媒体一定要坚持新闻价值优先，要保证客观真实的报道。让这种冲突矛盾，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得以解决。

    2.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职业精神和道德责任的冲突

    作好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既是新闻媒体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新闻业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好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冲突。

    (1)坚持实事求是与隐瞒事实

    面对着重大突发事件，记者首先应该真实客劝也向公众报道他们所面临的困难的和威胁。决不可以对事件采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这不仅是对公众的知情权的一种不尊重，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轻视。高级职称

    (2)坚持正确导向与强调新闻价值

    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媒体不仅要报道新闻，更有责任引导舆论。媒体与记者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要紧紧围绕着党和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失，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应该把坚持正确的导向与追求新闻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始终把坚持正确的导向放到第一位。

    (3)尊重生命价值与渲染恐怖气氛

    重大突发性事件，特别是灾难性事件往往与死亡、血腥、惨烈、残忍等联系到一起。西方新闻伦理强调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尽可能避免在文字和图片中直接表现"身体恐怖”。事实上，西方主流媒体就是对和伦敦地铁爆炸案这样的恐怖事件的报道，也很难找到血肉模糊、尸体横陈的内容或图片。高级职称

 3.记者的自身素质存在问题

    记者是人民的"耳目”、“喉舌”，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然而在多种角色和利益面前，记者经常陷人冲突、矛盾和迷茫之中。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等不仅使媒体失去了信誉，而且给社会舆论造成了混乱，甚至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记者素质的缺乏是影响传媒宣传报道质量的重要因素，当今媒体的记者素质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现象是不容忽视的。

    三、统一:新闻职业责任和社会道德责任的理想归宿

    1.客观辩证地处理职业责任和社会道德责任的关系。

    任何职业行为都不能超越社会公共道德，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理智、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因为记者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是公共信息的传播者，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当两者出现矛盾与冲突的时候，首一先应当维护的是社会道德。或者说，我们应该考虑每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好的与不好的结果，权衡利弊的多少，去作出利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最佳选择。社会道德责任与职业责任的关系是可以协调的。

    2.努力促进两者的协调可以采取的措施

    (1)加强记者的职业素养和社会公德意识。

    素质高的记者应有敏锐的洞察力，把最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传播给受众，记者要把真实性放在首位，这是对新闻职业的尊重和负责。作为记者，一定要以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在报道内容上不可与法律相悖。另外，记者做人要正派，要坚持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钱，只唯真。为记者一定要有人本精神，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2)加强媒介的道德建设和社会监督。

新闻类职称论文篇2

关键词 理工类 专业类高校 新闻传播专业教育 瓶颈

AbstractThe paper considers that almost all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polytechnic and profess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counter the many bottlenecks: without 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s，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polytechnic universities and profess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y not work out a new way with variety features.

Key wordspolytechnic universities profess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ournalism education bottleneck

进入新世纪，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猛，除原有的新闻传播专业大力扩招外，国内一批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院校（以下简称理工类高校），一批以政法、财经、师范、农业、外语、体育、石油、航天航空、交通、邮电专业教育为主的院校（以下简称专业类高校），也纷纷建立新闻传播专业，大规模招生。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的主要思路，是依托本校学科教学、科研的优势，走出一条体现本校特色、与传统新闻传播办学有所不同的道路，培养出具备某种特别知识结构、适合社会某些方面特殊需要的复合型新闻人才。但是，在探索特色办学的过程中，目前，受自身条件局限，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却遇到了如下一些瓶颈：

一、教育环境缺乏人文氛围的熏陶，学生整体人文素质难以满足专业要求

以前，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基本上是老牌综合性大学，其人文社科专业开设比较齐备，云集了人文社科的许多专家、学者和大量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在校学生有机会听到很多高水平的人文讲座、选修各种人文课程、参加各种人文气息浓厚的社团、与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相处。在这种学校里成长，学生受到人文氛围的熏陶，容易养成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必备的人文素质。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受传统和现实因素的诸多限制，无论在办校思路、制度安排、学科建设、课程开设、讲座邀请、社团设置、活动举办等诸多方面，都普遍缺乏人文方面的考虑和相应的氛围。以讲座和学术会议为例。笔者所在的学校绝大多数讲座，是“务实”性质的，它基本上与经、管、法、税、商、金融等学科有关。请来开讲座的，更多的是各级官员、各行业的行政管理者以及总裁、经理之类的业界精英；讲的内容，很多是对具体政策法规的解读、对当前国内外热点问题的解答，对业界实操经验的介绍。

缺乏人文氛围，若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人文课程份量，或可有所弥补。但遗憾的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为了突出本校特色，在课程设置上不是增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人文课程的设置。

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不管如何探索特色，不能忽略它人文性质浓厚的学科基础。一般的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既缺少人文氛围的熏陶，又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人文学科相关课程的设置，学生要在以后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走得更好更高，恐怕有点难。

二、培养目标贪大求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课程学习疲于奔命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总想发展自己的特色，在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却往往存在学生学习课程过多过杂、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这些个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往往秉承这样一种宗旨，既必须努力保持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基本面貌，又想依托本校一些龙头学科的教研条件，形成培养独特的学校烙印鲜明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优势。为达成这样的宗旨，其培养目标难免贪大求全，教学课程难免大包大揽，学生课业负担难免过重。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上，也容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种甚至多种：一、课程过多；二、学时学分过多；二，许多专业课程的教学浅尝辄止，学生的课程学习往往蜻蜓点水，难以深入。

请看某法商类高校的新闻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2007级）。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专业的基础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宣传部门从事传播方面的工作，能在法律、经济部门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等工作，也能在党政机关、出版部门、各类学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编辑出版、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复合、应用型新闻专业人才。”“本专业依托法商专业，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领域，跨专业选修课程、辅修第二专业、修读第二学位，成为有法学、经济学或管理学专长的复合型新闻人才。”为了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这所高校在开办新闻专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2002级——2004级），竟然把微积分概论等设置为学位基础课必修课（对02级的学生而言，还有统计学和经济学概论，且每门课都是54课时3学分）。看起来，这是一个对学生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技能要求十分全面，对学生的出路考虑十分周全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方案。但是，这样的目标和方案难免给人贪大求全、难以实现、流于形式的感觉。学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学深新闻传播专业必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相当困难。

再看某体育类高校新闻专业的本科课程方案（2007级）。看起来，它像是体育新闻专业新闻学专业与体育学专业的简单叠加。除涵盖一般新闻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外，又增加了数量可观的体育课程，以及由新闻学与体育学交叉嫁接出来的所谓体育新闻类系列课程。在具体的方案里，体育概论、篮球、体操、体育科研方法等9门体育课程，文学概论、逻辑学等7门人文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12门新闻传播课程，全是它的基础课或主干课，此外，它还要学生学习大量的公共选修课、方向选修课、实践课和校本课程（如活动、专题调研等），加上公共必修课程，面面俱到，学生须完成165总学分，57门课（不包括实践课和校本课程）才能毕业。此外，要拿到学位，还需满足 “英语必须达到全国英语四级水平，普通话必须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达到计算机水平测试二级等级的要求”等条件。在一个以体育生为主的院校学习新闻传播专业，许多学生本身也是体育生，要都达到这样的要求，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现象，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张德胜教授感触很深：“在教育部三令五申减少学时学分，减轻学生负担，让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主学习、积极创新的今天，连北京大学等名校都在努力把授课总时数控制在2400学时以内，总学分控制在160学分以下，而部分学校的体育新闻专业授课总时数却高达近3000学时，如此一来，学生每时每刻都在上课，几乎没有实践或娱乐的时间。”学生不仅仅是没有实践和娱乐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学生没有大量阅读和思考的时间，每日忙于应付各门功课，疲于奔命。学生当中甚至出现了“不想做课程学习工具”、“希望能更多享受读书思考乐趣”等说法。专业教育，看来也要减负，尤其是一些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培养目标贪大求全的新闻传播教育。

三、新闻传播教育专业资源匮乏，完整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

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许多理工类、专业类高校不同程度上存在本科教育职业技术化的倾向，努力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培训体系。为了避免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易产生的学生“坐以论道容易、站起动手困难”的弊端，也为了避免在就业市场上与综合性高校的传统强势正面对撼，它们想走一条更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教学道路：一方面，努力把学生训练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专才，偏重于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翻译、摄影、摄像、传媒新技术应用等技能、技巧的训练；另一方面，努力在课程设置、实践形式、实践内容上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有所不同。

这本来是一条很好的思路，但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资源的匮乏，却使它们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尴尬百出：

首先，师资庞杂多元，专业培训力量难以整合。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其师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来自传统新闻学院的，来自业界的，来自邻近学科的，来自校内所依托的特色专业的。其中，要整合前三类师资，已有相当难度，因为大家的专业背景难免有一定差异。要把第四类师资也整合进来，难度更大——你的专业教育特色要依赖它才能形成，许多基础课、主干课和选修课都由它的老师来上，但它的专业背景与你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长此以往，多好的课程设置和体系设计可能都流于形式。

其次，学科处于边缘地位，专业培训体系建设举步维艰。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当然不是新闻传播，一般而言，处于这些学校边缘地位的新闻传播专业，师生的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分配经费，有一套物竞天择的运作体系；计算酬劳，有一套偏重本校优势学科的成熟方案；申报课题，无论校内校外你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在这样的环境里办新闻传播专业，难免这样一些后果：一、很难吸引本专业的著名学者、教授；二、难以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三、难以引进“双师型”老师（同时具备业界职称和教师职称）——业界一些想进来的业务精英，受学历、职称、理论、教学水平的限制，往往无缘高校教职；四、相关实验设施和培训经费的投入难以得到保障。缺少办学经费、合格师资和相关设施，又难以充分调动现有老师的积极性，如何建设正常运转的专业培训体系？

再次，缺乏业界人脉和实体资源，缺少像样的实训和实习基地。业界的人脉和实体资源优势，不是一朝一席可以形成的。一般的理工类和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要拥有广泛、深厚的业界人脉和足够实体资源，还有待长时间努力。

四、人才培养定位强调特色，却难以摆脱新闻传播行业用人惯性的支配

新闻类职称论文篇3

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记者是类似于医生、教师等人群的职业群体，拥有与普通公民不同的职务权利。记者所享有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等职务权利，是基于中国《宪法》赋予所有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及批评建议权等权利的衍生品，同时享有国家机关通过行政审批或司法行为等赋予超越一般公民的特殊权利。应该说，今天记者权利的行使日益具有职业特点。

记者的职务权利是什么

1.记者及其职务权利

要想厘清记者的职务权利，必须先明晰两个前提性概念：记者（此处特指中国的记者）与职务权利。

记者是新闻记者的通称，是指新闻传播机构中专职采访报道人员(本文论述“记者”职务权利，主要是这种意义上的“记者”，而非后文泛指)；同时，泛指新闻工作者，包括总编辑、编辑、记者、播音员、通联工作人员等。

在中国早期的新闻机构中，编辑和记者没有严格的分工，编辑、采访合一。1872年，《申报》创刊后开始设立“访员”，专门采访本地新闻。之后，《申报》在北京、南京、杭州、武昌、宁波、扬州等26个城市招聘“报事人”或“访员”。这些“访员”或“报事人”从事的工作类似于记者的采访报道。1899年，《清议报》第7期上首次出现“记者”一词。现代社会，社会公众普遍认为在新闻机构从事信息采集和新闻报道工作的人就是记者（Journalist或Reporter）。

除了从新闻史和社会公众的习惯性认识来定义记者，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是：在中国，一个记者的诞生有哪些必经程序？

按照目前的操作惯例，一名新记者的诞生须经过以下步骤：媒体从社会上进行招聘，选拔认为适合自己媒体的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经过一段时间的见习（3个月、6个月或1年，根据媒体的不同而略有不同），见习记者参加新闻采编资格培训及考试，顺利通过后，由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颁发记者证。获得记者证之后，新闻从业人员才能享有法律法规意义上的记者职务权利，才不会被称为“假记者”。

综上，笔者以为，可以将记者定义为获得国家行政许可在新闻机构中从事专业信息传播的工作人员。

在此，之所以提出记者职务权利，是考虑到记者在信息传播方面享有不同于普通社会公众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义务。有学者将职务行为分为广义、狭义、中义三种，而将记者的职务行为定义为“中义的职务行为”，是指一些对社会或他人具有一定制约、支配或影响能力的行业从业者的职务行为，强调的属性是职业或职位的支配或影响能力，主要适用于一些特殊职位职务行为，比如医生、教师、律师等；由于职业地位的特殊性，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对一定状态下的特定人群具有较强的支配或影响能力。①

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肯定的是记者从事专业性信息传播所带来的社会舆论效果，也就是说，记者的职务行为能够带来不同于普通社会公众传播信息或提出批评建议的效果。

2.记者职务权利的类型

从社会角色的分工来看，记者的职务权利是建立在新闻采写报道的基础之上的，具体包括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等，其中采访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

记者能够充分行使采访权，对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均具有重要作用。记者通过各种采访方法采集信息，就是其行使采访权的活动。目前，记者的采访权主要是一种习惯性权利，是基于记者首先是公民这一身份前提而衍生出来的权利，即《宪法》赋予的知情权；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政府负有信息公开的责任和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记者的采访权。

记者的报道权，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宪法》赋予公民的表达权。当然，记者的表达是借助了大众媒体，其传播渠道及范围比一般公民的表达具有优越性和广泛性。报道权是保障采访权能够最终落地的权利，报道权有效行使的果是采访内容直接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

新闻评论权，是指新闻媒体和记者依法享有的通过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发表意见、看法的权利。记者享有的评论权，是表达意见、提出建议、进行监督的重要权利，在法治社会，记者发表的评论对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记者的职务权利有多种，但最为基础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限于篇幅，在此只对这三种权利进行论述。

记者行使职务权利面临挑战

1.记者的采访权面临挑战

如前所述，采访权是记者所有职务权利的基础，采访权无法有效行使，其他职务权利均为空中楼阁。但在当下，记者的采访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尤其是在进行舆论监督性质的采访活动中。因事实真相见诸媒体有可能对自己产生不利后果，采访对象一般会直接采取强硬措施、不计后果地与记者进行对抗。

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施行4年，但在信息公开的数量及形式方面，远远无法满足记者采访报道的需要。尤其是涉及到负面事件时，政府部门往往以“”等为由拒绝告知记者信息。

资本力量，往往是通过广告投入等来间接影响媒体决策，这在都市类媒体中表现更为明显。笔者曾向湖北省某省级媒体举报一大型连锁超市不符合规定的禁止售货行为，这位记者在听到超市的名称时，第一反应是“报社老总早就打过招呼了，像这些广告大客户的负面新闻一般是不能进行采写的”。由此可见，资本对采访权的限制已经让记者形成了“自我”的意识，尽量不触碰此类主题。

2.记者的报道权面临挑战

目前，记者的报道权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政府部门和资本的联合威胁，使得记者及所在媒体坚持发表事实真相、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面临诸多挑战。

2008年辽宁省西丰县公安局警察进京抓记者、2010年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记者等案例表明，记者的报道权往往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挠，甚至会给记者本人带来人身安全威胁。

3.记者的评论权面临挑战

新闻评论，往往是根据已经报道的新闻事实或者以采写中发现的新闻事实为基础，发表观点、意见和看法。记者在批评报道中发表的观点、意见等往往会引来大量的“新闻侵权”争议。

在司法实践中，已对新闻评论权的侵权边界做出了明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其名誉权；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可见，判断新闻评论是否构成侵权主要考虑两方面：一是评论所依据的新闻事实主要内容是否真实；二是评论所发表的观点等有无侮辱他人的内容。

记者职务权利的保护

笔者认为，记者职务权利的保护须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此外，还有必要明确，记者的职务权利不是一种“权力”，不具有任何强制性，且必须在法律法规和职业伦理允许的范围内行使。

1.健全新闻法制，使记者行使职务权利有法可依

记者首先是一名公民，他并没有“法外特权”，但由于职业的公共利益特性，又必须从法律的高度对这一群体的职务权利进行规范。在中国当下尚未进行专门新闻传播立法的情况下，可以从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中提出对记者职务权利的规范性条款，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这其中既明确了记者职务权利的边界，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通过对政府等公权力部门信息公开行为的规范，也可间接保障记者的职务权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规定的是政府的信息公开责任及其规范，但同时也是对记者职务权利的一种保障――在面对政府部门压力时，记者可以依法衡量如何行使自己的职务权利。

2.力倡专业主义，提高记者的职业素养

应当说，记者职务权利之所以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记者自身专业素养缺失也是原因之一。近年出现的多起假新闻事件，笔者发现往往是记者缺乏最起码的专业主义精神和必备的专业知识导致的。

作为专业化信息传播者，记者与“公民记者”的最大差别就是“职业素养”。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微博等这类可以迅即传递信息的“自媒体”会大量出现，但永远无法替代记者的作用。囿于利益问题，“自媒体”的传播者往往很难做到真实、客观、公正，而这三个要素又恰恰是新闻专业主义对记者的基本要求。

在职业素养提升方面，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管理部门有必要提升专业记者的准入门槛，可以设立类似职业律师准入的方式，以此强制提升职业素养；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机制，通过组织培训等方式，行业协会将国内外最先进的新闻理念传播给从业人员。

3.提高惩罚力度，打击侵犯记者职务权利的行为

由于没有《新闻法》之类的专门新闻传播法，侵犯记者权利案件一般依照刑事、民事法律及《治安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处理。目前所有侵犯记者职务权利的事件，最终往往有两种果：一种是事件过去之后，不了了之；另一种是行为人受到轻微的治安处罚。这种轻微处罚，不但无法有效遏制类似案件的发生，反而给记者职务权利的行使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是导致如今侵犯记者权利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有必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或纪律规定，对侵害记者职务权利的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同时对利用公权力侵害记者职务权利的公务人员给予党纪政纪乃至司法处理。

只有加大侵权惩罚力度，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对记者职务权利的敬畏感，才能最终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更好实现。

注释：

新闻类职称论文篇4

【摘要】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奉行的理念是通才教育，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

【关键词】日本模式 新闻传播 素养教育

1．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现状。研究日本的新闻教育，必须要提的三位人物是松本君平、小野秀雄、小山荣三。松本君平1899年出版的《新闻学》是日本的奠基之作。1918年，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组织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邵飘萍做讲师，毛泽东听课半年）即使用此教材。由于当时日语几乎全是汉字，所以可直接引进。小野秀雄1926年创办《新闻学研究》期刊，1929年创立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1932年创办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科，1951年发起日本新闻学研究会并任会长。小山荣三1935年出版《新闻学》，1946年出版《舆论调查概要》，1949年创建东京大学世论研究所并任所长，1969年出版《新闻学原理》，其弟子饱户弘（后任世论所所长）也是我的导师水野博介的老师。传播学传入日本较早。目前在日本国立及私立的四年制大学中开设六门以上与新闻及传播有关课程的高校有67所，其中有22所高校开设17门课程以上。在上述67所高校中，开设传播学系的高校不足10%，开设新闻学或传播学专业的高校只占25%，开设新闻学或传播学讲座的高校也不足25%。

2003年，通过对开设与新闻及传播有关课程17门以上的22所高校所做的调查表明：课程主要集中在多媒体及新媒体（23.7%）、大众媒体（20.1%）、传播学（16.3%）、广播电视（15.4%）、大众传播史（14.7%）、新闻学（14.7%）、文化及大众文化（12.1%）、情报社会及情报化（11.8%）、媒介产业（10.0%）、国际及跨文化传播（9.7%）、广告（9.2%）等。日语中的情报与中文里的情报意思不同，正如经济、广告、会计等近代许多词汇一样，情报也是从日文中引用过来的。但日文中的情报，以1921年为界，发生了重要的意义变化，而我国仍沿用至今。1876年，日本陆军少佐酒井忠恕翻译《法国步兵阵中要务实施演习轨典》，首次使用“情报”一词。1903年，森林太郎，即后来明治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森鸥外翻译库拉吾泽威茨的《大战学理》。“情报”一词引入我国并定着下来。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21年藤冈胜二出版的《大英和辞典》又第一次将信息译为情报。从此，情报的含义在中日两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日本变了，中国没变。

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而新闻媒体也录用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来工作。日本传播教育乃至日本高等教育中“通才教育”的理念，使这种自由的转换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2003年通过对日本23家各类媒体所做的调查表明：传播媒体希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方向应该定位在：①具有平衡的思考能力；②拥有宽泛的知识结构；③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④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由此可见，日本的传播教育对学生的一般教养的培养非常重视，传播媒介也更需要基础知识宽厚扎实和一般性（非专业性）工作能力良好的人，反而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从媒体对传播教学部门的需求来看，以日本五大报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在校期间所进行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只是为了培养你思考问题的方法；有关采写编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则是踏进媒体后通过培训和锻炼等来获取的。媒体的要求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除了把事实公正地报道出来，还应是社会分析家、引导社会变革的评论员。为了培养合格的新闻记者就必须进行系统的专门训练。除了学习信息收集、写作方法、计算机操作等等之外，还要学会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知识性标准化教育。

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员工进入报社后，先要在各大报社的总部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涉及报社的运行机制、内部管理规程、职业道德等等诸多方面。据说有些报社还为新进人员的培训请来了律师，讲解采访活动中涉及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总部培训结束后，则全部被分配到该报社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社去接受锻炼。其理由是，总社的各个部门分工比较细，新进员工无法体验到所有的工种，而分社则不同，一般需要负责一个省或市的报道，涉及的面较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在地方分社（1至2个）全方位地锻炼了数年后，积累了经验，再回到总社从事编辑工作。无论是在分社还是在总社，在成为一名熟练的记者以前，一般都要接受经验丰富的记者或编辑的指导。这种指导既涉及采写编评等专业知识，又包含了作为一名记者所应具备的素质和人格。另外，每隔数年，还要对记者进行一次集训。而且，在地方还多数从治安报道入手，叫做“回转警察”，据说在日本做新闻这方面是最简单的。没有个人发挥，只要听警察的话、多拜访警局即可。

2．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的模式。在日本，对新闻教育的理解通常有三个层面，即专门教育、普及教育和职业训练。试分述如下。

首先，看一下专业教育，即以培养新闻工作者为主要目标的高等教育。三个层面中，这是相对最不发达的。在日本全国500多所大学中，设立新闻院、系、专业的，只有27所，约占1/20。而同期的美国为700多所，中国为600多所。固然，与中国相比，由于日本的人口约为中国的1/10，这个数字亦不算小；但与美国相比，则差距还是十分悬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日美两国在职业训练层面上的观念和机制不同：前者依赖传媒，而后者倚重学校。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动向，即“新闻”概念的扩大化。既然新闻教育机构的兴盛依托于信息化的洪流大潮，则广义的信息教育也就必然地、势不可挡地渗入了传统的新闻教育内容。这里仅观察一下各院系专业的名称，就不难看出这一从“新闻”到“信息”的大趋势。在上述27个教育机构中，至今仍以“新闻”命名的，仅有4个，甚至一贯流行的“大众传播”称谓也只有6个，而挂起“信息（情报）传播”招牌的最多，达9个，并呈越来越多之势（参见表4）。

尤需注意的是，日本始终没有出现过“新闻学院”。仅有的两个学院级机构，一称“情报学院”（文教大学），一称“传播学院”（东京经济大学）。在这类学院中，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科也好，大众传播学科也好，自然都只是广义（社会）信息（传播）学科的组成部分之一。以东京经济大学传播学院为例，它下设“个人与共同体”、“组织与产业”、“异文化”三个系，分别展开有关“家庭、社区等传播”、“企业、社团、行政机构等传播”、“宗教、语言等异文化之间传播”的研究和教育，这就完全打破了历来的构架，不再以具体传播学科而是以社会活动领域作为划分、确定培养目标类型的基准。正如该学院创立宗旨所指出的，在信息化社会中，一切领域都迫切需要信息（情报）和传播的专家。为此，培养大批信息和传播的“通才”，就成了高等教育的一个重点和方向。

其次，再看本科教育，更能进一步体会上述信息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与专门教育相比，这个层面显得格外热闹。500多所大学中，开设相关课程的，现有140多所，比70年代初的30多所，翻了两番。同期，课程数也从300多门迅速攀升为1500多门。有趣的是，这些课程名称所使用的关键词的变迁，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闻”从狭义向广义即“大众传播”乃至“情报传媒”扩展的轨迹（参见表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新闻学科的消失。事实上，“新闻”、“传媒”及“报纸”、“广电”等微观性、操作性课程也在不断增加，只是速度相对慢一些。但无论如何，在讲授宏观性、理论性课程时，从“大众传播”及至“情报传播”的高度来把握“新闻”和各种“传播”现象，确已成为主流。

概而言之，在整个社会急速信息化（导致各行各业都空前急迫地需要新闻和传播知识）的条件下，普及教育得天独厚地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就现状而言，整个传媒界中，新闻类毕业生仍只占少数，但可以肯定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上述普及教育的发达，进入传媒的各类毕业生中拥有一定的新闻相关知识的越来越多了，这自然受到传媒的欢迎。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学校实施“通才”教育的方针，正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包括传媒在内的用人单位的需求。

最后，从职业训练层面看，则可以发现日本新闻教育机制的最大特点——新闻（大众传播）工作者的培养或者说最后造就，主要靠传媒自身而非学校，即传媒仍采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对年轻职员进行系统的以实务为主的职业训练。与此相关联，在每年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中，传媒一般不特别青眯新闻院系专业的毕业生（如前所述，由此而造成专门教育的相对滞后）。由此可见，日本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主要是通才教育，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3．从新闻到“情报”，从东京大学到上智大学。以上是对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全景式的勾勒。接下来，拟通过个案分析，获得对细部的了解。

在日本高校现有的20多个新闻院系专业中，创建于1932年的上智（SOPHLA）大学新闻系是最古老的新闻教育机构之一。比它再早的，唯有成立于1929年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它是1949年由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改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年又更名为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

由此一般认为，上智偏重教育，东大偏重研究，可以说，上智的办学模式，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综观“上智模式”有以下特点：

3．1 教育宗旨——由“专才”变“精英”。早年，上智与其他新闻院系专业一样，曾经以“培养记者（及编辑）”为唯一目标。如今，适应信息化形势的需要，改为培养“理论与实务并重”的通用型人才。强调即使不进传媒，也要成为“富有良知的社会一员”。

3．2 课程体系——通识/研究。与上述思路相配合，上智的课程设置比较合理、灵活，请参阅表4。四个学年中，一共有三套课程：必修课、必修选择课（分为A、B、C三个系列，每个系列至少选一门）、任意选择课。专业课程数计32门，约140个学分，要求从中最少修满96个学分；公共课程数除必修课（外语、体育、人类学）的16个学分之外，还要求在全校公共选择课中修满24个学分。也就是说，总计取得136个学分的学生，就可以毕业了。如表4所示，这一体系既力图避免各门课程在横向上的重复，又考虑到尽量保持各个学年在纵向上的连贯。另外，有一门贯穿后三个学年的所谓“研讨”课，很值得一提。其具体做法是，让每个教师带领约10名学生（由学生根据本人志趣、教师专长等自由选择、决定），开展从小组讨论、实习、个别答疑直至毕业论文指导等活动。这也可称是一种“导师制”，虽然只算1个学分，却大有益于教学相长以及师生关系的密切化。

3．3 人员结构——教授多/讲师少。上智的一个突出优点是，人员极其精干。这所诞生于1913年，具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大学，现有在校学生总数超过10000人，而专职教师仅约500人，另有兼职教师约400人，职员约300人，共计约1200人。与此相联系，新闻系每年招生约70人，在系学生总数约300人；现有专职教师8人（其中教授7人，讲师1人），兼职教师7人（主要聘自传媒，担任实务、操作性课程），职员2人，共计17人。我的母校国立琦玉大学是两长一短三学期，短学期几乎全是兼职。

3．4 毕业出路——半数媒体、半数事务性工作。据统计，建系75年来，上智大学新闻系培养了3000多名毕业生，其中约一半在传媒任职，成为业务骨干或行政要员的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其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前述日本特有的“传媒重实务、学校重理论”的大气候下，专门教育机构的作用比较有限，即如上智这样老资格的院系专业，也不例外。但尽管如此，它的若干经验，对我们仍不乏参考意义。

扩而言之，从整个日本新闻教育事业的沿革、布局、机制和动向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迪。新闻教育要由单学科教育向多学科教育转变，从侧重应用教学向重视素质教育转变，要按照加强基础、拓宽专业、美育人格、提升能力的思路，呼吁社会给予大学生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各界人士支持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以及高修养的社会一员。

参考文献

1 日本集英社编.日本数据.1995:57页

2 日本大众传播学会编.大众传播学研究.第43期，三岭书房. 1993:84页

3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编.传播学院简介.1995:5页

新闻类职称论文篇5

【关键词】德国;新闻教育;新闻职业学院;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一、德国新闻职业学院诞生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地位

(一)德国新闻职业学院诞生的时代背景

1.人才培养模式由“学徒制”向“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过渡。

德国是一个有着优良职业教育传统的国家。曾在近现代德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在工业革命后,适应机器大工业发展的需要,逐渐发展为“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在二战后德国重建历程中,“双元制”职业教育也往往被认为是促成德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既为战后重建提供了大量急需技术人才,又通过提供教育培训解决了大批失业人口再就业的社会问题。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促进社会繁荣的同时,其自身也在政府的资助和推动下获得了长足发展(郑向荣, 2003)。而各个行业“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并催生新闻职业教育。

而事实上,也正是在战后德国的重建中,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新闻行业也开始出现了由职业学校承担,并与传媒企业紧密配合的新型专业化职业教育模式――新闻职业学院。

2.战后重建,百废待兴,亟需新闻专业人才。

二战后的德国媒体,在经历了纳粹统治12年的专制控制与审查制度之后,尽管整个社会对新闻信息的渴求达到了极致,但此时重建起步的状况却并不容乐观。从报刊到广播,其新闻报道都毫无起色地令公众失望。面对已厌倦和不再相信新闻的广大德国受众,媒体必须首先重拾公众的信任(Hermann Meyn,2001)。

而重建和打造新时代的德国媒体,一个现实困境就的人才的匮乏。纳粹时期的新闻工作者,要么去支持和宣传纳粹的理念,沦为服务于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要么就是无法容忍,或移居他国,或被投入集中营遭受虐待甚至折磨至死。而战争的结束,使那些在纳粹时期随波逐流的记者们又面临了一个零起点的新时代,必须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况且,盟军进驻占领下的德国,为确保不再有忠于纳粹的极端分子存在,没有哪个职业如新闻工作者般再次经受严格的盘查。(Wolfram Schrag,2007:115-116)因此,彼时的德国媒体亟需大量适应战后重建需要的新生力量补给。此外,战后德国对纳粹独裁统治的反思,也促使公众对维护舆论自由的重视。而培养具有较高职业素养的新时代专业新闻工作者群体,则被视为贯彻言论自由、保障公众知情权的重要途径。于是,在原联邦德国(前西德)境内,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起,诞生了德国第一批专门培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学校,如慕尼黑的德意志新闻学院(Deutsche Journalistenschule)(1949),以及初建于巴德波尔(1950)、后移师柏林(1995)的基督教福音新闻学院(Evangelische Journalistenschule)等。

(二)德国新闻职业学院的历史地位

作为德国新闻职业教育的先行者和重要代表,德意志新闻学院在2009年迎来了60周年华诞。6月29日,联邦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与重要政界和新闻界等千余人,在慕尼黑出席了德意志新闻学院建校60周年庆典。默克尔总理在演讲中,对这所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职业学院,在新闻人才培养中的所担当的重要角色给以高度评价,并将德意志新闻学院称为“联邦德国成功历程的一个典型代表”。[3]而巴伐利亚州长、德国联盟执政党基社盟(CSU)主席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则盛赞德意志新闻学院为“严肃新闻的人才培养基地”。[4]窥此一斑可见,创办六十年的新闻职业学院教育模式,赢得了德国社会的肯定,并在德国新闻教育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除了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得到肯定之外,最能对其历史地位形成说服力的,当属新闻职业学院所培养的遍布德国重要媒体的优秀毕业生。

尽管在德国新闻工作者群体中,毕业于新闻职业学院者仅占约13.7% (Weischenberg,S., Malik,M., Scholl,A., 2006)。但这些数量上不占优势的新闻职业学院毕业生,却为德国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来自各所新闻职业学院的那一份份其引以为荣的毕业生名单,就是强有力的证据。

以德意志新闻学院为例,其建院60年以来,总计输送新闻专业人才2026名[5],既有在默克尔总理演讲中所列举的德国著名一线电视主持人、记者耀赫(Günther Jauch) 和迈施博格(Sandra Maischberger)[6],也有如《时代周刊》总经理埃瑟(Rainer Esser)、《世界报》总编彼德斯(Jan-Eric Peters)、《明星周刊》总编培曹德(Andreas Petzold)、德国之声广播总编迪斯特(Uta Thofern-Dieste)以及德国联邦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府新闻出版部长威廉(Ulrich Wilhelm)等一大批重要媒体或政府职能部门的掌舵人[7]。

类似的辉煌历史也同样是汉堡亨利南宁新闻学院(Henri-Nannen-Schule)的骄傲,该校自1979年创建以来,已经培养出了包括《明镜周刊》主编布鲁门克龙(Mathias Müller von Blumencron)、卢森堡电视台总编克劳培(Peter Kloeppel)、《世界周末》主编克泽(Christoph Keese)在内,活跃在各类媒体的共571名新闻工作者。[8]

二、新闻职业学院现状及办学模式探析

(一)有代表性主要新闻职业学院

1.德意志新闻学院: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职业学院,其前身维尔纳弗雷德曼学院(Werner-Friedmann-Institut),于1949年由时任《南德意志报》总编、《晚报》发行人弗雷德曼(Werner Friedmann)在慕尼黑创办,其办学思路借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模式。该校从初创招生即吸引全德1700名报考者,最后选出4女17男共21名学生,开启了这所当之无愧为德国最负盛名新闻职业学院的光辉历程。截至2009年,该校共培养了2026名新闻工作者,优秀人才数不胜数。

迄今申请报考者热情不减,每年超过2000名年龄在28岁以下的报考者最后经过三关测试录取45名,开始其为期16个月的免费培训,课程及实践领域涉及平面媒体、广播电视以及后来的网络在线新闻编辑等各个新闻业务门类。该校自2003年起另与慕尼黑大学联合开设新闻学硕士生项目,每年招生30名,学制两年,毕业可获得慕尼黑大学硕士学位。

该校为独立的新闻职业学院(verlagsunabhängige Journalistenschule),即独立于某家媒体企业的新闻学院,区别于由某媒体企业自己创办的新闻学院。(Wolfram Schrag, 2007:326)办学经费来源于社会各界捐款或资助,现任董事会主席为德国电视一台(ARD)节目总监郝雷斯(Volker Herres),也是德意志新闻学院第17届毕业生。[9]

2.科隆新闻学院(Kölner Journalistenschule):1968年建于素有德国“媒体之都”称号的科隆,创始人为科隆基督教与犹太教合作协会主席安高斯坦(Hilmar S. Ankerstein)等,也是一所德国著名的新闻职业学院。正如同在其校名备注(für Politik und Wirtschaft)里所强调的,培养政治、经济新闻工作者是其主攻方向。

该校具有自已鲜明的特色。首先,学生可在高中毕业后直接入学,不必如其他一些新闻职业学院或媒体实习项目所要求的须先接受完大学教育再申请,相应的入学年龄要求(24岁以下)也低于其他学校;其次,科隆新闻学院提供为期四年的职业培训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教育,学生在接受新闻职业教育的同时,完成科隆大学经济学专业(并辅修政治学)学习,最终获得该校毕业证和科隆大学理学士学位,经济学和政治学专长也使毕业生更具竞争力;第三,该校也是独立于某一媒体企业或利益集团的教育机构,同时与各类媒体开展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和就业机会;第四,科隆新闻学院以其毕业生为基础组织俱乐部(KS-CLUB),充分利用其校友网络促进校内教学。当然,另一个与不少同行的区别还在于,科隆新闻学院是收费学校,按学生家庭收入情况,每生每学期(半年)0-2000欧元不等。[10]

3.施普林格新闻学院(Axel Springer Akademie):隶属于施普林格传媒集团,作为附属于传媒企业的非独立新闻培训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为施普林格培养和培训自己的编辑队伍。自1986年在柏林开办以来,已培训了1000多名新闻工作者。此外,还面向社会评选和颁发一年一度的施普林格新闻奖(Axel-Springer-Preis)。

该校以网络新闻编辑作为其主攻方向,学生在两年的培训周期中,第一个半年在学校上课学习,下半年则去集团旗下日报《Welt Kompakt》实践学习,而第二年的大多数时间则在施普林格所属的出版社各部门完成实习。在申请报考要求中,该校还特别强调了必须会一门外语。由于依托于强大的传媒集团,该校不仅不收学费,而且学生学习期间参与到施普林格旗下编辑部门工作,每月还可获得1200欧元的津贴,而其他新闻职业学院鲜有超出者。[11]

(二)“校企联姻”、“实践第一”的办学模式是其最显著的特色

不论是否由传媒企业创办,没有哪一家新闻职业学院会排斥与重要媒体的合作。附着于某一著名传媒企业办学的自不用说,即使独立于传媒企业的如科隆新闻学院者,也在不遗余力通过各种形式开展着与各类传媒企业的“联姻”。而其中不言而喻的重要动力,则是根植于其专业化新闻工作者培养目标的“实践第一”的职业教育取向,这也是新闻职业学院的立命根基所在。这一特色可以从三个方面的事实予以证实:

其一,从新闻职业学院的董事会或咨询委会员组成来看,各校都力求拓展与各大重要传媒企业和政府或社会相关部门、机构的合作。以德意志新闻学院为例,其董事会由49家社会机构组成,其中,既包括了德国记者协会、德国记者联盟、巴伐利亚记者协会、巴伐利亚报纸出版商协会等德国及所在州最为重要的业界组织;也笼络了国家和地方举足轻重的传媒企业,如德国电视一台(ARD)、二台(ZDF),德南意志出版集团(Süddeutscher Verlag),古纳亚尔出版集团(Gruner + Jahr),慕尼黑默库尔报业集团(Zeitungsgruppe Münchner Merkur),《时代周刊》公司(Zeitverlag)等;以及一些主要政党和社会机构,如德国执政党基民盟(CDU)、德国执政联盟姊妹党、巴伐利亚州最重要政党基社盟(CSU)、宝马汽车公司(BMW),等等。[12]

其二,这一共同特色还鲜明体现在强调实践与实用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这也是新闻职业学院区别于其他高等院校新闻传播专业传统教学方式的重要特征。从亨利南宁新闻学院的情况来看,在教学设计上区别于大学传统新闻教育,有三个重要不同:一是兼顾实践的系统化课程设置;二是对实践训练的细致监控和强化修正;三是对媒体各领域的系统了解。具体来看,该校将总计18个月(约77周)的培训周期设计为授课与实习间隔交错的形式,以报纸、杂志和多媒体为三个必修业务板块,重点强化应用技能训练。[13](见表1)

其三,从新闻职业学院的师资结构来看,一线资深新闻工作者是其主力甚至全部。以基督教福音新闻学院为例,学校只有一名校长、三名员工(分别掌司宣传、办公室、图书馆),所有导师和讲师都是来自外聘的传媒相关业务部门资深人士:柏林日报副总编、网络报主编阿尔黑克斯(Domenika Ahlrichs),黑森电台资深编辑勃纽斯(Volker Bernius),资深自由记者舒尔茨博士(Dr. Otmar Schulz)等四十余位。[15]此外,从其授课形式来看,大量以研讨班(Seminar)的案例教学形式出现,这种形象而互动性强的教学形式,更有利于教师与学生切合实际的交流,以及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实践。

(三)恪守“精选少量”的招生规模,是各新闻职业学院另一共同特征

其一,招生量少。新闻职业学院的招生规模一向不大,即使招生数量多者如德意志新闻学院,也只有45人。与该校每年超过2000的申请报考者数量相比,其招生量实在少的“可怜”。各家新闻职业学院的学生席位一般都供不应求,每年的申请人数都几十倍于招生名额。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坚持小额招生,才确保了新闻职业教育的长盛不衰。

其二,精挑细选。新闻职业学院每年的入学申请者远远超过了为数不多的招生名额,传统的选拔程序首先主要通过专业考察及个人履历来初选,然后是书面测试,以及进一步面试。申请人的综合表现将最终成为决定录取与否的依据。(Claudia Mast, 1996:140-141)学生通常要提前一年进行申请,然后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极少数胜出者获得入学资格。各校对申请者的要求和选拔程序大致相同,综合科隆新闻学院等各校官网在“申请报考”专栏(Bewerbung)里的介绍,一般有至少有两层严格细致的选拔:一是材料初选,即申请人报名后需按学校要求,提交个人简历及完成指定的新闻作品或论述报告等,学校对其提交的材料,组织专家组评选,从中挑出一百人左右进入下一轮;二是集中测试,初选入围者将在指定时间汇集到学校参加集中测试,一般要持续二到三天,常用的考试形式包括图片测试、常识问答、编辑评论、撰写新闻报道以及面试交谈等。而有些如德意志新闻学院等,还有一个自然淘汰的步骤或现象,即在第一轮选拔材料初选前,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申请人,虽然已报名,但因放弃提交相关材料而被第一批淘汰。

(四)新闻职业学院的几种不同分类和取向差异

各新闻职业学院尽管在作为培养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教育机构这一本质上无异,同样也拥有相近的培养目标。但从其办学背景、经费来源和办学层次等不同的方面,又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小类。而前面所介绍的三个新闻职业学院,即是几种主要类型的代表。

首先,从是否依附于某一传媒企业来说,可分为独立性新闻职业学院和非独立性新闻职业学院两类。(Wolfram Schrag, 2007:326)前者如德意志新闻学院、科隆新闻学院等,尽管依然不断强化与传媒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但却保持对任一传媒企业的独立性,使学生以及其自身发展都可获得和利用更为广泛的外界资源,比如其学生实习和就业的可选范围就比后者要大。后者有施普林格新闻学院、卢森堡电视台新闻学院(RTL Journalistenschule für TV und Multimedia)等,直接由某一传媒企业创办,主要任务就是服务于此企业员工的培养和培训,由于依托于强大实力的传媒企业,一方面办学经费获得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后台企业都会把实习和就业职位优先提供给自己所办的学校(Claudia Mast, 1996:305),并凭其企业优势培养更具某专业领域特色的学生。

其次,以是否收取学费为标准,可分为免费和收费学校两类。前者占绝大多数,不仅有隶属某一传媒企业的非独立性新闻职业学院,还有广大依靠捐款与赞助维系的非独立性新闻职业学院,都奉行免学费政策,甚至还向学生提供学习津贴,如施普林格新闻学院的学生每月可获得1200欧元津贴。后者则相对较少,如科隆新闻学院,每学期收费2000欧元,是近年部分刚刚开始收费的普通大学学费四倍左右。当然,学校会依学生家庭收入有所区分,学费从0到2000欧元不等。此外还有开展远程新闻职业教育的自由新闻学院(Freie Journalistenschule)也收取学费,视不同周期的班级而收费每月80-280欧不等 [16]。而各校收费与否,与其经费来源和办学特点有着重要联系,就科隆新闻学院而言,学费收入约占学校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一。其他的收入来源包括企业赞助、捐款、校友俱乐部会费,以及新闻业务工作报酬、来自基金会的项目经费和政府部门的拨款等,其中前三项之和约占总收入的45%,其余的每项大概占到4-7%。[17]

再次,从办学层次拓展方面来看,部分新闻职业学院正与其坚守传统的同行拉开距离。这方面的代表是科隆新闻学院和德意志新闻学院,前者与科隆大学合作,学生可同时在科隆大学完成经济学专业学分(并辅修政治学),最终获得科隆大学理学士学位,相应的其四年的学制在新闻职业学院中也是最长的;后者则在继续保持原新闻职业教育份额不变的基础上,自2003年起另与慕尼黑大学联合开设了培养新闻学硕士项目,每年招生30名,学制两年,毕业可获得慕尼黑大学硕士学位。

三、结语

总体来看,新闻职业学院能够在战后德国重建中诞生,并在六十年里得到长足发展,绝非偶然。德国曾先后出台了包括《职业教育法》在内的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法规(郑向荣, 2003),使“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获得自上而下的立法保障与推动;而另一方面,企业由职业教育得到了高质量的技术人才,民众则藉此获取了谋生的专长,自下而上的拥护也同样显著。同样的逻辑,自然也存在于新闻职业学院的办学经历中。

尽管记者在德国并不是一个被限定了的职业,即记者只是一个自封的称呼,任何人都可以自称记者,而不需要通过任何机构的认证,(Claudia Mast, 1996:139)更没有统一的记者证之说。这种况状的形成是基于对德国联邦宪法第五条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解释(Reinhart Ricker,2002),也就是说,如果记者成为了一个被限定的职业,那么就相应造成其他人在通过媒体公开表达方面不平等的现实。但这样的逻辑,并不排斥新闻行业专业化职业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反而是新闻职业学院六十年的成功历程,赢得德国社会各界的认可。政府和广大社会团体的支持、媒体企业与申请报考者的追捧,以及新闻职业学院这个群体的不断壮大,都充分表明了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地位。

但是,正因为如此,或许忧患意识的缺乏,将成为其未来难以有效规避危机与风险的一大隐忧。2008年12月,柏林的《每日镜报》(Tagesspiegel)对另一所德国重要的新闻职业学院――柏林新闻学院(Berliner Journalisten-Schule)的财政困难进行了连篇报道,指出该校由于政府和社会支持资金的流失,正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之中,并已直接导致原计划于次年4月启动的编辑培训课程被迫取消[18]。

而德国新闻职业学院的独特教育模式,对于我国的新闻教育而言,仍不失为一份有益的参考。尤其是其强调实践性、实用性及授课与实习频繁交错的教学设计,囊括各类媒体领域和各项技能的系统性课程设置,以及引入一线传媒业务资深人士担当教学主力的师资结构等与传媒业界的紧密合作,都以其专业化职业教育的鲜明特色,对于正在力求培养更具专业素养、更受媒体欢迎的新闻人才,而不断探索创新的我国新闻教育机构,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德语对“实习”的表达通常有两个词,即Pratikum和Volontariat。前者指学生在读书期间的实习,一般无明确时间长度规定,意同我国通常所指的“实习”;后者则指毕业后进行的实习,在德国主要用于新闻行业,一般两年左右,是德国媒体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2]德语的Journalistenschule,可直译为“新闻学校”或“记者学校”,本文根据此类学校特点,采用“新闻职业学院”译法;而在某具体学校名称中,则沿用我国较为习惯称谓“新闻学院”,如“科隆新闻学院”。

[3]Kanzlerin preist Qualitätsjournalismus, Sueddeutsche Zeitung, 30.06.2009.

[4]Seehofer würdigt Deutsche Journalistenschule als „Kaderschmiede des Qualitätsjournalismus in Deutschland“,

[9]数据来自该校官方网站: Deutsche Journalistenschule,

[14]数据来自该校官方网站:Ausbildung,

[15]数据来自该校官方网站:Evangelische Journalistenschule, evangelische-journalistenschule.de/

[16]数据来自该校官方网站: Freie Journalistenschule, freie-journalistenschule.de/

[17]数据来自该校官方网站: Finanzierung, koelnerjournalistenschule.de/finanzierung

[18]Sonja Pohlmann, Talentschuppen in Turbulenzen, Tagesspiegel, 17.12.2008.

参考文献:

[1]Mast, C. (1996), Handbuch der Journalistenausbildung, Rommerskirchen, Remagen- Rolandseck.

[2]Meyn, H. (2001) ,Massenmedien in Deutschland, new edition, UVK Medien, Konstanz, 77.

[3]Ricker,R. (2002), Medienrecht, Grundlagentexte zur Journalistik, Neverla,I., Grittmann,E., Pater,M.(eds.), UVK, Konstanz, 137-162.

[4]Schrag, W. (2007), Medienlandschaft Deutschland, UVK, Konstanz.

新闻类职称论文篇6

高校新闻摄影教育师资现状及问题分析

新闻教育是国家新闻事业发展的基础工作，但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瓶颈，其中尤以新闻摄影师资问题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闻摄影教育教师数量偏少。近十年来高校持续扩招，师生比例失调在很多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以实践性特别强的新闻专业中的摄影课程，师生比的不合理现象就更为突出。以西部省市高校的新闻专业摄影课程的师生比来说，各校每年需学习新闻摄影课程的学生与摄影教师之比为85～120∶1，摄影教师既要从事理论教学又要开展实践教学，特别是1个教师指导80多个学生的实践教学，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往往只能蜻蜓点水。

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实践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在我国很多高校新闻专业是新办专业，摄影师资没有储备；二是新闻专业发展的观念严重滞后，认为新闻专业就是培养一些文字记者，不重视摄影课程、不重视摄影教师的观念依然存在；三是整个社会的新闻摄影师资稀缺。摄影是一门艺术，学习艺术需要天赋，但更需要时间的磨炼和多年的积累，相当多的艺术摄影者对新闻摄影了解不多，领悟不深；四是有能力培养新闻摄影专业师资的高校或培训机构也不多，开设高层次的新闻摄影专业培养专门人才依然存在着困难；五是扩招后的高校新闻专业发展快速，新闻摄影师资满足不了需求；六是在“读图时代”的今天，媒体的视觉传播更受读者青睐，致使各高校对新闻专业的课程进行了重新设置，增加了摄影课程的学时和比重。

新闻摄影教师自身素质不高。“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一些高校新闻摄影教师很难说是学高(当然，这里的“学”不是指文凭、学历，而是指真才实学)和身正了。笔者曾对西部某省的12所本科院校的14名新闻摄影教师作了调查，结果见表1：

从专业上看，学摄影专业的教师1人，非摄影专业的教师13人。他们很多都是中途转型而来，开始是爱好摄影，把摄影当成一种乐趣，但并没有打算深入钻研摄影，多半是因为新闻专业开设了摄影课程而又没有专业的摄影教师，才转为从事摄影教学的。他们理论知识欠丰富，缺乏新闻摄影实践的阅历，所以无法对新闻摄影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转型的新闻摄影教师大多爱好艺术摄影，他们在给学生传授新闻摄影知识时，始终无法从艺术摄影的樊篱中跳出来，没有把艺术摄影的优势巧妙地转化到摄影教学当中。

从学历来看，在14名摄影教师中，有硕士学历的5人(非摄影专业)，本科学历7人，专科学历2人。可见专职新闻摄影教师的学历普遍偏低，大多为本科学历，还有专科学历，且只有1名教师是摄影专业本科。这是因为摄影的发展过程非常漫长，它是几何、光学、物理、化学、感光材料、机械加工、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及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综合发展的产物。从1839年银版摄影术的发明应用至今，摄影术在初、中期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直到近年的电子、通信、网络技术的应用，摄影术才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从行业经历和职称看，新闻摄影教师普遍缺乏行业经历和经验，从表中可以看出，只有3人从事过新闻摄影，都是中级职称，其中有2人是专科，均来自媒体。而有硕士学历或副教授职称的新闻摄影教师均非摄影专业和非摄影专业职称。

另外，高校选拔教师的学历门槛较高，把对新闻摄影教师的选拔等同其他学科要求，而有丰富新闻摄影经历和经验的摄影记者学历和职称往往偏低，无法达到高校的人事要求。因此，很难选到摄影专业高学历教师。同时，高校的招聘对象往往面向传播学、影视等专业的研究生，不是说他们的水平不高，而是他们毕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更没有新闻摄影工作的经验。再加上很多高校的新闻摄影教师过去是从事艺术摄影的，艺术摄影对他们多年的“熏陶”已经根深蒂固，而平常又很少有机会参加新闻摄影活动，难免在教学中纸上谈兵。

这里的“身正”，主要指新闻摄影教师要有为新闻事业发展做贡献的正气。既然是新闻摄影，就不能像艺术摄影那样可以靠自己的想象加工。它应当是准确应用摄影技巧表现典型的新闻事件，达到生动的情感传递和独特的视觉效果，通过画面中的构成元素传递信息，让照片代替人的语言传播信息。可见，新闻摄影非同艺术、商业、广告类摄影，它必须遵循新闻摄影的内在规律。

由此可见，缺乏行业经验和非新闻摄影专业的新闻摄影教师在教学中难以将新闻摄影从摄影艺术中分离出来，难免会犯加工新闻图片、现场摆拍等错误，这就是“身不正”的体现，对学生造成了负面影响。

新闻摄影教师观念不够创新。同志曾经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是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缺乏观念创新的教师也就无法培养和塑造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新闻摄影教师培养的人才应该是以摄影为手段，服务于我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因此，新闻摄影教师首要的前提是要有创新观念，才能拍摄出新颖的新闻摄影作品，才能在遵循新闻摄影规律的前提下大胆地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让新闻图片满足媒体发展的需求、满足读者的需求。

可是，很多高校的新闻摄影教师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导致大多数学生创新能力不强。学生拍摄的新闻图片，要么只追求画面形式而忽视了内容，要么有了画面内容而形式又呆板、单调，难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和谐统一。当然，这一方面与新闻摄影教师本身有关，另一方面还与高校没有给新闻摄影教师创造更多的条件，使其能够及时“充电”有关。

解决高校新闻摄影师资问题的几点建议

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新闻传播院系尤其是高校新闻摄影教师必须为其培养高素质、更符合社会需要的新闻摄影人才，才不辜负时代赋予的重任，才能完成社会赋予的重托。因此，解决新闻摄影师资问题，特别是提高新闻摄影教师的素质问题，就成为有关高校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改变落后的人才培养模式。传统思维认为，搞新闻工作只需要“笔杆子”好就可以了。诚然，媒体需要好“笔杆子”。但在生活进入快节奏的今天，媒体发展迅猛，视觉传播加速提升，人们追求的是快速、准确、高效，追求的是“三步五秒”的阅读方式。各大纸质媒体竞争的焦点和阵地之一就是图片新闻。所以，各新闻人才培养单位要积极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应让文字新闻人才和图片新闻人才两翼齐飞。

为了培养的新闻摄影人才能够适应未来媒体发展的需求，相关院系在培养过程中应有一些特别举措。如在新闻摄影课程时间的安排上，首先要有倾斜。我们知道，摄影是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学生必须经常去拍摄实践，否则，摄影理论知识即使再丰富也是枉然。所以，在课时安排上要考虑足够的实践练习时间。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自然就会提高新闻摄影教师的积极性，他们就有时间带学生走出校园，走入社会，用手中的相机关注社会、记录社会、展示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说，唯有如此，摄影教师才会真正领会摄影的价值真谛，领会新闻摄影的社会意义和丰富内涵。这样，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与社会的互动，就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多渠道引进新闻摄影教师。教师是教育的主体之一，离开了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是不可能的。高校新闻摄影教师资源匮乏是不争的事实，想方设法引进教师应是学校的本职工作。要引进新闻摄影教师，单靠高校毕业的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满足不了需要，再说这种引进也不一定适合教学的需要。因此，可以考虑从其他渠道引进。首先，可以从媒体聘请摄影记者当专兼职教师。摄影记者当教师，因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肯定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在美国，新闻传播学教授，只有17%的人没有当过记者。大部分教授认为，新闻从业经验才是聘任一位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博士学位。新闻教育尚且如此，那么对于实践性特别强的新闻摄影教育就更应如此了。摄影记者当教师，也有不足，就是教育教学法有待学习和提高。所以，高校要对引进的这类教师进行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高等教育政策法规等相关课程的培训。其次，从摄影协会引进新闻摄影教师。摄影协会是摄影人才的聚集地，有艺术摄影人才，也有新闻摄影人才。即使是新闻摄影人才较少，但这些摄影爱好者的摄影悟性较高，经过一定的培训会很快达到教学要求，并且这些人有一个相互学习讨论的平台，提高起来较快。

提高现有新闻摄影师资的素质。目前，新闻摄影教师确实算稀缺资源。所以，高校要想办法留住已有的新闻摄影教师，具体举措要因校和因人而异。有的高校新闻摄影教师可能职称偏低，那么就尽量创造条件让他们提高职称；有的可能学历偏低，就给机会让他们提高学历，多参加相关培训；有的可能实践经费少和实验设备差，就从经费增加、设备完善上着手，增加投入，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让他们到媒体锻炼，到重点大学进行短期培训；多鼓励教师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和重大的新闻实践活动；高校与媒体联姻，让媒体的资源与学校的资源互补，特别是摄影教师要有与媒体紧密合作，抓住媒体这个学习的平台。必要时可以请媒体摄影编辑、资深摄影记者培训高校的新闻摄影教师。若有条件的话，高校可以定期安排摄影教师到媒体锻炼，努力使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相长。此外，院系的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也要重视，这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政治觉悟和业务素质，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就会融入积极健康的教育思想，以培养合格的新闻摄影人才。

有条件的高校应大力培训新闻摄影师资。高校新闻摄影教师要使整体水平得到提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像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电影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有条件的高校应把培养新闻摄影教师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当然，在培养的过程中，为了早见成效，可以用较好的条件吸引有新闻实践经验的从业者来学习新闻摄影，同时与媒体合作，达到高校与媒体双赢的局面。用这种方式培养的新闻摄影师资才能较快地成为新闻摄影教育的主力军。

而今的媒体追随时展的脉搏，追求效率和效益，视觉新闻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也跟上了时展的步伐。高校新闻摄影教育应为媒体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新闻摄影教师在这项事业中要扮演好角色，各方面群策群力，共同关注新闻摄影师资的建设，也是为了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

新闻类职称论文篇7

（一）xx同志事迹材料

2000年，该同志从秦皇岛日报社办公室调到广告部从事广告经营工作，先后担任内勤室经理、主任助理、公告资讯部副主任、公告资讯部主任等职务。2005年评为助理编辑职称，2012年评为编辑职称。从事广告经营一线工作16年来，该同志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紧紧围绕报社党委中心工作和业务经营指标，一方面狠抓自身素质的提高，一方面狠抓公关经营举措，一方面狠抓团队管理，三位一体创新进取，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所在部门、团队连年超额完成报社党委会下达的经营任务；公告资讯部自2012年4月成立以来，在报社党委和报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坚持以实现广告增收突破为重点目标，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充分分析把握市场动向，不断强化经营与策划创新，大力拓宽创收渠道，各项创收指标稳步推进，每年均提前超额完成全年任务指标。尤其是2016年，在全国纸媒广告市场环境极其严峻的情况下，更是逆势上扬，截至2016年4月，公告资讯部5个月完成广告收入301.4万元，完成全年任务指标的70.1%.2008年以来，连续多年被日报社评为先进个人，2013年被日报社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公告资讯部被秦皇岛市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办公室评为星级服务窗口；2014年被市委组织部授予嘉奖；2015年被市委宣传部评为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个人。

一、殚精竭虑，多措并举，强化增收

对于公告资讯部这样一个业务经营部门来说，完成报社党委下达的任务指标，实现广告经营业务增收是第一要务，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多年来，随着个人的不断成长和市场的不断变化，该同志始终牢牢把握增收的目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变应变，谋大局、谋战术、谋生存、谋发展、谋突破。

一是把握市场趋势，转变运营重点，努力实现结构性增收。由于市场原因，2015年招聘类广告收入比2014年同期下降近80%.该同志和同事及时监测到运行趋势并迅速研究决策，将广告增长重点放在了公告类广告上。通过科学调整价格方案，努力加强与老客户的沟通、深入挖掘新客户源，经常深入各单位现场办业务等一些列举措，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各类公告刊发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是找准服务定位，加强客户开发，努力实现突破性增收。该同志和所在部门同事始终把培育大客户、开发大客户、主攻大客户作为实现任务突破的着力点。每年年初，她们都要根据去年市场形势和今年经济趋势确定预期大客户名单，克服畏难情绪，树立信心，广开思路，深入研究市场，立足双赢的角度，与大客户共同分析市场形势、制定广告投入规划，获得了大客户的广泛支持和一致好评。经过不懈努力，她们有针对性地巩固和培育了房产、国土、电力等一批大客户，实现了广告大户数量与广告投放数额的双增长。

三是转变工作观念，推动灵活经营，努力实现精细化增收。在重点推进公告类广告和大客户经营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广告创收工作中，提倡转变观念、广开思路，不断深挖广告源，进一步开发各类不同的广告增收点。同时，根据广告类别、行业特性、客户强弱等综合情况，通过细分市场、全面开花来推进精耕细作，按照区别对待、合理定位、吸引客源、互利双赢的原则，根据不同时段、不同版位，及时调整价格体系，针对不同的客户推出不同的广告价位，满足了不同客户的需求，实现了各类广告的多方位增收。

二、务实创新，开拓进取，强化活力

市场大潮，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创新，在于永葆营销活力。创新来自于哪里？该同志的业务实践证明创新来自于个人综合素质支撑下的头脑风暴。

一是勇于探索，理论能力和政策水平不断提升。该同志十分注重政策理论和专业业务理论学习。多年以来，该同志始终注重认真学习党关于新闻宣传方面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新闻宣传和广告业务方面的政策规定、法律法规和执业规范。特别是近年来，针对专业职称考试、评定和提高的需要，该同志还认真学习了《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广告专业综合能力与法律法规》以及《广告专业实务》、《广告专业案例分析》、《广告专业实务》、《记者执业实用大全》、《编辑实务》等专业职称书籍，通过在实践中消化吸收，政策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理论水平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合日常工作实践，该同志还十分注重理论探索和理论升华，通过观察、总结和调查研究，撰写了多篇岗位专业理论文章，刊发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其中《从消费者心理入手增强广告吸引力》刊登在《新闻传播》上；所写的《浅析公务员创新能力及其提升方法》毕业论文受到导师的好评。

二是锐意进取，业务能力和履职水平不断提升。2006年初至2009年2月，该同志担任秦皇岛日报社广告部主任助理兼内勤接待室经理职务。在工作中，她兢兢业业，尽力做到了版面编辑设计新颖、生动美观；对待客户耐心细致、热情周到；审查手续认真详细、存档规范；广告刊发准确及时、符合要求。由于负责正版广告，同时兼职新周刊版面，加之其他工作，任务量较大。该同志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头绪多等困难，通过上门走访、散发传单、多方联谊、特刊策划、强化服务等多种有效举措，巩固了老客户、拓展了新业务，成效较为显著。2009年3月，单位整合了工作战略，秦皇岛日报社广告部与秦皇岛晚报社广告部合并成立报业传媒公司广告公司。因工作需要，该同志担任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主任助理职务，主要负责接待日报、晚报各类公告、招聘、中缝广告及日常声明上门客户接待、广告手续审查及存档、广告版面编辑安排与协调及部内组稿费核算等工作，工作内容和职责职能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晚报广告业务，加之客户群的改变，在最初开展工作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为此，她虚心向晚报广告部的老同志请教、学习经验方法，并辅以刻苦自学和业务实践锻炼，很快熟悉了情况、进入了角色，并迅速发挥了主任助理的参谋助手和辅助带动作用。在她与部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广告经营管理中心2009至2011年度连创佳绩，均超额完成了各项年度任务指标。

三是点石成金，策划能力和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几年来，该同志主笔或参与起草、参与策划或主持运作了《 "旅游地带"专版》、《秦皇岛日报战略合作伙伴计划宣传文案》、《增设房地产 、电器类广告专版计划》、《"秦皇岛日报·广告猜猜送"策划方案》、金融保险座谈会、"五一"特刊广告、"年度百姓期待楼盘"展示、"三双教育和提、创、展、促"形象展示、"百姓喜爱轿车评选展示"、"喜迎十七大、展示新成就"祝贺广告、《秦皇岛日报广告部关于开展业务竞赛活动的实施方案》、《良机一举三得、财源八方广进·诚征"城乡和谐手牵手，爱心无限在六一"大型义卖义演活动独家冠名单位策划文案》、《"黄金周·秦皇岛消费金手指"策划方案》、《招聘专版策划方案》、《中缝广告策划》等一系列文案、策划及具体活动，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受到报社有关领导好评。

三、规范制度，严格奖惩，强化管理

她深深知道，除了深挖市场这个聚宝盆外，作为一名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懂得向服务要效益、向管理向效益这个道理并在日常工作中深抓、狠抓、细抓。几年来，她所在的部门从内部管理入手，进一步细化责任制，完善考核、奖惩制度，细化岗位责任，指标分解到人，先后完善和制定了《岗位职责》、《年度工资奖惩制度》、《日常管理制度》、《广告刊发程序》、《稿费管理办法》、《广告合同管理规定》、《编审差错追究制度》等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组织开展了规范公车管理、"比微笑、比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增强了员工的自身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员工的工作效能，提高了员工主动想市场、开拓市场的意识和能力，为广告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永远向前看是她们团队的座右铭。放眼广告市场，营销主体日趋扩大，传媒载体日趋丰富，价格战、创意战、公关战、人才战……此起彼伏、大浪淘沙。下一步，她们将在既有基础上，深化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进一步提升主流媒体的硬实力，采取同等实力正面战、不同等实力非对称战等战略战术，创意介质、巩固客户、开拓市场、优化阵地，力争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二）李庆伟同志事迹材料

笔墨随时代 含情写大潮

李庆伟，男，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中级职称。1975年4月12日生，籍贯河北省滦县。1998年12月进入秦皇岛日报社工作。先后在秦皇岛晚报体育部任记者、编辑，晚报总编室任记者、编辑，2005年担任晚报总编室副主任，2008年11月任晚报体育部牵头副主任，2009年1月任晚报总编辑室主任，2015年11月任晚报编委。2008年秦皇岛地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2009获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称号，2010年、2012年连续两届被市委宣传部、市记协评为秦皇岛市十佳编辑，2010年、2011年、2012年连续三年被报社评为先进工作者，2013年被评为全市十佳青年。

一、坚持学习 努力提高政治业务素质

该同志政治成熟，立场坚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实践，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原则，关注民生，通达民意，在发挥晚报舆论引导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一是积极参加政治理论学习。该同志自觉学习政治理论知识，积极参加报社和晚报党支部组织的各项主题教育活动，努力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二是积极学习新闻专业知识。该同志在工作中注重学习新闻采编业务知识，博览群书，不断提高新闻采编业务水平。三是认真研究新闻采编理论，探索新的报道方式。该同志注重新闻业务理论的研究探讨，多次发表在业内有影响的理论文章，论文《刍议新周刊的文化担当》与《微博时代的传统媒体应对策略》分别在《中国地市报人》上发表。同时还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使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成熟。

二、创新实践 努力提高新闻引导水平

一是把好政治关口，坚持正确导向。负责晚报新闻版面的工作，必须时刻保持敏锐的政治头脑，把好政治关是首要任务。每年的全国两会、全市两会都是报道的重点，政治责任重大，该同志带领相关同志圆满地完成了每年的两会报道任务。二是坚持新闻改革，打造新闻精品。在工作十余年中，该同志获得国家、省、市级好新闻奖上百篇。其中《一份提案折射政府形象》获2002年度中国晚报新闻奖一等奖，《"观鸟的麦加"在遭蚕食》获2002年度中国晚报新闻奖二等奖，《董家口长城遭遇"骨裂"》获2007年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二等奖，《痛哉，如此造星谁堪承受》获2009年河北新闻奖二等奖，《董先生挑战云南旅游潜规则》获河北新闻奖二等奖，《为孤儿井建个档案，好吗》获河北新闻奖二等奖，《谁在糟蹋我们的金字招牌？》获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2009年赵超构新闻奖一等奖，2005年在全省11家地市报评比中《秦皇岛晚报》获得版式一等奖。三是善于新闻策划，体现独特匠心。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该同志和第一线的记者全方位地沟通，靠前指挥，强调编辑要入主新闻、参与新闻，发挥参谋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把握稿件和处理稿件。近年该同志先后参与了一系列策划报道，采访前积极为记者出点子，之后对稿件精心编辑，强势推出。他参与策划了 "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报道"、"奥运火炬传递报道"、2000年到2012年四次奥运会报道、建国60周年系列报道、汶川大地震报道、每年的暑期报道等大型战役性报道。

三、关注民生、努力提升晚报服务功能

一是关注百姓冷暖，帮助困难群众。2011年卖姜难的问题让抚宁姜农一筹莫展，对此该同志十分重视，并与相关采访部的主任、记者一起研究报道方案，并为首篇稿子《丰收的生姜很愁人》配发言论。之后他与相关记者一起策划，实心实意地帮助姜农解决问题：带领晚报的编采人员率先团购生姜；联系城管、市场、超市、商务、交警等部门，为姜农进城卖姜开通"绿色通道";联合读者俱乐部组织读者团购……一时间，港城掀起了购买"爱心姜"的热潮。"爱心姜"成了港城家喻户晓的新闻字眼，更吸引了河北日报、新华社等上级媒体记者前来报道。之后晚报又刊发《帮姜农，大家再加把劲》等稿件，继续为姜农卖姜的事奔波、呼吁。在多方努力下，滞销生姜不仅销到了国内各地，还销到了韩国、日本等国，上亿斤生姜三个多月后终于售罄。二是体现基层亮点，做大晚报品牌。该同志一直认为活动是晚报与读者沟通、扩大在读者中影响的主要方式， 他参与策划的两个品牌活动"时尚老妈评选"与"社区春晚"已成为港城人的最爱。2008年3月，晚报与中央电视台《非常6+1》栏目组合作举行《非常6+1》的选手选拔活动。该同志积极筹划，从设计活动广告、联系冠名商，到组织报名工作、策划新闻报道，逐一精心谋划，最后共有340多人报名参加选拔活动，在港城掀起了追逐艺术的大潮。

四、严于律己，尽职履责保持报人本色

该同志在日常工作中，坚持新闻原则，恪守新闻纪律，杜绝虚假新闻，拒绝有偿新闻，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一是清正廉洁、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该同志严格遵守新闻出版纪律，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二是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作风优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华章。该同志忠诚热爱党的新闻事业，工作中经常加班加点，不知放弃了多少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该同志连续十几年值夜班，三十几岁的年龄，却华发早生，但他无怨无悔，被誉为报业"老黄牛".

（三）司玉明同志事迹材料

（右二）

司玉明，男，汉族，1972年7月12日出生，1997年从兰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到秦皇岛日报社工作，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职称，先后担任日报农村部、经济部、总编室主任，现任日报编委。

作为一名党报新闻工作者，多年来，司玉明同志拥护党的领导，严守党的纪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遵守社会主义新闻路线，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因为热爱，从而富有激情；因为爱岗，从而额外敬业。司玉明同志在记者岗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乐在其中，走遍了全市所有乡镇，走遍了全市多数村庄，采写了大量富有新闻性、思想性、指导性的稿件。在编辑岗位，长期上夜班，乐于做嫁衣，乐于奉献，精心编辑每篇稿件，精心编排每个版面，报纸质量有所提升，版面安排有所创新。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深深体会到，要把工作干好，干得出色，必须要提高工作能力，端正工作态度。而做到这些，首要的是加强学习、加强个人修养。多年来，司玉明同志注重加强个人的党性修养，提高自己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坚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加强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学习，为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打下坚实思想理论基础。同时，认真撰写《工作日志》，注重调查研究，加强知识、素材、阅历、思想的积累，加强理论与新闻实践的结合。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以全面提高自身政治素质来指导自己的新闻实践，努力使自己成为政治、道德、业务过硬的新闻工作者。在报社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业务能力，加强组织策划，努力增强报纸的时代性、指导性、思想性、可读性，为建设沿海强市、美丽港城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自担任日报编委以来，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司玉明同志加强和编辑、记者各部室的协调、合作，先后组织策划了多次主题宣传报道，全面反映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以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亮点、新成就、新经验。如近两年来，策划《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奋发作为、协同发展》大讨论系列报道，精心做好全市各地各级各部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的宣传报道工作。开设《开展"三严三实"主题教育 建设沿海强市美丽港城》专栏，以消息、通讯、图片、评论、理论文章等形式，全方位做好全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情况的宣传报道工作。同时，先后组织策划《创城在路上 文明在路上》《行进秦皇岛 精彩故事——走基层看民生看改革看发展》《我来创业 为城创富 秦皇岛民营经济发展故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秦皇岛在行动》《精准脱贫 我们在行动》等主题宣传系列报道，对全市的重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亮点、民生改善及"三农"工作等进行全方位报道。

司玉明同志团结同志，诚实宽厚，平易近人，助人为乐。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他明明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在单位同事和广大读者、通讯员中树立了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在恪守职业道德、遵纪守法、清正廉洁、抵制和纠正虚假报道方面作出表率，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大家不要做的自己首先坚决不做。同时，加强对其他记者、编辑的业务指导，和全体人员一起，在工作中加强创新，提高新闻报道质量，并和大家一起同心协心打造文明部室、节约型部室，给大家创造宽松而又紧张的工作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全部室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多年来，司玉明同志积极对照上级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路线，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在工作中做到以身作则，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杜绝不正之风的发生。没有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没有收受他人物品、现金、礼金等，没有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没有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和健身活动，没有公车私用。

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司玉明同志加强自我修养，明明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坚持学法、用法、守法，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更高更严的要求，带头践行廉洁自律规范，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使廉洁自律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决抵制和纠正虚假报道、低俗报道，树立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树立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同时，司玉明同志在工作中踏实、务实，加强业务研究和创新，坚持新闻报道突出新闻价值，突出重大主题，突出以人为本，突出关注民生。潜心研究新闻标题、新闻导语、版面编排等方面的业务知识，提倡"短、实、新",版面信息量增大，并在标题上力求简洁、准确、生动。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改文风活动，要求记者说真话、写实情，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提升了报道的可读性、吸引力。

因工作突出，司玉明同志先后获得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劳动模范、市"十佳记者"、市"十佳编辑"、省首届"德业双优"新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四）孙强同志事迹材料

牢记使命  敢于担当  为秦皇岛报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孙强、男、汉族，1969年11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职称，1989年3月参加入伍，1999年6月转业到秦皇岛日报社工作，历任秦皇岛日报社物管员、副科级纪检员、正科级纪检员、纪检监察室主任、党办主任、行政办主任（兼党办主任）、报业传媒公司副总经理兼日报发行部主任，现任社长助理、咱爸咱妈周报总经理兼广告发行部主任。该同志自分管日报发行以来，日报连续两年同比增长4%,累计增收近160万元。目前秦皇岛日报期发量为3440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截止5月25日《咱爸咱妈周报》实现收入90万元，接近党委提出的时间过半经营任务过半要求，其中周报自费订户已经超万户，是报社各周刊自费订阅的最高数额。

一、响应党委号召，积极投身报业经营创收工作之中。

随着新媒体异军突起，报社纸媒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自2013年起，报纸广告收入呈断崖式下滑，我社经营压力巨大，为此，报社党委提出小机关大经营的工作号召，加大经营部门的人力投入。2014年8月份该同志主动要求奔赴经营一线，经报社党委会研究任报业传媒公司副总经理兼日报发行部主任。主要负责秦皇岛日报发行工作。报纸发行工作是报业发展的命脉，秦皇岛日报是市委机关报，报纸发行数量多少不仅关系到日报经营，更是关系到市委政府权威声音的贯彻落实。做好日报发行工作，对巩固市委机关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建设沿海强市、美丽港城，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该同志积极向报社党委，向市委宣传部请示汇报，加强县区和各大工委的沟通联络，本着发行工作需要，又量力而行的原则，调整了各单位2016年日报征订数额，提升了日报发行的完成率。

二、牢记责任使命，全力推进日报发行和周报经营工作

该同志长年在机关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社会人脉。该同志带着感情开展工作，借助熟人帮助，积极走访全市各县区、工委、各大国有企业党委宣传部、走访各大院校、街道办事处、驻秦部队，与他们拉感情交朋友，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征订秦皇岛日报。特别是2015年11月份，连续刊发了10个发行部自己设计的日报发行形象广告，从讲政治的高度推进党报征订工作。同时，采用年底各县区日报征订量化排名，在日报重要位置公示的办法，有效督导了日报征订工作。另外他们深入分析总结发行工作经验，密切联系全市各大宾馆酒店，各景区，开展暑期订报和零售工作。与此同时，该同志带领周报团队深入开展《咱爸咱妈周报》的经营工作。《咱爸咱妈周报》是日报2015年7月创刊周刊，主要针对全市老年群体，该周报是秦皇岛日报社深化新闻经营改革，促进报业多元发展的试验田。该同志负责经营后，以提升报纸受众率为重点，积极与涉老部门联系，推广发行周报。比如市老干部局、市老龄委、市老年学会，各县区宣传部、老干部局、文化局等部门，以及社区、高校离退休人员聚集场所，都有他的身影。该同志调动社会力量，组织开展活动创收。先后组织开展了百位老人包百味饺子比赛、相亲会、老年歌曲邀请赛、少儿书画展等活动提升周报的影响，采用联合办报的形式与商家共同开展经营促销活动。该同志用很短的时间将周报自办发行突破1万份，《咱爸咱妈周报》深受广大中老年读者喜爱，周报发展前景看好。

三、强化业务学习，努力提升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该同志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内条例法规和报社党委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该同志根据自身工作需要，广泛阅读报刊发行、报业经营管理方面刊物，从中汲取新形势下党报发行和报业管理经验，努力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该同志严于律己，在经营工作中主动做到用制度管人，按章办事，依法经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自觉做到严格自律，严守底线，不碰高压线，努力保持和发扬报社党员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同时，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加强部门人员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学习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

（五）王晓鼎同志事迹材料

该同志在报社物管中心工作，97年至04年从事电工岗位工作；04年至今一直从事从事水、电、暖、维修的管理工作。

一、爱岗敬业

由于该同志工作的特殊性，十几年来不管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手机一天24小时都保持开机， 不管节假日或深夜一旦发生一些意料外的故障，在接到值班人员的通知后，该同志都会尽快赶到想办法尽快解决，因为中央空调、供水、供电、电梯、印刷机等设备一旦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报社整体运转甚至瘫痪。

二、团结友善

任何工作都是靠物管中心这个团队来完成的，团队的团结性决定着工作效率、质量。建立起一个团结的团队不是朝夕之间的事，也不是靠开会强调就能建立起来的，该同志所做的就是把部室的同事当作自己的手足一样爱护，真心把大家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对待，真心一定能换得真心，用时间、真心去慢慢感化每个人，该同志可以自豪的说物管中心是最团结的部室。

三、廉洁自律

该同志一直用"己予不为勿施于人"这句话作为做事做人的标准，对贪腐深恶痛绝，并且深刻认识贪腐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在反对贪腐的同时强化个人宗旨意识，抵御金钱诱惑确保廉洁奉公。

四、业务精良

该同志从事本职工作已经快二十年了，在工作期间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故障，其实排除各种各样的故障是学习、积累经验宝贵机会，长期从事本职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技术知识，熟悉工作的每个细节。

五、务实创新

在长期的工作中结合实际情况，对部供电线路进行改造节能降耗，采取的节电措施：（1）、对排风及照明面积较大的线路加装了定时装置，使管理更加方便有序，并且起到了节约能源的效果。例如：车库排风加装了定时装置后由原来的年耗电1.9万KW降至0.16万KW,年节约耗电1.7万KW.（2）、加强中央空调制冷期间的管理及巡查工作。中央空调是报社耗电量最大的设备，其耗电量占报社总耗电量的近一半，因此对中央空调加强管理其意义最重要且效果最明显。例如：报业大厦7月的总耗电量为27.9万KW,在加强巡查及管理后（巡查间隔由2小时/次加强到1小时/次）8月总耗电量降至24.6万KW,月节约耗电3.3万KW（中央空调制冷期间）。

（六）王自堂同志先进事迹

（左二）

王自堂，共产党员，印务公司副经理。本人自参加工作以来，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本职，热爱本职工作，恪尽职守，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诚恳待人，团结协作，主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曾多次被评为先进。该同志处处以实际行动在学习和实践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的重要思想。团结同事努力拼搏，锐意进取，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深受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其主要事迹如下：

一、加强车间全体职工的思想教育，认真学习贯彻总公司的各项生产方针，路线，积极加强职工理论学习和专业业务知识学习。

对新招来的轮转车间职工通过新老互带和对一些在岗职工的岗位技能培训，使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车间的生产工艺流程，操作规程，设备性能，使其能正常操作轮转印刷机。

二、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对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和维护，保证设备的完好率，为党报党刊和外活代印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年中根据春秋季节温度的变化和设备的特殊性，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休息时间组织人员，二次对车间设备进行大的调试和维护保养，具体到设备的机械传动、水、电、气、尘、油，每一处都认真检查调试，认真查找问题，自己动手本地解决，大故障及时请教厂家和兄弟报社远程指导，一年多次出现的故障都能及时解决，无论是装置检修还是事故抢修，车间员工从不跟领导讲条件，招之即来，不计得失。职工积极性有效调动，凝聚力不断增强，使全车间形成了一个"人人干好本职工作，维护车间整体形象"的良好局面，也确保了全年工作任务顺利的完成。

三、严格落实5S管理，克服各种困难，确保全年安全生产，印刷质量稳中有升。

2015年是我社经营办报比较困难的一年，同时也是印务公司轮转车间承受压力和考验的一年，针对人员流动频繁，思想浮动，设备老化等困难和问题，及时制定各种预案和办法，不定期召开机长骨干工作会议，进行安全生产分析，两次对车间安全生产劳动纪律进行整顿，作出详细规定，并严格落实，对重要部分、重要环节常抓不懈，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在河北省报纸印刷质量评比中，《秦皇岛日报》《秦皇岛晚报》均获优质奖。

四、工作中严格自律，率先垂范。

新闻类职称论文篇8

首先是因为生活类报纸自身问题影响了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政治边缘化，导向情绪化。

生活类报纸，经常被人称为“小报”。对这种称谓，生活类报纸的同仁们颇不以为然，因为与很多“大报”相比，多数生活类报纸版数多，发行量大，影响面广，经济效益好，何“小”之有？

但现实是，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与政府的重要会议，仍然只通知党报、电台与电视台三家媒体参加，而生活类报纸则基本被打入另册。对这种待遇，许多生活类报纸非常不满，抱怨党委与政府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僵化，其实，僵化的成分是有的，但也有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家对生活类报纸不放心――政治上不够成熟。

生活类报纸也许有诸多优势，但是政治上不成熟却是其致命的难以回避的隐痛。以赢利为目的办报，面对激烈的竞争，决定了一些生活类报纸从一起步就开始浮躁：搭起个班子就办报纸，一边仓促扩版一边低标准地招人;一方面激情澎湃，为老百姓进行了大量的鼓与呼，另一方面又漏洞百出，给党委与政府惹了不少“麻烦”。

政治上不成熟的主要表现：其一，理论素养较弱。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不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如何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其二，政策水平较低。政策是政治的体现。不懂党的方针政策，不懂国家法律法规，如何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其三，结合意识较差。党和政府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党和政府满意与人民满意是一致的，上下文章要结合起来做，而不是脱节。

政治上不成熟还有一大表现，就是极不稳定，一蒙一蒙的，好的时候很好，一些主旋律的东西，报的比党报还多还正，差的时候又很差，中央大事，可以只字不提。

2、定位陈旧化，队伍民工化。

生活类报纸原有的定位是什么呢？“老三件”：批评、故事加娱乐― ―以批评为主的社会新闻，以服务为主的生活新闻，以明星为主的娱乐新闻。这些东西在创刊初期，作为党报的补充的时候，自然挺新鲜，但老是如此就不行了。这在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生活类报纸版数越来越多，率先进入厚报时代。但由于扩版只是社会新闻数量上的堆积，“新闻盛宴”就变成了“新闻剩菜”。

生活类报纸采编队伍的民工特征非常明显：受歧视；流动性强；没有稳定感；考核压力大；快节奏工作；自身素质也有问题（不少人只会写连民工都能写的稿子）。

3、内容庸俗化，形式虚拟化。

有人这样评价生活类报纸:火了新闻，冷了报纸；多了文章，少了文化。在许多文章中，“崇高被解构，正经被嘲笑，激情、专业、思想等都是一种表层的瘙痒和充满商品性的炒作、包装”。新闻娱乐化，是诸多生活类报纸的一大特色，在这里没有什么严肃可言，再严肃的题材，也敢娱乐化甚至妖魔化。于是，可读有了，可信没有了。不用说政治导向，基本的道德教化作用也起不到。

“四大公害”严重存在。上面说的是低俗，虚假也很严重，2004年的十大假新闻，在多数生活类报纸上出现过。一条新闻见报，需要“三关”过滤：一是是否真实，二是是否善意，三是是否重要，而生活类报纸许多新闻都难过这“三关”。

4、体制模糊化，管理粗放化。

生活类报纸老的疲塌，新的功利，关键在于体制上不伦不类，市场化运作，机关化管理。

生活类报纸要全面提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受众的需求在变化。主要表现在：竞争压力促使其求知意识强化；民主气氛促使其关注社会深层；素质提高促使其挑剔新闻质量；多元传播促使其自主选择渠道；生活改善促使其享受休闲服务；全球一体促使其关心国际大事。

生活类报纸怎么样全面提升

1、提升员工的素质

第一是做人。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博士生毕业，文字应该不成问题，问题是理论修养、政策水平、社会阅历、阶级感情。生活类报纸要防止浮躁与功利，把记者当民工不行。第二是做职业人。要讲究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做记者社会责任感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生活类报纸市场化程度高，承担经济指标重，但必须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那就是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因为我们是党和国家所办报纸，挣钱绝不是第一位的。第三是做讲政治的职业人。第四是做讲政治又业务精的职业人。

2、提升报纸的品位

要让我们的报纸更理性，更有品位，严防低俗之风。报纸品位低下，让人不敢拿回家看，这是总编辑的耻辱。

要唱响主旋律。唱响主旋律是主流媒体定位的基本标志，因为主旋律就是社会生活的主导或主流旋律，是支撑一个媒体成为主流媒体的主要或基本的构件；一个媒体如果没有主旋律的内容或主旋律的内容不够鲜明，就不能妄称主流媒体，就像没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实力，就不能算是主力部队一样。

要参与重大题材的报道，把握住机会，显示出水平。

要搞好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重点要放在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不良社会现象和反面典型上，谨防四面出击、有闻必录。揭露的现象是消极的，起到的作用须是积极的。

3、提升做新闻的水平

过去是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现在则是“人有我全，人全我深”。独家新闻很难，但独家的认识、独家的表现是可以做到的。

其一，做新闻，当有人本意识：要用人能看懂的词句，写人愿意看的事情，服务于人，有益于人。

其二，做新闻，当有辩证意识：要看到联系，看到变化，力戒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切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用辩证意识指导做新闻，一是要解决采编作风问题，调查扎实，事实弄清楚了，减少偏差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二是必须掌握辩证思维方法，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把握好度，学会从偶然中发现必然。要做到这两点，学习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从教训中感悟，而我们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

其三，做新闻，当有职业意识：要以此为荣，乐此不倦，别再想当官发财，不能怕吃苦受累。现在我们队伍当中缺乏职业意识的人太多了。不少同志，业余做新闻，或者刚“转正”时，是有这种职业意识的，甚至还非常强烈，只要能写稿子，只要稿子能见报，辛苦不要紧，报酬无所谓，真是有理想，有干劲。然而时日一长，便淡忘了，或者异化了。当今，浮躁、功利、懒散这三大弊病，正严重侵害着我们的队伍。

此外，生活类报纸的全面提升，还包括经营水平、社会活动、文化建设等方面。

齐鲁晚报提升的认识与实践

齐鲁晚报对这个问题见识早，行动快，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定经验。这与我们创刊时间较长有关，也与我们作为省委机关报子报的地位有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报纸要有大报风范，记者要有大家风度。

1、理念：

――“三品提升”战略：提升晚报品牌，提升报纸质量，提升员工素质。

――“三高”目标：以高素质的采编队伍，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产品，满足读者高品位的需求。

――办报要求“三重”：稳重，即保持常态，不大起大落；厚重，即有文化，有内涵，不轻佻，不飘浮；慎重，即谨慎从事，不盲目冲动。

――坚持“三人”原则：一是人本主义，即整个采编工作，要尊重读者，了解读者，服务读者，以读者为根本，为核心，为目的；二是人文特色，即报纸主要内容，要有文化，有知识，有品位，能使读者长见识，养心性，提素质；三是人道基调，即全部报道的基调，是理性的，建设性的，善意的，怀好意的，有益于人心向善，有利于人际和谐。

最后统一为一句话：“打造新闻精品超市，满足读者高尚需求，”

2、措施：

――抓学习。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三贴近”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不是作为负担，而是当成自我提升的机会。鼓励做学习型记者，开展业务论文大赛，强制读书，每年报销500元购书费用等。开展“三贴近新闻大赛”，“现场新闻大赛”，“民生新闻大赛”等。

――抓监督。设督察考评部。出台《完全分数考核办法》，涵盖任何岗位，涉及任何环节，处罚任何差错。建立个人考评档案，与年终评先进挂钩。

――调报纸。整体上增强理性、建设性。增加时政要闻，包括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大事一定要大报，今年全国“两会”，《齐鲁晚报》一共做出30个专版，数量居山东各报之首。改造娱乐新闻，第一要真实，第二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第三要有正确的导向性。要增强判断力，有所取舍。

――抓文化建设。加强文化建设，“铁打的媒体，流水的记者”不行。更不能把新闻职业当成民工或“吃青春饭”的职业。据2003年的一项调查，美国新闻从业人员，35岁以下的占33.7%，35岁至55岁占56.2%，55岁以上的占10.1%。

――抓体制完善。要改革完善体制，我们的体制不利于提升。体制制造了有些新闻媒体的“分裂人格”：一方面在新闻上弘扬主旋律，一方面虚假广告；一方面评议社会，一方面放纵自己。不同版面，不同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魔鬼与天使）。

新闻类职称论文篇9

关键词： 新闻学 专业教师 实习

新闻教育改革已讨论多年，有关“新闻教育向何处去”主题的文章也不少，但现状却是新闻教育改革依然停滞不前。原因何在？新闻院校没能区别对待改革内容，这是原因之一。新闻教育存在大量问题是有目共睹的，有些问题虽暂时不能解决，但有些问题目前是完全可以着手解决的，比如改革培养方案、改革教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等。笔者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认为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地方类新闻院校，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目前新闻学专业教师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课堂的尴尬境地，让他们走向社会，到媒体实习。

一、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尴尬境地。

笔者对安徽省13所地方高校新闻学专业教师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新闻学专业教师①共有51位，其中3位教师有过媒体从业经历，而更多的教师只是按照培养要求在媒体实习过，这占所有教师的63%，更让人惊讶的是近3成的老师从来没有在媒体实习过。而这些教师都是目前地方高校的中流砥柱，他们的能力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质量。以上这些问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新闻学专业的发展后劲不足，尤其是地方高校的新闻学。

以上的调查能清楚地解释为何国内新闻学专业一线教师备受诟病，主要是“理论”多于“实践”的问题，如果说教授新闻传播理论等课程的教师缺少实践还说得过去，那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经营管理的老师如果没有新闻实践经历就非常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而现实偏偏如此。从未有过实践经历的学生可以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从未有过新闻实践的老师也可以从讲师一路晋升为教授。这其中的尴尬与新闻学专业的学科定位不无关系：到底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理论型还是技能型？这一尴尬折射到新闻教学上则表现为：教学生采写的老师从未采写过新闻，教学生报编的老师从未编排过一张报纸，教学生制作电视节目的从未制作过一期真正的电视节目。以这样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就难怪用人单位不要，社会不满。

原本这一问题可以很容易解决，即可以从媒体中招聘那些媒体从业经验丰富的人才来高校任教。但现实情况却是高校的自身原因阻碍了这一路径。其一，高校的人事制度严重阻碍了媒体人向专业教师的转变。其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新闻教育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新设专业点的师资力量明显不足，而优秀的有着丰富的媒体从业经历的媒体人毕竟是少数，客观上不能满足高校需求。其三，高等教育工作较为平淡，它不如媒体行业那样丰富多彩。在薪资收入上，高等院校教师的收入与职称直接挂钩，而在媒体行业中则是多劳多得，以能力论价，这导致一部分媒体精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从事教育工作。其四，新闻院校与媒体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良性的、有效的互动与交流关系。新闻院校与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可以方便今后学生实习，而新闻院校却没能充分利用媒体的有效资源。

如此就形成这样一个尴尬境地：有经验的媒体人不愿来或不易来，而那些理论多于实践的教师就成为新闻教育的主力军，最终导致具有较强实践性质的专业变成理论学习，而且几乎全国一律，新闻教育也因此而走进窄胡同。

二、到媒体中实习：实现从实践到教学的跨越。

既然新闻教育走进了窄胡同，那我们就要寻求解决之道。根据现状：很多新闻专业在地方院校并未独立成为院系，只是依靠在文学、教育等院系之下，地方院校在政策、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自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倾斜，毕竟高校还有其他的新专业需要发展。以笔者所在学院为例，新闻学只是文学院下设的四个专业中的一个。因为文学院在该校属于老牌专业，无论是高级职称还是中级职称都已经超出学校所给指标，所以学校不再给文学院分配职称指标。同时，由于文学院的在职教师超编，学校也不再给文学院分配进人指标。这就导致新专业的新闻学教师没有职称，师生比严重不达标。另外，在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分配更是如此。

基于以上的分析，地方院校的新闻学专业要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发展起来，教师不提高自身水平和能力，则新闻学专业必然走向死胡同。因此让新闻专业教师到媒体单位实习就变得非常有现实意义。

让新闻学专业教师到媒体实习，一方面可以为媒体人不能或不愿进入高校教学纾困。毕竟媒体的工作方式和高校不同，采、写、编出色的媒体人不一定能够适应高校教学、科研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以让教师了解媒体，熟悉其发展动态、方向和脉络，不断从媒体中汲取营养，并用实践检验理论，将实践转化成理论，最终为教学、科研提供第一手研究资料。纵观西方的新闻类院校的教师，他们愿意跟媒体打交道。如写成《做新闻》这一新闻学名著的盖伊·塔奇曼就曾长时间地到不同媒体实践，观察媒体。

以往的实习都是针对在校学生的，他们必须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而实习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科研，并没有强制性的规模让新闻专业教师媒体实习，因此，教师到媒体实习与学生实习不一样，必须重新设计。

教师能否到媒体实习受制于四个因素：一是实习单位的联系与选择；二是实习的时期与长度；三是教师实习产生的费用如何解决；四是教师实习的态度、意愿与效果。

就各新闻院系的情况来看，这四方面的问题都有解决之途径。地方高校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新闻学专业多属于新设专业，各院校新闻学专业教师数量较少，且这些教师多数刚从高校毕业，年纪较轻，家庭负担也相对较轻。这意味着各院系的财政负担和动员压力就较轻。个别有较多教师的新闻院校可以采用分批实习的办法，以分散压力。

首先，教师应该到什么样的媒体实习？他们实习的媒体与学生是否相同？平媒、新兴媒体，如何选择？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这是教师到媒体实习要考虑到的问题。无论从教学层面来说，还是从科学研究层面来讲，教师到媒体实习应该与学生有所区别，第一应比学生实习的媒体层次要高；第二应比学生实习的范围要广，平媒、新兴媒体等都应该接触；第三实习的形式可以多样，可以是集中实习，也可以是挂职，甚至可以是直接参与。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教师有大量在媒体行业的同学、师兄弟，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网，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甚至可以利用与媒体合作的形式实习。教师可以在媒体中以兼职的身份出现，为媒体服务。

其次，教师到媒体实习的时间可以安排在假期，每次一个月左右。这样既可以保证实习的集中性，又可以保证实习的质量和效果，还可以分担各新闻院系的负担。实习时，同样要为老师建立实习评价机制，保证教师的实习效果，达到实习目的。在实习单位，非业务型的教师还应参与到媒体的各个部门工作中，熟悉整个媒体工作的流程；而业务性的教师则应该参与到采编播第一线，为今后的教学注入活力和新鲜血液。

再次是财力问题，其解决之道有二。其一，在各高校中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业务经费和专业建设经费。业务费一般包括教师参加学术会议、课题调研、教研、教学活动等产生的部分费用；专业建设费笼统地说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与教学运转直接相关的费用，一般包括办公费、资料费、数据采集费、差旅费、会议费、专家咨询费等。新闻学专业教师到媒体实习的目的是熟悉媒体，从而在教学和科研能力上有所提升，因此，教师的实习费用可以从业务经费和专业建设经费中支出一部分。其二，各高校每年都有各种类别的科研和教研项目，这些项目会获得资金的支持，新闻专业教师在申报项目时可以有意识地向媒体方向靠拢。项目申报成功，需要调研同样可以为教师去媒体实习提供财力支持。当然，教师实习过程产生的费用，业务经费、专业建设经费中所占比例应较高，而教师的研究项目资金支出应占较小比例。

最后是教师的态度和意愿。教师愿不愿意到媒体实习，取决于其对媒体实习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因此，各新闻院系领导一是要充分发挥领导带头作用，积极动员；二是要适当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为教师实习解决财力上的压力，将实习纳入教师考核体系中。各院系还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将教师实习常态化、特色化。

教师到媒体实习一方面熟悉了媒体，另一方面解决了教学中单腿走路的问题，最后还为科研提供了第一手研究资料。教师到媒体实习是新闻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实施起来较简单，但较为紧迫和必要，让新闻教育改革从老师做起。

注释：

①在此所指的专业教师是指那些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学习新闻学、传播学等相关专业的教师，而非是教授与新闻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师.

参考文献：

[1]吴廷俊.问题与成绩同行：1978—2008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研究[J].新闻大学，2009（02）：33-42.

[2]郑晓华，杜鹃.安徽地方本科高校新闻教育现状及困境[J].滁州学院学报，2011，8：88-91.

新闻类职称论文篇10

[摘要]：本文通过对知名新闻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的个案研究，考察了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并尝试用“学者型记者”的概念进行概括： 一方面，它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共性，例如自主意识、服务公众、注重事实等；同时又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某些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特定面向，诸如在媒体功能 上强调以“理解”推进对复杂中国社会的认知来“服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以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也不认同于 以“舆论监督”名义出现的“批评报道”；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从而与关注事件、人物、行 动为中心的一般新闻报道理念形成区分。本文认为，“学者型记者”代表着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出现是从业者职业独立意识的体现， 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新时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一、关注“被扭曲或忽略”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已经构成了近年中国新闻改革研 究的关键议题之一。在一项题为《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献中，学者陆晔和潘忠党（2002）指 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当今中国新闻改革中是以“碎片”和“局域”的方式呈现（in a fragmented and localized form）的。具体包括如下特征：其一，就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而言，话语建构被限定在新闻业务领域，且在不同语境中共同被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 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与之相对，专业主义的其他内涵，尤其是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 分，在建构过程中或被扭曲或被忽略，且专业主义话语也不被允许用来整合专业社区、确立独立专业人格。其二，专业主义的“普适性”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 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

这一研究结论能够帮助我们总体把握、理解中国大陆新 闻业专业主义建构的特征，但如果深入到新闻改革的局部、特定的媒介组织进行观察，会发现：那“被扭曲或者忽略”的专业主义成分恰恰可能构成了从业者话语实 践中最为着力的部分。以本研究关注的《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三联”）的工作理论为例，恰是着眼于对媒体功能、记者角色以及职业认同，来表述或规范新 的操作技能或专业手段。

就专业主义建构的“中国特色”而言，不少论者大多都承认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是当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重要 底色（陆晔、潘忠党，2002；李金铨，2010；童静荣，2006等），并且将这种传统在新闻业的体现回溯到近代政治报刊的出现，尤其是张季鸾时代的 《大公报》。芮必峰（2010）甚至认为，历史产生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既不构成“描述”也不构成“规范”，毋宁说一种带有“英雄情结”的 “参与”精神构成了从业者职业理念的主旋律，并将之解释为文化传统中与“士文化”密切相连的“侠文化”，断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 期里还是”。确切与否暂不置论，可争辩的是，这一思维路径与它批评的对象一样，也是总体层面的判断；而就具体实践也可以观察到，至少在新闻改革的某些地 带，新闻从业者已经有意识地在反思所谓的“中国特色”，无论在理念还是操作层面，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启蒙传统（或者说“侠文化”精神）表现出了一定 的疏离感。有从业者就明确指出，记者不是“独行侠”（张志安，2007:286-299）。

我们选择“三联”这份在中国新闻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新闻周刊作为观察对象，主要试图探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如果说某些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曾经较为系统、清晰、明确地表达过“新闻专业主义”，那么，它的内涵 是什么？它就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吗？其二，这一话语实践中有所谓的“中国特色”吗？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那种入世和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如何与特定的 新闻实践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是上述研究的延续和对话，因而我们也尝试评估这一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试图 用“学者型记者”来概括以“三联”为代表的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学者型记者”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在中国新闻教科书以及某些记者指南手册之类的 语境中，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类似的“专家型学者”）经常被作为一种对记者类型的划分和职业发展的规划，指记者基于长期对某个行业或领域的报道经验而积累下 丰富的识见，从而超越了一般从业者。与这种使用不同，“学者型记者”在本文中是中国语境下一种新闻专业主义职业认同的特定类型，涉及三个方面的表述：即新 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陆晔、潘忠党，2002：20）。换言之，借助这个构词法上的偏正组合，我们 想用它来考察描述：以解释性报道为主要实践模式的“学者型记者”，表达了怎样的一种角色意识和职业认同？与以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其他实践方式下的新闻 专业主义理念存在何种共同和差异之处？我们还将探究这一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特定内涵及生成语境，并对其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做初步解读。

二、“学者型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内涵

我们用“学者型记者”这一概念来概括“三联”的新闻理念和 职业认同，并非空穴来风。有人曾形容其编辑部中有一种“社会学的野心”，而“三联”新闻理念的主要阐释者李鸿谷如此回应：“如果把一个社会学者变成一个有 好奇心的研究者，那么着更符合我对记者的期待”，“如果你做记者这行的话，社会学可能是你用过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张志安，2007：256）， “历史学者总结历史研究如果要有突破，一般会在两个方面有所进展才能有突破的机会，其一是新材料；其二是新方法。这一理论也非常适合于新闻。”（邓科主 编，2008：204）如果对比塔奇曼的研究（2008：65），媒体从业者往往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日常的实践是在某种编辑部共识下进行协商的结 果，那么“三联”的上述表述显然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有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其论及新闻采集也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就微观实践层面，这种差异最明 显的体现，是“三联”以解释性报道作为主要的报道策略和模式。一般而言，客观性往往被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志（舒德森，2010b：55；黄 旦，2005:68），但若从新闻报道实践着眼，与新闻客观性相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也呈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思考中，例如，解释性报道作为一种特定而 重要的新闻实践类型，它与客观报道之间的矛盾，是否也体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中？丹尼尔C哈林（2006：209）将这个问题视为新闻实践 中的根本性冲突，如何取得一致“一直是含糊的”，而且依赖新闻专业化也“永远无法消除”。

舒德森将“解释性报道”与“告知公众”、“调查性报道” 一起列为新闻民主功能的三个首要方面（2010：23），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区分。学者大多承认在调查性报道和客观报道之间存在着上述记者角色上 的张力（舒德森，2010b:106-7；凯瑞2009:54），但对解释性报道在新闻专业主义中扮演的角色着墨不多。塔奇曼（2008:106）在研究 中亦发现，对记者而言，“客观报道与新闻分析有何不同”，是“公认的最难回答的问题”。就记者的角色而言，相关文献多采取记者角色的中立者和参与者“两分 法”，或资讯提供、调查与解释、对立等“三分法”（罗文辉、陈韬文，2004）。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对应该扮演“记录者”还是“影响者”的 问题并无一致看法，“如果从专业或理想的角度，他们更强调‘记录’，而从现实的语境出发则同样强调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张志 安，2008：51）。

“学者型记者”的核心定位是“记者”而非“学者” ，这体现着“三联”最为基本的职业认同。“三联”传播自己理念的广告语是“记录社会进程中重大的事件”，“记录”的表述显示出“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对自 身角色的基本定位：新闻从业者是中立的观察者，而非参与的倡导者或鼓吹者【2】 ，其从业者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记者就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旁观者”，“一个中立者”，“记者不是新闻中人与事的直接利益方，他是一个闯入者”，“是非曲 直，并不要求你想法官一样裁决，而只需要观察。”（张志安，2007：251；李鸿谷，2010）与之紧密相关的新闻专业主义另一内涵，即服从于事实这一 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一个有着基本常识的记者，即使他没有足够的方法论准备，只要他有足够的努力，找到别人没有找到过的材 料，相信那些未曾披露的材料本身已经构成了自身的逻辑与结论。”（邓科主编，2008:204；李鸿谷，2010）。

在此基础上，“学者型记者” 的理论意义，恰在于为我们的理解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在媒体功能上它强调以“阐释性理解”推进对复杂社会的认知为“服 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体现在 选题、采写、编辑等方面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

“三联”在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中表达出特定的对“中立者”和“记录者”的定位，“一个媒体 还是应该对历史或现实有相对纵深的观察、领悟、叙述和方法。这可能是操作者本人或团体所拥有的一种自我使命感。”（张志安，2007:254）这种“自我 使命感”固然基于新闻周刊的特定操作规律，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国对我们才是最陌生的”，因而，如何通过记者的记录、发现 和阐释去推动对“陌生中国”的理解，就成为媒体“服务公众”社会责任的选项之一，而且这种推动背后亦隐含着一种行动：“在这样一个大规模变化的时代”， “媒体真正的责任是去观察这种变化，成为规则重建的一部分力量的来源。”（同上，p.253）

在此前提下，如何观察、记录并呈现这种“阐释性理 解”，就成为勾连媒体使命与日常操作规范之间的关键。对“三联”“相对纵深的观察”而言，重要的是找到解释或分析的框架。这里的“解释框架”并非新闻社会 学研究中所谓“frame”，即“一些心照不宣的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存在，发生了什么，什么重要，以此形成我们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舒德 森，2010a：43-4），它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隐含着“集体无意识”，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寻找和建立过程，甚至被上升到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新闻方法 论的层面；就操作而言，特别是最为典型的封面报道，“解释性框架”实质上是一种利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工具或某种具有理论色彩的概念，形成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 动的把握。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展开的新闻实践，与一般对“新闻”的理解存在着甚至是颠覆性的差异。在李鸿谷看来，“新闻一般定义是对变动的事实的报 道”，“变动的事实”往往依托“恒定的结构”而成新闻，但对目前剧变的中国社会而言，“变动的事实”背后的某些结构性因素如行业，也是变动的，“而且比变 动的事实更厉害”（李鸿谷，2009c）。“学者型记者”的日常解释性报道实践，就在为公众理解这种结构性变动提供阐释性理解。于是，“按此逻辑，那些事 件本身的重要性应当让位于它的背景”，事件背后的制度、环境以及人物，“相对于那些事件与冲突，其实是更大的变量”【3】 （李鸿谷，2009b）。

这 种新闻价值标准判定上的变化，渗透在“三联”编辑部对封面报道重大题材的选择中，也体现于记者、编辑在新闻采访写作处理材料的筛选、排除、强调、叙事的各 个环节中。被作为“三联”封面报道“样本”的一些操作范例，在不断反复的重述中也多是立足于各个具体特定的“解释性框架”如何寻至的过程。仅举一例，在 2008年有关“猪肉涨价”的封面报道中，这则在客观报道常规中的硬新闻，被视为“中国社会一起结构性变化的前兆”，报道从事件进入到背后的供需关系，再 进入到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变化，再落实在农村政策的变化的政治分析层面。这显然就与将社会新闻作为简单的告知或调查真相就有所不同，由此诸如灾害、事故、群 体事件等种种“经典的社会性新闻”，“其实都是我们认识中国巨变的机会”（李鸿谷，2009b）。“三联”还以结构的视角重新理解新闻报道的“现场”，提 出了“事件现场”、“行业现场”和“人际网络”的“三重现场”的概念（李鸿谷，2009c）。严格意义上，“三联”所阐述的“现场”是从业者对新闻事件的 空间建构，类似于布迪厄（2004：17－8）所讲的交织着各种社会力量冲突、控制与合作，具有一定历史结构和实践自主性的“场域”（field）概念， 用李鸿谷的话来说，“现场由一系列关系结构构成。这些关系结构，如果失去认识，你并不能真正复原现场，也很难说你建立了真正的现场感。”

由此可 见，“三联”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与“告知”（客观报道）、“揭丑”（调查性报道）有着微妙的交叠，但亦有重要不同。它与“揭丑”一样，注重对事实的深 度发掘，而不似“告知”那般对信息源（特别是官方信源）采取“径直”（straight）报道的态度（哈林，2006）；它与“告知”相似，对报道对象采 取一种疏离和中立的观察态度，不像“调查性报道”那般咄咄逼人的介入，它比客观报道更为深入，又比多是围绕“事件”展开的调查性报道更注重“结构”。

西 方新闻专业主义时常为研究者所诟病的是，它在组织常规的约束和压力下形成的新闻偏向，即以事件、行动和人物为中心，负面的；超然的；技术的和官方色彩（舒 德森，2010a:59-69），一些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也由此分析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主控意义的再生产机制，恰是通过“关注事态的直接形态而 非其结构性不平等的潜在原因，并强调现有的新闻表述渠道调解冲突的能力”而实现（格雷汉姆默多克，2006:224）。

由此对照，“学者型记 者”的意义或在于，它从一个特定面向推进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例如它更强调对“事实的结构性变动”的关注，通过阐释性报道推进人们对自身社会生 活的深层理解，“观察有别于你生活的东西，对有别于你的生活的那些人和事提供一个解读和方法。”（张志安，2007：255）。某种意义上，这种“阐释性 理解”类似于吉登斯（2003：277-80）所讲的“双重阐释”，首先通过对事实的搜集采访解释日常生活的理解和建构，然后再将之置于社会科学专业性理 论概念的意义框架下进行再解释。或源于此，“三联”敢于声称自己进行的，是一种“知识生产”【4】 。

三、“学者型记者”的中国生成语境

“学者型记者”的定位还需要更深入的解读。首先，作为一种新闻专 业主义的特定话语实践，它是某种“中国特色”的东西吗？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言，不是。置于世界新闻业的横向坐标下观照，“三联”的“学者型记者”的定位， 一定意义上与美国《大西洋月刊》、《哈泼斯》和《纽约时报杂志》等“综合人文杂志”的理念具有共通之处【5】，例如《纽约时报杂志》声称“我们的使命就是 通过新闻深化读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坚持“用社会学视角观察一切”；《大西洋月刊》也宣称其“使命”或“传统”在于“确保人们能够理解世界，理解美国” （王栋，2008:86， 109-111）。甚至，某些操作手法也有类似之处：例如，《大西洋月刊》“每个月都会聚焦于一个高度概念化的，非常容易辨识的封面报道”（同 上，p.87），“三联”也喜欢“造词运动”，喜欢“制造语词、制造话语”，典型如用“三重世界”提炼对马加爵的报道、用“阶级斗争”分析赵忠祥、饶颖事 件【6】（张志安，2007:257；邓科主编，2008:201-3）。

但是，社会情境的不同使得表面相似的理念蕴含着重要差异。美国综合人文 杂志可能更注重故事性、人文性和趣味性，再有就如《大西洋月刊》所说的通过“教育公众”提升社会整体的人文素养，但身处中国改革的特定社会情境下，“三 联”“学者型记者”定位，远非如此“优雅”，它首先实践在“三联”从人文色彩浓郁的杂志向新闻杂志的转型中，恰体现着从业者对“巨变中国”的一种回应。新 闻业自身职业和角色认同的变化，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其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一种浓厚的确立自身专业独立性和合法性的意图。李鸿谷将之总结为从 “权力者的提问”到“提问者的权力”的转变，并认为这是三十年来中国新闻记者的群体职业意识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的权力意识开始慢慢减弱”，而“权力意 识最简单的标志”，就是那种“自以为很牛的记者”在类似“警方审问”方式下所做的“监督报道”。（邓科主编，2008:217）。

“舆论监督”、 “批评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新闻业和学术界是三个尚未得到清晰界定的概念，包括党报、都市报、专业类报纸内在的实践主体的多元，也体现着新闻专 业主义话语空间的多元和不稳定性（陆晔、潘忠党，2002）。孙五三（2002）从“批评报道”切入研究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结构或制度语境。她认为新闻 改革以来以“舆论监督”面目出现的“批评报道”，基本上是党和政府权力运作中的一个环节，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与其说是一种媒介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政府 行为”。这一制度性安排也体现在批评报道从业者“明确”“自觉”的“权力意识”：媒介对社会事务的批评是一种权力；这一权力是党和政府授予的；权力是有限 制的，限制来自党和政府而非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心和法律。

这种“权力意识”还伴随着从业者某种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其来源也很复杂，除了由自上而下 的权力依附中转化而来“官本位心态”，有实践者还指出了另外两种：其一是试图急切影响社会进程的“精英心态”，其二是以社会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而形成的 “草根心态”（李梁，2006）。无论哪一种，“新闻专业主义”可能被“用来自我标榜或自我神化”，其基本原则“被无数个记者自我制造的英雄故事瓦解了” （李鸿谷，2007:258）

“三联”用“提问的权力”与上述种种保持了距离，这或得益于其相对“独立”的位置。一般而言，现行体制对“出版业” 的管制相比新闻业稍为宽松，“三联”本身的市场化运作又处在这一体制的“体制外”（董秀玉，2005）。“学者型记者”将“提问者的权力”最终落实在“事 实”上：事实因记者的记录，“而有了被时间和大家检验的可能，我们也因此有了可以接近事实的机会”，“而这才是这一职业合法性的来源”。所谓合法性是指， 这一职业存在的终极价值，不是在立场上作为某个党派或利益群体的“喉舌”，而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为公众利益服务”（李鸿谷，2010），这正是新闻专业 主义“事实至上”的更深层的内涵。舒德森（2010b：1—19）借助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讨论，在新闻记者对事实的采集传播与代议制民 主政治之间建立了紧密关联。处在中国语境下，“学者型记者”意味着既不依凭行政权力迫使现实按照新闻编排的逻辑运行，也提防对事实的理性分析被“精英心 态”或“草根情结”绑架。

还不仅仅是媒介体制，社会事实的越来越复杂化，媒介竞争的加剧，也构成“学者型记者”的生成语境。在谈及报道模式从“问 责式”向“解释性”转向时，“三联”从业者认为，“媒体自己完成调查的机会越来越少”，况且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中，“问责式报道”要在时间压力下完 成，“媒体未必有专业能力”（李鸿谷，2009b）。事实上，美国解释性报道在1930年代出现也可视为报界对“日趋复杂世界”的一种回应，美国报纸编辑 协会曾在1933年以决议方式在原则上支持解释性报道：“鉴于重大、复杂、丰富多彩的国内国际大事飞速发展的步伐超过了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鉴于社 会各行各业都对公共事务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报业编辑“应贡献更多的精力和版面给说明性新闻、解释性新闻，呈现事件背景，以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时间 的发展进程和重要性”（舒德森，2009：133-4）。一定意义上，“三联”选择解释性报道建构对“陌生中国”的阐释性理解，并以此作为“学者型记者” 的典型体现，本身也体现着这样的现代性因素。

这种现代性之中还包含着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济世传统问题。在新闻传播领域，这或许是一个过于宏大、一直 未得到审慎处理的的命题，在我们看来，或许更好的提问方式是：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传统一直存在的话，为何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不同代际的新闻从业 者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或可说，“学者型记者”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启蒙和社会责任意识，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传统在特定 历史社会背景下呈现出特定的“创造性转换”。

众所周知，“三联”与邹韬奋先生的事业有着历史血缘关系，其创刊号甚至自视为68年前《生活》的“复 刊”和“再出发”。1993年以钱刚为主导的筹备班子曾拟定“编刊总思路”，在办刊宗旨上，“三联”将“继承三联书店的光荣传统，弘扬韬奋精神，成为一本 ‘人们身边的杂志’和‘一个亲切的朋友’，它将帮助人民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在对继承传统的同时，还提出了以“三界共生”作为 独创性，即基于三联书店的传统优势，“三联”将汇聚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三方面人才，彼此砥砺和激发，新闻界人才由此获得“深入观察生活现象的新的视 角”，学术界“将走出书斋，与生活接榫，为大众运思”（《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2005:57）。如果将韬奋先生的办报思想之一总结为“殚精竭虑的读者 服务”【7】 ，显然，这个传统也处在不同时代的重构之中。对新世纪的“三联”而言，建构、引领对“陌生中国”的一种特定视角的观察和理解，是其扮演“读者身边好朋友” 的时代选择。

四、结语

“学者型记者”是对“三联”新闻专业主义个案研究 的提炼，我们主要以其工作理论作为文本和话语分析的对象，结论的有效性支撑尚需更多地沉入到其新闻文本中，考察其“言”与“行”之间的契合或疏离。这一个 案也需要来自其他类型新闻实践的比较参照。例如其特定专业理念并非仅“三联”一家所为，过去十余年间，央视“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 诸多媒体的记者都有类似表达（孙玉胜，2003；张志安，2008），他们要求回归新闻从业者记录、观察的职业本位，恪守记者独立采访、报道事实的角色模 式，而且亦注重对变动中的社会结构性事实的分析解释，以之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置于更长时段观察，新闻改革30年来，新闻从业者的角 色在“启蒙者”和“监督者”之间变奏（张志安，2007），既描绘、推动了中国新闻与社会变迁历史画卷的成型，又为自身演绎出角色和形象的复杂意象。当 “启蒙”自1990年代以来陷入到“自我瓦解”中（许纪霖等，2007），当“监督”依然纠结于权力依从关系的主导结构中，或许“学者型记者”的意义，首 先在于它为中国深度报道精英的专业主义理解，增添了一种明确而清晰的“阐释者”的职业认同。相对当下总体的新闻实践，它当然也可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碎 片”和“局域”呈现中的一种，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或轻视它的出现之于中国新闻改革的影响：即使相对来说存在于“边缘”，但在理念和实践尺度上可能具有“中 心突破”的意味。因为读者在日常接收和占用这些“阐释性”信息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会“重塑他们的经验疆界”，“修正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理解”（汤普 森，2005：27），从而“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这种传媒与公众的积极互动，正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构建公民社会多元努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 所谓“工作理论”，按照麦奎尔（2006:7）的说法，是大众传播的理论的四种形态之一，一般而言它是一套媒体从业者在日常实践中所阐发并用来指引其日常 操作的话语。本文使用的“工作理论”主要着眼于《三联生活周刊》公开表述中的某种系统和抽象的“理论”特性，从方法上也将之视为“话语”。三联在2001 年开始由文化趣味阅读杂志向新闻周刊的转型，2000年底李鸿谷由《长江日报》进入“三联”负责组织社会新闻部，之后长期担任主管新闻的副主编，编辑部内 部有“李大人”之称，是工作理论的主要表达者。

【2】这里所谓的“基本定位”的意思是以哪种角色为主。陆晔、潘忠党（2002）和黄旦 （2005：32）分别对“新闻专业主义”做过概括总结，在陆和潘看来，至少在文本上，更为强调“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 益集团的宣传员，或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在黄旦看来，“报刊的主要功能就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这种细微差异提醒我 们，不能将“观察者”“倡导者或鼓吹者”的角色视为井水河水，截然二分。

【3】当然，李亦指出：对其间所包含的危险一定要警惕，这种框架在操作中 类似于记者的一种事先想象，其中可能包含着偏见，真正进入采访要力求忘记这些想当然的东西，去找寻出人意外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证实或证伪最初的想象 （邓科主编，2008:203）。

【4】从“知识”的角度理解新闻，始于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最简洁地说，知识区分为“感知” （acquaintance with）和“理解”（knowledge about），帕克强调新闻作为感知的知识，在于强调新闻的政治传播价值，即公众对之的互相转告。更深入的讨论，见黄旦（2005:104-13）。“三 联”.所谓的“知识生产”多大程度上属于“理解性知识”，尚需另文研究，在此我们认为它是处于“感知”“理解”之间，也可视为从“知识”角度理解“学者型 记者”内涵。

【5】此类杂志在美国有不同的称呼，如“综合性人文杂志”（General Interest Magazines）“思想杂志”（Magazine of Ideas）“经典杂志”（Class Magazine）等，参见王栋（2008）。这里只是在理念上的比较，在实践层面“三联”是周刊，新闻色彩更强。

【6】“三联”本身也对“制造 概念”的负面影响保持警醒，称之为“作文意识”，即记者力求对新闻或事件给出自己最有力最独特的命名，给公众提供最别出心裁的答案。认为：“强烈的别出心 裁，它又可能使记者脱离轨道，失去关注新闻与事实的基本动力”参见：邓科主编，2008:212。

【7】何谓韬奋先生的办报思想传统，尚需研究。 “三联”早期主事者也多有表达，如董秀玉总结为“积极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总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争 取民族解放，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分别见（《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200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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