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发言稿十篇

记者发言稿篇1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女孩儿，我叫张子潇，来自五（一）中队。今天，我站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面对许多挑战者，我自信，我竞选的职务是小记者站站长。

从一年级开始，我就一直担任副班长职位，在学习上我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勤奋。在班干部工作上我不但尽职尽责，成为老师的好帮手，而且积极为班级献计献策。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积极主动地帮他们解决。在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我都会配合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共同努力完成。

平时的我，热情，活泼，充满自信。四年多来，我的各科成绩都一直优秀，曾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我的兴趣爱好广泛，英语学校的小品表演时常有我的身影。学习书法不但使我陶冶了情操，而且锻炼了毅力。钢琴那美妙动听的旋律常使我陶醉其中，连续两年在国庆节学校举行的合唱比赛中，我荣幸地担任了班级的伴奏任务。我的习作多次在《天水晚报》、《教育周刊》、《作文个性化平台》等报刊及网络上发表并获奖。其中习作《过年》在去年的“语文报杯”全国中小学生网络习作大赛中，我还获得了特等奖。

既然是花，就要开放；既然是树，就要长成栋梁；既然是石头，就要铺路；既然是小记者站站长，就要做一民出色的导航员！

如果我有幸担任精英小记者站站长，我会牢牢把握这次锻炼自己社会实践能力的机会，配合好老师的工作，带领我们小记者站的小记者们走进校园，走进社会，走进同学们的生活，用我们敏锐的眼光去发现同学们身上所有的闪光之处：爱护环境、尊敬长辈、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吃苦耐劳

并用我们精彩的文笔向大家展现出来。当然作为记者，我们也要揭露那些校园内外的阴暗面，让那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和不道德的社会现象受到大家的谴责。另外，我们小精英记者站还要做学校和社会连接的平台，我们要通过这个平台反映我们小学生的心声，同时也让同学们多方面多角度了解社会。总之，如果我成为小记者站站长，我会加倍努力，鼓足干劲，把工作做好。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得最好。相信我，没错的！

记者发言稿篇2

关键词 南方周末；特稿；采写特色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58-0001-02

1 南周特稿的采写特点

1.1 画面性的采访视角

南周特稿的采访与其他采访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与一般新闻采访走的程序似乎一样，南周特稿的采访是去采访一个一个的画面。采访为着画面而去，围绕画面进行，获得的也是一个一个的画面，写作就是奔着这些画面进行剪辑，这也就是新闻报道中所强调的形象思维。因此，记者的采访视角决定了特稿的成败，在没有扎实的画面采访的情况下，即便某个记者拥有生花妙笔，写出唯美动人的描述也违背了特稿的本质――真实。南周特稿的记者带有所供职媒体的特性，细节中掺杂着记者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阅历、态度、性情等，在倾听中开始还原画面。

1.2 冷静自制的写作语言

南周特稿以语言之美，重视细节写作，运用逼真的细节描写，揭示事物的本质。通过细致入微的细节白描，生动、传神地传达事实的真相，给受众营造想象的空间，打动人心。

例如《“犀利哥”正传》中：“年轻人的消失，村口的篮球架斑驳得像根抛弃的遗物，守在它身边的围墙上，残留着一行业已剥落的标语，‘团结全党全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些对主人翁生活环境的细节描写，隐喻了犀利哥的真实生活。透过这些冷静的细节描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审美情趣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现场氛围。毫无疑问这种语言的魅力，纯粹只依靠图像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在讨论南周特稿写作的时候，有必要将其写作语言进行剖析。

1.3 高度的文学叙述方式

南周特稿以会讲故事著称，其娓娓道来、冷静克制、别有风味。倒叙和插叙的大量使用，容纳丰富了更多的信息；把一个连续的故事变成很多个前后衔接的故事。同时，运用场景变换，视角的变化以及特殊结构，比如在《车陷紫禁城》中，记者亲历一辆出租车在北京的一个下午的遭遇，借此突显北京交通拥堵状况。这种将文学化叙事方式运用在特稿中，在接受受众赞美的同时，也引起了同行的质疑：在新闻报道中，高度文学化无疑在加强主观判断，而这种判断性叙述是否可以。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论证的高度文学性的叙事，指记者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运用文学化叙事技巧传达文字的感染力，而非虚张声势的夸大，真实依旧是它的灵魂。

2南周特稿的局限性

2008年以后，南周对特稿的探索渐渐式微，南周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提高对调查、观察、解释性报道的追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由两部分构成：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就南周内部来说出现两种恶性循环的局面：缺乏能写特稿的记者；缺乏好的特稿作品。

随着李海鹏等当年声名鹊起的优秀特稿记者的离开，南周内部能够达到优秀特稿写作水平的记者少之又少。这主要由于特稿除了要求记者具备一般新闻体裁的采写能够要求外，更要拥有出色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文字掌控力。特稿记者的缺乏是导致难以出产好的特稿作品的直接原因，但是好的选题是成就好特稿的基础，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状况也就导致好特稿一度难产。

就外部环境而言，社会急剧变化，光怪陆离等各种事件频繁发生，理论上讲这并不是一个缺乏选题的国度。但是由于事件发生的太过急促，各类媒体蜂拥而上，各种报道形式层出不穷。而特稿的选题原则在时间的跨度里集中高度的戏剧性，在时间的拉锯战中，特稿明显处于下风，能写的素材空间越来越小。其次随着人们生活快节奏的加剧，压力的加大，新型传播方式的加入，以舒缓、优雅，关照内心的特稿作品难以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特稿的阅读率大大降低。而特稿的高度文学性和创造性注定了它的阅读率低于那些对重大新闻事件的直接报道，这让原本狭窄的读者群更加狭窄。

3南周特稿的发展趋势

南周特稿的发展趋势可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探讨。

从宏观来看，自2003年南周试水特稿到2010年这种探索逐渐减少，个中原因既是南周特稿自身的局限所致也是特稿发展的必然规律。南周特稿前期兴起之时，主要以承载负面报道的“揭黑”为主，这在新闻选题和报道立场上都稍显偏颇；其次好的特稿选题可遇不可求，加之特稿采访难度大，耗费时间长，因此特稿不可能具备像常规新闻那样每周按时刊发。为此，南周将特稿精神融入深度报道中，以深度报道为日常刊发稿件的标准，不定期刊发优秀特稿。因此在宏观上，南周特稿在数目上的的探索力度将会减少，同时将特稿的写作方法运用在深度报道上，保持特稿的独特性。

从微观看来，特稿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其质量下降。相反，南周特稿少了对数量的追逐，多了对特稿写作上的谋划，以保证南周特稿的高质量水准。

在报道选题上，由此前“柔”性选题走向具备硬度和深度的硬性选题，同时在类别上也由此前散落的人物类、群体类、话题类、事件类四大类逐渐倾向于具有纵深感的事件类；

在语言表达上，个性化色彩越来越浓。在哀而不伤的基调上，允许记者保留自己的写作语言。如忧伤的笔调，灵动的笔触，优雅深邃的描绘。

在叙事结构上：从传统的叙事习惯走向多样化。如采用编年的体例，参照小说或电影的叙事特点。如2010 年11月30日的《少年杀母事件》的叙事结构模仿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综上所述，南周特稿的特性决定了它只是小众读物，即便在未来，其受众群也难有很大的发展。南周将特稿曲高和寡的张力移植到深度报道上，加大深度报道的力度，同时加强对特稿自身多元化的探索。未来，一部分南周特稿演化成深度报道，另一部分在写作技法和叙事结构上呈现多样化发展，保持其精英读物的特点。

参考文献

[1][美]乔恩・富兰克林.为故事而写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56.

[2][美]戴维・加洛克.普利策新闻特稿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3)：623.

记者发言稿篇3

【关键词】电视专题 纪录片 配音技巧

电视专题、纪录片大部分是以深度展现为主的节目形式，其配音尤其“纪录片”题材的播音类型，不同于广播播音，也不同于电视时政新闻的播音，它比广播新闻播音的语言更加灵活、更赋予变化，比电视新闻片的配音更加具有艺术的美感，语言处理的技巧性强，表达的语态形式更加的多样丰富。那么在从事电视播音的工作中，面对经常要碰到的专题片和纪录片播音时，我们该如何应对把控从新闻播音向纪录片播音转变的技巧和方式呢？笔者通过亲身实践感受来谈几点方法，以供参考。

一、用画面承托情感

电视与广播的语言工作者，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在其运用语言时的自我位置的差异。相较于电视而言，广播类的有声演播叫做播音，而电视的纪录片等专题片叫配音解说，因其更多的受制于画面的内容和画面人物的情感状态，所以服务于画面为其第一要务。但是，对于媒体主持人而言在日常工作中很难单一从事某一样播音形式，甚至有时跨界于广播和电视两个岗位工作，往往很难转换调整。

最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问题是：一是感情的平直寡淡，见字发声。二是情感主观的判断错位，导致浓情满溢却脱离于片子之外。平直寡淡，见字发声，虽能完整的播完整个片子的文本，但其主要是“以我为主在处理片子的稿子”而不是“以片子为主，来处理我的播音状态”。浓烈的情感状态在人物类纪录片中比较常见，和平淡的见字发声不同的是，播音者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沉静在稿件所营造的氛围中，在近乎朗诵般的动情中感动着自己，却无法感动别人。曾经有一期节目报道的是一位单亲母亲如何做三份工，独自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在拿到稿子的时候按照往常的分析应该是一个悲苦的故事，所以一开始，配音员用了很低沉悲戚的基调处理，但片子合成后，同期声画面上这位单亲母亲却是一位开朗乐观，看不出丝毫愁容的人，结果导致配音需要重配。所以，电视片配音者不但要做到眼中有稿，还要做到脑中有像，要根据画面和同期人物的表现，调动自己的感情，才能切合整体感。

二、亲近表达真情实感

电视纪录片是一种真实记录客观事实，直接表现客观事物的节目形式，节目往往是以见证者，探寻者的角度展现开来，因此，对感情、感觉、氛围等的掌握在配音解说中很重要。任何不发自内心的情绪都可能造成与观众的隔膜。在大量的配音解说中，大家一致的主张是，尽量以平民语态淡化“主观自我”的端腔拿调，换以平实朴素自然的语气来“解说”内容事实，和以往相比这种风格对于画面的情节和内容叙事性都有着很好的表现力。所以在实践中，某些时候需要用到采访记者自己的引述性配音，以此更好地再现记者采访当时的感受、感觉、感情，以此做到真情实感的记录。用专业的播音眼光来看，这些配音甚至语音不准，音色不美，但是在和画面配合时，它的粘合度却是那么强，与画面的情感和节奏浑然一体！

因此，主持人和播音员在解说的时候就要向记者学习，尽可能的贴近画面内容，将大量的图像素材闪存进自己的脑海，做到心中有像，口有其声！所以配音员要做到两点：第一，要尽可能的在前期随摄像记者进入现场，获取现场刺激，最好是参与拍摄采访。第二，在无法达成到达现场的情况下，就要在拿到稿子前反复浏览素材画面，通过画面原有的同期声了解大致的内容和人物个性化的形象。然后再通过解说的稿件，反复备稿，使心中的前期形象感受与稿件相融合，再造当时真实的情感和景象！这里要注意的是，配音员并不需要死扣配音稿件的字字句句，要懂得通过口头修改，使之更加符合现实语态。

三、二度创作不唯稿是瞻

电视较广播而言更具有集体创作的属性，一个片子，配音只是其中的一环，稿件的撰写、修改、审定都是不同的环节进行，那么是不是文字稿内容就和配音员没有关系了呢？难道配音就是完整配稿？不是的。播音员通过自己的发声器官，把文字变成声音，其中包含着播音创作，而不是简单的传声筒。配音者不但要敢于改文字，还要善于改“感情”，改文字，很好理解，就是要改一改那些文绉绉的晦涩词语，改一改那些容易产生歧义的同音词，改一改那些不必要的拖沓的缀词，使之更适合口语传播，更易于听者明白。如：“某某表示”可以改为“谁谁说”，用“全不同意”就不如“都不同意”听起来更加明白。“这就是莫言先生的故居”就没有“这就是莫言曾经的家”那样更能塑造一位朴质无华的文学大师的亲民形象。

实际上，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些在“画面配音”口语表达中不必要的文字和堆砌的辞藻。如《九华天池》电视解说词中“库区三面环山，水色翠绿，碧水蓝天，清翠山林，竹海连片，野花芬芳，空气清新，景色十分迷人。”撰稿者似乎要把所有的美丽的辞藻全部拿来堆砌，其实电视画面中已然显示了，水色，蓝天，山林，野花，然们已然感受到美丽的景色，再去配上大量的词语就显得破坏意境。倒不如改为“同期画面自然声+库区景色十分迷人”这一句话的点题扼要。文字少了，意境多了，整体感就强了。

四、运用情景再现带“我”入画图

在播音创作中，“情景再现”是至关重要的内容，而在电视纪录片解说中能够正确运用，不但能使纪录片解说有声语言准确到位，还能给解说语言增添许多生气，使其变得有声有色，不再枯燥。在解说电视纪录片时，如果只注重播读的字词是否规范而忽略了感情和技巧细节的运用，就造成观众只记得播音员的声音而使播读作品变得空洞而无力量，配音的声音似乎是一个转述者、旁观者而不是在现场的声音。

旁观感的配音状态究其原因是播音员的主观自我存在感太强，不能使自己设身处地，内化进文稿的事物意境之中。要消除主观的我，就要仔细留心稿件中哪里是“特写镜头”，哪里是远景、全景？是由远及近，还是又近及远？都要胸有成竹，走向明确，主次得当。这时，文字稿件背后的客观世界正展现在我们面前，活跃的形象、发展的事件、场面的气势、景物的色彩、情绪的变化都涌现出来，可以触摸到感受到。稿件中的情景在播音员心中连续的、不断的再现出来，又表露在有声语言中，这就是情景再现的“动于衷”和“形于外”的过程。

总之，电视纪录片解说时一定要注意声画结合，在进行解说时不仅仅是进行声音上的塑造，还要和画面结合起来，声随情动，情随影动。成功的做好一部电视专题片或者纪录片的配音工作，对于每个播音原来说都是孜孜追求的目标。首先要增长知识，平时多读书看报，面对历史题材稿件的解说要增长历史方面的知识。其次丰富自身阅历也很重要，平时多实践、多思考，多积累一些经验，这样在应对不同的稿件时就会得心应手。还有，对于自己录制完成的作品，一定不能一丢了之，而是要拿过制作好的片子，自己看一遍，往往能发现配音的问题所在，然后按照自我新的理解，再去配一遍，找到最佳的效果。只有不嫌麻烦，钻研揣摩才能最终到达配音解说完美的境界。

记者发言稿篇4

新闻事件发生时记者在现场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大量的新闻都是事件发生后记者迅速赶往现场采访获得的，为了既能迅即进行报道，又不以偏概全、误导读者，交待新闻来源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新闻来源是指稿件中新闻事实的来源。由于新闻事件发生时记者在现场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大量的新闻都是事件发生后记者迅速赶往现场采访获得的，为了既能迅即进行报道，又不以偏概全、误导读者，交待新闻来源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新闻稿件如果没有标出新闻来源，记者又没有通过查证证实新闻事实的真实，读者可以拒绝相信。

采访分为两部分，一是访问，一是查证。在稿件中记者查证什么问题，在何种情况与环境下查证，查证过程、查证方法与查证结果都会原原本本地呈现在受众面前，人们在阅读时可以主动加以判断和评价，可信度很高。而对于访问部分，是谁说的，说了什么，说话者和说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如何与新闻事实的真实程度关系密切。下面我们从新闻来源、新闻来源的使用和新闻内容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来谈新闻来源的使用和辨识。

新闻来源的类型

新闻来源分三种情况，一种是记者本人，一种是新闻事实的直接来源，一种是新闻事实的转发来源。

如果记者本人是事件的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由于记者的姓名和身份“本报讯 记者某某某”已经出现在稿件的开头，稿件以第一人称“我”介绍事件情况，稿件中就不必交待记者的姓名和身份了，或者说是已经交待过记者的姓名和身份，就不重复了。比如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所写的《我亲历大使馆被炸》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是接受记者采访，采访对象所介绍的情况又未经记者查证，则必须注明其身份和姓名，一来告诉受众以下访问内容，记者没有来得及查证，其准确度有待于受众自己判断；二来有可能获知事实真相的是当事人、目击者和知情人，他们对事情经过和事实真相的叙述，更为可信。三来便于知道事件经过或者内情的人验证真伪，进行监督。

如果不注明新闻来源的身份和姓名，新闻事实就没有了着落，稿件中就会出现记者大包大揽、身兼数职的现象，出现以访问冒充查证的现象，即使新闻中的事实是完全真实的，但这种表现形式非常值得怀疑，进而容易引起对新闻事实的怀疑。比如新华社郑州1959年7月24日电讯稿《黄河洪峰平稳通过花园口》，原文如下：

新华社郑州1959年7月24日电 黄河洪峰今天过了花园口，当洪峰在今晨零时到达花园口站时，流量只有六千秒立方米。如果没有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拦蓄了部分洪水，花园口站的流量要达到一万零五百秒立方米。

往年黄河出现洪峰时，水位上涨的凶猛，下降的也很快。这次由于被拦滞在三门峡水库内的洪水缓缓下泄，花园口站的水位就下落的很慢，到今日上午八时花园口站的流量只下降到五千四百秒立方米。黄河暴涨暴落的性格已经可是发生变化。

这则新闻一个重要的缺点是缺少新闻来源，记者介绍了洪水经过花园口的情况，比如流量，但是自始至终没有交代从何得知如此具体的数字，是从三门峡水库还是从花园口水文调查队或者别的什么途径。新闻来源不清楚，令人对这一组数字产生怀疑。

记者通过媒体等大众传播渠道获得的新闻事实，媒体等大众传播渠道是新闻事实的转发来源。比如，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稿件中是用这样的词句：“据此间媒体报道”、“据某某报报道”等。

新闻来源的使用方法

那么怎么交待新闻来源呢？

在稿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三种交待新闻来源的方法：

一种是模糊或者暗示的说法，比如“据当事人称”“据目击者说”“据知情人介绍”，“有关方面的人士说”、“权威人士强调”、“此间观察家认为”、“据可靠的消息来源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等等。其中“有关方面的人士说”、“据目击者称”、“权威人士强调”、“此间观察家认为”，有可能是记者本人想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记者所认可的看法，又必须遵守交待新闻来源的基本要求，而采取的一种办法，西方记者常用此种方法交待新闻来源。而“据可靠的消息来源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可能是出于保守机密或者保护提供新闻来源的人采用的办法。

使用模糊或者暗示的说法来交待新闻来源有利有弊。利在于记者可以在不违背客观报道和用事实说话原则的前提下发表自己的看法；弊在于由于没有介绍身份和姓名，无法验证新闻来源是否对新闻事实具有发言权，容易误导受众。例如下面这则报道就使记者犯了错误。

本报消息 11月23日 下午约3时，上海市郊奉贤区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法官谋杀情妇丈夫的事件。更为令人发指的是，由杀人者的哥哥担任院长的区检察院竟然在拖延起诉达20天后，决定对杀人者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据知情人介绍，今年45岁的法官王英明历来喜欢拈花惹草，近年来更是与其下属，35岁的职员张莹勾搭成奸，打得火热。张的丈夫沈辉发现后好言相劝，王张二人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恶言相向。沈辉在忍无可忍之下向法院领导告发。王张二人于是散布谣言称沈患有臆想症。沈于今年10月提出要求离婚。王张二人为独吞沈张的共有财产，由王英明于11月23日打电话约沈辉前往王的位于永奉新村22号六层的住处“谈谈”。王事先将室外走廊上的一节栏杆拆除，在沈如约到来时突然将其从六楼推下，致沈死亡，其尸体在约二小时后被下班回家的邻居发现。

目前，沈的父母已聘请律师，寻求上诉途径，并呼吁媒体支持。

稿件记者采取模糊的办法介绍新闻来源，只标明新闻来源是事件的知情人，没有核实其知情者的身份与姓名，把案件的当事人作为知情者，造成新闻失实情况的出现。新闻来源交待模糊，还剥夺了读者判断新闻来源和新闻事实之间关系的机会，读者无法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知情者，在哪一方面具有发言权，自然也就不能根据“这个知情人的介绍”给事件下结论。如果记者或者受众知道新闻来源是发生争执的当事人，自然想听一听另一方怎么说，不会只根据一方观点就对一件有争议的事情下结论。综上所述，由于记者对新闻来源的判断错误导致稿件违背了新闻要公正平衡的原则，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由于记者在稿件中对新闻来源交待模糊，造成了受众无法自主判断事实真伪，客观上造成误导受众的后果。阅读新闻时碰到模糊的新闻来源要提高警惕。

还有两种介绍新闻来源的方法，一种是只介绍新闻来源的身份不介绍其姓名，比如“据当地地震观测台新闻发言人说”、“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的官员说”等。一种是既交待新闻来源的身份又交待其姓名，比如“据当地地震观测台新闻发言人麦查理说”、“意大利政府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贝尔托拉索说”等。

一般来讲，记者应该交待新闻来源的身份和姓名。在具体操作的时候稿件中要确保有一处完整交待新闻来源的身份和姓名，其余之处可以只出现身份或者姓名，灵活使用。新闻来源可以放在新闻事实之前，也可以在新闻事实之后交待新闻来源。有新闻来源有新闻事实，受众阅后才能对新闻事实确信无疑。

一般情况下，对那些阐明事件的原因、预示事件发展趋势、揭示事实之间内部联系的事实，一般要注明新闻来源，特别是内幕新闻，不写明新闻来源就无法使读者相信。

对于重要的事实，要注明新闻来源。

对于有争议的、容易引起怀疑的事实，注明新闻来源可增强新闻的可信性，同时也利于读者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和判断。

对于那些一时得不到官方证实，又十分重要的新闻事实，几乎每句话都应注明新闻来源。

一般而言，在新闻来源的身份和姓名获得过程中，身份和姓名相比较身份更重要，采访的时候确定新闻来源的身份非常重要，有名的人也不例外，因为人们对名人的身份早有耳闻。当然，名人由于其知名度在做新闻来源时，还可以增加新闻的分量。这里新闻来源本身也是重要的事实。

新闻事实和新闻来源之间的关系

稿件中出现了新闻来源，那么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就有很高的可信度呢，对此，我们只能说，稿件中交待了新闻来源，可以保证记者进行了采访，采访对象所说内容记者在采写的时候未发现不妥。至于信息来源提供的信息的可信度，一方面取决于记者的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读者的知识和能力。不过即使记者的知识和能力有限，但由于交待了新闻来源及其身份，读者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知识阅历加以判断，判断新闻来源提供内容的可信程度，进而判断新闻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一般而言，人们根据新闻来源与新闻事实的接近程度和有无发言权来决定新闻来源提供信息的可靠程度和可信程度。

记者发言稿篇5

【关键词】地方志；审稿；问题意识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一部地方志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受编辑审稿环节的影响，责任编辑在地方志编纂出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

通过几年审稿工作，笔者发现地方志工作部门责任编辑审稿质量和效率普遍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志书的编纂质量和进度。比如，地方志编辑工作中，有的编辑对文稿反复看了几遍，仍有不少问题被疏忽，这种现象在地方志编辑工作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文将简要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地方志书审稿效率要建立质量指标体系，树立并贯穿问题意识。

一、地方志编辑审稿低效现象及主要原因

笔者在地方志编辑实践中发现，一部志稿交到编辑手中后，编辑投入的审稿时间和精力往往并不少，有的经过长达数月甚至半年的审稿后，仍存在很多问题未被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篇目问题。如标题不准确或不符合志书要求，篇目统辖内容不能全面、完整、清晰地反映标题，节及节以下层次分类不当。

史实问题。如时间记述不准，用“目前”、“现在”、“最近”等词语代替具体时间。一件事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五项要素不全，五要素中“人物”活动记述较弱，见事不见人。还有时间错误，资料出入，数据、人名、单位名称错误等，这些问题在每部志稿审后几乎都存在。部分稿子审后还存在着史实缺漏没有发现的现象。

记述方法问题。交叉重复现象较为严重，事物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在志书上就是某些内容的交叉，但处理不好就可能形成重复。如审稿后仍存在概述、大事记与有关篇、章内容的重复；有关篇、章间记述内容的重复；篇、章小序与正文的重复。

行文规范问题。审稿的志书原始资料痕迹较重，志稿原始资料的文体语言、文字风格都很明显与整部书的风格格格不入，甚至有的把原始资料中的旧式表格也原封不动地搬上志书。还有使用简称不统一，历史地名与现地名称谓不加注等问题都未发现。

以上情况的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编辑人员责任心不足或水平有限，但也可能是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后者往往是容易忽视的。要避免这种现象，除了加强编辑责任心外，编辑过程中建立一定的质量指标体系，有意识地带着问题去审稿是保证又好又快提高稿件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树立并贯穿问题意识是提高审稿效率的基本途径

地方志审稿的重点在于审查内容是否真实，是否体现地方、时代、行业特色，资料是否缺项，用语是否规范等。实际上，目前关于志书已经有相对完善的质量体系。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从观点、体例、内容、记述、资料、行文、出版等方面对志书质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还有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志编纂规范性文件等。这些质量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志书审稿过程中的标尺，审稿过程中以这套指标体系为准绳去把握，志稿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一般都可以发现和解决。

地方志质量指标体系较为庞杂，工作中往往有不同的概况和提炼。一般认为地方志审稿就是一项把关工作，因此有把好政治、史实、语言、保密“四关”的说法。把好政治关，就是把好稿件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防止存在政治问题的资料入志，凡是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资料坚决不用。把好事实关，就是让稿件中的每一处都真实准确，发现志稿中常见的史实性差错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名称等，还有知识性、资料性等差错。把好文字关，就是使稿件的语言文字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发现常见的语言不规范现象如文字、语法、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错误，标题不够醒目、主题不够突出、层次不够清晰、逻辑不够严谨等问题。把好保密关，就是按照保密规定，使志稿没有泄密之处。把好“四关”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既是提高地方志质量的基本指标，也是对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编辑工作中以把好“四关”为准绳，把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一般就能较好地提高地方志编纂质量。

由于个人的工作习惯、思维方式不同，每个责任编辑均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适合自己的一套质量指标体系，有意识地把这套指标贯穿实际的审稿工作中，时时处处树立问题意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现和解决志稿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提高审稿的质量和速度。

三、提高编辑素质有助于树立问题意识

建立质量指标体系，树立和贯穿问题意识是做好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前提和基本要求。但仅此还不够，责任编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练就一双慧眼，在质量体系的标准引导下较好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编辑的素质主要体现在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要做到这些，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一是丰富知识储备。编辑被称为杂家，各方面知识都要知道一些，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编辑出版方面的知识对提高稿件质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志纵观历史、横陈百科，编辑更要有广博的知识才能胜任。要扩大阅读量，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减少知识盲区。学会利用培训班、研讨会、业余自学等形式不断补充基础知识、行业知识、专业知识、语言知识等，不断优化知识结构。

二是善用技巧方法。如志稿的深度宜先粗后细，也就是说先把握大的方面，比如首先要看有没有政治性错误、体例是否符合要求，其次看语言文字等小的方面。总之，不管采取哪种方式，最终都是织成一张网，把各个问题一网打尽。再比如，要善于从已知推断未知。就一部志稿来说，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是编辑不太了解和熟悉的，但总有一部分是编辑能够把握的。由已知推断未知，从部分推断和把握整体，是因为已知的部分中包含有某些整体的必要信息。编辑要充分利用已知信息进行必要、合乎情理的推论，从已知推断未知，由部分把握整体，进而作出判断。

三是转换思维方式。比如面对书稿时要有批判思维，抱着一种不信任态度，睁大眼睛去挑其中的毛病。要有宏观思维和多元思维，尽可能从对学科对角度对志书进行全面把握。要有创新思维，编辑加工过程中善于发现总结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Word的文字处理功能非常强大，但大多数使用者仅仅停留在打字阶段，对其他功能使用甚少，如能有效利用，则可减少许多劳动量，大大提高了编辑效率。

综上所述，地方志责任编辑地方志编纂出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较色，在审稿过程中既要学会构建适合自己的质量指标体系，又要树立问题意识，时时处处有意识地以这套体系为准绳发现和解决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转换思维方式，创新工作方法。这样才能较好地提高审稿的质量和效率，保证地方志编纂质量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钱志祥，杨贤兴.第二轮志书编纂应重视部门审稿[J].中国地方志，2011（10）.

记者发言稿篇6

【关 键 词】西游记；杨 慎；越绝书；阎希阎。

【作者简介】胡义成，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陕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越绝书》是中国古代独立于官修史书之外的一部江浙地方史书[1]，故有论者直以“野史”视之。从南朝阮孝绪《七录》开始，它就被看成春秋时期伍子胥所撰写[2]。后来，《隋书·经籍志》又说其撰者是孔子弟子子贡。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其中所记，有的是子贡或伍子胥以后的吴越史事，甚至出现了东汉年号及其史事，于是从唐宋开始，逐渐在学术界出现了对其真正作者的寻找。至明代，随着嘉隆万时期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和新思潮的因之兴起，著名学者杨慎另辟蹊径，大胆设想，抛弃旧说，终于破译了书中有关隐语，确定了书中隐语暗示“袁康”“吴平”之称呼，于是便认为，《越绝书》作者是三国东吴袁康和吴平二人。此见获得明清许多相关学者的赞同，连清代《四库全书》馆臣也顺其说。

本文从古典小说百回本《西游记》（以下简称“《西》书”——作者）最终定稿者明代万历时期江苏茅山乾元观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也用隐语署名且被笔者破译出发[3]，之所以回顾杨慎破译的往事，一是鉴于《西》书对其最终定稿人的隐语暗示，与杨慎破译的《越绝书》（以下简称“《越》书”——作者）作者署名情况有所相似，说明笔者破译思路也是史有前例，并非“一个痴人说梦”，而且杨慎的有关经验教训也的确值得笔者牢记参考，力求取其长而补其短；二是由于杨慎极具特色的破译及其被广泛认同之时，正值《西》书创作冲刺、流传定稿之际，它很有可能启发了最终定稿的阎希言师徒也采用被破译公开了的隐语方式署名，从而为笔者破译的可靠性增加历史参照者。

杨慎破译简述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人，系正德进士，是明代正、嘉年间一位很有个性的著名知识分子。在“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思潮风靡之时，他能卓然自立，不傍门户，在诗、文、散曲和文学研究各领域独呈一景，确属难能可贵。在嘉靖皇帝欲给其父加封“皇帝”称号的廷臣抗争中，他是带头抗争的人物，深深激怒了嘉靖。嘉靖于是拿杨慎开刀，谪其戍边云南，永不叙用。由于政治上受挫，他被贬云南永昌一地长达三十余年，嘉靖皇帝还不时无情地追问其被禁情况，使杨长期郁闷，最终逝于戍所。“祸兮福所倚”。幽愤孤寂的长期谪贬岁月，也给他以足够的时间可以投入文学创作和文献研究，使其成果相当广泛而丰硕。对《越》书作者的破译，便是其文献研究的著名成果之一。

他早期的文学创作大体遵崇汉魏，故对汉魏史实较熟，促使他由此切入《越》书。他发现《越》书以隐语署名，也是从汉代特别是东汉隐语被广泛使用及其特征研究破题的。他先是依宋人之发现，了解到东汉魏伯阳在作为“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中，曾暗示作者姓名，蔡中郎题“黄绢碑”词也如此，其暗示均以隐语形式为之；他还由此发现，汉魏“文人好作隐语”（《杨升庵全集》卷十）。由此，他猜想《越》书署名也可能如此并有了大收获。杨慎如此破译《越绝书》署名难题，其文功可称焉。

此处所提“黄绢碑”事，说的是“蔡中郎题曹娥碑云‘黄绢幼妇，外孙臼’，隐‘绝妙好辞’四字”[4]。在这里，杨慎主要是从中国方块汉字“构字法”及破解它的“离合体”角度识破其隐语的。因为，“黄绢”即“色丝”，而“色丝”二字即可看成“绝”字；“幼妇”就是“少女”，而“少女”二字即可构成“妙”字；“外孙”显然是女儿的儿子即“女之子”，而“女子”二字可合为“好”字；至于“臼”， “”则味辛，“臼”则为受“”而碎者，连其意指“受”“辛”，意指“受”与“辛”共同构成了“辞”字（“辞”字古体由“受”字与“辛”字合一构成）。这样，“绝妙好辞”四字不呼自出。

杨慎依宋人所讲另一例魏伯阳事，则说的是“魏伯阳《参同契·后序》云，‘郐会鄙夫，幽谷巧生。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廖廓，与鬼为邻。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汤遭厄际，水旱隔屏’，隐‘会稽魏伯阳’五字”[5]。在杨转述宋人的这种解译中，“郐会鄙夫，幽谷巧生”，前四字中“鄙夫”系署名者谦称，“郐会”二字则均发音为kuai，可借“会”字代之；后四字“幽谷巧生”，则暗示“稽”字，因为“稽”字中的“尤”字与“幽”字同音，而在“谷”中“旨”于“巧生”者则“禾”也，于是，人们在这八个字里读出了“会稽”地名。对“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八个字，在“委时去害”中，“害”指“鬼”，“委”字加“鬼”字则显然构成了“魏”字；大概是由于此解与下面的“依托丘山”四字难于呼应，杨慎特别辩解说，“古‘魏’字作‘巍’，故云‘依托丘山’”[6]。关于“百世一下，遨游人间”，其“百世一下”，作为谜语，是指“白”字；其“遨游人间”，指“白”字加“人”字，构成了“伯”字。“汤遭厄际，水旱隔屏”八个字和“循游廖廓，与鬼为邻”八个字最难理解，应合而解之。“汤遭厄际”指“汤”字被拆解开来，一是“水”字旁，二是“易”字；而“水旱隔屏”暗指去其“水”字旁，只留其“易”字；而“循游廖廓，与鬼为邻”，暗示“易”字借用“邻”字偏旁，构成了“阳”字。这样，“会稽魏伯阳”五字跃然浮出。

由此出发，杨慎进而针对《越》书写道：“或问《越绝》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书中，览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观其绝篇之言乎？曰‘以去为姓，得衣乃成，阙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乡（疆），不直自斥，托类自明。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以此隐语见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庚’乃‘康’ 字也，‘禹葬之乡’则会稽也。是乃‘会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托类自明’，阙旨昭然，欲后人知也。‘文属辞定，自于邦贤’，盖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吴’字也。‘屈原同名’，‘平’ 字也。与康共著此书者，乃吴平也。”[7]

在杨慎关于《越》书作者实是三国人袁康、吴平的破译推出后，由于其有理有据，符合中国人习俗，当时学界纷纷赞成。胡应麟表态说，“用修之论，或不诬也”[8]；陈垲则转述他人赞语说，“千载隐语，得升庵而后白”[9]；焦竑也复述了杨慎此说[10]，等等。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臣在简介《越》书时，仍说其“书末《叙外传记》以庾词（即“隐词”——引者注）隐其姓名”，接着便唱名直呼杨慎而重述了他的破译结论[11]。

今天看，杨慎的破译是能自圆其说并能服人的。这是因为，其一，像对《越》书这种古籍作者之谜的破解，主要应根据内证，因为外证可以是各种各样者，其与内在证据的联系往往不清楚而直接，因而证明力往往较弱。而杨慎的破译，则是牢牢立基于内证，别人较难反驳。其二，杨慎对书内隐语的破译，包括对其隐语性质的准确判断，对其隐语方式利用汉字结构之“离合体”构成新字字义的推断，既有宋人破译《参同契》为前例，又分析有理有据，自圆其说，故少有破绽（当然不是绝对没有）。其中包括，古籍对隐语之“离合体”早有许多揭示，杨慎之破译，完全符合破解“离合体”隐语之大要，未可轻易否定。其三，杨慎对书内隐语的破译，是以对隐语的仔细研究和《周易参同契》采用同样隐语署名方式为参考的，并非孤例。事实上，稍具文学史常识者均知，汉魏六朝民歌就经常利用隐语表情达意，包括采用“离合体”、同音异意字表情达意等，这就使杨慎的破译，更非故意持说怪论。其四，“袁康”“吴平”作为人名，一般也能成立。

杨慎生活在《西》书创作冲刺并将定稿时，杨慎之书在当时也已多次在南京、江浙一带出版[12]，广为传播，对其《越》书破译应者颇多，其名气也很大[13]。因此，作为最终定稿人且经常活动于江浙、南京一带的阎希言师徒[14]，很可能知道杨慎的破译，于是在《西》书定稿时也借用了《越》书和《周易参同契》署名的隐语方式。事实上，不仅作为“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如此署名，而且阎希言师徒所在的茅山，其道教先师陶弘景就在所整理茅山宗经典《真诰》中，显示了茅山宗开创者魏存华和许氏父子所传诰语也以隐语署名的事情[15]。依我之见，以这种特殊的隐语署名，可能是茅山地域道教文化的一个传统。阎希言师徒身处茅山而沿袭之，合情合理，并没有不可理喻之处。

有资料显示，杨慎的哥哥杨惕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在为其弟撰杂剧《洞天玄记》写的《前序》中，已经提到《西》之书名，并且说了一些与今本《西》书相同相似的情节[16]。这反映出，在《西》出版前半个世纪，社会上已存似于今本的另一种《西》书，同时也启示我们，很可能杨慎依宋人破译《周易参同契》而破译《越绝书》著者隐语，与似于今本的《西》书的创作流行在同时展开，后者知道对方动态。在此背景下，《西》书署名借用被杨慎破译之法，就很正常。

吸取杨慎破译中的教训

杨慎的破译在具突破性的同时，也具两大弱点。

其一，一般而言，确定古籍以隐语署名的作者，应以内外证据均准确、有力且高度统一为最理想，其中包括无论从内证还是从外证中推出的人名，必须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且有据可考，这种历史人物必须具有撰写或整理著述的可能和条件，且内外证据不能彼此冲突。但杨慎对“袁康”“吴平”的破译，却没有任何外证呼应。查遍三国前后史籍，“袁康”“吴平”是否真实的历史人物，始终是个哑谜，以致不仅当时争议纷纷，莫衷一是，而且数百年后，今日还有论者提出，杨慎破译出之“袁康”“吴平”，并非杨慎所讲的人物姓名，而是一种“政治隐语”，代表祝福三国袁氏政权昌盛、东吴平安之意[17]。看来，杨慎的这种无外证的人物姓名破译，可能是制造了又一种混乱，而不是彻底解决了《越》书作者问题。

其二，在没有任何外证的情况下，杨慎后来遂把“袁康”“吴平”附会于《论衡·按书》所记“临淮袁太伯文术”“会稽吴君高”，因为吴君高作过一书名《越纽》，而《越纽》可能就指《越》书[18]。在这里，杨慎已经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乱了学术方寸。一是他难以回答《论衡·按书》所记袁文术、吴君高为什么一定就是“袁康”和“吴平”。他的这种推理毫无证据，只凭空想。二是他难以回答：何以证明《越纽》就是《越》书？须知，在三字式的书名上，一字之差，差之万里啊！对于杨慎此断，当时的学者王鸣盛等就驳议纷纷，斥其“既称会稽，又籍临淮；既称太伯，又字文术，任意扯，非也”[19]。今天看，王鸣盛等人驳议不错。杨慎之议，纯属无根无据之“扯”。

杨慎的这两大失误，也值得今日以破译《西》书隐语署名方式而确定其最终定稿人的研究记取。看来，笔者在破译《西》书隐语而确定其最终定稿人是阎希言师徒时[20]，一定要有外证（旁证）与内证，且外证能确证破译出的人名均系真实的历史人物，有案可考，且具整理著述《西》书的条件，同时外证与内证一定要彼此呼应，切忌两者稍有冲突。现在看，笔者提出的“阎希言师徒最终定稿说”[21]，对杨慎经验加以吸取，对其教训尽量加以避免，正好符合上述要求，故不存在“杨慎式的缺漏”。

其一，一方面，它出发于《西》书卷首所署“华阳洞天主人校”，有内证支持。感谢黄永年先生通过仔细的版本考证，发现《西》书分卷标志，用的是宋人邵雍《清夜吟》诗的二十个字。而《西游记》第一回一开场，也大讲邵氏“元会运世”之说。这显示，《西》书最终定稿人和校者是合一的。而“华阳洞天”无疑就是茅山，孙楷弟先生[22]、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先生[23]和国内学者张锦池先生[24]等诸位学者，把《西》书最终定稿人锁定在茅山“华阳洞天主人”，是对的。在找寻“华阳洞天主人”时，笔者注意了他或他们一定要具有整理《西》稿的素养和条件，避免找出不可能整理《西》稿的人。沈承庆先生也从《西》书卷首所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出发，通过对《西》书中一首怪诗的破译，找出了明代“青词宰相”李春芳[25]，而李从思想上和风格上就根本不可能具备整理《西》稿的条件，他以“华阳洞天主人”自居也无确切证据和理由，故吾不取，得另寻他人。

其二，笔者沿着孙楷弟、太田辰夫和张锦池等诸位学者思路前推，根据《西》书充满内丹学内容的特征，注目茅山全真道历史，依据它出版前后茅山全真道况，发现当时在茅山的全真道士均聚集在乾元观阎希言周围，且阎师徒文化修养较高，有著述，精易理，广交往，具财力；针对当时明王朝扶持茅山正一道士并任为“灵官”而排斥全真道士的具体状况，阎师徒定稿《西》书后以“华阳洞天主人”署名，意在表示对明室压制全真的不满，可以理解。不仅如此，笔者又反复以文本中的内证验这一发现（见下），大量文本内证无一例外地均指向茅山乾元观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26]。这进一步映射出，“阎说”的外证很过硬，完全避免了杨慎当年找出“袁康”“吴平”后查无其人的尴尬。

其三，在另一方面，笔者同时根据古籍隐语示名常在书首书尾，故反复细读《西》书第一二回，从邵雍易学及卦象展示、全真道教义、茅山道门隐语特征等方面，发现阎希言对其姓名、道号、修道之山、所在道观以及所属道派、所开派枝等，均以茅山道教特有的隐喻形式有大量暗示，且暗示内涵较确定，含义较清晰，数量确实不少，不容忽视。如其第一回对《黄庭经》的描述，暗示《西》书的诞生地在《黄庭经》故乡茅山。如其第一二回对菩提祖师的描写，以全真道教义暗示着阎希言一系列身份信息；“镇元子故事”则暗示了，《西》书于万历二十年付印时（此时阎已逝），由阎的大弟子舒本住以“陈元之”名义写下了序言，说明了《西》书定稿由来、丹学主旨，再次暗示了阎身份，其中还推出“隐语大师”东方朔的形象，实际便是对自己采用隐语手法的再暗示，等等[27]。这些发现，也是吸取胡鲁教训，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道教文学常用隐语形式表情达意的修辞特点的挖掘和尊重，特别是对茅山道门语言特色的挖掘和尊重。在这种破译中，内证外证高度契合，不仅准确，而且有力并充分，证据质量比迄今关于《西》书作者的其他所有见解如“吴承恩作者说”“李春芳说”等等高得多。“吴说”只凭一条模糊的外证，缺乏有力内证，差之远矣。据此，笔者确信，“《西游》姓阎不姓吴”。

其四，“阎说”认为胡适、鲁迅两位大师虽对新文化运动贡献多多，但在“五四”时“消灭道教”思潮的影响下，加之当时道教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实在有限，他们确对全真道教义、历史和其力倡的内丹学，特别是对茅山全真道的地域教义特征、历史等等，尤其是对茅山道门语言特点，或存误解而视为“迷信”，或所知不多，或未予深解，故在《西》书最终定稿者确定上，只信《淮安府志》之载而在逻辑上又陷失误，颇为粗疏。其中包括，两位大师对茅山道门喜于采用的隐喻修辞方式，未予深究，甚至根本未予注目，胡大师读了诞生于茅山的《真诰》而一概否定，竟一点也未能捉住它关于茅山道门喜用隐语的修辞特点，其实是对民间道门文字特点不甚了了，难免持论走入误区，其教训值得今日《西》书研究者记取。另一方面，笔者也吸取李安纲先生过分偏激地否定胡鲁的教训[28]，对他们在“五四”时期开创的尊重科学之路，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两位大师所指出的尊重科学之路，作为学术“范式”，确给《西》书最终定稿人研究指明了战略方向；他们的相关失误，只是“战役性”的，不能由以否定他们的学术“范式”；在某种意义上，“阎说”也是沿着该学术“范式”所指出的道路前进的结果。

其五，“阎说”认为，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等人面对“吴承恩作者说”统治中国大陆一个甲子，慧眼独具，一直着力于挖掘和研究全真道与《西》创作的关联，成果影响颇大。他们注目“华阳洞天主人”及茅山道门文化，思路正确，是“阎说”的领路者之一。但由于文化差异，太田辰夫等人也只能止于注目“华阳洞天主人”而不能从破译《西》书之隐喻入手，直逼茅山乾元观阎希言师徒。看来，由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把握《西》书最终定稿者的奥秘，首先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显然，对比杨慎对《越》书作者的破译，“阎说”不存在任何无证据而凭空想推理的问题。它的每一个论断，均以文献记载和对文本隐语的准确破译为据。

应当说，“阎说”做到了对杨慎破译前例的取长补短，希望它能经得起严格检查。

注释：

[1]仓修良：《〈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2][12][13][17]李步嘉：《〈越绝书〉研究》第247、186-18、231-239、272、281-2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20][21][26][27]胡义成：《江苏茅山闫希言师徒是今本〈西游记〉的定稿者》，载《柳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再论〈西游记〉最终定稿人是明代茅山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对〈西游记〉第一回有关阎希言身份隐喻暗示的部分破译》，收于《西游记文化论丛（第一辑）》，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西游记〉的最终定稿人是明代万历时期茅山全真道士阎希言的文本证据——再破译〈西游记〉第一二回的有关隐喻暗示》，载《东方论坛》2006年第6期；《澳籍华裔学者柳存仁先生近年〈西游记〉研究述评》，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西游记〉研究的新视角：元代丹学》，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从〈鸣鹤余音〉看虞集的〈西游记〉序言和〈西游记〉在元代的大体形成》，载淮海工学院《〈西游记〉研究学术论文集》（内部资料）2006年8月；《元代全真教〈西游记〉形成的文化背景》，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邵雍易学被〈西游记〉用以隐示其最终定稿人姓名——〈西游记〉前两回再解读》，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江苏茅山之标志：〈黄庭经〉——对〈西游记〉第一回关于〈黄庭经〉之描写寓义的破解》，载《十偃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西游记〉陈元之序言揭密——论陈元之即阎希言大弟子舒本住的文本证据及其他》，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等等。

[4][5][6]（古本）《杨升庵全集》卷四十。

[7]（古本）《杨升庵全集》卷十。

[8]（古本）《少室山房笔丛·丁部·四部正讹下》。

[9]《〈越绝书〉跋》，转引自李步嘉：《〈越绝书〉研究》第2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0]（古本）《焦氏笔乘续集》卷四。

[11]（古本）《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之“《越绝书》十五卷”条。

[14]周 晖：《金陵琐事》第212-213页，[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15][日]吉川忠夫等：《〈真诰〉校注》第5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177、23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18]（古本）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三。

[19]（古本）王鸣盛《蛾术编·说录》。

[22]孙楷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收于朱一玄等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第191-192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记者发言稿篇7

【关键词】 新闻记者；写作；逻辑思维；构建

人的逻辑是一种抽象的通过现象进而进行推理、判断、论证、理解这客观现象的思维过程。在现阶段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人们获取信息也开始越来越便利。新闻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新闻的竞争中各个媒体都大力的增强自身竞争实力，其中民生新闻由于其信息和内容的多元化，更加具有亲民性，所以这类新闻更容易受到关注，但在实际中由于记者逻辑思维能力不足，使得有些新闻丧失其内在的吸引力。记者在写作的时候需要对一些事实的新闻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要对新闻价值这种抽象的属性进行估计是需要记者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浅层的新闻事实，反常的、稀奇的事物这些的新闻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而深层的新闻，新生的、概括的事物这些的新闻价值是需要逻辑抽象思维来判断的。

一、缺失逻辑思维能的具体表现

一个好的新闻是通过记者的镜头或文字从现实中精心形象组织而最终构成一个信息传播媒体，任何新闻都离不开作者本身对新闻时事的提炼、推理和抽象的思维活动。记者缺失逻辑思维具体表现有：

（一）新闻稿件写作中使用语言搭配不恰当。新闻的语言是传播新闻内容的介质，所以其具有广泛性和严谨性。新闻记者在写作中要表达的不可主观臆想。新闻的语言美具体体现在对新闻事实进行朴实的报道。例如：某广州的晚报中，“新鲜含大量维生素的胡萝卜每公斤1.56元；能够通常导便、并具有美容效果的芹菜每公斤1.96元；美容之王、清凉可口的黄瓜每公斤3.96元”这条新闻中无形中加了很多的形容词，在新闻表述中显得的非常突兀。

（二）撰写新闻稿件对其新闻的事实的表述缺乏必要的逻辑性。在有些新闻中，记者为了吸引眼球得到高的关注度，对一些没有经过具体的核实的部分进行过分的渲染，这种现象在新闻写作中比较普遍。2012年10月，广州某报《女小学生被罪恶老师》一文中，记者这样表述“事后，李某（犯罪嫌疑人）还假惺惺的说我喜欢这个学生，以后会对她负责的”。对这样的新闻，记者只能根据犯罪人供述的事实来说话，记者怎样用“假惺惺”来判断犯罪嫌疑人呢？这种报道是典型的对犯罪嫌疑人的不好进行渲染，落井下石的写法。

（三）由于记者缺乏逻辑性，使得新闻事实得出的结论牵强附会。新闻采访中的逻辑思维是作者对客观事实能动的反映，一个新闻的价值和信息量的多少，大多数都取决于记者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运用程度。假如缺乏紧密的逻辑思维，记者就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识与新闻紧密结合起来 难以符合报道内容。有些记者在报道中首先得出报道的结论，在去寻找结论得出相关证据，这样牵强附会的寻找是不符合其新闻本身的主题的。那这样的新闻就缺乏其事实的客观性是不值得推敲的。例如：2012年4月，广州某晚报，新闻的标题“市区的猪肉价格降了3元”，当时的新闻采访的原话是“根据店员的介绍，此次猪肉的降价是为了吸引顾客购买，提升其购买力。”这也就证明了其降价是个别的行为，但记者却这新闻表述中写出“市区的猪肉价格降了3元”的错误结论，逻辑混乱。

二、新闻写作中逻辑思维重要性

（一）塑造媒体在观众心中的信誉度。衡量媒体的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是媒体本身其内在品质和其公信力。对于媒体来说，其主要是以出售信息来挣钱，然而对于媒体稿件质量决定着其市场的吸引力。稿件是为其带来经济效益的外在的主要载体，所以逻辑清楚的稿件对打造媒体的权威和受信赖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可以增强媒体在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在现阶段的媒体内容竞争中，重大的新闻事件报道成为各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是提高媒体影响力的有力武器。尤其是在现阶段政府鼓励新闻栏目时长的政策下，逻辑清楚准确的表达是各媒体增强竞争实力的有力武器。

（三）可以有效的反应作为记者其本身具备的素质。逻辑思维是记者业务水平的有力的考核武器，这有具备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在采访过程中应对自如。才能将新闻传播的效果得到最大的发挥。

三、新闻写作中记者逻辑思维的构建方式

（一）作为记者要努力提升自身的修养。拓宽自身的知识面，不断的用新的知识武装自己，紧跟时代。勤于对新闻事件要素之间思考，运用图标形式对新闻人物进行分析，在写稿件中，注意新闻语言的具体搭配，准确的反应新闻事实，逻辑清楚的进行撰写稿件。

（二）撰写稿件要有逻辑性。在撰写稿件的时候要按照事物其自然发生的顺序进行编排，在电视画面转的瞬间要有效的运用小标题形式来提炼新闻核心的主题事实，便于大众理解新闻事实。

（三）在采访中写作中要戒懒。这里的懒主要有俩种表现的形式：一是很难发现疑点，二是发现了没有问个究竟。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记者本身的政策法规学习不足和其没有具备逻辑的思维能力，对新闻事件的考察没有细致的考究。由于现阶段媒体酬薪体系中的弊端，记者发稿任务重，造成有些记者为了完成任务而忽略了对新闻本身细节的考究，拿出来的稿子都是表现些肤浅表面现象。在新闻舆论的监督中，由于大部分新闻涉及的人物和范围广，这就需要记者弄清事实的原尾，屡清事实的关系，还原事实的真相，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发挥新闻报道其有力的舆论监督作用。

四、结语

做为新闻工作的记者。要用一双敏锐的眼睛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去观察和判断这个客观世界，要努力提升自身作为新闻记者必要的专业技能，跟随时代拓宽自身知识面。共同努力努力将新闻媒体事业做的越来越强大。

参考文献

记者发言稿篇8

一、鲁迅对作品语言的修改：语言的应用像符合语境要求

鲁迅先生精益求精地对待自己作品的语言，他那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精神，贯穿在整个创作实践中。学习、研究鲁迅先生对他作品原稿和改稿的大量改笔，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语言修改并不是单纯地增、删、改、换字、词、句，而是一种复杂的艺术活动，它往往要考虑到多种因素，不但观点要鲜明，语言要通顺，而且还要符合语境的要求。语言大师鲁迅在小说、散文、杂文的修改中有许多佳例。如：

（1）原稿：“谁吃的母亲？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吗？我们吃你的母亲？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为枪弹，打了过去的样子。

“那里！……这……那里！……这……”青年发抖了。（《鲁迅手稿全集》）

定稿：……“那里！……这……那里！……这……”青年发急了。（《鲁迅全集》第六卷，《写于深夜里》第504页）

（2）原稿：上至王后，下至弄臣，也都恍然大悟，纷纷散开，急得手足无措，各自转了四五个圈子。（《鲁迅手稿全集》）

定稿：上至王后，下至弄臣，也都恍然大悟，仓皇散开，急得手足无措，各自转了四五个圈子。（《鲁迅全集》第二卷，《铸剑》第433页）

（3）原稿：他迎头就看见中央的方桌中间放着肥皂的葵绿色的小小的长方包，包中央的金印子在灯光下明晃晃的发闪，周围还有细小的花纹。(《く鲁迅全集〉校读记》)

定稿：他一进门，迎头就看见中央的方桌中间放着肥皂的葵绿色的小小的长方包，包中央的金印子在灯光下明晃晃的发闪，周围还有细小的花纹。(《鲁迅全集》第二集，《肥皂》第54页)

例（1）原稿中“发抖”是害怕得颤抖的样子，当然也可以说气得发抖，但从青年人的答话“那里！……这……那里！……这……”来看，又不像是气得这样的。改为“发急”，就是非常着急，急切的意思。“西装朋友”对青年的这一番问话，不仅蛮横无理，也叫人感到莫明其妙，令人啼笑皆非。青年面对这样的问话，不是感到害怕，而是对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急于想分辨、解释，但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言辞，所以才“发急”。因此，定稿中改为“发急”，很符合“青年”这个人物当时被问得不知所措时的神态。例（2）从上下文看，这一句是写“上至王后，下至弄臣”这一班人看到王头沉到金鼎里的时候，匆忙而又慌张地散开时的情形，主要突出其匆忙而又慌张的情态，而不是突出其散开时的纷乱。所以，将“纷纷”改为“仓皇”很妥当，另外，改后与下句“急得手足无措……”的语意也很吻合。例（3）的前句是“也终于跨进门槛去了”，不加“一进门”也可以，但加上后，是为了与后面的“就看见”形成“一……就……”这样的格式，说明四铭此时最关心的还是那块肥皂，也说明四铭太太将这块肥皂――他丈夫卑污猥亵的心理的标志，故意放到最显眼的地方以示众，所以四铭“一进门就看见了”，这样更有助于刻化人物的心理状态。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出，鲁迅作品的语言修改，是很有技巧性的，而且都是在符合文章内容、人物形象及上下文的结构和语气的前提下进行的。

二、鲁迅对文章标题的修改：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关系

下面，我们再从鲁迅对文章标题的修改中，看看鲁迅锤炼语言的艺术，同时再观察一下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关系。

文章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它能揭示出文章的主旨，也能显示出文章的格调和色彩，好的文章标题能给人以新颖的感觉和深刻的印象，并且富有吸引力。鲁迅文章的标题大都是经过精心锤炼的，而且为了适应特定的语境，可以改动。有的文章当时发表时没有副标题，结集时作者又增添了副标题的，如:《淡淡的血痕中》最初发表于《语丝》周刊上时，没有副标题，后来收入《野草》中，才加上了副标题――“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作者在《英译本序》中说:“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就是说这篇散文诗是为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即“三一八”惨案而写的，这个副标题，是为了揭示这篇散文诗的题旨和作者写此文的动机及目的等因素制约下增加的。那么，让我们联系这种情境语境即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三一八”惨案和作者极度的悲痛与愤怒的主观心情（即主观语境），分析一下这个副标题的含义。一般情况下，纪念都是对死者而言的，如《记念刘和珍君》，而这个副标题除了“记念几个死者”之外，还要记念“生者和未生者”，这又怎样理解呢?因为作者既对那些已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又对那些“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的苟活者，觉得他们可怜且令人愤恨，这就是鲁迅对于“国民性”的弱点的一贯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重要的是鲁迅在这篇散文诗中，讴歌了“判逆的猛士”，期望未来的人们，即“未生者”要摒弃这“也欲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的生活状态和道路，要有一个崭新的生活状态和道路，成为“判逆的猛士”，这正是全篇的主旨之所在，加上这一副标题，就使正题“淡淡的血痕中”的内涵更深刻、更明确，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写这篇文章时的特殊心情。又如《逃的辩护》在《申报》发表时题为《“逃”的合理化》，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有人对学生的责骂而写成的。山海关失守，北平形势危急，各大、中学学生有请示暂缓考期、提前放假或请假离校的事。当时有自称“血魂除奸团者”，以此责骂学生“贪生怕死”、“而懦弱”。周木斋在《涛声》第二卷第四期发表的《骂人与自骂》一文中，也说学生是“敌人未到，闻风远逸”，“即使不能赴难，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鲁迅的这篇杂文就是针对这些不斥责政府不抵抗，反而镇压学生的爱国请愿活动，责骂学生正当的要求和行为的言论，并对这些予以批评，为学生辩护的，故改为现在的标题。原标题中的合理化，只是陈述“逃”的合理、正确，而“辩护”则是针对别人的责骂去辩解、维护。改后的题目语气强烈，色彩鲜明，符合表达者的立场、观点和感情。

记者发言稿篇9

用途

讲话稿的使用范围很广，多用于各种大小会议、广播录音、电视录像等口头表达；也可以登报印发成“书面发言”。

讲话稿和发言稿的区别

“讲话”和“发言”本是同义语，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现在多数是把领导和主持人的发言称为“讲话”，其他个人或与会人员所说的，统称为“发言”。

讲话稿一般应由讲话人自己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经过授意由别人，或由秘书、干事等代劳。讲话稿有详稿、略稿和腹稿之分。详稿准备较充分，只消拿到会议上去念就行了；略稿是个提纲、要点，在发言时要再作发挥；腹稿，仅仅在头脑里酝酿一下，考虑个大概，到时即席发言，然后根据别人的记录整理成书面的东西。这里，我们不讨论第三种。

“讲话稿”除“发言稿”这个别名外，还有演讲稿、演说稿、谈话稿、会议报告稿等。其性质与特点，都大同小异。

特点

文章是给人看的，讲话则是给人听的。看起来顺眼的文章，听起来不一定顺耳；看起来清楚明白的句子，说给人听，别人不一定听得懂。文章可以反复看几遍，哪句看不懂，就看哪句；听别人在会议上讲话，就不可能让别人说了一遍，又说一遍，老重复一个内容。讲话是一句接着一句的，弄不清前句的意思，后一句就难于理解了。结果，话讲得越多，别人越不听。因此，写讲话稿，就是要抓住讲话的通俗化和日语化两个特点。

讲话要通俗，就是要适合人的听觉的需要，适合听众的接受水平，容易叫别人理解和接受。

我们知道，听报告时，听众只能发挥其听觉的作用，他们看不到实物与环境，难以知道具体的形象，只有靠讲话人的描述或讲解，才能使听众产生感情上的共鸣或逻辑上的说服力量。所以，通俗的讲话，可以补充视觉之不足。另外，通俗，不能理解为庸俗。它要求语言朴素、自然，不堆砌概念，不装腔作势。

讲话要口语化，就是写的稿子，别人看起来顺眼，听起来顺耳。它的语言简短精练，形象、生动、具体，别人不仅听得明，而且印象深，记得牢。

注意事项

1。要看听众。讲稿的效果好不好，不是撰稿人个人或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评定的，而是要由广大的听众来打分，因此讲稿首先要考虑听讲的是什么人，这些人有什么特点，怎样才能说服他们；同时，事先要尽可能估计到，可能有人产生什么样的怀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或有什么不同的议论，以便能够及时予以回答。这就要求演讲者把想和讲有机地统一起来。

2。要讲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就要求撰稿人吃透两头。一是了解上面的方针政策，二是了解听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两头吃透了，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哪些多讲，哪些少讲心中就有数了。这样讲起来，有针对性，听众也会觉得受益匪浅，听得全神贯注。

3。态度明朗、观点正确。讲话人，对所讲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表扬还是批评，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举例要恰当，引用材料要准确，对于有些材料要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不能拿来就用。看问题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不曲从附和，不任意上纲。

4。主题要单一。一次会议总有一个主题，讲话者也往往不止一个。所以讲话，首先要围绕会议主题讲，不能离开会议主题，信口开河。

现在提倡开短会，讲短话。因此，要尽量把话写得简明扼要、干净利索。话讲长了，不仅会影响讲话的效果，而且会引起人们的厌烦，不得人心。因为人持久或过度地听讲，会因听觉器官的疲劳而造成全身不舒服，必然精力分散。俗话说“话多如水”。因此，讲话要克服一种坏习惯，即一讲就长篇大论，胡拉乱扯，重复罗嗦，没完没了。

要合乎口语

写讲话稿，要像说话一样简短亲切。绝不要乱抄文章上的一些洁屈聱牙的句子。具体来说，写讲话稿要从下列几方面做到口语化：

1。用句要短，修饰语要少；文言句子和倒装句要尽量避免使用，以免造成听众的错觉或分散注意力。

2。一些书面语言的词汇，要改用口语词汇。如“迅速”可改成“很快就”；“立即”可写成“马上”；“从而”可改成“这样就”；“连日来”可写成“这些天来”；“地处”可改成“位置在”；“备定”可写成“准备好了”等等。

3。一个意思有几个词都可以表达的，要尽量选择其中一听就懂的词，如“对垒”、“交锋”就不如“比赛”通俗易懂。

4。不该省的字不要省。如“同期”最好写成“同一时期”，以免发生误会。

5。要分清同音的字和词。比如“全部”容易错听为“全不”；“喉头”跟“猴头”分不清，应写成“喉咙头”就好。

6。方言土语要少用。听众一般都来自五湖四海，如果用方言土语多了，有些人听不懂，或者窃窃私语，也会影响会场秩序。如“假茶叶”是贵阳的土话，外地人很难知道它是指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东西。

7。用引号表示相反意思的词，在其前面要加上所谓二字，以表示否定。用括号作注释的，要改为直接叙述。

记者发言稿篇10

对于“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观点，笔者虽然并非完全赞同，但却与刘先生的认识也不尽一致。本文专就此问题作一辨析。

1 “直接形成论”难以证明档案不是转化而来的

1.1 从档案的源头上看难以证明档案不是转化而来的。《档案直接形成论》认为“档案不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档案是直接形成的”。在第六章“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中讲道：“档案之意先于文件，可以从‘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等档案起源时的原始档案中看出端倪。档案起源的动因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记忆的需要，人们发明‘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其记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记忆，起到记事备忘的作用。它只有档案的记忆作用，而没有文件的管理办事功用。”（146页）

如单从这段文字来看，确实像笔者在《一部有益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探索之作――〈档案直接形成论〉读后感（之一）》（刊于《档案管理》2016年第6期）中讲的：如果顺着刘先生的思路来理解其结果，那么从人类产生档案的源头上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但这些相对来说看似有点儿站得住脚的认识，其实存在的疑问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此时在人们的认识领域中还没有“档案”一说，那又如何能如此顺利地将“结绳记事”和“刻木为契”等就称为“档案”了呢？毕竟从这些被刘先生称为档案的记录的出现，距人们认识到“档案”的产生还差着几千年的时间哩，怎么就能直接说这些是档案了呢？是拿人们后来的认识去套指的吗？那不又具有了人为的因素吗？

1.2 自“档案”概念出现以后形成的档案更难说明档案不是转化而来的。《辞海（第六版缩印本）》对“文件”的定义是：“组织或个人为履行法定职责或处理事务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一切材料。是人们记录、固定、传递和贮存信息的一种工具。”[1]就我们当前认识的档案而言，其前身“文件”的草稿、修改稿直至定稿和签发中的大部分原始记录，在其形成之初早已并不是为了记忆的需要，因为谁也无法理解人们为了要留下记忆而去形成一个文件。那么为何这些就可以直接称其为档案呢？它们还只是具有记忆功能吗？随着社会的发展显然已经讲不通了。而刘先生却认为：“‘文件’从起草到草稿、一稿、二稿……定稿，经过了一个过程，然而，必须清楚，起草的文件不等于文件，文件的草稿也不等于文件，定稿同样也不等于文件，你可以说‘文件’是从其形成之初开始着原始记录的，但是，这个‘文件’记录的‘原始记录’，并不是那个具有现行效用的‘文件’。记录这个‘文件’形成的全部过程的是档案，而不是‘文件’。”（151页）然而，事实上我们形成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某项工作，而此项工作又是需要在一定的区域范围、有众多的部门或人员参加，为了统一号令（如完成的标准、时间等）才会需要发出一个文件。所以，从草稿的产生直到文件的发出和督促执行，均是为了围绕完成某一项特定的工作而实施的行为，而并不是为了记忆。刘先生还说：“所以说，几乎所有的文件自形成之时起就被一切组织或个人所‘保存’贮藏。”（23页）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文件自形成之时起”就是为了被执行和应用，而并非保存和贮藏。那我们现时还能认为这些“文件的初稿、修改稿直至定稿、签发”是为了记忆的需要而形成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怎能直接称其为档案呢？显然不能！它们只能被称为该文件的原稿，只有当它与其对应的一份（有的归档两份）文件被归档保存起来以后，才成了这件档案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第四点中会具体论述）。

1.3 档案不仅仅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刘先生认为：“事实上档案不是文件的转化物，笼统地讲档案是从文件转化而来的，把文件与档案的关系按前后、按阶段区分是很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并没有反映出档案与文件的客观真实面貌。”（50页）

?P者认为，档案确实不只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但笼统地讲“档案不是文件的转化物”同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事实上档案的主体确实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只是“档案不仅仅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因为除了文件之外，一切我们曾经试图用“大文件”观或是“不断地加括号专门注明包括某某”等所要解决问题的对象，均有可能转化为档案。原因是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深入，档案虽然仍然没有脱离由各种记录转化而形成的实质，但已经不仅仅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了。转化为档案的记录即档案的前身可以有很多，如大量的文件转化为文书档案，而还有大量的不是文件也转化为了档案，如，大量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算不得文件的转化成了会计档案；大量的照片转化成了照片档案；更有甚者，随着“实物档案”这一概念的出现，这些转化为档案的前身显然也算不得文件。所以确切地说：档案的主体是由文件转化而来，但又不仅仅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要说明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找到档案的上位概念，即档案定义中的属概念。既然笔者在《论档案的定义及其本质属性――〈档案直接形成论〉读后感（之二）》一文（刊于《档案管理》2017年第1期）中采用了“记录”作为档案的属概念，那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本文在以下论述中就采用“档案是由各种记录转化而来的”说法。

2 各种记录转化为档案的环节

《档案直接形成论》在第四章“档案的形成观”中指出：“将‘归档’作为有意识形成档案的先决条件，是把现代档案工作制度强加给档案本身的，是把对这一事物的要求强加给另一事物。……既然‘归档’属于管理活动，作为管理对象的档案就必然先于‘归档’之前就存在，而后才能产生相应的管理活动。怎能够把‘归档’作为有意识形成档案的必备条件呢？”（90页）“按照‘归档’是有意识形成档案的必备条件的观点，也就是说大多数基层档案室接收的不是档案。既然接收的不是档案也就不能称之为档案接收工作了，这显然与档案的收集工作相矛盾。”（91页）“‘立卷归档’、‘集中保存’、‘鉴定’、‘整理’等档案工作都与档案的产生没有关系，也不能改变档案。”（322页）在“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中又指出：“档案不等于是‘归档’的文件，档案在‘归档’前就是档案了。”（328页）

其实由于“‘归档保存’能够把档案与其他事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是档案之所以为档案的‘最低限度’”， [2]所以，归档环节便成了档案与各种记录的分水岭。至于“按照‘归档’是有意识形成档案的必备条件的观点，也就是说大多数基层档案室接收的不是档案”（91页）的问题，那就更好解释了，因为档案室就是在做归档工作，收集的是列入归档范围的各种记录，这是因为目前没有真正实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归档制度，实际是由档案室代行整理归档工作而出现的现象。至于档案的收集（接收）工作是针对档案馆而言的。于是笔者还是愿意回到我国早先的档案学理论认识上去，认为归档工作是各种记录向档案转化的分水岭，归档之前属于文书工作（或其他工作）的领域，而归档之后便进入了档案工作领域。所以转化为档案的环节确实是归档，而且只有将这一环节产生的因素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才能有效地将档案与“记录”中的其他下位概念明确地加以区别。

3 各种记录转化为档案中的“人”

刘先生在第十一章“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中讲道：“那么什么是‘有一定保存价值’呢？只能人为地规定。怎么判定‘有一定保存价值’呢？只有通过档案工作者的鉴定来实现。”“那些被判定没有保存价值的，不一定就没有保存价值，而那些被判定‘有一定保存价值’的，也不一定就有保存价值。有没有保存价值不是形成档案的必要条件。”（312页）“档案的产生不仅与档案工作没有关系，与档案工作的主体――档案工作者也没有关系。”（323页）

在刘先生以上的论述中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没有保存价值不是形成档案的必要条件”；二是档案的形成不应当掺入人为的因素。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笔者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没有保存价值的还具有要作为档案保存下来的理由。也许这里的问题是在于刘先生混淆了档案的“产生”和“形成”这两个概念，刘先生在书中所述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时，更多是用了“形成”一词，但笔者认为此时这些被称为档案的应当是“产生”而非“形成”。 “产生”与“形成”尽管有着诸多的联系，但毕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产生”是某一事物的原始性出现，是其展示给外部的基本“特征”，如人的长相特征为高矮、胖瘦等，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而“形成”则是对某一事物的人为性过程，是该事物内在的经由人们认识提炼所赋予的“属性”，如性格上的内向、外向等。如果我们将“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作为这些记录的“产生”的话，那么刘先生的观点就可以得以成立，因为确实不管这些记录有没有保存价值，它都是实实在在地产生了。但当我们要将这些记录形成档案的话，如果没有什么保存价值那为何还要将其作为档案保存下来呢？至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笔者将在后面专门予以表述。

3.1 各种记录转化为档案必定具有人为的因素。刘先生指出：“而‘备以查考性’说、‘归档保存性’说、‘三属性的交集’说、‘结构性’说、‘鉴定和整理’说、‘内在有机联系性’说等认识都是以档案整理后的所谓存在形式来探讨档案本质属性的，这些属性无不打上档案整理人外加的烙印，是档案整理人的人为规定造成的，是档案整理后的外在表象，显然不是档案的本质属性。”（75页）事实上，我们对于档案本质属性的认识是人的意识对档案这一客观存在物的总结、梳理、归纳，是人的认识对于客观存在反作用的结果，必然具有人为的因素。

3.2 决定各种记录转化为档案的人只能是档案工作者。刘先生指出：“首先，来看档案有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起作用的‘人’。如果这里的‘人’是社会主体的‘人’，那么，应该说上述有些认识还是正确的。但是，上述论述中说的‘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体的‘人’，而是‘档案人（档案整理、保管者或者说是档案工作者）’”。（95页）在第十一章“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里又讲道：“然而，遗憾的是这里的‘人’并不是社会主体的‘人’，?@里的‘人’已经被偷换概念变成了档案‘人’――档案工作者。‘档案的形成离不开主观能动性’中的‘人’是档案工作者而不是社会主体的‘人’。”（326页）

其实，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证明，在记录转化为档案这一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的确实是档案工作者，也只能是档案工作者，因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分工而确定的。如果我们顺着刘先生的思路，应当由“社会主体的‘人’”来进行“归档保存、挑选、整理、鉴定等等”才算“上述有些认识还是正确”的话，那请问如何才能让“社会主体的人”来有意识地形成档案呢？即便是就“文件的密级由起草或发文单位来确定”这一环节而言，也只有能够或有条件参与形成有可能进入档案保管的记录的部分社会人来实施。事实上，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知识的差异等诸多原因，所以终究不可能真正实现由“社会主体的人”来承担这项任务。

当然，这里除了社会分工的必然导致以外，还需要有一个社会赋予档案人权力的问题。其实档案人在“归档保存、挑选、整理、鉴定等等”工作中的权力问题，在《档案直接形成论》97～98页中列举的若干法规文件，就说明了档案人的权力正是来自这些规定。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档案工作者不仅要承担收集、管理和提供利用档案的义务，同时也享有依法做好这些工作的权力。

3.3 归档中的人为因素与“唯心主义的认识”观无关。刘先生在第十一章“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中讲道：“三是在所谓的档案工作对档案的进一步产生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下的‘文件可以通过档案工作来实现向档案的转化’，……其实质就是档案工作者认定什么是档案什么不是档案。这显然就是主体产生客体的唯心主义的认识。”（324页）确实，这些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与档案的“产生”（作为一种客观的自在物）确实没有关系，但与档案的“形成”（对客观事物的人为性过程）却存在着必然的决定性的关系。这一现象与“主体产生客体的唯心主义的认识”毫无关系。我们知道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唯心主义认为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是世界的本原，先有意识，后有物质，意识决定物质；唯物主义则主张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从这两者的本质区别中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实质，因为档案人是坚信“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的。即各种记录是客观存在的自在物，而要真正成为人们意识领域的档案，则还需要档案人在其间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

4 归档保存的档案是一个整体

刘先生在否定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同时，强行把作为一个整体的档案（文件的初稿、修改稿直至定稿、签发以及文件的正本）分解为“档案”和“文件”两个部分。认为：“档案与文件有没有本质区别？肯定有本质区别。”（22页）“文件‘转化’为档案，只是文件与定稿一同作为档案的统一体归档保存的，而不是文件转化成档案的。”（50页）并且指出：“‘发文’文书档案的实体应该是文件的定稿，而非文件（发文）本身，也就是说从归档角度看应该归档的是文件的定稿，而不是文件。”（184页）又说：“由于时代的发展，档案变得越来越复杂，发文（文件）实际是定稿（档案）的副本，发文（文件）并不是‘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发文（文件）与定稿同时归档保存，不过是现代印刷技术印刷条件下一种无奈的‘双轨制’选择，这是在档案历史长河中特殊阶段中的一种特殊现象。”（236页）

其实笼统讲档案与文件有本质区别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对的，如对于发出的大量不被作为档案保存的正式文本而言，它与档案确实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但我们如果由此而进一步将保存起来的档案（文件的初稿、修改稿直至定稿、签发以及文件的正本）分解?椤暗蛋浮焙汀拔募?”两个部分，则完全是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