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考察报告十篇

古建筑考察报告篇1

和上次一样，大山也用它那特有的热情迎接了我们；雷雨，闪电和着狂风，我们行驶在大山之中；回忆着两年前和这片大山的那段感情，我们或多或少的都有些触景生情，我们急切的想知道我们将要去的“宏村”现在如何了？我们十天的考察生活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很多很多的问号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想我会用这短短的十天去一一地解答他们------

凌晨四点，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宏村。

死寂的村子，让人感到恐惧------

男生们麻利地搬好了行李，洗好澡后就早早的休息了。虽然很累，但内心的一丝兴奋加上窗外汹涌江水的咆哮声，还是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睡------

当然还是这一天，接近中午醒来时，真的象所说的那样太阳已经照到我们很多人的头顶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有机会去拜访一下老朋友了！

还是那座桥，岁月好像并没有影响我们似的影响它，依旧是那样的苍老；昨晚汹涌咆哮的江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潺潺的小溪，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只能叹服！清澈见底的水，当年我们就是在下面淌水，抓蟹，篝火，历历在目，就想发生在昨天，原来记忆也这么美好------

白天的村子热闹许多，比起夜晚的死寂，简直是判若两境，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所不曾能感受到的吧！比起两年前，这里增设了许多的小商店和摊铺；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的人们更懂得了利用这里无限的商机；可是同时村民的那一份淳朴，村巷的那一份幽邃，先人留下的那份希望也渐渐地消失了。面对这琳琅满目的纪念品，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哀------

一天的调整休息就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中结束了。当晚，带队老师布置了任务并且分好了组，我知道我们真正的挑战来了，不仅是专业技术上的或是耐心毅力上的挑战，我想这更是在团队合作，协调上的挑战。很多时候都会问自己：你能和别人合作的很好吗？我从不怀疑过自己的能力，过分的自信有时让我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想对我的挑战也许后者更重要。真正能理解这其中的意味的人也许就已经算是一种成功了吧！当然，生活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等着我们，我们现在应做的就是从中去体验，并且学会什么------学会什么呢？

现在想来，真的庆幸当初得到了测量“承志堂”这样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这座被誉为“民间故宫”的清代徽州民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是的！不过它带给我们的是欢乐，是经验，是生活！我已经把它当成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就是这个朋友陪伴了我们整整十天，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地方，让我了解了它，同时它也了解了我。我不会忘了它，希望以后我去探望它时，它也会记得我！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朋友：

“承志堂”位于宏村上水圳中段，建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是清末大盐商汪定贵的住宅。

整栋建筑为木结构，内部砖、石、木雕装饰富丽堂皇，正厅有两进、三开间，左右有小厅堂，还有书房厅、鱼塘厅，以及娱乐场所排山阁、吞云轩等。全宅有9个天井，大小房间60间，庭院内有花木果树、水井、池塘，总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是一幢保存完整的大型民居建筑。全屋系木、砖结构，饰以砖、木、石，“三雕”。（单木雕即花了二十个工人雕了四年之久。）全屋有一百三十六根木柱。两层楼房有七处。大小门口有六十个。当时造价花去白银六十万两(其中木雕上所镀黄金有一百两)。

全屋分内院、外院、前堂、后堂、东厢、西厢、书房厅、鱼塘厅、厨房、马厩等。还有搓麻将牌的“排山阁”，吸鸦片烟的“吞云轩”。还有保镖房、男、女佣住房。屋内有池塘，水井、用水不出屋。

大院前堂，按照过去宗族规定，只是迎接贵宾或婚娶寿诞喜庆日子，才大开中门的。额坊上的木雕图案是“唐肃宗宴官图”，长约六尺，高一尺余，图上雕有四张八仙桌，众官员坐、站、行、立姿态各异。图东西两头有服务人员，东边烧开水的手拿蒲扇扇风炉和西头理发的坐在高凳上给官员挖耳朵。每个图案线条清晰，构图饱满，行止逼真。在五、六分厚图案中，雕出六、七个层次。据北京故宫博物馆来人讲。故宫大梁上不能雕人物画像，否则把皇帝踩在脚下，有犯上之嫌。只能雕龙、凤、狮子、麒麟等吉祥物。所以这种图案只有民间住宅才有。

天井下檐四根支柱，雕有渔、樵、耕、读图案。叫门之上，即渔樵耕读之下，有一长幅图案，“百子闹元宵图”，全图一百个小孩，全是男孩，过去重男轻女，避免女孩站在男儿头上，不吉利。再详细看，有舞龙灯的、凤灯的、还有狮子灯及其它各式各样的花灯的。图中有旱船，船上有小孩，船下有四个轮子，还有敲锣的，打鼓的，放鞭炮的，吹喇叭的，踩高跷的，两手捂耳的，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东西两边门上呈古钱币形，也像古元宝倒挂，财到的意思。又像商人的商字。除皇上封的七品官以上走中门进出之外，其他吏是小官，都要从“商”字下边进出，意思是商人高高在上。四周木雕图案有“董卓进京”，“三英战吕布”，“战长沙”，“战宛城”，“定军山”，“甘露寺”，“长板坡”，等徽剧节目。拱栅里雕的是倒挂双狮滚绣球。东西厢房门上是“吉祥如意”，图中雕的行双鱼的意思是年年有余。厢房联花门上有八个方格，系“明八仙图”，图中雕有铁拐李，吕洞宾，张果老，汉钟离，曹国舅，蓝采和，韩湘子和何仙姑等。每个仙家还带一个道童，共计十六人。太师椅靠背上雕的是暗八仙图，看雕的道具来定仙人。腰板上雕的也是渔樵耕读四大弟子，还有南帝段王爷人物像。腰板之下雕的是福、禄、寿、禧四星高照。

前厅楼上是闺房，房顶有天窗，采光性能好，便于闺女绣花描红。阳台花栏轩设有燎望窗，小姐从这里可以窥望楼下大厅上，特别是相亲时，小姐可以把来提亲的才子看个仔细。如合心称意，就会共结连理。瓦面上雨水流到天井四周锡制的水槽里，叫做“四水归堂”，而水沿着锡管流入地下水沼，就叫“肥水不外流”，有聚财之意。

后堂和前堂结构基本相同，但所有木雕图案就不同了。后堂主要是长辈住的地方，柱石上有寿字，称作“高党”。额枋上雕的是“郭子仪上寿图”图中间雕的是郭子仪老夫妇，两边是贺寿的文武百官，跪着拜寿的是儿孙晚辈。下枋雕的是“九世同堂图”，描写的是山东郓城张继昌(又名“公艺”)家九代相见的故事。

后堂左侧下首厢房叫“吞云轩”。天花板上彩绘云雾袅绕中有罂粟花，这是徽州一带清代鸦片烟室的装饰。后堂左侧上首厢房叫“排山阁”，是专门给搓麻将牌的地方。阁后有暗间，可以临时回避衙门当差人的“敲竹杠”以及当时的小妾回避正房太太之用。

后堂右侧通向厨房，有六十平方米地面，过去有一大排灶台，还加上有二楼。厨房通西厢天井有水井一口，办几十桌酒席都很宽松。

最具有特色当数“轿廊”西边的鱼塘厅（如右图），是当时的管家住的地方。它的构造是大三角套小三角，厅的顶和地面都是由三角形组成。池塘周围有木结构“美人靠”栏背。十步石梯到水池，上有一方天井，下有两口明塘。坐在厅中，抬头望月，俯首观鱼，其乐无穷。它的正面墙设有一扇石雕漏窗，雕的是“喜鹊呈腊梅”图案，名曰“四喜图”，又称“喜上眉梢”，这是徽州石雕精品。还有大门上，花园门额上的砖雕花样繁多，丰富多彩，可与木雕与石雕媲美。这节俭的取得科学情趣的结合，是少有的建筑佳品。

这就是我通过这十天所了解到的这个朋友的基本情况。一些专业的数据我想在这里不用过多的提及，因为图纸上都会很清楚的。倒是这些我们听到的有关于它的典故更应该详细的说说，可以这么说，我现在对于它的了解已不亚于村里任何一个导游了。当然这些数据，故事的得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可能起先谁也没有估计到为了得到这些资料和数据会遇到很多的麻烦。由于体量的过于庞大令我们一开始根本无法入手，还有房屋本身结构上的复杂性使我们一度有点灰心丧气；当然，由于我们大家的努力这些困难被我们一一地克服了。体会最深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对建筑测绘的认识；无论是从建筑大轮廓的把握上，局部细节的处理，还是其中相互的连接，等等，我们都走了不少弯路。最后通过分析和反复的论证我们还是的出了最为精确的数据尺寸。这些在实地的工作中所得到的经验是我们在课堂中永远无法得到的，因为有些结构很难通过想象去完成；更甚至于有时你看着实物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误差和错觉的产生。这样反复的验证和观察对我们对于建筑结构的理解和体量的把握上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锻炼对于我们将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所有的同学都受益非浅。

应该说虽然我们没有很先进的测量设备，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完成了测量的任务。一些自创测量方法更是我们智慧的体现，也许这正是此次测绘考察的真正目的。

事实上，我们得到的又何止是这些？同学间的了解，从刚开始模糊到最后的清晰，无论是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总是一份珍贵的收获，因为当你了解了一个人时就是多了一段经历，多了一份对自己的了解。有什么比这样的经历更好的收获呢？还有那一份对老屋的情结，我永远忘不了。正由于此吧，当我最后告别十天来朝夕相处的这位老朋友时，一阵莫名的伤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这个朋友所经历的远比我所要了解的要多的多，相对于它来说，我们所遇到的那些所谓的困难有算得了什么呢？我相信它是有生命的，它肯定知道我们这几个小孩这十天想干什么；我相信它有灵性，是它在我们困难时会给我们灵感；我相信它的善良，因为当看到我们克服了困难获得了想要的数据时，它笑了------

又是一个很早很早的清晨，我们踏上了回故乡的路。

古建筑考察报告篇2

2007年4月20日在天津刚刚邀请冯骥才、马国馨等共同出席“瑰宝”丛书建筑文化研讨会，4月23日京津两地几十位建筑师又聚在天津院图书馆展开了纪念“世界读书日”的非建筑弼读的AT。自3月“风雅运河全国摄影大展”后，申报作品已十分踊跃，为此在“烟花二月”的4月24日下了扬州，确定了可供“大展”的扬州博物馆的场地等事宜。26日滨海新区“京津沪”城市建筑景观设计研讨会，则体现了一种新思维，它已展示根植沃土的规划师及建筑师滨海新区的作品。同在4月29日，上午看望了文化学大家王世襄，品读了讲述他学兼中西长、盛不衰风范的《奇人王世襄》，下午由BIAD传媒协办且支持的“费菁+傅刚及其中央美皖等学生设计作品”展在泰康顶层空间画廊开幕，我认为，它更意味着一种建筑与艺术的文化教育状态的生成，表达了一批有志向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对文化自觉的追求。

对建筑的理解建筑家有太多的定义，但作家冯骥才的一席话，会使建筑师“吃惊”：“建筑是历史留下的活着的空间，它是一方水土的创造……”这是别有意味的文人的建筑学评说，同样“世界读书日”的茶座，读到建筑师们的“非建筑阅读”的体会，使之相互渗透，沟通的不仅仅是建筑本身，而是在推进着文化的普及。为此我在“建筑师的书缘”茶座上倡言：我们的努力是希望让城市可读，让建筑可读让建筑师可读。因此，所有这些活动的推进都会营造起最广博且“原创”之沃土

在4月29日造访学辈王世襄老人时，他送我三本书刊有“李庄琐记”的《读书》杂志2007年3期；名家笔下的俪松居主人《奇人王世襄》及由王世襄书的《宋李忠定公荔支前后赋》，当我向他汇报《建筑创作》杂志自2006年11期开始系列刊出“田野新考察报告”时老人连连赞同，他希望这份“报告”应是对“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一个继承，应该成为当下反映中国建筑传统并能思考传统与现代如何结合的“新”营造汇刊。4月18日的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为“文化景观和自然纪念物”，恰恰这一天《中国文物报》刊出徐苹芳、罗哲文谢辰生、傅熹年的专家建议督促古建筑等遗存调查修缮报告的编写出版，我想，建筑文化考察组所坚持的“田野新考察报告”或许正为此做出了一个有益的实践。

“写在建筑艺术学院成立之时”是中国美术学院许江院长在4月21日《美术报》发表的文章，他提出蔡元培先生是在一个民族文化行将褪色的时期提出创建艺术大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美院是一所备受活的历史煎养的大学，对于学院的架构，蔡元培先生早年就提出四大院设想即绘画院、雕塑院、建筑院、工艺美术学院。面列蔡元培先生构想的实现，讷江认为，建筑学科落户美术学院，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工程学科的跨界和超越，其文化指向必须更为重视建筑的文化品格。这些联想，或许是我们探讨为建筑创作营造原创“土壤”、并最终走向世界的基本立意。

古建筑考察报告篇3

本文依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和实地考察对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都统万城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今统万城东城遗址即当时的外郭城，西城即内城，而内城之西南部别有一个宫城，从而形成三重城垣的城市形态。关于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除了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外，也与考察者方位判断的差异有关．统万城的主要宫殿西宫位于内城西南部，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统万城内城(西城)的东南部另有一个东宫，西宫之北有别殿，离宫在城南，西宫之中还有温宫、凉殿，社、稷在内城(西城)之南部，内城北部为苑囿区。至于外郭城(东城)，目前仅可推测其东部偏北处有一宫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很明显是受到了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统万城 城市形态 城市布局

一 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之关系

奢延城为西汉上郡奢延县之治所，东汉因之，汉末废。关于汉奢延城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统万城之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根据以上记载，侯仁之教授认为“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的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①。王北辰教授亦持同样的观点，并考证说：“文中既云‘改筑大城’，同时在二水之间又未另记有奢延县城，足证统万城乃汉奢延县城之“改筑”②。另外，上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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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研究”成果。

①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② 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

年代统万城曾出土了“西部尉印”铜印1枚，方形，桥钮，每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阴刻印文，篆体，铜印形制与印文典重说明其为汉代文物。有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武职甲卒”的记载并结合上引《水经注》之文认为统万城就是由奢延故城改筑而来，并且汉代“上郡西部尉驻奢延城”①。

笔者认为，从《水经注》记载来看，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这一点当无庸置疑。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大城之名屡见于史书之中，其与《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之“大城”有无关系呢?《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崙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千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圭下，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②

关于赫连夏国境内大城之具体地点，史念海教授考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南”③，侯甬坚教授等则认为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偏南处”，并说“此城与统万城的关系尚不清楚”④。但清人洪亮吉则另有说法，他在所著《十六国疆域志》中考证夏国所置之幽州沿革时云：

“幽州：《晋书·地理志》赫连勃勃僭号子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河西鲜卑杜客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晋书·载记》勃勃攻姚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邽，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郦道元《水经注》赫连龙升七年改筑大城，名曰统万。案此则统万城即大城。勃勃既以幽州牧镇大城，则改筑统万后亦属幽州可知。《晋地志》先言僭号子统万，后言置幽州牧于大城。二语微误。考自统万建后，《夏录》及《载记》不更言及大城，是大城为统万之一证。道元所言真可据矣。”⑤

笔者认为，洪亮吉力主大城即是统万城，论据充足，大致是可信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当时的奢延城为“故城”，熊会贞解释说：“汉县属上郡．后汉因之，汉末废。在今怀远县西北鄂都斯界内。”⑥实际情况应是东汉以后，奢延县废，但其城仍存，十六国后秦时期为赫连勃勃所据占，名之为大城，后来在龙升七年经改筑扩建更名为统万城。所谓奢延城、大城、统万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清楚，均在一地，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已。另外，《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一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将汉奢延故城(大城)扩大，而极有可能是在故城之西或西部另筑新城。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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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③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④ 侯甬坚、周杰、王燕新：《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⑤ 《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

⑥ 《水经注疏》卷3《河水3》熊会贞按语。

是这个新城，其遗址即今西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统万城共有四门，“南门曰朝宋，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北门日平朔”，正可在今西城四门遗址找到对应关系。史称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宮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①，也只能在现在西城遗址得到充分的印证。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西城夯层薄，层次绖密，夯打坚实，最为牢固”②，显然与东城非同一期工程。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改筑大城”的主要工程是新修一个内城，亦即现在尚清晰可辨的西城。有人据“西部尉印”铜印是在统万城垣的夯土中发现的，继而断定“这说明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所以在统万城里完全看不到奢延城的踪迹了一。笔者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是修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恐怕也仅限于奢延故地(即大城)的西部或者西城墙，现存的统万城遗址的东城之东、北、南诸墙估计仍是汉奢延城的旧规。

二 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关于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该城有三重城垣，即整个统万城是由外郭城、东城、西城三部分所组成。三重城垣之说为清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更名为横山县)知县何丙勋所首倡，何氏在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给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下简称《何氏调查报告》)中称：“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1956年9月，由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组织的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对“统万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报告中采用了何丙勋三重城垣之说，在俞少逸执笔的报告中称：“‘统万城’遗址，大部分被流沙掩没。城的方位，坐西北向东南(南偏东四十度)。现在比较显著的有内城和二道城；外城遗址据说在内城之北约六里，东南约二里，均尚有一小段。”⑤此说分别将何氏调查报告中头道城、三道城认定为统万城的外城与内城，但对于二道城的性质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5年至1977年考古学家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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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④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6《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又，何丙勋的“禀”文亦收于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唯文字稍异，“禀”文中无“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之句，但“禀”文之后的“杨江附记”中则明确称“西土地有白土城三层”，为“夏州旧都”。另据侯甬坚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此“禀”文原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何氏为答复前任榆林知府李熙龄为修《榆林府志》事的询问“夹单”而专门进行实地踏勘后所作的调查报告(详参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城(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但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的题目下明确注有“壬寅复李太守夹单”字样，壬寅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以笔者估计何氏考察统万城的时间当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而相关调查报告之最终完成与呈交李知府的时间则要稍晚一些，这可能也是辛丑年(1841)秋李知府镌刻《榆林府志》时未将何氏调查统万城的报告收进去的一个原因。至于道二十五年(1845年)何氏呈给新任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很明显是原调查报告即“王寅复李太守夹单”的修改稿，这正是后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何氏调查报告的真正原因。

⑤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新曾先后三次到现场考察，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认为统万城“城址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破坏严重，仅留断断续续地几段略高于地面的残迹，轮廓不大清楚。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骨渣分布范围判断，外郭城面积比东西城略大”①。在后来的论文中，戴应新先生明确说“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②。戴氏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就是他的说法。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近邓辉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复原了统万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颇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将航空影像所显示的情况与何氏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三道土城比照，邓文推定何氏所说的头道城就是东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外郭城；二道城则是西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内城(或皇城)；何氏报告中提及的第三道土城，在影像上反映的不太明显。从航空影像上看，统万城的北部绝无任何古城的踪址，统万城以东、无定河北岸的土墙残基，当属于另外一组建筑，而不是何氏所说的头道城。仔细推敲何氏报告中三个土城的方位与前后顺序，第三道城应该位于西城东墙以西不远，即位于内城(西城)的西半部，应是“统万城的宫城”③。

邓辉等提出的新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张穆《蒙古游牧记》所引何丙勋的调查报告中说“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戴应新先生称统万城“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⑤，但他指认的“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⑥，显然不是何氏说的“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见到“头道城”。何氏说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这里的“二道城”应该是指现在西城东垣，今实测东城南垣551米、北垣504米，均超过一里，约是何氏所记里数的两倍，但这既可能是何氏记载有错误，也可能与何氏入城路线有关．何氏说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清代一武约为2．5尺，十武为25尺(约8米强)，所以邓辉等认为“数十武的距离，则为几十米的样子，即第三道城墙与第二道城墙相距约为几十米”⑦。不过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所引何丙勋调查报告异文说从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可见二道城与三道城之间的距离当在100米左右，比邓文推测的数据要大一些。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小于东城的东西宽度，这说明戴应新先生将东城与西城比定为何氏所说的二道城与三道城在里数上完全是讲不通的。总体上看来，现在的东城、西城与何氏报告中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的关系，基本上可采用邓辉等先生的新说(参表1)，亦即其分别指的是外郭城、内城和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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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所引何丙勋《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作：“计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

⑤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⑦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三 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关于统万城遗址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俞少逸在1957年调查报告中称：“二道城在东面存有五六公尺的城址，南面及西北角都尚存有痕迹。其中唯有内城城址最为显著。城址南北长五二七·一公尺，东西长六八·九公尺(北城壁多一曲折，所以北壁的东西长度应当再加上四·三公尺)，略成方形”；“(内城)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还很多，计东面十一座，西面八座，北面六座，南面十一座。东南北三面的二十八座，都不甚显著，只有西面七座很突出，距城壁稍远，遗址尚高可十公尺上下”①。此报告只提到了统万城“二道城”(即现在通常说的“东城”)东面城垣城墙长度和“内城”(即“西城”)各壁城墙长度与马面的数据，各城城垣资料不全，亦未有各城城门的调查资料。

1975年至1977年间，戴应新曾三次到统万城遗址考察，所以记载的数据更全面和准确一些，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称东、西城周长与各垣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米，其东垣长737米、西垣774米、南垣551米、北垣504米；西城，周长2470米，其东垣长692米、西垣721米、南垣500米、北垣557米。”报告又称：“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道，南门名朝宋门，东门名招魏门，西门名服凉门，北门名平朔门。南、北、东三门俱圮毁仅存基址轮廓，西门瓮城宛然尚存，门道宽3米。东城北垣无门，东垣有一门道，南垣情况不明，西垣则共招魏门与西城交通”；“城址外面加筑马面，由于各垣长度不同，马面有多有少，如西城北垣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②。关于西城的城门与马面，戴应新先生在另外的报告中又补充说：“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南、东门俱毁圮仅存基址，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门道各宽三公尺。城址四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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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外加筑马面，西城马面较密，如东西和北垣各有一座，南垣八座。”①

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俞氏的调查报告与戴氏的调查报告的有关数据出入颇大，如俞氏报告中说“二道城”(东城)东垣长506米，而戴氏记为737米，其间相差竟达231米。统万城的城垣系由艰硬的白土夯筑而成，遗址虽经干余年风雨沧桑，基本保存完好，除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蔽外，其余各城垣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前往实地调查应该得出大致略同的数据，而不致于有太大的出入。俞氏的调查资料之所以与后来的调查资料出入较大，据笔者分析主要是方位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按俞氏调查报告称统万城遗址是“在无定河的东北岸，城址的东北数里有淖泥河，向东南流入无定河。在城址上环顾四周，西南一带绵延着低平的沙丘，东北则是无边的沙漠”，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统万城遗址在无定河的北岸或西北岸。由于方位感的偏差，统万城的东、西二城可能被认为是南、北关系，这从俞氏报告中没有采用东、西城说法并且认为最高的墩台(角楼)在内城西北角(其实是在西南角)②，就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俞氏所说的二道城东垣实际上相当于东城的北垣，内城的东、南、西、北诸垣实际上相当于西城的北、东、南、西诸垣。这样经过方位调整后，俞氏报告中有关各城垣长度的调查数据与后来戴氏报告中调查数据之间的出入就要小一些了(参表2)。

应该承认，由于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城垣方位和城垣长度来说，统万城的马面数目和城门位置更难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如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北垣马面6座，而戴氏记为10座，相差就十分悬殊。即使按照前述方案，将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的东、南、西、北诸垣调为北、东、南、西诸垣，马面数目仍差异较大。新近邓辉等从航空影像判读出西城的马面数目为：南墙9个、东墙14个、北墙11个、西墙9个③，与戴氏报告的数据相比较，南、东、北三墙分别多1个、4个和1个，而西墙则少1个，其中西墙马面数据差距最大(参表3)，如与俞氏报告相比较，则又相差8个，其马面数目竟是后者的2．3倍④。看来统万城的马面数目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勘测。

关于统万城的城门。俞氏调查报告未曾涉及，戴氏调查报告则确认西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城有东、西二门，其中西门与西城共用。各门的具体位置，戴氏在地图中也作了相应的标识(未标东城东门)。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罗城东门曰凤阳。本有三门，夷人多尚东，故东向开。”⑤这里所谓的“夷人”未明所指，按北宋前期统万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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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需翠指出的是，统万城遗址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现已改为镇）白城子村，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界，加之通往统万城的小路颇为曲折而造成的方位感偏差，不少学者在早期的考察过程中也曾将属于陕西省靖边县境的统万城误认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或将统万城西城遗址西南角的角楼误认成是西北角的角楼。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朱士光：《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与统万城的考察》，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上引邓文在注释中称：“由航空影像判读出的马面数目与1957年的考古调查所得数字不尽一致，其中北墙、西墙的数字一致，南墙多出1个，东墙则多出2个。”但实际情况是各墙马面数字均不一致，前氏报告方位修正后的数字也是如此，见表3。

⑤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州城)为党项李氏政权所占据，有可能指的就是党项羌人，因赫连勃勃为匈奴族，古人往往以“胡人”相称匈奴人，与西来的党项羌人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赫连勃勃改筑统万城时，应是将汉奢延城或十六国时期大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外郭城即罗城，估计当时的外郭城原有三个城门，除东、西二门，应该还有一个南门，其中西门与内城东门共有，唐末五代宋初之际为了军事防御方面需要，封闭了南门，从而改变了统万城外郭城即今东城的城门布局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党项传》，隋唐之际，原居青海、甘南的党项羌人，因受吐蕃势力之逼，大举内迁，占据夏州一带者号乎夏部，唐末时其首领拓思恭率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公元881年被唐僖宗擢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管辖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夏州李氏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时期，夏州城数度被中原政权的军队所围，所以城池的防守任务很重。除西城外，东城也是防御的重点。最近统万城出土的《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就提及墓主康公之祖文义就曾任“东城副兵马使”①，东城南门封闭的时间应以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盖，城垣已不甚清楚，但以后如果认真发掘，或许能找到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外郭城南门的部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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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四 统万城宫城的范围与永安殿的位置

前已述及，邓辉等最早提出现在的西城为统万城内城(皇城)，而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按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曾说三道城“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邓辉等认为：“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从这一片高地东侧到西城的东墙，只有很短的距离，与何氏所言‘数十武’的情况正相合。此处高地，应即何氏所言之第三道城。何氏报告中提到的‘鼓楼’遗迹就位于这处高地的东南面(‘钟楼’遗迹已不可见)，而所谓白土坡等宮殿遗迹当覆盖于流沙之下。这个现在被流沙所覆盖的第三城，应该说是赫连勃勃时修筑的统万城宫城。”①邓文认定宫城在西城西半部的另一个理由是史书中有关统万城“西宮”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嘉三年(426年)“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馀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②。邓文据此认为：“既然称西宮，当位于内城之西，而且此西宫必定紧靠内城城墙，魏兵才有可能乘隙攻进，并且在宫城城门关闭的情况下，越墙而出。”基于这样的认识，邓文在附图中即将宫城绘在西城的西半部的中间偏北处，宫城紧靠西城西墙。这个新说法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最近有人就略从其说而发挥之，认为统万城“西城西北部为宫城”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文关于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大致可从，但宫城具体的位置与范围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其城南门曰朝宋，北门曰平朔，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其子城在”④。此处的子城就是宮城，可见宮城在西城西门附近当了无疑义。据戴应新执笔的《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中附图所示，西城南、北二门皆在城垣偏东处，东门在东城垣中部，西门在西城垣南段中部，东城东城门未标出。邓文的有关附图与戴文附图相比，西城“南门、西门的位置大体一致，而东门、北门的位置相差较大”⑤，具体地说就是将西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北门则确定在北垣中部稍偏西处，东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与西城东门、宫城东门呈一条直线。既然邓文与戴氏报告一样认为西城西门是在西垣偏南处，所以宫城应当在西城西南部，并且紧靠西门以及西垣南段与南垣西段才合理一些。

在邓文的附图中，宫城的西垣与西城(内城)西垣共之，没有单独的城垣，东垣位于西城(内城)中部略偏东处，经过其所认定的宫城“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北垣位于西城(内城)北半部居中略偏南的位置，南垣位于西城(内城)南半部居中的位置，鼓楼遗址绘在宫城南垣之南。这样的认定，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至少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东垣就明显有些偏西了，从其附图中看，宫城东垣距西城(内城)东垣的距离至少在200米以上，远远大于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说三道城与二道城相距“数十武”(前引邓文释为“约为几十米”，实际可能当在100米左右)之距离。当然，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测，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西垣、南垣与北垣位置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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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③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④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⑤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其实，统万城宫城的位置、四垣之范围乃至整个内城的建筑布局情况，看来仅凭彩红外航空影像来复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应当从历史文献中再发掘更多的信息并结合考古建筑遗址进行准确的判断．真兴元年(419年)统万城“宫殿大成”，赫连勃勃刻石城南，颂其功德，石刻今已不存，但由秘书监胡义周所作的颂文则收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之中，颂文云：

“……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路寝，阁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囿……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温宫胶葛，凉殿峥嶸……崇台霄峙，秀阔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义高灵台，美隆未央……”

上引胡义周颂文不无文学上的夸大之辞，但所述基本史实当多有所本。颂文涉及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形胜，城垣规模与形制，但更多的则是对宫室建筑、离宮别宇、池沼园林的生动描述。颂文中提及许多统万城建筑实体名称，如社、稷、明堂、路寝、永安(殿)、离宫、别殿、温宮、凉殿等等，大致都可以推测其具体位置。当然要推测这些建筑的位置，关键还是要正确理解颂文中的“美隆未央”一语。按《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臣的赞文曾称赫连勃勃“遂乃法玄象以开宮’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这里的所谓“神京”，当是指赫连勃勃致北凉主沮渠蒙逊盟书所说的“二都神京”①，亦即长安和洛阳。当然，赫连勃勃起事前后主要是与后秦打交道，后来还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对长安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相当羡慕②，而洛阳时已属于北魏，勃勃未曾去过，对其都城形制并不清楚，所以所谓“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当主要是参照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模式营建自己的都城与宫室，胡义周颂文中的“美隆末央”一语也透露出赫连勃勃模长安城建都而又欲在某些方面超过之的初衷。

众所周知，汉长安城内宫室颇多，未央宮在城东南，为汉帝之正宫；长乐宫在城东南，主要是后妃所居。除未央、长乐两大宮殿群之外，未央宫北又有桂宫和北宫，长乐宫北又有明光宫，皆属别殿性质。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宫室建筑多有损毁，但城内主要宮殿基础仍在，十六国时各割据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整修过宫室建筑，如刘曜以长安为都时，曾建光世殿和紫光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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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② 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勃勃攻下长安以后，即帝位于灞上，颇慕“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故”，时群臣劝都长安，但他担心北魏进攻北京统万城，遂还都统万城，而于长安置南台(相当于陪都)，留长子璝领南台尚书事以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赫连勃勃于真兴二年(410)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城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其对长安之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③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曾城长安未央宫①。前秦苻健时长安城内有“小城”，又有太极前殿、东宫、东掖门和端门②，后秦姚兴时有太极前殿、西宮、武库、东宫③．据史念海教授研究，前秦时的太极前殿“应在未央宫中”，“所谓东宫当指长乐宫而言，东掖门也应是未央宫的东阙”，后秦时的武库“极有可能就是汉时武库旧址”，“姚兴时的西宫和东宫当是当时未央宫和长乐宫。西宫和东宫的名称当是其时俗称，随其方位所在而赋予以普通称谓”④。凑巧的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中也有西宫之名，这很明显是借鉴了后秦未央宫的命名原则，笔者前文推定此宫在统万城西南部，看来还是相当可信的。

正因为统万城的主要宫殿位于内城西南部，所以尽管该城四隅皆有高大的角楼，四面城垣密设马面，但现在统万城西城遗址中唯西南隅角楼最为高大壮观，南墙9个马面规模最大(估计即《水经·河水注》中所说的“九堞楼”)，保存也最完好，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宫城的防御而进行的特殊安排。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长安城未央宮宫城四角修建了角楼，但“从勘探了解到只有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角楼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车刘村北，其西南两侧为汉长安城的西南二城墙，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⑤。汉长安城未央宫宮城唯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完好的原因考古工作未作过多的说明，依笔者意见，这应当与原来宫城西南角楼比其它角楼更为高大坚固不无关系。赫连勃勃的统万城四隅角楼中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当是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做法。另外，紧邻统万城西城(内城)西南角楼的南垣的两个马面不仅非常高大壮观，而且皆有竖坑，其中WSD1号马面竖坑中曾出土大量粮秣柴草和石英质滚圆石球⑥，兼有军事仓库性质，这样的独特设计当然也是出于重点防守宮城的需要。

要比较客观地确定统万城宫城四垣之位置与范围，确定永安殿(永安台)的具体位置实是关键的一环。

从语句文辞上分析，胡义周在颂文中提到的路寝与永安(殿)当是一回事。路寝之名始见于《诗·鲁颂·閟宫》：“路寝孔硕。”《毛传》：“路寝，正寝也。”《礼记·玉藻》说祭祀：“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以清听政。”可见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史载，真兴六年(424年)八月赫连勃勃．临终之际，“升永安殿，召群臣属以后事，薨于永安殿”，而勃勃死后，其第三子昌“即位于永安台”⑦，这可从历史文献上证明永安殿确实就是当时统万城中的路寝。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新近考古工作者已对此台基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台基“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夯土南缘与西城南垣基本保持平行，结构与西南隅台相同，即平面呈‘井’字形，相对独立的夯土块组成庞大的夯土台，夯土块之间自基础而上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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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②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③ 《晋书》卷107《姚兴载记》。

④ 史念海、史先智：《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⑤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⑥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⑦ 《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

的缝隙，平夯。夯土台周围有厚25厘米左右的踩踏面，之下即为原始沙层。自踩踏面而上，现存夯土台高近19米①。从现存遗址的形态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将此台基断定为永安殿(台)遗址还是比较可信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永安台大部已坍塌，坍塌后残留下人们生活的遗迹，如井、灰坑、柱洞、灶坑等。从地层中出上的遗物分析，永安台大面积坍塌在宋代以前”②。从相对位置来分析，清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描述三道城内南面西隅的“钟楼”遗址当即是这个已经大面积坍塌的永安台遗址。

至于邓辉等著文中所说“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云云是颇值商榷的。中国古代很少有在宫城城门设置瓮城的，统万城内城(西城)高大坚固，角楼山峙，马面如林，而宫城甚小，哪里有再筑瓮城的必要性呢?邓文在航空影像上辨认出的所谓“瓮城遗迹”，其实可能正是当时统万城别殿的宮垣遗迹而已(详后)。

统万城实际上是模仿汉长安城而修筑的，宫城位于内城西南部．汉长安城的未央、长乐诸宫城四面皆有完整的城墙，紧邻大城的宫城诸垣与大城城垣之间是有一定宽度的顺城街道相隔开的，这样的布局完全是出于宫城自身防卫的需要③，统万城的宫城估计亦是如此，其宫城应当有其独立的四垣。永安殿(台)为赫连勃勃之路寝(正寝)，类似于汉长安城未央宮之前殿，自应在宫城之中。所以可以推测当时宮城的东垣应在现在台基遗址之东，南垣应在台基遗址之南，紧临西城(内城)之南城墙，西垣应紧临西城(内城)之西城墙，至于其北垣的位置应大致在西城(内城)之中部，而不至于如邓文附图中所绘的那样过于偏北。整个宫城估计呈正方形的形态，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一样，但规模较小，边长估计300—350米左右。

关于宫城的城门设置情况，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前引邓文附图中将宫城绘在内城西半部，只有东、南、北三面墙垣，西垣与内城西垣共有，宫城西垣无门，东垣中间稍偏北处开有一门。据《资治通鉴》卷120所记，元嘉三年(426年)夏魏之战的战况是：“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宮，焚其西门；宮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可知当时的宮城确实是有西城垣的。宫城四垣之中至少有一个“西门”，是临近内城西门的，至于其东、南、北三垣城门设置情况不明，如依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情况来推测可能也各设有一门。

历史文献中记载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④。有人据此推测：“若一仞以八尺计，一步以六尺计，则内城墙高约26．7米，墙基厚60米，墙顶厚20米，宫墙则高约13．3米。”⑤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⑥，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但宫城墙的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这大概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宫城之城墙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墙基、城墙规模自然都要小许多，这应是宫城遗迹保存不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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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②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③ 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虽共有北垣，但城北为禁苑，常人不得随意出入，宫城的防卫亦是相当周密的。

④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⑤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五 统万城内城(西城)的其它宫室与苑囿布局

与汉长安城实行多宫制一样，大夏国的统万城也是多宫制，除位于内城西南部正宫即西宫而外，还有其它宫室建筑。《资治通鉴》卷120记有西宫之名，当暗示统万城还应有一个东宫存在。汉长安城之未央宫和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统万城的西宫和东宫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来的。统万城的东宫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确证。另外，胡义周所作的颂文中也曾提到“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其中的“离宫”与“别殿”也均已找到遗址。

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认为，可明确断定为宫殿遗址的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城东门内偏南，距东垣21米。门向南开，有砖砌台阶。土夯围墙长80米、宽64米、厚0．8米”，“该殿址西距楼观台基不远，遗物堆积不如那里丰富，又不在中轴线上，可能是主体宫殿的附属建筑”；另一处是“在东城东部稍偏北，比周围地面高出两米。1977年春，大队深翻土地，拖拉机在此处犁出方形石础数十个以及瓷高足杯、碗、开元通宝钱等．勘测中，我们又在这里发现壁画多块，确知其为宫殿基址而标入图中”。此外，有一“台基在西城南部正中，平面长方形，旁有一井。台身四周的壁面上有不少粗大椽孔，周围地面遍布瓦砾，台基后面和左侧沙丘之下，经钻探也发现有很厚的瓦砾层，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台基可能是位于宮殿前面楼观建筑的基座”①。这里东城的宮殿遗址的确定有些牵强，笔者怀疑是汉奢延城、十六国大城(幽州)治所以及后来统万城官署区所在地．至于“西城东门内偏南”处的宫殿遗址，可能确实存在，应当就是统万城的东宫所在。“西城南部正中”的台基最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宫”所在。至于戴氏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台基后面“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者，当即道光年间何丙勋报告中说的三道城内北头的“白土坡”，则可能是统万城的一个“别殿”遗址。汉长安城内西南部的未央宫和东南部的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北还有北宫、桂宫等宫殿建筑，很明显，统万城的西宫、东宫以及西宫之北的别殿均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营建的。史载元嘉四年(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后，曾“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②，夏王之诸母、后妃、姊妹等估计就居住在东宫之内。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西城东南角所发现的宫殿遗址估计只是当时东宫正殿的遗址，整个宫城的范围可能还要稍大一些，但其总体规模要比西宫小许多。从现存宫殿遗址的情况来推测，其形态则有可能是东西略窄、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开门情况，依照西宫宫门与内城城门的相对关系，估计当至少有一个南门，近内城南门，以便出入。至于西宮之北的别殿，估计是当时内城北部苑囿区内具有别宫性质的宮殿，规模不大，形制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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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胡义周提到“离宫”是在“露寝之南”，但西城台基遗址之南不远处即为南垣，其间再营宫殿的空间不大。按古代之帝王“离宫”往往修筑于宫城之外，所以估计这个“离宫”当在西城以南的无定河岸边。据考古调查，有一“宫殿遗址在无定河南的二条支流之间台地上，白色夯土基址范围很大，约二×一公尺，南、北部各有一土丘如坟冢。亦夯筑，直径各约四公尺，上有唐代穿凿的坟墓多处。夯土范围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里就是‘离宫’的遗址。高起的圆丘状夯土堆，当是建筑物的基址”①。除离宫、别殿之外，前引胡义周的颂文中提到当时统万城的内城中还有有社、稷、温宫、凉殿、苑囿等。其中温宫、凉殿等应当是当时西宫内的建筑，其遗迹均应在统万城西南部去寻求，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称西城台基的左侧(即东侧?)也“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是否与温宫、凉殿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古代都城中的社、稷一般都在都城之南部，统万城的的社、稷自然也应在西城(内城)的南半部尤其是台基遗址的左右前方去寻找。

覆实而论，邓辉等最大贡献是从航空影像上辨识出了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遗迹。邓文称：“大比例尺的航空影像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内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残留有宽大的护城河遗迹。此外，还可以从影像上看出城内有开渠引水的迹象。从航空影像和地形上推测，城内的渠水可能是由西北角角楼南侧的护城河流进城来，河水入城后向东南流，经过宮城东侧向南，再转为东南流，最后从东南角角楼的北侧流入外郭城。”“城内西侧的护城河可能正是利用了某段古河道修建而成，而内城北面的古河道很可能就是早期统万城内城的主要水源之一。古河道较为丰沛的水源为城市居民和日常生活及宫廷苑囿提供了必需的水源”②。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发现，使胡义周颂文中所说的“石郭天池”、“华林灵沼”、“驰道苑囿”就有了着落。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石郭”指的就是统万城的城墙，而“天池”指的就是护城河。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已经找到了统万城的西城外侧的护城河(壕)遗迹并进行了发掘钻探③。至于统万城的池沼苑囿，从城内渠道的流向来分析，当主要位于内城的北部。西汉时期皇家园林上林苑在长安城西南，后秦时上林苑早已废弃，姚兴曾在长安城北、渭河南岸另起逍遥园，园内有藕池，“池中台观，莲荷被蒲，秀实可玩”④，园中又有澄玄堂、西明阁等建筑，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说法译经之处⑤。赫连勃勃统万城的池沼苑囿布局，大约是借鉴了后秦时的制度，只不过是将池沼苑囿安排在内城之内而已。

目前关于东城的考古发掘尚不充分，东城为外郭城性质，居民区当占了较大的比重，与西城主要为宫殿和苑囿区的情况多所不同。目前仅可推测，东城东部偏北部有一官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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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③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此考古报告称：“护城壕距西城西垣底部水平距离11．3米，我们只清理了其中的28．5米。现存壕堤顶部低于城墙基础表面3．7米。护城壕剖面呈锅底状，宽11．5米，其中壕沟宽7．1、壕堤宽2．2米，现存深度2．2米，经钻探知壕沟底部夯土厚0．8米。已清理的护城壕北高南低，走向与城墙保持平行。随着城墙加宽处直角外凸。护城壕也出现呈直角外拐的现象。经钻探得知’护城壕向北延续至沙梁下，向南西拐后进入沙梁下，又呈直角南拐并继续延伸。经解剖，护城壕是在原始沙层上先挖好形状，然后用与城墙相同的土以平夯筑成，内壁光滑，制作极为规整。”

古建筑考察报告篇4

【关键词】工程勘察；地基验槽；地基处理

1.引言

施工部门将基槽开挖至设计标高后，由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及质量监督等部门联合对施工现场基槽进行检验。其目的是查明基槽内土质变化情况和勘察报告是否相符，研究解决新发现的一些问题，为地基基础设计方案的最终确定提供依据。尤其是采用天然地基进行基础设计施工的项目，认真验槽是保证施工质量、防止工程事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勘察技术人员在验槽工作中角色和作用非常重要，承担着主要的责任。

2.地基验槽

基槽（坑）开挖完成后，应及时检查验收，并进行基础工程施工，尽量减少基槽（坑）的暴露时间。此阶段即为基坑地基验槽阶段。

2.1地基验槽的要求

（1）地基验槽应注意以下几点：a.检查基坑的位置、平面尺寸、坑底标高是否符合设计要求。b.检查基坑的土质和地下水是否与预先探测的情况相符。c.检查是否存在空穴、古井、古墓、防空洞以及地下埋设物，并且探查它们的位置、深度和形状。

（2）当出现下列任何一情况时，应使用轻型动力触探对基坑底进行检查：a.持力层不连续，出现明显的不均匀分布。b.在基坑浅部出现软弱下卧层。c.在基坑地部浅埋有空穴、古井和公墓等，但是通过观察却难以直接发现。d.勘察报告或设计文件规定的应进行轻型动力触探的。

2.2地基验槽的程序

2.2.1地基验槽前的准备工作

在进行验槽前，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细致的了解地质勘察报告以及阅读结构说明，对比报告中所确定的地基承载力与持力层是否和在结构设计中所用到的数值相符；仔细查看勘察的范围与建筑物的具置是否一致；向建设方索要关于场地内各种地下设施的布置图；检查场地内是否存在采空影响区，并且确认是否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地基和结构进行处理。

2.2.2地基验槽的内容

在岩土工程勘察中，往往由于测量仪器的问题、测量人员的技术不足以及其他各种局限性，导致场地的勘察无法做到全面细致，很多问题没有被勘测出来，因此，在基坑开挖完成之后，应结合工程实践经验，对基坑地基进行验槽工作。基坑地基验槽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首先检查基槽（坑）的平面位置、基坑尺寸以及基底标高是否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其次检查边坡坡度是否正确，边坡是否稳固、支撑是否牢靠等。检查勘察时所确定的基坑范围与拟建建筑物的具置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有可能使槽底实际土质情况与勘察报告中的内容出现偏差。检查开挖是否达到设计基底标高，有时候勘察的标高基准点与设计中的零点位置不统一，此时在没有特别注意的情况下，施工单位很容易将二者弄混，这样可能导致最后开挖到槽底时出现的土层并不是勘察报告中的预定土层。

（2）检查槽壁、槽底的土质情况是否符合勘察报告中的内容，检查是否存在问题土层，检查部位、应选择墙角、承重用下及其它受力较大的部位。如果槽壁为直立面时，很容易就可以进行土层分层情况的观察，但是当槽壁倾斜时，槽底土就可能出现分布不均的情况，槽壁如果出现填土的话，在槽底中也可能出现相同的填土。检查槽底土的性质是否与勘察报告中的相吻合，具体检查土层的颜色是否均匀，土层的湿度是否与预先勘察的相一致，同时检查土层的沉积结构是否处于天然状态，土层中是否夹杂异物，最主要的是采取钎探检查土层软硬不均的分布位置。一般情况下，填土的颜色和结构与天然土层不一样，填土中通常夹杂着砖块、小石子以及灰渣等，还可能含有团块状的粉土和粘性土混杂的土块，如果槽底中出现填土，很容易就可辨认出来。如果出现跑漏水的情况是时，可能导致槽底局部含水量较大时，采取钎探可检测出土质软硬不均，此时，应立即切断问题水源。

（3）检查基槽内是否有空穴、古井、古墓、房基以及其他地下设施结构等，如果发现这些，还应具体勘测其分布的位置，范围和深度。勘察中很多被忽略的问题和隐患都要通过验槽这一阶段进行发现、修正和补救。

（4）检查基坑的边坡是否对临近建筑物的稳定和安全造成影响，确定基槽边缘与建筑物的距离符合规范的规定要求。

（5）检查场地内是否存在异常地带，呈现带状、圆形或者弧形的异常带往往会成为不稳定因素。

（6）检查是否因为天气的因素导致基底岩石的性质发生变化。

（7）检查场地内是否存在被扰动的岩土。

2.3地基验槽的方法

（1）表面详细观察，描述槽壁的情况以及槽底岩土特性。全面观察基槽（坑）底面土质是否均匀一致，土的坚硬程度是否一致，是否有局部含水异常现象，行走是否有颤动感觉等。如有异常现象应会同设计等有关单位进行处理；检查是否有影响边坡稳定的问题存在，比如渗水、基坑边堆载过多等问题。观察土质时，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将素填土和新近沉积黄土混淆。如果遇到无法明确辨别的土质时，应对一定深度的土质进行仔细探查。如若基坑中存在旧房基、空穴、地下管道以及地下人防设施时，应探查其具置和走向，查明其在基坑内的延伸方向、尺寸以及深度。

（2）分析钎探资料。如果槽底出现土质明显不均匀的情况或者发现有空穴、古井、古墓以及地道等问题时，应采取钎探探明这些问题具有分布的范围和深度。钎探是在基槽（坑）控好后，用符合要求的标准锤按一定的落距将钢钎打入挖好的基土内，根据每打入一定深度的锤击次数，来判断基底岩土的均匀情况是否与同一深度段的钎探击数相一致。当某一深度段的击数小于平均值的30%时，应在平面图上标出异常地带的范围，并且分析问题的原因所在，必要时，应在一次进行钎探检查该处。当某一深度段的击数小于平均值的50%时，则应补挖深井经行更加深入的探查。

3.结语

在基坑施工过程中，地基验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做好基坑验槽工作能够发现勘察中被忽略的问题和隐患，并进行修正和补救措施，这些都进一步保证了基坑的施工安全，因此验槽工作人员必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工程经验和业务水平，在基坑验槽时，做到仔细观察，认真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切不可走马观花，轻信现场人员的承诺。同时验槽人员应有高度的责任感，及时发现基坑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采取措施予以妥善的处理，这样才能确保施工的质量和安全。

参考文献

[1]徐钢；王辉；杨国先；李三元.《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第3.0.4条规定的合理理解与执行[J].建筑结构，2009，（S2）.

古建筑考察报告篇5

【摘 要】本文对《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的编写特点、学术价值以及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指导意义做了评述，同时就考古学文化性质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红烧土房屋和窑洞式房屋、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的起源等三个考古学研究中的问题，谈了亲身感受和看法。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过三部总结性的考古学著作，总结了全国考古工作者在各时期主要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第一部是《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二部是《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部是《中国考古学》多卷本。从总体上看，这三部著作一部比一部全面、系统，内容一部比一部丰富，水平一部比一部提高。其中,《中国考古学》多卷本的出版，是中国考古学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之一。例如《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1]，以考古学文化为主体，对每个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简史、分布区域与重点遗址、文化特征、分区与文化类型、年代与分期、聚落与建筑、经济生活、文化与艺术、信仰与习俗、葬制与葬俗、社会发展状况、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综述，既论述了文化特征和类型，又论述了各文化之间的关系，既论述了经济基础，又论述了上层建筑，既客观地报道了考古界的各种见解，又提出了编著者自己倾向性的看法。尤其要指出的是，该卷总结了考古界近年来兴起的研究聚落和城址的新成果，充分地体现了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学术价值颇高，是中国考古学研究领域当中的优秀著作之一，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下面以考古学理论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地评论《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同时谈谈我对考古学研究中三个问题的亲身感受和看法。

一、文化性质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

对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及各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功。《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一节将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统称为“仰韶文化群”是恰当的，因为广义的仰韶文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名称或文化群的名称，它实际上包含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典型仰韶文化”包含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编著者明确地指出这三种文化相对年代的早晚，庙底沟文化晚于半坡文化，早于西王村文化，三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此外，在“仰韶文化群”当中，除“典型仰韶文化”之外，还有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一、二、三期）文化。这样将仰韶文化群内部划分为若干文化，与过去笼统地称为仰韶文化相比，各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示得更加清晰了，考古界多年来争论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究竟谁早谁晚、二者有无承袭关系的问题，也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鄂西地区存在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这是考古界的共识。1973年，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在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红花套遗址进行发掘实习，石兴邦先生任总辅导，我是辅导员之一，我看到该遗址的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1975年秋冬，我又在该遗址发掘了7个探方（T110-T116），再次看到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1979年，我根据红花套遗址两个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发表了《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一文[2]，提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本地区两个先后相承接的文化”，在考古界引起一场热烈讨论，有学者提出这两个文化是起源于不同地域的两个相互平行发展和同时存在的原始文化[3]。《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在第五章第一节论及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关系问题：“两种观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不过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多数学者主张大溪文化发展成屈家岭文化。”有的学者不同意大溪文化发展成屈家岭文化的观点，主要理由是鄂西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晚期地层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二者之间缺少屈家岭文化早期地层。《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五章指出：198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第三次发掘了屈家岭遗址，其重要收获之一是在该遗址下层发现了屈家岭第一期遗存，被称之为“前屈家岭文化”[4]。实际上，所谓前屈家岭文化就是大溪文化的晚期，相当于关庙山第四期遗存，对此，有研究者作了确切论证[5]。这就为屈家岭文化直接渊源于大溪文化的关系问题，又一次提出了可靠的证据。在屈家岭遗址本身，屈家岭文化早期地层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两个文化之间没有缺环，这个问题的争论目前暂时可以告一段落。

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前3980年-前2032年），早、中期与晚期之间，文化面貌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三节将马家窑文化早期（石岭下类型）、中期（马家窑类型）遗存纳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第六章第四节将马家窑文化晚期（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遗存纳入新石器时代末期（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将马家窑文化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是恰当的。

二、红烧土房屋和窑洞式房屋

对出土的房址进行研究是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一，被称为“建筑考古学”[6]。本文只涉及其中的红烧土房屋和窑洞式房屋，二者建筑形式不同，工程做法各异。

（一）红烧土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

红烧土房屋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三章第三节提到皂市下层文化胡家屋场遗址[7]“发现有房基两处，保存有残破硬土居住面和柱洞、红烧土层等遗迹。居住面含有大量细砂粒、碎石屑和陶末，其下铺垫红烧土。”皂市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900年至前5500年之间。

到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红烧土房址。1973年秋，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干部训练班在红花套遗址发掘的F111，是大溪文化晚期的长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有条形墙基，建筑面积约59平方米，东墙基南部有小门，门坎之外有门道，北墙基中部有大门，门道北端有红烧土门坎。

1979年秋，我在枝江县（今枝江市）关庙山遗址发掘T51、T52④AF9之后，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块堆积，似从墙壁或屋面上倒塌下来的，估计堆积下面还有房址。于是对红烧土块逐块加以清理，凡是块较大、形状较规整的，或留有木、竹、茅草、绳索等痕迹的都编号登记，写明出土于探方内的具置，暂时存放在探方边缘。清理之后，果然发现房址T51、T52④BF22[8]，这是一座门朝西的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建筑面积约35平方米，屋内以隔墙为界分为东西两间，西间是厅，东间是卧室。屋内有圆形柱坑16个，柱坑内树立木柱支撑屋顶，其中有两个柱坑分别位于火塘东西两侧，柱坑内树立木柱支撑正脊。北墙西段整体倒塌在散水上，经测量墙高175厘米，西墙南北两段都整体倒塌在散水上略向外闪出，墙高也是175厘米。北墙与西墙相邻，据此断定F22的外墙四壁等高，屋顶应有一条正脊、四条戗脊，呈四面坡。此时将暂时存放在探方边缘的红烧土块逐块与F22的各部位加以对照，确定红烧土块出土于F22的具置。将这些红烧土块运回室内后，逐块经过仔细观察、绘图、做成卡片，发现F22外墙的墙头朝屋内一面有二层台，墙体内外两面都有护墙抹面，朝屋内的抹面上粉刷黄泥浆多层，墙体、抹面和黄泥浆都经过烧烤；出土于西南散水上面的屋面红烧土块，其下面留有排列较稀疏的竹椽、木椽痕迹，椽间空当中有茅草痕迹；还有出土于火塘附近的正脊红烧土块。

1980年秋，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8级学生在关庙山遗址实习，在T76④B层发现大量红烧土块堆积，依照上述方法，在红烧土堆积之下清理出一座长方形地面式红烧土房址T76④BF30。屋内有三个方形火塘，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排列成行。F30的建筑面积约52平方米，门朝东，门外有一级用红烧土块砌成的台阶。将这些红烧土块运回室内整理后，发现F30外墙的墙头是平齐的，无二层台，墙体朝外一面仅在局部有护墙抹面；还有正脊、戗脊、屋面、屋檐的红烧土块，屋面和屋檐红烧土块的下面留有排列较密集的半圆形木椽痕迹，没有茅草痕迹。F30与F22同属大溪文化第三期，但是F30墙头的形式、屋顶的结构都与F22不同。

1980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来到关庙山遗址视察，看到F22和F30都保存良好，普遍经过均匀烧烤，他对我说：“应当测一下红烧土的烧成温度。”[9]后来，我挑选出数块标本请宜昌市陶瓷研究所测定了烧成温度：F22墙身和屋面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均为600℃；F30墙身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为900℃，屋檐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为620℃。F30墙身红烧土块与屋檐红烧土块的烧成温度相差悬殊，说明二者不是一次烧成的。F22和F30都已回填保护。

清理F22、F30的经验是：当发现大量红烧土块堆积时，应谨慎处理，其中可能有从墙壁和屋面上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堆积下面可能有红烧土房址。要将红烧土块编号登记，明确出土于探方中的具置，若将红烧土块扔掉，在堆积下面发现红烧土房址时后悔已晚。在已往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多数只报道红烧土房基，少数报道了残存的红烧土墙壁，一般都未报道墙壁或屋面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下面有红烧土房址，不慎将红烧土块扔掉了，结果只知道房基的形式，不知道墙壁和屋顶的形式，这样对房屋建筑形式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

关庙山遗扯的大溪文化遗存可分四期[10]，第一期可分早晚两段。第一期早段目前暂时未发现红烧土房址；从第一期晚段至第四期发现红烧土房址25座（其中形状清楚的有13座），残存的居住面和垫层20片，红烧土场地6片，红烧土堆积18片，还有大量从墙壁和屋面上倒塌下来的红烧土块。这些资料在《枝江关庙山》遗址发掘报告（待刊）中，都将如实、全面、详细地报道，并且附有线图。

目前考古界对红烧土房屋的成因，有人工烧烤而成、失火所致两种看法。各遗址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从关庙山遗址来看，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以及屋内设施均为人工烧烤，红烧土屋面是否人工烧烤所致目前尚难断定，还要通过仿造红烧土房屋的模拟实验来解决。假如屋面也是人工烧烤的，应是采用二次烧烤法：第一次只烧烤墙壁、居住面以及屋内设施；在屋内树立木柱，覆盖屋顶，在屋顶上抹泥形成泥屋面即“泥背顶”之后，在“泥背顶”上面进行第二次烧烤。红烧土房屋是建筑技术与制陶技术巧妙结合的产物，建房时应当有较多制陶者参与，还必须像烧制陶器那样，等待墙壁、居住面、屋面的泥料都干燥透彻之后再进行烧烤，开始要用小火，然后逐渐加大火力；烧烤墙壁和居住面时可以用较高的烧成温度，上限可以达到900℃，墙体内部的木质骨架即使被烧毁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墙壁烧烤成竖硬的红烧土之后，可以与屋内木柱一起承载屋顶的重量；烧烤“泥背顶”时则必须将烧成温度的上限严格地控制在600℃左右，既要使“泥背顶”变成红烧土屋面，又不致将屋顶的木、竹结构层烧毁，二者达到矛盾的统一。红烧土屋面能否烧烤成功，这是建筑考古学上还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只了解红烧土房屋的建筑形式，不知道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就不知道红烧土房屋是如何建造起来的，认识还不全面。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建房所用的建筑材料。有两类材料：一类是天然的材料，包括植物类和土类。植物类有木材、竹材、茅草等。木材有圆木、半圆木、枋木。圆木作为墙体内部的木柱、屋内的木柱、檩条、脊檩等；半圆木和枋木是用较细的圆木加工而成，作为墙体内部的骨架、屋顶的椽子、泥屋脊内部的骨架。竹材有圆竹、半圆竹、竹片。圆竹、半圆竹作为屋顶的椽子；竹片排列成竹笆夹在两层居住面之间，有的粘贴在外墙的抹面上。茅草作为屋顶椽间的填充材料。还有麻绳、竹篾、藤条，用于绑扎墙体内部的木竹骨架和屋顶的的木竹结构层。土类有生土和熟土，以生土为主，几乎都用黏土，练成泥料后用于构筑墙壁、抹居住面和屋内火塘及灶等设施，还抹成“泥背顶”。

另一类是人工制造的材料，即红烧土。木骨泥墙、居住面及屋内火塘、灶等设施经过烧烤，陶土发生了物理化学变化，变成红烧土的墙壁、居住面及设施。另外，将红烧土墙壁倒塌后产生的红烧土块作羼和料，掺在黏土泥料中，用于构筑木骨泥墙，还用红烧土块铺设屋内居住面之下的垫层和屋外的散水、道路及场地。

第二，建房时用的工具。所用工具十分简陋，砍伐和加工木材、竹材的工具有石斧、石楔、石锛、石刀等；运土的工具有竹筐等，在红烧土块上留有竹筐印痕；在墙壁和屋面上抹泥的工具应是木质的抹子，F22屋面红烧土块上留有一道道细密的抹泥痕迹；有时甚至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抹泥，F30屋面红烧土块上留有一道道明显的手指抹痕。

第三，房屋的工程做法，包括外墙、隔墙、居住面、屋内设施、屋面、散水的做法和建房的工艺流程。1986年我发表了《大溪文化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11]一文，论述了红烧土房屋的工程做法，列举了红烧土房屋人工烧烤的证据。当时巧遇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在沈阳市召开，部分与会代表提出疑义：“红烧土问题罗马尼亚都没有解决，你李文杰怎么能解决？”我听后意识到，红烧土房屋的成因是一个带有国际性的疑难问题，但我认为外国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有可能解决，中国考古学上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里顺便提一下，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遗址[12]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红烧土排房后，1994年8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蒙城县委、县政府共同举办了一次座谈会[13]，主要讨论红烧土房屋的成因问题，我参加了座谈会。最近我从网上看到王昌燧教授和王吉怀研究员的博士研究生李乃胜的论文《我国新石器时期建筑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到“在测试尉迟寺红烧土排房建筑部件吸水率、抗压强度和烧成温度的基础上……对尉迟寺红烧土房成因做出了定论，证明了这一建筑工艺的存在，为我国新石器时期的一大建筑特色”。该论文是采用科技手段去探索红烧土房屋成因的开端。

红烧土房址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家河文化，其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七章第一节提到，石首走马岭遗址[14]发现红烧土房址1座，为一曲尺形多间地面建筑；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罗家柏岭遗址[15]发现一组规模庞大、形制复杂的红烧土建筑遗迹。

红烧土房屋上起皂市下层文化，下至石家河文化，存在约达3900年，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末期房屋建筑的特征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达到发展的高峰，以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的红烧土房屋和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红烧土排房最有代表性。这种房屋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可是在《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小结”中，都未提到红烧土房屋建筑。

（二）窑洞式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六章第四节提到，宁夏海原县菜园村林子梁遗址窑洞式房址F3“是目前发现较早的可复原的窑洞式房屋之一”。1988年秋我在林子梁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窑洞式房址F9[16]，一部分生土拱顶已塌落，叠压在堆积土上，纵剖面平直，横剖面呈弧形，为筒拱顶，塌落部分边缘和洞壁上端边缘都是顺着黄土体的破裂缝隙形成的“塌边”，据此断定二者原先连为一体。F9屋内的居住面积约19平方米，居室西南部有一个较大的柱坑，其北侧的居住面上横卧一根木柱痕迹，柱脚挨近柱坑，此木柱原先用于支撑窑洞顶部，柱脚周围的空当中用黑垆土夯实。我考察过菜园村民居窑洞，有的居室内也有支撑洞顶的木柱。对F9的筒拱顶和屋内支柱做出了正确判断，也为窑洞的复原提供了依据。

F13[17]是陈斌先生发掘的，屋内居住面积约25平方米，洞壁上分布着50盏松明壁灯遗迹。该窑洞规模较大，壁灯甚多，应是先民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我调查过菜园村居民正在建造的筒拱顶窑洞，发现他们采用分段分层掘进法：先用铁镐在斜坡地上挖出一堵断崖，在断崖下部挖出门洞，顺着门洞先向里挖，再向左右两边挖，将土运出后，形成一个横向空间；再挖空间上方的土，土会自动往下崩塌，比较省工省力；然后站在塌下来的土堆上用铁镐修整窑洞顶部和四壁；将土全部运出洞外，窑洞就挖成了。我将此法与林子梁遗址F9所遗留的挖窑洞痕迹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很相似，断定先民挖窑洞时也是采用此法。1989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在长沙市召开，我在会上发表了《宁夏菜园窑洞式建筑遗迹初探》一文，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在正式发表该文时，我请杨鸿勋先生绘制了F3、F9、F13窑洞房屋复原图[18]，再现了窑洞的外景和内部的结构。

上述从田野发掘至窑洞复原，这是建筑考古学的一个实例。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19]同样道理，如果说“建筑考古学的核心是复原”[20]，那么考古工作者对建筑遗迹周到和必要的观察，联贯起来思索，做出正确的判断，则是房屋复原的先决条件。

这里顺便提一下，有的学者说甘肃镇原县常山遗址14号窑洞式房屋是采用先挖坑、再于坑内树立木柱复盖屋顶的方法建造的，还绘制了14号窑洞房屋复原图[21]。假如真是这样做，既费工又费力，比上述分段分层掘进法要原始得多。

三、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的起源

对古代制陶工艺进行研究也是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一。我在2007年说过，中国古代制陶技术经历了垫树叶制陶垫板制陶慢轮制陶快轮制陶的发展过程[22]。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均为轮轴机械制陶，但是慢轮制陶仍属手制范畴，因为慢轮不能用于拉坯成型；快轮制陶才是轮制，因为快轮可以用于拉坯成型。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没有提到在中国境内何时出现慢轮制陶。第三章第一节说裴李岗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较大者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器物为随手捏制而成”，未提到制陶工具。河南舞阳县大岗遗址出土了三件实物：陶转盘（陶轮上的构件）；经过慢轮修整的陶盆，器表留有细密轮纹；“轮绘”而成的彩陶[23]。三者同时出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最后阶段出现慢轮制陶的证据。

快轮制陶的起源是考古界多年来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四章第一节说：“仰韶文化中晚期，在慢轮修整的基础上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人们将陶泥放在上，在旋转中用双手直接拉成器坯。仰韶人用快轮制成的只有少数杯、碗、盘之类的小型器物，多数大器物仍然要在慢轮上制作。”这是采用李仰松先生的观点[24]，他说仰韶文化的“束腰葫芦形器”是轮制的，理由是其外底留有“偏旋纹”，将偏心涡纹当做快轮制陶的主要证据。1991年，由西安半坡博物馆王志俊先生陪同，我在该馆库房内考察过数件葫芦瓶残器，其内壁留有泥条缝隙，均为手制成型。1995年，我在河南渑池县班村遗址考察了多件葫芦瓶残器，其内壁都有泥条缝隙。如葫芦瓶H2133∶35，在我到达班村之前，技工已将它粘对复原成完整器，我请技工用喷灯将粘在葫芦瓶上的胶烤化，拆开观察和绘图。我发现其腹部内壁既有一周周泥条缝隙，又有一道道刮抹痕迹，后者打破前者，颈部内壁也有泥条缝隙，这表明是采用泥条圈筑法成型，成型与修整交替进行，属手制范畴。观察和绘图后，我请技工将这件葫芦瓶重新复原成完整器。

另外，我在山西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考察过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25]，发现仰韶文化陶器均为手制，庙底沟二期文化才开始出现少量轮制陶器。

现有资料表明，在以下三个地区及文化中，各自独立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26]：

一是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如山东曲阜市西夏侯遗址[27]的下层墓和上层墓出现少量轮制小陶器，有的小鼎内底有螺旋式拉坯指痕，是快轮拉坯成型痕迹；有的高柄杯内壁有细密轮纹，是快轮慢用修整痕迹；有的实柄小豆底部有偏心涡纹，是用细绳切割的痕迹。上述痕迹反映了轮制的全过程。

二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晚期。如湖北枝江市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四期的碗形豆T52扩方③G3∶27，圈足内壁有明显的螺旋式拉坯指痕，圈足外表的拉坯指痕隐约可见；碗形豆G3∶32，圈足内壁也有螺旋式拉坯指痕。

三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晚期。如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28]中层墓葬第三期的陶杯M85∶4，内底有清晰的轮旋痕，线图上表现出内底呈凹凸状。青浦县福泉山遗址[29]灰黑土层的陶壶T39⑤∶9，内底也有轮旋痕，线图上表现出内底呈凹凸状；陶壶83采∶1，内底至内壁都有顺时针方向螺旋式拉坯指痕。

除西夏侯遗址外，其余遗址都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最早的为公元前3606年至前3142年，最晚的为公元前3360年至2944年。由此可见，公元前3606年至前2944年，在上述三个地区及文化中，各自独立发明了快轮制陶技术。

根据我30年来对众多遗址轮制陶器的观察，可将快轮成型的特点总结如下：

一是凭借陶车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惯性力，以拉坯方式成型，因此转速快、生产率高，一件普通小罐，成型只在片刻之间。拉坯成型是快轮制陶的本质特征。

二是器形规整，胎壁厚薄均匀，而且可以做出很薄的制品来。

三是器表可能残留三种痕迹：普遍留有螺旋式拉坯指痕；外底留有细绳切割时形成的偏心涡纹；有时坯体内外表还可以看到细密的麻花状扭转皱纹。这三种痕迹也是今人鉴别古代陶器是否轮制的依据。“螺旋式拉坯指痕”是快轮制陶的主要证据；“偏心涡纹”有时在慢轮所制陶器上也可以看到，只能作为旁证；“麻花状扭转皱纹”较难看到。但若经过较好的修整和装饰，这几种痕迹都有可能消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考古界对快轮制陶的发明期和发明地区都产生过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它发明于仰韶文化时期，其实仰韶文化并无轮制技术。产生这些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快轮成型的这些痕迹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总之，《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全国考古工作者数十年来取得丰硕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是优秀的考古学著作之一，对从事考古学、先秦史学、民族学、文物和博物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于考古专业、文物博物馆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必读的书籍之一，阅读后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动态，开阔眼界。我相信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今后还会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会不断地深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一定会进一步完善，达到更高的水平。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李文杰：《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考古》1979年2期。

［3］王劲：《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江汉考古》1980年1期。

［4］屈家岭遗址考古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1期。

［5］朱乃诚：《屈家岭下层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屈家岭文化的来源》，《考古》1993年8期。

［6］［20］杨鸿勋：《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2期。

［8］［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1期。

［9］李文杰：《大溪文化之最》，《江汉考古》1988年1期。

［11］李文杰：《大溪文化房屋的建筑形式和工程做法》，《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附录1，科学出版社，2007年。

［14］荆州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4期。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2期。

［16］［17］［18］李文杰：《宁夏菜园窑洞式建筑遗迹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

［19］：《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

［21］张孝光：《陇东镇原常山遗址14号房子的复原》，《考古》1983年5期。

［22］李文杰：《中国古代的轮轴机械制陶》，《文物春秋》2007年6期。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卷）第五章第一节“陶制品制造工艺”，科学出版社，1999年。

［24］李仰松：《仰韶文化慢轮制陶技术研究》，《考古》1990年12期。

［25］李文杰：《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制陶工艺研究》，载《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附录3。

［26］李文杰：《陶瓷技术》，载《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古建筑考察报告篇6

1990年之后，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了快速“大变样”阶段，在城市公共建筑设施、居住标准迅速提升、大批高层建筑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如何保护优秀的历史建筑和环境、延续城市文脉、并使其得到可持续利用，为当代做出贡献，已成为各界人士共同思考与努力的目标。

在“十一・五”期间，2008年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员会将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等技术研究列为重大科研课题。2009年，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与上海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共同承担了“上海地区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这一重大课题。

其中，现代集团的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历史建筑保护设计研究院合作进行子课题“上海地区优秀历史建筑可持续利用设计技术研究”。

历史建筑的妥善保护与利用是城市传承历史文化、维系城市或民族记忆的需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不仅需要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及城市各管理，规划部门的规划与严格管理：需要现状调整、检测，需要建筑专业在历史考察，确定重点保护部位的前提下所作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修复以及结合新功能所必要的调整等设计，并在改扩建时遵循可识别性、可逆性原则等，还需要结构专业的修缮加固设计、设备专业结合新功能的系统更新，包括节能、消防，先进设备等配置，当然还需精心施工等。在力求综合性的整体保护历史建筑的前提下，只有通过各方努力，才能让这些无比珍贵的历史的见证者，在相匹配的优雅的环境中，立足于今天、并得到恰当的可持续利用，延续其寿命，有尊严地走向未来。

有鉴于此，有关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设计技术研究的课题组由相关多专业人员共同组成，赴日本考察的成员也涵盖建筑，结构。设备等各专业。2009年12月完成课题中期报告后，集团组织课题组一行八人，赴日本专题考察，成员有：上海院建筑总师唐玉恩，张皆正，历史院副总师陈民生、郑宁博士四人，还有上海院结构总师李亚明、给排水副总师徐凤、暖通副总师何焰、以及电气主任工胡戎。

本次考察着重了解日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情况，时间一周。除了实地考察广岛、神户、奈良、东京、横滨、镰仓等地的众多重要历史建筑――国宝、指定重要文化财等，还与日本同行“株式会社日本设计”、“株式会社JRE建筑设计”进行有关项目保护与利用的设计技术交流。“日本设计”的野正人先生介绍了东京几个重要保护项目保护与利用设计案例，并陪同考察“国指定重要文化财――三井中央信托银行”老楼及新楼，赠送简介；森一朗先生陪同考察横滨港红砖仓库等项目，“JRE设计公司”的米川龙夫，田原幸夫先生作了东京丸之内车站保护修复、扩建的技术介绍并赠送有关资料。正是通过交流使考察得以深入。

日本的历史建筑类型众多，有从受中国建筑影响的“唐风”传统木构到逐渐演变发展的“和风”木构，受西方建筑影响的各种风格，功能类型、各种结构与材料的近代建筑等，在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历史建筑构成丰富的文化遗产。考察日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技术有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针对不同情况，日本相继出台保护制度，注意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以在大众社会生活与文化教育中持续发挥作用。

1950年，日本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并在1975年进行修订。此次修订，创立了以历史街区为保护对象的“传统建筑区保存地区制度”。

1996年，日本再次修改《文化财保护法》，引入登录制度。该制度的运行，扩展了建筑保护的范围与数量。现行的日本文化财体系中关于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方面，主要包括：“有形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造物群”等。其中，属世界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财中的重要部分，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而价值特别高的部分，则被指定为“国宝”。纪念物指“史迹”、“名胜”等。传统建造物群，则由市、町，村条例决定“传统建造物群保护地区”、或选定“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护地区”。

此外，日本产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得到重视，这类建筑大部分被列入都或市选定历史的建造物以及近代化产业遗产的保护名录之中。

考察后，我们曾在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内进行了讲座交流，经进一步整理、查阅参考书等工作，现汇集成涵盖各个专业的关于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考察报告，作为课题研究的附录成果之一。

同时提交到特别关注建筑文化考察的《建筑创作》杂志发表，也是我们向同行的汇报。本次关于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考察报告分成三部分：之一，日本传统木构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二，对话与共生――日本近代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三，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结构与设备特点。

因考察时间较短，深度尚不足，敬请各位专家与读者指正。

注释

1　日本的建筑界，[日]尾岛俊雄，浙江大学编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古建筑考察报告篇7

1919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朱启钤私人出资影印了清刻本《营造法式》。《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宋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参考书。1925年，朱启钤再度个人出资创办了“营造学社”，并以他个人的声望和影响争取到了中美庚款基金会的支持，于1930年2月正式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机构，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在北京几经搬迁，周转于若干临时场所办公，其中包括赵堂子胡同三号朱启钤私宅。

1931年9月，营造学社成员周诒春在知悉梁思成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建筑系留学归来，正式任教于东北大学之后，多次诚恳游说，终于使梁思成同意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担任学社法式部主任。于此同时，林徽因担任了学社校理。1931年2月，梁思成和营造学社成员系统整理和研究了朱启钤早年收集的关于建筑工程方面的手抄本和秘籍，在多番请教故宫老匠师，并且对照建筑实物释疑之后，写成《营造算例》，于1931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陆续刊出。

得益于梁思成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学术作风，中国终于在1932年3月有了第一本以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读物――《清式营造则例》。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来在编辑出版梁思成的这本《清式营造则例》的前言中说，“自这部书出版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中国建筑史界一部重要的教科书。无论中国或外国，凡是想升堂入室，深入弄懂中国古代建筑的人，都离不开《清式营造则例》这个必经的门径。”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梁思成这么说，也是这么从实物着手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对于几千年来习惯袖手闭门读书、耻于深入底层实践的知识分子来说，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学员放下学者架子，以平凡但却坚实的脚步走向每一处他们需调查的古建筑。在那个交通不便、军阀割据的混乱年月里，营造学社成员以近似苦行僧样的方式行走于祖国大地，步行、搭乘牛车或驴车是他们最通常的交通方式。他们去的地方比普通百姓去的地方更偏僻、更荒凉，他们走得比贫苦农民更辛苦，道路艰险、交通困难是其一，在混乱的年代里，劫财劫人的土匪更增加了实地考察的风险。而这种“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正是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的最大贡献，开创了古建筑研究的一种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

一家五口踏上南迁之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里的国民政府机关开始向外地疏散，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此时也不得不被迫暂时解散。社长朱启钤留守北平，誓与北平共生死，其他营造社员星散各处，或回乡避难，或另谋生计。而儿女年幼、岳母高龄、妻子林徽因肺病加重、自己又患有脊椎软组织硬化症的梁思成一家不得不暂时滞留北京，梁思成把营造学社的珍贵文献资料打包存进天津英租界内麦加利银行的保险库内，着手收拾行装，准备着随时离开北平。1937年8月，梁思成接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发表对“东亚文化共荣圈”的看法。梁思成明白这是日本人盯上自己了，如果接受邀请，他将成为汉奸，如果拒绝日本人，日本人绝不会善罢甘休，后果将不堪设想，时不我待，此时扶老携幼逃离北平是唯一选择。

9月，梁思成一家五口（包括一双儿女、病妻、高龄岳母）走上逃亡之路。自逃离北平后，一路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最终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两间民居，暂时停下千里流徙的脚步。国难岁月里，铁骨铮铮，拒不做汉奸的名门之后、国之栋梁、中西建筑学专家梁思成一家混迹于黎民百姓之中，饥不果腹、满面尘灰地流亡千里，沿途和底层的三教九流百姓共乘一趟车、共居一个屋檐下，随时面临着如果下一站找不着投宿的鸡毛店，就可能流落街头的窘境。

12月8日，仅仅在长沙停留了两个月的梁思成一家为躲避越来越猛烈的日军空袭，再度收拾行装，挤上了南下昆明的超载长途汽车。10天的行程，梁思成一家走了40天。途中，林徽因突发高烧导致积年肺病复发，不得不下车治病养病。在停停走走的艰难中，一家老小缓慢地行进到了昆明。

中转昆明 考察南诏

1938年1月中旬，经过四个多月的颠沛流离，梁思成一家终于在昆明市巡津街9号安顿下来。全家人的生活问题刚得到解决，梁思成就积极争取中美庚款基金会的基金支持，迫不及待地着手把营造学社成员再度聚拢，重新开展野外古建筑调查工作。中国古建筑始终是梁思成魂牵梦萦的心头至爱，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都从没想过要放弃这一越在国家存亡之际，越是至关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在一大批如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朱启钤等爱国仁人志士的勉力支撑下，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微弱而顽强地燃烧着。

在原营造社成员莫宗江、陈明达和刘致平等人先后来到昆明，并得到了中美庚款基金会的基金支持后，1938年10月，只有6个人的“营造学社”在昆明恢复了工作。第一个课题就是对昆明的古建筑开展调查。梁思成当时因病不能出门，他在家里主持的这次调查，是昆明历史上第一次对昆明古建筑的野外普查，考察组调查了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东西寺塔、官渡金刚塔、大德寺双塔、曹溪寺、金殿、真庆馆等50多处古建筑。第一次确定了这些古建筑的建筑年代，并梳理出昆明地区从唐宋到明清朝代古建筑的风格文化和脉络。

营造学社在云南不仅考察汉族的古建筑，还特别考察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古建筑，南诏土主庙就是其中之一。南诏土主庙坐落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巍宝山前山，是祖国西南彝族地区最大、最古老的一座庙宇。唐开元间，南诏国王报请玄宗恩准，建起了第一座土主庙，之后，巍山境内陆续出现了13座土主庙，分别奉祀十三代南诏国王。巍宝山土主庙因创建最早和奉祀南诏始祖细奴罗，故为土主庙之祖，是彝族寻根祭祖的胜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彝族同胞前来认祖归宗。

设在尼姑庵的营造学社

在昆明东北郊的龙泉镇内，有三个相邻的村庄，分别叫龙头村、棕皮营和麦地村，营造学社租用了麦地村一处名叫“兴国庵”的尼姑庵，距离不远处是从长沙逃难过来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兴国庵占地约十亩，殿宇规整清净，殿外花木环绕，环境清幽，每到金秋，迷人的桂花香四散开来，在此奋笔疾书、手不释卷的营造社成员无不精神为之一振，这份非常时期的世间美好让营造社成员们更加倍感时间珍贵。梁思成等人的工作室设在供奉有泥塑菩萨的大殿内，他们用布帘遮住主殿内的泥塑菩萨，从村里人家手上租来供奉祖先的供桌做书桌，把这特殊的书桌安置在自然光源最充足的地方，弥补没有照明光源的不便。在这只有笔墨纸砚和铝制茶壶等极少研究用具的条件下，梁思成带领着营造社成员凭着过人的意志、坚毅不拔的精神取得了丰硕的古代建筑研究成果，将中国古建筑事业的研究和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营造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在这里完成《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资料准备工作；刘致平开展了民居、清真寺、会馆等的调查 ，并写成《云南民居・一颗印》一书；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对四川和西康等古建筑进行了广泛的的野外实地考察、测量绘图、并对其做年代鉴定、结构分析和有关艺术（雕塑、绘画、彩画、碑刻）等的研究。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内，梁思成等人就跑了35个县，调查了730余处古建筑、崖墓、摩崖石刻和汉阕等，为他随后完成《中国建筑史》充实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值守兴国庵的林徽因也没闲着，她绘制整理了大量的图纸和文字资料，还查证了许多重要史料，协助《中国建筑史》的最后成稿。

古建筑考察报告篇8

闻此喜讯，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上下欢呼雀跃――新安函谷关，作为“丝绸之路第一关”，成功入选此次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从此，这座见证了丝路文明的千年雄关要塞，以全新高度和崭新面貌，融入50万新安人的精神家园，成为新安全新的文化表征。这意味着，继2006年黛眉山入选世界地质公园后，新安再次多了一张世界级的名片。

千年古关踏上申遗征程

――“丝绸之路捆绑项目”

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两汉时期以东西两京（洛阳、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达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国家，成为一条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新安函谷关，在古丝绸之路中作用独特――从东方起点洛阳向西出发，经过的第一道门户，就是新安函谷关。

新安函谷关遗址位于今新安县城东500米东关村，四山环抱，更有涧河、皂涧河之水，绕其奔流。正如《水经注》所说：“自南山横洛水，北属黄河，皆关塞也。”东汉王朝建都洛阳后，新安函谷关成为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和第一要塞。唐宋之后，此关渐渐失去防御作用，但其作为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从没间断。

作为曾经繁华的商驿枢纽，函谷关作为丝绸之路第一关，无论其作为军事设施、关卡还是驿站功能，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然见证了丝路的繁荣与兴盛。

改革开放以来，新安县意识到，这座承载千年历史的遗址是新安独具的文化名片，应得到保护和修复，历届县委、县政府班子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5年，函谷关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组织。1993年，新安县政府邀集省内外专家，对函谷关保护修复问题进行研讨。2000年，河南省政府将之列入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河南省政府重新公布了汉函谷关遗址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2006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和推动下，我国开展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工作。

新安函谷关遗址作为丝绸之路沿线中原地区的重要汉代关隘遗存，有较好的真实性，成为支撑丝路交通、见证汉帝国交通和防御制度的汉代关隘设施典型。关楼遗址、关墙遗址、阙台遗址、建筑基址、古道遗址、长墙遗址等汉代关隘建筑遗址，完整保存至今。

为把握难得的申遗机遇，2007年7月，新安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全力开展函谷关作为丝绸之路捆绑项目的申遗工作。

2007年8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和北京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赵富生组成的丝绸之路申遗专家考察组，到新安县考察函谷关遗址。

2007年10月11日，新安函谷关遗址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列入丝绸之路捆绑项目申遗预备名单。

至此，历经数年精心准备，这座千年古关正式踏上漫漫申遗征程。

破难题入选申遗名录

――遗址区内110户居民拆迁

安置是头等大事

新安函谷关作为两京故道上的一座重要建筑，是丝绸之路沿线保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关隘遗址。

国家文物局巡视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郭旃评价称：汉函谷关遗址的原真性保存较好，在丝绸之路的交通体系中起到了支撑作用。

人们很难相信，声名远扬的千古雄关曾经有一幅尴尬模样――上百户村民住在关楼周围，房舍和猪圈与遗址融为一体。遗址两侧公路、铁路沿线建筑密集，周边建筑外观多为现代材质，与遗址景观极不协调……

申遗工作启动以来，基于函谷关实际情况，2008年4月，新安县委、县政府成立新安县汉函谷关周边整治指挥部。5月5日，指挥部召开第一次周边整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函谷关遗址区内110户居民的拆迁安置工作。

面对社会公认最难的居民拆迁安置工作，工作人员没有退缩，吃住在现场，不厌其烦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历时一年半，拆迁居民67户，帮助拆迁居民建设了统一规划的安置小区，县财政为此投入5000余万元。

2009年12月，新安函谷关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推荐报告上报国家文物局。2010年2月，新安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新安函谷关遗址总体保护规划》等。2011年3月，新安召开汉函谷关总体保护规划、关楼及现存关墙抢险加固保护设计方案讨论会。

……

虽然新安县在申遗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函谷关环境不优、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申报世界遗产要求差距甚大。

2012年5月11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丝绸之路各个遗产点进行实地考察论证，之后的研讨会上，有专家对函谷关申遗工作前景很是担心，甚至提出重新考虑是否将函谷关列入丝绸之路申遗捆绑项目名单。

虽然申遗难度大且遭遇暂时挫折，但是新安县委、县政府申遗的决心没有丝毫变化。关键时刻，县委书记张生伟、县长王玉峰等主要领导明确提出：要倾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不遗余力支持函谷关申遗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国家文物局在最终经过重新筛选后，在2012年7月24日把新安函谷关遗址列入《丝绸之路中国段申遗大名单》中。从此，函谷关申遗工作驶入快车道。

2012年8月7日，新安县委、县政府宣布成立新安函谷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管理委员会，以县委书记张生伟为主任，县长王玉峰等县主要领导为副主任，各相关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

2012年8月27日，新安县印发了《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实施方案》，再次明确了各相关单位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和完成时限。

2012年7月，新安县文物局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签订申遗文本编制合同。通过各方共同努力，用半年时间完成申遗文本资料的报送。

2013年1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申遗文本正式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2处遗址点入选首批申遗点名单，函谷关名列其中。至此，函谷关申遗完成申报关，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

――遗址周边将建“汉关古城”

时间进入2013年，离预定申遗验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函谷关申遗任务相当繁重：遗址区内有14户居民和5家企业没有搬迁，遗址保护展示规划设计尚在编制中，涧河漫水桥设计方案没有最后确定……

申遗最后的大会战大幕，随即拉开。2013年1月，新安县汉函谷关申遗工作推进指挥部成立，办公室设在汉函谷关附近的居民小院中。

围绕函谷关申遗的各种重要研讨会，县委书记张生伟、县长王玉峰等四大班子领导亲自参加会议讨论，全程陪同专家考察指导。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议多次专题研究函谷关申遗问题……

国家、省、市文物部门对新安的申遗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鼎力的支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市文物局局长刘德胜等多次带领国内知名文物专家到新安考察指导申遗工作，对申遗中出现的疑点、难点问题，反复论证、研究。

2013年元月底，遗址区第一项工程――涧河漫水桥地质勘探开工。过完春节，遗址区大小22项工程陆续施工。到2013年3月，遗址核心区一期110户居民房屋和5家企业的拆迁安置工作任务全部完成。

从2008年以来，县财政投入5000余万元，完成遗址核心区110户居民、5.3万平方米的征迁任务；完成5家企业共6.3万平方米整体搬迁工作等，使函谷关遗址周边环境有较大改观。

按照保护为主、最小干预的原则，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意见，县文物局组织对关楼及现存关墙实施了抢险加固、本体保护，建设了遗址专题展厅。2013年4月3日，遗址关楼及现存关墙抢险加固保护工程开始施工。

2008年至今，文物部门先后对函谷关遗址进行三次文物勘探调查工作，钻探面积13.9万平方米。2012年6月至2013年10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325平方米，基本明确了汉函谷关遗址构成，为申遗工作所强调的遗址真实性和完整性提供有力支撑。关城东墙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在遗址监测管理方面，新建了遗址监测系统和安防系统，建设管理用房、停车场、漫水桥和步行参观道路，设置界桩和围栏。

2013年7月底，函谷关申遗相关工作基本完成。7月25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函谷关遗址进行模拟预演评估验收。通过现场考察，考古学家、中科院院士刘庆柱称，函谷关申遗工作在众多遗产点中变化最大、成效最好。

2013年10月13日，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委托，日本考古专家山内和也对新安函谷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他说，看到保存如此完整的汉代庞大的防御体系，很震撼，对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临走时，一连说了三个“very good”。

古建筑考察报告篇9

关键词：验槽异常问题局部处理

一、验槽概述

地基验槽是建筑地基基础施工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保证工程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勘察工作的补充和完善。因此，在验槽工作中通过钎探和人工观测等手段，可以核实地基土与勘察报告是否相符，及时发现地基土局部存在的问题并妥善采取解决措施从而保证地基的安全可靠性，为基础施工把好质量关，从而指导下一步施工。

拟建物的基槽主要是由施工单位按照施工图纸，以及平面坐标位置，在建筑场地内开挖成一定深度的坑槽。基槽达到设计要求后由施工单位自检合格提出验槽申请。验槽工作由总监理工程师或建设方项目负责人组织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一、验槽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地基验槽首先核对基槽的平面坐标位置是否与勘察位置相符，建筑物有无移位现象，以防止楼位变化相应发生地层变化，给工程带来隐患。2、核对建筑物平面尺寸、结构类型、楼高等与勘察设计图纸提供的数据指标是否相符。3、基底标高是否开挖至设计标高，是否与勘察报告建议使用地层相符。4、槽底是否平整规范，有无土质扰动现象，有无土质异常，如：填土、软弱土、松土坑、沟、旧基础、墓穴、古井、管线等地下埋藏物。5、检查钎探布点是否合理，钎探成果是否真实、准确，分析钎探数据变化，从而确定土质变化对软硬不均匀的位置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6、基槽开挖后，应尽快组织验槽工作，严禁长期晒槽和冰冻，以防土质干裂和砂化，以及地基土冻融扰动地基土。7、检查外边缘与周围建筑物的距离，基坑开挖对相邻建筑物的稳定是否有影响。8、当采取人工降水措施时，检查降水井布置是否合理，及对周围已有建筑物是否产生的影响，距离较近降深较大时要采取止水措施。9、地基验槽时应重点检查柱基、墙角、承重墙下或其他受力较大部位，基槽边坡是否稳定等。

二、地基验槽时要注意发现地基异常情况

1、首先应掌握勘察报告描述的地层情况，利用钎探成果资料分析土质是否均匀，如：土质异常软弱或异常坚硬等并确定具置，通过现场查看确定问题所在，并妥善解决。2、对于建筑物埋深较浅的基础，由于人为活动影响等因素，可能存在人工填土或古井、墓穴等埋藏物。要求验槽人员仔细观察，基槽内的人工填土一般比原状土松散，因含有机质颜色稍深，土质结构呈团块状，土质为粘性土和砂土混杂，没有层理或包含着人为杂物可易于辨认。3、基槽内有时人工填土回填较均匀或埋藏时间长，特别是比较纯净的砂性素填土呈颗粒状堆积不含有夹杂物很难辨认，验槽人员此时应进行人工铲挖，如“某单位导弹维修中心，采用天然地基条形基础，埋深约1.5m左右，基底土质为粉土，土质干燥表层已经砂化少量扰动，地基土质与勘察报告相符，通过钎探分析较均匀无异常现象，对于这样砂性土地基应慎重对待，特别是表层已经砂化扰动，从表面很难判别有无填土，本人用铁锨仔细铲挖至新鲜土面，观察土质的结构、颜色和包含物，从中发现了问题，局部土质空隙较大与自然沉积的土质不同，颜色稍深，判定可能是人工填土，继续向宽度和深度开挖，结果发现此处原为冬季储藏大白菜的菜窖，基底下深度约2.0m，度约1.5m，长度纵向贯穿整个建筑，最后查清这样的菜窖共3个平行排列，菜窖内土质不均匀还有腐烂的白菜的等杂物，通过开挖清理后，分层回填现场的素土，建筑物已经建成多年正常使用，避免了一次事故隐患。

三、地基基槽殊问题的处理及要求

古建筑考察报告篇10

关键词：古建筑；修缮工程；施工；质量通病；对策

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散布着许多颇具特色的古建筑，这些古建筑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积淀和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是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因此，保护好这些古建筑，利在今世，功在千秋。而对古建筑进行适当的修缮，是保护它的文物价值，即保护它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确保古建筑修缮工程的施工质量对于保护我国古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下面，笔者结合自身实践，对古建筑修缮工程的施工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1古建筑修缮工程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1）以原有的实测图为基础进行考查，将破坏部位、程度绘在图上。对各结构、构造的裂、腐、歪、错、脱、残等认真勘查。对装饰、照墙、地面等破坏情况可进行拍照记录。

（2）在现场认真勘察破坏现状时，还要进一步分析其破坏原因，了解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以便在重修设计时参考。

（3）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和历代修理文献，确定修复年代，研究每次修理的增减构件和演变过程等，为复原设计和施工提供依据。

（4）对破坏程度进行鉴定，鉴定依据主要有：①看破坏速度，确定是动态或相对静态；②看破坏是否到了极限状态，如梁枋的下垂度超过梁跨的1/100、塔的重心偏离大于直径的17%、梁枋的腐朽面积大于1/6、砖石墙体向外倾斜尺寸大于底宽的1/6等均为破坏极限状态；③看主体结构的整体性和破坏外因的严重性；④看平面对称的变化程度。

2维修工程的分类

现行进行的古建筑维修工程大体可分为6类：保养工程、抢救工程、修缮工程、修复工程、迁建工程、复建工程。修缮工程又分为大、中、小修3种。中修是指翻修整个屋面，更换部分大木构件。大修指全部落架修理，有时可以局部进行复原。

3维修方案的拟定

维修工程设计方案的确定最为重要，如果方案选择不妥，或会产生破坏性修复，或会损失原有的文物价值，或会造成经济和人力的浪费。维修的原则是：①能小、中修的尽可能不大修；②修旧如旧，不要画蛇添足；③以治本为主，不要仅治标，徒求表面焕然一新；④尽量采用传统工艺、材料和传统施工方法，维修的范围尽量小，附加的东西尽量少。

4 关于修缮保护文物建筑使用新材料、新技术问题

在修缮保护文物建筑时，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大多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建造起大型公棚，在工棚内施工修缮，也是完全应该的。但有的用机械镟制圆形构件（如柱子、椽子等），代替手工制作，改变了原有的工艺技法，是不可取的。还有的用电脑制作板门、枋材和各种平面型木构件，甚至有的用机制砖瓦、石料、栏板、望柱等，代替手工作品。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观感效果和文物建筑的历史原貌是有很大差距的。更重要者，在修缮文物建筑时使用钢筋混凝土代替承重木构件或加固基础，这需要慎重考虑甚至坚决反对的。因为许多现代化材料耐久性很差，水泥100年老化，环氧树脂等高分子材料粘接木构件60 年老化，用它们修缮保护文物建筑，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后损坏的更惨更严重，而文物建筑多要保持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它们相互间的耐久性极不协调。因此，许多新材料代替木构件、砖石构件或加固基础都是不可取的，它不仅改变了文物建筑的质地和原状，而且给后人带来许多麻烦。有的同志用水泥加固原有的夯土或灰土基础，还有的同志用水泥灌注殿顶脊兽内空隙，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应该说，保护文物建筑必须坚持科学态度，一劳永逸，短期行为对历史遗产是极为有害的。

5施工组织和工程验收

文物古建筑修缮施工前应把设计文件、设计图纸、说明书和工程预算汇总后上报有关主管部门，经批准后才能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应做好如下工作：

5.1审查施工组织设计

包括审查施工方法、进度计划、人工计划、材料计划、场地布设计划和经费使用计划等。力求切实可行、科学部署，运用新技术，做到好、快、省。

5.2修旧如旧

我国古建筑基本上以土、木、石、砖、瓦、竹、石灰、五金和油漆彩画等为建筑材料，一般修缮时的配料原则是原来是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非因安全问题应不用或少用新型建筑材料。补换材料的质体、强度、尺寸、颜色等应尽可能接近原材料。补换材料可换可不换的尽量不换，非换不可的坚决换。古代工匠修建古建筑时是用刨、锯、凿、墨斗、平尺、规矩等工具手工操作，维修时最好也能体现和保持这些工具和工艺。

5.3对施工进行全过程跟踪监理

要掌握修缮原则，熟悉设计要求，督促施工单位按图施工，及时做好施工隐蔽记录、检查验收记录并及时进行报验，对工程质量进行全过程跟踪监理。

5.4做好施工周边协调

文物和古建筑的维修质量要求很高，部门关系比较复杂，一般都要成立一个能代表各方的维修领导机构，以便协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