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闻论文范文10篇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篇1

本研究以《中国法治报道》、《法治在线》和《法治进行时》三个目前在我国电视法治新闻节目中具有代表性的日播栏目作为取样来源。其中：《中国法治报道》作为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唯一的资讯类法治新闻栏目，是央视着力打造的“法治新闻旗舰”栏目。《法治在线》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档专题类法治新闻节目，于2003年5月1日开播。节目宗旨是“紧扣中国法治进程脉搏、关注法治领域热点、揭示人与法的复杂关系，体现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以鲜明的现场感和新闻性凸显栏目特色”。《法治进行时》是北京电视台的老牌知名法治新闻节目，1999年12月开播，在北京地区拥有较高的收视率。

在样本的选择方面。本文对《中国法治报道》样本选择中，主要选取2008年9月5日-11月5日两个月时间(十一期间的特别节月除外)，每隔5天进行样本抽样。(由于央视网站的部分视频资料不全，因此少数样本的时间会有所顺延。最后，本文选中9月5日、10日、15日、21日、25日，10月12日、17日、26日、29日、11月2日、5日共12期节目进行题材分布的分析。在这12期节目中，除去片头、片花、广告和最后的短评——“法眼观察”外，一共有新闻报道179条，总时长为18662秒。除去法治简讯版块的56条资讯外，共有新闻报道123条，由于《法治在线》是专题类节目，本研究的统计以央视网站中2007年的新闻节目列表为基础，以全面考察该栏目的题材分布情况，统计研究共获得新闻276条。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样本主要通过连续选取2008年11月13日-11月26日(其中11月16日和11月23日星期日除外)共12期节目进行统计。在这12期节目中，一共有新闻报道81条，除去片头、片花、广告外，节目总时长为12141秒。

二、电视法治新闻题材分布的考察结果

1法治新闻题材分布的泛化

所谓题材的泛化，即栏目对新闻题材的选择，超越了法律的范畴，把其他领域与法治无关的内容也涵盖在其中。作为新闻的一大类别，法治新闻的价值评判应该包括新闻价值和法律价值双重标准。也就说，事实内容能够成为法治新闻，除了必须具备一般新闻的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兴趣性的价值标准外，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必须是有关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和社会各方面与“法”有关的各种活动、现象和问题的新闻报道。

在《中国法治报道》栏目中，我们发现栏目所涉及的新闻报道领域比较宽泛，据笔者统计，该栏目的新闻报道一共有15种题材类型，它们分别是刑事犯罪新闻、民事案件新闻、重大事故报道、公共安全报道、政策资讯、法律资讯、监管执法报道、执法争议报道、法治研讨、法治人物报道、消防营救报道、经济新闻报道、文体教卫新闻、气象灾害新闻和由动物趣闻、垃圾处理等内容构成的其他社会新闻。具体分布情况见图1：

从这些类型来看，前十一种类型与广义上的“法治”内涵是密切相关，总时长为15170，占比为81.3％。但后四种与法治的范畴相差较远。根据统计，样本中的经济新闻一共有21条，总时长为1042秒，占到节目总时长的5.6％，样本中出现的文体教卫新闻数量为10条，时长为1172秒，所占比例为6.3％，样本中的社会新闻数量为12条，新闻时长为914秒，所占比例为4.9％，另外，样本中的气象灾害新闻数量为5条，新闻时长为364秒，占比例为1.9％。以上与法治内容基本无关的四类新闻，节目总时长比例占到18.7％，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治新闻的纯粹性。

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表现在一般性的纠纷和冲突、无法律意义和责任的一般性事故内容等也被纳入到法治新闻报道当中。比如，《法治进行时》栏目中，关于公司酬金分发的冲突、租房纠纷、车辆管理员在停车位置放钉子的不道德行为、老人不慎煤气中毒、设备事故导致供暖热水伤人的事件等等，也悉数被作为法治新闻进行报道。

2报道题材明显偏向刑事案件，并以暴力犯罪。为多

在《中国法治报道》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数量在该栏目中最多，时长最高，所占时长比分别为24％、并且三项数据都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执法争议题材报道(节目数量是执法争议题材的3.3倍，节目时长为1.4倍(成为《中国法治报道》第一大新闻题材。执法争议和民事案件方面的题材在节目中时长都超过了2500秒，所占时长比分别为16.8％和14％。分别居第二、第三位，属于第二梯队；重大事故，文体教卫、经济新闻和社会新闻占比在7.6％-4.9％之间，是第三梯队；政策资讯、公共安全和法治人物时长居于第四梯队，占比在3％～4％之间，其他如监管执法、法治研讨、法律资讯和气象灾害均在2.5％以下。

在《法治在线》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165条，占比达到60％；典型人物报道37条，占比为13.5％；服务性信息41条，占比为14.9％；民事案件11条，占比为4％；法治探讨10条，占比为3.6％；营救报道5条，占比为1.8％；公共安全和重大事故报道都是3条，占比仅为1.1％。

在《法治进行时》12期节目中，刑事犯罪新闻数量为47条，节目时长为7259秒；民事案件报道为16条，节目时长2489秒；一般事故类报道5条，627秒；消防营救报道4条，528秒；一般纠纷4条，552秒；违章违规报道为3条，372秒；其他新闻2条，314秒。通过数据和图示，我们可以看出，《法治进行时》的新闻题材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偏向。

我国法治新闻栏目的题材不仅过度集中于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报道中，又较为偏重暴力题材。根据统计，《法治在线》的刑事案件中，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在内的暴力犯罪题材占比达到节目总量的39.9％，这其中又以故意杀人罪数量最多，占比达到23.4％。《法治进行时》47条刑事案件题材共涉及18种类型，暴力犯罪案件的比例为34％，而《中国法治报道》的43条刑事犯罪题材涉及22种类型，暴力犯罪题材占比为23％。

3经济犯罪报道比例偏低，并以一般性财产侵犯为主

法治新闻栏目中的经济犯罪报道数量不算多。所谓经济犯罪，目前倾向于广义经济犯罪与狭义经济犯罪概念之说。广义经济犯罪是指在经济领域以及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发生的财产性犯罪，其外延等于侵犯财产罪加上破坏经济秩序罪。狭义的经济犯罪是指在经济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经济法规，侵犯国家经济管理秩序，依照刑事立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广义的经济犯罪根据经济犯罪主体的不同，可将经济犯罪分为三类：职务型经济犯罪、业务型经济犯罪和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职务型经济犯罪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主要是管理经济事务的权力)非法获利的犯罪。根据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属该类犯罪。业务型经济犯罪指法人、非法人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其经济业务范围内所为的犯罪。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共8节92条81个新罪名所规定的犯罪属该类犯罪。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系指一般主体所为的财产性犯罪。在《中国法治报道中》节目中，报道以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为主，数量为12条，企业高层受贿罪报道1条。《法治进行时》也以一般财产型经济犯罪为主。数量为9条，职务侵占罪1条。

4法治探讨类节目数量偏少，舆论监督节目普遍不足

在《中国法治报道》，法治探讨类节目占有一定比例。比如有关司法判决争议的深度报道有1个，对行政执法争议的专题报道有3个，内容分别为城管执法争议、网店监管执法争议和拆迁争议。这些对争议性判决和执法问题的报道，较好地履行了“彰显法治精神、看护法治时代公民权利”的栏目宗旨，具有较强的法治意义。只是相对于整个节目总量而言，此类节目数量和时长占比稍显偏低，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报道不多。在《法治在线》276条新闻报道中，法治探讨类题材只有10条，占比为3.6％；内容涉及解读东莞法院“赔钱减刑”、检察机关同期介入重大事故调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治理商业贿赂等等问题，但是以上新闻都是集中在“2006年法治进程回顾”的年终报道中播出的。在《法治在线》日常报道中，有关法律法规信息的报道、法治问题的研讨以及对对公检法系统和行政机关执法进行舆论监督的报道比较少见，有关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和重大事故的报道占比也仅为1.1％，与节目中大量播出的刑事案件相比，反差极为悬殊。《法治进行时》的节目基本以个案式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为主，重要法治事件和问题报道、法律法规信息的传播和批评报道在样本中也没有出现。

三、电视法治新闻题材失衡的影响

1题材泛化影响节目的法治品格和精神。

如前所述，在法治新闻报道中，法治新闻栏目中的题材选择首先呈现出一种泛化特点。如《中国法治报道》当中占比不少的经济新闻、文化教育和体育报道，这些关于节日消费、住房消费和场馆开放等新闻，既不涉及违规也不涉及违法，甚至与广义的道德规范也无甚干系，但因为是热点话题，也被纳入到报道范围，甚至部分经济新闻和教育新闻还被处理为专题进行了立体式的深度报道，使栏目的题材选择显得并不纯粹。另一方面，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表现为题材选择上明显的民生化和社会化倾向。这不仅使法治新闻报道显得臃肿不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节目内容的新闻价值和作为法律案件的典型意义。对于法治的内涵，拉兹曾经感叹：“在法治的祭坛上牺牲过多的社会目标，可能会是法律贫瘠而空洞。”。同样，在法治新闻栏目中，泛化的题材不仅使观众难以区分法治的范畴，其中夹杂着的过多的世俗化内容和社会情感，也将影响栏目的法治品格和追求。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节目话语空间的有限，这也是节目舆论监督功能还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作为法治新闻栏目，对司法监督的缺位，不仅使其对社会的环境监测和预警功能大受影响，栏目的法治精神也将大打折扣。

2题材失衡导致媒介世界与现实社会的错位

根据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首先表现在环境认知层面。传媒报道什么、不报什么、从什么角度进行报道，不仅在影响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知觉与印象，而且制约着我们观察社会和世界的视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很多挑战，刑事犯罪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根据我国司法机关提供的数据，2007年我国的刑事犯罪依然处于高位运行，主要犯罪案件多呈下降走势，如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杀人、强奸、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减少。同比分别下降25.2％、11.3％、10.3％、1.9％和1.5％；“两抢一盗”犯罪与2006年持平，但经济犯罪活动走高态势日益显现。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8.4万起，比2006年上升4.2％，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四年出现明显上升。从具体案件类型来看，除涉税案件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有所下降外，其他案件均呈上升走势。其中，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3265起，同比上升15.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3976起，同比上升11.3％；金融诈骗9055起，同比上升14.3％；扰乱市场秩序3.9万起，同比上升10.1％。同时，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侵权等大案、要案比例有所上升，商业贿赂案件显著上升，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为数也不少。但是，反映在我国电视法治新闻中的案件报道，与现实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从前面我们统计的数据来看，犯罪主体为普通人的“两抢一盗”案和诈骗案件依然是节目报道的重点，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的经济犯罪、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件、贪污受贿案件和商业贿赂的报道数量较少，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以及腐败案件以及大案、要案更是难得一见。这充分说明媒介在犯罪案件题材的选择方面，有意进行了安全性的筛选，媒介建构的法治世界和现实生活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

3暴力偏向易引发道德恐慌，并导致“偏离放大效果”的恶性循环

法治新闻栏目对暴力题材的“嗜好”，不仅违反“新闻客观性”原则，大量暴力犯罪题材的新闻生产所带来的“道德恐慌”(MoralPanic)与焦虑情绪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些栏目中，类似“夜半来贼”“楼道杀手”、“近在咫尺的凶手”、“致命的家教”、“市场里的枪声”、“小城大案”、“小村疑案”和“一块电池引发的命案”这样的节目不时出现，仅看标题就足以让人心生不安，感觉那些盗贼和凶手仿佛就在附近，甚至“近在咫尺”。西方学者波特(Porgy)就曾指出，“接触媒体上的暴力内容会对受众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可以是在受众接触之后立即产生的，也可以是经过长时间的持续性接触后产生的。我们还知道，某些特定类型的暴力展示、某些特定类型的受众以及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都会增加产生消极影响的概率。”暴力题材所带来的道德恐慌，容易引发社会对某种犯罪人群认识的偏离和放大效果，Cohen对于道德恐慌有过精辟的阐释：他说：社会不时地受道德恐慌周期的影响。这是一种状态，一个事件、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表现为被定义为社会价值和利益构成威胁的性质；它的本质被传媒以一种类型化的刻板方式所报道。英国学者朱克斯则详细描绘了偏离放大螺旋的产生过程：“广为传播的谴责可能会导致那些群体更加感到被边缘化，相应地会增加他们的偏离行为，以至于他们更像原来被传媒所创造的哪种动物。持续的偏离会导致警方更大的注意，更多的逮捕和进一步的传媒报道，因此，一个“偏离放大螺旋”就会被推动起来”。

其实不管是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是案件题材的有意识的筛选，其实都体现着主流新闻价值观的导向和示范效应。这种“持续不断的选择、强调和遗漏”的过程，是一种新闻框架(框架就是由传播者预存的立场和观点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的创造过程，也是对公众舆论与受众对特定事件或问题的理解的引导过程。大众传媒所进行题材的选择和内容的扬抑，里面蕴含着复杂的机理。其中深刻的动因，值得我们警惕，也值得我们深思。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篇2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十七大报告将公民意识教育确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大任务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公民意识教育宣传活动虽然开展过，但目前仍然还属比较前沿的内容。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要做好这方面的报道，首先应对公民教育的内涵有清晰的认识。从十七大报告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公民意识教育分为三大部分，即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人权得到尊重和保护，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自由平等就是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二、实施公民意识教育，要践行“三贴近”，体现人文关怀

公民意识的培养，在今天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是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是多元化的；二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道德还在滑坡；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因此，谈到公民意识，首先要关注公民道德建设。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其道德素质应包含基本的社会公德素养、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这些都有赖于大众传媒契而不舍地进行传播和熏陶。这种传播和熏陶不能强行灌输，而是需要我们记者、编辑使其作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从新闻媒体和群众血肉联系的角度把握新闻宣传活动。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为报道注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在今年我国抗御五十年一遇的特大雪灾之中，各级和各地新闻媒体就抓住这个机遇，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多角度、有深度的公民意识教育。报道没有用悲观、绝望的心态夸大、渲染灾难，而是真实再现了各地干群临危不惧、舍己为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场面，体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境界，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讴歌了无私无畏、至诚至真的人性美。

三、加强交流沟通，实现互动双赢

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要让民主法治切实得到发扬，自由平等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可以实现，新闻媒体这个党和人民的喉舌，就必须认真履行职责，真正成为上下联动的“纽带”和“桥梁”。要打造这个“纽带”和“桥梁”，媒体就必须和受众加强沟通和交流，在传递国家意志的同时，更应反映民众心声，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构建渠道畅通的信息通道，搭建相互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使受众确立公民意识，做出理性的公民行为，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和形式参与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活动，真正成为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主体。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等主流网络媒体就充分运用其互动性强的独特优势，经常邀请各界嘉宾走进聊天室，与网友进行互动交流。在网络这个平台上，嘉宾为网民答疑解惑，网民也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主张。在搭建平台的过程中，也应避免一些不良倾向。一是要避免大局意识的缺失。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还存在许多矛盾，如城乡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矛盾、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等等，如果没有大局意识，很容易使矛盾得到激化。因此，新闻媒体一方面要搭建好上传下达的平台，另一方面更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二是要避免低俗化倾向。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应具有基本的社会公德素养，遵守公共秩序，敬业奉献，和睦礼让，作为媒体，应引导公民树立高尚的情趣，不能只注重收视率或收听率，更应讲究社会责任感。

四、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新闻从业人员需提高自身素质

公民意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新闻媒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做好这项工作，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在工作中至少要树立五种意识。

第一，要有民主意识。公民不是封建时代的“臣民”、“子民”，因而，我们的新闻报道要大力弘扬主人翁精神，鼓励每个公民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

第二，要有平等意识。追求平等是公民意识中很突出的特征。现在的社会中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东西，我们要通过典型报道，引导公民追求平等、享受平等，从而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第三，要有权利意识。权利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它是对权力的一种制约和规范，要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将侵害大众权利的人和事进行曝光，制止权力的越轨和滥用。

第四，要有公共意识。公民生活在社会之中，对于公共生活十分关心。要通过新闻报道，将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事物告知公众，树立媒体的公信力。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公务员之家: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要〕被人们称之为“历史性审判”的克林顿排闻案或弹助案早已落下了帷幕，但值得人们回味的却很多，尤其是时现代法治的思考。本文认为此案中体现出的权力制衡、程序的完备、媒体的监督、人民利益至上、人性假设及党派政治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现代法治的合理性或局限。这对正在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我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案情简介

1998年初，24岁的前白宫女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在一个酒吧里把她和克林顿的性关系及克林顿指使她作伪证的经过从头到尾和盘托出。这不仅被女友特盖里偷录了音，而且事先在酒吧周围布有六名联邦特工人员监听。随之新闻媒体大炒。

为“白水”案和琼斯案而劳命伤财的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闻讯后如获至宝，立即着手调查和传唤等，1998年8月17日大陪审团对克林顿进行了讯问，9月9日斯塔尔将一份详细调查报告交给国会，经国会同意，该报告于9月H日上了因特网，9月21日国会公布了克林顿接受大陪审团调查的录像。

接着国会启动了弹劫程序。12月19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以简单多数票通过了弹幼克林顿的两项条款，即克林顿在绊闻案中“作伪证”和“妨碍司法”。最后审判始于1999年1月7日，在最高法院的首法官伦奎斯特的主持下，先是13名众议员作为公诉人和白宫律师作为辩护人分别对克林顿进行弹幼指控和辩护。接着参议员作为陪审员通过伦奎斯特提问、传唤证人和进行秘密辩论。2月12日参议院在对此案的最后表决中，由于议员在参议院的比例较高，弹幼克林顿的赞成票无法达到法定的2乃多数票。故克林顿最终没有被弹劝。

思考之一:权力的制衡-现代法治的精位

美国是权力分立最为典型的国家，现展趋势是总统权居优势地位，但无论优势怎样，权力的制衡始终存在。在克林顿啡闻案中，总统、法院(大陪审团)、国会三者权力的制衡，尤其是总统与国会二者之间的权力制衡非常明晰，也正是在权力制衡机制中，才能演绎出总统排闻案的故事。

总统绊闻案中，总统权还受独立检察官的监管。这又不得不让人追思独立检察官法的由来。独立检察官法的产生与“水门”案密切相关。独立检察官(原为特别检察官)的设立是为了制约政府权力、防止政府高级官员的违法，但由于特别检察官最初的任命权归政府中的司法部，这样就会产生冲突:特别是当总统或司法部长本人成为特别检察官调查对象时.容易出现“水门”案中的“星期六之夜的大屠杀”，即总统指使司法部长罢免特别检察官的现象。为了避免类似冲突和更好地对涉嫌实施了犯罪活动的高级政府官员进行调查和提起公诉，颁布了独立检察官法，独立检察官由处于司法部之外的一特别法庭来任命，并且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被司法部长解职。这既有助于保持民众对政府和司法部长的信任，又能保证公众对高层官员可能的非法行为的知情权。这就有效地达到了对政府权力的监控。在克林顿排闻案中，独立检察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没有独立检察官法，总统啡闻很难成为绊闻案;如果没有独立检察官法，国会难以承担民众依靠国会对总统的非法行为的知情的重任。

现代法治中的权力的制衡理论上似乎好理解，但如何去落实确实是关键。中国在法治化的过程中，首要的是重视权力的制衡。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摆好立法权为顶点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为荃点的等边三角形的关系，使司法切实摆脱行政的干预而独立起来，完善行政内部的监察和审计制度，完善立法权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管制度.使行政和司法都步人依法行使的轨道上来。

思考之二:程序的完备—现代法治的保障

克林顿排闻案中，主要有两大程序。一是总的程序:独立检察官的调查—大陪审团的讯问—众议院的讨论—参议院的表决。二是独立检察官活动程序: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独立检察官处任命斯塔尔为独立检察官—独立检察官的调查取证—召集大陪审团—向国会提交调查报告。

总统绊闻案中的程序有两大特点:一是在该案中美国权力制衡机制中的三大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都正式进人，二是由独立检察官的活动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权力连接起来。从总统排闻案中，可以看出程序的功用:一是冲突的双方或多方都是通过程序来陈述情况进行论争和提出期望的;二是利益集团的冲突是通过程序进行平等对话而得以缓解和归于结束的;三是整个案情的进展通过程序几乎避免了暗箱操作，给人以透明感和信赖感;四是程序的作茧自缚效应与限制态意发生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权力象征的总统在程序面前只能按部就班，面对斯塔尔只有恼怒而束手无策。

程序的完备是现代法治国家一个显著的标志。中国在法治化的进程中必须要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局面，在法律程序建设中，要注重程序的体系化、精细化、正当性和保障性.特别对高层官员的违法犯罪的审判必须公开化。

思考之三:新闻媒体的有力监督—现代法治的阳光

克林顿啡闻案从头到尾，新闻媒体表现出特有的兴趣，虽然新闻媒体的声誉也因为它们愈来愈热衷于报道丑闻而受到损害，但其在现代法治中的角色和功能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一是通过新闻媒体，民众得知总统也会干出错事，提醒和催促人们对权力拥有者及权力运行的防范和监督;二是通过新闻媒体，民众得知总统后悔的心理世界、总统为民服务的宏伟志向和决心后，从而表达出对为民谋利者的支持的呼声;三是通过新闻媒体，民众熟悉了宪法、国会的表决方式和弹幼程序，这不仅是法律基本知识的宣传，更是法律至上权威的树立和法律理念的感知;四是通过新闻媒体，让案内与案外的人都参与进这一重大的法律实践和法治实践中来，同时说明了法治是众人参与的一项伟大工程和正义事业;五是新闻媒体的监督和权力运作的同步，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的蔓延和增生，这尤如防霉的阳光。

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必须改变新闻媒体的监督滞后和乏力的现状，使新闻媒体呈独立和超然状态，并及时制定出新闻法以规制新闻媒体权利的行使。这样，即可望在新闻媒体监督的阳光普照之下，出现现代法治的绿洲。

思考之四:人民利益至上—现代法治的基石

克林顿绊闻案至始至终.民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克林顿的内心变化离不开民众，国会也离不开民众，即使别有用心的共和党派考虑到2000年的大选对弹劫的进程也作了一定的调整，最后的结果与民众的愿望也是一致的。

绊闻开始传出，舆论哗然，克林顿内心震动很大，舆论吁“总统指使别人作伪证，那就应该下台”。当克林顿抛出挡箭牌即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经济连续多年持续增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之后，民众的看法起了很大变化，支持率开始回升，。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国会同意将独立检察官的调查报告上了因特网、并公布了克林顿接受大陪审团的调查录像之后.民众对克林顿的支持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到历史的最高点。这点说明了，能为民众带来幸福和好处的人是受民众欢迎和拥戴的人.民众能宽容他的缺点和瑕疵。更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向家人、莱温斯墓和美国人民道歉，请求民众给他一次机会，决心为民众做更多的好事，并表示他的去留完全取决于民众。这使人回味起西方启蒙时期中的人民主权说和社会契约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这些学说在现代法治中的重要性，从中可以看出这背后的最为核心的东西—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离开了民众的利益，法治就失去了根基。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都具有欺骗性。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民的利益是一切结构安排和制度设计的目的。今天只有认真地检讨和反思我们的现实，不仅仅要把人民大写进法律之中，更重要的是把其利益落实到实处，这才是我们法治建设的最佳定位。

思考之五:人性恶假设—现代法治的哲学基础

关于人性的学说是很多的，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人性善，二是人性恶，三是人性中，即既不性善，也不性恶，或者说人性中既有善又有恶。基于这三种人性假设，产生了三种社会治理的模式，它们分别是以道德来治理、以法律来治理、以遨德和法律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

现代法治中法律具有最高权威，通过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主要通过法律来调整。因为法律是公意的产物，法律的内在品性能够较好地排除个人的好恶，即法律是人性恶的天敌。克林顿纬闻案中，总统这样的大人物也会干错事，更让人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有可能越过正常轨道，即任何权力都可能会腐败，绝对的权力会绝对的腐败。所以人性恶假设具有111当的合理性。

中国的历史中也有人性恶的假设，但占主流的是人性善的假设。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主张以道德来进行治理社会和国家.而同时又认为最高统治者都是圣人、贤人，是道德的化身，所以以道德来治理实质就是以人来治理，即德治和人治。所以法律在社会和国家中的权威总是处于较低位阶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在推崇法律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的哲学基础—人性恶假设或人性不完全是善的假设，彻底破除德治和人治的哲学丛础—人性善假设。

思考之六:党派政治—现代法治之局限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各政党是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表，所以利益多元化常表现为政党和政治的多元化。政治的多元化使政治领域呈现竞争性，按常规理解.这本是现代法治的应有内容，但政党政治出现的党派之争又给现代法治涂上了一层暗淡之光。这在克林顿维闻案中就是一个验证。众所周知，共和党要弹幼克林顿，并非是囚维闻，而是因其奉行的政策。克林顿自上台以来，大力奉行有利于所代表的中下阶层的中左政策，如启动或实施教育、福利、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等体制的改革.采取降低失业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救济拨款等措施改善贫困人日生活，和通过加强环保、削减军费、平衡预算等举措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等等。克林顿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自然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但却伤害了共和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大财团尤其是传统工业和军事工业财团。结果，克林顿的政策越是倾向于中下层的老百姓，共和党保守派就越想早点把他赶下台。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公务员之家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篇6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篇7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page_break]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page_break]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page_break]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page_break]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page_break]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page_break]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page_break]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page_break]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page_break]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篇8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九章30节。上篇“新闻舆论本体论”，重点对“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广义的新闻舆论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第14页）中篇“新闻舆论功能论”，讨论了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和限制问题。下篇“新闻舆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的理念出发讨论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诸问题。书后附有参考文献8页。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篇9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九章30节。上篇“新闻舆论本体论”，重点对“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广义的新闻舆论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第14页）中篇“新闻舆论功能论”，讨论了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和限制问题。下篇“新闻舆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的理念出发讨论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诸问题。书后附有参考文献8页。

作者在“后记”就就此书写道：“笔者撰写此书，意在总结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体会和思索，……力图从多学科视角（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理论）透视新闻舆论，并使这种研究具有一定的体系性。”“笔者相信，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之相互关系以及新闻舆论与社会公共领域之相互关系是国内舆论研究界不甚重视甚至完全忽视的研究课题，但这一类研究课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切近、急迫的现实意义。”（第403、404页）

法治新闻论文范文篇10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