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范文10篇

法治文化范文篇1

在我国当前，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多方面问题，突出表现为:

(一)法治信仰缺失、法治氛围整体淡薄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经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若是人们不认同法律，甚至丧失对法律的信心，那么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便不是通过法律来解决，也不可能会信仰和尊重法律。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法律不过是概念现象，人们对法律认知不够，也没有信仰法律。究其原因，不是法律不健全，而是缺乏遵守法律的整体氛围。由于我国经历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人治社会，受其影响人治的因素就多了，无形中“法治”的思维就淡了，氛围当然也就淡了。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普通的公民，遇到矛盾纠纷时人们想的更多的是找人情，托关系，想到的都是些人情世故的办法，甚至有些时候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人们信仰的也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我国很多人的思想还是权本位思想和官本位思想，并没有根据法律来进行一定的调整，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也没有真正形成。

(二)法治应有的权威作用还没有形成

法律因为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所以其神圣无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于西元前350年写道:“法治比任何一个人的统治来得更好。”法律是一系列的规则，通常需要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但从实践来看，对于法治建设人们的意见主要在于有法不依以及执法必严，这也将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体现了出来。曾强调指出:“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制定的法律不够多，相关的内容不够全面，而是人们并没有形成法制观念，并且实践中法律的贯彻执行也没有到位。在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是文件比法律管用、权利比法律大，很多公民在维护自己权益时，宁愿进行信访也不进行诉讼，认为政府的直接干预比法院的判决更有效。很多人都存在法不责众的意识，这也导致了很多违法行为并没有得到惩处。目前而言，我国法律还没有切实树立其权威。

(三)法治文化内容较为单一、手段落后，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

就西吉县而言，西吉县进行法制文化宣传时仅仅注重法律法规条文的宣传，其完整性和系统性严重欠缺。采取的形式也使法制文艺汇演、法制宣传、讲座以及法律咨询等办法，这不利于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看看我们的周围，满街的都是商业广告，法治广告和栏目很少见。现在，我们很少消费法制类文化产品，即便是这些法制宣传，也不是把宣传法治精神作为主题。它们更多关注的是剧情的娱乐性，这对于广大的公民来说，受教育的频率和强度显然偏低了。在网络化的今天，我们的法治宣传要充分发挥电视、网络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作用，通过网络加强法治文化的宣传。此外，还应该组织干部群众参与到法院开庭审理、审判以及执行等活动中去，通过一些影响力较大、较为典型的案件讲法，能够让群众接受更加愿意接受发至宣传教育。

二、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一)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古人云，民以吏为师，体民而严吏。领导干部的举动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影响。“法律思维的一端连着信仰和价值，另一端连着说理方法和解决纠纷的艺术”。若是领导干部以及政府守法，那么老百姓也会守法。所以，领导应该发挥自己的榜样作用。就十八大以来我们新一届领导集体带头反“四风”来看，只要中央能够下定决心，中央领导地方，领导发挥自己的榜样作用，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转变以往的人治思想，提高法制观念，在遇到问题时通过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切实做好依法行政和依法决策，避免出现独断专行、以权代法的情况。这样上行下效，很容易引导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

(二)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提升全民的法治文化素养

想要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其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国式过马路”、“信访不信法”大行其道时，我们必须反思是什么力量让规则、理性失效?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石头上，也不是刻在青铜上，而是刻在公民的心里。所以，应该在全社会树立以宪法意识为核心的良好法律意识，进行通过法治途径解决纠纷的观念，让人们在认同法治观念的情况下，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并进行法律秩序的维护，确保公民都能够根据法律做事，避免出现法律对我有利便根据法律办事，法律对我不利便无理取闹的情况出现，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法治风尚。

(三)建设校园文化，营造法治文化氛围

文化修养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从小进行教育、训练和灌输。法治信仰和人们的三观有关，只有家庭、教育机构以及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其中学校是非常重要的。人的意识养成不可能通过一个案件的旁听或者是上一节相关的课程就能够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便必须开始有意识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在意识树立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方式，形式应该较为活泼生动，选择小孩子能够接受并且喜爱的方式。对于幼儿园和小学的学生而言，给其提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热爱党等一些概念比较宏观，小孩子很难理解，也无法完全的明白。但若是教师说让孩子热爱自己的父母亲人、教师同学、不伤害其它人，将这些最基本的规则传授给学生，学生比较容易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就是在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里，法律要成为必修课，要成为一项重要的国民教育内容。学校需要将法制课程作为一门必修课，这样能够让学生从小便接受法制有关的教育，不断的提高自己程序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以及责任意识，提高自己的法治文化修养。

(四)建设法治文化，加强制度保障

法治文化范文篇2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一、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二、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2.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

2.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

三、法治建设中要利用好传统法律文化

3.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

3.2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公务员之家:

法治文化范文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治文化；协同共进

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法治应有之义的法治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培养却鲜有研究。“由于受传统宗族治理、人治思维和宗教文化影响，民族地区法治文化滞后，法律运行不畅，民众法治意识淡薄。”①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的培养理应得到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得到较快发展，权利意识与日俱增、更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权利，于此背景下思考如何有效地利用法律手段，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保护，成为一项重要的现实问题。②在党的中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③表明文化保护与繁荣的当代课题。“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并保存下来的民族习惯、民族宗教、民族性格、民族语言等，维系着民族的精神家园。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不仅意味着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应受保护，且意谓着“保护其文化特性及固有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性。④法治文化追求“良法”与“善治”，以法治思维、理念、精神、信仰等为内容，法治文化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文化样态。法治建设的方向是“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均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文化自信与繁荣的要求下，二者如何实现交流互动、和谐共促？本文对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法理分析，让法治文化为“民族魂、文化梦”保驾护航。笔者主张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是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共同发展的正确选择。

一、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关系

（一）张力与勾连：少数民族法治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文化土壤。少数民族的文化具有民族特色、地域鲜明、颇具民族凝聚力等特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少数民族同胞的精神家园，维系着民族情感与身份认同。当法治扩展到少数民族地区，成为“民族法治”的组成部分，决定了采用法治方式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是必要的。法治文化伴随着法治孕育而生，与少数民族的文化间并无直接的逻辑联系。作为整体法治的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显然需进入法治的范围。“法治模式只有扎根民族文化传统，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融合才能生根开花结果。”①当法治文化进入少数民族文化场域：（1）法治的文明成果应为少数民族共享，少数民族有权利利用法治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2）“良法”“善治”的法治理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现，应立足于少数民族的利益，争取获得少数民族的认同。否则，于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便沦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难以获得良好的法治效果。（）法治建设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被赋予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任务，且提出一项挑战，即如何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现状中实现法治文化的社会化。法治与文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经培养法治文化以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学界之共识。作为政治文明的成果，法治文化为一种符合“人性”的优秀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法治文化，无疑是必要的。与少数民族的文化相关的“文化保护”涉及“文化权利”这一新型的权利，亦离不开法治文化的保障。“文化权利”字面含义为“享有文化的权利”，我国加入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在我国的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中都明确规定人民有享受文化活动的权利。②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主要包括：（1）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与宗教信仰的权利。（2）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与节日不受非法干预的权利。（）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应得到尊重，不被篡改、歪曲的权利。在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时，引入先进的法治文化，契合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且符合法治建设所需。通过符合法治的方式，积极推进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动，实现文化保护与法治建设携手共进。在利用法治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予以保护时，群众得以接触、感知法治及其文化之魅力，亦利于人民接受和拥护法治。法治文化关注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在面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现实时，结合少数民族地方的不同特点，及时改进和修正现有法治文化，以塑造更为完善的法治文化。契合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需要、符合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要求的法治文化，才切合少数民族利益。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应将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作为提升法治情感、观念、思维与信仰的示范田，认真对待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间存在的张力，并以妥适的方式加以化解。（二）冲突化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需面对的挑战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须面对的第一项挑战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法治文化的张力问题。文化张力的存在，原因系少数民族的文化作为中性的、现实的概念，存在着优劣之分。夹杂着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其中的“人治”文化，或“非法治特点”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并不完全统一、有时甚至相互冲突。例如，侗族的款文化以血缘、地域为核心，带有较强的非法治内容，③部分文化与法治文化间存在张力。虽然，这种张力于整体上较弱，在培养法治文化的当下日渐式微。但这种张力应予以重视，它关系到民族地区法治文化的推进，亦影响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保护，理应采取有效方式正视之。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须面对的第二项挑战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如何共融于国家法治与民族法治的建设事业中。面对文化张力、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的培养，该如何进行抉择？笔者认为，无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还是法治文化的培养，均应处于动态之中，以达到文化的最优状态。所以，于法治建设的视野中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需紧扣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为长远目标。所以，笔者选择的路径为“以良性互动、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共同发展”。（三）协同共促：少数民族法治文化培养符。合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首先，“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的要求。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并非是孤立、片面地维持现有文化现状。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少数民族文化存在内部更新与发展进步的需要，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相一致。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不仅塑造着民族文化，而且促使少数民族文化更新换代。伴随少数民族的社会实践，少数民族的文化会不断发展进步，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相勾连。其次，“法治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包容所需。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类型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培养的“法治文化”，无疑需直面少数民族的文化现实。法治的目的在于实现“良法善治”，法治文化在弘扬法治精神与理念的同时，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并行不悖。原因在于：（1）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代表，法治文化在处理民族文化保护问题时，应秉持正当性与可接受性相结合，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相互关切，采取合理有序方式进行调适。（2）“法治文化”的实质内容并非固定不变，应然层面的“法治文化”处在变化、发展中，在调适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张力时，自身亦发生更新换代。“法律本质也像任何其他社会现象的本质一样，是在探究过程中认识的东西。它是结果，而不是起点。”①（）“法治文化”不仅应符合法治要求，而且关照现实的经济社会关系。“法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紧密相连的”。②最后，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与法治文化。重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确保将民族自治权落到实处。于此背景下考察“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意指少数民族有权为本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事项制定具体方案、保护措施。文化权利系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应有内容，针对少数民族的实际所需，制定符合民族现实的文化保护法律规范、政策。于此背景下考察“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化。但需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现实，遵守《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法治文化附属于国家法治建设，少数民族的法治文化与民族法治相契合。少数民族自治要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展开，“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③作为宪法原则的“民族区域自治”理应落实在民族法治中，少数民族自治权需彰显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同时，培养少数民族的法治文化，亦助于实现少数民族自治权的落实。

二、困境与出路：以“法治文化”化解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难题

（一）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亟需纳入法治轨道。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于现实中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在现代网络科技作用下，民族文化不仅易受外来不良文化影响，而且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传承上难以有效推进。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加快、少数民族的文化出现多元发展，均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化难以适应现实的生活节奏，成为困扰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难题。近年来，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意识虽得到提升，但如何运用法治手段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则有待加强。法治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提供保障。一方面，发挥法治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人本主义”。“法治”与“人治”的重要区别在于，法治文化重视“以人为本”理念，贯彻法治的人性基础。“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无言声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①这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最终目的相一致。换言之，文化的基础在于“人化”，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理应为一种优秀文化的基本要求。②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中的“文化”，采用“以人为本”的方式加以筛选，以符合少数民族的利益和价值追求，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引领。在此过程中，仍有助于实现法治文化的社会化。③另一方面，以法治文化提升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普遍性与实效性。文化保护的手段和方式，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实效。法治具有整全性和强制力，通过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相结合，可发挥法治所具的普遍性、规范性优势。然而，在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问题上，我国各级部门虽出台各种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专门规范较少、覆盖面不足、精细化不够。④上述不足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治程度，若能以有效方式弥补缺陷，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各种规范加以整合，形成具有统一性与整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典，势必有助于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纳入法治轨道，实现文化保护的切实有序、明确高效。（二）法治文化助力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其一，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需法律的指引与规范。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是否可以突破现有制定法体系，以实现“区别对待”或追求“个案正义”？如何将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纳入法律规范体系是一项立法与实践难题。比如，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旺盛，大多打着“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名义，从少数民族文化中获得经济效益。此种方式无疑为少数民族带来利益，但倘若一味将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保护视为获得经济利益的工具，无异于“削足适履”，很容易偏离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初衷。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现实中的少数民族旅游项目，为少数民族的文化旅游开发提供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指导，无疑是必要且亟需的。2009年7月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2016年2月4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2016年11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关注。但与上述类似的规范条文依然有待细化、提升效力等级，以适应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需求，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活力与有序开发。其二，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需法治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并非孤立存在，在继承、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仍需加强不同文化的交流、借鉴与和谐发展。如何把控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节奏，需法治加以保障。一方面，法治尤其是法治文化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类型，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起到“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在法治的要求中，不断探索、挖掘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在法治建设的要求下，克服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困境需要借助法治的力量。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不仅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争，而且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若隔绝文化交流、故步自封，会制约少数民族文化的更新进步；但一味追求融合、忽视民族文化之个性，则会破坏少数民族的“精神家园”。因不同而产生交流需要，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文化自闭与排斥；文化同质而产生融合动力，文化融合并不意味着文化之同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关键在于文化实现自我更新、和而不同。因此，法治文化理应在具体的文化场域中推广、培养，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需推陈出新、开拓进取。于此过程中，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无疑是必要的。其三，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作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者的财产利益与人身利益。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发展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越发突出。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独特性，并将其体现在文化产品中，以供人们体验与认识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另一方面，侵犯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行为，在现实中不断增多，少数民族文化产业面临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侵犯知识产权的商业行为时常发生。例如，伪造、篡改或异化少数民族文化产品，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带来阻碍。有必要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利用现代知识产权理念与规则，规范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是必要且亟需的，少数民族地区需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意识、文化氛围，在遭遇法律纠纷时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予以化解，营造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及其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三）少数民族的法治认同与文化保护。法治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提供保障，与少数民族的法治认同相关。“法治认同是公众对法治建设客观历史进程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与判断。”①在缺乏法治认同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体难以养成运用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意识，现有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规范难以发挥实效。有学者指出，“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②那么，在少数民族建立法治认同，离不开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借鉴，文化保护构成少数民族法治认同的前提。现实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在力度与实效上有待加强，法治认同与文化保护的逻辑联系有待建立，少数民族的法治认同有待加强。面对上述困境，法治文化可沟通法治认同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一方面，法治文化中的人本价值，指明法治文化是优秀文化类型，且符合公平正义、良法善治，利于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为法治认同提供利益共识。③另一方面，法治文化是“状态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法治文化中的法治情感、理念、思维、精神与信仰的养成，使得法治为一种值得践履或期待的行为方式。法治文化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提供保障，为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福祉奠定基础，符合人性的价值追求，将法治的美好图景展示在少数民族同胞面前，有助于获得少数民族的法治认同。

三、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协同共进的路径

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法治及其文化的培养。采用合理有序方式、科学有效地培育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增进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协同发展，才能克服二者存在的非协调之处，实现协同共进与发展。建议采用方式如下：（一）采用符合文化培养规律的“循序渐进式”。第一，采用合适的方式才能达致预期目标，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而言依然如此。以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方式处置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问题。文化的基本属性表明，文化是人化的结果，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状态，文化以渐进方式培养，而不是仅靠文化建构便得以形成。在对待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的问题上，理应采用柔性的渐进方式进行。第二，文化依赖于“培养”，并非“拿来主义”。文化形成具有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通过强制方式直接建立起一种文化，亦无法将相互冲突的文化强行“拿捏”“揉搓”在一起。一旦形成某种文化，文化便具有了相对稳定性。因而，在少数民族推进法治文化时，民族文化在一定范围内会排斥法治文化。尤其是文化中的非法治传统，不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消除，而且有必要以其为切入点，关注其对少数民族的纠纷化解具有的积极作用。①此时，不可采用“强行建构模式”，采用符合文化培养的渐进式更合理。通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法治文化的优秀指引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优良品性相统一，如此才能实现文化保护与培养的双赢。第三，采用循序渐进方式培育少数民族法治文化。渐进方式强度柔和，类似春风细雨润物无声，于潜移默化中带来文化交流与融合，这样给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改造痕迹更小。此种方式符合法治文化认同的要求，即通过渐进方式使少数民族认同法治文化，实现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协同共进。例如，以批评教育、公正调解等方法，进行说服教育，使冲突双方形成谅解、有效化解纠纷，“回复良性的社会关系”。②渐进方式重在以切合文化的方式，于少数民族地区推进法治文化培养，避免一刀切、有违人性方式，导致少数民族的排斥心理、文化阻力。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而言，渐进方式直面二者存在着的冲突，体现出对少数民族文化现实的尊重。通过文化之间长期的交流，实现法治文化深入民族文化，不断与当地民族文化相融合。（二）扩大少数民族的“有效参与”。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少数民族是人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在范围上“公民”是广于“人民”的。“公民参与”为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不同于“政治参与”，前者突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公共治理的行为，二者的判断标准是政府与公民是否存在良性互动。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构成文化保护的主体，也是法治文化培育的主体。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的培养而言，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应增大有效参与力度。应明确，不能仅靠政府部门来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亦不能将培养法治文化的全部工作均交给权力机关。扩大少数民族的参与积极性与参与实效，可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增加保障、为培养法治文化提供持久的动力。一方面，文化系“人化”的结果，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的培养均离不开“人”之参与。没有人的参与，无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法治文化，且无法将少数民族的文化落到实处。在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培养法治文化时，应尽量扩大少数民族的参与实效。需明确少数民族的“文化主体”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的主体”同样在于少数民族自身。③在有效参与中，少数民族有机会亲身体会到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意义，体会到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性，认识到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间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文化具有“化人”的效果，在交流与传播中也需人的有效参与。文化能产生感染力与凝聚力，并通过人来传播和扩散，一旦少数民族同胞缺乏有效参与，那么法治文化便难以发挥“化人”作用。具体而言，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中，应尽可能扩大少数民族同胞的有效参与，在文化保护中“化人”，在法治文化培养中“化人”。少数民族同胞更自觉认识到文化保护的重要性，更自觉实施文化保护措施。在法治文化的培育上，少数民族同胞的参与利于发挥“普法”作用，塑造少数民族同胞对法治的情感、思维与理念。（三）建立长期有效的评估机制。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效果之评估，关系到二者能否实现协同共进。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中建立长期、有效的评估机制，目的在于以透明化的定量分析，引入相对客观的评估指标，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主体对评估对象于目标实现上的效果予以评定。鉴于我国正在探索的法治评估体系，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上也有必要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①具体方式包括：1.引入第三方评估主体以实现中立、有效评估。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的评估上，选定的评估主体应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的实施机构之外的第三方。为了有效规避评估者与实施者的混同，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评估困境，有必要加强第三方评估主体的队伍素质要求，严禁于评估中徇私舞弊、伪造数据等，应当定时更换第三方评估主体与评估人员，形成“多元评估—综合评定”的格局，促进评估主体廉洁高效、客观真实地评估。2.制订明确、具体的评估指标体系。围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的现实与未来、理论与实践，建立符合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与法治文化要求的评估指标体系。例如，将少数民族的参与度、认同度、主观评价等作为获取少数民族法治认同的重要评估指标；通过实地调研、调查问卷等多种方式收集少数民族的法治评价；评估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两项任务是否相互协作、协同发展等。此外，在制订具体指标体系时，应尽可能实现民主评议与专家意见相结合，结合各个少数民族地方的情况，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注重评估的系统性，处理好整体与局部、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实质的关系。（1）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的评估具有整体与局部区分，前者为少数民族在该地域的整体状况，后者为少数民族各个层级的评估情况，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2）在少数民族同胞的主观评价与评估的数据统计基础上，分析概括出具有客观性的评估结论，兼顾主观与客观评估，重视人民群众的正义感受。（）有效评估机制应包括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的形式性要求与实质性要求的评估，形式性要求与实质性要求相结合作为有效评估的指标。（4）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培养二者间是否实现有效交流、互动作为评估指标。以此研究二者是否处于协同共促的状态，反思、改进所存在的问题。

四、结语

法治文化范文篇4

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必然要有自己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意义，就是要从文化的视野来展望法治，从文化的高度观察法和法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就是要推动“以依法治国为原则、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的法治理念，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得到充分贯彻，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法治文化是“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具有或应具有的文化”，法治可看作“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生活样式’，而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或某个层面的特殊职能”，法治文化的基本构成包括基本精神或理念、体制制度机制、行为规则规范以及日常实践和行为习惯四个层面。在广义文化的视野下，法治文化研究不仅回答了法治与法制的区别、法治与人治的区别等基本问题，确定了法治文化的核心和本质，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法治文化研究为诸多相关领域在以法治为前提之下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其中，尤以廉政与法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中，从政者廉洁从政、社会人廉洁从业必然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生活样式。“廉政文化建设”最早出现在2004年十六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报告中，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这就是说，我们党从一开始提出廉政文化，就将其定位为反腐倡廉建设中宣传教育的一项具体工作，后来在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拒腐防变教育的长效机制之一提了出来。在这样的功能定位下，将廉政文化定义为“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的总和”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文化观念上对廉政文化的狭义理解，必然导致廉政文化建设的局限性。在多年的实践中，廉政文化建设一直被固定在思想教育和行为养成上，这符合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观念所具备的“化人”功能，此种意义上的廉政文化是一个部门性的二级文化概念。但是，如果把廉政文化看作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一级文化概念，如同法治文化研究所揭示的大法治文化观，那么廉政文化也应体现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当中。因此，提出廉政文化研究是廉政与法治在大文化观下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法治文化研究需要在法治实践中进行应用型研究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廉洁状态应是考察其法治程度的重要指标，廉政文化自然也应该是法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平台上开展廉政文化的研究，首先就要将法治文化理论具体化到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之中，探求法治国家和社会具有或应具有的廉政文化，描绘出应然的廉洁状态。另一方面，廉政文化的“化人”功能应在更广领域、更多层面上发挥作用。在法治文化视野下，廉政文化的应然状态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所取得的理想成效，也是廉政文化全面“化人”的结果。通过确定现实中的廉政文化起点，即其存在状况，可以厘定出廉政文化实然与应然状态的差距，从而为反腐败的顶层设计和路径选择提供明确的参考系，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全面、协调、有序地组织开展反腐败。在这个维度的研究过程中，法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我们划分廉政文化的基本构成，并在每个构成中始终以法治为核心为廉政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使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更加全面、饱满和内在统一。总的来看，廉政文化研究应从属于法治文化研究，是法治文化研究在廉政建设或者说反腐败领域当中的具体应用，廉政文化研究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界定法治文化视野下的廉政文化构成及其特征；二是研究廉政文化“化人”的领域拓展及其实践。从本质上来讲，第二项任务就是反腐败法治化的问题。

二、廉政文化的定义及基本构成

在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廉政文化是指人们关于廉政的观念并按照这个观念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塑造的活动及结果。虽然这个定义包括了文化“人化”和“化人”的双向过程，但是它所涉及的内容仅限于精神生活领域中的活动及结果，对廉政状态所包含的全部“生活样式”缺乏整体关注，比如如何将廉洁价值理念贯彻到经济活动、制度建设中，使人们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时得到完备的体制、制度、机制、规则、法律的保障，公平地参与竞争和协作，不需要通过行贿官员来获取利益，官员也不能通过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总的来看，实践中人们给廉政文化作出的是一个狭义的定义。事实上，从功利主义观点来看，现行廉政文化所缺失的部分对于实行廉政反而更为重要，因为比较自律与他律的功效，不难得出他律更加全面、稳定、持久的结论，实际上，这样的他律在廉政文化的构成中应体现为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狭义廉政文化的不足还在于，“廉政”本身仅指从政者廉洁从政，是以从政者为单一主体的，至于对社会其他成员应该如何廉洁从业和生活，倡导有余、规范不足，这正是由于对廉政文化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性的“生活样式”认识不足所导致的。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规定了从政者应该怎样廉洁从政，却忽视了对行政管理和服务对象廉洁生活的倡导，而行政管理和服务对象是一个数量比从政者大得多的群体，这个群体既是行政活动的参与者也是监督者。综合来看，狭义廉政文化的定义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廉政文化的构成；二是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化人”的整体功能。在法治文化视野下观察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应是在实现法治的国家和社会中人们具有或应具有的廉洁价值理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全部社会活动和结果。这个定义的前提是实现法治，蕴涵了将廉政视为法治的必然结果和将法治作为廉政的根本保证两个命题（关于廉政与法治的本质联系将在分析廉政文化构成的过程中进行论证），因此，廉政文化与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一致的，都是法治，只不过廉政文化是从廉洁价值理念的角度去观察法治国家和社会的全部“生活样式”，包括了从政者廉洁从政、从业者廉洁从业的活动及结果。在分析廉政文化的基本构成时，法治将作为一个预设状态，重点考察在这个预设状态下，存在哪些符合廉洁价值理念的活动及结果，或者是说法治国家和社会有哪些廉政的特征。

（一）在基本精神或理念层面，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

在法治文化理论研究中，这个层面主要回答了法治精神的思想基础和法治核心价值理念两大问题。从根本上说，法是一种价值体系，法治的价值基础来源于自然法原则，“法治的价值前提是它对基本人权的承认”⑤。在这个判断下“法与人”的关系不言自明，法治绝对不是“以法治人”，而是通过实行法治来保障人的权利，法不是人权的渊源，而是人权意志的必然产物。具体到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在不同社会制度、民族传统下法治的核心价值是有所区别的。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首先必须是公平。实现这种平等的权利就要求全体人民同处一个阶级，没有高于其他人的高级阶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带有明显的正义性取向，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必然包括对正义的追求。如果说实施法治的目的在于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正义。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来源于推行廉政和反腐败的目的。以从政者的群体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主体是共产党员，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廉政实际就是对从事公职的共产党员来讲的，其价值追求可以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核心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共产党人“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⑥。这样的价值追求对任何形式的腐败和特权都是天然排斥的，它所保护的就是人人平等的权利。以社会成员的整体角度看，腐败现象是对人自身权利的侵害，特权行为造成了权利的不平等，破坏了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秩序。事实上，腐败现象不仅限于公务活动领域，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比如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问题，物业维修、停车管理等活动中的议价行为等等，这些都是非公权力与利益的交换，也是一种腐败。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众直接参与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又是公共权力行使的监督者，而行使监督权的思想基础本质上就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果不在整个社会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跟自己利益没有关系的腐败行为即便看到了也“视而不见”，就会出现对腐败现象人人喊打、却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采取行动的尴尬情形，甚至还有人对攀附官员搞特权、搞利益交换乐此不疲。所以说，廉政文化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也就是廉洁价值理念，同样是围绕着保障人人平等的权利来确定的，这与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可以说，对于社会整体来讲，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正义，廉洁价值理念不是从政者的特有追求，而是全体社会公民都应确立的价值理念。

（二）在体制机制制度层面，廉政文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权力制约和监督为核心的制度文化

法治文化研究将“社会化的组织（制度、体制、管理机制）”作为法治文化的基本构成，认为在这个层面打造法治文化，“是一项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联系、包括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社会整体性改革过程”⑦。这是法治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突破，它使法治精神的贯彻从人的观念和行为、法律系统，进一步拓展到了经济活动、社会管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设计和运转上，迈出了由“法制”向“法治”全面升华的关键一步，体现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基本原则的实践价值，这对于研究廉政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引导作用。经济活动是人们最主要的社会交往方式。自人类有了经济活动以来，经济就为一切文化类型的蕴育、发展和创造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一个特定的文化类型必定包含了与之对应的物质文化。在各种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规则经济，最能体现人的基本权利，市场经济天然地需要法治，由法治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保障人的权利，并遵守经济规律。法治对市场经济的保障作用，不仅体现为建立系统的法律制度，还需要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社会化的组织，包括行政、司法等体制机制和制度，用以维护法治，确保市场经济规则正确地得以运用。在实践中，对市场经济规则的破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参与经济活动的各类主体为了自身利益违反、规避、破坏规则；二是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在法律之外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对于前者，法治主要是以法律手段对各种经济违规、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对于后者，法治则是要寻求对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等的制约与监督。法治的根本问题是“对公共（政治）权力的限制或者控制”⑧。撇开单纯的经济犯罪活动，法治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最大的贡献是防止公共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根本对策是一致的。在典型的腐败案件中，权钱交易引发的受贿、行贿犯罪活动是最主要的腐败行为，其过程就是行贿方通过利益的输送，诱使甚至要求受贿方使用公共权力插手具体的经济活动，打破经济规则两端的平衡，使行贿方占有不平等的优势，从而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这种情形在与招投标、行政审批相关的腐败案件中较为普遍。探求滋生腐败的根源，对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最主要的体制机制因素。因此，廉政文化研究在体制机制制度层面所关注的问题，在本质上与法治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相通的。一方面，两者都强调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纵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明确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落后依然在加重反腐败的严峻形势。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平等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规则都是一个基础问题，对于法治和反腐败同样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两者都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课题。长期以来，在反腐败方面，人们对监督权力行使的治本功能早已有了共识，但是对规范权力本身（制约）或者说配置权力结构问题研究甚少，实践更少。党的十七大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提出了“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⑨，这是法治思想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具体实践。同时，不少有识之士果断地将科学配置权力引入到反腐倡廉建设中，探索了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等预防腐败的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摸索，我国的反腐败整体战略逐渐明确了以规范权力及其运行为核心的防治思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⑩作为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路径。那么，以此为出发点，科学配置党政部门的权力势必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关于如何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制度体系，包括体制和机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廉洁从政为主要特征的制度文化。

（三）在行为规则规范层面，廉政文化体现为健全的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制化的党法规则

法治文化研究认为，行为规则规范包括法律和非法律形式的规则规范。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强制力的规则规范，实施的范围广且持久；非法律形式的规则规范往往以国家政策、部门法规、行业规范等形式制定，在其规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效。除了形式的区别以外，这两种行为规则规范所代表的价值和道德也有所不同。法律代表着国家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执行着最基本的道德标准，这源于法治所保障的是基本的人权。非法律形式的规则规范往往因制定者的价值取向而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它们所代表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标准是针对特定人群、事情及其关系的，价值内涵和道德内容比法律所代表的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从这个价值意义上来讲，非法律形式的规则规范是法律的高级形式。但是必须指出，所有类型的规则规范无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以及良好的意愿，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或基础上成立。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规则规范所代表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标准与法律所代表的基本人权相冲突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同时，法律具有最高性，任何党和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法律，按照法律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法治状态同时体现了法律的工具性价值和内在道德，工具性价值表现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内在道德则要求法律应保障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制定完备的行为规则规范十分必要，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败的经验总结。我国的反腐败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为代表的运动式反腐；以1982年严厉打击经济犯罪、1983年整党等高压整治为代表的权力反腐；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代表的制度反腐。纵观反腐败模式的发展变化，前两种反腐败模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稳定性、长期性上有所不足，反腐败的力度、重点会因为领导者的变化而变化，行为规范不够和制度约束不足还经常导致问题反弹、纠而复生，从而也使得反腐败成效大打折扣。在现阶段的反腐倡廉中，意在促进廉洁从政和惩治腐败行为的制度建设已经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里面就包括相关的国家法律和党纪党规。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反腐败立法，在国家治理层面缺乏对反腐败的法制保障；二是对腐败行为的刑事治理缺乏严格、周密的法律体系，比如对受贿和行贿犯罪构成的要件不同，导致行贿方在逃避法律制裁方面往往有机可乘；三是党纪党规的法制化程度不高，对照“法治的十大规诫”輯訛輥，目前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较为突出的问题包括：有的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对应“法律明确”），有的在执行中搞变通（对应“法律高于政府”），有的存在纪律松弛的现象（对应“司法权威”），等等。在行为规则规范层面研究廉政文化，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比照法治文化和制度文化，形成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的整体性观念，并统一相关规则规范的内在逻辑。一是坚持以国家法律为基础，加快国家反腐败立法，建立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规范，对廉洁价值理念予以法律形式的确认，同时用法律统筹党内党外的反腐败机构、手段和政策，确保在惩治腐败犯罪上形成连贯的、一致的模式。二是加快党法的法制化进程，一方面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特别是要完善党内纪律检查的审查审批程序，保障党员合法权利；另一方面确立更加系统的党员廉洁从政、从业的行为规范体系。需要强调的是，党法的内在道德标准应比法律所规定的标准更加严格。三是强化法制保障，在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条件下，应对党纪条规、行政法规、党政决议等具有“准法律”效力的规则规范，探索开展廉洁性审查，建立普遍的法律顾问制度。輰訛輥总的来讲，廉政文化建设所推动形成的规则规范体系要统一于法治这个大前提，并突出表现为廉洁从政、廉洁从业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

（四）在日常实践和行为习惯层面，廉政文化应反映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活动及结果

法治文化研究认为，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至上”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艰难曲折的社会改造工程。廉政文化建设在人们的日常实践和行为习惯方面，也同样会遇到来自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因素的阻碍，包括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拉关系好办事等固有的社会生活观念，特别是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存在，使得廉政文化建设任务更加艰巨而带有长期性。文化寓于生活，贵在积累。我们常说的廉政文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培育和传播廉洁价值理念，在日积月累中最终积淀为人们的传统和风俗习惯，在全社会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文化反映到人的活动并扩大至群体特征时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作风，作风既是一种状态也是结果。鉴于廉政文化研究的对象包括了党员为主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社会成员，那么廉政文化对应的作风也就应该包括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从两者相互间的关系来看，党风政风是社风民风的导引，社风民风又对党风政风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执政者在社会关系中一直都处在主导地位，他们的一言一行往往对民间活动起着显著的引导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从政者个人乃至群体毕竟是社会成员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反而是土壤，社风民风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取向，都时时刻刻影响着从政者，影响着党风政风。所以，研究廉政文化首先要拓展视野，全面观察社会的整体风气，重点是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的互动关系，坚持从社会整体的“生活样式”来把握廉政文化积淀为人的行为习惯时的内在机理，进而找到有效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其次，应系统地解构廉洁价值理念，不要就廉政说廉政，应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和外延，使其转化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为规范，使法治精神与廉洁价值理念高度融合，并寓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易于接受、便于普及，日积月累转化为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形成良好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社会风尚。比如反对奢侈浪费、厉行勤俭节约，虽然是对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在改进作风方面的要求，但也能够被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很多人在外就餐时会自发加入“光盘行动”。类似这样由党内到社会、由党风带民风促社风的一系列自觉行动，有力地诠释了文化“化”人的强大力量。

三、廉政文化研究及成果运用的现实障碍

法治文化范文篇5

1宪法宣誓制度全面实施的契机对山西省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山西省高度重视宪法宣誓工作的开展，对宪法宣誓制度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并相继举行了各项宪法宣誓仪式。这些工作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省内的法治环境与政治环境，使山西省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为山西法治文化建设增添了新鲜的元素，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宪法宣誓制度的实施方案的四个多月之后，2015年11月26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办法》，也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2016年1月20日举行了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首次宪法宣誓仪式，2016年9月29日省政府也首次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山西省政府应以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实施、普及和推广为契机，大力推进宪法宣誓制度在山西省的全面落实，不断挖掘自身优势，整合与利用本土法治文化资源，净化省内法治环境，全面建设法治山西。与此同时借助此次契机，大力构建山西省国家公职人员对宪法的信仰，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和宪法信仰，通过网络媒体、自媒体、党校和高校培训班、网络课堂等现代化的方式全面建立山西省的法治文化氛围，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快法治山西的建设，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更好地造福山西人民。

2山西省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底蕴和存在的不足

2．1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底蕴。山西作为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资源大省，包含了丰富的法治文化，这些法治文化根源都为法治山西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优秀的法治文化资源，三晋大地的法家代表人物就已数不胜数。赵鞅“铸刑鼎”，赵盾《事典》，范宣子铸“刑书”，李悝制定《法经》，韩非子提出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等法治思想都是三晋优秀的传统法治文化资源。后来更不乏有如司马光一般将法视作“法者天下之公器”的山西籍贤臣廉吏，他们都追求严格执法，不徇私枉法，坚定对法的信仰，保持对法律应有的敬重。除此之外，在历史上山西还拥有其他的优秀法治文化传统，在近现代史上山西还涌现出了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有影响力的系列优秀革命烈士和红色文化资源。因此，在这些优秀的法治文化资源和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应与宪法宣誓制度的全面贯彻实施相结合，出台相关规定和要求，创新多种多样的主题教育和培训形式，全面推动山西省的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法治山西建设具有根本性的筑基作用。继承弘扬三晋优秀法治文化，首要的任务是让“奉法国强”的法治理念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遏制严重腐败和“漠视法律”的行为需要弘扬优秀法治文化。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山西省的法治环境，从而优化山西的政治环境，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促进山西转型跨越发展，更好地造福山西人民。2．2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的不足。目前山西的法治文化方面建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山西省各级公职人员法治意识淡薄。各级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对于宪法和法律不够敬畏，没有认识到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与神圣性，没有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导致特权思想泛滥，认为权力大于法、人大于法等不良思想泛滥，所以滋生了较多涉案人员多、级别高、范围广的腐败大案要案。（2）山西省的法治宣传、法治文化建设的工作的不足。各级官员之所以敢于腐败，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还在于法治的政治生态环境不够完善，法治宣传与普及工作不到位，宪法和法律对于各公职人员的约束和监督都未能及时落到实处。而正因为法治文化不健全，导致人民对于宪法和法律的不信任，更不愿意也不相信可以通过宪法和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流于形式，更不敢检举、揭发和举报一些贪污腐败分子，长期缺乏来民众的监督也是贪污腐败生长的“温床”，使腐败有条件大面积地滋生。优化省内法治环境、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刻不容缓，就要以宪法宣誓制度的全面实施作为契机，加强山西省的法治文化建设。

3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法治文化范文篇6

[论文摘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不仅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也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内容和形式方面都蕴含着现代法治的资源。

如何设计和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大厦，无疑是一个政府和民众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必须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因为尽管各个国家法律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但作为法律制度则有共同之处。正如当代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所说:“我以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尽管社会秩序会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则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①的确，学习和借鉴是非常必要的，但似乎另一点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如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吸收养分。笔者认为，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已内化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一部分，而且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有值得我们汲取的法治资源。

一、在法律价值取向上，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具有借鉴价值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和运转模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模式是，实现太平盛世，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礼乐政刑”交相使用才是合理可行的选择。《礼记·乐记》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隋书》称:“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日法令，四曰刑罚。”②后来，白居易，朱熹、丘浚等人也有类似的论述。明丘浚说:“礼乐者，政刑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③“德礼政刑四者，王道之治理之具也。”④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眼中，礼、乐、政、刑各有其功能和作用，礼乐启人向善，政刑惩奸止暴，四者各司其职，交相为用，形成一于运动的、系统的整体，从而使自然、社会、人生得以和谐，法律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价值取向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集体本位”。中国古代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

不可否认，这种系统的法律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伦道德对法的精神的阉割和整体性对个体性的淹没。但蕴含其中的“以整体的观点发挥法在治国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仍有借鉴意义。其一，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要素及其整体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只有单项发展，没有全面推进，是不能建成现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防止单纯惩罚主义，既重视依法审判，也要重视思想教育，劝人悔过自新，导人向善。其三，就法治的驱动模式而言，中国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既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方向的时代责任，也需要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使依法治国拥有牢固的社会群众基础，进而保证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动力来源。其四，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须把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摆在重要地位，而不是只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现代法治已形成了一套普适性的价值体系，包括正义、安全、权利、自由、秩序等等。然而，在不同的法治模式中，体现这套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却可以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独特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群体、亲情、和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法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秩序。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传统的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心理惯性的影响，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习惯法或民间法在调整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要求我们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不能一味地追究排他性的个人本位，而是要同时高度重视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以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二、在法律内容上，道德渗透于法律的传统具有借鉴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礼融于法”。自西汉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中国社会便开始了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交融发展过程，至唐，这种融合达到成熟化，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不仅是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封建法律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法律与道德密切结合的伦理法特色。封建法律的代表唐律“一准乎礼”，德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德礼的法律表现，体现德礼的法律条文随处可见。正如《唐律疏议·名例》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虽然这种伦理法对法律的独立发展和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有着负面影响，但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调整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则不可否认。从西方法律发展史来看，法律经历了一个与道德逐渐分离的过程。中世纪以前，法学是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附庸，中世纪教会法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紧密结合，近代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法理论则将法律与道德神法理论区分开来，力图探索法律所特有的性质，19世纪实证主义学说使道德与法律的区分趋于完善。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道德与法律呈现出重新合流的趋势。二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丧失哲学基础与道德标准的法律，在奉行专制的国家(如纳粹德国)会成为暴政的工具。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内在道德(程序自然法)和外在的道德(实体自然法)。他认为法律的内在道德包含着义务和追求的道德，它既是法律制度必备的条件，也是人们在创制法律时应尽一切力量追求的目标，这两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的确，法律不能过多地包含道德的因素，但我们却可以说，丧失道德性的法律肯定不是良好的法律，在实践中也将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因为，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离不开存在于此一环境中的道德观念，离不开民众的心理认同。我们看到，当前我国有的法律法规虽然得以制定和颁布实施，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广大民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其实施的效果难尽人意。因此，在推进中国法治的进程中，德礼人于法的传统做法值得深思。法律应密切关注与各个历史时期相伴随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司法也应越来越多地体现人情与人性。一方面，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为指导，充分考虑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条件下，立法者甚至要把某些重要的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使之成为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不断发生变化，立法者应注意对已经制定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改和完善，以顺应道德的发展要求

三、在法律形式上，制定法与判例法相互为用的传统具有借鉴价值

综观自汉以来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国家制定法始终处于正统地位。历朝历代的法典辗转承继，从未中断，在各种法律渊源中起着支配作用。与此同时，补制定法不足的判例法也在发展。整个封建时代的司法实践始终体现着这样的原则:“法所载者，任法;法不载者，任以人”;“法所不载，然后用例。”⑤当成文法典适宜于社会实际时，司法官往往推崇制定法而排斥判例的创制与适用;当成文法典尚未出现或难以调整现实社会生活时，则适用判例指导司法活动。判例积累到一定程度，经国家加工确认后上升为法条。可以这样说，法律形式上的这种制定法与判例周而复始、循环运动的状态，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法律实践活动中探索并总结出的独树一帜的法律技巧，体现了中华民族高超的法律实践艺术。诚然，中国古代例的适用也造成以例废律、官员弄法等弊端，但例所具有的灵活性、适时性，使之不仅可以辅律、补律，而且可以纠正律、创造律，从而推动了法律内容的完善，促进了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吸口果说大陆法系通过固定的法典来维持法律的稳定性;英美法系通过固定性的判例来维持法律的稳定性，那么中国古代则是通过固定的法典与可变的判例共同维持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的稳定性，这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⑥

近代以来，在向西方学习法律理论和制度的过程中，我国主要以大陆法系作为学习对象，直至现在，从法律概念术语到法律逻辑和法律框架，均呈现大陆法系的风格，判例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前，我国的立法尚不完善，法律也往往比较抽象，给具体适用带来一定难度，而且制定法由于规定的是一般规则和原则，因而面对鲜活的现实生活，可能因机械适用而影响法律的实际效果。判例所具有的灵活性恰恰可以弥补这种不足。因此，我国应在现行政治、司法制度的范围内，在明确成文法的效力高于判例的前提下，提高判例的地位，加强它的作用，充分发挥其“配角”功能。第一，在制定法上明确规定法院判案时可以适用判例的范围和程序。第二，除最高人民法院外，可以赋予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判例创制权。这是因为，我国幅源的辽阔性、民族的众多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法制统一的相对性;同时，绝大部分案件是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赋予其判例创制权有利于及时、科学地开展审判工作。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可成立一个专门组织负责审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所创制的判例，对其中公正、科学的判决赋予其拘束力，并予以公布，在全国范围内起指导作用。

注释:

①(美乏埃德加·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V一Vl。

②隋书(卷73)[M]。

③丘浚.《大学衍义补·总论朝廷之政》[M]。

④丘浚.《大学衍义补·圣神功化之极》[M]。

法治文化范文篇7

一、总体要求

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要求，推动法治文化元素与美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推动法治文化在最基层落地生根，使美好乡村点成为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

二、建设目标

各县、区司法行政部门要紧紧抓住美好乡村的契机，结合人民群众对法律知识的需求，美好乡村（中心村）的建设规模和地方特色，实施法治文化融入行动，统筹计划，分步实施。2016年底前，美好乡村实现法治文化的融入达标率为50%以上，2017年底前实现100%。

三、建设标准

（一）规划落实。把法治元素融入到美好乡村建设规划之中，做到法治文化主题标识显著、宣传栏（墙）更新及时、宣传标牌规范，法治广场、法律图书室（角）等设施固定；法治名言警句、法治漫画、法治宣传挂图内容丰富，开展法律知识讲堂和法律咨询活动经常，举办法治文艺演出形式多样。

（二）责任明确。各县区司法局、乡镇司法所要建立法治宣传制度，明确责任人员，保障工作落实。结合“法律进乡村”活动，法治文化“四入行动”，“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工作责任制要求，整合县区、乡村各方面的法治宣传教育资源，结合部门执法特点和群众实际需求，开展各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形成美好乡村与法治文化融合发展的格局。

（三）效果明显。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图文并茂，法治宣传形式多样，将法治精神、法律知识和法治文化传播给群众，法治文化活动的趣味性、互动性和参与性强、作用好，让村民在生活、休闲之余接受法治文化的熏陶，在寓教于乐中受到法治教育。

法治文化范文篇8

1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

体育法治旨在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为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但现实中，即便建立了规范体系、提出了体育法治之构想，体育法治也未必取得实效。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成为其中的一大障碍。1．1体育法治的认同度有待提高。我国现有的体育法律法规体系对体育活动的指导作用在实践中体现得不充分。一方面，人们在从事体育活动时，对现有的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了解，导致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继而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体育法律法规的内容过于抽象、概括，对现实中的体育活动很难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引与评价。体育法治规范基础之弊，致使人们对体育法治的认同度大打折扣。“中国体育人对法律不是无认知而是无认同。究其根由，既内因于信人不信法之国统的默化，无信仰实践之桎梏；又外因于唯成绩论的考核体系，法体二分的教育方式，以及封闭垄断的救济体制。”［4］体育法治文化缺乏认同主要体现在：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员对体育法治内容不重视，甚至在出现法律纠纷与问题时，不会自觉选择通过法律路径予以化解；体育治理中未将法治作为重要的解决途径，普遍采用人治为主、道德与社会评价为辅的模式；在体育教育与政策制订上，也未对体育法治给予应有的关注。1．2体育精神未能充分彰显。“徒法不足以自行”，体育法治也是如此。在法律或程序之外，体育法治需关注体育精神的弘扬。“体育精神主要由人本主义、英雄主义、公平竞争、团队精神4大要素构成。体育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完整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人的价值；追求真善美和自由的统一；尊重和张扬生命力的乐观态度。体育精神的主要价值标准有：健康快乐、挑战征服、公平竞争、团结协作。”［5］体育精神对体育活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有助于体育事业与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目前的体育法治对体育精神的重视不足，也很难为公平竞争、规则意识、团结合作等体育精神的培养与弘扬发挥应有作用，使得运动员无法获得发展的动力，观众无法受到体育精神的感染，体育管理者难以提升体育活动管理水平，体育法治与体育精神也无法有机联系起来。1．3体育法治面临实效性危机。实效主义法学观注重法律的实际效用，“试图将法律的应然效力与实然效力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法律经济学和法律博弈论等实证科学方法来实现社会欲求，最终追求正当性法律目标的有效实现。”［6］然而，从应然到实然难以融贯的“休谟难题”，在体育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中依然存在。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体系，虽然对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宏观指导，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有效落实。一方面，人们对体育法律规范认识不清、了解不够深入，制约了体育法律规范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体育法律的内容大多被《民法》《侵权责任法》《刑法》等法律吸纳，致使人们对体育法规范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存在多重误解。在此境况下，体育法治很难为化解困扰体育发展的难题提供有效方案。1．4体育法治中的人本主义有待建构。法治本身为人本之学，体现人性也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如刘斌教授认为：“人是法产生的前提和原因，是法存在、演变与发展的依据，人性决定着法的目的及其价值取向。”［7］严存生教授亦认为：“道德性是法律的人性基础或人性之维”，“法根源和服务于人的道德性。”［8］体育活动包含较强的人性关怀，凸显人与人之间相互超越与合作的价值。体育中的竞技环节、程序设置、强度调节以及娱乐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本主义。综上，体育活动与治理理应体现人性要求，体育法治理应成为维护人本主义的重要方式。否则便脱离了体育法治的本真，不仅难以带来体育秩序与正义，而且容易引发道德争议，损害体育精神与价值追求。现实中体育法治的人本主义建构还不理想。尽管我国的体育人权已经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在体育平等权建设、裁判判罚、退役运动员保障等方面，尚需加强彰显人本价值的常态机制。其结果是，体育法治要么成为政绩的牺牲品，要么成为行政权力或经济利益的角逐场，脱离了正确轨道。

2体育法治文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我国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具有多种原因。从体育法治中的规范、适用、文化视角入手，分析其原因，有助于认清我国体育法治的症结。2．1体育法治的规范体系存在缺陷。体育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基本的体育权利，促进体育和谐发展。体育法治的前提为法律规范，但现有的体育法律规范过于宏观抽象，与体育实践联系不紧密，不能有效发挥指导作用；尤其是缺乏保护公民体育权利的细化条款，难以提升民众对体育法治的共识和认同，导致人们在体育活动中不会积极了解和求助于体育法律规范，对体育法治的参与性严重缺乏。此外，体育法律规范没有体现体育活动与管理的特殊性，尤其是面对体育中有违公平正义、滥用体育权力、损害民族与体育精神的行为时，无法进行有效规制，难以凸显体育法的重要性。我国尚未形成体育法治的规范体系，仅以《体育法》与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为依据，不仅形式上较为零散，而且在具体操作上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给体育法治实践提供权威指引。在内容上，体育法律的一些内容散见于其他的部门法中，尚未加以整合和统一，可能造成法律间的矛盾或效力冲突。2．2体育司法和执法不力影响法治认同。司法与执法关系到人们对法治的正义感受，因而对塑造法治文化具有突出作用。体育法治也不例外，人们亲身经历或感知的体育司法与执法行为，能够显著影响人们对体育法治的态度。若在面对体育违法行为时，体育司法或执法不作为或无力作为，则不仅不能发挥其对体育事业的规制调整作用，还会影响体育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与正义感受，消解体育法治的正向作用。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体育司法依然存在一定的腐败现象、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升，体育法律规范亦很少在司法环节得到贯彻保障；缺乏专业的执法部门，相关执法人员法治素养不高，难以通过法治思维和科学方式处理体育纠纷，这些都影响民众对体育法治的认同和期待，也影响体育法治的实效性。2．3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在当代具有特殊价值，其中优良的人文底蕴值得继承与发扬，但也须正视其对体育法治产生负面影响。首先是传统文化讲“人情”、差序格局、宗法文化，缺乏程序正义的思维方式。这些因素进入体育治理，容易出现偏离规则、任人唯亲、找关系、走后门的情况，导致体育治理方式与理念与法治要求相差甚远。第二，传统文化的内向、封闭与守成，使得体育法治固守现状，难以取得开创性突破；相反，体育法治在西方文化中获得了一些有益养料，其公平正义与科学性得以发展［9］。第三，传统的法律文化，尤其是法律儒家化之后，“德主刑辅”“无讼”“厌讼”等观念盛行，人们对法律不够信任，制约了法律在体育事业中作用的发挥［10］。应该说，中国尚未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体育法治文化，尤其是与体育法治相契合的精神实质。具言之，仅靠外在的规则与程序，并不足以保障体育法治，欠缺体育法治的文化向度是我国体育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以自由、平等、正义等精神，消解传统文化对体育法治的负面影响，建构充分体现规则意识、法治观念与人本价值的本土体育法治文化迫在眉睫。2．4法治精神与体育精神尚未有效契合。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联系密切。古代希腊、罗马普遍重视通过体育训练塑造完美人格，培养合格健康、具有规则意识的公民。柏拉图曾言：“我们一向是用音乐和体操教育男子的。”［11］在英国法学家哈特看来，法律规则与游戏规则具有家族相似性，他用国家象棋的游戏来说明规则所具有的内在面向：“国际象棋的游戏者并非仅仅是拥有这样类似的习惯，即以相同的方式移动皇后。”“除此之外，游戏者对于这个行为模式有着反思批判的态度：他们将此视为所有参与游戏者的标准。”［12］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均包含对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二者理应相互作用。“体育精神从文化基础、规则意识和价值目标方面对法起着支持和指引作用，法也促进和保障体育精神的不断传承和高扬。”［13］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培养处于相对独立和相互隔离的状态，导致当法治进入体育领域时，难以借助体育精神化解体育法治困境。

3体育法治文化困境带来的后果

体育法治所面临的文化困境若不能有效解决，体育法治的前景令人担忧。体育活动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缺乏法治保障，不仅有损体育事业中集体和个人的权益，而且不利于整个国家体育之健康有序发展。3．1制约体育法治的良性发展。体育事业本身应是崇尚规则、追求公平正义最为直观的体现，没有体育法治保驾护航，则难以形成威慑与权威指引，导致种种有悖公平的作法，违背体育真谛，影响事业发展。体育法治的良性发展意味着用法治方式推进体育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文化困境导致体育法治面临着两种危机：一是体育法治的实效危机，即在体育事业的发展中现有法治体系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反而让位于非法治因素［14］；二是体育法治的保障危机。由于体育法治无法形成特定的文化，人们不能感受到该行为方式所具有的优势，偏离体育法治的行为无法得到及时制止和有效纠正，难以为体育事业提供法治保障。3．2难以弘扬体育文化的人本价值。李德顺教授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即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自然，使它适合人的生存发展，带有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痕迹。文化具有人本性、历史性、主体性三大特性。”［15］体育法治文化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体育文化建设的瓶颈，必将导致体育文化中人本主义的弱化，如无法充分保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忽视体育事业中的人性基础等等，最终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例如，我国的足球运动一定程度上属于精英体育运动，参与者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接受专业的教育，从而与大众体育严重脱节；再如，“由于长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训练竞赛体制，运动员基本权利保护相对滞后，实践中经常发生各种侵犯运动员基本权益的行为，严重影响到运动员自身的自由成长和我国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16］3．3违背体育事业的治理初衷。体育不仅在于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在于塑造人的健康体格与完善人格，在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身体的教育不仅是以身体为教育对象，而且是以身体为工具，行为为手段，教育人的思想和心灵。”［17］若忽视人本主义，将体育视为获取经济利益或权力的工具，无疑会偏离体育发展的正确轨道。由于文化建设缺失、体育精神和规则意识彰显不足，体育法治不能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客观有效的规则指引，行政管控就成为体育事业管理的主要方式。鉴于我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体育事业很容易沦为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导致无法真正实现民众通过体育活动强身健体、塑造人格的初衷，无法彰显体育事业中“人应作为目的”的价值追求。可见，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不仅是法治自身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我国体育育人功能发挥和事业发展的大问题。

4体育法治文化困境之化解

体育法治的文化现实并不理想，说明体育法治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有待加强，需要通过合理有序的方式改善我国的体育法治文化环境，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治文化。4．1完善体育法治的规范体系。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不仅需要得到人们的普遍服从，而且需要法律本身制定得良好。法律统治之逻辑前提为存在良善的法律规范体系。富勒总结的“法治八原则”同样适用于体育法治，即普遍性、公开性、非溯及力、明确性、一致性、可行性、稳定性和官方与法律的一致性［18］。因此，为了化解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首先要做的是完善体育法律规范体系。通过立、改、废、释，进一步细化对体育事业的规定。从而在彰显公平正义原则、保护运动员合法权益、规范体育产业发展、惩治体育腐败与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提供具体指导。如制定《体育产业促进法》为体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制定《运动员权益保护法》保障体育运动员合法权益，制定《体育管理法》进一步落实体育管理的法治化要求，制定《体育赛事转播条例》为体育赛事网络传播权提供保护，制定《体育裁判行为规范》规范体育裁判行为，制定《体育教育法》科学处理体育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关系。并且针对现实中体育管理所需，及时建立相关制度，配合体育法治规范的落实。4．2加大体育法治司法与执法力度。为保证司法与执法部门严格遵守法律，以人们可见可感的方式实现体育法治中的公平正义，健全司法与执法的程序和规范，提升司法与执法人员体育知识的专业化水平。对于在社会中影响较大的体育问题，司法与执法机关需及时采取调查等有效措施，通过现代网络或新闻媒体公布相关的法律规范与论证过程，兼顾合法性与可接受性的双重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检验。本文认为体育执法与司法应符合如下要求：不违背现有的法律要求；人性化司法与执法；建立职业回避、黑名单制度；严厉打击体育司法和执法中的腐败现象；对民众关心的体育司法和执法事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增加体育司法和执法的透明度，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公正与执法严明。此外，针对体育法治的专业化要求（如兴奋剂、裁判等领域），应组建相关专业部门和采用先进科技手段以保证司法执法效果。4．3净化体育文化环境。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体育事业带来契机的同时，亦带来唯利主义与体育精神的解构危机。为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净化体育文化环境。第一，通过大力开展体育文化宣传教育，让体育从业人员知晓法律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在遇到法律纠纷时，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解决，让公众对体育法治保持期待、强化认同。第二，树立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公平正义、人本主义与规则意识，让其成为法治与体育彼此互动和有机融合的精神基点，落实体育法治要求。第三，对待传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发扬其积极作用，消除其负面影响，以培养具有法治精神与体育精神的当代体育文化和公民的良好素养。4．4扩大公民的体育法治参与。体育法治的根本任务在于为民服务。扩大民众的体育法治参与，能够有效增进民众对体育法律知识的了解，培养其体育法治情感、思维与理念。为此，需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建设，在立法、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反映民众的体育权利、体育诉求与对体育法治的认识。一是通过出台正式文件，体现和确认立法、法治宣传教育中的公民参与，为公民参与和行政决策民主化提供法律保障，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二是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建设，促进公民参与。如在体育立法前充分征询民意，确保立法体现民众的利益诉求，符合国民体育的发展初衷；在司法过程中，通过引入人民陪审员、公布裁判文书、在一定场合进行说理论证等方式，接受民众监督；增加执法透明度，提高民众的正义感受。三是细化参与路径。比如可借鉴美国学者托马斯的“关键公众接触”“公民接触”“公民调查”“新技术（电子网络等）”“公民会议”“咨询委员会”与“协商调解”等方法［19］，建立有效的民众参与渠道。4．5建立体育法治文化的评价体系。为保证体育法治文化的建设效果，有必要建立完善、客观、中立的评价体系。第一，要探索制定有关法治评价的基本法律，为评价行为提供制度保障。第二，要组织专业的评价力量。可依托现有的体育法治研究机构等第三方组织开展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完善多元化法治评估主体机制［20］。依托体育院校和法律院校培养具备体育知识与法律知识双重背景的专业评价人才，建设评价人才队伍。第三，借鉴国外有关经验，结合我国特色，特别是针对不同地区体育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可行的体育法治文化评价指标体系。第四，创新评价方法。积极探索复合型法治评估模式，通过跟踪评价、对比评价、综合评价等，真正实现对体育法治文化困境及其原因的深刻思考，避免评价过程中的绩效主义。

5结语

法治文化范文篇9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多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开了法治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民有9亿生活在农村，要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于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治”文化，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人治”高于“法治”；重刑轻民，重义务，轻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法律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产生着阻碍作用。要消除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并借鉴国外现代法治经验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

（三）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是法治社会,离开了法治的保障，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农村法治文化作为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内容。首先，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价值和目的就在于裁判世间纠纷、惩罚违法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也是矛盾、冲突得到有效化解，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两者在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其次，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力。法治文化有助于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保障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建设，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当前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

多年来，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的法治水平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现代法治文化的方向提升。但当前农村有的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治文化的建设还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还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当前，阻碍农村民主法治进程、影响现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因素主要有：

（一）长期人治历史造成了人们畏法息讼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由于我国传统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农村一些地区至今还缺乏现代商品社会所具有的那种民主政治的传统，有一些农民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意识比较淡漠，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有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视寻求司法诉讼为畏途，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依凭“乡下事乡下了”的传统，寻求“私了”或纠缠于行政解决的途径，还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基层干部在处理农村大量的复杂事务时，常漠视法律，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办法息事宁人，一味以不扩大事态为目的，丢弃法治原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被人们所接受。

（二）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文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农村地区的法治文化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构成，两者息息相关。作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乡镇所在地，其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氛围的影响十分明显。局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贫乏苍白。在一些社会文化环境较差的地方，文化设施还较为缺少，文化活动的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迷信成风，不健康的书刊、音像泛滥，并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因而严重地毒害了社会空气，戕害了青少年的心灵，导致有的青少年因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

有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民传统上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尊从，使得乡镇区域常常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区域而存在的，这就使得乡镇执法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内法治文化的状态发生重要影响。在一些社会文化欠发达、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有的乡镇干部因自身文化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有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区域内依然是传统的人治氛围；有的公款吃喝成风，参与成癖；有的受地方势力、家族利益所左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甚至有的干部自身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其负面效应所及，污染了一方的社会空气，致使部分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难以养成，对法律正义的期待难有信心。

三、加快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如何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保障农业和农村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逐步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步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笔者认为可把以下几方面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宣传，营造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

“五五”普法规划首次将农民列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为此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引导他们尊重法治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营造出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使依法办事成为人们思维和行为的自觉，使法律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缺少的武器。法制宣传教育所具有的增强公民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的功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正是承担着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村镇规划的土地征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招标投标、城乡流通体系有序构建、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障、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等，都与法律法规息息相关。因此，在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中，要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农村“大普法”的格局，结合当地农村的特色和实际，以“关注民生，普法惠农”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梓、丰富多彩的农村普法活动，把法律真正交给农民，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广大农村扎根开花。在普法过程中，首先要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树立人文的普法理念，从法律对农民的思维、道德、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入手，通过法治文化的传播提高农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从而形成一种依法办事、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要以村级“两委会”成员、党员、村民代表为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注重选择农民身边需要的法律，开展普法互动活动，让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关注转变，把事关农民切实利益的《合同法》、《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摆在突出位置。要利用村级服务中心的农民法制学校、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新闻媒体、法制文艺等平台，大力宣传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使之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融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让农民对普法宣传效果看得见、摸的着、记得住，并从中尝到甜头，得到“实惠”。

（二）完善农村民主制度，构筑安定有序的法治屏障。

要以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契机，深化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强化村民自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制治”的转变。要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依法享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权利，扎实推进村级事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人，成为民主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切实体现“以人为本”，从而不断促进广大农民群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做到“民选干部为人民、民选干部受监督”，同时要求村干部主动带头守法，使村级决策管理和财务活动真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公开化的轨道，还政于民，对村民负责，受村民监督。

（三）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构建和谐农村的精神支撑。

构建和谐法治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仅要从法律制度上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要提供教育和引导，从道德文化上营造谅解宽容的和谐意识，提供和气、和睦、和谐的精神支撑，为法治和谐农村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形成社会进步的凝聚力。要建立起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体系，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要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八荣八耻”及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的宣传教育，同时，还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开展禁毒、禁赌等专项斗争，消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以净化农村社会环境，促进农村形成学法律、讲道德、树新风的文化氛围。。

（四）加强涉农执法力度，打造依法行政的法治环境。

加强对农民的司法保护，依法切实维护农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为此要合理设置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法庭等机构，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要建立高素质的农村司法队伍和涉农执法队伍，保证其独立、公正，依法行使职权。要坚决打击各种坑农、害农的犯罪活动。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和非法吸收农民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要落实村“两委会”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建立健全村组干部监督制度，推动村务财务公开。要落实农民群众信访工作，妥善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的非诉类问题。强化执法监督，完备执法监督机制，严肃纠正和查处各种执法不严、执法违法行为，定期对执法、司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有效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

法治文化范文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依法治国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课题。

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特指在社会主义范围内，以社会主义法治基本理念为核心和要求，社会主义公民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应遵守的法治精神和价值。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念和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证。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背景下，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立足点，同时将人的根本利益作为法治文化建设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实现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

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法治文化是一种内化于心的文化，它要求社会成员能够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运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做为自己的行为标准，从而实现法治文化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我国法治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这些难题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挑战，不利于进一步加快法治化进程。第一，法治文化传统缺失。我国是一个拥有者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封建色彩浓重。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人治色彩成为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国家和人民的典型工具和手段。其中，由儒家思想文化和法家思想文化成为封建社会进行统治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本身蕴含着恰恰是“人治”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与新时期提倡的“法治”思想相背离的。而法家虽然极力主张“法治”，但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具有局限性，它实质上强调的是法作为统治人民工具的作用，法受制于权，法家主张建立君主集权国家。因此，在封建社会，人治传统浓厚悠久，而法治文化传统则缺乏。此外，我国法治文化传统缺失还缘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由于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封建专制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迫，而我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各个派别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使我国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后，没有按照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第二，法治文化宣传缺乏多样性。开展切实有效的法治文化的宣传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有力保障。而法治文化宣传的多样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在进行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与成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法律、法治文化的种种宣传力度，但是在宣传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法治文化宣传缺乏多样性成为一个典型的问题。这种缺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传的手段单一。当前，我国法治文化宣传手段仍然是单一的，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法治文化宣传系统。此外，很多情况下仍然采取理论灌输的传统方式，没有利用新媒体等其他形式的优势宣传。二是宣传的内容单一。法治文化宣传只是局限于法律条文和相关制度和政策，没有将法律与文化相结合大力宣传法治文化。传播主体没有在充分宣传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性前提下，只是对法律本身进行宣传，效果不明显，很多情况下成为一种形式性的宣传，没有体现宣传队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伴随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障碍，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三、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时期，我国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已经明显得到确立。但是，面对在法治文化建设中折射出的诸多问题，着实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使社会主法治文化建设更好地发展，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奠定基础。第一，完善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制度基础。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为进行法治文化宣传、法治文化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随着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已经较为完善，能够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法律支撑和保证。当前，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已成为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做到这十六个字就要坚持在人们关注的重点领域加强立法，切实保证人们的财产权、生命权、政治权，充分保证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此外，要特别重视我国法律体系中薄弱环节，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立法需求和热点，立法机关要多听取群众的心声，结合实践研究，以便有效的维护人们的权益。通过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立法，尽快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加强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培养公民法治信仰。法治文化宣传就是要指导人们树立法治意识，通过宣传使人们自觉认同法律、遵守法律，并能够正确合理的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同时能够做到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就需要社会成员具有一定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法治精神，能够正确认识宪法和法律，运用宪法和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发展。因此，加强法治文化宣传，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一要不断丰富法制宣传的形式。法治文化宣传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等多种形式的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式，而是将法制宣传扩大到微博、微信等网络传媒上，拓宽法治文化的影响力。二是要丰富法治文化宣传的内容。法治文化宣传可以将实证研究融入到宣传中，从现实的典型的法治案例对人们进行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法治文化的宣传，要在宣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自觉尊重法律，将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作为基本原则。

作者:马永钊 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斌．中国当代法治文化的研究范畴［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6．

［2］孙晓媛．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