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伦理化范文10篇

法律伦理化范文篇1

一、中国历史上公共管理伦理化实践的弊病

1、臣民意识与私民意识的养成

在中国数千年浓厚的封建政治文化背景下，肇始于“家天下”的政权组织形式，成为了缺乏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的官本位现象的滥觞，如《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把整个天下的人和物作为了君王的私有财产，并不断孕化成森严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作为人们从公共社会事务管理到日常生活的根本准则，最终导致了“天下奉一人”的愚忠愚孝的政治伦理规则痼疾。同时，封建统治者有选择性地推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3］等儒家思想，营造了以家长制为中心的几千年的伦理规范。中国人在此伦理规范下养成了表现等级制度的“私民”意识，广大人民大众是被排除在作为公共管理主体之外的，在人民剥削压榨的基础上形成了关心民众也仅是出于统治者的“圣德”、“恩宠”等。正如现代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对于政治发展而言，意义极为重大。而中国数千年传统最为缺乏的无疑就是“公民参与”的意识，于是逐渐养成了各自为政的私民心态。梁启超在《国民浅训》中说：“我国人……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公林无不斩伐，公路无不芜梗，公田无不侵占，公园无不毁坏。有一公物于此，在西人则以为此物我固有一份也，乃拥护而保全之，使我能长享此份。在中国人则以为此物我固有一份也，乃急取我一份所有者割归独享，又乘他人之不觉或无力抵抗，则并他人之一份所有而篡取之。”［4］当然历史传统中也不乏一些诸如“天下大同”、“天下为公”、“民胞物与”等先进思想，却也是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基础为前提，或是囿于自身阶级局限性并没有形成彻底的革命思想体系。

2、建国以来国家公务管理主体系统的民主和人文精神熏陶的缺失

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在传统理想模式影响下，奉行的是大而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本的伦理制度。国家公共管理伦理的基本内容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把个人的一切全部交给党和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舍弃一切，没有个人的点滴私利。表现为自“五·四”以来出于革命斗争需要对于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批判与决裂，尤其是“”的十年浩劫，几乎使数千年传统思想中有助于建立良好公共管理伦理化体系的精髓丧失殆尽。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忙于脱贫致富，对于基本的公民意识培育也只是口号似的为多，缺乏系统性；在公共管理的伦理制度培育上整个社会更是过多的偏重“应试教育”。

二、中国历史上建立管理主体伦理道德意识的渠道

1、“五伦八德”是建立管理主体道德意识的基本渠道

“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八德”则是指自宋代形成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与“八德”体现了传统文化下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观。

中国古代国家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意识绝大部分也是从“五伦”、“八德”中衍化出来的。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一节中就曾批评中国传统的“五伦”大多为私德，其三德纯属家族伦理，朋友和君臣二伦仅为不完全的社会伦理。他说：“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已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5］然而，“五伦八德”也明显包含了传统社会中从国家、社会到家庭、个人的伦理规范，形成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系，以及“推恩足以保四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公”思想。

2．社会价值观中公共管理伦理思想的萌芽

希望具有普遍关怀和强烈规范色彩思想的公共伦理思想在中国战国中晚期就已出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6］《礼记·礼运》中希望人人都要有普遍关怀的思想，照顾他人家庭，为他人出财出力。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中萌芽出了具有强烈规范色彩的普遍范畴的关怀思想。但其中“公”与“私”是处在尖锐对立当中的，在具有强烈规范色彩的普遍关怀的道德内涵的映照下，个人利益、个人意愿无论如何理解，正当性都很低，是应当压抑和去除的事物。《韩非子·八说》里说道：“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明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7］韩非子认为博学孝道可能是妨碍“公利”的“私便”。其中彰显出来的法家公共伦理思想，具有浓厚的普遍主义的色彩。不只官吏，连人民都应该牺牲所有的“个人利益和个人意愿”。韩非子思想中，明显的是以公共为善，以个人利益、个人愿望为恶。希望具有普遍关怀和强烈规范色彩思想的公共伦理思想的萌芽，对中国人的心灵产生了铺天盖地式的影响，近乎根深蒂固地藏在中国人的内心当中。近现代中国公共管理制度的道德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把“公共管理主体”当中的“个人意愿”排除，个人的存在几乎变成道德理念的化身。

3、中国历史上建立管理主体伦理道德意识的主要渠道儒家崇尚的“家族思想”和“家国一体”观念，表现出来就是统一意识和整体意识。整个社会中的个体及其权利依附、淹没于群体中，呈现出一种虚无状态。孔子的“圣、贤、君子、小人”是对人的等级差别的分类；孟子认为，人是一个类，离开了“类”的个体是不存在的；荀子提出了“明分使群”的思想，人为人是群体的人。在儒家的“家族思想”和“家国一体”观念影响下，历史上管理主体的伦理道德意识中没有鲜明个体的概念，个体在这样的伦理道德集体意识中就是应该被消解于群体或社会中的。“家族思想”和“家国一体”的观念经常是与某种理想的心态联系在一起的，很少涉及到人的实际行为或者社会范式。“公共”领域的含义又相当模糊，基本上没有特定的场域，国家或者政府是“公共”用得最多的代名词。“家族思想”和“家国一体”观根植于历史上的公共管理伦理制度中，使得历史上中国公共管理伦理制度本身就带有缺乏领域性的特点。

三、历史传统公共管理伦理化制度构建路径的启示

1、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产物

历史中的路径指出，公共伦理关系是个人利益冲突的产物，首先要在公共管理中明确，对待个人意愿、个人利益、个人权力的态度是构建公共管理伦理化制度的指导思想。公共管理的主体要保障社会中个人意愿、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力的正当诉求。

2、必须梳理出现代“公共”的明确场域“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8］《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使用“无论何时何地”来界定公共管理伦理化的场域。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有相似的论述：“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9］《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也没有公共场域的明确标示。

公共意识、公共管理伦理化中的“任何时候、任何问题”是一种高远的理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公共”也还是有一定场域的，公共和个人也不是完全对立的，更不是完全统一的。集体利益当中包含着合理的个人利益，曾称此为“公中有私”，并且提出了“公外有私”［10］的主张。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筑起一道足以保障个体权利的刚性的制度规则和法律程序，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地把西方社会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转换成为明则利他，实则利己，公私不分，私而侵公的伦理关系。

3、必须注意对个人意愿与群体利益关系自省的引导

公共伦理关系建立在对个体与群体的共同利益关系和对个体融于群体之中的长远利益的领悟之上。人类的动物性会本能地关注自身，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基因永远是自私的，其目的就是繁衍自身，个体只是基因的奴仆。”［11］脱离这个事实，高谈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服从于多数人的利益的民主，注定是空洞而不能长久的。

法律伦理化范文篇2

［关键词］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处境

在一个极为重视信息的知识经济体系中，工作性质和组织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智力资本成为维系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作为知识活载体的人力资源成为企业名副其实的核心能力要素，如何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发挥最大价值，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面临的紧要课题。伦理化的管理方式应运而生，然而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我国企业常遇到进退维谷、止步不前的两难局面。

一、我国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的推力与吸引力

伦理化管理是指在“应当”的管理思想指导下，通过对组织资源和组织成员的工作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制定组织希望达到的管理目标，并尽可能以好的效果和高的效率实现组织效益和道德目标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管理措施使整个组织的制度化达到该组织期望的道德程度。

1.伦理化管理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潮流与趋势

人文精神的回归和弘扬是现代管理的主题之一。在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以知识和技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是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不断获得可持续发展优势的关键性资源,成为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如何促进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伦理化的管理方式契合了人们内心的道德需求，满足了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此外，政府有关劳动的法律法规不断的建立与完善，社会公众对企业管理行为的合道德性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不断提出更高的苛求和期望，客观上也影响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

2.企业家的道德哲学反思

企业是人的事业，人是企业的灵魂。企业的创始人与后继者对企业自身存在价值，企业自身与员工之间关系的不断反思与拷问，从管理方式源头上存在着道德化管理的需求。企业作为社会中的生产服务组织，既是一个盈利组织,也是企业成员共同发展的载体。工作不仅是员工生存的手段，也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受人尊重、被公平对待、富有人情味的管理模式，是大多数员工内心的真挚渴望，也是促动企业人力资本充分发挥的必要前提。

3.管理个性化战略

随着人才资源竞争的日趋激励，企业之间吸引人才的方式差异越来越小，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高的权力与地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伦理化，创造不一般的企业文化氛围，使得企业在社会公众面前的道德形象必然能够惟一地代表自己，吸引优秀的人才加盟。在影响雇主—雇员关系的因素中，工作环境在吸引、保留员工和提高员工敬业度等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应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创建工作环境的首要推动力。因而企业的伦理化管理也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源泉。

4.伦理的特殊管理功能

道德既指出什么是恶的、不应该的，又指出什么是善的、应该的；道德规范出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日积月累、约定俗成，不必通过企业的行政命令或制度规范来制订或修改，道德制裁也不要求外在的批准，因为每个人都有道德意识，能够评价周围人的行为和他自己的行为。伦理道德为员工确立了行为边界，在共同的“应当如何”价值信念基础上，使得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行为期望有了合理的预期，减少了利益上的冲突和摩擦，也有力地遏制了一些违规违法、“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了企业管理制度的运行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此外伦理化的管理氛围，更能够激起员工的精神干劲。管理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大多数人在充满信任、责任和抱负的环境中能够取得最出色、最富创造性的成果，而这种环境只有在诚实、信赖、公平和尊重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才能建成。

二、我国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的现实阻力与障碍

1.伦理化管理引发管理思想与方式的变革

伦理化管理思想的传播，会在企业内部激起公平的氛围，挑战了企业各个方面的管理方式的有效性和管理者的权威性。人力资源管理在其组织结构、人员配备、绩效考评、薪酬管理等管理措施上必然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这必然需要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涉及到部分人员的利益，引起企业暂时的“阵痛”，操之过急还会带来更坏的后果。

2.伦理化管理效果形成缓慢与艰巨

伦理化管理的投入是一种基于长远利益，通过长期的运作逐渐显现效果的行为,因而,不应用一般的成本分析方法。在实施过程的前期，组织的管理成本可能会增加，通过各种方式来改变员工原有的行为习惯，灌输道德的理念，革新组织的规章制度，在人力资源体系的设置和实施上不断改进与完善，使公平、平等、责任等思想渗入到企业员工的内心深处，落实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但效果一旦形成，将会伴随巨大的经济效益，令不少企业烦恼的员工忠诚度与凝聚力也会随之提高。

3.伦理价值观的难以整合和企业管理人员道德知识的缺乏

道德价值观的多样与混乱，使得企业难以形成一种统合的伦理观。在具体的实际问题的处理上，有时很难辨明何种方式是最合情合理的，不管哪种解决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可接受，这时企业就应倡导自身的价值取向，做出符合企业整体文化的抉择。企业管理人员由于伦理知识的匮乏和不擅长，时常也面临道德上的困惑，对于企业遇到的道德困境要么有意回避，保持沉默；要么含糊其词，也不能做出合理令人诚服的解释。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企业常过于偏重人力资源的技术特点和人员的经验,采取工具性手段来应对随时出现的棘手问题,因而常常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

企业一方面受到伦理化管理的感召，另一方面又迫于前进路上的障碍，在这不平坦的必经之路，先行的企业必然先经历痛楚，也必然先享受先来者的竞争优势。伦理化管理是现代管理的必然趋势，知难而进才是优秀企业的理智的成熟表现。

参考文献:

法律伦理化范文篇3

一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管理起源于人类的共同劳动，凡是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必然有管理。通过管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才得以有目的、有秩序地进行。那么，究竟什么是管理呢？目前有影响的管理学书籍大都给管理作如下定义：

(1)管理是组织的某一专业职能或综合职能。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1](P.10)奥地利的米歇尔·霍夫曼认为“管理是为达到定义明确的目标而承担的个人最终全部责任”；[2](P.77)法国管理学大师H·法约尔给管理下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定义，“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3](P.5)

(2)管理是一个能发挥多种作用，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动态过程。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在其第九版《管理学》中说：“管理就是创造一种环境，使置身于其中的人们能在集体中一道工作，以完成预定使命和目标”；[4](P.2)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的《管理科学》认为“管理是一个决策、控制和创造自组织学习的过程”；[5](P.23)乐笑声编著的《管理学》认为“管理是一种兼具科学性、艺术性的社会活动，其活动形式表现为决策、计划、组织、控制而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6](P.4-5)

(3)管理是一门艺术。美国管理思想史家丹尼尔·A·雷恩把管理称为人“对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实现目标的指导艺术”；[7](P.12)戴维·R·汉普顿认为管理“是艺术的艺术，因为它是智慧的组织者”[8](P.9)等等。

(4)管理是对组织资源或要素进行协调以达到目的的活动。如美国管理学家小詹姆斯·H·唐纳德等人认为：管理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的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活动”；[9](P.18)丹尼尔·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中认为：“管理是在人们谋求通过集体的行动来满足其需求时所产生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它有助于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目标。”[7](P.13)戴维·B·赫尔茨则从心理学角度给管理下定义，他认为，管理是“由心智所驱使的唯一的无处不在的人类活动”；[10](P.89)我国的陈子良先生在其编著的《管理通论》中把管理界定为“为了完成组织的共同目标而从事的对人、财、物等资源的协调活动”；[11](P.7)周三多先生认为，“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12](P.10)等等。

上述列举的是中外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或阐释。这些定义或阐释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管理的内涵、本质和特征，指出了管理的功能性价值、效率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为人们开展管理的研究和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指明了方向，具有一定普适性意义。但是，这些定义或阐释也有一点不足：仅仅考虑了管理的技术和制度因素，而没有考虑伦理因素，没有把伦理作为管理的应有追求。如果说丹尼尔·A·雷恩、戴维·B·赫尔茨和周三多的定义中暗含的有“伦理”意蕴的话，那么其他几种定义中则毫无“伦理”的踪影。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理论上审视一下管理的话，就会发现伦理实在是管理的应有追求，或者说管理中本来就包含有“伦理因子”。

1、作为管理技巧的制度以伦理为基础。

从哲学伦理学角度来看，管理是人的活动和行为，作为人的活动和行为，它是由人的需要所引起和推动的。所谓人的需要，是指人对外部世界的缺乏和等待状态，反映的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关系和特性。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必然开展活动和交往，活动和交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本来就是人们集体劳动、相互合作的产物。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和对立。为了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人们逐渐把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模式化、固定化、程序化，这就形成了制度和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实质上就是人类的一种管理技巧和管理方式。而这些制度和规则不仅包括法律、政策等体现为文字的管理手段，包括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机构，而且还包括宗教、艺术、伦理和道德等人文力量。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制度“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价值观”。或者说，每一种制度“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同时，任何一种制度“都需要一套规律，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为它辩护，并且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去努力实践它们。”[13](P.322-324)

2、管理以人性假设为前提。

由于管理是人的需要所驱动和引起的，而人的需要本身就是人性。所以管理具有深厚的人性根基。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曾在《企业的人性面》中说过：“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定。”[14](P.223)正是秉持着这一种看法，管理学史上曾有许多管理学家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等关于管理的人性假设，而在这些人性假设的基础上制定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和模式，如“X理论”、“Y理论”、“X-Y理论”及“Z理论”等，这些人性假设及其相应的管理理论对人类的管理活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管理的发展。

3、人的行为受伦理的制约和影响。

管理作为人的活动和行为，的确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善恶、是非等伦理道德观念的支撑和推动。心理学中有一个行为主义学派，过去的行为主义科学家们坚持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人是由低等动物偶然进化而来的，因而有意无意地奉行人的认识愈客观、准确、科学，就愈远离道德和价值观的信念。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对此种信念不以为然，他经过深入地研究和多方面的实验，认为我们不仅不能撇开价值观来研究人类，而且应该把价值观作为行为科学的精髓，真、善、美、正义以及欢乐等等都是人类的内在本性，是人类生理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15]马斯洛的观点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价值观特别伦理道德观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必定会把自己的价值观灌注到自己的行为包括管理行为之中。因而在人的各种管理行为包括对自身的管理、对自然的管理、对社会的管理等行为中都不能不涵括伦理、道德问题。

二

伦理是现代管理的应有追求的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以找到丰富、坚实的思想文化依据。中国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和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非正式制度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的分析充分证明了伦理是管理的应有追求。而现实社会的诸多压力则迫使现代管理走向伦理化境界，现代管理尤其是经济管理中的种种经济丑闻、社会压力增加、竞争加剧等因素都直接推动现代管理走向管理的新的历史阶段——合乎伦理的管理阶段，走向管理与伦理的统一。

1、中国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说明伦理是管理的价值目标。

中国儒家伦理在我国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有着丰富的维护社会稳定、管理国家的治国思想。治国其实就是管理国家的意思，而儒家的管理国家的理论就是合乎道德的管理理论，儒家管理的思想基础就是管理应是合乎道德的管理。”[16]自从孔子提出“为政以德”[17]的主张后，儒家的各代传人都先后论述了道德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孟子提出“以仁得天下”，[18]董仲舒提出“以德为国”，王充主张“治国之道当任德”等等，这些都充分证明儒家对合乎道德的管理，合乎道德的治国一直是十分重视的。

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实际上就是其“德治”思想。所谓德治，“德”就道德、伦理，“治”就是管理，就是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的管理国家的手段，利用道德来协调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使管理合乎道德，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因袭于夏至周逐步形成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之精义，尤其是管子的“德治”思想。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其一，施政以仁义为原则。孟子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8]“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18]这就是说，儒家把仁爱原则作为管理国家的基本标准。其二，管理以和谐为理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17]孟子则把“和”抬到比当时人们都极为看重的“天”还高的地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8]正由于此，后世儒家学者都极为重视“和”的重要作用，强调管理要符合和谐理念。其三，养民也惠。儒家学者都非常重视对老百姓的管理，认为在管理百姓时，最重要的、也最根本的措施是惠民、富民。孔子提出的富民、惠民主张，包括“富之”、“使民以时”、“因民之利而利之”、“敛从其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7]等内容。而孟子则继承这一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挥，孟子要求管理者在管理百姓时要“制民之产”。他认识到人们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8]所以，统治者应该使百姓的产业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养妻儿。好的年成可以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在制民之产时，施行“不违农时”、“勿夺其时”、“薄税敛”[18]等措施。其四，管理者以德才为标准，治吏以道德为圭臬。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主张管理国家的人应是贤人，要求治国应该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18]要做到这样，就要以德选人即以德行、学识为标准来选拔人才，儒家一贯强调，“有德无才是庸才，有才无德是害才”，管理者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同时儒家还强调以德管人即以德治吏，要求管理者为政清廉即公私分明、见利思义、清正廉明、以诚从政、以德修身等。总之，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实即以道德为圭臬来进行管理的思想，他们认为伦理与管理就是直接同一的，伦理是管理的价值目标，是管理追求的应有境界。

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我们对其也必须进行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从理论上看，一方面，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中具有许多合理因素，如前文所述。这些合理因素对调整过去中国社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起过重大作用，在当前的社会管理中，只要我们根据道德生活实际，赋予新的意义，对提高我国人民道德水平，协调人际关系，管理国家，稳定社会秩序，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儒家合乎伦理的管理思想中也有许多糟粕，如重德治轻法治倾向就是其重大缺陷。在国家管理实践中，道德和法律从来就是两种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的手段，孟子曾正确地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17]正是因为法与德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管理手段和标准，所以它们才能在发展上相互转化，在内容上互有重叠、相互渗透，在功能上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也才导致它们“一个都不能少”。在当前，我们必须既坚持依法治国，也坚持以德治国，把合法制的管理与合道德的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依靠科学技术，德法并举，如此，我们的管理水平才能得到很大提高，从而走向管理现代化。

2、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非正式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的分析说明伦理具有管理价值。

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非正式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的分析亦是我们把伦理作为管理的应有追求的重要理由。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尽管是一个经济学流派，它所研究的主要是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它所提供的许多结论则对人类的各种活动包括管理活动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当代管理主要是通过规章制度运行的，而规章制度实质上就是一种管理活动或技巧，它是管理活动得以开展的物质载体。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就是规范与管理人的行为及人与人关系的规则系统，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规则实施机制所组成，其中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涵括在非正式规则之中，甚至是其核心构成。诺思和刘易斯等人认为，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正式规则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激励和限制虽然是强有力的和更直接有效的，但却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比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更为根本和重要。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是正式规则形成和得以确立的价值根基，而且还为正式规则的存在和发挥作用提供义理性辩护和精神支持。进一步说，正式规则的运行所需成本远远高于伦理道德等非正式规则的运行所需要的费用。当正式规则运行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社会就只能依靠伦理道德等社会约束力量来进行社会调控，以保持其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在正式规则运行成本小于收益时，伦理道德的力量也会发挥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还可起到减少正式规则运行成本的作用。”[19]这样，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成功地解析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管理技巧的优势所在：伦理道德作为管理方式，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能促进社会秩序走向良性循环。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对“制度”的分析，认为制度有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合作效益、激励经济努力、克服“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经济功能。”[19]伦理道德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也具有同样的经济功能。伦理道德所发挥的这些经济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其所发挥的管理功能。因为管理与经济都是人的行为和活动，就人的活动和行为来说，管理与经济通过利益的中介而达到直接同一，同时，从系统论角度看，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控制系统，它具有激励、引导、约束、组织、指挥、凝聚、整合等功能，而上述伦理道德的经济功能中的“降低”、“促进”、“激励”、“克服”等词汇恰恰就是管理的意思。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伦理道德的经济功能，我们同样可推断伦理道德的管理功能包括：(1)降低社会管理运行成本；(2)促进社会合作；(3)激励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努力；(4)为个体行为提供约束力量和导向机制等。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些结论充分证明了伦理具有管理价值，是管理的应有追求。

3、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迫使管理应追求伦理。

在当代管理学界，人们已普遍意识到伦理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刻地认识到伦理是管理应追求的境界。美国管理学家R·爱德华·弗里曼和小丹尼尔·R·吉尔伯特在《公司战略与追求伦理》一书中指出：管理正在发生一场追求卓越的革命，“这场卓越革命的基本伦理是对人的尊重”。而“追求卓越实质上就是追求伦理”。[20](P.67,P.5)美国兰德公司、麦肯锡公司、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联合撰写的《关于企业增长的研究报告》甚至制订了管理追求伦理的具体内容，即“团结协作精神”、“以客户为中心”、“平等对待员工”、“激励与创新”等。[21](P.1)这虽然主要侧重于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追求的伦理，但笔者以为，这些伦理于所有管理都是有普适性的。人们之所以认识到伦理是管理的应有追求，与诸多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关。周祖城博士认为，这些社会因素除了一系列经济丑闻外，还有社会压力增加、竞争加剧等深层因素。[22](P.205-206)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第一，经济管理中丑闻的接连不断地出现直接推动人们重视管理的伦理追求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世界特别是美国一系列经济丑闻事件不断发生和频频暴光。如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为争夺日本市场的贿赂案，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格鲁曼宇航公司、默克公司等在国外的贿赂事件，海湾石油公司、布兰尼弗和美国航空公司非法捐款资助尼克松竞选连任，美国牛奶生产商为提高联邦牛奶价格而贿赂前总统尼克松等等，除此以外，还有非法操纵市场和股票交易，随意处置有毒化学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生产有毒或危险产品、无视工人和顾客生命安全，甚至致使化学工厂有毒气体大爆炸等事件。[23](P.18-22)这些丑闻直接导致经济管理中的企业伦理危机、公众信任危机和企业生存危机，迫使管理者们开始清醒地思考棘手的伦理问题。诚如阿基·B·卡罗所指出的：“回顾过去30年来人们对企业伦理的兴趣，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对企业伦理的兴趣不断加深；二是对企业伦理的兴趣看来是由重大丑闻曝光引发的”。[24](P.85)由此，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理论界和实践中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把伦理和管理结合起来。如理论方面，人们大力开展管理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出版管理伦理著作、教材、案例选辑，创办管理伦理刊物；或者提升伦理在管理学中的地位，一些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在他们流传甚广的管理学著作中设立“道德决策模型”、“管理人员道德准则”、“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等内容。实践方面，许多管理者把伦理融合到管理实践之中，或者制订伦理守则，或者设置伦理机构、主管，或者开展伦理培训等等。[22]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管理走向伦理化。

第二，社会压力增加迫使管理走向伦理化。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社会舆论的监督力量大为增强，管理行为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公众的眼光之中；人们对高质量的生活环境的追求强烈要求组织切实履行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因此组织的管理行为必须符合道德，以满足人们的愿望，否则，组织的管理行为将遭受人们的道德制裁，甚至法律制裁，而导致管理的效益追求得不偿失；同时，现代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享受了许多权利，社会有理由要求组织承担起与其享受权利相称的责任和义务，如此，管理才能体现其基本的公平理念。

第三，竞争加剧使管理不能不走向伦理化。

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等价交换、平等竞争，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竞争日益激烈。而竞争既是资源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组织的管理也实质上是对人的管理。因而现代社会对人才的争夺已成为竞争的主题，管理上要占居优势就必须有高素质的人才。而人是有利益需要的，因此，管理上必须以人为本，重视人的需要和利益，尊重人、关心人，创造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氛围。这些都与伦理息息相关。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伦理在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使伦理成了管理追求的应有境界。正如弗里德里克·B·伯德和杰弗里·甘兹所说：“如果管理者能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准则和伦理规范，……能考虑到社会分析和伦理选择，那么对管理者本身、企业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各种伦理分析工具能帮助管理者做出更好的决策，更清晰地向利益相关者解释其行为的理由”。[22](P.207)

三

既然现代管理应追求伦理，或者说把伦理作为其应有的追求目标，那么，现代管理应如何追求伦理，或者说追求的应是哪些伦理呢？笔者以为，以下五点应是不可缺少的。

(1)积极负责。具有健全的责任意识是组织的管理行为中必不可少的道德观念，管理者必须把这种积极负责的道德观念贯注于自己的管理实践之中。传统的责任观认为，组织的责任仅在于为组织成员谋求利益，而不需承担此责任以外的其他义务。这种观点在企业管理理论中较为盛行，如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是代表。但现在这种观点已遭到很多有识之士的批评。人们现在已认识到，组织的管理行为不仅要为组织成员谋求利益，还必须承担与其享受权利相称的责任和义务，在管理行为中贯彻合理的道德规范。这些责任主要包括参与保护环境的活动，协调组织与所处环境相异的目标，以实际行动调和组织、组织成员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利益，把履行合理的道德规范当作自身的责任而不是当作一种谋利的手段等等。把履行合理的道德规范当作责任充分反映了组织的管理行为中积极负责的健全态度，因为许多组织为了谋利，考虑到遵守道德规范对自己有利，因而也会履行道德承诺，考虑到对自己不利时，则不一定遵守道德准则。这是把道德规范当作一种手段，还算不上积极负责的健全责任意识。只有把遵守道德规范，履行道德承诺当作自身管理行为的应有责任，无论在组织有利还是不利的情况下，都按道德准则进行管理，才是一种积极负责的健全的责任观念。管理按道德准则行事，即使是不利也是暂时的，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终究会把暂时的不利变为有利。从终极的意义而言，遵守道德规范对管理是有利的，许多管理案例已从实践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秉持目的人理念。“目的人”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一条绝对的道德律令，他认为：人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马克思认为，人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这种思想在管理领域的体现就是“目的人”理念，即在管理中以人为本，把人既当作目的，也当作手段，但不能仅仅当作手段。“目的人”理念在管理中的具体要求是：尊重人、关心人；满足人的正当需要和利益，既满足人的正当物质需要和利益，也满足人的正当精神需要和利益；时刻坚持“目的人”理念，不能把组织成员当作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更不能把组织成员当作在实现利益不利情况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将管理行为的有利的外部效果扩展到所有社会成员，使“善果”实现社会共享，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组织内部成员。这就是说，“目的人”理念是面向全社会的，而不是仅仅面向某一组织内部成员及其管理。

(3)推崇合理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事物或行为的是非、对错、善恶、正负等的价值评判及价值大小的衡量。从性质上看，价值观有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分；从共享程度上看，有个人价值观和群体价值观。管理领域应推崇合理的群体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以前，管理领域是不太重视价值观的，直到美国管理学家帕斯卡尔和阿索斯发表《日本的管理艺术》，以及彼得斯和沃得曼发表《追求卓越——美国最佳企业的经验》两本堪称研究组织文化的代表作后，价值观管理理念才在管理领域风行开来。这两本书的作者分别采用了著名的“麦肯锡7S框架”作为分析的基本结构。这7个因素包括：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制度(System)、人员(Staff)、风格(Style)、才能(Still)、崇高目标(Superordinategoals)或共享价值观(Sharedvalues)[14](P.258)。任何一个组织及其管理行为都秉持着一定的价值观，价值观对管理行为是有深刻影响的，它是管理行为的内在血脉。如我国著名的海尔公司，持守可持续发展理念，实施品牌文化战略，其品牌文化包括质量意识——有缺陷的产品就等于废品；市场意识——品牌无国界；用户意识——用户永远是对的；品牌意识——先卖信誉后卖产品；服务意识——星级服务。正是推崇这种价值观念，海尔公司才从一个16年前只有800人、亏损147万元的集体企业，发展成为全国500强中名列30位、销售收入162亿元、利润4.3亿元、品牌价值265亿元的特大型企业。[21](P.3-9)其他许多世界著名企业如摩托罗拉公司、IBM公司、惠普公司、索尼公司、微软公司等，中国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广东科龙等都持守着自己特有的管理价值观念。因此，推崇合理的价值观对组织的管理是非常有利有力的。合理的价值观不仅使组织顺利实现其利益需要这一管理的根本目的，而且使组织成员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团结协作，更重要的是为整个社会树立典范，引导社会进步，从而为社会道德发展作贡献。

(4)注重自律。所谓自律，是指自己给自己制订道德准则，自己订立的道德法则自己遵守。现代管理在追求伦理境界时，必须注重自律。管理的自律是指组织要给其成员订立道德法则，让其成员了解到针对组织内外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行为是道德的，哪些是不道德的。使其成员不仅遵守国家法律，遵守组织的制度规章，而且遵守管理道德，用“管理良心”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其成员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仅应该合法，而且应该合德。

(5)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是指组织的管理应该超越法律（不是掠过法律），追求伦理。有许多组织的管理者认为只要自己的行为合法就行了，这种认识是不够的。管理者应该认识到管理不仅要守法，而且还要符合超越于法律的道德，而不是停留在合法求利的得过且过的思想上，有这种认识才能使管理“名利双收”。正如哈佛商学院的林恩·夏普·佩因所说：“法律不能激发人们追求卓越，它不是榜样行为的准则，甚至不是良好行为的准则。那些把伦理定义为遵守法律的管理者隐含着用平庸的道德规范来指导企业。”[22](P.64)的确，法律只能“禁于已然之后”，而不像伦理那样能“禁于将然之前”。管理者如果能在遵守法律这一“底线伦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卓越，追求伦理境界，能使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一点已为管理实践所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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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陆晓禾.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法律伦理化范文篇4

【关键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

一、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一些伦理问题

（一）一些企业中缺乏对员工的人道主义关爱

当前，我国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对企业员工的权益进行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在一些私营企业，对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工作仍没有充分的重视起来，存在为了利益而短视的行为。一些企业在雇佣员工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无视员工的一些基本权利，存在一些扣押工资、取消休假的情况。并在管理过程中对员工实施一定的专制性管理，缺乏民主氛围。一些企业为了攫取短期的利益，对员工进行一定的压榨活动，例如随意延长员工的加班时间，并且没有加班费。一些企业为了防止员工跳槽，随意扣押员工的工资。这些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企业行为严重伤害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伦理问题。还有一些企业在管理员工时强调对于员工的管理，要求员工绝对的服从命令与指挥，不注意与企业员工的情感交流。一些企业把员工当做获取利益的工具，以物质刺激作为管理员工的手段，忽视对员工精神方面的关怀与满足，导致员工对于企业没有一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企业的这种管理方式不能满足员工的自我实现的精神需要，没有很好的完成企业人力资源的伦理工作。

（二）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着不公平的管理现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应该遵循一定的公平原则，这是现代化企业管理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对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有着很大的帮助。但是当前在我国企业的员工管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违反公平公正的管理原则的事情，影响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伦理建设。例如，一些企业内部存在着对员工的歧视问题。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性别歧视。在同样的招聘条件下，由于女性性别的原因，一些女性应聘者可能会被企业拒之门外。而且同样的工作岗位，女性的工资偏低等。还有一些企业对员工的外貌或者学历有一定的歧视，比如一些企业对于低学历就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却提高招聘的门槛，招到一些高学历的人员，使社会上一些工作人员失去了一些应有的工作机会，也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在一些利益分配的问题上，一些企业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很多企业为了提高利润，极力的压缩员工的工资，并通过各种手段来克扣员工的工资。而一些内部管理人员却拿着很高的工资，造成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这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是一种不和谐的现象，会挫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三）企业管理员工过程中诚信的缺失问题

在当前市场经济的竞争模式中，企业的诚信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竞争力。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诚信问题不仅包括对外的诚信，还包括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对员工的诚信。对于企业员工的诚信同样也涉及企业管理中的伦理性问题。但在实际情况中，一些企业在员工的管理问题中存在着一定的诚信问题。比如，在招聘过程中，企业通过一些信息的隐藏，来达到进行招聘的目的。企业的实际信息和员工所知道的信息不对称。一些企业在与员工的合同签订过程中，只强调员工对于企业的义务，而没有提及企业对于员工的权利保障。还有的企业隐瞒在工作过程中的潜在的危险因素等，这些行为对员工的权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一些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对员工经常性的作出承诺，而少有实施和兑现。这使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还有一些企业以试用期工资低的借口来招揽劳动力，而一过试用期就将员工遣散，使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二、解决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伦理问题的措施

（一）明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伦理建设的规范

企业在建设人力资源伦理化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管理的伦理化原则。第一，要注重员工的权利，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维护员工的基本价值和尊严。将人力资源的分配看做一种人性化的有机的管理活动，而非单纯的获取利益的手段。其次，要坚持公平公正的管理原则，注重员工的使用效率。诚然，企业雇佣员工以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员工的工作效率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但是同时要兼顾员工管理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的问题，将公平公正的原则体现在管理的起始阶段、过程阶段和结果上。第三，在进行具体的人力资源的管理时，如一些人力资源分配，工作安排，绩效考核，福利发放等，要坚持企业与员工互利共赢的原则，保证整个管理过程的公平透明，明确各方责任，实施人性化的管理。基于一定的伦理原则，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时需要建立一定的规范。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民主管理的制度。企业领导和人力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做好员工的民主协调工作，使员工可以合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对企业的建议。还要进行一定的人际关系的和谐，使员工和员工之间、员工和领导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氛围，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和内部的团结。其次，要明确企业内部的责任归属，使管理者更好的为员工负责，员工更好的为工作负责。从而使整个企业为社会负责，实现良性的循环。

（二）以效率为前提，树立以人为本的员工价值观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结构，使得员工的工作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人力资源的建设应以提高管理效率为目标，即以最少的管理成本来达到最优的工作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实现经济利益的获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其次，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要充分的履行社会所赋予的责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并在管理过程中保证一定的公平公正，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进行。企业在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不仅要追求管理效率的提升，更要注重管理过程中的伦理化问题，保证管理过程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利益和道德的统一。在中国进行企业的文化建设，就要以中国的国情为标准，融入一定的伦理化观念，做到以人为本。通过对员工的尊重，依靠员工，服务员工，建设一支有着较高凝聚力的人力资源团队，促进企业的整体性的全面发展。

（三）建立人力资源的伦理化管理制度

在我国的企业管理过程中，通常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管理标准。如果不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体系与制度，那么企业的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则成为一句空谈。在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还不成熟的条件下，一些企业内部管理机制还不完善，因此伦理化制度的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人与人交往靠人情的现象比较多。在企业内部也存在着一些“人情文化”，导致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违反伦理规范的行为而得不到规范。因此，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伦理化管理制度，从薪酬待遇、绩效考核到招聘裁员，都制定一系列的规范，将伦理化管理渗透到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方面面。企业在制定规范时，要体现出企业的伦理观念和管理方面的道德要求，以更加适应现代化企业管理的需要。

作者:张思妍 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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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伦理化范文篇5

政治信仰是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政治文化最核心的政治思维方式的体现，决定着政治设计走向。中国人的政治信仰中更多的是具象的世俗还原，缺乏理性的思维超越，而西方人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维超越，这决定了中国人习惯、接受贤能政治，而西方人习惯、接受民主政治。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是从未断绝、一以贯之的。在政治信仰上，周之前的夏商是相信宗教神学的，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周人与殷人不同，对上帝有了怀疑，提出“天不可信”的观点，周在“夏商两代完全是天命宗教神学的气氛下，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人文的重德观念得以生存、发展”［2］，从此“天道远，人道迩”，“天道”逐渐还原为“人道”。在之后数千年的发展中，虽然也尊天重神，但在政治领域中，宗教神学实质上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统治的工具，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中国人真正的政治信仰在世俗生活之中，历代政治统治者都相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最信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换言之，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是日常世俗中的民众具象，而不是上帝、真理等超越具体世俗生活的任何抽象理性。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虽然摒弃了传统社会的政治信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体系与传统社会的政治信仰体系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没有一个明确的世俗具象生活之外的超越性主体的存在，都是舍弃神佛，将世俗的百姓具象生活当作最高信仰。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思维中，自古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性抽象主体的存在，中国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世俗生活展开和设计的，中国的政治活动都是以人民的具体名义而不是以上帝之类的抽象名义展开的。世俗、具象的政治信仰模式把抽象的真理、价值等超越性主题排除在政治核心、政治焦点之外，与世俗、具象更为接近的贤能自然更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政治信仰思维决定了贤能政治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西方文明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但是在文明脉络上一直是承认抽象绝对物存在的，这个抽象的绝对物不同于中国的世俗生活，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独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价值追求，如文艺复兴前的上帝、文艺复兴后的真理。上帝、真理等都不是一种世俗具象性的现实存在，都是一种抽象化的价值界定，即西方人不在世俗具象中寻找政治信仰，而是在抽象的价值理论中寻求政治寄托和信仰。面对这个不以人的好恶利害为转移的抽象绝对物，任何人、任何力量之间都是平等的，因此，西方人只臣服于上帝、真理、法律，并不臣服于世俗生活中的任何权威，也就不可能存在贤能政治。西方政治生活中如果没有上帝、真理、法律的直接干预，民众彼此之间是不相互信任与崇敬的，政治角色互动中强调的是天赋人权和义务对等，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所谓的民主化、法治化的程序至上。

二、政治土壤比较：伦理与法理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最初的来源和根据都始自风俗和伦理，但是西方社会由于家国异构和海洋文明等因素的长期存在，政治和法律最终从伦理领域中完全脱离出来，民众拥有清晰而理智的法理意识，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法理型的社会模式，其中就包括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中国由于家国同构以及农耕文明延续等多重原因，使得政治和法律一直与伦理纠缠在一起，面对任何事件民众都会从伦理视角而不是从法理视角去审视。直至今日，中国仍是一个伦理型的国度。进而言之，伦理在东西方政治中的作用和位置是不同的：中国政治形态是伦理化的，西方政治形态却是法理化的。在中国语境下，民众眼中的法往往指的是那些专业意义上的较为狭义的专门法，而且在普通民众眼中，法往往是与刑相对应的，是指向罪的，即便中国法律体系中有关于那些非罪但违法事项的规定，人们也将之纳入伦理道德范畴内来认知，从不把它当作一个法律问题来看待。例如，美国人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是因为美国人认为随地吐痰和闯红灯是一个法律问题和责任问题，吐了痰、闯了红灯便是违反了相关的具有惩戒后果的责任规定，甚至是触犯了法律，但是在中国，虽然也有相关的不允许随地吐痰和闯红灯的法律规定，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性地将随地吐痰和闯红灯视为一个道德问题——不得不承认，无论何种原因，在今天的中国，约束人们是否随地吐痰、闯不闯红灯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秩序维持主要有两个坐标点：一是伦理，二是法律，而且在不涉及明显的是非底线问题时，人们往往用伦理来对事情做出评价，在情、理、法三者之间，中国人的排序永远是情→理→法，而西方人的排序却永远是法→理→情。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东西方政治模式的不同，西方尚民主，东方尚贤能。在西方民众眼中，政治人从事的政治事业只不过是一个行业、职业而已，因此，西方民众会很理智地将政治人的私生活、个人道德等非职业性的话题与其所从事的政治性工作区分开，不会用非职业性的道德审视去对政治人进行职业评价，克林顿在桃色风波之后还能继续当总统便是最好的例证。克林顿并没有因为私德而影响公职效能，民众对于克林顿这个总统的职业功效也就满意了，民众对他的政治人期待和评价也只局限于总统这个职位、职业范围，并没有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寄托赋予这个政治人。但是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中国的政治人是一个全能代表，政治人不但要扮演好他的职业角色，更要成为人中楷模。中国民众对于政治人的期望和评价不是仅仅局限于他的职位职能，更在于其展示给大家的政治形象和政治魅力。虽然我们一直宣传政治现代化，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认知就是这样的，虽然将来可能会趋于理性化，但今天就是这样的感性化、伦理化。中国人的政治评价充满了感性色彩，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口头喊着崇尚西方式民主，实质上却习惯贤能政治的根源之一。

三、政治预设比较：性善与性恶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3］政治设计也是如此，任何政治设计都源自一定的人性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造就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在文明轴心时代就已经有了两种对立的人性论观点：性善论和性恶论。在中国，轴心时代的孟子明确指出人性为善，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拥有仁、义、礼、智四德，这奠定了中国人的人性认知基础和方向。在西方，同样是轴心时代的柏拉图却认为“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的私欲，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4］，这奠定了西方人“人性恶”的认知基础和方向。在性善的道德认知下，因为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人与人之间是值得信任的，特别是那些贤能之士，更值得信任和托付，所以人们才“尚贤”。同时，性善是人性修为的目标和终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因为毕竟每个单独的道德个体并不能完全实现完满的性善，但是也正是这样的道德认知使得每个中国人每时每刻都觉得需要努力去学习“做人”，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贤能者的敬仰和信任，放心地将政治交给贤能的行政者。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圈往往推行贤能政治的深层人性根源。总之，贤能政治是以性善为人性假设前提的，因为性善，所以才值得、才需要去信任和托付。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认为每个人都是带有各种人性缺陷的，这种观点的确与人性现实相对应，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认知，才使得西方人只信任自己，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信任。在大是大非上，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天然朴素的友好和信任，只存在制度规范下的形式上的“提防”或“契约”，因此在政治选择上，他们认为“不能过分地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4］。这也是西方民主政治为何采取一人一票形成的根源所在，因为每个人都不相信另外一个人，只信自己。也就是说，性恶论认为所有人都是一样存在人性缺陷的，每个人都是天生的、一样的人，并不需要去学习“做人”，大家需要学习的只是“做事”而已，也就是学习在做事的时候如何规避人性之恶。因此，秉承性恶观念的西方人是不会放心地将“政治”这件事交给其他人的，而政治层面一人一票的民主制恰恰能够很好地规避他人之“恶”，彰显自己之“善”，于是性恶倾向的人便喜欢和无条件地支持民主制了。

四、政治本质比较：担当与推诿

学界对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有着不同视角的诸多解释，在此笔者不做细致梳理，只是强调在对比视域下，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应该具有这样的意蕴。贤能即“选贤与能”，但贤与能是存在顺序的，先贤后能，即所谓尚贤。这种政治体制在崇尚贤能者的同时，并不排斥民众的政治作用，但强调贤能政治者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贤能政治认为“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为社会和政治做贡献，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做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政治的任务就是辨认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让他们为公众服务”［5］。在这个意义上，贤能政治是以承认客观差别为前提的。贤能政治认为，贤能的政治人与普通大众之间是1和0的关系，1领头、0随后的数字与没有领头的1、全是0的数字之间差别太大，贤能者起着引领、导向的作用。因此，从政治人视角而言，贤能政治是一种担当政治，政治活动对于政治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事业和追求，政治人在此不但需要承担工作责任，更要拥有心系苍生的伦理担当，即贤能政治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政治。换个视角来看，贤能政治于民众而言则是一种信任政治。民众在选举、决定政治人之后，对其充分信任，相信贤能者因为有着高超的道德判断，所以能够真正为社会、为民众办事。民众在这种信念之下，便开始追求一种政治享受——政治事项交由贤能者去处理，自己享受政府所创造出来的政治福利。因此，于民众而言，贤能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享政治。民主政治就是“统治阶级中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6］。在民主政治国度里，民众不但要选出自己的代言人或政治人，而且要同这个选举出来的政治人共同去管理国家，民众与政治人之间是平等的、并列的，均为1或0，政治人只是民众的代言者，并不是引领者。对于政治人而言，其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并不是所谓的事业，只是一个职业、一份工作而已，政治人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充其量是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服务的。在此意义上，民主政治实质上是一种行业性的职责政治。简言之，当代西方崇尚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民众通过人来治理、管理国家，也就是民众自己在治理、管理国家。这区别于贤能政治的民享政治，实质上是一种民治政治。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等同为前提的，认为只要具备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条件，所有人的道德认知和行为能力都是一样的，甚至都可以成为总统。其实，所有人都有权利成为总统和所有人都能成为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人权平等，而后者却忽视了生物人和社会人的客观性基础条件——人虽然拥有天生的平等权利，但是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人的能力是不同的，是存在差异的。当代民主政治崇尚一人一票的所谓尊重人权的民主选举，其实是忽略了人的差异性这个客观事实，其实质是一种不负责、没担当、妥协式的政治，宁可滥竽充数，也不力保贤能。概言之，于政治人而言，贤能政治是一种担当政治、伦理政治，民主政治则是一种推诿政治、行业政治；于民众而言，贤能政治是一种民享政治，民主政治则是一种民治政治。贤能政治“以民为本”却不僵化“民为本”，崇尚的是贤能者与民众的辩证互动，突出、彰显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民主政治是“民为本”却不是“以民为本”，而且将“民为本”僵化，追求和体现的是事物发展的表象化、机械化和教条化。现代化趋向决定了中国绝不能完全复辟传统社会的贤能政治，但是诚如上文提及的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3］中国的特殊性决定着中国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在中国应该进行良好的嫁接、整合。基本思路应该是：民主是基础，通过民主的方式保证方向的正确，规避独裁式的专断，但同时也需要由贤能者定夺、把控，而不是大帮哄式的折中、妥协。在当代语境下，贤能并不一定是一个单独的政治个体，更有可能是一个贤能的政治团体或党派。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4：451.

［2］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M］.成都：巴蜀书社，2004：4.

［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黄晓京，彭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译者絮语3.

［4］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1.

［5］贝淡宁.贤能政治［M］.吴万伟，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21.

法律伦理化范文篇6

1.1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特点

1.1.1会计从业人员受到约束的特点

会计从业人员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份子，他们从事会计工作也是为了获得报酬用于家庭和个人消费。所以当工作中，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产生冲突时，会计人员就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守原则，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要么不坚守原则，一切唯个人利益至上。国家与企业利益的维护需要会计从业人员能够坚守原则，否则国家与企业利益就会遭受损失。因此，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做到在企业伦理道德纬度下审视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不但可以维护企业与国家的利益，也能够使会计职业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归根到底，会计工作是由会计人员来完成的，因此必须使会计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受到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在规范化和制度化下完成工作。会计从业人员必须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该做的应该怎么做”。

1.1.2会计从业人员必须廉洁自律的特点

一个企业的账目都由会计人员掌握，会计工作主要是管理企业的“财与物”，会计从业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做到廉洁自律，坚守原则，将公家的与自己的分清楚，树立国家与企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理念，同时用这种理念来指导日常工作，必须在思想上与行动上设立起坚固的防火墙，坚决抵制利益的诱惑和享乐主义的腐蚀，以清醒的头脑应对来自各方面的考验。

1.2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客观因素分析

1.2.1微观环境的变化引起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建设内涵变化

我国正在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企业与个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个人也成为社会中经济个体的组成部分，会计从业人员在工作中面对的利益诱惑更多，受社会影响，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和世界观、价值观都和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的差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原有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根本不适用于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在工作中，碰到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时，虽然道德规范有要求，但是此时会计从业人员会产生困惑，不能够遵从于道德的约束，从而带来道德约束失效的严重后果。而对于企业，片面地追求企业个体的利益，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导致会计从业人员不遵守会计职业道德和会计准则去做假账，致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对国家整体利益造成严重危害。

1.2.2宏观环境变化引起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建设内涵变化

好的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体系建设不是孤立于社会的，它受到社会整体道德体系建设水平的制约和影响。当前，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片面地强调会计从业人员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建设，无疑不会有太大的成效。外部宏观环境道德水平建设取得成效是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体系建设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近年来，会计从业人员贪腐现象严重，要切实做到经济领域的反腐，就必须强化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体系建设。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企业伦理纬度下探究会计从业人员丧失职业道德的根源，重塑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体系的工作已迫在眉睫。

2.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建设影响因素分析

2.1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体系机理分析

2.1.1企业伦理战略与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密不可分

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体系与企业伦理战略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企业整体战略中自始至终包含了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体系。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受到商业行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此条件下，会计工作已经超出企业本身的范畴而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在一个企业内的各个环节与企业经营的各个人员层级与岗位上都有具体的企业伦理要求，会计岗位与会计从业人员也不例外。会计从业人员在企业内的个人利益需求都受到企业伦理的制约，比如福利待遇、职位变化等都和企业伦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水平也反过来反映在企业伦理上，良好有序的会计职业道德可以提升企业伦理战略的整体水平。

2.1.2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分析的内容

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现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分析会计职业道德丧失的原因，要重视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结构的新特征，要对道德体系建设的特点和变化过程进行分析，要对职业道德丧失的原因进行分析，也要对企业伦理战略中的道德规范建设的范畴和方法进行分析，更要在社会整体视角下进行分析，从而在会计职业道德管理体系中找到完善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包括会计从业人员自身的自律机制和社会、企业能够提供的他律机制。

2.2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建设对企业和国家的影响

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首先反映于其所服务的企业，再通过企业反映于社会。是否有良好有序的会计职业道德首先对公众是否认可会计职业有关，也关系到能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现在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丧失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一些国际知名的大企业接连曝出的会计信息失真事件，比如安然、壳牌、索尼等公司都存在会计从业人员造假的问题。在这些公司造假的过程中，又得到了普华永道、安达信、毕马威和安永等诸多会计师事务所的“助纣为虐”，危害程度和影响力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对国内会计从业人员的信任度也在不断下降，在相关方对国内超过一千名会计从业人员的问卷调查中，认为应当在工作中坚持原则的占到17.64%，认为要按照企业负责人意愿处理但要做好技术处理的占到一半以上，高达62.35%，而认为应当直接按照企业负责人意见处理的占到20.01%，换一个统计视角看，认为按照企业负责人意愿处理的占到了82.36%，一个触目惊心的比例。除了企业领导人原因外，还有一些会计从业人员经受不住利益诱惑，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监守自盗或者出卖企业核心财会信息，给企业和国家带来严重危害。因此从企业伦理纬度上评价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建设对企业和社会的意义都非常重要。

3.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缺陷

3.1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及实施机制存在缺陷

我国虽然建立了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但是还存在着规范的层次性不够和评价机制不够刚性等缺陷，我国虽然出台了《会计法》等法律规范，但是关于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规定在会计法规中不够统一，往往这里规定一点，那里再规定一点，没有专门的关于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法律规范，致使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和实施机制不够系统和完整。同时缺少规范的严格的对违规者的惩戒机制，致使违规成本大大小于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些都加大了会计从业人员丧失职业道德的可能性，实际上纵容了会计从业人员的违规违法行为。

3.2会计人员管理不到位，缺乏监督检查力度

一方面企业会计人员的违规操作是在企业负责人意愿下完成的，另一方面由于会计岗位处于企业核心地位，企业中的任何岗位人员都可能“求”到会计门下，因此企业对会计岗位的监督管理多数时候不到位，这都使得会计从业人员认识上出现严重偏差，忘记了合格会计人员应该具有的道德操守。

3.3会计职业道德观念薄弱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益相关方的利害冲突加剧，在个人、企业与国家间利益矛盾出现时，多数会计从业人员选择维护企业与个人利益，通过伪造、变造虚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会计报表等手段损害国家利益。多数会计从业人员认为听企业负责人的话做假账是理所当然的，是恪尽职守的表现。同时对会计从业人员准入和继续教育流于形式，致使会计从业人员上岗时就没有树立忠于事实和职业的理念，一些知识面窄、会计基础知识不足实际动手能力不强、道德恶劣、没有责任感的人进入了会计岗位。这样的人更容易受到社会歪风邪气的影响。

4.构建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合理化建议

4.1在企业伦理战略中完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

要在企业整体战略规划下，逐步完善企业伦理战略的内涵，将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纳入企业伦理战略范畴。制定适合于企业整体战略的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方案，从建设目标、实施步骤、评价标准等多方面着手。可以从国际先进经验中借鉴好的做法，包括如何完善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体系，如何设计会计从业人员考评和奖励机制，如何建立对会计从业人员的长期考评记录制度，如何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等。

4.2完善会计法律规范，加大监管力度

在法律法规建设上，要将现有会计法规进行整合，将现有实施的由行业协会出台的规范至少上升到部门规章层次，建立以《会计法》为龙头，多层次的会计法规，尤其要出台专门的规范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专门的法律规范。建立会计人员准入、考评、退出机制，给会计从业人员营造适合的工作环境。要强化政府对会计职业的监管力度，同时完善行业自律机制。要强化对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的监管，要在行业自律管理的基础上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包括对会计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年检和继续教育工作的管理。还要加强多部门联动机制，形成财政、税务、审计与监察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协调管理的长效机制，按年度对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进行评价，加大惩戒力度，对不称职会计人员施行退出机制。要加强会计从业人员队伍建设。要在提升会计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的同时，更注重于职业道德的培养，最终形成一支职业道德高尚、职业技能熟练的会计从业人员队伍。

5.结论

法律伦理化范文篇7

论文摘要:教育伦理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世界的话题，表明了它对教育世界的重要。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本质和灵魂，是教育世界的规范，是把握教育世界的实践精神。研究和加强教育论理建设，无疑有利于中国教育。

教育伦理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世界的话题，表明了它对教育世界的重要。而要把教育伦理探讨清楚，必须对教育伦理的本质是什么、在教育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教育伦理的探讨才能真正实现对教育世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教育伦理:教育世界的本质

1、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本质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教育伦理作为人们在培养人的活动中的伦理道德，不是从某种空洞的道德理念推导出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先天固有的善良意志，而是产生和形成于人们现实的教育活动过程中，是一定社会的教育活动关系在人们教育观念中的伦理化反映。

一定的教育伦理是由一定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对教育的制约关系决定的。教育作为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面临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多重制约关系。教育作为联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重要中介，它面临着两种制约力量和适应对象，它既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本质联系，又与人的发展有着必然的本质联系。这些方面的本质联系，便构成了教育活动的客观依据。因此，教育活动既要受社会发展的制约并为社会发展服务，又要受人的发展制约并为人的发展服务。教育伦理就是使各种冲突和制约尽可能达于一致，使教育活动更加顺利和有效的一种和谐精神。

教育伦理对教育活动关系的反映是以伦理方式进行的。一定的教育活动关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反映，不同的反映方式的角度与范式是不同的。譬如，教育观念对教育活动关系的反映就是通过教育目的、教育质量规格和教育效益这样一些范畴去反映的。与一般教育观念不同，教育伦理则是以伦理化的方式来反映社会教育活动关系的。这表现在它是以善恶关系为范式去反映一定社会教育活动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要求，揭示人们在一定社会教育活动关系中应该与不应该、正当与不正当的行为规范;教育伦理对教育活动关系的反映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反映，而是包含着教育主体的价值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反映，包含着对教育现实活动关系的一定超越，它所揭示的主要不是一种实然理念，而是一种应然理念，表达的是一定教育主体对一定教育活动关系和人们的教育行为的一种优化的要求。教育论理是教育实践的内在本然，是教育世界的本质。

2、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精神。教育伦理不是一个专门的概念，而是教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道义精神、教育活动所遵循的道德前提。教育伦理在本质上是从伦理角度对教育本质进行的分析、把握和规定，是对教育进行的伦理界定。这一界定的前提是:人类社会的任何领域都有伦理道德在起作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教育有多种多样的属性和前提，其中伦理属性和道德前提是首要的、前提性方面。从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要确立教育的伦理属性问题，关键的是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人类社会不同领域伦理要求的异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人类社会伦理要求的统一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社会里，都存在着一些对每个社会领域都适用的共同伦理要求;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又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伦理要求，即是说，在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伦理准则的基本前提下，每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伦理要求是各具特色、各有内涵的。特定领域的具体伦理要求，体现着特定行业的特色，在其他领域并不一定适用—经济领域的商品交换活动要遵循三条重要伦理原则:等价交换、讲求信义和诚实无欺，这些规则是在商品交换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在其他活动中就不适用，师生关系就不能讲等价交换，而在军事上就不可能对敌人讲诚实。这种个性化的行业性伦理要求或规范，是某领域(行业)区别于其他领域(行业)的重要标志，也是某领域能成为社会生活专门领域的前提，它的存在具有必然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种应用伦理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现代社会各个专门领域的伦理规范不断出台，这更有力地证实了个性化的行业伦理的存在。在t定社会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既遵循一些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共同伦理规范，又有着体现本行业特色的行业伦理准则。这是讨论教育伦理特性间题的一个大前提。既然不同社会领域都具有一些特定的伦理标准，那么，作为特殊社会活动的教育领域也必然存在着自己的伦理标准和道德前提。

第二，不同区域的教育活动之伦理基础的异同。伦理道德具有社会历史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这就是说，善恶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变化的原因就是社会历史条件。教育善恶观念和标准也是如此。对同一教育现象，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和国家的人常常会有不同的善恶是非评价。既然如此，教育活动还存在什么共同的伦理前提和道义精神吗?应该说，有差异性，但也有共同性，差异性表现为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同区域教育活动的不同特点，共同性表现教育活动都必须遵循伦理精神。

教育伦理的共同性，源于教育的基本规定性。教育作为和人类共始终的事业，它面对着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即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教育的基本问题，教育必须尽力解决这一问题，使自然个体社会化，为个体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同时，通过个体社会化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教育的基本价值在于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完善的社会形式，是个体生存、发展、升华的重要途径。教育的这种基本价值，是教育成为教育的根本，也是教育伦理的出发点。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地域的教育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它们总要以自己的形式体现教育的基本规定性，总要面对共同的基本问题来提出伦理要求，从而也就必然具有共同性。教育伦理正是基于教育基本问题而形成的伦理约定，是教育活动的基本前提。

二、教育伦理:教育世界的规范

这是教育伦理之本质的、核心的问题，是教育伦理研究的最终归结，因为这个问题是研究教育伦理的终极目的。在复杂的理论探讨中必须时刻明确，教育伦理是调节人们之间教育活动关系的行为规范，探讨教育伦理的目的最终在于明确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规范，在于为教育世界建立规范。作为对一定社会教育活动关系的伦理化反映，教育伦理就是调节人们之间教育活动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它规定着人们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怎样来处理教师与学生、教师个体与教师群体、教师与教育领导者、教师与学生家长、学生个体与学生群体等之间的关系，通过设定一定的善恶标准，规定人们在教育活动中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教育伦理成为规范是教育世界各种关系的必然产物。人们的一切教育行为都是人与教育条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条件的关系主要是人与物化条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教育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只有有效地调节和处理这种关系，才能保障教育活动正常而有效地进行，达到教育世界活动的目的。教育活动中人们之间的关系调节有两种基本方式，即教育法制、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等政治规则的调节和伦理道德、习俗等非政治制度的调节。教育法律、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等政治规则对人们教育关系的调节具有首要的意义，同时，教育伦理调节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政治的规则对人们教育行为的调节范围、程度和效果都是有限的，离开一定的伦理约束和教育主体的道德自律，特别是离开了教师主体的道德自律，没有任何法律和教育制度能够有效地对所有的教育行为进行调节。

教育伦理规范具有价值属性。教育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教育活动关系的行为规范，与一般的教育活动规范不同，它是一种善恶规范，是一种价值取向，它以善恶为尺度去规定人们哪些行为是应当做的，哪些行为是不应当做的，引导和约束人们教育行为应以善律教的价值取向，从而保障教育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实现受教育主体的全面发展。

教育伦理规范具有自律性。教育伦理是教育主体内化的规范，即教育规范作用的发挥依赖于教育主体内在的自律。只有当一种教育伦理规范被人们真心诚意地接受，转化为主体一种自我的意志和信念，形成一种良心时，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作为一种内在的善恶规范，教育伦理对人们教育行为的调节是非强制性的。它不像法律那样，通过一种强制性的实施机制来约束人们的教育行为，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它是通过社会舆论、教育引导和自觉地方式来唤起人们内在的道德良知，促使人们自觉地去调节教育活动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和行为。

教育伦理规范具有多样性。教育活动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教育伦理对教育活动关系的调节也是多方面的:就教于世界的现实教育活动而言，教育伦理规范要至少关乎五个方面:第一，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学业务的调节，如教师个体与学生个体之间的关系、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之间的关系、教师群体与学生个体和群体的关系等等，如尊师爱生、民主平等就是这种关系的调节规范;第二是教师之间工作关系的调节，如教师个体与教师群体之间的关系，教师的这一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的关系，如关心集体、尊重同事、团结互助就是这种关系的调节规范;第三是教师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矛盾关系，其调节规范有严谨治学，勇于探索等;第四是普通教师与教育工作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的调节，如关心教师、民主管理、强烈的责任感等是其调节规范;第五是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关系的调节，如尊重家长、爱护学校、主动联系、相互配合等是这种关系的调节规范。

三、教育伦理:把握教育世界的实践精神

教育伦理是一种实践精神。教育伦理对一定社会教育活动关系的伦理化反映是在人们的客观教育活动过程中实现的，也是在客观教育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人们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现实的教育关系，也就产生了种种教育矛盾和冲突，为了调节这些矛盾和冲突，使教育活动按照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要求的既有目标，去有序、高效地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些行为规范来约束彼此行为。这些规则通过教育实践的不断攀炼和推广，逐步为人们所认可，并被固定下来，进而转化为人们内在的一种自律意识，也就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教育伦理。同时，随着教育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教育实践方式的变化发展，教育伦理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变更和完善。因此，教育伦理不仅是调节教育活动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教育主体把握教育活动的实践精神，它确定着教育主体对教育价值取向的选择，体现着教育主体行为的精神态度，是主体把握教育活动的特殊方式。

1、教育伦理把握教育世界的性质

教育伦理把握教育世界是价值把握，使教育活动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促进人格完善和发展。教育主体包括教育者、被教育者和社会。教育总是，自觉的有目的活动，人们在进行教育活动之前，对于把受教育者要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有了预期的理想，据此组织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走向预期的理想，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在提出和论证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对努力实现什么，舍弃什么，就要根据主体对教育的需要，依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念，就要在各种目标之间进行比较、权衡和选择，从而提出自己的教育目的，进而进行教育活动。教育活动的价值选择就是由一定的教育伦理意识所规定，或者说教育伦理就是体现在人们教育活动目的中的价值精神。

2、教育伦理把握教育世界的路径

教育伦理把握教育世界是通过对教育主体的把握和对教育课题的把握实现的。第一，从对教育者和社会主体的把握看，在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各自根据不同需要，按照自己的期望和人才价值标准，去确定教育活动的意义:或教育的经济价值，或教育的政治价值，或教育的文化价值等，都是教育伦理的价值精神的不同表现。正确的教育伦理能引导教育主体作出合理的价值选择，促成教育行为获得最佳效益和最有利于人的发展行为。

第二，从对受教育者个体的把握看，受教育者个体随着经验的增长，自我意识的发展，对于自己应成长为什么样的人，进行自我选择、自我设计，提出自己的理想目标。他们在进行自我选择和设计时，必须依赖于一定价值原则，如主体性原则、全面发展原则、社会需要原则等，这些原则是指导受教育者进行教育活动的基本实践准则。

教育伦理是教师主体在教育活动中的精神态度。这种主体精神态度，如勤奋、敬业、进取、奉献等，不是基于一种利益原则，而是主体对自己意志、品德和行为的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要求，也是教师促进教育活动高效和优化的一种意识。这是一种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主要是针对教师自身教育行为的一种品性要求，它调节教师自身的教育行为方式，激发教师内在能动性的发挥，从而促进教育活动优质高效地进行。支配教师主体教育行为的这种伦理精神，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教育活动的客观要求，是教育职业特点和教育活动方式对教师主体精神和行为的一种要求。譬如勤奋、进取精神是体现教育职业特点的基本伦理精神，为人师表、敬业、奉献是教育职业活动方式的美德，这是因为教育职业本身就责成一个教师孜孜不倦地提高自己，随时补充自己的.知识储备量。教育职业要求人们依靠勤奋来实现教育活动的目的，教育职业要求人们的教育行为要“精”，而达于精的方式就是“敬”。专注事业，勤于探究，才能精益求精，才能适应教育职业化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才市场的竟争要求人们必须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否则，就会被淘汰。

第二，使教育主体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制约。教育伦理精神是教育主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育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勤奋、进取、敬业、乐于奉献等积极的伦理精神，是积极进取人生观和追求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价值观在教育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3、教育伦理是把握教育活动的特殊方式。这种特殊的把握教育活动的方式，是从教育主体的价值尺度出发以善恶标准来约束社会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现象和人们的教育行为，把社会教育活动区分为两个部分，即善的与恶的、正当的与不正当的、应该的与不应该的。并通过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确定教育的方向。

这种对社会教育活动的把握也是一种评价方式，它通过有意义和无意义、有价值和无价值、善和恶等予以评价对象，一要对一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行为进行辩护，说明其合理性并认同其存在的价值;二要对一定的教育现象进行贬斥和批判，揭露其非正义性和不合理性。通过这种评价方式，形成一定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促成社会教育活动和人们的教育行为朝着有利于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人的价值相统一的要求目标发展并进行选择。

四、教育伦理调整教育世界的特点

教育伦理在调节的对象和内容上具有特殊性。一般社会道德调节的对象和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次和方面，其中主要又是对日常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调节;而教育伦理调节的对象是社会教育领域的生活，调节的内容是人与人之间的教育利益关系，促成人们教育活动的优化。

教育伦理在道德要求层次上具有特殊性。道德要求有不同的层次，一般层次和高级层次。一般层次要求是对社会全体成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即社会公德，这种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不违规、不损人;高级层次要求则是在进一步要求社会中的优秀成员要有一种利人之心，有自我牺牲精神。教育伦理提倡并侧重在高级道德层面上。教师要遵循“廉洁从教”规范，就要求教师要坚守高尚情操，发扬奉献精神，因为教师职业作业种育人的职业，不能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心理来从事教育活动，也不要求学生对自己付出的劳动从物质利益上作出回报，而必须自觉培养以事业为重、以学生为重的宽广胸怀。可见，教育伦理的道德要求层次上的特殊性，这是由教育职业的特殊性和教育活动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教育伦理功能和价值上的特殊性。表现在教育伦理具有显著的提高人的价值的特点。

教育伦理的基本功能是培养人。通过培养人为社会生产服务、为经济服务、为政治服务、为文化服务等等，教育伦理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培养上，通过培养人去实现教育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等。而一般的社会伦理虽然也是培养人，但主要功能和价值不在经济和文化上，大多侧重于政治上，或者是超经济、超文化的。同时，教育伦理作为教育活动中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精神，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就是要优化教育发展，通过教育，使人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提高人的培养质量和规格。

法律伦理化范文篇8

摘要：教育伦理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世界的话题，表明了它对教育世界的重要。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本质和灵魂，是教育世界的规范，是把握教育世界的实践精神。研究和加强教育论理建设，无疑有利于中国教育。

教育伦理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世界的话题，表明了它对教育世界的重要。而要把教育伦理探讨清楚，必须对教育伦理的本质是什么、在教育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教育伦理的探讨才能真正实现对教育世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教育伦理：教育世界的本质

1、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本质。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教育伦理作为人们在培养人的活动中的伦理道德，不是从某种空洞的道德理念推导出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先天固有的善良意志，而是产生和形成于人们现实的教育活动过程中，是一定社会的教育活动关系在人们教育观念中的伦理化反映。

一定的教育伦理是由一定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对教育的制约关系决定的。教育作为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面临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多重制约关系。教育作为联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重要中介，它面临着两种制约力量和适应对象，它既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本质联系，又与人的发展有着必然的本质联系。这些方面的本质联系，便构成了教育活动的客观依据。因此，教育活动既要受社会发展的制约并为社会发展服务，又要受人的发展制约并为人的发展服务。教育伦理就是使各种冲突和制约尽可能达于一致，使教育活动更加顺利和有效的一种和谐精神。

教育伦理对教育活动关系的反映是以伦理方式进行的。一定的教育活动关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反映，不同的反映方式的角度与范式是不同的。譬如，教育观念对教育活动关系的反映就是通过教育目的、教育质量规格和教育效益这样一些范畴去反映的。与一般教育观念不同，教育伦理则是以伦理化的方式来反映社会教育活动关系的。这表现在它是以善恶关系为范式去反映一定社会教育活动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要求，揭示人们在一定社会教育活动关系中应该与不应该、正当与不正当的行为规范；教育伦理对教育活动关系的反映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反映，而是包含着教育主体的价值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反映，包含着对教育现实活动关系的一定超越，它所揭示的主要不是一种实然理念，而是一种应然理念，表达的是一定教育主体对一定教育活动关系和人们的教育行为的一种优化的要求。教育论理是教育实践的内在本然，是教育世界的本质。

2、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精神。教育伦理不是一个专门的概念，而是教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道义精神、教育活动所遵循的道德前提。教育伦理在本质上是从伦理角度对教育本质进行的分析、把握和规定，是对教育进行的伦理界定。这一界定的前提是：人类社会的任何领域都有伦理道德在起作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教育有多种多样的属性和前提，其中伦理属性和道德前提是首要的、前提性方面。从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要确立教育的伦理属性问题，关键的是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人类社会不同领域伦理要求的异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人类社会伦理要求的统一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社会里，都存在着一些对每个社会领域都适用的共同伦理要求；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又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伦理要求，即是说，在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伦理准则的基本前提下，每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伦理要求是各具特色、各有内涵的。特定领域的具体伦理要求，体现着特定行业的特色，在其他领域并不一定适用—经济领域的商品交换活动要遵循三条重要伦理原则：等价交换、讲求信义和诚实无欺，这些规则是在商品交换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在其他活动中就不适用，师生关系就不能讲等价交换，而在军事上就不可能对敌人讲诚实。这种个性化的行业性伦理要求或规范，是某领域(行业)区别于其他领域(行业)的重要标志，也是某领域能成为社会生活专门领域的前提，它的存在具有必然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种应用伦理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现代社会各个专门领域的伦理规范不断出台，这更有力地证实了个性化的行业伦理的存在。在t定社会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既遵循一些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共同伦理规范，又有着体现本行业特色的行业伦理准则。这是讨论教育伦理特性间题的一个大前提。既然不同社会领域都具有一些特定的伦理标准，那么，作为特殊社会活动的教育领域也必然存在着自己的伦理标准和道德前提。

第二，不同区域的教育活动之伦理基础的异同。伦理道德具有社会历史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这就是说，善恶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变化的原因就是社会历史条件。教育善恶观念和标准也是如此。对同一教育现象，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和国家的人常常会有不同的善恶是非评价。既然如此，教育活动还存在什么共同的伦理前提和道义精神吗?应该说，有差异性，但也有共同性，差异性表现为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同区域教育活动的不同特点，共同性表现教育活动都必须遵循伦理精神。

教育伦理的共同性，源于教育的基本规定性。教育作为和人类共始终的事业，它面对着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即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教育的基本问题，教育必须尽力解决这一问题，使自然个体社会化，为个体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同时，通过个体社会化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教育的基本价值在于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完善的社会形式，是个体生存、发展、升华的重要途径。教育的这种基本价值，是教育成为教育的根本，也是教育伦理的出发点。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地域的教育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它们总要以自己的形式体现教育的基本规定性，总要面对共同的基本问题来提出伦理要求，从而也就必然具有共同性。教育伦理正是基于教育基本问题而形成的伦理约定，是教育活动的基本前提。

二、教育伦理：教育世界的规范

这是教育伦理之本质的、核心的问题，是教育伦理研究的最终归结，因为这个问题是研究教育伦理的终极目的。在复杂的理论探讨中必须时刻明确，教育伦理是调节人们之间教育活动关系的行为规范，探讨教育伦理的目的最终在于明确教育伦理是教育世界的规范，在于为教育世界建立规范。作为对一定社会教育活动关系的伦理化反映，教育伦理就是调节人们之间教育活动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它规定着人们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怎样来处理教师与学生、教师个体与教师群体、教师与教育领导者、教师与学生家长、学生个体与学生群体等之间的关系，通过设定一定的善恶标准，规定人们在教育活动中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教育伦理成为规范是教育世界各种关系的必然产物。人们的一切教育行为都是人与教育条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条件的关系主要是人与物化条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教育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只有有效地调节和处理这种关系，才能保障教育活动正常而有效地进行，达到教育世界活动的目的。教育活动中人们之间的关系调节有两种基本方式，即教育法制、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等政治规则的调节和伦理道德、习俗等非政治制度的调节。教育法律、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等政治规则对人们教育关系的调节具有首要的意义，同时，教育伦理调节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政治的规则对人们教育行为的调节范围、程度和效果都是有限的，离开一定的伦理约束和教育主体的道德自律，特别是离开了教师主体的道德自律，没有任何法律和教育制度能够有效地对所有的教育行为进行调节。

教育伦理规范具有价值属性。教育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教育活动关系的行为规范，与一般的教育活动规范不同，它是一种善恶规范，是一种价值取向，它以善恶为尺度去规定人们哪些行为是应当做的，哪些行为是不应当做的，引导和约束人们教育行为应以善律教的价值取向，从而保障教育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实现受教育主体的全面发展。

教育伦理规范具有自律性。教育伦理是教育主体内化的规范，即教育规范作用的发挥依赖于教育主体内在的自律。只有当一种教育伦理规范被人们真心诚意地接受，转化为主体一种自我的意志和信念，形成一种良心时，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作为一种内在的善恶规范，教育伦理对人们教育行为的调节是非强制性的。它不像法律那样，通过一种强制性的实施机制来约束人们的教育行为，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它是通过社会舆论、教育引导和自觉地方式来唤起人们内在的道德良知，促使人们自觉地去调节教育活动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和行为。

教育伦理规范具有多样性。教育活动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教育伦理对教育活动关系的调节也是多方面的：就教于世界的现实教育活动而言，教育伦理规范要至少关乎五个方面：第一，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学业务的调节，如教师个体与学生个体之间的关系、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之间的关系、教师群体与学生个体和群体的关系等等，如尊师爱生、民主平等就是这种关系的调节规范；第二是教师之间工作关系的调节，如教师个体与教师群体之间的关系，教师的这一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的关系，如关心集体、尊重同事、团结互助就是这种关系的调节规范；第三是教师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矛盾关系，其调节规范有严谨治学，勇于探索等；第四是普通教师与教育工作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的调节，如关心教师、民主管理、强烈的责任感等是其调节规范；第五是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关系的调节，如尊重家长、爱护学校、主动联系、相互配合等是这种关系的调节规范。

三、教育伦理：把握教育世界的实践精神

教育伦理是一种实践精神。教育伦理对一定社会教育活动关系的伦理化反映是在人们的客观教育活动过程中实现的，也是在客观教育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人们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现实的教育关系，也就产生了种种教育矛盾和冲突，为了调节这些矛盾和冲突，使教育活动按照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要求的既有目标，去有序、高效地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些行为规范来约束彼此行为。这些规则通过教育实践的不断攀炼和推广，逐步为人们所认可，并被固定下来，进而转化为人们内在的一种自律意识，也就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教育伦理。同时，随着教育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教育实践方式的变化发展，教育伦理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变更和完善。因此，教育伦理不仅是调节教育活动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教育主体把握教育活动的实践精神，它确定着教育主体对教育价值取向的选择，体现着教育主体行为的精神态度，是主体把握教育活动的特殊方式。

1、教育伦理把握教育世界的性质

教育伦理把握教育世界是价值把握，使教育活动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促进人格完善和发展。教育主体包括教育者、被教育者和社会。教育总是，自觉的有目的活动，人们在进行教育活动之前，对于把受教育者要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有了预期的理想，据此组织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走向预期的理想，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在提出和论证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对努力实现什么，舍弃什么，就要根据主体对教育的需要，依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念，就要在各种目标之间进行比较、权衡和选择，从而提出自己的教育目的，进而进行教育活动。教育活动的价值选择就是由一定的教育伦理意识所规定，或者说教育伦理就是体现在人们教育活动目的中的价值精神。

2、教育伦理把握教育世界的路径

教育伦理把握教育世界是通过对教育主体的把握和对教育课题的把握实现的。第一，从对教育者和社会主体的把握看，在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各自根据不同需要，按照自己的期望和人才价值标准，去确定教育活动的意义：或教育的经济价值，或教育的政治价值，或教育的文化价值等，都是教育伦理的价值精神的不同表现。正确的教育伦理能引导教育主体作出合理的价值选择，促成教育行为获得最佳效益和最有利于人的发展行为。

第二，从对受教育者个体的把握看，受教育者个体随着经验的增长，自我意识的发展，对于自己应成长为什么样的人，进行自我选择、自我设计，提出自己的理想目标。他们在进行自我选择和设计时，必须依赖于一定价值原则，如主体性原则、全面发展原则、社会需要原则等，这些原则是指导受教育者进行教育活动的基本实践准则。

教育伦理是教师主体在教育活动中的精神态度。这种主体精神态度，如勤奋、敬业、进取、奉献等，不是基于一种利益原则，而是主体对自己意志、品德和行为的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要求，也是教师促进教育活动高效和优化的一种意识。这是一种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主要是针对教师自身教育行为的一种品性要求，它调节教师自身的教育行为方式，激发教师内在能动性的发挥，从而促进教育活动优质高效地进行。支配教师主体教育行为的这种伦理精神，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教育活动的客观要求，是教育职业特点和教育活动方式对教师主体精神和行为的一种要求。譬如勤奋、进取精神是体现教育职业特点的基本伦理精神，为人师表、敬业、奉献是教育职业活动方式的美德，这是因为教育职业本身就责成一个教师孜孜不倦地提高自己，随时补充自己的.知识储备量。教育职业要求人们依靠勤奋来实现教育活动的目的，教育职业要求人们的教育行为要“精”，而达于精的方式就是“敬”。专注事业，勤于探究，才能精益求精，才能适应教育职业化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才市场的竟争要求人们必须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否则，就会被淘汰。

第二，使教育主体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制约。教育伦理精神是教育主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育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勤奋、进取、敬业、乐于奉献等积极的伦理精神，是积极进取人生观和追求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价值观在教育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3、教育伦理是把握教育活动的特殊方式。这种特殊的把握教育活动的方式，是从教育主体的价值尺度出发以善恶标准来约束社会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现象和人们的教育行为，把社会教育活动区分为两个部分，即善的与恶的、正当的与不正当的、应该的与不应该的。并通过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确定教育的方向。

这种对社会教育活动的把握也是一种评价方式，它通过有意义和无意义、有价值和无价值、善和恶等予以评价对象，一要对一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行为进行辩护，说明其合理性并认同其存在的价值；二要对一定的教育现象进行贬斥和批判，揭露其非正义性和不合理性。通过这种评价方式，形成一定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促成社会教育活动和人们的教育行为朝着有利于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人的价值相统一的要求目标发展并进行选择。

四、教育伦理调整教育世界的特点

教育伦理在调节的对象和内容上具有特殊性。一般社会道德调节的对象和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次和方面，其中主要又是对日常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调节；而教育伦理调节的对象是社会教育领域的生活，调节的内容是人与人之间的教育利益关系，促成人们教育活动的优化。

教育伦理在道德要求层次上具有特殊性。道德要求有不同的层次，一般层次和高级层次。一般层次要求是对社会全体成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即社会公德，这种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不违规、不损人；高级层次要求则是在进一步要求社会中的优秀成员要有一种利人之心，有自我牺牲精神。教育伦理提倡并侧重在高级道德层面上。教师要遵循“廉洁从教”规范，就要求教师要坚守高尚情操，发扬奉献精神，因为教师职业作业种育人的职业，不能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心理来从事教育活动，也不要求学生对自己付出的劳动从物质利益上作出回报，而必须自觉培养以事业为重、以学生为重的宽广胸怀。可见，教育伦理的道德要求层次上的特殊性，这是由教育职业的特殊性和教育活动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教育伦理功能和价值上的特殊性。表现在教育伦理具有显著的提高人的价值的特点。

教育伦理的基本功能是培养人。通过培养人为社会生产服务、为经济服务、为政治服务、为文化服务等等，教育伦理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培养上，通过培养人去实现教育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等。而一般的社会伦理虽然也是培养人，但主要功能和价值不在经济和文化上，大多侧重于政治上，或者是超经济、超文化的。同时，教育伦理作为教育活动中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精神，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就是要优化教育发展，通过教育，使人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提高人的培养质量和规格。

法律伦理化范文篇9

责任中心主义问题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是马克斯·韦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在20世纪影响巨大，深深渗透到经济学、社会学以及行政管理学等领域之中。韦伯在区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化就是走向形式合理性和合理化的过程。所谓形式合理性就是合乎工具理性原则的科学性，指的是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形式的合逻辑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立足于某一信念、理想的合理性。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形式合理性不包含价值因素，而实质合理性则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因素。近代成长起来的科层制是这种形式合理性的最为典型的表现。科层制由于推崇“价值无涉”而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不能不使人们对其效率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用产生巨大怀疑，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如何摆脱传统科层制的缺陷与不足，真正促成现代社会组织在形式合理化和实质化达成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其实，韦伯也看到了科层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作为现代权力理论的奠基者之一，韦伯提出了权力集中以强化社会成员个体的政治认同，依系于权力集中的有效社会整合能够纠正科层制所存在的动力不足问题并由此形成新的社会运行动力机制。除此而外，韦伯还提出了政治领袖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感召力量，在强调法理型权威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忽视克里斯玛型权威所带有的特定魅力，因而政治领袖本身的道德养成必须引起重视。然而，韦伯的努力并不成功：“韦伯如果想把‘价值理性行为’也纳入到这个结构中，就必须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这种类型只能具有信念伦理的行为取向，而不能带有责任伦理的行为取向。这样就忽略了一种根本的特征，有了这个特征，新教伦理才被确定为生活方式的方法论框架。”由此可见，韦伯所进行的努力并没有触及科层制的核心原则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分，而仅仅是在弥补二者日益增大的罅隙，由此所进行的将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正而无法带来科层制的创造性提升和根本性转变。当代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同样关注到了科层制的缺陷与困境，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集中分析评价了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这种科层制由于无限放大了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组织建构中的作用，造成了现代人在道德表达、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障碍，片面强调客观责任的现代管理系统实际上却造成了不负责任行为的频繁发生，在科层制主导的现代社会管理中公共权力正在以理性的名义在无情地宰制着原本生机勃勃的生活世界，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正在遭到压缩。针对这种状况，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供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道德规范体系”。根据这种商谈伦理学，人们应该可以获得更多的话语交流方式并由此促进各种各样的现代公共领域，当言谈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交往方式，在社会纠纷与矛盾发生时人们就不会再诉诸于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方式，社会共识在自由交谈中逐渐形成，人们乐于将社会问题上升为社会议题并将之推到社会舆论的焦点加以关注、讨论、分析、解决和评价。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构思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治理模式，对实现科层制的扬弃具有积极意义。必须要看到，近代科学的定量化、规范化、科学化成为一种理性精神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近代社会成为工具理性高度张扬的社会，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就意味着价值理性的衰落，就意味着价值理性交出了它作为伦理道德和宗教洞见的“权”。根据科学的和技术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科层制就是这种工具理性高度张扬的典型体现。科层制推崇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要求其体制安排和结构设计从属于权力本位和效率第一的目标。“这种形式理性却成了工业社会广泛应用的工具理性，在制度设计、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建构等各个方面，都被作为理性的原则加以贯彻。结果，事实的多样性遭到扼杀，以至于再度物化的事实违背了人的本性，对人自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使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必须要超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简单二分以实现二者的有机整合，现代公共管理需要科层制作为其基本的结构框架，但是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有更为审慎精细的道德思考，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组织体系的科学和完备，人才是现代公共管理中最为活跃和最富有力量的因素，要关注人的道德素养所激发的积极行动，在程序设计与组织弹性的基础上构思现代公共管理体系。换言之，我们需要从伦理内生性的角度对现代公共管理进行重新诠释，才能找到超越现代科层制的根本途径。

二、现代公共管理的伦理诠释

现代公共管理是政府和广大非政府公共组织运用所拥有的公共影响力，广泛地利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管理的资源和方法，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处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关系进行协调的活动。基于现代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特征，伦理是内生的而非外部强加的，将公共管理伦理仅仅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分支或部分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必须要将伦理问题贯穿于现代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因为现代公共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调整和规范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必要的道德教化与伦理规治实现个体有效的社会融入，从而保证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与和谐发展。公共管理面对的千差万别的具有道德自觉和伦理意识的个体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只有尊重个体差异和社会团体施加于其成员之上的影响，才能在促进个体科学发展和团体和谐运转中实现现代公共管理的真正效能。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拥有公共影响力的政府或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管理行动中不仅要体现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更要注重管理的艺术性和创造性，实现对公共管理仅仅是外在行为约束的超越与提升。公共管理内生着道德因素和伦理价值，这是公共管理行为活力与动力的源泉。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存在，必然要超越简单物质需求满足的生物性特征而上升为一种超越性存在，伦理道德就突显了人的这种超越性。对于基于现代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公共管理而言，这种伦理道德显得尤为重要。在公共权力的公共归属与私人掌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必须通过道德建设和伦理规划才能化解。以政府为代表的现代公共组织代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是基于社会公共意志而形成的契约组织，必须要遏止某些部门和个人的私欲，以营造公正合理的社会氛围并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我们无法避免政府等公共组织所代表的公意中存在的分歧，分歧存在是正常和现实的，容忍这种分歧并为之化解提供一种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才是体现现代公共管理之真正价值的根本所在。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现代公共管理行动中，积极协调政府与大量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突破简单的制度设计依赖，积极发掘信念养成、道德引领、伦理教化的积极社会作用才能真正营造积极、生动、活泼、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才是现代公共管理行动真正富有成效的依据和根源所在。现代公共管理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管理规律的科学性，更应该是管理行动的艺术性。公共管理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以及由此而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因而我们无法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准则。由此，公共管理的艺术性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公共管理的刚性规定无法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在众多时候需要公共管理主体依据自身的价值信条和道德判断做出自主决定，能否灵活运用既定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巧妙地化解已经出现的公共管理实践问题，体现了公共管理主体自身的管理效能。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基于职位和规则的消极应对，而是在坚持固有原则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积极行动和有效措置。要看到贯穿公共管理行为始终的是行为人自身的道德自觉和伦理内省，离开了这一点，积极的公共管理行动无法实现，真正负责任的现代公共管理组织体系也无法形成。充分意识到现代公共管理的伦理内生性，才能在具体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实现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的有机统一，这才是突破简单的责任中心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三、现代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冲突及其伦理化解

过分信赖制度设计而对道德信念有所忽略的责任中心主义，看不到公共管理应该具有的伦理意蕴，结果造成了现代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种种责任冲突。从公共管理的伦理内生性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这些责任冲突，将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公共管理行动中对之加以化解。基于此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现代公共管理中存在的责任冲突：（一）权力冲突。权力冲突主要就是由矛盾的权力来源所带来的两种不同的客观责任冲突，如法律要求与组织上级的要求冲突；组织上级的要求与社会公众的要求冲突。面对权力冲突必须澄清主观责任并考虑更为广阔和更为基本的责任；运用价值观和道德感来确定哪一种措施最可取以及如何才能证明你的做法是正当的；通过对主观责任的评估和对更为基本的客观责任的界定，试图找到一个能同时履行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的办法。无论何时，公共管理最主要的是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与更广大的公众利益相符合。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组织由公众产生，为公众服务，并对公众负责。政府和公民之间可以被视为一种委托———关系，因为政府必须征得公民同意并以其名义进行治理。因此政府必须满足其为之服务的公民的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受托责任，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这是最为基本的伦理关怀问题。（二）角色冲突。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社会角色担当，而是处于复杂网络系统的角色群之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些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责任义务冲突。在处理角色冲突时，我们必须审查和界定自己在不同组织中的不同角色，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公共管理人员作为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其首要义务就是“扮演”好受托人的角色，真正履行好为公众服务的责任。要实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仔细考虑如何设计或重新设计角色、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制度和文化；另一方面需要公共组织人员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诸如价值观、信仰等内部控制资源，以实现不同角色之间的道德担当，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情景意识的培养尤其重要，因为它能保证个体灵活处理不同角色所赋予自身的任务和使命。（三）利益冲突。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价值的相对性和社会的多元化的存在，公共管理人员必然成为不同利益的管理者。利益冲突可以说是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体现了现代公共管理中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生活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相关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作为最低现代的道德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从消极的意义上禁止一切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正当私人利益的行为，但法律并不能保证公共管理主体的积极作为和责任履行，道德作为一种渐次形成的内生性力量能够弥补法律效用的不足，保证公共管理主体在私人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做出正当的选择。总之，利益冲突的化解不仅需要法律规制，更需要道德评估。综上所述，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种种责任冲突，主要是由于岗位所产生的客观责任相对明确的情况下，基于个人良知、道德感、价值观和信仰所产生的主观责任相对模糊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对于公共责任内涵缺乏全面而科学的把握和理解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实现协调一致。“客观责任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但主观责任却根植于我们自己对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上述的责任中心主义恰恰是忽视了主观责任而过分强调了客观责任，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化解现代公共管理的责任冲突中应该重点突出的。

四、现代公共管理提供交换正义的道德责任

法律伦理化范文篇10

关键词:谦抑性;亲属相犯;定罪量刑

一、问题提出

据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报道，2017年13日晚上，江苏泰州警方接到陕西延安朱先生的报警电话，朱先生说自己的孩子小朱被绑架。泰州警方接警后立即出警，对人质进行解救。但是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事情缘由，朱先生的儿子感觉父母不爱自己，这次来到泰州打工，没找到工作，带来的钱也用完了，就和伙伴商议，想试探父亲是否关爱自己。上述朱先生的孩子小朱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根据《刑法》第274条规定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后不管法院对该小朱处以何种量刑，对于犯罪人、受害人和国家来说都难以实现刑罚的预期目的。近年发生类似“为试探父爱导演跨省绑架案”亲属间的犯罪行为逐渐增多，不仅有盗窃、抢夺、敲诈勒索等侵害财产权益犯罪行为，还有遗弃、虐待、婚内强奸、家庭暴力等侵害人身健康的犯罪行为，我们把这类发生在亲属间犯罪行为称之亲属相犯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严格按照刑法规定对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难以实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果按照刑法定罪量刑，又违背刑法罪行法定、人人平等、罪责相当等基本原则。因此，亲属相犯行为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成为当前刑法理论与实务的焦点之一，本文在刑法谦抑的视角下对亲属相犯行为进行梳理分析，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粗浅完善建议或立法思考求教于同仁。

二、刑法谦抑性与亲属间犯罪制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概述

谦抑本意是指谦虚低调的处事方式，有缩减或者压缩的含义。最早出现在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学说之中，随着部门法的不断发展，谦抑性已经成为刑法的价值理念之一。但是，对于刑法谦抑性的概念，学界尚无统一的共识。刑法的谦抑性，通常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主要包括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适用程度两方面，在中国贯彻实现刑法谦抑性思想有两个大的方向：一是非犯罪化，是指被现行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但是由于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不是十分严重，没有必要给予刑事惩罚，也不再认为是犯罪行为或者做除罪化解决。二是轻刑化，是指在立法或者司法中，对于已经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能规定为较轻的刑罚就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就不能规定为较重的刑罚。同样，对于在刑事司法中定罪量刑，如果可以使用较轻的刑罚就能起到刑法的惩罚或者预防作用，就可以不适用较重的刑罚。非犯罪化和轻型化也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和主要思潮之一。

（二）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制度

1.古代亲属相犯行为的定罪量刑。在古代的刑法制度中，亲属相犯行为不仅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都规定为重罪。封建时代刑律所定的十种大罪，亦称之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其中其中有四种是关于亲属间犯罪的，分别是恶逆、不孝、不睦、内乱。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不孝，指对直系尊亲属有忤逆言行，如控告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别籍异财(分居)，不予供养；居父母丧时嫁娶作乐，脱去丧服，改着吉服；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亡。不睦，指谋杀或出卖缌麻以上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和小功尊亲属(见服制)。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古代亲属相犯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法律明确规定了亲属间犯罪适用的法律制度。二是亲属间犯罪适用的制度受封建制度影响较大，“重罪十条”则直接体现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森严的封建制度。三是对亲属实施犯罪的定罪量刑区别较大，如果子辈对长辈实施犯罪，处罚比较严厉，作为“十恶”罪的内容，但长辈对字辈实施犯罪行为，往往不作为犯罪处理。

2.现行刑法亲属间犯罪梳理。现行刑法总则中没有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的具体适用制度或者员额，但在分则中有相应的罪名。例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遗弃罪、重婚罪，等等。另外，自1984年对亲属间盗窃行为做出解释后，于1985年、1992年、1997年、2005年、2006年、2010年，对亲属间盗窃、抢夺财产、拐卖自己孩子的行为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我国现行刑法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去伦理化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典中缺少亲属相犯行为具体适用刑法的制度或原则，亲属相犯既非法定或者酌定的从前或者减轻情节，也非法定或者酌定的从重情节，更非去刑事化事由。二是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几种只能发生在亲属间的犯罪行，但是对于几种特殊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分析，会发现同样的行为造成同样的危害后果，发生在亲属间的要比发生普通人之间量刑稍轻。例如，虐待罪和遗弃罪，通过和故意杀人（伤害）与过失杀人（伤害）比较，分析在同样危害后果情况下亲属间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定罪量刑。结果表明，刑法对亲属实施犯罪的量刑，在同种程度的危害后果，远远轻于故意犯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犯罪，略高于过失致人重伤犯罪。三是对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的司法解释范围种类逐渐扩到。财产犯罪行为由盗窃行为到抢夺等，然后又扩大到人身健康权利犯罪行为。

三、刑法谦抑性视角下亲属相犯行为的定罪量刑

刑法谦抑性并非刑法原则，更像一种理念或者思想，也就是说在刑事立法上，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能有其他法律进行规范时，最好不要用刑法来规范，即不要规定为犯罪行为。在刑事司法中，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如果能用其他惩罚方法代替时，最好不适用刑罚。简言之，刑法谦抑是指在无效果、可代替、无效益时不适用刑法。下面我们以“小朱为试探父爱导演跨省绑架案”为例，在刑法谦抑性视角下分析评述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问题。

（一）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的刑法谦抑性分析

1.对“为验父爱绑架自己的小朱”定罪为敲诈勒索是否有效果。刑法的效果主要刑法目的和功能体现，刑法的目的主要有惩罚、教育、安抚等。亲属相犯行为规定为犯罪适用刑罚，是否能达到相应的惩罚、教育、安抚等功能。一是惩罚功能。惩罚是刑罚的天然属性，只要适用刑罚，不管对象是谁，都有惩罚效果。二是教育功能。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教育其本人不敢再次实施犯罪行为，或者警示其他人不敢实施犯罪行为。刑罚的教育效果和犯罪行为人个体特质关系较为紧密，和犯罪行为种类关系不大。三是安抚功能，对犯罪行为人除去惩罚和教育功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对受害人的安抚功能。上述大学生为验父爱绑架自己，如果针对该大学生适用适用刑法判处自由刑，肯定不是家长所需要看到的，对其没有安抚作用，甚至会带来伤害。因此，从刑法谦抑性的视角考量，亲属相犯行为适用刑法，在多数犯罪行为中是起不到任何的安抚功能。

2.对“为验父爱绑架自己的大学生”是否有其他惩罚方法代替。刑法是法律规范的一种，用于调整人与人成的社会关系。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不仅有刑事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行政犯罪规范、商事法律规范，还有伦理规范等其他规范。伦理规范是指我们在处理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个体相互关系时应当遵守的准责，具体包括个体与自然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处理的行为规范，也就是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文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家文化中，调整其家庭成员之家关系的更多的是适用伦理规范。我国刑法在去伦理化的背景下，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中未见伦理规范的适用，但是在处理家庭关系中，伦理规范比法律规范更为有效。因此，在刑法谦抑性的视角，在处理亲属相犯行为适用伦理规范或许法律规范更为有效和实用。

3.对“为验父爱绑架自己的小朱”适用刑罚是否符合效益性原则。刑法效益原则也程刑法的经济性原则，是刑法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说刑法也要符合经济学规律，讲究成本和收益。对于各类犯罪有对于亲属相犯行为适用刑罚是否符合经济性原则呢。随着法治中国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在司法建设的投入逐步增加，司法软件和硬件设施明显改善，但是相对于在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司法资源仍然相对不足。因此，我们应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更急需的地方，在类似于亲属相犯行为能用其他规范进行调整，可以不适用刑法规范更符合经济性原则。

（二）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的刑法谦抑性启示

1.亲属相犯行为区别对待，选择性的不规定犯罪。在刑法谦抑性视角下，某些亲属相犯行为适用伦理去调整比适用刑法规范去调整，更符合刑法谦抑的思想或者理念。因此，在刑事立法中，我们可以大胆吸收刑法谦抑的思想，在刑法总则中增加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的适用原则，或者规定法定或者酌定的从前或者减轻情节。例如，亲属相犯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要适用刑法予以惩罚，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规定为不是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