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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考察报告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17:27:12

出国考察报告

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篇1

2002年9月14日～29日，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党组的指示，在总局外事司的大力协助下，国家工商总局研究中心组团赴美国和加拿大，就电子商务监管问题进行了学习和考察。美国是全世界电子商务发展最早和最为发达的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在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和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考察的目的是在中心组织的《电子商务监管》课题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赴美国、加拿大两国实地考察了解发达国家电子商务监管体制、方式、手段，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已有的研究成果，推动全系统工作在电子商务监管方面取得新的进展。研究中心主任谭小英同志任考察团团长，考察团成员包括来自地方工商部门的8位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并卓有成效果的同志，以及研究中心的3位同志。出国前夕，总局李东升副局长和外事司袁有祥副司长、吴洁处长接见了考察团全体成员，要求大家在考察期间一定要坚定地维护祖国和民族的荣誉，严格遵守考察团各项纪律，在认真完成考察任务的同时，了解并批判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社会习俗，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总局领导的嘱托和外事司同志们的帮助为这次考察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全部考察工作历时15天，考察了美、加两国的6个城市，详细了解了美、加两国政府的电子商务监管机构设置、职能分工、法律法规、执法程序以及政府鼓励电子商务发展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邀请国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讲座，圆满完成了预定的考察任务。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电子商务监管经验以美国的更为典型和成熟，下面主要就电子商务在美国的发展、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法律政策支持、美国电子商务监管体系以及中美两国电子商务的比较与借鉴等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美国电子商务的关键发展时期

根据国际商会在世界电子商务会议的定义，电子商务是指整个贸易过程中各个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狭义的电子商务就是商业交易的电子化，它涵盖的业务包括：信息交换、售前售后服务、销售、电子支付、组建虚拟企业、公司和贸易伙伴可以共同拥有和运营共享的商业方法等。电子商务涉及的法律问题比较复杂，包括电子合同、知识产权、个人隐私、网上管制、法律适用、甚至计算机犯罪等多方面的问题。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电子商务活动带来的新问题。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运营方式，电子商务的成长不仅取决于网络技术的发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如何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一个适当的法律环境。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提出电子商务概念和目前电子商务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1985年～1990年）、快速发展期（1990～2000年）和2000年以后的低潮期。在其快速发展期间，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监管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电子商务在美国国内及世界范围的发展。

1993年9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提议下，美国商业部创建了基于国家信息基础（NⅡ-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的美国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基本设想和计划。1995年，美国政府又推出了“全球信息基础（GⅡ-Glob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合作议程”，旨在把国家信息基础构建的事业有计划地扩展至全球平台，分阶段将NⅡ和GⅡ相互联通，从而形成有利于美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全球网络系统。随着这些计划的逐步实施，美国在电子商务技术和电子商务推广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一跃为世界领先水平。

1997年，美国政府在广泛征求了产业界、消费团体和IT业界的意见之后，制定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AFrameworkForGlobalElectronicCommerce）计划。美国政府认为，Internet是第一个全球性媒体，不能采用传统的各国独立的方式来发展国际谈判的模式，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框架和协议，促使Internet顺利发展。事实上，从1997年7月1日开始，美国政府已为此实施了一项战略性计划，即通过与其他国家讨论的方式来达成对美国所建议的电子商务框架的共识，并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97年12月，美国与欧盟发表有关电子商务的联合宣言；同年，美国政府出台了同时支持国内和全球电子商务的统一商业法律框架（UniformCommercialLegalFramework），这个法律框架旨在确证、认可、强化和促进美国及全世界的电子商务交易。在美国国内，各州已采纳了“统一商业法规（UCC）”，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商业法重要领域的范围广泛的法规。

1998年5月WTO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庆祝多边贸易体制建立50周年时把电子商务自由化作为重要议题，并发表了《全球电子商务联合宣言》。6个月以后，美国又推出了发展电子商务的最新计划，强调保护在线购物的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政府在1998年10月颁布了《互联网税收自由法案》，规定在3年内禁止征收新的因特网访问和服务税。1999年1月1日起，美国要求联邦政府所有对外采购均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将美国电子商务推上了高速列车”。12月，美国有关部门公布了世界第一个《INTERNET商务标准》。同年，美国政府还公布了《互联网保护个人隐私的政策》。

2000年2月1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公众对电子商务障碍的评价报告。2000年3月，美国与欧盟就网上隐私权保护问题达成安全港口协议。2000年6月，克林顿签署了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电子签名法》，表明美国的电子商务的发展走上了联邦统一立法的道路。

二、美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政府政策支持

（一）美国电子商务行业基本经验

美国的电子商务发展经验表明，电子商务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包括以下几方面软硬件配套设施及适当的发展环境：1、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网络是电子商务的传媒和载体，没有高速通信网络的技术支持，电子商务将流于空谈；2、金融支付手段的完善。电子商务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零距离支付和零距离购销，离不开安全有效的金融服务的支持；3、标准和法律环境建设。电子商务涉及数字签名、电子发票、电子合同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信息安全问题、隐私权保护问题、交易程式规范和数据交换标准等诸多技术问题，急需法律和统一技术标准提供相关的保障；4、企业内部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企业要实施电子商务，就要实现企业信息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共享，并将自己与贸易伙伴联系在一起，建立快速回应系统，实现“零库存”；5、实物商品配送服务体系的建立。缺少专业化的、社会化的商品配送服务体系，电子商务只能实现网上购物目录服务。

电子商务从其交易双方的形式和实质内容上，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企业对消费者(BtoC)、企业对企业(BtoB)、消费者对消费者（CtoC）以及企业对政府（BtoG）、消费者对政府(CtoG)等形式。无论怎样划分，电子商务的核心应该是企业间的电子商务，作为经济活动“细胞”的企业在新经济形式中仍然居于核心地位。

（二）美国政府支持电子商务发展采取的法律政策措施

电子商务向现有的传统商业规范模式提出了技术、财务、法律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重大挑战，这使得电子商务的推广过程不同于一般新技术的推广，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政府有计划地进行电子商务的推广，不仅可以大大加快其发展速度，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方面，美国运用计划方法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美国政府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措施立足于倡导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宏观组织协调、创造市场环境、注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体制与制度障碍、推进全球合作等数项基本原则，从战略角度鼓励发展电子商务，以信息技术促进产业革命，从而全面推动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了几项有利措施：一是利用政府采购上网、通过互联网清单、推进政府信息化等方式，促进和影响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二是直接资助，支付电子商务技术的研究开发费用、电脑及附属设备的升级改造费用，以适应电子商务网络技术的推广；三是通过税收政策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克林顿政府通过了《互联网税收自由法案》，同时成立电子商务发展委员会，积极倡导减免关税，以税收为杠杆，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四是开放通讯行业，允许多家企业竞争，通过公平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五是美国政府不直接监管电子商务，而是成立行业组织“电子商务协会”，由协会制定本行业的经营和竞争规则，包括登记域名、注册网站、仲裁纠纷和调查公布网站信用等，约束行内企业，促成行业自律；对违法行为则通过司法手段予以制裁。

克林顿两届政府（1993年～2000年）对电子商务的支持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克林顿执政时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的繁荣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而电子商务理论及电子商务技术本身所产生的客观效应，使得网络技术与信息化紧密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电子商务的价值。1998年，克林顿政府通过了《互联网税收自由法案》，规定对凡在2003年10月前由电子商务运作所产生的产品或商品流通税给予免缴的优惠。这项规定主要分三个层面，一是减免关税。美国国际电子商务推广促进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给予国际贸易中运用电子商务形式进行交易的某些商品部分或全部关税免除的待遇；二是厂商与厂商之间的交易往来免税，激发了企业之间的贸易热情，使BtoB交易方式流行起来；三是除消费税，鼓励消费者运用网络进行消费，直接从电子商务活动中得到实惠。

1997年制定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集中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发展电子商务的三项基本政策：（1）让企业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2）政府参与的管理应以积极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为原则，强调政府的参与应从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的角度出发，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及合理解决纠纷机制，防止假冒，增加透明度，支持商业交易，制定适合电子商务环境的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政府应认识到Internet具有飞快增长的扩展速度和与日俱增的涉及范围，所以及时地调整管理模式和管理政策是非常必要的；（3）在国际范围内促进Internet上的电子商务。

总之，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在推进现代产业革命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扶持、培育的力度极大。在对电子商务监管中，美国政府恪守政府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越位不错位；经营和竞争规则由行业协会制定，政府不介入，不偏袒，扶持而不直接干预，管理而不越俎代庖，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上述政策措施是美国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缩影，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行政管理科学发挥作用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其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美国电子商务监管体系

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使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监管涉及多个部门，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其监管电子商务的体系与国家的市场监管体制基本相当。从监管的角度看，电子商务的监管主要包括市场经营主体的监管、市场行为的监管以及市场体系的监管，其重点在于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

（一）美国市场监管体制

美国政府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主要集中在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广告监督管理、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监督管理体制上。

1、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监管体制

美国实施反托拉斯（即垄断）法的机构有两个，分别是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反托拉斯局是一个在反托拉斯以及其他有关事务方面代表政府从事管理活动的专业法律机构，在行政上隶属于司法部，其主要职责是实施反托拉斯法，监督和贯彻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其追究违反该法行为责任后果的方式是在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执法机关，它的工作直接受国会监督。委员会内设竞争局、消费者保护局、经济局，同时还设置国会关系办公室、公众事务办公室、消费者和竞争保护办公室、消费者和商业教育办公室、法律顾问办公室等若干机构。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但为了使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委员会的职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全国设有10个垂直领导的地方办公室，每个地方办公室负责管辖几个州的反垄断和消费者保护事务。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执法机关，《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行政调查权、要求报告权、资料公布权、公司重整权、结束行为和停业令权以及准立法权、准司法权。

2、广告监督管理体制

美国政府管理广告的主要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它代表政府对广播、电视进行管理，负责确认电台与电视台的经营资格，对电视台、电台播出广告作一些具体规定。一旦当事人违反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委员会有权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或对当事人起诉，追究其民事或刑事责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下属的消费者保护局没有广告处，对州与州之间的违法广告进行管理和查处，同时还受理由于广告引起的一些经济赔偿案件，做出必要的行政裁决。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出版一些有关广告的指南性读物，使广告从业者切实了解哪些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哪些是应该避免的。

此外，联邦保护消费者委员会可以依据联邦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律，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广告和广告商提起诉讼。其他如联邦邮政总局、联邦农业部、联邦证券委员会、美国专利局以及国会图书馆也可以按照各自的职能进行监管。

3、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

美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主要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停止违法行为令”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基本执法工具，具体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某种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规定的行为作出行政裁决后，二是委员会颁布了某项具体的贸易规则后。另外，美国商务部也具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职能。

（二）电子商务监督管理

根据美国电子商务专家的介绍，目前美国电子商务监管工作主要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白宫高科技办公室等政府部门及非官方协会进行行业自我管理。由于电子商务发展时间尚短，美国政府目前未明确由哪一个政府部门或机构主管电子商务。克林顿政府时期对电子商务基本采取宽容自由、放任发展的，随着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政府就进行指导性立法，以便更好地规范电子商务市场。根据传统的行政管理经验，美国联邦政府对电子商务的扶持和促进主要体现在调整税收政策和电信行业政策方面，一般不介入到具体的管理事务中去。

至于网络欺诈行为视性质而定——若为全国性的，就由美国证券委员会行使管辖权；若为地方性的，严重的由司法机关介入，一般性的由商会仲裁，不过最终均通过法院解决。美国目前出现的网络欺诈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网上购买股票诈骗行为，属证监会管辖；与股票无关的属联邦调查局管辖。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目前网络交易发生纠纷的不多，即使发生按照美国有关法律可马上退货，或寻求地方商务仲裁委员会仲裁、消费者委员会及法院解决，其主要法律根据是美国统一商法典。在电子商务中出现的小额的争议和纠纷，一般由当地的商务仲裁委员会解决，或者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法院对诉讼标的在1万美元以下的诉讼设立专门的法庭，并采取相对简单的程序，诉讼的周期和费用都控制在当事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在行业自律管理方面，美国的电子商务管理很多是由非官方机构来承担的，如著名的E-TRUST和DandB公司，就是由政府鼓励支持，由企业出资设立的非盈利性机构。这些负责行业管理和协调工作行业协会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在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方面确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总的来讲，美国电子商务的经营秩序基本良好，这种良好的经营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传统交易活动中已经具备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已经形成的良好的交易环境，以及经营者对自身商业信誉的重视。

（三）美国规范电子商务立法浅析

美国是判例法系国家，司法过程实际上是立法过程的一部分，法官作出裁决必须坚守“遵循先例”的原则，因此美国的立法体系较少预先创设法律。面对电子商务这一新鲜事物，美国政府的立法宗旨主要是事后救济。美国规范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大致可分二类：一是现有法律，如统一商法典等；二是专项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互联网税收自由法案》、《INTERNET商务标准》、《网上电子支付安全标准》、《互联网保护个人隐私法案》、《电子签名法》。另外，对于“电子付款”、“网络银行”、“线上下单”等，美国政府也都已着手拟订修法草案。

电子商务发展初期，美国的监管比较宽松。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和一些问题的出现，美国相继公布了《网上电子支付安全标准》和《全球电子商务纲要》，许多州通过了《电子签名法》和《互联网保护个人隐私法案》。这些法律法规较好地解决了电子商务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电子商务行为。

即使象美国这样一个电子商务发达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治国家，目前对电子商务监管的专门立法也并非很多，并非十分完备和健全。究其原因：一是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持支持鼓励态度，不愿设立太多的条条框框阻碍其发展；二是电子商务活动并不是整个商品买卖交割、支付过程都是电子处理，是10%的电子处理、90%的传统式商品买卖运作行为，即许多现有的法规仍适用，并非过时；三是电子商务发展时间尚短，人们还未能完全揭示电子商务的规律及潜在问题，对其管理只能从“补救”逐步走向“预防”。美国的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目前对电子商务的监管比较放任，出现问题才介入管理，主要是事后补救。今后应作预防性立法，使美国的电子商务法律规范体系逐步达到完善和健全。

四、中、美两国电子商务的比较与借鉴

（一）与我国电子商务管理的比较

1、我国缺少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建立电子商务所需要的法制环境。目前，我国先后制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网络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暂行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出入口信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40余种。1999年3月15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采用数据电子形式订立合同的法律地位也给予确定，但是对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也还是停留在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的状况。缺少有关电子签名、电子合同等电子交易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电子商务方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私人隐私权的立法，网上交易各方面的权、责、利不明。

2、政府电子商务管理脱节。美国等国家基本采取上网浏览和接受投诉的方式，强化对网上欺诈、侵犯消费者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在加强电子商务政府管理方面，美国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责、权。全国性问题由联邦证券委员会管理，地方性问题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与股票有关的电子商务问题由证券委员会管理；与证券无关的网络欺诈由联邦调查局管理。此外，由白宫高科技委员会支持电子网络科技发展，引导行业出资成立调查公司，对每个公司经营信誉进行评估；联邦贸易委员会运用实体市场的法律对有网上欺诈行为的公司进行查处。而我国面对这一新兴的综合工程，缺乏相关部门的密切合作和明确分工。全国乃至同一地区各部门之间均未实现电脑联网，信用信息相互保密，信用资源难以共享，使其成为电子商务管理的前提障碍。同时，部门职能不明，管理职能交叉，存在有能力管理的部门无管理依据、有依据的部门无管理能力的情况固有企业化的部门管理难以适应社会化的电子商务发展。

3、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尚不能完全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居亚太地区之首。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上网计算机数2000年1月为350万台，2001年1月为892万台，2002年1月达到1254万台；国际出口带宽2000年1月为351兆，2001年1月为2799兆，2002年1月达到7597.5兆。高速宽带互联网络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制约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网络技术瓶颈有望得到缓解和逐步解决。但是，我国网络建设较慢，网络运作质量尚差，电信费用较高；网络安全性能差，信息安全缺乏保障。对网络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必须要有网上工作平台，至少要有可上网电脑，但中国相当多的地方基层执法单位都不具备此条件，直接制约了我国电子商务违法案件的查处。

4、网络经营缺乏信用基础。总书记指出，互联网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真实性问题。电子商务作为虚拟市场，其规则是与物理市场规则等同的。只是因Internet的特殊性而产生不对等性。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经营者的合法，加强跨地区和国际间的合作，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等都必须以市场信用和社会信用为基础。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极少有明目张胆欠债不还、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现象，首先是受益于他们有健全的信用法律制度。如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平信用报告法案》规定，不守诚信将受到严厉惩罚，迫使大家养成守信的习惯。而当前中国信用立法欠缺，尤其对目前大量出现的网上信用调查组织和网站评级机构等信用中介机构管理的立法一片空白。这些信用中介机构经营混乱，自身的信用缺乏保障，直接影响了我国证券业、网络销售等健康发展，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与规范必须标本兼治。

（二）对美国电子商务发展经验的借鉴

毕竟美国的国情不同于中国，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电子商务的成功经验，而不应照搬照抄或盲目模仿。

1、政府政策。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中，美国政府的政策基调是尽可能按市场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要求减少企业的包袱，多让企业发挥作用；现有法律不能规范电子商务行为的，并不急于立法。“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全力应付国际问题，对电子商务的发展采取放任政策，也未作投资。而我国的现代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信用意识比美国低得多，电子商务的发展刚刚处在起步阶段，这决定了我国必须着力解决自己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政府要加大协调力度，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电子商务作为一种代表未来方向的贸易形式，国家经贸委、外贸部应承担培育和促进的责任，信息产业部应集中精力继续推动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还涉及金融、运输、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因此应建立一个高层次、跨部门的协调与监管机构。要在资金政策上加大引导力度，尽快建立能促进电子商务创建的风险投资基金，使我国的企业能够得到最初的创建资本；另一方面放宽高科技公司的上市条件，使初步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公司能得到发展资本。

2、监督管理。电子商务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安全问题、税收、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问题，由于其特有的虚拟性和无国界性，使交易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在美国，有的网络公司通过给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进行欺诈，有的消费者利用信用系统骗取商品，有的网站宣称房屋贷款免利息，还有消费者在网上修改自己的不良信用记录，另外还设计电子合同的履行、著作权的侵犯等问题。美国电子商务存在的这些问题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存在，因此急需对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秩序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整顿。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迅速，而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们的信用意识差、对复杂经济现象的判断力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必须发挥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作用，引导电子商务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同美国相比，我国的优势在于有着一支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综合执法队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各级政府应注重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市场监管主力军作用。工商部门在监管各类市场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人才，执行的各种国家法律法规与电子商务密切相关。在我国的电子商务体系中，市场监管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对电子商务进行监管，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经贸委、科技部等在各自领域进行监管或向工商部门提供技术协助。

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篇2

一、考察报告的文体特点

名级各地公派人员的外出考察活动日渐增多。每次考察活动结束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考察人员往往要将考察的情况、学到经验及受到启示等，写成文字材料报告本单位或上级有关领导，以便借鉴外地有益的做法和经验，推动和改进本单位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这些年外出考察报告的写作频率明显提高，而且越来越为各级领导所重视。

一种类似于调查报告的独立的应用文体。既不属于记叙文，考察报告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常用的事务公文。也不属于论述文，有三个明显的文体特点：

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一是记叙和论述兼而有之。考察报告的写作以考察活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为基础。通常要用一定的篇幅对考察的情况和事实加以叙述和说明，有时还需要少量的描写或抒情，需要引用一些当地的谚语、惯用语或群众议论等。叙述情况的同时，考察报告中还要明确地表示出作者对考察对象及有关情况的看法、意见和态度；有时还要将外地的经验与本单位的情况进行简要的分析比较，提出一些评价性、结论性或启示性的意见。而这些又需要用议论的方式来表达。可见，考察报告中的记叙和论述缺一不可。

写作者必须先对考察中所获取的大量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二是观点支配和统帅材料。考察报告的写作同其他应用文写作一样。形成综合性、结论性的观点或意见，然后才能进入实际的写作状态。离开丰富的考察材料，就难以提炼报告的主题和观点；离开正确的结论和观点，同样无法准确地归纳考察的情况、事实和典型事例。考察报告中，议论成分明显地占居着主导地位，而叙述成分只是对结论和观点起着配合作用。

用语质朴自然，三是语言和材料客观准确。考察报告选词平实准确。基调庄重严肃，措辞讲究分寸。既不同于以说明为主的解说词和简介材料；也不同于描绘性情感性较浓的事件通讯或游记散文。材料的选用上必须客观、真实、准确。报告中所引用的数据应是经过当地核实和确认的数据；报告中所列举的事例应是真实的新鲜的具有典型指导意义的事例，不允许使用道听途说的有水分的材料。

二、考察报告的基本结构

在外观结构上，考察报告有标题、正文和落款。标题通常由事由和文种组成。如《关于赴经济开发区参观考察的情况报告》。也有的标题略去事由，直书《参观考察报告》、《出国考察报告》等。落款一般写“考察团(队、组)”，也有的在落款中标明考察人员的姓名。落款之下写年、月、日，一般不加盖公章、私章。

在正文内容的结构布局上通常分为三部分：

(一)考察概况部分

这部分是考察报告的前言或序言。通常包含以下一些内容：有的重在介绍起因，简述本次考察的动因及背景，指明为什么要对某地区某项目进行考察等；有的主要简述过程，叙写本次考察的时间、地点、涉及范围及考察方法等；还有的侧重说明情况，介绍考察对象的基本情况、突出成绩、显著特点、典型经验及对其考察的意义作用等。这部分内容的写作要开门见山，简明扼要，篇幅不宜太长。

(二)考察内容部分

这部分是考察报告的主体。要写出考察对象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做法、基本经验、突出成果等。内容布局上可视情况采用纵式、横式、合式的结构安排方式。

采用纵式结构的考察报告，通常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按照考察的先后顺序，自然地逐“点”叙写。即以作者的考察活动为线索，把参观的若干个单位、走访的若干个人、考查的若干个“点”串在一起去写。既要交代各“点”情况，又应突出考察重点。有时还可以对每个点侧重讲一个特色或一条经验，防止报告内容重复。另一种是按照考察对象本身发展变化的过程或时间顺序来写。这种结构方式适用于反映考察对象的情况，可将其发展过程大致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去写，然后归纳综合其做法和经验。

采用横式结构的考察报告，主要是按照考察对象的几种做法、几条经验、几点体会或认识来分别组织材料，逐项加以叙述或论述。采用这种写法要在材料的筛选分类和各个小观点的提炼上下功夫。为使叙述眉目清楚，对于各个相互并列的内容往往要分段叙写或者用小标题分隔。各段的小标题或头一句话就是小观点，它们与考察报告的主题或总观点形成“众星捧月”的格局。

采用合式结构的考察报告，通常按总分式或对比式安排材料。总分式安排，就是对考察对象的情况先从总体上展现概貌，然后分述各部分内容；或者先分述各部分内容，然后从总体上加以概括和深化。对比式安排，就是将两个不同的考察对象或者将某一考察对象内部两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对比；也可以将考察对象的情况与本单位的情况加以对比。通过对比区分优劣，突出考察成果，获得某种启示或借鉴。

(三)收获与启示部分

这是考察人员谈收获、讲认识的部分，以议论为主。在这部分内容中，有的是对考察对象提出总的印象和看法，总结本次考察所受到的教育和启发；也有的是对考察内容从理论高度加以概括和升华，指出其具有规律性的可借鉴的东西；还有的是根据考察的情况和结论，联系本地实际，针对性地提出学习与改进工作的意见或建议。这部分内容具有结论性、启示性和参谋性，是对报告主题的深化和升华，虽不宜详写，但不可不写。

三、考察报告的写作要点

考察报告是用来反映考察情况、传达外地经验、为本单位领导的决策和工作提供参考的。因而对其材料的真实性、经验的先进性、观点的新颖性和内容的适用性有着较高的要求。写作中应着重抓好以下三个环节。

首先是考察要细。细致地、系统地观察，充分地详尽地占有材料，是考察报告写作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浮光掠影式的考察或者满足于掌握考察对象准备的某些情况简介材料，那就不可能写出像样的考察报告。一般来说，考察报告的写作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明确的考察目的。单位派出人员考察通常有两种动因：有的是为了打破本单位封闭保守的现状，让干部职工通过外出参观考察开扩视野，解放思想；有的是为了针对性地解决本单位改革发展中的某些关键性问题，吸取和借鉴外地的宝贵经验。对于领导者既定的考察目的，撰写人员应心领神会，并从考察目的出发，牢牢把握考察的范围与重点，有意识地收集和积累相关材料，做到考有所向，察有所获，胸中有数。二是要有相关的业务知识。确定考察目标后，考察人员应加紧做好与考察课题相关的知识准备工作。要主动熟悉和钻研与考察课题有关的理论或业务知识；学习和重温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报刊资料；尽可能提前收集掌握一些与考察对象相关的史地材料或背景资料。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考察工作的主动权。三是要有科学的考察方法。考察中除认真看资料、听讲解和实地察看外，还应采取个别走访、小型座谈、参与当地某些活动等方法，尽可能多地了解和记录第一手材料。占有材料越充分，考察报告的内容就越厚实。

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篇3

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是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的有效途径，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供电企业而言，由于长期以来的封闭格局，过于强调自力更生，习惯于故步自封，限制了企业前进的步伐，供电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企业管理水平、经营理念、员工综合素质等方面都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大型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要求。而通过开展对外交流，不仅能使我们尽早地了解、熟悉、掌握引进设备如开关、变压器、电缆等的性能，特点和工艺，还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如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质量管理方法、财务管理方法等，以提高企业实力与人员素质。采取对外交流的形式之一如请外国专家到现场指导，可使更多的技术工人掌握先进工艺，施工技术；派遣技术骨干、后备干部参加对外技术交流（如中长期有针对性地到国外学习、培训），也可培养出一批思路开阔、反应灵敏、了解世界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易于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应用于工作实践的供电企业所需人才。

企业要发展，离开科技不行；科技要进步，离开人才不行。开展对外交流，既能利用国际先进技术资源，又能借助外力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这是一种花钱少、收效大、事半功倍的好形式，对加速企业的发展是有利的和必要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使我们的管理和科技人员及时获得新的信息，更新知识，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减少浪费，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供电事业的发展。

武汉供电公司是隶属于湖北省电力公司的特大型供电企业，承担着武汉市800多万人口、8467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供电任务，输变电设备数量和供电能力在华中地区处于前列。鉴于武汉供电公司所处的重要地位，企业除需要搞好内部管理外，还必须放眼世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学习国际社会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要真正成为与国际接轨的一流供电企业，必须通过学习、吸收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一流的技术、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管理水平。通过引进国外智力，使广大科技和管理人员的观念得到更新，职工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开展对外技术交流和科技咨询活动，推动本企业的科技进步，为企业的设备和技术引进工作提供可靠有效的信息，拓宽在电网建设规划、城、农网改造、经营管理工作方面的思路；通过不断采用新技术、新设备，进而提高企业的整体装备水平，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供电技术与管理水平的差距。

二、开展对外交流必须坚持不懈，加强管理

武汉的供电事业是十九世纪洋务运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产物，早在1892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纱麻四局就有电灯1140盏。武汉供电公司的前身—1906年成立的既济水电公司大王庙电厂的发电设备就是购买的英国产品并由英国工程师指导安装。解放后我们与国际间的联系也从未间断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设的青山电厂就是由苏联提供的设备及技术；1956年在敷设青谌线35千伏过江电缆时请的是日本专家指导；七十年代我公司技术人员就被派往非洲援建埃塞俄比亚电力工程；七十年代中期我公司专技人员出访罗马尼亚、日本、德国等国，参加国际会议、研修、考察、招投标，设备验收、培训等交流活动；八十年代初投运的500千伏凤凰山变电站引进了两台日本生产的变压器及瑞典生产的静补装置和监控设备；尤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交流达到了高潮，我们坚持不懈地开展这项活动，认真进行管理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积极开展技术交流活动

请外国公司前来举办技术介绍会或研讨会，这对我公司的发展和规划，对更新人们的思维和观念、提高文明程度，以及对具体的管理模式的制定、确定设计思路、设备选型等都大有裨益。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多次与外国知名厂商的技术交流，交流内容涵盖中高压电缆及其附件技术、输配电设备，配电自动化系统及设备、功率电能精密检测技术等诸多方面，仅**年10～12月间，我们就组织了4次40人以上的技术交流会。这些对外技术交流活动，既有利于我公司专技人员及时了解国外的新技术发展动向，又有利于我们的设备选型和技术引进工作。在这些卓有成效的技术交流基础上，武汉供电公司陆续使用了一些进口的电气设备，在10个变电站投运了引进的变压器、电容器、GIS组合电器及开关装置，在17条输、供电线路上使用了XLPE电缆、中间接头、终端设备及架空导线等，这些设备在电气参数、环境保护、节能降损等方面都比较先进，为提高供电可靠性及公司的整体运行水平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此外，我们还尽可能地组织技术人员参观国内举办的大型国际电力设备和技术展览会，在这些展览会上也可直观地看到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这是一种投入最少的“国际考察”。

2、聘请外国专家进行技术咨询

1996年5月，我公司通过武汉市政府外办和国家外专局，从德国退休专家局请来了经验丰富的电气工程师，就输配电技术进行了为期三周的专题技术咨询讲座。德国专家向我公司专技人员介绍了德国城市电网规划、电网调度通讯及运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并在参观、考察、座谈之后，就我公司当时的状况提出了十五条书面咨询建议。我公司和各方专家一致认为，这些建议提得很好，对武汉电网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例如：“公用照明采用三相系统供电”，“供电企业要有一支能够进行各种技术测试的机动测量队伍”等建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些已进行了改进，有些还在继续完善之中。

3、有计划地组织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出国交流

从1985年起我公司就开始有计划地派出专技人员赴国外进行对口研修、培训，其特点是时间短，收效大，引进智力的层次高，出国培训人员回国后都能对所学的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例如，1999年，为加快城网配电自动化的改造进程，我公司派出了8位中青年专技人员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进行为期三周的培训，回国后都各自撰写了1～2篇技术报告，并很好地完成了公司的配电自动化规划制定工作。在引进设备的同时，我们也注重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仅电缆技术一项，公司就先后派出38位工程技术人员赴瑞典、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培训，如今，公司已拥有一支了解国外先进施工工艺、技术娴熟并具备一定资质的电缆施工队伍，他们不仅担负着公司高压电缆的施工任务，还多次协助其他省、市兄弟单位出色地完成了进口高压电缆接头和终端的安装工作。2002年，公司派出2名年轻的生产技术骨干参加湖北省电力公司组织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赴加拿大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学习，回国后，他们不仅撰写了有一定价值的学习论文，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了成绩，如今，这2人都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其中1人还走上了公司领导的岗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公司先后派遣人员出访了法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其中，仅参加各类技术培训的人员就达152人，这些培训活动在更新知识、开阔眼界、提高管理人员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重视对交流成果的管理、跟踪与推广工作

对于每批出国人员，都要求他们在回国后认真进行总结，写出出访报告，以扩大出访成果，我们阶段性地汇编《出国考察报告》，共收集考察报告110多篇，对部分有价值的报告我们还推荐刊登到公司刊物《武汉供用电技术》和《武汉供电》上，起到了良好的交流和借鉴作用。另外，对于学用结合较好的作法，我们进行跟踪调查与总结，加以宣传与推广，例如在XLPE电缆的施工中，电力工程处的出国培训人员灵活应用国际新技术，闯过了一道道技术难关，保证了电缆施工质量，我们及时总结和推广了他们的先进经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5、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储备

开展对外交流，少不了外语这个重要工具。我公司十分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储备，一方面，对于专业工作者，让他们多参加各种外语强化培训班和随团出访翻译工作，不断提高他们驾驭笔头或口头外语的能力；另一方面，做好外语的推广普及工作，从员工中培养筛选外语人才，为公司的长久发展打牢基础。公司多次组织外语培训和外语知识竞赛，举办了二期BFT考试英语培训班，有36人取得BFT高、中级合格证，合格率达88％，从而储备了一批外语水平较高的人才，也为公司开展对外交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还积极鼓励员工参加各类外语竞赛活动，如在湖北省电力公司组织的历届英语知识竞赛中，公司多名同志进入了省公司外语人才储备库，并有1人获得了省公司兼职英语翻译资格。**年，我们组织了一次全公司性的科技论文翻译活动，并将部分好译文通过《供用电技术》专刊予以发表，为广大英语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应用外语知识、交流和提高外语水平的园地，激发了他们学英语、用英语的热情。我们还计划在公司内部成立一个英语沙龙，将对英语有兴趣并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员工组织起来，不定期地开展学习、研究与口语练习活动，创造一个学习英语、运用英语的良好氛围，让英语爱好者在交流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三、关于对外交流工作的思考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是加快供电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供电企业的对外交流今后必须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1、与时俱进，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供电企业要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外交流。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拓展思路，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服务管理、人才管理、财务管理等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经营方式，不断创新提高。开放、交流的途径十分广泛，既包括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又包括引进国外的智力。与资金、技术相比，智力是活的知识力量，它的作用是远非设备、书本、资料、图纸所能代替的。在引进设备的同时，可通过合作设计、合作制造、合作开发等形式，引进技术，培养人才，取长补短，提高我们的自主开发、应用能力，走出一条适合供电企业快速、持续发展之路。

2、加强计划性，做好预安排。要针对城网、配网、农网建设、企业管理、多经企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开展对外技术交流。结合供电企业的发展需要，配合一定时期内企业的中心工作，做好对外交流项目的计划，并充分保证其实施。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公司对外交流的侧重点已有所调整，除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技术外，还要积极为多经企业牵线搭桥，及时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努力为多经企业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为其开发适应市场的产品乃至“走出去”提供有效的建议和帮助。

3、着力培养中青年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要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出发，大力实施人才战略。派出人员的选拔必须遵循德才兼备、按需派遣、学用一致、确保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按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年龄层次、身体状况、外语能力等方面的条件，多派出中青年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通过举办多种类型外语培训班及对外交流系列形式培养出一批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惯例、善于运用“游戏规则”进行商贸、谈判等活动的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同时，还要考虑交流项目的系统性，使派出人员通过对外交流活动成为精本专业、通相关专业、懂其它专业的一专多能型人才。

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篇4

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组织部门的干部也有一些不足。有的不同程度地存在脱离实际、脱离基层、脱离群众的问题；有的知识面比较狭窄，视野不够宽广，根基不够扎实，素质不够全面。由此产生了三个问题，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不够强。有的干部想问题办事情，只是从组工业务本身出发，就党建抓党建，不能自觉地把组织工作放到党的工作大局中去谋划、使组织工作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开展。二是服务干部和基层的办法不多。对分管干部所处的复杂环境、从事的业务工作不甚了解，对他们的追求和艰辛体会不深，难以设身处地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三是组工干部本人的发展也受到限制。由于组织部门的特殊职能，社会上对组织部门干部比较尊重，在这种氛围下，不少同志的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的紧迫感不强，影响到个人全面发展。

关于提高组工干部综合素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了解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基本思路，增强服务于大局的自觉性。主要是了解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即“两个一百年”目标：在建党一百年时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建国一百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还要深入了解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的五年规划。

到建党一百年，还要有3个五年规划，本世纪初的前二十年，即前4个五年规划期间，是国家面临的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了解每个五年规划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基本思路、主要任务和关键性举措。在这个大局内谋划组织工作，才能定位准，方向明，思路清，贴得紧。

了解经济建设的基本知识，增强围绕中心开展工作的本领。干部工作中，少不了要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工作水平。怎样评价、怎样看待？这就是既要看总量指标，又要看结构指标；既要看增长速度，又要看增长质量，既要了解经济增长的动力，又要了解经济成果的使用。此外，还要了解金融情况，如存款、贷款总额和增长率，以及存贷比等。对这些基本的情况不了解，就很难对所考察的干部和领导班子的工作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也很难对干部本人的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只有了解经济工作全局，才能整合组织资源，把握工作主动权，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了解地方和基层，增强为地方和基层服务的能力。了解地方，首先要了解区位、自然资源、交通状况和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发展状况。其次，要了解区域发展战略。就大者而言，有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加快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四大战略。就一个省而言，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的发展条件不同，发展的水平不同，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战略。再次，要了解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重点。地方干部的中心任务是促进发展、加快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抓大项目是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了解以上这些，可以把握一个地方发展的优势、干部的兴奋点和主攻方向，从而选准用好干部，制定切合实际的干部人事政策。了解基层，主要是了解城市社区、农村及企业的主要情况和主要任务。

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愿望需求。当前群众普遍的实际困难是上学难和看病难，以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有效保护。他们迫切希望能提高收入水平，享受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了解群众，可以使组工干部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

关于提高组工干部的综合素质，应当运用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并不断创新方式和途径。笔者认为可从这些方面采取措施：

要拓宽组工干部的来源渠道。除了从组织系统选调和从优秀的高校毕业生中招录，还要从地方、部门、企业、高校选调一些经过多岗位锻炼，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中组部机关可选调一些优秀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委书记、县长等。在专业选择上尽可能宽一些，具有文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干部均可选调。

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篇5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切实做好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以下简称拔尖人才）的选拔管理工作，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指拔尖人才主要是指经选拔在我市从事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开发与转化、经营管理、文教卫体等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拔尖人才选拔工作应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控制总量的原则，不受身份、技术职务和资历的限制，以对社会贡献和政治表现为依据，严格按照选拔条件和规定程序进行，确保质量。

第四条拔尖人才的选拔管理工作由市委组织部负责，具体工作由拔尖人才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负责。

第五条对拔尖人才实行动态管理，每三年选拔一次，管理期限为三年。

第二章选拔范围和条件

第六条凡在我市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未脱离专业技术岗位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在专业技术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党政机关干部，均可参加拔尖人才的评选。已列入市管干部的，不再作为拔尖人才的评选对象。选拔拔尖人才，以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年龄一般不超过52岁；对贡献大、名望高、身体健康仍从事其研究领域工作的专家学者，年龄可放宽到57岁。

第七条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遵纪守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近三年在专业技术工作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一）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主要研究人员；获国家星火奖、专利奖、发明创造奖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的主要研究人员；

2、承担国家基金项目或列入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科研课题的主要主持人或课题负责人，参加国家或省（部）重大科研、技术、工程项目（正在进行或已完成）实施的主要人员；

3、获省（部）级科学技术省长特别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前三位人员；

4、以第一、第二作者在国外杂志或国际会议上发表，并被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索引）检索的论文一篇，或以第一作者在国家一级期刊上发表本专业论文二篇，或独立撰写正式出版过专著二部，或参编国家计划的教材二部，本人撰写在10万字以上；

5、获两项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前二位人员。

（二）在教育教学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获一项国家教育教学科研成果奖、优秀教学成果奖或获部级荣誉称号的教育工作者；

2、直接培养的在校学生在国际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中获二等奖以上或在全国中学生学科联赛中获一等奖的教师；

3、直接培养的在校学生在全省中学生学科联赛中获二项一等奖的教师；

4、获一项省教育教学科研成果、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或两项省教育教学科研成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的负责人（主持人）及获省级荣誉称号的教育工作者；

5、培养出打破全国记录的运动员的教练员或直接为国家培养（两年以上）输送（三年以内）优秀运动员（在国家大型运动会或锦标赛中获金牌）的教练员。

（三）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在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省重点工程中解决了重大理论或关键性技术、疑难问题，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并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人员；

2、在市以上重点工程建设、重大技术改造、引进项目中，担任设计、施工方面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四）在农业技术方面有下列成绩：

从事农业栽培、农产品加工等相关技术研究、应用、推广或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获得一项三等以上国家农牧渔业丰收奖或一项二等以上省山区创业奖或取得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人员。

（五）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在医疗卫生（含计划生育）方面，技术或成果填补了省级以上本专业空白，并得到了推广，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的人员；

2、在医药科研中，发明研制新药、特药，被省以上卫生或医药药品监督部门认定，属省内首创，疗效显著，并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主要研究人员。

（六）在新闻出版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在新闻宣传工作中，成绩显著，获部级新闻作品评奖活动一等奖或连续三年来每年在部级报刊（台）发表头条文章二篇以上的新闻工作者；

2、获二项省级新闻作品评奖活动一等奖的专业人员。（七）在文化艺术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在、文化部、中国文联主办的全国性有届次的权威性评奖活动中获三等以上奖项者；

2、在省政府、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省文联主办的全省性有届次的权威性评奖活动中获二等以上奖项者。

（八）在管理科学方面取得下列成绩：

在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首创或推广、应用现代化管理方法，有重大改革和创新，使企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内行业先进水平，单位经济效益居全国、全省同行业领先水平，主要产品获国际、国家、省（部）级奖，企事业单位通过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本人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或二次市级荣誉称号的优秀管理者。

（九）在推广应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完成科技项目产业化一项，项目投资额500万元以上或转化高新技术成果二项，累计成交额200万元以上的；

2、在省（部）级以上的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技术能手（标兵）称号或在企业技改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工人。

（十）获国家、省以上优秀专家称号的各类人才。

（十一）在律师、公证、刑侦、审判、检察、交通管制或其他行业中做出突出贡献，被公认为专业学科技术带头人，并在全省乃至全国享有较高声誉的人员。

第三章选拔方法和程序

第八条选拔拔尖人才，采取组织推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法。

第九条拔尖人才的选拔程序：

（一）公布条件。宣传选拔拔尖人才的指导思想、标准条件和方法步骤；

（二）个人申请。由单位、学术团体向所在单位主管部门推荐，同时提交能够反映本人专业技术水平和工作实绩的论文、著作、获奖证书等原始材料（管理型人才涉及经济效益的材料，要有财税部门的证明）。

（三）人选初评。各县（区）、市直企事业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根据选拔范围和条件对人选进行初评，初评时要组织专家和有关人员对被推荐对象进行考察，科学、公正、准确地确定初选人员，并将初选人员申报材料和论文、著作、获奖证书等原始材料，报送市委组织部。

（四）专家评审。市委组织部将初审后的人员名单按专业类别分别送交各专业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由综合评审委员会确定预选人员。

1、专业评审委员会组成：

为了使评审工作更加科学、公正、准确，评选设六个专业评审委员会，分别是：

（1）应用科学和理论研究专业评审委员会；

（2）教育体育专业评审委员会；

（3）工程技术和管理科学专业评审委员会；

（4）农业专业评审委员会；

（5）卫生医疗专业评审委员会；

（6）文化艺术专业评审委员会。

对上述六个专业评审委员会没有包括进去的专业，由市委组织部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定向组织专业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各专业评审委员会由二十人组成，市委组织部负责聘任各评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随机抽取五至七名评委进行评审；综合评审委员会由各专业评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组成，主任由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担任；专业评审委员会的职责是对上报材料进行真实性和专业水平的认定，确定本专业范围内拔尖人才人选，人选按拔尖人才名额的120%确定；综合评审委员会的职责是依据总量控制兼顾专业覆盖面的原则，按照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对人才的需求，对各专业评审委员会评选的人选进行综合平衡，确定预选人员。

2、评委的选聘条件：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政治立场坚定，能够认真贯彻实施党的“科教兴国”战略；

（2）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一定造诣，了解本专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和专业人员状况，具有高级职称或荣获过“秦皇岛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以上荣誉称号；

（3）作风正派，为人公道，有较强的责任感和大局意识，在群众中有较高声望；

（4）非本批拔尖人才候选人。

3、评审：

各专业评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核实参选人员有关材料、证件的基础上，对有关论文、论著的学术水平和奖项的级别、位次等予以确认，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排列人选名次，逐人写出专业评议报告；综合评审委员会进行综合平衡后，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入围人选排列位次，确定预选人员，由新闻媒体予以公示。评审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评委出席方能召开，人选获得应参加评审评委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方为通过。

（五）确定人选。市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对预选人员的政治表现、思想作风、专业水平、群众基础等方面进行考察，逐人写出考察报告，经市委组织部部务会通过后，报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会审批。

（六）市委、市政府命名。

第四章管理制度

第十条目标管理制度。在管理期内的拔尖人才根据自己所承担的任务，结合实际，制定出在管理期间的工作目标、年度计划和具体措施，认真填写《秦皇岛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考绩档案表》，每年以书面形式向市委组织部报告一次业务工作、政治思想、生活学习等方面的情况。

第十一条实绩考核制度。市委组织部对拔尖人才的日常工作进行跟踪考察，管理期内对拔尖人才进行一次考核，主要考核其思想政治表现、职业道德、工作实绩及其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各单位、各部门每年对拔尖人才进行一次工作目标考核。对完成工作目标的发给全额津贴，取得突出成绩的给予奖励，没有完成的视情况减发津贴。

第十二条联系制度。市委组织部、拔尖人才所在部门和单位领导与拔尖人才建立联系制度，经常交流思想，掌握情况。所在部门每年就拔尖人才的管理情况向市委组织部报告一次。定期召开不同类型的拔尖人才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第十三条调整制度。在管理期限内，有以下情况之一，由市委组织部审查，报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取消其拔尖人才称号和本办法规定的待遇：

1、因个人原因给国家或集体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后果；

2、有严重违纪行为；

3、有违法犯罪或参加反动（邪教）组织行为；

4、经考察发现不适宜继续作为拔尖人才管理。

第十四条档案制度。市委组织部建立拔尖人才档案和信息库。记录拔尖人才的实绩考核结果和调整情况。

第五章管理内容

第十五条给予拔尖人才政治上的尊重和保护。

（一）发挥好拔尖人才参政议政作用。必要时邀请拔尖人才参加有关专业研讨会；大力宣传拔尖人才的先进事迹，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

（二）培养选拔复合型拔尖人才担任领导职务。根据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对适合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复合型拔尖人才要大胆提拔重用。

（三）做好拔尖人才思想政治工作，关心他们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定期组织拔尖人才学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树立求实、创新、协作、献身的良好职业道德，激励他们在我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十六条合理使用拔尖人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对拔尖人才的工作，应根据其专业特点合理安排，充分发挥其特长。对专业不对口的，要有计划的逐步予以调整。

（二）尽量减少拔尖人才的社会兼职，使其专心致志地从事本职工作。确因工作需要兼职的，应征得本人同意，并报市委组织部备案。

（三）无特殊情况，拔尖人才的工作岗位不得轻易变动。调出本市工作的，必须事先报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再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七条帮助拔尖人才更新知识，提高业务素质。

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组织拔尖人才进行国内外的学术、技术交流。在安排出国考察或选派出国留学进修人员时，优先从年轻拔尖人才中挑选。

第十八条为拔尖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一）拔尖人才申报的科研项目，在同等条件下，本单位优先申报，各级主管部门优先审批，科研经费要确保专款专用。

（二）以拔尖人才为主承担的工作任务，配备助手和其他人员时，应尽量尊重拔尖人才本人的意见，以形成最佳群体结构。

（三）拔尖人才科研成果的开发应用，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在政策、经费等方面予以优惠。

（四）拔尖人才可优先申报推荐专业技术资格，优先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第十九条改善拔尖人才的生活条件。

（一）市财政按管理期内拔尖人才的实际人数拨付管理经费，根据组通字[2000]23号文件精神，每人每月发给技术津贴费150元。享受政府特别津贴和获国家、省优秀专家称号的人员，不重复享受此待遇。管理期内去世、已调离本市及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后又未被单位续聘的，从离岗之日起不再发放津贴。

（二）拔尖人才夫妻两地分居的，可根据本人要求将其配偶调到拔尖人才所在地。

第二十条关心拔尖人才的身体健康。

（一）卫生行政部门每年组织拔尖人才进行一次体检。体检费、医药费由拔尖人才所在单位负责。

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篇6

第二条医学科学技术档案，是指医学科学研究、科学管理、生产技术和基本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材料、图纸、照片、表报、录音带、录相、影片、计算机数据等科技文件材料。

第三条医学科学技术档案是国家档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医学科学研究过程的真实记录和反映，是深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和依据，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医学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是卫生部门科研管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医学科研技术部门，都应加强领导，把科技档案工作纳入科研管理、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的工作之中。

第二章科技文件材料归档范围

第四条医学科学研究档案

1．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课题研究计划任务书、说明书、选题报告、工作方案。

2．领导部门的有关指示、专家的建议、协作的协议书、合同等。

3．科研论文、专著原稿、研究工作报告和阶段性工作报告、年终总结报告、最后总结报告、成果鉴定书、推广使用报告、成果奖励文件、发明申请书、发明评议书、发明证书、发明奖励及研究项目的修订或撤销等文件。

4．调查和考察报告，实验、分析、试制、测试、观测的各种原始记录和数据、或经过整理的计算数据、配方等。

5．各种稀有实物、标本、样品等分别编号登记，在科室指定专人保管。

6．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图表、幻灯片、录相带、录音带、电影胶片、坐标图等。

7．对外科技合作协议书，批准文件，科技合作报告、方案等。

第五条防病治病技术档案

1．各种传染病、职业病、地方病、寄生虫病流行调查报告、防治方案、规划、总结、监测点防治点记录数据等有关材料。

2．疫情报表和统计材料。

3．计划免疫和新药临床的效果观察记录等材料。

4．住院及门诊病例的分析统计、医疗质量统计。

5．特殊病例的临床观察记录、治疗经过、病例分析、治疗经验总结，疑难死亡的病历讨论等。

6．医疗、护理等技术工作的发明、创造、革新材料及数据成果。

7．血站的科研成果、科技文件材料和数据等。

8．名老中医、教授及专家的学术经验、专著和医案、医话原稿。名老中药师的中药专著原稿，炮制技术材料。

9．婴幼儿健康检查、生长发育和调查分析总结。

10．妇女保健和疾病防治的专题材料，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妇女"四期"劳动保护等材料。

11．住院及门诊病历、X光照片、病理室标本、心脑电图室各种生化检查的登记图表等，仍在原产生单位保管。这些档案均属科技档案，其借阅、转移、销毁均按科技档案管理办法办理。

第六条教学科技档案

1．教学管理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

2．本单位自编或受委托编写修订的各种教材；水平较高的讲义、教学参考资料、实验指导书等。

3．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案的执行记录，教学日历的编制。

4．研究生的毕业设计、毕业论文；学位论文及答辩记录，报告、批复的有关文件。

5．干部进修教育、函授教育的有关规定、计划等。

第七条卫生监督和卫生管理技术档案

1．电离辐射损伤的治疗、防护、环境放射性卫生监测和剂量、电离辐射远后期效应材料。

2．核武器损伤规律、治疗、防护、监测及卫生组织措施的实验材料。

3．职业病危害的现场调查、现场测定及评价劳动条件的材料，职业病防治调查、急慢性职业中毒报告等有关材料。

4．自然环境与人体健康关系的调查研究，生活饮用水源的监测资料、工业废气、废水、废渣及生活废弃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调查材料，重大环境治理方案的技术指导材料、审查意见书等。

5．食品卫生标准、规划、技术报告、审核意见书；重大食品污染、中毒事件的有关材料。

6．卫生标准研究的材料。

第八条药品、生物制品的生产及鉴定技术档案：

1．产品计划、规划设计任务书，产品试制说明书、实验设计、实验数据、现场考核及临床试验观察记录，协作合同及完成情况报告等。

2．生产及技术检定的记录。

3．产品质量及经济技术指标完成统计及说明。

4．上级部门对产品生产、抽查及检定工作的批复、审定文件。

5．生产检定规程、细则、生产工艺、产品目录、说明、规格及使用方法的有关材料。

6．生产及检定工作经验交流会等有关资料。

7．生产及检定工作管理办法，定额指标及责任制等有关材料。

8．动物的药理、毒理、免疫实验和效果观察及临床药理、临床试验等有关材料。

9．产品改进及合理化建议、重大事故的调查和总结等有关材料。

10．国外厂商申请的新药临床试验的来函、批准文件，临床试验研究的全部材料。

第九条仪器设备档案

1．订购仪器设备的合同、协议书、以及图纸、说明书、操作规程、合格证书、装箱单等。

2．安装、调试及验收记录、报告。

3．运行使用过程中取得的实效记录，大、中修记录，事故记录及处理报告等。

4．仪器报废的技术鉴定材料、报告及上级主管单位的批件。

第十条基建工程技术档案

1．计划任务书、合同、协议书、证明书及批准文件等。

2．选址报告、工程、水文、气象、地质等基础材料。

3．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安装图纸、说明书及设计修改变更材料。

4．工程概算、预算、决算。

5．全套竣工图纸、验收报告、竣工总结。

6．工程改建、扩建及维修、使用中变更的图纸及有关材料。

第十一条其它技术档案

1．出国考察及出国进修人员的工作报告、论文等。

2．由本部门提供的开展学术交流的有关材料。

3．医疗事故、技术事故的调查、分析、鉴定及处理意见。

4．本单位编辑出版的科技出版物及原稿。

5．国外专家来我国访问、讲学和短期工作等材料。

第三章科技文件材料的形成、立卷和归档

第十二条各部门在下达科技任务时，应把科技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归档工作列入科技人员的职责范围，并作为考核、晋升、晋级标准的条件之一。

第十三条凡需要归档的科技文件材料由各基层业务研究室、组的领导人负责监督检查，由科研课题或技术项目执行人负责立卷及时归档。科研或技术工作完成一个阶段或任务结束时，必须将所形成的科技文件材料加以系统整理，组成保管单位。要检查科技文件材料形成、整理和归档的质量。检查验收时要有科技档案部门派人参加，并履行签字手续。文件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档案部门人员可不参加验收签字，直到材料完整又符合质量要求时方可接收并补办签字手续。

第十四条科技文件材料整理的基本原则是，遵循科技档案自然形成规律，保持文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客观地反映科研技术活动的真实情况，加工整理，组成一个或若干个保管单位。

第十五条各单位由于科研任务协作关系所形成的档案，一律由承办单位负责保管，协作单位如有需要可复制保存与本单位业务有关的部分材料。

第十六条为了便于科技文件档案的整理和保管，各单位可按照科研技术工作需要，规定科学研究报告、表册、记录等用纸的规格。原始记录必须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和表册化。书写不得用铅笔、圆珠笔，字迹应清楚端正，记录本应事先编好页码，记录不当的废页，可保留本内，不要撕去。

第十七条科技文件材料应按顺序编写张号，按附表一填写卷内目录，按附表二填写卷末备考表。每一专题案卷的卷首，可由有关人员按附表三填写归档说明。

第十八条科技文件材料一般用线装订。案卷厚度以200张为宜。案卷内页如遇未留装订边或装订边上有领导指示的，应贴补加宽，保留指示字迹。破损的重要科技文件材料及领导重要指示条子都要裱糊成张装订归档；科技文件材料如大于卷皮的，可按规定折叠，保持整齐。

不能装订的科技文件材料，可放入档案盒或档案袋内归档保存。图纸、照片的立卷，应收集成套，保持完整。

第十九条案卷封面的各项内容应按附表四认真填写。案卷标题应确切反映案卷的主要内容，文字要简明，一律用毛笔或钢笔书写。

第二十条根据案卷内容的重要程度，分别确定保管期限及机密等级。保管期限一般分永久、长期（十五--五十年）、短期（十五年左右）。密级的确定，可按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归档的案卷，应填写"案卷移交目录"（式样见附表五）一式两份，经清点签字后，一份交档案管理部门，一份由移交单位保存备查。

第四章科技档案管理体制及干部配备

第二十二条科技档案工作必须按专业实行统一管理。按国务院批准的《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的规定，部各直属单位可设立档案工作机构，同时兼管文书档案。基层科研管理部门不设立档案管理机构的，可配备专职或兼职的档案管理人员兼管科技及文书档案。

各部门要有一名负责人抓科技档案工作，定期督促检查。

档案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本部门的科技档案工作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卫生部直属单位的科技档案业务工作受卫生部领导，同时接受当地档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二十四条科技档案管理干部，应当具备政治上可靠、熟悉档案业务和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条件。

科技档案的管理干部，属科学技术人员，其业务能力的考核、晋级、技术职称的评定和晋升，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对科技档案人员的工作安排要相对稳定，以利熟悉业务，积累经验，开展工作。

第五章科技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第二十五条科技档案部门应对科技档案进行登记、编目、统计、分类和必要的加工整理。

绝密级的科技档案应单独登记，专柜保存。

第二十六条科技档案部门应督促和协助本单位的有关部门，按立卷要求正确整理科技文件材料及时归档。

第二十七条科技档案管理人员应该熟悉科技档案的库存情况，经常了解科研技术部门的需要，编制必要的卡片、目录、索引等工具及参考资料，提供利用。

第二十八条借阅科技档案要根据档案的机密等级，履行不同的批准手续。借阅人员，应爱护档案，注意安全和保密，严禁涂改、翻印、抄录、拆散及转借。

第二十九条科技档案的鉴定工作应由科技档案管理部门会同有关科技部门组成鉴定小组负责进行。鉴定小组的组成人员，应是科技领导干部或熟悉有关专业的科技人员。鉴定小组的任务是：对尚未划定保管期限的案卷确定保管期限；对已过保管期限的案卷重新分期，对失去保存价值的科技档案剔除造册。

第三十条凡需销毁的科技档案，应将清册报经主管科技档案的领导同志审核批准，同时报送上级主管单位和有业务领导关系的当地档案管理机关备案后，方可销毁。销毁档案时，应指定专人负责和监销，销毁人和监销人应在销毁清册上签字。

第三十一条各单位在安排基建任务时，必须考虑存放科技档案的库房，并考虑库房应该是门窗坚固、保持通风，并有必要的防火、防晒、防潮、防虫、防盗等安全设施。

第三十二条为了保证科技档案的完整和准确，科技档案部门应对已归档的科技档案文件材料的审批程序是否符合规定的问题进行监督和检查，如发现审批程序不符合规定的，应及时补办。如科技档案已经作废或停止使用，有关部门必须及时通知科技档案部门予以注明。

第三十三条科技单位撤销或变动时，其档案应根据新的工作需要和保持科技档案完整的原则，办理移交，同时报告上一级主管单位和当地档案管理机关备案。

第三十四条科研技术单位需要调阅档案时，应填写调阅单，必要时可根据情况，规定归还期限。归还案卷时，应将内容清点清楚。

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篇7

一、适应职能转变要求，着力扭转干部队伍的思想观念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体制转轨的磨擦冲撞，迫切要求政府机关尽快转变职能。我们作为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政府部门，同样需要转变职能，实现精简、统一、高效。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到1998年上半年，全局工作人员27名，除班子成员和工勤人员外，仅有20名公务员，配备在10个科室里，平均每个科室只有2人，有2个科室仅科长一人唱“独角戏”，再加上局机关承担着大量事务性工作，使干部疲于应付，根本谈不上创造性开展工作。新的形势和自身现状，都迫使着我们必须调整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三下一转”，即权力下放、重心下移、财力下沉，转变工作方式。就是把事务性工作及相关的权力和财力，能下放到基层的就下放到基层，能剥离到社会的就剥离到社会，使局机关跳出具体事务圈子，转到综合指导上来。这个指导思想一经提出，就遇到了很大阻力：一是思想因素。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较强的“惯性”，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方式，习惯于从事具体工作。二是权利因素。职能转变的实质是权利的再分配，权利的剥离下放，必然触及切身利益，部分干部一时接受不了。三是素质因素。部分干部缺乏综合指导能力，想转也转不动。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局党组经过分析论证，统一了认识：转变职能是个大潮流，不转就要落伍。要转，首要的是解决思想观念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分别于1998年8月、1999年2月、2000年2月，召开了三次全市民政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扩大到市局机关全体人员、各事业单位正副职领导、县级民政局中层以上干部。议题都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内容一次比一次深化，主题一次比一次明确，思路一次比一次清晰。第一次会议，议题是开展“两个清理”、贯彻“三个观点”，即彻底清理“左”的影响，彻底清理计划经济的影响；运用改革的观点、市场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研究探讨民政工作的发展趋势，要求广大干部适应职能转变，更新思想观念，树立“大民政”意识。第二次会议，主题有三：逐项梳理传统民政工作误区，研究确立新时期“大民政”工作思路，分步实施工作职能转变。强调工作人员切实加强学习，强化自身素质，搞好调查研究，提高综合指导能力。会上，我们还搜集印发了20多篇文章，既有上级领导的讲话，也有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国情咨文》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就职演说》，供与会人员学习参考，开阔视野。第三次会议，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围绕构建“大民政”工作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符合我市实际的“大民政”工作体系。同时，举办了WTO专题讲座，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球意识，在思想观念、工作方式上逐步与国际接轨。大家说，“这三次会议，使我们的思想来了三次大飞跃，观念来了三次大更新”。

通过三次时间相互间隔、主题保持不变、内容逐步深化的会议，全系统形成了议改革、论创新、谈发展的浓厚氛围，基本消除了旧的思维定式和工作“惯性”，为实施职能转变扫清了障碍，打下了基矗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家都学会了用市场化这把“尺子”衡量工作。对适应的，宁肯冒风险、承担责任，也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推进；对基本适应的，积极创造条件，使之向适应的方向发展；对那些不适应或一时认不清的，就维持现状，认真观察分析，看清之后再下结论。近几年，我们根据转变职能的要求，清理了所有的经济实体，把社区服务项目、最低生活保障等审批权，毫无保留地下放给县级民政部门。目前，我们正着手研究论证婚姻登记、殡葬管理、福利企业管理等职能的剥离问题。

二、适应职能转变要求，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新时期的民政干部，既要有“孺子牛”的精神，更要有“千里马”的高效，特别是实施职能转变后，对干部队伍的要求更高。为此，我们从用人导向、队伍结构、培养管理等方面入手，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正确把握用人导向。对干部的提拔、奖惩具有十分显著的导向作用。提拔、奖励一名好干部，就等于树立了一面旗帜；反之，就会带来一股歪风。近年来，我们在总结工作、树立典型、选拔任用干部等方面，始终坚持“三个侧重于”：“老黄牛”型与“千里马”型，侧重于“千里马”型；埋头苦干型与综合协调型，侧重于综合协调型；传统习惯型与改革创新型，侧重于改革创新型，从而打破了传统做法，着力选拔配备了一批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善于综合协调指导的优秀干部，在全系统逐步形成了注重调查研究、锐意改革进取的风气。

合理调整队伍结构。主要分流动、整合、提拔三步走：第一步，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干部流动速度。1998年，调整输出了7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3名处级干部。紧接着，利用空余编制，拓宽视野，委托组织、人事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考察选调了7名基本素质好、文化层次高的年轻干部。第二步，对局机关人员、事业单位负责人通盘考虑，全面考查，重新整合。局机关按合理搭配、优化组合的原则，先后调整了14人，占机关人员的51.8%；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也全部进行了调整。第三步，本着“成熟一批推荐一批，成熟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则，积极推荐、提拔干部。两年来，局机关先后提拔科级干部6名，占总人数的31%。提拔任用的方法是，根据职能转变的需要，科级职位竞争上岗，一般人员双向选择。经过调整，初步形成了一支梯次构成合理、知识组合配套、能力结构优良、气质搭配互补的干部队伍。

切实加强规范管理。为使干部养成办事讲程序、工作讲效率、行为讲规范的良好习惯，我们制定了工作计划、日常管理、公文处理、考察考核等15章76条的机关内部管理制度，汇编成册，印发给全系统每个干部。在考察考核制度中，我们明确规定，凡在部级刊物上发表稿件的，按稿酬的7倍奖励，省级按5倍奖励，市级按3倍奖励。从而调动了广大干部调查研究的积极性，仅去年一年，市局机关人员就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调查报告17篇，有12人受到奖励。在工作计划制度中，我们要求各科室每周末报出下周工作安排，每月末报出下月工作计划，汇总印发到班子成员和各科室，互相监督执行。这一制度我们坚持了三年，从未间断，确保了工作的计划性和时效性。

注重提高基本素质。强调学习：在坚持正常学习制度的基础上，更注重营造氛围、带出风气，促使干部自觉学习，实现了由“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系统培训：仅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投资15万元，举办了5次培训班，有220名民政工作者受到培训。开阔视野：让干部走上去，了解工作动态；走出去，学习先进经验；走下去，掌握一手资料。先后组织26人到先进地区乃至出国考察学习，使干部增长了见识，激发了创新精神。超前培养：分别让4名副科级干部主持科室工作，促其早日成熟。对村委会换届直癣社区建设、社会福利社会化等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都大胆启用年轻干部，使其在实践中锻炼成才。

三、适应职能转变要求，着力改变干部队伍的工作方式

有了一支好队伍，只能说有了一定的基本条件。要开创工作新局面，还必须引导干部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几年来，我们以转变工作方式为突破口，促使干部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锻炼干部队伍的指导、协调能力。

一是从加强调查研究入手，提高干部的宏观决策能力。正确的决策、指导，来源于对工作规律的全面理解和把握。为提高干部的宏观决策、综合指导水平，几年来，我们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既使干部对担负的工作有了清醒的认识，又使干部学会了抓本质、抓关键，增强了决策、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许多重点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在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通过对本地的调查研究和外地的考察学习，我们不仅敏锐地意识到，村民自治是大势所趋，而且准确掌握了有关政策及工作程序，形成了《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与建议》的考察报告，及时为市委、市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于1999年10月份，率先在俚岛进行了直选试点，创造了“严把六个关口、实施六个突破、实现七个当潮的直选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我们成功地指导了全市2699个村的直眩选举基本结束后，我们又在市进行了镇政府配套建设、村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并在全市推广。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大众日报》在头版头条介绍了我们的经验。在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过程中，我们针对设施布局、管理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端，组织人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社会福利社会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制定了《社会福利设施建设五年规划》。据此，我们规划建设了高标准的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和儿童福利院，三市一区也相继规划建设了大规模、高档次的社会福利设施。

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篇8

一、适应职能转变要求，着力扭转干部队伍的思想观念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体制转轨的磨擦冲撞，迫切要求政府机关尽快转变职能。我们作为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政府部门，同样需要转变职能，实现精简、统一、高效。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到19*年上半年，全局工作人员27名，除班子成员和工勤人员外，仅有20名公务员，配备在10个科室里，平均每个科室只有2人，有2个科室仅科长一人唱“独角戏”，再加上局机关承担着大量事务性工作，使干部疲于应付，根本谈不上创造性开展工作。新的形势和自身现状，都迫使着我们必须调整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三下一转”，即权力下放、重心下移、财力下沉，转变工作方式。就是把事务性工作及相关的权力和财力，能下放到基层的就下放到基层，能剥离到社会的就剥离到社会，使局机关跳出具体事务圈子，转到综合指导上来。这个指导思想一经提出，就遇到了很大阻力：一是思想因素。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较强的“惯性”，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方式，习惯于从事具体工作。二是权利因素。职能转变的实质是权利的再分配，权利的剥离下放，必然触及切身利益，部分干部一时接受不了。三是素质因素。部分干部缺乏综合指导能力，想转也转不动。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局党组经过分析论证，统一了认识：转变职能是个大潮流，不转就要落伍。要转，首要的是解决思想观念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分别于19*年8月、1*9年2月、*年2月，召开了三次全市民政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扩大到市局机关全体人员、各事业单位正副职领导、县级民政局中层以上干部。议题都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内容一次比一次深化，主题一次比一次明确，思路一次比一次清晰。第一次会议，议题是开展“两个清理”、贯彻“三个观点”，即彻底清理“左”的影响，彻底清理计划经济的影响；运用改革的观点、市场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研究探讨民政工作的发展趋势，要求广大干部适应职能转变，更新思想观念，树立“大民政”意识。第二次会议，主题有三：逐项梳理传统民政工作误区，研究确立新时期“大民政”工作思路，分步实施工作职能转变。强调工作人员切实加强学习，强化自身素质，搞好调查研究，提高综合指导能力。会上，我们还搜集印发了20多篇文章，既有上级领导的讲话，也有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国情咨文》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就职演说》，供与会人员学习参考，开阔视野。第三次会议，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围绕构建“大民政”工作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符合我市实际的“大民政”工作体系。同时，举办了WTO专题讲座，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球意识，在思想观念、工作方式上逐步与国际接轨。大家说，“这三次会议，使我们的思想来了三次大飞跃，观念来了三次大更新”。

二、适应职能转变要求，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正确把握用人导向。对干部的提拔、奖惩具有十分显著的导向作用。提拔、奖励一名好干部，就等于树立了一面旗帜；反之，就会带来一股歪风。近年来，我们在总结工作、树立典型、选拔任用干部等方面，始终坚持“三个侧重于”：“老黄牛”型与“千里马”型，侧重于“千里马”型；埋头苦干型与综合协调型，侧重于综合协调型；传统习惯型与改革创新型，侧重于改革创新型，从而打破了传统做法，着力选拔配备了一批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善于综合协调指导的优秀干部，在全系统逐步形成了注重调查研究、锐意改革进取的风气。

——合理调整队伍结构。主要分流动、整合、提拔三步走：第一步，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干部流动速度。19*年，调整输出了7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3名处级干部。紧接着，利用空余编制，拓宽视野，委托组织、人事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考察选调了7名基本素质好、文化层次高的年轻干部。第二步，对局机关人员、事业单位负责人通盘考虑，全面考查，重新整合。局机关按合理搭配、优化组合的原则，先后调整了14人，占机关人员的51.8%；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也全部进行了调整。第三步，本着“成熟一批推荐一批，成熟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则，积极推荐、提拔干部。两年来，局机关先后提拔科级干部6名，占总人数的31%。提拔任用的方法是，根据职能转变的需要，科级职位竞争上岗，一般人员双向选择。经过调整，初步形成了一支梯次构成合理、知识组合配套、能力结构优良、气质搭配互补的干部队伍。

——切实加强规范管理。为使干部养成办事讲程序、工作讲效率、行为讲规范的良好习惯，我们制定了工作计划、日常管理、公文处理、考察考核等15章76条的机关内部管理制度，汇编成册，印发给全系统每个干部。在考察考核制度中，我们明确规定，凡在部级刊物上发表稿件的，按稿酬的7倍奖励，省级按5倍奖励，市级按3倍奖励。从而调动了广大干部调查研究的积极性，仅去年一年，市局机关人员就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调查报告17篇，有12人受到奖励。在工作计划制度中，我们要求各科室每周末报出下周工作安排，每月末报出下月工作计划，汇总印发到班子成员和各科室，互相监督执行。这一制度我们坚持了三年，从未间断，确保了工作的计划性和时效性。

——注重提高基本素质。强调学习：在坚持正常学习制度的基础上，更注重营造氛围、带出风气，促使干部自觉学习，实现了由“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系统培训：仅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投资15万元，举办了5次培训班，有220名民政工作者受到培训。开阔视野：让干部走上去，了解工作动态；走出去，学习先进经验；走下去，掌握一手资料。先后组织26人到先进地区乃至出国考察学习，使干部增长了见识，激发了创新精神。超前培养：分别让4名副科级干部主持科室工作，促其早日成熟。对村委会换届直癣社区建设、社会福利社会化等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都大胆启用年轻干部，使其在实践中锻炼成才。

三、适应职能转变要求，着力改变干部队伍的工作方式

一是从加强调查研究入手，提高干部的宏观决策能力。正确的决策、指导，来源于对工作规律的全面理解和把握。为提高干部的宏观决策、综合指导水平，几年来，我们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既使干部对担负的工作有了清醒的认识，又使干部学会了抓本质、抓关键，增强了决策、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许多重点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在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通过对本地的调查研究和外地的考察学习，我们不仅敏锐地意识到，村民自治是大势所趋，而且准确掌握了有关政策及工作程序，形成了《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与建议》的考察报告，及时为市委、市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于1*9年10月份，率先在荣成俚岛进行了直选试点，创造了“严把六个关口、实施六个突破、实现七个当潮的威海直选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我们成功地指导了全市26*个村的直眩选举基本结束后，我们又在文登市进行了镇政府配套建设、村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并在全市推广。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大众日报》在头版头条介绍了我们的经验。在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过程中，我们针对设施布局、管理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端，组织人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社会福利社会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制定了《社会福利设施建设五年规划》。据此，我们规划建设了高标准的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和儿童福利院，三市一区也相继规划建设了大规模、高档次的社会福利设施。

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篇9

在4月19日至5月2日的十几天时间里，由公司营销部牵头，呼供等8家企业主管营销工作的负责人分别对欧洲部分国家的电力市场运营、电力设备制造及电价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此次考察的几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属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在电力技术发展方面也具有权威性。考察团不仅带回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同时看到并了解了今后电力工业发展趋势和方向。

这份考察报告对欧洲电力市场及用电营销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实的介绍，并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对促进内蒙古电力营销工作具有重要启迪作用。2006年4月19日至5月2日，公司组成由市场营销部刘万福副部长带队，呼和浩特供电局××*副局长、乌海电业局××*副局长、薛家湾供电局××副局长、阿拉善电业局××*副局长、锡林郭勒电业局梁××副局长、公司市场营销部××科长、调通中心××*科长、鄂尔多斯电业局××部长为成员的市场营销赴欧洲考察团一行9人对北欧瑞典、芬兰以及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电力市场运营、电力设备制造及电价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与交流，加深了对电力市场运营及电力系统高压电器设备的认识。结合目前国内电力市场建设及运营的情况，考察团针对自治区电力体制改革和公司发展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

电力系统建设及市场运营

北欧包括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和冰岛五国，在世界上属经济发达地区。北欧地区电网非常发达，除了冰岛外，其他四国均实现了电网互联，故北欧电网常指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此外，北欧四国与欧洲其他相邻国家也实现了联网，挪威、芬兰与俄罗斯，丹麦与德国，瑞典与德国、波兰之间均有直流和交流联系。北欧国家的输电网电压等级从110－400千伏，有110千伏，132千伏，150千伏，220千伏，300千伏，400千伏多个电压等级。本次主要考察了瑞典和芬兰两个有代表性的国家。

北欧电力交易市场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开展多国间电力交易的市场。北欧电力市场化改革源于挪威，历经十年。1991年挪威建立了国家电力市场，1996年瑞典率先加入，1998年6月芬兰加入，最后，丹麦于2000年10月加入。北欧电网的装机构成以水电和核电为主。其中：水电占总装机容量的50％以上，核电约占30％，火电为15％，其他可再生能源约为5％。北欧四国内部有资源互补的优势和需要，国家间的电力构成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北欧四国的水电主要集中在其地理版图的北部，这些地区人口较少，负荷较低；火电则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这些地区相对人口稠密，负荷较大。在丰水季节，北欧北部地区大量成本较低的富裕水电凭借价格优势流入南部地区，导致市场实时电价较低；在枯水季节则相反，南部的火电流入北部地区，市场实时价格则较高。北欧四国除内部进行资源优化外，和俄罗斯、德国、波兰也有电能交易，国际间电力交易非常频繁，北欧地区在用电高峰时期，需要从邻国俄罗斯、德国、波兰进口电能，国际联络线为这种电力交易提供了保障。

北欧国家的电力部门非常注重环境保护，输变电设备基本上沿公路建设，尽量减少树木的砍伐；大部分火电厂均安装了脱硫、脱氮装置。由于国际天然气价格上涨较快，大部分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均处于停运状态或迎峰运行。

北欧电力市场的交易类型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北欧电力交易市场的业务可分为以下三个大项：一是组织期货交易，确定长期合同管理；二是组织现货交易市场，确定现货交易市场的价格和电力交换量；三是资金结算。现货市场价格还成为签订长期合同的价格参考。北欧电力交易市场的期货合同市场包括套头价格、风险管理、期货交易、长期合同等。交易期最长为3年，以周为最小单位，可按时段、季或年签订合同，对通过北欧电力市场的电力交易进行结算，努力降低结算风险。目前电力公司参加北欧电力交易所需要缴纳以下费用：参加市场的注册费、年费以及采用经纪人方式参加市场运行的费用。

北欧的电力市场运作是非常独特的，其特点可归纳为：一是各国的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都是委托在北欧电力交易所完成，各国没有另外建立自己的电力交易所。可以说，北欧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跨国电力交易市场；二是北欧电力交易中的期货、现货交易与实时交易服务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完成。三是在发电侧未实行网厂分开，电力公司可以同时拥有配电网络和发电厂及客户。但客户(包括居民客户)可以自由选择供电商。电力公司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如果自己的电厂发电成本很高，或者外购电价较贵时，对客户的供电成本就会很高，从而会失去客户。客户将选择价格低廉、服务质量高的供电商，因此各供电公司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如制定灵活的电价政策、承诺可靠性、定期回访等。

南欧西班牙电网与西欧电网相连，统一参加西欧电网的电力市场运营，运营模式与北欧电网类似。由于西班牙地处高原，风力资源丰富，加之环保意识及电价水平较高，因此西班牙风电装机容量较大。西班牙的城市供电基本实现了电缆化，采用220千伏架空输电线路在城郊直接入地的方式，实现向市区供电，供电可靠性较高。

北欧由于水电较多，电价相对便宜，大约为0.4－0.6欧元/千瓦时；南欧由于以火电和核电为主，电价相对较高，最高可达1欧元/千瓦时。电价成本中，输配电成本约占50％。

高压电器设备的制造

本次对瑞典abb公司高压电气设备制造分部进行了访问，参观了高压电气制造车间，了解了现阶段高压电器的制造工艺和性能。abb公司已能生产800千伏的高压断路器（用于巴西伊泰普水电站），三峡左岸电厂采用了abb公司生产的500千伏高压断路器。

abb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互感器、避雷器等，适用于各电压等级的输电系统。其中220千伏的断路器单断口最大开断电流63千安，是现今世界开断能力最大的断路器。该公司开发的新式产品包括：干式电容器、开关驱动马达、各电压等级线路用避雷器和组合电器，其中新开发的电压互感器（em-fc）采用磁力技术，测量精度高，运行可靠，适用于170千伏及以下系统；新型断路器采用智能式吹气技术，提高了断路器的灭弧能力，满足在摄氏零下40度环境下可靠工作。

新型组合电器是一种将断路器、隔离开关、互感器、避雷器等设备组合在一起的新开发研制的变电站用设备，使用新型组合电器的变电站可节约土地面积约63％，工程造价增加不超过10％，特别适用于大中型城市的变电站建设。但由于这种组合电器在设备断开时无法形成明显断口，不满足国内运行规程的要求，因此暂无法在国内使用。根据abb公司人员介绍，新型组合电器装设有多种自动闭锁装置，可以绝对保证安全，现已成为瑞典的国标产品。

abb公司生产的线路用避雷器性能先进，过压动作可靠，能满足500千伏及以下输电线路的运行要求，特别是运行电压较高的系统，对线路设施的保护作用非常明显；线路用串补的最大容量可达300兆乏，提高了线路的输送容量。

abb公司高压设备年产值达到3亿美元，产品以出口为主。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使用的abb产品在东京大地震期间未出现损坏，说明产品质量非常高。

通过与abb公司管理人员的座谈，对其生产的各类型设备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并与内蒙古电网使用的设备做了详细的对比。

本次考察的主要收获

通过对欧洲部分国家的考察，结合内蒙古电网建设、运行及电力市场的实际情况，本次考察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收获：

（一）在欧洲考察期间，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不容忽视，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越来越小，外向引力也正在逐步消失。接触的华人留学生都表现出学成后回国的愿望，所接触的外国人也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惊叹不已。在电力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工业作为基础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电源和电网建设的速度远远大于欧洲，电网装备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的电力市场已经被abb这样的世界跨国电气设备制造企业所关注。通过在国外的短暂停留，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加深了对总书记所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理解，更加坚定了加快发展，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信念，增强了做好工作，实现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决心。我们感到出国考察，不仅是业务方面的学习，而且在思想方面也得到了教育和提高。

（二）欧洲市场经济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企业和客户的市场观念较强，配套的法律制度也较为完善，发电公司、电网公司、配电公司、电力销售商及客户均遵循市场诚信和运营规则，加之，欧共体大的市场环境，电力市场化进程较为顺利，电力市场运作相对成功。国内的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化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观念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市场监管体制尚不健全，电力供需矛盾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因此，电力市场工作必须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稳妥地推进。

（三）欧洲地区电价相对比较合理，输配电价格基本上占电价的50％，因此电网公司和配电公司有较充沛的资金进行城市供电网的改造，城市一般采用电缆地下供电。欧洲城市大量采用500千伏、220千伏电缆直接接入城市变电站，既可降低日常运行维护费用，同时扩展了供电范围，但也存在电缆供电造价相对较高的问题。由于欧洲国家城市规划较好，城建施工不会对供电电缆造成破坏，影响正常供电，供电可靠性较高。随着自治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高电压等级电缆深入城市中心已经成为必然。输电线路与电缆连接技术对自治区电网重要城市配网改造有值得借鉴的作用。同时，abb等电气设备制造公司的生产、安装非常规范，设备制造精度较高，且实现了制造工艺的自动化，因此生产的高压电器设备可靠性较高，且科研力量雄厚，基本上代表了世界高压电器设备制造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断路器的开断能力较强，适用于自治区电网短路电流较大地区的断路器更换。

内蒙古电力发展的启示及建议

内蒙古电网现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欧洲电网运行及电力市场运营的一些成功经验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结合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特提出如下几方面建议：

（一）电力市场建设方面

内蒙古电网的电力市场建设应逐渐由追求数量扩张向追求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转变，即按照公司提出的“由全力以赴确保电力供应，调整到构建电力市场上来。加快建设自治区电力市场，积极参与区域电力市场，主动配合好国家电力市场，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客户端、发电侧、供电侧和谐发展，实现公司市场战略转型”的要求建设电力市场。随着自治区电力供需形势的转变，内蒙古电网已经具备按购电成本实现电网优化调度的条件。为此，公司一是应通过整合公司各部门的职能，建立营销、财务、调通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建立对购电成本的考核奖惩体系。二是公司应着手开展自治区级电力市场的研究工作，构建起发电厂竞价上网的机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能够及时实施。同时，在认真总结国内其他电网市场运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开展模拟运营，摸索市场运营的规律。三是要加强对自备电厂的管理，建立起自备电厂的考核管理办法。四是制定购售电合同的管理规则，通过合同形式来保证公司的利益。五是加强对市场条件下的电价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特别是与市场运营有关的上网电价、输电电价、配电电价、辅助服务价格等。六是加大市场运营人员的培训力度，建议公司选派营销、调度有关技术人员赴华东、东北、南方电网进行一定时间的电力市场方面的培训、学习，加大人才的储备力度，以适应电力市场建设和运营的要求，否则难以实现电厂与电网间的协调、健康发展，无法达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降低社会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

（二）关于电网建设问题

建设强大自治区电网的关键是做好电网的规划工作。在公司实现“由高速度、大规模电网建设，调整到尽快完善电网结构，提升输送能力上来，实现公司发展战略转型”的期间，实现电网坚强、运行方式灵活是保证电力市场顺利交易的基石，因此合理规划500千伏网架，加快外送通道建设，逐步实现220千伏系统解环运行，是内蒙古电网建设的方针，也是自治区电力市场建设、发展和融入区域、国家电力市场的需要。对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城市，在实施城市电网改造时，应考虑实现高电压等级深入市区，逐步实现市区供电电缆化，提高供电可靠性，减少运行维护工作量，可考虑在一些重要城市终端站采用组合电器，既不违反规则，又能够减少土地占用量；对断路容量较大的变电站，可考虑采用一些开端能力强的进口设备。

（三）新能源利用问题

出国考察报告范文篇10

“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i]“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ii]

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iii]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无论其成就或失败，都蕴藏着足以启迪后人的东西。

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

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iv]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v]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vi]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vii]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viii]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这个障碍是怎样打破的？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ix]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x]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xi]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xii]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这一变革的影响极其深远。

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速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xiii]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xiv]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在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际，严复感慨系之地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xv]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一再重申“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xvi]的极端重要性。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欧美社会矛盾尖锐化催生了程度不等形式各异的公有化思潮；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经济自由从确立之日起就一再受到西方非主流思潮的冲击。一些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政治家鉴于西方贫富差距过大的恶果，认同某些西方非主流思潮，主张用公有经济全部或部分取代私人的经济所有权。通观20世纪，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厕身其中，但影响极小。按其实际效果，民生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垫脚石。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有目共睹。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成了引导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中介。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由一些自由主义者鼓吹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张东荪。30年代，他认为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是绝对不相容的。40年代，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一件事”，“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向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他认为以苏联为榜样，放弃部分自由，首先是放弃经济自由，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是完全正确的：“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xvii]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结为建立“计划的社会”。他说：“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必须把全社会亦成为有计划性的……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在他看来，放弃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们还是不能不要绝对的自由。这个绝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与思想方面。”[xviii]严格地说，无论在那一领域，都不可能有绝对自由；除了少数极端流派，也没有什么人追求绝对自由。不过，失去经济自由，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的自由，也就失去最重要的基础。所谓“计划以内的自由”，变成政府自由地“计划”给你什么，公民则必须绝对接受。这些观点不是个别人的迷误，在那时颇带普遍性。

苏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力之一，国威、军威令贫弱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景仰。再加上严密封闭的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不易了解，一些人刻意散布它已改变了肆意镇压公民和剥夺民主、自由的错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合流的幻象油然而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他们大多是人文学者，对经济学、政治学所知不深，但又肩负着说古论今、指点江山的重任。于是，当哈耶克、波普尔根据苏联计划经济及其他资料大声警告这是“通往奴役之路”之时，中国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同一现象，却认为是救国救民之路。张东荪自己和知识阶层乃至整个国家吞下适得其反的恶果，昭示清末新政肇始的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xix]

现代社会运作架构的建立

全面地看，清末新政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除体现上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

清帝国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专制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司法独立，并且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现代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国际性的；不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经济无法正常运作。再加上洋人动辄以大清帝国的法律和司法不人道、忽视人权为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成了朝野人士一大心病。要维护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不能不改革法律体系，建立现代的独立的司法制度。

1901年1月，清廷下诏变法。翌年5月13日，一道“上谕”下达：“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xx]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几经反复，直至20世纪终结，尚未完成。不过，基本架构已在晚清新政时期奠定。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虽因辛亥革命爆发，《民律》已来不及审议颁布施行，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府无不继承这三个大法。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取代了清帝国。出乎人们预料，《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法律没有随清帝国的灭亡而被束之高阁。临时政府一成立，司法部长伍廷芳立即向孙大总统报告：“本部现拟就前清制定之民律草案、第一次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商律、破产律、违警律中，除第一次刑律草案关于帝室之罪全章，及关于内乱罪之死刑碍难适用外，余皆由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孙文同意并咨请参议院核准这个建议。[xxi]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在3月10日命令：“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xxii]清帝国的基本法律略加删改后继续为新政权服务。

孙文、袁世凯政府各自的司法部长——伍廷芳和王宠惠都是受过严格的西方法学教育的法学专家，他们却一致肯定清末制定的法律，而且他们的认识是被当时的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在革命热情洋溢的临时参议会批准伍廷芳的建议以前，各省早已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武昌起义，“各省光复，各省知旧刑律不能再用，江苏省议会，首先就资政院法典股之修正案(即《大清新刑律》——引者)，去其与共和国体抵触各条外，即用为暂行刑律。湘浙各省陆续仿之。”[xxiii]以如此广泛的共识为基础，沿用清末新法律一事，没有受到值得一提的挑战。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特别是1927年成为全国政权后，中国法治进程因国民党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各领域全面推行“党化”而逆转。但其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体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们的专制统治，是通过另外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是另外制定法例（例如，《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把现代公民应有的自由化为乌有。二是建立以民为敌的机关，严格管制公民的言行。军统、中统和国民党及各级党委宣传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们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冀图以一党的主义“齐一国民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也沿用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办案。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视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废止国民党《六法全书》”，再历经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历史出现了30年的断裂。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开始悄悄地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xxiv]

这个新传统无非是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以法律来说，是在日本学者帮助下，继承《罗马法》、《拿破仑法典》等大陆法系传统，制定了这些新法，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可是，大陆法系的缺陷——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远不如英美普通法系彻底，加上经过日本这个东方专制主义残留甚多的国家为中介传到中国，又使20世纪的中国人吃尽苦头。新政时期所定有关公民自由权的法律，总是在列举个人自由后，加上一个后缀：“非依法不得限制之”，从而为专制统治者打着“依法治国”的招牌剥夺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沿袭了这一错误，知识阶层中不少人在革命高潮中也欣然接受，这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把公私混同于善恶、为公可以侵私的观念密不可分。

辛亥革命前后，只有章士钊等极少数人察觉这是后患无穷的重大失误。清政府从1906年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开始，便利用恶法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资政院把原有的《大清报律》修订为《钦定报律》，由皇帝颁布实行。章士钊尖锐指出，政府此举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假如政府或某个公民认为有那些言论违法，可以诉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法律程序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律。制定报律，并把书报送检列入其中，“则政府刻刻假定国民之违法，是直狗马国民也！是直盗贼国民也……如此，则人权之危险不可思议。”[xxv]真正第一流的法治国，不会有此等报律或新闻出版法。这是盲目学日本的恶果。他还批评资政院议员通过此项法律十分有负于国民。

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ofHabeas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引者）。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xxvi]不幸，章氏的呼吁始终未被历届政府采纳，成了向21世纪中国移交的重大问题之一。

2．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清末新政又一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是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这一改革有三个特点：

一是逐步替代。1901年，清政府已着手改革科举，除立即废除武科外，下令从明年开始，文科乡试、会试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程式。与此同时，命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将原有的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以期逐步取代旧教育系统。1902年制定了新的学制，翌年又加以修订，尽管有种种不足，仍不失为建立新教育体系的蓝图。这些措施促进了新式学堂发展，实际已将年轻一代的教育逐步转移到新的轨道上。废除科举，水到渠成。

二是当机立断。1904年，清政府决定用逐科（三年一科）削减名额的办法，十年内完成新旧教育的交替。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xxvii]要求立即废除科举。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举解决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三是注意新旧衔接。废除一个沿用了一千多年关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制度，一旦作出决定，倒出乎意料地顺利。除新教育已逐步生长外，还有三个重要措施：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原有举贡生员尽量安排，稳定了数以万计的很难再进学堂的那部分士人。1905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游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分别“赏给”进士、举人。新学堂毕业生也得到相应的荣衔。这些措施解决了新旧教育的衔接问题。改革过程非常平稳，没有什么震动。

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在前现代社会，知识阶层出路很窄，科举成了士子上升的主要通道。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制度的优长，已为公务员考试制度所继承；即使由于后来政权频繁易手，这一考试很不正常，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型带给知识阶层的机会，也远非20世纪以前所可比拟。时至19世纪，文科举每科近20万考生，争夺1439名左右的举人名额，而中举后亦仅有1/3能得到一官半职。进士虽一般都能当官，但每科名额只有区区300名左右。[xxviii]仅与当时为了推广新式教育而办的速成师范，为改革官制兴办速成政法相比，数量已有天渊之别。问题在改革不够彻底，而不是忽视了传统。大学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灵魂；却根本没有进入改革者的视野。海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改革瓦解了原有的凝聚力，是日后纷争的根源。其实，当时清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祖传的“凝聚力”，软硬兼施，可没有少花力气：读经占课堂教学总时数高达25—40%；[xxix]不准接触异端邪说，不准干政等禁令频颁；封报、抓人亦时有所闻。无奈历史进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制度凝聚，而统治者仍乞灵于思想管制和镇压。后来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归罪于改革。

3．民主政制的开端。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xxx]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70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含辛茹苦默默耕耘，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史家们早就指出，那些政治考察报告、要求立宪的奏章、变法的建议，乃至各种章程、法律，大都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或由外国学者和留学归来的学人直接参与制定；好些大臣以《新民丛报》等启蒙报刊为写作奏章的依据，更是公开的秘密。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知识阶层的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又反过来推动新文化广泛传播。士子东渡日本进速成政法、速成师范成风，士绅进国内仕学馆的也比比皆是。而办法政学堂，由官方翻译、出版各种宪政和法律书籍，宣传选举的必要和办法，如此等等实际上成为批判专制、提倡民主的教育。例如，广州《时敏报》不是什么革命报刊，1904年11月它发表文章说：“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xxxi]而在官方文件中，资政院、咨议局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不妨看看一段有典型意义的得到“钦准”的奏章：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钦奉懿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窃维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其议员多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预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大学》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又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皆此理也。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会之先声。”[xxxii]

这段话所以值得重视，一是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层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且是各种官方文件的共同语调，标志着新政时期主流文化的重大转向。这个变动虽然有待巩固、扩大和发展，但已清楚表明，上一世纪的启蒙已收到实效。文化更新是永恒的；而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更新，是以17世纪以降的现代文明成果取代各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即通常说的启蒙，却是任何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新政值得赞扬之处，正是体现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进展。二是中国士绅早已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点。在那些翰林、进士等“正途”出身的官僚所拟圣旨、奏章等官方文件中，现代民主之类皆是祖训，不必大惊小怪。康、梁等人也是运用这一手法的好手。朝野上下，此唱彼和，在这一方面，并无分歧。这又一次证明，至今仍有学人把民主在中国的坎坷，归罪忽视传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大清帝国皇族当然想以立宪换取万世一系，江山永固。可是，政治是利益和力量较量后的妥协，由不得人们为所欲为。任何改革措施，其后果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清政府设立资政院、咨议局，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诞生，就自行滋长。研究当时会议文献的论著已充分说明，它们履行民主和监督功能，绝非后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1909年10月14日各省咨议局开第一次会议，11月18日便分别派出代表在上海开会，商议请愿开国会。后来更组成联合会，一直领导着国会请愿运动，成为监督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议员们还公开提出组织政党，实行政党政治问题。在1909年11月30日举行的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议员陈炯明提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结论是：“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xxxiii]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xxxiv]后来，有的议员果真成了有关政党的骨干。

中国要实行政党政治不是这些议员首倡的。1905年开起，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6年开始，“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xxxv]的呼声此起彼伏。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xxxvi]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xxxvii]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1910年间议员们对政党政治的呼唤，是体制内的政治家对先驱的回应，亦是观念更新成果的记录。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xxxviii]

这些变化当然不是单纯的观念更新的成果。关键在社会变了，力量对比变了，满汉权贵不得不变。以公民的自由权来说，清政府不但于1906年炮制《报章应守规则》，规定：“不得妄议朝政”；[xxxix]还在翌年所定《大清报律》中变本加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发行前送审；且“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xl]等等；开创20世纪中国以法律明文禁制言论自由的先河。直至1907年12月，清政府仍然严厉谴责“近岁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声言“维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下令要“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xli]这个“上谕”，不但表达了限制公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态度，也再一次表明其立宪初衷是在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的同时，力求维护大权独揽体制。

可是，这立即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两个多月后，宪政编查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婉转地否定了这个不合时宜的“上谕”；明确指出：“窃维结社集会，种类甚夥。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讨论政学，研究事理，联合群策以成一体者，虽用意不同，所务各异，而但令宗旨无背于治安，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其在欧西立宪各国……故自学术、艺事、宗教、实业、公益、善举，推而至于政治，无不可以稽合众长，研求至理。经久设立，则为结社。临时讲演，则为集会。”还说：“中国古昔……周末百家竞胜，各聚朋徒……隐与结社无殊。其后寓论证于讲学”。[xlii]力陈包括政治结社和集会在内的集会结社必要并使之合法化；虽对政治集会和结社仍采取批准制，并严格限制规模（政治结社不超过100人，集会不超过300人），其他集会、结社则实行登记制，大大拓宽了自由度。这些大臣所以敢于提出这些意见，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人公开和秘密组织的社团已在海内外星罗棋布。“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xliii]要镇压，谈何容易！二是他们比较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如此剥夺公民自由，即使办得到，也实在过于野蛮。

1902年2月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按章改名为商务总会），可说是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它的建立，就是因为中英等国在上海谈判修订商约，英国政府根据在华英商商会的意见咄咄逼人；中方代表吕海寰、盛宣怀因对商情缺乏深切了解而十分被动；盛氏催促商界立即成立自己的组织，以便汇集意见和要求，扭转被动局面。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下达商部制定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推动各地组织商会。商部提出的理由是：“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xliv]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郑观应等人就反复呼号要商战，应组织商会及其他措施，30年后，终于为清政府认同。

此后，商会不但以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且成长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中国的商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鲜明的特点：一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逐步过渡。传统的行会成了新组织的重要基础。以上海来说，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广肇公所（粤商）等地区商人的传统组织及传统行会（茶业会馆、丝业会馆……）均有代表参加，有的还成为主要领袖。沈阳商人早在1874年已自发组织了自己的“公议会”，处理商人和各行业的公共事务；直至1902年才奉命改名为奉天商务总会。[xlv]二是承担了好些工商管理功能。根据奏定章程，企业的信用公证、专利考核和申报、调解商业纠纷、帐本发行以及推动和支持创办公司，都属它的功能，商会成了工商企业家颇具权力的自治组织。三是组建消防队，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体育会（实际是准军事组织）和商团。北至东北，南至广东，几乎所有商会都先后组建了消防队和商团。最突出的是上海，1905年，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已经有点市政府的味道了。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而原因之一是它们手上有枪。在民国建立后至1927年国民党夺得全国政权以前，各地商会除努力自卫维持地方稳定外，几乎对每一关乎自己利益的重大国事都敢于发表独立见解，而不怕冒犯政府。这也与它们实力雄厚密不可分。

知识阶层的结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出现第一个高潮。进入新政时期，因帝俄不肯按约撤兵，冀图霸占东北而触发的拒俄热潮；因美国排斥华工，各地商学纷纷联手抵制美货；如此等等的救亡活动令各种报刊和团体如雨后春笋。再加上为推行新学制而广为组织教育会，开头虽是官办且专注教学业务研究，但终究不能不卷进社会浪潮，大都变为代表知识阶层利益的团体。至于各种专业性的组织和矢志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开或秘密的团体，也乘清政府失控而崛起。

羽翼渐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自行其是，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从而使新政时期至1927年间成为中国大陆自由度最大的时期，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两个功亏一篑说明什么？

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中国胜利，清廷失败。高兴？遗憾？见仁见智。不过，历史留下两个功亏一篑的记录，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它是从三方面自己把自己打垮的：

1．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2．无力制止贪污。

中国传统专制王朝，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但中国历代官吏的贪污也是惊人的；清代也不例外。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xlvi]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乾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再一次证明，没有外力，专制政权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

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众所周知，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xlvii]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说企业家腐败，政府官员就不腐败吗？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

孙文号称发动过十次武装革命，其实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没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国。后者是被自己的三大错误打倒的。三者的背后则是专制烙印太深。可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11月3日清政府采纳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却是中规中矩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化只差一步，确实是功亏一篑。这样说是不是否定革命的作用呢？新政时期的社会进步是多种力量合力推进的成果。革命派也是这多元中的一元。没有革命迫在眉睫必须着力化解这一压力，清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改革决心。革命派的作用不可抹杀。

再看看另一个功亏一篑，有些问题就更加清楚了。

从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观察，新政仍在延续。1912年，皇帝退位，总统登台，实际变动却不大。新政成功的方面（如经济），继续成功；新政失足处，不进反退。后者最主要的表现，是没有完成新政已经开了头的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保证。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章士钊在1962年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xlviii]这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功亏一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谴责袁世凯？说到底，他不过是新旧参半一类人的代表或符号。转型中的东方社会，此类人为数甚多。我们的问题正是面对这类人如何推进民主化过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当然应该；但满足于严厉谴责，没有进一步的分析，等于宣布无能回答这个问题。

近年流行谴责激进主义。除了像无政府主义之类影响不大的小宗派外，当时称得上激进的非国民党莫属。时人目之为“暴民专制”。这个恶谥的获得，很大程度是1913年处理宋教仁案中逆潮流而动的后果。宋案是袁世凯用暗杀这样卑鄙的手段消灭政敌的事件；国民党是正义的受害一方。可是，国民党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激进的武装反抗（所谓“二次革命”）去处理这一案件，在三个方面逆潮流而动：

1．逆法治大潮。这是一个严重的刑事案，上海地方法院正在依法办理，勇敢地传讯国务总理赵秉均，写下20世纪中国司法史空前绝后的壮举。孙文及其国民党不但没有抓住这一时机推进法治，反而抛弃法治，错误地选择非法的军事手段去对待违法的罪行。

2．逆人心思定的潮流而动。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代，恐慌倍蓰于今日，商人所见者浅，未能远谋。然师人者当以覆辙为殷鉴，毋宁舍短而用长……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xlix]有大量史料证明，这种情绪非常普遍。

3．逆党内的理性声音而动。国民党系掌握武装的官员和将领，无一不认为力量对比太悬殊，武装反抗绝无取胜的可能。孙文不仅充耳不闻，而且不惜采用不齿于人的手段，强迫别人跟他走。当时真正称得上孙文“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1913夏间，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孙文竟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仓促起义而覆没。[l]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这是自持目的“正义”，而敢于不择手段。“护法”时期，孙文还一再故伎重演；后来，掌权，更频频效尤；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股浊流。

这一举措带来严重后果。

“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摧毁国民党和国会找到了藉口。他轻而易举地以叛乱为由，宣布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成了没有国会和强大而合法的反对党制衡的寡头总统！由于失去制度约束和合法反对派的牵制，御用的参政院顺利成立；稍后，就是由这个参政院两次推戴，把袁世凯抬上皇帝宝座的。历史明确记下：不是国会贻误了中国，而是撇开国会和法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在京津当记者，“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li]这段自述表明，他熟悉和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状况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lii]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国民党人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唯一的解析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民主政治教育，自由、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观念没有在包括孙文在内的领导群体的脑袋中扎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有些论者反对激进主义，却没有注意这一情况。他们察觉了激进的恶劣后果，但错误地归罪于启蒙。其实，问题恰恰出在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领袖”、“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的体现。改变这个状况，要多种条件汇合。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开民智，尤其是开官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有意无意把启蒙等同于激进，既混淆了概念，亦与事无补。至于有的人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肯承认或不愿坚持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不能逾越的底线，那就更加难于理解了。

以上情况表明，新政真正的终结是在1913年。而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扼杀，更迟至1924年，以镇压广州商团为标志。[liii]改组后的国民党务求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党化”，并于1927年后推向全国，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由于这个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因此，尽管形成这个架构的具体途径，因各国历史传统而产生种种差异，“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坚持不懈地启蒙，是打破这些障碍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与国际接轨”为朝野上下所接受，表明历史毕竟在前进。

研究清末新政的成功与失败，东方社会现代化之路，应该说大体上是清楚的。

注释：

[i]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武汉。

[ii]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iii]参阅：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iv]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v]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vi]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vii]<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viii]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ix]《光绪朝东华录》总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事宜>，《光绪政要》卷二十一，叶十五。

[xi]<公司律>第二条，《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一分册第12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北京。

[xii]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4，刑1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9996页。

[xiii]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79、85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

[xiv]白吉尔著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xv]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8~929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

[xvi]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xvii]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5、61、63页，观察社1948年11月四版上海。

[xviii]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

[xix]时至今日，知识阶层有些人似乎仍未正视这个历史教训。一听到“经济自由”的呼声，他们立即说：这是争取洗钱的自由！是为特权阶层争自由！看来，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两翼：自由空间与相应的法治；而这两翼又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不能因为要对付洗钱，法治应该大大加强，就认为经济自由亦可不要。同清末民初一样，说这些话的，大体上也是一些人文学者，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人。他们有两个很煽情的口号：一是哪个资本是干净的？据说，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上市，有数以百计的有关人士成了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拥有的资本（股票）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污？二是两极分化，5~10%的少数人富可敌国，占有大部分财富。市场经济诚然有很多毛病；贫富不均就是其中之一。它不过是人类迄今建立的最不坏的经济制度而已。但应明确指出：1，5~10%的人手中的钱很大部分不是他们个人的消费资金，而是社会资本。差别在于这些资金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还是由企业家运作，对社会更为有利（成本更低）？2，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中间大，两头小），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三大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工农、城乡）日趋消灭的社会。3，计划经济是平均分配贫困；在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而法治健全的社会，却能够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障。

[xx]《光绪朝东华录》总4864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xxi]孙文：《咨参议院请核议暂行法律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276页，中华书局1982年。

[xxii]参阅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144—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xxiii]阙庵：《十年来中国政治通览·司法篇》，《东方杂志》9卷7号，1913年1月。

[xxiv]参阅拙著：<刑法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迁>，《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xxv]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卷第459~460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xxvi]章士钊：<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同上第85、86页。

[xxvii]《皇朝续文献通考》卷87，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考8455页。

[xxviii]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69、123、158~1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xxix]袁征：《中华文化通志·学校志》第254、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xxx]参阅拙作：《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新文化运动再研究》，《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广州。

[xxxi]〈立宪法议〉，《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第166页转载自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日〈时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