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指数范文10篇

城市发展指数范文篇1

关键词：汉江生态经济带；Malmquist指数；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

1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工业用水需求也不断增加，同时也伴随着工业废水的处理和排放。在对有限水资源需求持续扩大的同时也对水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利用不当将会导致水资源枯竭以及水资源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对整个生态系统形成冲击。解决水资源危机的思路之一就是通过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对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水资源进行重复利用，降低不必要的工业用水量，从而减少对水资源的浪费。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江流域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基础雄厚、生态条件优越，是我国重要粮食主产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依此实施的《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也成为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汉江生态经济带工业基础好，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在工业发展目标下，工业水资源利用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问题，利用效率的提高将大大减少工业用水量，同时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处理，也将减少对相关环境的影响，因此对汉江生态经济带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17个城市，涉及湖北、河南、陕西三个省份。规划区域包含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从丹江口水源保护区调水，为沿线的十几座大中城市输水，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城市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将对水资源质量产生巨大影响。提高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工业废水排放，加强对工业废水处理达标排放，直接决定着“一江清水持续北送”重要任务的完成。本文将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各城市资本、劳动力、工业用水量作为投入变量，各市工业GDP、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产出变量，结合DEA技术，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城市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

2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假设某一地区在工业中以传统的三个投入要素———资本、劳动力和工业用水量，形成两种产出即工业GDP（期望产出）和工业废水排放量（非期望产出），与DEA技术结合，将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结合在一起，形成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方法，用于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城市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实证研究。本文选取2010—2018年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17个城市经济统计数据，即资本、劳动力、水量作为投入变量，GDP为期望产出变量，废水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变量。Malmquist指数方法用于测算汉江生态经济带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动态变化。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H）是指生产活动从t到t＋1时期，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一般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反映整体生产率指数变化情况。TFPCH可表示为：TFPCH＝TECHCH∗EFFCH＝TECHCH∗PECH∗SECH。技术进步变化指数（TECHCH）是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它是衡量区域科技竞争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综合性指标；技术效率指数（EFFCH）测算的是技术变动情况。同时，EFFCH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H），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反映制度和管理水平因素对效率水平的影响变化，PECH＞1时，表示制度和管理水平使得效率提高；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H）反映规模因素对效率水平的影响变化，SECH＞1时，表示企业规模使得效率提高。

2．2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科学性和研究需要，选取2010—2018年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17个城市经济统计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市《水资源公报》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实证分析

计算2010—2018年汉江生态经济带各市工业水资源利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H）、技术进步变化指数（TECHCH）、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H），反映汉江生态经济带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技术进步对效率的贡献。

3．1各指数计算结果

（限于篇幅，仅列出TFPCH指数计算结果，其他分解指数计算结果未在文中列出，读者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分析通过各指数城市间对比，可以发现，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的十堰市、商洛市、孝感市、安康市、武汉市、潜江市、神农架林区、荆门市等8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这些城市2010—2018年的水资源总体利用率是逐渐降低的，而三门峡市和十堰市2010—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H）均大于1，说明三门峡市和十堰市水资源利用综合效率水平提高，尽管存在水平波动，但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一直是提高的。导致各市效率差异的原因也存在不同，其中，三门峡市是由于实施了三门峡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规划的实施对促进三门峡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十堰市是丹江口水库大坝工程所在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伴随着一些工业企业的搬迁，导致工业用水减少，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促进了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荆门市2010—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皆低于1，说明荆门市水资源利用效率还不够理想，处于较低水平，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荆门市过度的渔业养殖和投肥造成水体污染，一般工业废水综合利用率、城市生活污水与农业用水处置程度偏低，水资源利用处置能力偏小等。从整体上看，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17个城市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绝大多数都低于1，这是由目前的制度和管理水平所限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天门市较为特殊，2010—2018年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为1，说明天门市的制度和管理水平使得效率保持稳定不变。三门峡市、仙桃市、商洛市、天门市、襄阳市、随州市、驻马店市等7个城市，在2016—2017年间技术进步指数出现最大值，这说明在这一年技术进步对城市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贡献达到最大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仙桃市，主要原因在于重大项目的顺利实施为仙桃市企业技术创新、产品结构调整、产业做强做大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3．2各指数变化趋势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出，汉江生态经济带2011—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H）值，总体呈缓慢下降趋势，说明汉江经济带沿线城市2010—2018年整体水资源利用率是逐渐降低的，但在2010—2017年均在1上下，只有在2018年偏低，属于正常水平，2011—2016年和2017—2018年出现逐年降低的现象，反映出技术进步对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贡献呈现下降趋势，而且2011—2015年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H）小于1，说明这一时期的制度和管理水平及企业规模因素对效率水平并没有产生正向影响。2016—2018年间，各指数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具体地，2016年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H）大幅上升，但由于技术进步变化指数（TECHCH）下降，所以PECH和SECH在2017年出现回落，之后，随着TECHCH大幅提升，PECH和SECH在2018年又大幅上升，上述变化反映出技术进步变化指数（TECHCH）对制度和管理水平以及规模因素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进而影响水资源利用综合效率。汉江经济带技术进步指数（TECHCH）总体呈现波动式下降，但总体高于1，只有个别年份在1左右且在2011年和2017年达到较高值。表明汉江经济带的技术进步指数（TECHCH）整体水平较高，值得肯定，但是也存在下降、不稳定的风险。需要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资金，推动技术水平稳步提高。

4结论及对策建议

城市发展指数范文篇2

1．1创意城市问题研究的缘起。20世纪90年代末，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创意经济在英国兴起，随后全球都掀起“创意”的浪潮，这意味着创意经济社会的来临。而创意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城市既是创意经济的载体，也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技术及环境等支撑，而创意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发展与创意经济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意城市问题研究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创意城市正成为解决工业城市遗留问题的有效途径，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发展模式等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1．2创意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世界各国和各城市为了吸引创意人才和发展创意产业，纷纷提出发展创意城市的战略目标。例如，伦敦确立了“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发展目标；东京制定了“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的发展战略；香港则着力打造“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1］。此外，联合国也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地创意城市的发展。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创意城市网络”（TheCreativeCitiesNetwork）行动，对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分别授予“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设计之都”“传媒艺术之都”和“美食之都”7种称号。截至2017年10月31日，已有来自72个国家的180个城市加入该网络［2］。研究联合国创意城市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例如：LeeKwangkug（2011）对日本横滨创意城市案例进行研究，认为横滨除大力发展创意文化工厂、企业、组织外，还应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创意文化的活动［3］。SasajimaHideaki（2013）对比横滨同欧美创意城市政策模式，认为创意城市政策除了政府发展兴趣为导向外，还应该关注城市周边环境［4］。褚劲风等（2014）分析了伦敦、纽约及联合国创意城市中六个“设计之都”的创意产业发展，提出上海创意城市的转型发展要注重研发设计，优化园区品牌，汇聚创意人才，推动“设计之都”生态转向［5］。上述研究为我国创意城市评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理论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创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此，构建创意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了解创意城市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对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佛罗里达等的“3T指数”系列和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等。佛罗里达（2006［7］，2010［8］）等的“3T指数”指“talent、technology和tolerance”，即“人才、技术和宽容”，这3个要素在创意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宽容要素是其最大特色。兰德利（2009）用创意城市活力与生命力等一系列指标创建了独特的创意城市评价体系，其评价指标更侧重于对城市经济、文化与环境等方面的衡量［9］。国内的创意指数及评价体系多是在上述基础上根据本地情境筛选相应的评价指数构建的。现有文献对丰富和完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但应该看到，创意城市是一个由各种经济发展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既包含了经济要素子系统，也包含了生态环境要素子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创意城市的发展。斯科特（2010）指出，区域劳动力资源市场、产业网络及其创意场产生的效应等共同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企业集聚，最终促进了地区创意城市的出现［10］。霍金斯（2011）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创意磁铁”［11］。可见，创意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各种经济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创意人才、创意企业及其所依赖发展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经济联系体，运用经济生态系统理论评价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将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和深化。经济生态系统理论是在经济生态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用生态学的系统观点考察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核心是用生态规律分析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涉及各类企业、组织、部门及其同环境间的复杂关系，可分为企业、产业、区域和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四个层级［12］。创意城市属于其中的区域层级。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其中，经济子系统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所投入的资源、资金、技术、智力（人才）等要素及其相应的产出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则体现为创意人才和创意企业就业创业过程中，城市环境的便利性、开放性、包容性及城市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由属于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创意产业产出要素和属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构成的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创意城市评价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2．2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实证分析。学术界对创意城市评价通常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及SEM结构方程模型等［13］。由于因子分析法具有用数据说话的特性，能够避免权重设置时的人为干扰，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合理且能体现唯一性，为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考虑到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城市圈、城市带及经济区等集群发展的现实，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涵盖16个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圈）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28个典型代表性城市（见表2）。在数据方面，本研究选取上述样本城市2009—2015年的数据，样本数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数据来源均为2010—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客观数据。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替代。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Cronbachsα均在0．8以上，数据信度良好；Bartlett球形检验各指标p＝0．0000，均小于0．001，符合标准要求；KMO抽样适当性检验显示，除XO1和XO2两个指标KMO值为0．6左右，其余大部分指标均在0．7以上，可见，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结合前文理论框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借助SPSS22．0软件对XI（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O（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E（创意城市环境指数）三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客观赋权法，结合各分项指标分值，加权计算得出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计算结果见表3。

3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水平比较

城市发展指数范文篇3

【关键词】建国70年;居民消费价格;消费层级;消费类型

一、引言

长期以来，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政府、学界、百姓的关注热点，它关系着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依据和靶子。[1][2]中共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数据显示，消费连续5年成为经济上升的第一动力，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6.2%。因此，分析与消费上升和消费升级密切相关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理论价值。通过梳理建国70年居民消费价格的演变历程，对比分析农村消费价格和城市消费价格的差异，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结构分析不同消费类型和消费层级的价格变化，总结CPI变化对我国的启示，并提出稳定物价、完善价格机制的相关建议。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判断建国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趋势必须以定基指数为基础，笔者以1950年为基期，通过各年同比指数连乘计算定基比的方法计算各年CPI指数。其他定基数据的计算亦采用此方法，同时，年均涨幅均为几何平均涨幅。由于数据缺失，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最新数据仅从1985年开始，为了保证可比性，笔者假设1985年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等，即1985年城市和农村CPI的基期值相等，且等于189.99%，之后年份的数据据此推算。按商品用途分，可以把CPI分为八大类，即食品类、烟酒及用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交通和通讯类、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以及居住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的数据始于1994年，为此，以1994年为基期，计算各年八大类商品价格指数。其中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的数据始于1997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的数据始于1998年。因此，在分析农村和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八大类时以1997年为基期。[3]从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消费一般经历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3个层次。受制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及不同家庭收入约束，居民消费一般先满足生存型，再向发展型、享受型过渡。为了更好地从消费价格的角度反映我国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的特点，将食品类、衣着类和居住类定义为代表生存型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交通和通讯类定义为代表发展型消费；烟酒及用品类定义为享受型消费。此外，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中教育一般属于发展型，而娱乐一般属于享受型，此处简单地将其对半计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中。所有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及国家统计局官网。

三、建国70年城乡居民消费价格的演变

通过分析建国以来我国的CPI数据，发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呈现以下3大趋势：（一）从总体看，居民消费价格呈上升趋势。建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实现了快速攀升。以1950年为基期，2018年CPI指数为943.8%，其中，2018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1950年上升10.0倍，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1950年上升9.3倍。从年均涨幅来看，1950年~2018年CPI年均涨幅达3.3%。分阶段看，建国以来CPI波动大体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1950年~1978年较长稳定期。以1950年为基期，197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44.9%，年均涨幅为1.3%。这一时期价格比较稳定，主要是当时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均由政府定价，没有反映市场的供需情况。第二，1979年~1997年快速上升期。1979年，我国开始实行价格改革，价格开始由政府定价向市场形成转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扭曲逐渐被市场纠正，CPI价格水平快速上升。1979年CPI指数为147.6%，1997年上升到640.6%，年均上升8.0%。第三，1998年~2007年缓慢上升期。1997年7月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席卷亚洲主要国家，我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中国政府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的快速上涨和通货膨胀，CPI由快速上升进入缓慢上升。1998年全国CPI为635.5%，历经10年上升至715.6%，年均上升1.2%。同期，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出现了大幅下滑，年均上升分别为1.1%和1.4%。第四，2008年~2018年稳定上升期。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雪灾等影响，当年居民消费价格快速上升至757.8%，比2007年提高42.2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房价上升支撑，居民消费价格进入稳定上升期。2018年末全国CPI为943.8%，较2008年上升24.5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上升2.0%，城市和农村的价格差异不断缩小，城市年均上升2.0%，农村年均上升2.1%。（二）从年度看，居民消费价格波动呈趋稳态势。从整体趋势看，居民消费价格的年度波动逐渐趋稳，说明我国价格机制在不断成熟。自建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波动历经4个阶段，分别是1950年~1965年震荡期、1966年~1977年平稳期、1978年~1998年剧烈波动期以及1999年~2018年温和波动期。第一，1950年~1965年震荡期。以1950年为基期，1965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8.8%，这一阶段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呈震荡式波动，最高值为1961年的116.1%，最低值为1963年的94.1%，两者相差22.0百分点。从波动程度来看，1950年~1965年居民消费价格的标准差为5.5百分点，说明价格波动较大，也表明建国初期，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物价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等影响，物资短缺，居民需求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加上当时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物价的调控缺乏经验，导致1950年、1961年均发生通货膨胀。第二，1966年~1977年平稳期。这一时期物价波动最小，波动标准差仅为0.9百分点，称之为平稳期。1966年CPI为98.8%（这一时期的最低值），1977年为102.7%（这一时期的峰值），两者差距不过3.9百分点。这一时期物价变动不明显，可能是因为的特殊背景，国家的主要力量没有集中在经济建设，价格水平难以反映现实供需。第三，1978年~1998年剧烈波动期。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价格改革也拉开了序幕，随着价格逐渐市场化，一旦供求关系变化，价格便会随之改变，因此这一时期的CPI波动最为剧烈。1978年价格水平为100.7%，1998年价格水平为99.2%，期间最高值为1994年的124.1%，最低值为1998年的99.2%，波动标准差高达7.0百分点。这期间发生了4次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0年，物价上涨5.6%，这是因为我国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宏观经济迅速好转，投资、财政支出、进口迅猛增长导致价格上涨。第二次是1985年，价格指数为109.3%，其中城市CPI高达111.9%；这次通胀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引起工资过快上涨带来消费价格上涨。第三次是198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18.8%，其中城市和农村分别为116.3%和119.3%；这次通胀主要是政策造成的，上一轮通胀的调控政策尚未完全见效的情况下，1986年政策全面放松导致了物价上涨和抢购潮。第四次是1994年，也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24.1%，究其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猛扩张与金融持续混乱引起的。第四，1999年~2018年温和波动期。进入21世纪以来，价格机制由计划体制成功转为市场机制，在市场调节下，价格水平很难大幅或长期偏离供求关系，居民消费价格进入温和波动期。1999年全国、城市及农村的CPI分别为98.6%、98.7%、98.5%，2018年三者趋同，均为102.1%。如果不考虑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价格是建国以来最为稳定的，波动标准差仅2.0百分点，其中城市为1.9%，农村为2.1%。（三）分地区看，城乡居民消费价格差异呈缩小趋势。1985年以来，城乡居民消费价格的差异不断缩小。从年均变化看，1985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11.9%，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7.6%，两者相差4.3百分点。从历史看，1984年城市进入改革初期，基建投资较热、城市消费需求大增，信贷投放过量，导致城乡价格水平差异较大。随后政府开始加强城市物价管理，农村消费价格开始上涨，1990年农村CPI高于城市3.2%。之后随着价格机制的完善以及政府监管的加强，城乡居民的消费价格差逐步缩小，至2018年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趋同，差异为0。从历史变化看，城乡居民消费价格差异基本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差异明显期，1985年~1990年，城市和农村的消费价格差异时高时低，如1989年，以1985年为基期的城市CPI为163.4%，农村CPI为140.5%，城市高于农村22.9个百分点；而1990年，农村CPI上涨为167.6%，城市仅上涨为165.5%，农村比城市高2个百分点。第二阶段为差异突出期，即1991年~1997年，这一阶段，城市物价最高比农村高60.9个百分点。第三个阶段为差异波动期，1998年~2012年城市物价仍高于农村，两者差异最大为30.7百分点。第四个阶段为差异不明显期，2013年~2018年城市物价水平基本高于农村11.3个百分点，两者差异较为稳定。

四、建国70年不同消费类别价格指数的变迁

（一）食品类价格上涨最快，工业消费品类和服务类价格变化不大。根据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的八大类，设置为食品类产品消费价格、工业消费品类价格、服务类消费价格的起始年，将1994年设定为基期。[4]食品类产品消费价格在前3年经历了短期快速上涨，3年间其价格指数迅速从100上涨到132.2%，随后经历了6年的下降期，其价格指数于2002年达到低点为118.6%，2003年～2018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并于2018年其价格指数达到最大值267.3%，年均涨幅为4.0%，远大于工业消费品类价格和服务类消费价格的年均涨幅。工业消费品类价格在前4年同样经历了短期快速的上涨，4年间其价格指数从100上升到125.6%，随后经历了8年的下降期，于2005年达到低点115.2%，随后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并于2018年其价格指数达到最大值140.3%，年均涨幅为1.4%。服务类消费价格前4年经历了缓慢上涨，同食品类产品消费价格一样，随后经历了6年的下降期，2004年～2018年其价格指数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并于2018年达到最高值147.0%，年均涨幅为1.6%。（二）城乡工业消费品和服务类价格差异大。由于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细项数据从1997年开始，因此将1997年设定为基期，计算城市和农村的食品类、工业消费品类和服务类价格。数据显示，农村和城市的食品类产品消费价格都经历了同样的先下降再逐步上涨的态势，农村食品类产品消费价格和城市食品类产品消费价格差别不大，其中城市食品类产品消费年均涨幅为3.3%，与农村食品类产品消费年均涨幅持平，这说明食品类产品作为居民消费的最基本需求，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价格差异不大。农村工业消费品价格和城市工业消费品价格均呈现出先下降再上涨的同步走势，其中农村工业消费品价格前期经历了8年的下降期，城市工业消费品价格前期经历了9年的下降期，且两者价格相差较大，农村工业消费品价格指数在2004年达到最低点94.1%，而城市工业消费品价格指数在2005年达到最低点为90.4%，两者相差3.7个百分点；农村工业消费品价格指数于2018年达到最大值114.1%，城市工业消费品价格指数于2018年达到最大值109.8%，两者相差4.3个百分点；农村工业消费品类价格年均涨幅为0.60%，城市工业消费品价格年均涨幅为0.43%，两者相差0.17个百分点，而无论是农村工业消费品价格年均涨幅还是城市工业消费品价格年均涨幅，其值均远低于食品类产品消费价格和服务类消费价格的年均涨幅。农村服务类消费价格和城市服务类消费价格均经历了前期下降4年后短暂上升1年再下降1年的短期波动期，随后经历了长期稳定的上升期，并于2018年达到最高值，其中农村服务类消费价格指数为124.5%，城市服务类消费价格指数为121.2%，两者相差3.3个百分点；城市服务类价格年均涨幅低于农村0.12个百分点。

五、建国70年不同消费层级价格指数的变迁

（一）不同层级价格指数均稳步上升，生存型上升最快。以1994年为基期。生存型消费价格从1994年至2018年呈现逐年稳步上涨趋势，其价格指数于2018年达到最大值207.3%，年均涨幅为2.96%，涨幅远高于发展型消费价格和享受型消费价格的年均涨幅。1994年～2018年发展型消费价格呈现出先上涨后下降再上涨的震荡趋势，具体为其价格指数从1994年100%上升到1997年112.8%，随后逐年下降，下降趋势一直到2007年才发生转折，其价格指数从2007年的105.6%逐步上升到2018年125.4%，年均涨幅为0.91%。享受型消费价格同样经历了前期短暂的上涨后，1997年～2002年间处于下降期，随后呈现逐年稳步上涨的趋势，其价格指数于2018年达到最高值143.8%，年均涨幅为1.46%，涨幅处于生存型消费价格和发展型消费价格年均涨幅之间。究其原因，生存型消费价格上涨较快，主要是食品类和居住类消费价格上涨带来的。1994年~2018年食品类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上升4.0%，居八大类消费之首；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年均涨幅仅次于食品类，为3.43%。这也说明食品类对价格的变动最为敏感，一旦国家宏观政策或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食品类受到的冲击最大，而且经常会出现“超调”。[5]而居住类消费价格上涨较快主要是1998年住房改革后，商品房价格快速上涨造成的。发展型消费价格上涨较慢，从结构看，主要是交通和通信类消费价格负上涨带来的。1994年~2018年，交通和通信类消费价格指数年均涨幅为-1.31%，这与交通通信产品的行业特征有关，受摩尔定律影响，交通通信类产品技术更迭快、行业竞争激烈，因此价格下降速度也是最快的。享受型消费价格变化不大，主要因为其构成细项———烟酒类和娱乐类消费品的价格弹性较小，变化不大。（二）从地区看，城乡生存型消费价格均明显高于发展型和享受型。根据1997年农村和城市居民消费价格的八大类，[6]分别设置了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和城市居民消费价格中的生存型消费价格、发展型消费价格和享受型消费价格，并以1997年为基期。农村生存型消费价格走势与城市生存型消费价格走势具有差异，其中农村生存型消费价格指数前期经历了6年下降后转变为持续上升，并于2018年达到最高值157.3%，而城市生存型消费价格指数前期经历了1年上升后下降了1年再上升了1年又再次下降了2年，于2002年达到最低点99.6%，随后开展了持续的上升期，于2018年达到最高值160.4%，两者相差3.1个百分点；农村生存型消费价格指数年均涨幅为2.07%，城市生存型消费价格指数年均涨幅为2.17%，均大幅高于各自发展型消费价格指数年均涨幅和享受型消费价格指数年均涨幅。农村发展型消费价格趋势与城市发展型消费价格趋势也具有一定差异，农村发展型消费价格指数前期经历了4年下降短暂上升1年后再次下降1年，随后进入了持续上升期，并于2018年达到最大值114.2%；而城市发展型消费价格指数前期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下降，在2006年达到最低点89.2%，随后转变为稳步的上升期，于2018年达到最大值104.7%，两者相差9.5个百分点。农村享受型消费价格指数和城市享受型消费价格指数走势基本相似，前期均经历了4年下降，随后呈现长期持续地上升，于2018年达到最高值，分别为114.7%和112.8%，两者相差1.9个百分点，且两者年均涨幅差异也较小，仅为0.08%。

六、启示与建议

（一）政府适度调控对稳定物价至关重要。从建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的走势可以看到，不考虑“”特殊时期，物价波动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市场机制发挥受限；然而如果只靠市场调节价格的话也会产生物价暴涨或暴跌，因为市场调节虽然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但许多时候也会调节过度，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政府适度干预对稳定物价至关重要。为此，应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由市场定价；当国际或国内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如金融危机等特殊时期，政府需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物价大起大落和供需严重失衡，平滑经济不确定性对物价的扰动。（二）深化服务业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市场机制。建国以来，尽管我国服务业在许多领域已经市场化，甚至国际化，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管制，主要体现为服务价格的扭曲。从历史回顾也可以看到，服务业价格变化较小，与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不太吻合，城乡服务业价格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服务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区别性放松价格管制，深化价格改革，提高服务业类消费的市场化程度。一是区分竞争性服务产品、准公共服务产品和公共服务产品，对生活服务、旅游服务、餐饮服务、中介服务等竞争性服务产品实行市场化经营和竞争性的价格；对电视广播服务、政府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产品实行政府定价；对准公共产品可采取半市场化经营方式，将其分为盈利和非盈利两个部分，对前者放开价格，对后者管住价格，但价格的制定必须科学合理。二是要区分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对自然垄断环节的服务继续实行政府定价，但要规范政府定价行为，以利于竞争机制发挥；对非自然垄断环节的业务，要放松价格管制和市场准入条件，推动市场化经营。（三）进一步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建国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飞跃，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提高，但生存型消费成本较高，也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从CPI的历史梳理来看，造成目前我国生存型成本较高的原因主要是食品类消费品和居住类消费品价格较高、涨幅较大。因此，为了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一方面要完善消费品税收制度，按照消费层次进行征税，降低房地产交易税收成本；另一方面要稳定房地产价格，加快保障型住房建设，加强租房市场管理，降低居住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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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渠慎宁，吴利学，夏杰长.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波动：价格粘性、定价模式及其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12(11)：88-102.

[5]赵留彦.通货膨胀预期与粮食价格动态[J].经济科学，2007(6)：30-42.

城市发展指数范文篇4

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入深入发展阶段，评估工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评估工具和评估制度上有所创新，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评估工作的定位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只有明确了评估工作在新阶段的定位才能把握创新的方向，解决当前面临的困惑。

(一)关于创建学习型城市目的的定位

顾明远先生在2006年发表文章《学习型社会:以学习求发展》，提出“学习型社会就其实质来说是一个以学习求发展的社会”，从建设目标的角度对学习型社会进行了精辟的定位。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问题上，学习型社会理论与学习型组织理论在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城市作为社会的一个“有形载体”或组成部分，是发展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有力抓手，因此必须将学习型社会理论作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论基础;同时，城市也是一个有形的复杂巨型组织，运用学习型组织理论指导城市的管理，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因此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无论在理论指导层面或是在具体实践层面，两种理论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如:有学者提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两大基石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陈乃林2012)。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无论我们以学习型社会理论为指导还是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指导，就其目的定位而言都是通过学习促进城市的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层面:1．建设学习型城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个体日益增长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的需求层次逐渐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转移，建设学习型城市和终身教育体系就是要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使人人都有参加学习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城市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个体全面发展所形成的优质人力资源，又转化为城市先进的生产力、经济效益和社会财富，实现了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2．建设学习型城市，促进各级各类组织的发展各级各类组织是城市这个复杂巨型组织的细胞，组织的学习更加强调团队学习与个体学习的融合，强调组织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的创新。在学习型城市建设实践中，国内许多城市都积极开展了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包括: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学校、学习型社团、学习型社区、以及学习型家庭等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制定不同类型学习型组织先进单位的基本标准，引导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重视员工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积极开展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3．建设学习型城市，促进城市全面繁荣从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的发展由单纯强调发展经济增强城市竞争力，扩展为城市的全面繁荣。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针对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提出“城市是繁荣的家园”这一口号，并于2012年推出全球城市繁荣指数(CPI)，对城市繁荣的衡量标准包括了5大支柱:生产力(Pro-ductivity)、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生活质量(Qualityoflife)、社会公平(Equity)、环境可持续发展(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因此我们在建设学习型城市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注重教育对于人力资源建设的战略意义，把人力资源作为首要资源，通过提高市民素质、提升社会组织的学习能力，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城市竞争力(邵和平2012);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教育社会化功能的扩大化，包括:通过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民生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凝聚功能，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社会共识;通过软性的道德养成功能，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规范作用;发挥教育的社会调解功能，通过沟通、民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等。(马仲良2012)。

(二)关于评估工作性质的定位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评估工作，评估的最终目的均是为了促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发展，但是在具体的指向上确是存在以下几种类型:以上三类评估性质截然不同，其中第二类评估起步较早，并且此类评估主要是针对国家和地区教育系统内部的评估，从其指标体系来看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考虑学习型城市的发展问题，因此我们下面主要讨论第一类和第三类评估的性质问题。首先，资格认定类的评估就其性质而言属于一种由第三方组织开展的评估终结性的评估，是对一个城市的学习型城市发展情况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无论其评估结论判定采用何种方式，其评估的实质是做出了一个判断———城市是否已经成为学习型城市。此类评估的意义在于，对于参评城市而言获取“称号”一方面是获取了一种荣誉、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获取了与其他城市沟通的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一直主张“建立学习型城市网络，是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ArneCarlsen，2012)。其次，工作进展类的评估就其性质而言属于由区域政府自己组织开展对区域内学习型城市建设进行的发展性评估。此类评估一般均作为该区域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如:北京市将评估督导工作作为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三项机制之一，评估工作划分为:宣传发动→培训提高→专家视导→评估诊断→表彰奖励→咨询指导六个阶段(邵和平，2012)，各区县的“迎评”过程即是一次学习型区县建设大跨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此类评估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评，而是将以评促建具体落实到过程，使评估工作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国内开展的学习型城市评估工作，主要是各省市开展的发展性自我评估，属于政策评估范畴，也是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工作需要在明确该性质定位的基础上长期持久进行;学习型城市建设在我国已经开展十年，国家层面尚未开展由第三方组织的学习型城市认定工作，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球学习型城市大会契机，可以考虑由权威机构启动国内学习型城市认定工作，构建国内学习型城市网络。

(三)关于评估内容的定位

学习型城市评估的性质不同决定评估内容的侧重点不同，资格认定类的评估其评估内容侧重点是对学习型城市发展状态进行评估，按照学习型社会实质———以学习求发展来看，学习型城市的发展状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终身学习体系或教育系统本身的发展状态，这也是目前多数评估指标体系中的重点内容，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评估指标体系中六大建设模块———全面提高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给社区学习带来新气象、提升职业培训和工作场所学习的效率、扩展现代学习技术应用、改善并优化学习质量、创造充满活力的终身学习文化(UIL2012);另一方面是由学习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城市发展各方面的提升情况，学习型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学习与各方面发展必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学习对于各方面发展贡献到底有多大这在目前是无法衡量的，因此这一部分评估内容往往成为人们对学习型城市评估指标体系质疑之处。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进展类评估，就其落脚点来看是对各级政府部门在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政策绩效的评估。如: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工作示范区(县)评估指标的一级框架———学习与认识、组织与保障、建设与发展、成效与评价，对于工作过程的评价指向非常明确。因此该类评估内容具有较强的地方性特色以及较强的阶段性特色，各地区建设学习型城市路径选择的不同、各阶段所采用的建设策略不同，均会在评估内容方面有不同的反映。当然两类学习型城市评估的内容必然存在大量的交叉，对学习型城市发展状态的评估中，对政府政策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也需要进行考量，对工作过程本身也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状态一种反映，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评估指标体系中第三模块是学习型城市的先决条件，包括坚定的愿景及高度的政治意愿、社会各界的管理和参与、发掘利用各类资源及潜力三个二级指标;对于政府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绩效的考察，建设的成效必然是考察点之一。这种内容的较差在具体碰上工作中也会对评估专家带来一定的困惑，究竟是在评政府工作还是在评区域发展现状，因此在明确评估内容侧重点的基础上，各项具体指标虽然在内容上有所重合，但是在表述方式上应体现出评估的指向性和侧重性。

二、评估制度和评估工具的创新

通过对学习型城市评估工作定位的重新思考，我国目前各省市开展的学习型城市评估工作的性质都属于政策评估范畴，即由政府组织开展的，对区域内部学习型城市发展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的评估。按照这种定位，要实现评估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评估制度和评估工具两个方面按照学习型城市建设新阶段的要求进行创新。

(一)评估制度的创新:由“评优”向政策监测评估转变

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初期，我们往往都会采用学习型城市创建这种表述，创建意味着学习型城市是一项新事物，创建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阶段评优秀树典型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政策推进手段。评估工作在这个阶段发挥了引领性的作用，首先评优、评先进激发了各个地区创建的积极性，在面对学习型城市这项新生事物，并非一开始就能完全理解其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意义之时，外在“荣誉”的刺激在客观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得各个地区投入到创建工作中;其次评估需要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指标体系需要完整的描述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也为各个地区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另外，评估工作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检查、评价过程，以评促建是评估的根本目的，那么政府机构在设计评估工作时会加入大量的前期指导、后期反馈等环节，评估过程本身即是创建工作的一个重要过程。那么通过初期的创建工作，各地区都逐渐意识到了学习型城市建设对于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深刻的意识到学习型城市建设是一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工作，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动力也由外部的创优争先的动力，逐渐变为区域发展的内在需求，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工作也由创建逐渐转变为一项常态性工作。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特征，也决定了评估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创新，其创新的目标同样也是发展为一项可持续的、常态化的制度。要实现评估工作的常态化，有两种途径:一是建立定期复评制度。韩国开展的学习型城市评估，获取学习型城市资格的城市每五年将复评一次，若不能达到标准将取消其学习型城市称号;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区县评估也进入到了“第二轮”，在学习型城市建设先进区县评估之后启动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示范区评估。其中，北京市西城区在2002年取得先进区称号，时隔10年在2012年被评为示范区，示范区的评估首先从标准上一定是高于先进去，在评估过程中我们强调按照学习型城市发展新阶段的标准该区域发展的变化;另外评估过程中强调示范项目的评估，即对能够为全市其他城区未来发展起到示范作用的项目进行重点评估。但是从评估过程来看看，基本还是采用了与先进区评估相同的评估方法和手段。但是这种复评制度容易让人产生一定的误解，比如有些北京市就有区县在刚刚完成先进区的评估即提出示范区的申请，虽然作为一种有发展阶段区别的复评机制，但是由于新荣誉获取的外部动力，反而使得复评的初衷不能得以很好的实现。二是建立监测评估制度。首先在之前的评估定位研究中，我们将各省市开展的学习型城市评估定位为对学习型城市政策的评估，那么从公共政策理论发展来看，经历了以关注管理过程科层制政府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到关注绩效管理、责任政府、以结果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再到支持公众参与、倡导愿景型“共享领导”方式的公共治理理论。在公共治理理论阶段，则更多地强调了对从政策决策、执行到影响的监测与评估全过程，以确保决策质量、执行速度、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以及政策负效应的防止和政策正效应的发挥。(胡伶范国睿，2013)这为建立学习型城市工作监测评估制度提供了理论方面的保障。其次，学习型社会这个理念从诞生之初便充满了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朗沃斯2009)，由于其理想化特征往往会停留在理念层面、或者精神层面，因此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很容易就被“运动”化，为了迎评而抓此项工作，没有迎评压力就慢慢忽视。那么要把学习型城市建设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在评估工作方面也需要建立一种持续机制，这也是监测评估制度建立的现实需要。通过监测对各区域学习型城市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进行连续性的信息收集，如:建立年报制度各区域定期填报数据、建立第三方市民满意度调查制度定期对各区域进行抽样调查等;在监测获取信息基础上开展各类评估，如:定期的由专业机构根据监测数据提供的区域发展评估报告、较长间隔的专家现场辅导、评估等;另外信息及时反馈，信息反馈对象既包括上级主管政府也包括被检测区域，监测的最终目的不是“管”而是“促”。

(二)评估工具的创新:由指标体系向指数发展

从全球发展趋势及学习型城市评估工作实践来看，指标体系在学习型社会建设初期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决策者能够按照指标体系的详细描述来全面开展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工作。但是随着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深入发展，评价方面则暴露以下问题标准不清晰问题，各项评价指标是否存在定性或定量的标准，有学者也尖锐的提出“并不存在一条标杆来进行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已经成为了学习型城市”(杨进2012)。要建立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评估体系，如果仅仅使用指标体系作为监测工具那么，就必须为每一项指标设立一定的标准，那么在标准并不清晰的阶段，我们需要在监测评估工具上进一步创新，即在指标体系基础上建立学习型城市发展指数。

1．指数工具的特征

首先指数基本特性就是相对数。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标准尚未清晰的阶段，我们在评价实际操作最为明显的体现是评价者往往只能通过对比两个区域之间的优劣来对某一项指标打分，即在这一项工作上那个区域做得相对较好，哪个区域做得相对较差。那么通过对区域与区域间横向比较，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形成的指数，则能解决当前标准不清晰的问题，使得评价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指数具有简洁、可视化等特性。指数是通过对比排名，以图表等可视化形式呈现最终结果，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监测工具。同时这种简洁可视化的结果，也是决策辅助的发展方向。

2．学习型城市发展指数的构建思路

构建学习型城市发展指数的机构思路如下图:首先要在在现有评价指标体系上，提炼出指数的理论模，之后是进行指数算法的设计，最后通过将指数应用到实践中进一步对模型进行验证对算法进行修订。阶段一:理论模型的设计学习型城市评估国际国内都以开展多年，指标体系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成果，构建指数的第一阶段工作就是在现有指标体系上提炼指数的理论模型。如:我们选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最新“全球学习型城市指标体系”，那么按照其基本框架构建理论模型如下图:同大多数学习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类似，该指标体系采用的模型也是尽可能完善的描述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全貌，六项主要建设任务是学习型城市评估的结构性指标，社会效益则是学习型城市建设最终结果性指标，基础条件则是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条件性指标。学习型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学习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也并非一蹴而就，其结果性指标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有所体现。作为指数的完整模型必须包括各因子间的关联性，需要在经过案例实践研究获取一定数据后，再进一步能提出一些条件与结构、结构与目标、条件与目标间关系的假设;最终指数模型的科学化则需要进一步在应用到全球多个城市、收集多年数据后方能进一步验证。阶段二:指数算法设计指数算法是指标体系跨向指数的关键，指数要达到可应用水平重点工作则是指数算法的研究，具体工作包括以下两部分:一是指标的选择:目前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共包含的指标项都较多，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全面的涵盖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以实现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指导。但是在进行指数化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工作则是“聚焦”:缩减相似指标、提取重要指标、设计指标权重等。二是指标的量化:目前学习型城市工作评价指标体系中包括定量指标、定性指标，因此该部分工作有定性指标的量化处理、所有量化指标的如何利用相对数特性实现最终指数的运算等。阶段三:指数的应用指数的应用性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可以选择部分区域为样本开展指数应用案例研究。指数的应用过程，一方面具有研究的意义，通过获取实际的数据进一步对指数模型进行验证;另一方面也具有政策的意义，指数的应用过程本身就是监测评价制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该区域的评估监测工作必将带来实质性的推动。（本文来自于《现代远距离教育》杂志。《现代远距离教育》杂志简介详见.）

三、结论

城市发展指数范文篇5

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碳排放不仅来源于经济发展,产业运行过程,也来源于社会的消费过程,所以城市低碳发展也涉及能源、经济、社会、环境、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本文运用AHP方法,构建了三个层次的城市低碳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第一层目标层为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第二层准则层主要是按照输入—输出的路线,从能源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技术低碳四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详见表1。

由表3和上图可知,除深圳外,大部分城市的指数都为-0.6~0.6,各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别。其中,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的综合指数均在零点以上,由此看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低碳发展水平也略高。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重庆、天津、武汉、长沙等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在四个子系统中,经济低碳指数波动最为明显,指数最高的北京与指数最低的宜昌相差近3个点。北京、广州、深圳3个城市的碳生产力水平高,技术也比较发达,具有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这说明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低碳指数和技术低碳指数波动形态相对平稳,重庆市在这两个指标中都独占鳌头。主要原因在于重庆的山城地形复杂和科学技术不发达,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不完善,从而汽车的使用量少,碳排放量相对较少,再加之重庆的CDM项目在2008年就达到10个以上,这无疑给重庆的节能减排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此外11个城市中,湖北宜昌除社会低碳指数大于零以外,其他子系统指数均小于零,这与宜昌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有关,但也由于宜昌地小、人口较少,城市空间不紧凑,绿化比例大,城市的环境质量较高,所以宜昌的社会低碳指数见好。

4结果与分析

深圳市作为全国经济发展领先的城市,在低碳建设方面,也走在了国内其他城市的前面。我们发现排在前5名的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和杭州,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碳生产力高,单位GDP能耗低,科学投入强度大,但人均碳排放和每万人拥有汽车数量都高,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低。这些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且高校人才济济,科技比较发达,但同时人口密集,交通拥挤,城市空间密度大,绿化覆盖率低,而且资源紧张,环境系统相对较差。发展建议：①从空间、交通、绿地三方面合理规划城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增加绿地面积。②限制外来人口数量,或通过建立卫星城来分流人口。

天津、南京、武汉、长沙4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指数均在-0.2左右,反映这4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差别较小。但4个城市在能源、经济、社会、技术4个方面发展状况各有千秋。天津和南京的单位GDP能耗、人均碳排放量都比武汉和长沙相对要高,天津第三产业所在比重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都比较低,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仍居主位,能源消费偏高,碳排放系数高；二是人口密度大,生态环境恶化,绿化面积少。长沙单位GDP能耗和人均碳排放量为四市最低,碳生产率最高,说明长沙市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较为迅速。但最高的每万人拥有汽车数量,和最低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又说明长沙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工业的发展以及私家车的数量增长,加大了能源碳排放。

城市发展指数范文篇6

自英国提出创意产业概念以来，创意产业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对一国或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的描述似乎并不难，难的是对创意产业现状进行客观准确的把握，以及对未来趋势作科学的预测。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创意体系的研究。目前为止，以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专家查理·佛罗里达在2004年与人合作完成的《创意时代的欧洲》报告中所采用的“欧洲创意指数”最为典型。

“欧洲创意指数”主要有三方面指标构成：“欧洲人才指数”、“欧洲技术指数”、“欧洲包容性指数”。

“欧洲人才指数”包括：创意阶层指数，即创意从业人数占整个从业人数的百分比。比较而言，美国拥有最高比例的创意人员，接近30%，比利时、荷兰、芬兰紧随其后均超过28%。除上述各国外，还有英国、爱尔兰和丹麦，这些国家的创意产业从业人数均超过蓝领工人数。人力资本指数，即25-64岁人群中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人数比例。科技人才指数，即每千名工人所拥有的从事研究性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数量，一般而言，创意阶层指数最高的国家，人力资本指数和科技人才指数这两项也相应的比较高。

欧洲技术指数包括：研发指数，即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创新指数，即每百万人拥有的专利申请量，高科技创新指数，即每百万人拥有的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制药以及航空等高科技领域的专利数。“欧洲技术指数”评比结果表明，瑞典和芬兰在这些欧洲国家中最高，仅次于美国。其次是德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

“欧洲包容性指数”包括：态度指数，即主动或被动宽容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价值指数，即一个国家将传统视为反现代的或世俗价值观的程度，这类指数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得出，其中包括对上帝、宗教、民族、权威、家庭、妇女地位、离婚、堕胎等的态度。自我体现指数，即代表一个民族对待个人权利和自我体现的重视程度，该指数也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得出，包括对自我体现、生活质量、民主、科技、休闲、环境、信任、政治异议、移民、同性恋等的态度。

“欧洲包容性指数”评比结果表明，最宽容的是西班牙人和瑞典人；自我体现指数最高的分别是瑞典、荷兰和丹麦，均高于美国。综合“三T”指数得出评比结果为：瑞典是最有创意的一个国家，其次为美国。

虽然“欧洲创意指数”是理查德·佛罗里达对城市创意评估指标的改进，但关于“欧洲创意指数”的评比仍是基于静态的比较。如果放到一定的时间段内看各个指数的增长情况，则可以得到“欧洲创意趋势指数”。

不难看出，瑞典、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已有赶超英国、德国等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之势。爱尔兰、意大利等“新起之秀”已有奋力猛追之势。

香港创意指数研究主要是参考国际通行的城市竞争力指数和欧洲创意指数，且综合香港特区教育、科技的概念等多方面实际情况提出了香港创意指数。包括创意成果、结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指数等5个方面。

内地方面，上海率先制定了城市创意指标体系，这也是国内首个城市创意指数。国家层面上的创意评估指标体系尚属空白。

我国建立创意产业评估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指标对决策者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指标是简洁有力的信息，让决策者得以去检测与评估其政策以及该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影响，而且，指标的建构有助于政策的参与者达成共识，确定政策的目标，进一步则可以了解到政策推动之后的优缺点所在。以研究“创意城市”知名的英国学者CharlesLandry强调，创意产业的推动少不了评量指标，因为指标让人必须正视问题，要求反思与不断思考，激发创意。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功能转换时期，自主创新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很多大城市也纷纷提出要建立“创意城市”“创新城市”。创意产业是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相互融合在加之“创意”而发展起来的新型产业，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是所有产业中增长最快的产业，为国家、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就业潜力。而在我国，国家既没有出台一套宏观的、系统的规划政策为之护航，也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为之领航。正是由于我国没有权威的行业分类界定和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对于创意产业的现状还无法进行客观准确的把握，无法对其未来的趋势作科学的预测，从而影响了政府的科学决策和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因此，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创意产业分类指标和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并与现行的指标分类对接，针对创意产业的产值贡献、产业布局、增长速度、发展焦点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全面把握创意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态势，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创意产业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创意产业蕴涵着巨大的财富和就业潜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支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客观差距，导致其对创意产业认识和发展程度都有很大差别。

针对指标体系的建立，本文认为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总指标体系，然后结合各地区创意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选拔出发展重点指标，本文建议总指标体系应包含下列7项：产业规模指标、科技研究与发展指标、人力资源指标、文化环境指标、社会环境指标、政府投入指标以及竞争力指标。

各大指标体系具体细分为：

（一）总指标体系

该体系具体包括：

产业规模指标：总产值，年增加值，从业人员总数，文化事业规模，年成长率，从业人员占全国劳动人口的比例，创意产业值占GDP的比例，创意产业人均GDP的比例。

科技研究与发展指标：研发投资金额的总数/增长率，政府对研发部门的投资，民间对研发部门的投资，高技术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产值占GDP比重，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值。

人力资源指标：高级专业人员的总人数/比率/增长率，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教育/训练经费的金额/比重/增长率，文教类组织的总数/增长率。

文化环境指标：民众文化消费占总支出中的比重，民众文艺活动参与次数/平均人数，家庭文化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

社会环境指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资金利税率，百元国定资产实现增加值，社会安全指数，人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民间创意事业单位的经营自给率，民间创意事业单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额。

政府投入指标：创意事业财政补助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文化事业财政补助，创意事业基建投资额，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奖励资金/金额总数/比重。

竞争力指标：国际贸易进出口指标，华人市场的营收总值/占有率/增长率，亚洲市场的营收总值/占有率/增长率，（亚洲以外）全球市场的营收总值/占有率/增长率。

（二）发展重点指标

透过发展重点指标可以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以及能够了解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具体绩效。

本文认为下列指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以及检测政府政策的绩效：文化创意产业产值，文化创意产业增加的就业机会，研发投资金额总数及增长率，文化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国际贸易进出口指标，政府投入创意产业基础建设金额。

创意产业的推动与发展不仅需要清楚的概念，同时也需要客观、可靠的数据。只有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上，创意产业才能在我国各地区蓬勃发展，才能创造巨大的财富和就业潜力。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必将带来我国文化的繁荣和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厉无畏.创意产业导论.学林出版社，2006.

2.张京成.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5

城市发展指数范文篇7

一、指导思想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迎接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为契机，坚持“以创促建、重在建设、注重长效、惠及百姓、造福社会”的原则，全面落实文明城市创建的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全市文明城市创建水平，促进全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为大美增光添彩。

二、目标要求

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标准，落实创建工作责任和任务，确保“强项更强、弱项变强”，在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检查测评工作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三、工作重点

主要任务是：部署测评迎检工作，明确测评责任体系，广泛发动群众，掀起创建迎检新高潮。

1、制定印发《关于做好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迎检工作的实施方案》。

2、召开迎检工作动员会议，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拟订具体实施迎检计划，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户户知晓、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3、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加强文明礼仪知识宣传，在本单位所属宿舍区、沿街店铺发放市民问卷，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正。

4、做好迎接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的准备工作，接受上级测评组对我单位及宿舍区的暗访测评、问卷调查。

四、有关要求

1、提高认识，明确目标。

本次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是明年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基础，是对我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再次检验。时间紧、要求严、标准高，全办上下要齐心协力，明确任务，明确目标，务必克服盲目乐观思想或畏难情绪，切实增强创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创建测评迎检工作。

2、落实责任，分工协作

确定主要负责同志为总责任人，负责总体工作的部署、督导和落实；明确一名副主任为直接责任人，负责各项工作的联系协调和具体指导，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合力推进，确保不留死角。根据《市2012年创建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紧扣工作任务，将责任细化到领导、科室、个人。

城市发展指数范文篇8

关键词：旅游客源市场时间强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青岛

旅游客源市场是指旅游者借助交通工具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移动形成的客流。研究旅游客源市场的流向、流量及其变化规律、旅游者行为和消费特征，对于旅游地规划建设方向、规模、等级及其与客源地间交通运输线路的布局论证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关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分布是通过旅游市场调查所获得数据，依据时间强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等指标，分析旅游者的地理来源和强度（保继刚，2009）。

青岛市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秀丽的山海风光、丰富的人文景观、风格迥异的多国建筑、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和五彩缤纷的节庆活动。青岛旅游业已经形成了“行、游、住、食、购、娱”综合配套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化服务体系。全市共有旅行社361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6家；星级饭店146家，其中五星级6家，四星级21家，可接待外国游客的客房万余间。青岛旅游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秩序不断改善。青岛旅游餐饮和旅游商品更趋特色化，已评选出“十大特色小吃”和“十大旅游特色商品”。“十五”期间，青岛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9575万人次，年均递增13.75%，比“九五”期间年均增幅多4.73个百分点，平均增速提高52.44%；国内旅游累计收入776.57亿元，年均递增20.2%，比“九五”期间年均增幅多6.9个百分点，平均增速提高51.88%（数据来源于青岛市旅游业“十一五规划”文本）。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旅游产品结构的单一、旅游资源的保护、旅游产业整体素质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等。

青岛城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时空结构分析

（一）时间（季节）强度指数

时间（季节）指数法是根据时间序列中的数据资料所呈现的季节变动规律性，对预测目标未来状况作出预测的方法。掌握了季节变动规律，就可以利用它来对淡旺季的季节性旅游产品进行市场需求量的预测（保继刚，2009）。其计算方式为：

收集历年（通常至少有三年）各月或各季的统计资料（观察值）。

求出各年同月或同季观察值的平均数（用A=[(2)+(3)+(4)]/3表示）。

求历年间所有月份或季度的平均值（用B=[(2)+(3)+(4)]/3表示）。

计算各月或各季度的季节指数（用S=A/B表示）。

一年4个季度的季度指数之和为400%，每个季度季节指数平均数为100%。季节变动表现为各季的季节指数围绕着100%上下波动，表明各季销售量与全年平均数的相对关系。如某种商品第一季度的季节指数为125%，这表明该商品第一季度的销售量通常高于年平均数25%，属旺季，若第三季度的季节指数为73%，则表明该商品第三季度的销售量通常低于年平均数27%，属淡季。

青岛地处北温带季风区域，属温带季风气候，略有海洋性气候特征。受其影响，旅游产业在一年中有明显的淡旺季之分，现以2007年、2008年、2009年来青岛的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人数来进行定量分析青岛的时间强度指数（见表1）。

通过计算结果显示，青岛的淡季是第Ⅰ季度和Ⅳ季度，旺季为Ⅱ季度和Ⅲ季度，最高时间强度指数为Ⅲ季度，其值为146.9%，高出年平均数46.9%。最低时间强度指数为Ⅰ季度，其值为为63.26%，低于年平均数36.74%。因此，有效地提高青岛城市第Ⅰ季度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数量成为了发展青岛旅游业的难点。

（二）地理集中指数

集中化指数是一个描述地理要素分布集中化程度的指数，用于定量研究国内游客地域分布的集中程度（保继刚，2009）。地理集中指数G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G为客源地的地理集中指数；Xi为第i个客源地的游客数量；T为旅游地接待游客总量；n为客源地总数。G值越接近100，说明游客来源越集中；G值越小，则客源越分散。对任何旅游地而言，G值适中为妥。因为G值很大，说明客源市场过于集中，旅游经营稳定性差。G值很小，说明客源市场过于分散，不利于主要客源地确定，给旅游宣传，旅游服务带来困难，进而影响其旅游效益。G值为最大值100时，Xi表示其客源地只有一个；G值为最小值0时，说明其客源地区域个数趋于无穷大。

据资料显示，青岛城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广泛，遍布全国各地，现以2008年来青的全国各地旅游人数为例进行说明，2008年来青岛的国内旅游总人数为3389.53万人次，分布于全国22个主要省、自治区、直辖市（见表2）。

根据公式（1）计算G=41.86，说明青岛城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地理集中指数非常好，处于稳定状态。因此，依据所得数据，可将其客源地分为核心客源市场（市场份额大于20%）；一级客源市场（市场份额大于2%）；二级客源市场（市场份额小于2%）。

核心客源市场，主要集中于山东及周边地区。由于山东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公民带薪假期的增加，占全部来青国内游客比重达38.7％。山东客源地由于距离较近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双休日出游来青的山东游客有较快的增长，山东客源、交通方便，散客和双休日出游者比例较高、自流量大、自然增长较快，同时具有滞留时间短、较少依赖旅行社、旅游花费较少的特点。依托省内和周边旅游资源和发达的公路网，发挥青岛作为省内主要旅游集散地和目的地的优势，发展区域合作和省内及周边地区跨地域的旅游，将是开发省内旅游市场潜力，带动全省旅游发展的关键。

一级客源市场，主要分布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大中城市客源占青岛国内游客总量的51.55％。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及周边地区、辽东半岛、长江三角洲、江苏等省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客源比较集中，消费水平在国内游客中较高，与青岛城市距离适中，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已成为青岛的主要旅游客源地和国内旅游的传统市场。但其中散客旅游占有较高比例，公务商务客人较多。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团体北上的游客有上升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经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旅游者的比例（21.79％）和旅游者消费水平（人均花费1102.36元）居于所有来青岛的国内游客首位，是国内旅游的高端市场，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其它地区。

二级客源市场，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中、西北、西南地区的大中城市。以上四个地区共占青岛国内游客总量的13.66％，客源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以公务和散客为主。其中华南、西北、西南地区在地理上距离青岛城市较远，长距离国内旅游的费用较高，经济发展状况都是主要的市场制约因素。但豫、陕、晋、冀等中西部地区，在空间距离上离青岛较近，在旅游资源上与青岛城市有较强的差异和互补性，随着中原地区高速公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来青旅游客源有着较大的增长潜力。来自这些地区的游客主要以观光和团体游客为主，消费水平总体较低，停留天数较短；随着国家开发西部、西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来自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游客消费水平将会有质的提高。今天的低消费游客，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等消费的回头客。积极发展与中西部地区的旅游合作，为低消费的游客提供良好的城市环境和服务，将会拉动青岛旅游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结论

总之，青岛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应在保持城市历史文化特色和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合理开发、科学利用旅游资源，一方面应继续发挥观光旅游产品的优势，进一步优化结构，提升档次，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度假旅游产品和专项旅游产品，力创在国际上富有影响力的更多精品。力争把青岛建设成为旅游环境优美舒适、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旅游产品独具特色、产业带动作用突出、管理服务高效文明，集观光、度假、商务、会展、文化、体育于一体的国内外著名海滨旅游城市。

降低旅游产品价格。针对青岛冬季旅游市场冷淡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在酒店、旅行社、景区、商场等旅游所涵盖的“吃、住、行、游、购、娱”六方面做出大幅度让利，加大对青岛本地居民和周边居民的宣传，使其青岛城市国内旅游客源市场“淡季不淡”。

加大旅游产品创新。青岛冬季旅游发展项目上，应该以运动休闲与温泉旅游为主导，深入挖掘温泉、滑雪、购物、游乐、演艺等适合冬季旅游的资源。2010年青岛市旅游局以“好客山东贺年会”为契机，集中推出了五项大型主题活动，包括市北区天幕城“激情成就梦想-青岛万人贺年啤酒会”、市南区劈柴院“百年老街新年灯火节暨劈柴院火锅节（千人共享火锅宴）”、城阳区宝龙城市广场“2010个家庭迎新游园会”、城阳区工艺品城“2010对中韩情侣迎新会”、崂山区极地海洋世界“极地动物迎新年”等。

积极发展会展旅游。会展旅游是一种新兴的专项旅游形式，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而且可以很好地满足人们特定的人际交流需求，从而具有诸多常规旅游产品所没有的优越性。青岛的冬季应抓住时机，加强同全球性行业协会以及各大国际组织的联系，构建全球宣传网络，利用国际传媒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推介宣传工作。

参考文献：

1.保继刚.旅游地理学（修订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青岛市旅游业”十一五规划”文本[M]，2006

城市发展指数范文篇9

关键词:城市群；协调发展；产业分工；基尼系数；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产业分工这一概念最初是为了研究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而提出的，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这一界限而形成的国家间分工(谢卓廷，2020)。而随着各国不同区域内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显现，在地方产业保护政策的出台，企业对于某些特定区域所产出资源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业分工不仅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征，更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手段。本研究基于中国3个主要城市群2012年到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各城市群产业分工程度，并探究产业分工对于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将为城市群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从而实现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

二、文献评述

国内有关产业分工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从产业分工的指标测算来看，由于产业分工与产业协同集聚概念相对应，使得许多学者从产业协同集聚的角度对产业分工进行测算。例如，韩清(2018)利用DO指数对中国工业企业2003－2011年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量，得出中国工业产业协同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最后保持稳定的态势;从产业分工影响因素来看，已有研究多从生产要素出发，王玉燕(2018)通过测算产业专业化指数并回归，实证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进步是决定产业分工程度的三大因素;杨孟禹(2020)通过中国地级市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了集群规模及产业分工指标，得出土地财政不利于产业分工的深化。从研究层面上来看，众多学者在国际、地区以及省际层面上进行了许多研究，如刘志彪(2020)分析了我国在疫情背景下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并给出了如何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巩固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地位的建议。综上所述，现有关于产业分工的研究已经较为完善，但仍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一是有关产业分工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探索产业分工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且大多为定性分析，很少有学者对产业分工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二是国内学者多在国际、省际等层面进行产业分工指标测算，而以城市群为单位测算产业分工指数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将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从人均GDP角度，探究产业分工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为城市群产业发展提供一定参考，这对推动城市群产业分工合理化、经济发展协调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实证研究

(一)计量模型构建

本研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上文所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ECIit=Ait+β1IDit+γXit+εit(1)在此模型中，i代表城市群，t代表时间，ECI代表了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程度。本文参考陈启斐与巫强(2018)所提出的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测算方法，用城市群中各城市的人均GDP代表各城市收入，并引入基尼系数计算城市群中城市之间收入不平衡程度，最后通过逆向运算得出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指数ECI。其中n代表了城市群中包含城市个数，G代表了城市群基尼系数，也即是城市群城市之间收入不平衡程度，yi代表了第i个城市的人均GDP，s代表了城市群中城市人均GDP的均值。ECI衡量了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该系数越高，即代表了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越高。X代表了可能影响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II，用固定资产投资占该市GDP的百分比表示;人力资本水平HUC，用在校大学生总数占人口数百分比表示;政府干预程度DOG，用财政收入占该城市GDP百分比表示;城镇化率URB，用市辖区人口占全市人口百分比表示;基础设施水平INF，用人均道路面积表示。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直辖市、城市统计年鉴，其中，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导致的数据完全缺失，故将安阳从京津冀城市群中剔除。

(二)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在这里首先考察在全样本下两者的关系。从R2、F统计量来看，本文模型较好地刻画了产业分工程度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模型(1)－(6)的实证结果中看出，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产业分工指数ID的回归系数都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在模型(1)中产业分工指数ID的回归系数为0.146，说明了产业分工指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区域经济协调指数将增长0.146个百分点，在模型(1)－(6)可以看到产业分工指数的回归系数始终为正且在0.1附近波动，这表明产业分工指数的提高能够促进城市群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提升。产业分工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定向流动，从而形成产业单一化聚集，产生集聚外部性，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驱动城市间经济利益的“渐进式分享”。分别从各个变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来看，随着模型(1)－(6)逐渐加入控制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R2逐渐上升，说明引入的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在模型(2)－(6)中的回归系数在0.058到0.066之间波动，除了模型(5)外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模型(5)中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FII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模型(3)－(6)中引入政府投资这一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回归系数在－1.383与－0.098之间波动，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了政府干预程度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分割所造成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通常会对其他区域在本区域市场上所流通的各类商品加以限制，从而产生隐形的市场壁垒，形成“诸侯经济”的市场格局，导致城市群城市之间经济差距逐渐拉大，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模型(4)－(6)中引入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水平，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模型(5)中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了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而在模型(5)与模型(6)中引入的城镇化率这一控制变量虽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系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是显著性均较低，且回归系数标准差也较低，表明了城镇化率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较小。最后在模型(6)中引入基础设施水平这一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回归系数仅为0.009，因此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作用较小。在将三个城市群数据作为整体因变量回归并进行相关分析后，为了研究产业分工对于不同城市群的作用，有必要将三个城市群依次进行回归并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如表2所示，在将三个城市群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后，产业分工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在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回归模型中显著为正，尽管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依旧维持在0.1左右。从京津冀城市群来看，产业分工系数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对于该城市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并不显著，且回归系数与其他两个城市群比较来看相对较小，这可能是由于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类型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支柱产业类型差别较大所造成的。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将三个重点城市群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实证了产业分工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基于基尼系数构建产业分工指数，并运用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个沿海发达城市城市群2012－2018年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随着产业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水平也不断提高，这表明了三个城市群中各个城市核心产业使本区域的产业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固，且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显现出积极作用，这说明了进一步推进产业分工，提高要素生产率能够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二，产业分工的深化对不同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其对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促进效应较为显著，而对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较不明显。第三，在引入的控制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水平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但就回归系数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较大影响，而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较不明显。

(二)政策建议

城市发展指数范文篇10

在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品牌是市场竞争的基本单位，品牌价值的高低代表了企业市场地位的高低和竞争能力的强弱，品牌已被大家公认为是企业和国家的重要资产。企业和国家拥有高价值强势品牌越多，其财富创造和获取的能力就越强。出于品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品牌受到了全球学政企等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并围绕品牌、品牌管理、品牌价值以及品牌促进企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遗憾的是，主流品牌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不同地区或国家间品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问题，鲜有从地区经济、社会、制度等软硬件环境视角来进一步探讨地区品牌成长与品牌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前置变量等问题。对此，总理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政府工作不仅要继续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更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在‘软环境’上有新突破。”营商环境是地区品牌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前置变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的重要论断。基于这一思路，本文首先就品牌经济的重要作用、优化营商环境的必要性以及营商环境是品牌经济发展的基础等重要命题进行文献与理论分析，接着利用我国2018年的品牌500强数据和营商环境指数，就我国营商环境对品牌经济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与理论分析

（一）品牌经济的重要作用。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品牌之间的高端竞争。发展品牌经济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客观要求、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需要、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必然选择、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措施（姜增伟，2007）[1]。对此，在2014年5月视察河南时作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讲话。不难看出，三个转变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其中前两个转变是第三个转变实现的基础，第三个转变是前两个转变的追求目的。总理也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6]44号）。2017年4月24日，国务院批复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设立“中国品牌日”的请示》，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的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国函[2017]51号）。品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依托和强大动力。品牌资产和品牌战略能有效推动产业升级换代、促进规模企业迅速扩张，品牌是区域实力的重要标志（王兆峰，2007）[2]；品牌对国家经济安全有重大影响（顾海兵、陈芳芳、孙挺，2012）[3]。做大中国品牌是引领中国制造业转型、实现由大到强的“最后一公里”；做强中国品牌是推动供给和需求结构升级、获取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做精中国品牌是助推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推动创新发展的立足点和动力源泉；做优中国品牌是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中国企业迈向国际产业链中高端的必然选择（张建星，2016）[4]。（二）优化营商环境的必要性。营商环境是企业从开办、营运到结束整个活动过程的各种周围境况和条件的总和，包括影响企业活动的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要素等方面环境因素。企业营商环境由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构成（Duncan，1972）[5]。企业外部环境是由任务环境和一般环境构成的，任务环境主要包括顾客、竞争者、供应商等市场环境的参与者，一般环境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因素（Bourgeois，1980）[6]。世界银行从2002年起，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行持续跟踪研究，并于2003年起每年一份年度营商环境报告。良好的城市营商软环境对城市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制度环境可以影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且服务业发展受投资者保护这个指标影响最大（江静，2017）[7]；地区人口数、性别比例、受教育程度、工资支付水平、自主创新水平、体制创新水平以及交通设施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显著正相关（徐昱东、崔日明，2015）[8]。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技术促进效应和成本降低效应两个方面。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同时，法制环境的改善、地区法律体系的构建对企业的保护程度提高也能够促进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概率（佟明亮，2015）[9]。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数据，我国在法律制度落实、依法行政和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完善法律维权服务、强化营商法律文化建设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需要弥补的短板（袁莉，2018；杨继瑞、周莉，2019）[10-11]。（三）营商环境是品牌经济发展的基础。品牌成长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市场规模。地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实力、国家经济实力是我国品牌成长的基础，对地区和国家品牌经济发展和竞争力形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产业聚集是树立区域品牌的前提，合理分工、密切协作是打造区域品牌的基础，创新能力是区域品牌竞争市场的关键（陈方方、丛凤侠，2005）[12]。发展品牌经济需要构建8种有效制度：公平竞争制度与良好竞争秩序、完善的法人治理制度、完善的有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的商业标识法律制度体系、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征信体制、契约精神与诚信意识、国家品牌管理体制机制（谢京辉，2015）[13]。（四）本文将开展的工作经过前述文献与理论分析，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地区经济、社会、制度等软硬件环境对地区品牌成长与品牌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但是，目前尚缺乏把地区营商环境状况作为地区品牌经济发展前置与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将利用我国2018年的品牌500强数据和营商环境指数，就我国营商环境对品牌经济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第三部分将用我国2018年品牌500强地区分布的数据和价值数据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品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客观描述；第四部分将用我国2018年的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数据对我国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状况进行客观描述；第五部分将在第三、四部分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我国不同地区营商环境状况与品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

三、我国品牌的地区分布概况

从表1中国品牌500强地区分布信息，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品牌500强分布在27个省市区①。表1中地区按其拥有品牌数量的多少依次排列，其中拥有中国品牌500强数量最多的前10个地区依次为北京、广东、福建、上海、山东、浙江、江苏、四川、河南、河北、湖北（和河北并列第10）。这10个省市共拥有中国品牌500强的总数为419个，占中国品牌500强的比例为83.8%。从表1中我们还发现，拥有中国品牌500强品牌价值最高的前10个省市依次为北京、广东、上海、山东、浙江、江苏、四川、福建、吉林、湖北。这10个省市共拥有的中国品牌500强品牌价值总额为160350.97亿元，占中国品牌500强价值总和的86.92%。从拥有中国品牌500强数量和品牌价值最多的前10个省市占中国品牌500强数量和品牌价值总和的比例来看，中国品牌500强具有很强的地区聚集性。四、我国品牌所属地区营商环境分析目前，针对我国营商环境评价的权威数据主要有世界银行于2003年起开始提供的国家数据和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于2017年开始提供的我国主要城市数据，涵盖了我国各省级区域最具代表性或最优秀的城市，每个省级区域至少挑选了一个城市。因为目前还没有针对我国各省级区域的权威评价数据，所以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以各省级区域最具代表性城市的评价数据来代表该省级区域的营商环境水平。从表2中国品牌500强所属地区营商环境指数情况来看，排名前10的地区是广东、上海、北京、重庆、四川、江苏、浙江、湖南、湖北、陕西，其中有沿海省份，也有中西部的省份。从软环境指数来看，排名前10的地区是广东、湖南、陕西、福建、浙江、四川、贵州、山东、江苏、河南。从生态环境指数来看，排名前10的地区是海南、广西、贵州、广东、山东、辽宁、江西、重庆、福建、北京。从商务成本指数来看，排名前10的地区是新疆、甘肃、贵州、山西、陕西、内蒙古、重庆、广西、江西、海南。从基础设施指数来看，排名前10的地区是上海、北京、重庆、广东、四川、天津、江苏、湖北、陕西、浙江。从市场环境指数来看，排名前10的地区是上海、北京、广东、重庆、天津、浙江、湖北、四川、江苏、山东。从社会服务指数来看，排名前10的地区是北京、山西、陕西、浙江、甘肃、江苏、上海、广东、贵州、湖北。从营商环境6类二级指标分别排名进前10的地区来看，广东省在5类二级指标排名上进了前10，北京、贵州、江苏、陕西、浙江、重庆在4类二级指标排名上进了前10，湖北、山东、上海、四川在3类二级指标排名上进了前10，福建、甘肃、广西、海南、江西、山西、天津在2类二级指标排名上进了前10，河南、湖南、辽宁、内蒙古、新疆在1类二级指标排名上进了前10。

五、营商环境指数与品牌经济发展水平关联分析

（一）相关分析。从表3相关分析的数据来看，地区营商环境指数与该地区拥有的中国500强品牌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746，地区营商环境指数与该地区拥有的中国500强品牌的价值总和的相关系数为0.654，说明地区营商环境状况与品牌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从营商环境的6类二级指标来看，除了商务成本指数与品牌经济发展水平高度负相关外，其他指标均为正相关。具体而言，因为商务成本指数包含了工业水价、电价、气价、职工工资成本、房价收入比成本，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房价收入比非常高，所以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品牌经济的发展。其他5类二级指标中除了生态环境指数与品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不强外，其余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二）回归分析。根据前面的文献梳理与数据相关分析，我们知道地区的营商环境状况对品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地区营商环境状况与品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分别构建地区拥有的中国500强品牌数量及其价值对地区营商环境6类二级指标指数的回归模型。设被解释变量地区品牌拥有量为YN，地区品牌价值为YV，解释变量软环境指数、生态环境指数、商务成本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市场环境指数、社会服务指数分别为X1、X2、X3、X4、X5、X6，根据这6个变量建立2个回归模型如下：模型一：YN=a1+b1X1+c1X2+d1X3+e1X4+f1X5+g1X6+u1模型二：YV=a2+b2X1+c2X2+d2X3+e2X4+f2X5+g2X6+u2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从模型一来看，可决系数达0.928，变量X1（软环境指数）、X3（商务成本指数）、X5（市场环境指数）的显著性水平非常高，说明了软环境指数、商务成本指数、市场环境指数对地区品牌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从模型二来看，可决系数达0.820，变量X3、X4（基础设施指数）、X5、X6（社会服务指数）的显著性水平非常高，说明了商务成本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市场环境指数、社会服务指数对地区品牌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从X1、X3、X4、X5、X65个指标的具体内容来看：一是要注重软环境的改善，包括市场主体数、内外投资额与投资增速、人口增速等；二是要注重商务成本的降低，包括工业水价、电价、气价、职工工资成本、房价收入比等；三是要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使用机场航空吞吐量、全社会货运量、公交车数量、道路面积、轨道交通、移动电话数量等；四是要注重市场环境的改善，包括GDP总量、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额、进出口额等；五是要注重社会服务水平的提升，包括科技服务、医疗服务、养老服务、金融服务、教育服务等。综合模型一、二的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地区的营商环境条件与该地区品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营商环境对中国品牌经济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关系，我们发现除了变量X2（生态环境指数）对地区品牌经济发展影响不大外，其他变量都对地区品牌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这就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区域品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产生的原因。因此，培育和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是进行地区品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能促进地区品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六、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