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生活会后思索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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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县委的统一安排，在“求真务实，加快发展”思想作风教育活动的第二阶段，我列席了几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由于各单位在会前都对照县委的要求，对自己的思想作风状况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检查，并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全面疏理，因此，各单位的民主生活会内容集中、针对性强，确实解决了一些比较突出的思想作风问题。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同志们在民主生活会上畅所欲言，真正拿起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讲真话，动真情，对存在的问题批评不避锋芒，对今后的整顿措施出了实招，使人感到我党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更好更高水平的弘扬和发挥，因而必将为我县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思想作风方面的动力和保证。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工作任务的变动，不断改进我们的思想作风正是党的生命力之所在，所以任何一次思想作风整顿的成果都是阶段性的，尤其是一些根本性、深层次的问题，有的可有要伴随我党生存、发展和奋斗的全部历史。在本次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们畅开心扉，袒露心迹，谈了很多真切的思想感受，其中有几点共同的问题是：1、信念问题。即面对当今国内外新局势，原来已树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政权的信念动摇了；2、精神状态问题。似乎没有昔日那种豪情状态了，尤其是年过四十的同志，有一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感觉而失去强烈的进取心了；3、世俗认识问题。感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高尚的道德风尚正在失去其价值，世风日下，官场腐败，在此情况下慎独很难也无益，倒不如随风入俗好些；4、工作困境问题。很多同志感到党和政府似乎没有了过去那种振臂一呼，群情拥戴的绝对权威了，工作中的困难越来越多了，群众中的反对派更难应对了。希望在以上四个方面得到帮助和支持的诉求，这是我列席的几个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们表达的共同心愿。这些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说得清的，更不是简单的几个措施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各人自己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学习、思索、实践体验，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这里谈谈本人的几点思考：

一、信念问题。同志们在民主生活会上对自己信念动摇的表述既是自己的真实感言，更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及其命运的强烈关注，其中还有谦虚的成份，但是这也反映了当前党员、干部的一种普遍的思想状态，的确值得忧虑。因为一个国家、民族、政党没有共同的信念(信仰)，就会失去维系国家、民族、政党的精神支柱，个人和社会都将迷失前进的方向，缺乏恒定的动力，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将陷入混乱状态。共同的思想信念是国家民族最关键性的“软实力”，没有这个坚实强大的“软实力”，无论物质水平发达到何种程度，都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宗教信仰+自由资本主义或封建极权主义的混合物，它虽然也有统一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然而毕竟属于落后、“反动”的范畴，从而派生出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血腥仇恨。中华民族向来是宗教意识淡薄的民族，我们不必因此为愧，我们几千年来的儒家、道家等思想虽有封建糟粕，然而更多的是优良传统，其中讲求平等、和平、协调、共进等包含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真谛。但是，我们对传统的思想精神未能进行系统地清理和扬弃。上世纪二十年代从西方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生，因此在革命的顺利进展和革命后的成功喜悦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经是我们坚定无疑的强大精神支柱。然而应当看到，由于当年我们的贫困落后，国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加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差距，我们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是十分简约(简约到语录化)和低层次的，同时还是经过不一定正确的改造过了的，很多情况下是只有极少文化涵养和低层次的传统习俗、情感的文盲半文盲的头脑理解到的东西。而且就是这种信念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的政治运动、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又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些政治经济体制所扭曲，大家应该心中有数。由此可见，我们对过去年代大家心中的马克思主义等政治信念，一方面应承认其起过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必一味的怀念，因为那种信念是浅俗、零乱、被扭曲的，也不完全是自觉的，因而必然是不牢靠的。

时展到今天，世界局面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尽管其基本内涵仍然没有超越和突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而其具体现实却是本非算命先生的马恩始料未及的，尤其是用我们头脑中原本就低俗的马克思主义观去套现实生活则更是相差万里。况且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国民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民主意识和独立思考意识进化到目前水平，在此情况下，对头脑中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等观念的存疑(实际上是思索)和动摇就是一种正常状态了，我们犯不着过多的自责，因为怀疑和思索恰恰是发展和进步的起点。当前确实存在的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意味着中华民族思想精神大变革，大提升的时代来临，一场重塑民族信仰、重塑民族魂的思想文化运动正在兴起。

用以支撑我们国家民族使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共同信仰究竟应当是什么？愚以为，那就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具有普世价值的优良传统的有机融合。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的紧迫任务，一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应当把近百多年来人类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科学成果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对当今世界各项重大课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中国化”不仅仅是中国语言、中国习俗方式的表述，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作为非理论工作者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中共党员，不能停留在原有认识水平上，也不能等待被动地接受新的理论成果，而应当是现在马上开始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种重新学习，不是重复过去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而应当从我们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连接切入，进行探索性的学习，从而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继而重新树立更高水平、更坚定的思想信念。

二、精神状态问题。人是需要有精神的，精神决定个人潜力发挥的方向和强度，任何工作要做好，首先得“打起精神”。十三亿人口的精神状况是我国综合国力最关键的部分，执政党的党员及其领导干部的精神状况决定我们的政治力量的强弱和执政水平的高低。然而在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们普遍自责自己的精神状况不佳，具体点说是缺乏前进的动力，尤其是年近40以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奔头了。这种自责同样表现出了自谦和自觉解决和克服问题的欲望，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自责上而不能真正解决，特别是这种状况如果普遍存在的话，那就是我们队伍内部潜在的一个深层次危机，它比我们常说的“作风”问题更应值得重视，因为“作风”问题总还有“作”，只是“作”法不妥而已，而精神萎靡不振，不思进取，处处表现出一种庸懒情绪，就会少作为和不作为，如果强制作为，还会产生消极抵抗心理，导致反作为。

仔细思索就不难发现，干部中懈怠的精神状态缘于官本位意识。几千年封建宗法思想遗留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官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以及与权位关系的密切程度是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志，因而也就是人们的主要追求。尽管人们在认识上不承认这个价值观，但问题是人们确实带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意识进入当今的体制(当前的体制也确实存在封建宗法成份)。社会世俗观念(尤其在落后地区)仍然是官本位意识占了上风，于是，年纪大了)没有希望，文凭低了没有希望，没有过硬的上层关系没有希望，可观的“硬政绩”数字指标太低没有希望，出身或所处地域、部门、行业不好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追求，没有追求就不思进取，精神自然就懈怠下来！于是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二十多岁左右盼着，三十岁左右争着，四十岁左右熬着，五十岁左右闲着，六十岁左右冷眼看着，这不是严重危机吗？

当然，要使我们的干部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需要普遍有效的组织、调配和激励。然而，精神毕竟是内在的东西，来自干部内心的体验和追求，追求的方向和目标是价值。因此，正确的、恒定的价值观就会带来矢志不渝的进取心，带来终生不懈的良好精神状态。而官职和权位本来就是身外之物，是少数人生命过程中短暂的一部分，而且它是由众多的环境、条件因素形成的，个人素质和潜在价值中仅仅一小部分与之相关，追求个人权力的最大化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因此在官职上的“进取心”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可惜的是时至今天，拿破仑“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很多干部的座右铭。

全体社会成员最具普遍意义的、永恒的价值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为国家、民族、行业、部门最高最永恒的价值在于国家、民族的兴盛和事业的发展，因此，个人最高最永恒的价值在于素质的高低和在社会、国家、民族、事业发展进步过程中各自潜能的实现程度，如果将我们的进取和追求定向在此，那么，就会不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会永远保持积极的心态，旺盛的精力，达观的人生态度，就不会面临困难而退缩，遭遇挫折而消沉，取得成绩而狂傲；也不会因职位太低而自卑，因才智有限而自贱，因年事渐高而淡出火热的社会生活，因疾病衰老而智力精神减退！

三、如何面对世俗问题。在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们对当今的世俗多有微辞，而且认为当今不良世俗是造成一些干部思想作风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又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而又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世俗”，是指在一定区域、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群体内带有普遍性、习俗性的行为方式，也即社会风气，在国家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群中就是“官风”。世俗是最低层次，也是最普遍的社会意识现象，它是通过从众心理、归属心理、模仿心理得以维持和延续的，也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和升华。然而人们的心理惯性常常使人们怀念过去，向往那种只有在陶渊明笔下才有的“淳朴民风”，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民风比古时候的民风不知高过多少倍，它却偏偏是几千年来代代遗老们“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哀叹声中发展过来的。所以对今天的民风世俗，一方面要看到人们的素质普遍提高了，生产力和文化、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了，市场经济了，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快了，竞争的层面空前扩展了，人们的生存发展环境一方面更优越了，另一方面要看到风险也更大了，社会矛盾更复杂了，这正是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的原因所在，所以过去那种人们与世无争，安贫乐道，一切听从权势和天命的民风实在不值得怀念。

世俗民风的进步是最迟缓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社会活动方式、社会发展机制，需要社会管理体制的跟进和适应，这里有一般时差，社会管理体制的变化需要法律法规的跟进，这里又有一般时差，而法规转化为道德准则，最后形成普遍的习惯性行为方式更要相当长的时间，新的尚未形成，于是人们就怀旧。特别是我们当前正处在新旧交接的关键时期，民风，尤其是官风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们诉说了自己的难处：

酒桌宴会，常常是解决公私重大问题的最好场合，然而不会酒者常常处于下风和弱势地位；牌桌上大家拿出点“米”来玩玩，常常是建立感情，优化自己官场环境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而不玩牌参赌者又容易形成“不合群”的印象而被边缘化；拒绝请吃送礼吗？常常受到“不近人情”的埋怨，每拒一次就得罪人一次，每拒一人就失去一个朋友和支持者；坚持慎独的传统道德准则吗？得到的往往是保守，不开放，办不成大事的素质能力评价。所以在民主生活会上我们容易听到的下级对上级的“批评”是你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你太讲民主了，你太不会跑上层拉关系了等等，这就是当今官场世俗阴暗的是非标准！这种世俗心理，恰恰是腐败的社会世俗温床！

我们很多人在这种世俗面前陷入一个貌似悖论的两难境地：要按照自己的正确思想和意志去改造现实，就要有一定的权力、地位并创设和维持有利的工作的环境，因而就必须从众、从俗，但是一旦从众从俗就会违背原来正确的思想和意志。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曾经听到的一个聪明而善意的建议是“入俗而不庸俗，同流而不合污”，认真一想，这个建议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仍然没有分清是非。

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者的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首先应能跳出世俗的泥淖，做一个全新的“脱俗”者。因为世俗只不过是不分高低雅俗使一切人归入社会的最稀薄的粘合剂，它不需要文化、思想、立场、态度等，只要凭习惯、仿他人就可以，只有那种智力低下的人们和在是非不清、方向不明的时候才下意识地按世俗行事。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低水平的世俗终将被高层次的思想文化所取代，将高层次的思想、道德通过自己的行为示范转化为社会普遍习俗，正是社会精英们的历史责任。脱俗并不必然脱离群众，因为这里说的所脱之“俗”是低俗、粗俗、庸俗和腐朽之“俗”，迟早会被群众所抛弃，听听群众对官场种种恶劣习气的厌恶唾弃之声就会深刻体会到。脱俗也不会损害自己生存、工作和进取的社会环境，因为丧失先进思想道德准则，仅靠庸俗交往方式维系起来的社会人际关系必然是恶劣的社会环境，只能造就和支持昏庸腐败的官僚。当然，要真正做到脱俗，还需要一定的才能和勇气。“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一个人不能改变天下”，这是官场中最容易听到的怂恿人们入俗的劝说，正是此话对官场风气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实因脱俗而带来的“吃亏”和“损失”只不过是些庸俗的名利和庸俗的人际关系，得到的是自身人格品位的升华。当然，实现脱俗也需要才智，因为缺乏才智，就不善于思考、判断、决策，就会不得不从俗，可见脱俗也是才能和智慧的表现。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自己的全部言行，看看多少成份是根据自觉的理性支配的，多少成份是凭着（跟着）世俗的，这个比例大致可以反映自己的素质水平。

四、实践与理论困惑问题。在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们一致谈到的一个体会是现在的工作比过去困难得多了，这种感觉如果仅仅传达出一种畏难情绪并不使人担忧，因为看到了问题和困难，说明大家正在负责任地思考，有了承担更大责任的思想前提。然而有时候从中听到的言外之意却是对当前政治方向和战略决策的怀疑和埋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问题大了！

的确，当今各级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无论哪一方面的工作，似乎都面临着一大堆比以往多得多、难得多的困难和问题：工作任务和工作的环境条件反差太大；上级的要求有时与群众意愿难以“对接”；领导者的权威常常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有时党委书记、局长的权威还不如当年的生产队长）；全局与局部、上级与下级，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常常难以调和，无论办哪件事，似乎都会遇到外部与内部的强烈反对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如果寻此地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就很容易陷入烦恼和困惑。

其实我们应当看到：第一，困难和问题是矛盾的普遍性之使然，干工作的本质内涵就是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当然，按部就班的日常事务不能忽视，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此，则只是“守门”而已。这些日常工作，发展的方向是制度化、规范化、简约化乃至机械化、自动化（如电脑办公），从而使我们从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将主要精力放在对面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来。一个心中感受不到困难和问题，终日自我感觉良好，沉緬于日常事务而不能了难解困的领导干部，无论其“勤政”到何种程度，终归不是好干部。其二，社会发展水平越高，领导管理者的难度越大，而且历史反复证明，凡是社会变革激烈，发展变化最快的时代，往往就是各级官员工作最艰难的时代。我们今天恰值实现新旧时代交接、体制转轨、民族腾飞的时代，各种新问题、新困难接踵而来向我们挑战，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历史的幸运和机遇！要权威高工作好做吗？奴隶社会的官为“牧”，对百姓拿鞭子赶就是；封建社会的官为“爷”，老百姓对他们称为“老爷”者只会俯首贴耳，三岁小孩也可当皇帝；到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都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哪怕全知全能的上帝也管不好，于是需要民主、法制和市场。改革开放前，我们在经济上统一的计划管制、政治上高压的体制下工作，只要无条件遵命、照搬即可，所以只要“根红苗正”，绝对效“忠”，任何人到任何岗位似乎都可以胜任。而今天，我们的探索正进入深水域，我们的改革进入深层次，我们民族奋斗、发展的历史巨剧正进入高潮时期，矛盾多、困难大是自然的事，而这也是我们承担历史责任、建立历史的光荣和职责之所在！第三，要看到，我们遇到的一切矛盾和困难，归根结底是过去与未来，旧与新，落后与先进，停滞与发展的矛盾，因此，解决的办法唯有进一步改革一途，可见我们的工作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改革与创新。

除了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外，同志们在民主生活会上还提到了一个思想理论上的困惑问题。感到当前流行的一些理论观点互相冲突，与实践互相矛盾，与党和国家现行思想、战略、政策不相吻合，使人无所适从，致使少数人可能成了只是组织、行政体制下的服从者，而在思想理论方面却是怀疑者甚至是“持不同政见者”。

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拓展，我国思想、文化、新闻、学术研究空前活跃，自由度大大提高，传播媒介的发展，古今中外几乎各种理论、观点、思潮都在我们的传播媒体中、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都过了一遍。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丰厚文化底蕴而又善于思考的民族，在解除思想禁锢后对古今中外各种思想、理论进行一次全面疏理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那些东西过了一遍之后就会在每个人的头脑中留下痕迹，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痕迹显得杂乱无章，良莠并存，特别是一些早已腐朽，被人唾弃了的理论观点用现代名词包装以后更容易被人接收，因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和优良思想文化传统的排挤，这种情况在1989年前后的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我们知道，任何荒谬的观点经过一些“专家”的逻辑处理后都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的逻辑链段上自圆其说，恐怖行为是“圣战”，萨达姆是民族英雄的观点就能够为很多人所接收，这就是各种理论都能大行其道，都能为人们各取所需地认同的主要原因。例如当前，大至直选式民主啦，多党制优越啦，人权高于主权啦，小至地方与中央博弈啦，“外圆内方”啦，“跑部（送礼）进钱”啦，其中有的登上了我们的权威报刊，有的成了基层领导者的公开主张，上了文件。试想一想：一个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头脑中同时认同上述观点，怎么能不困惑和迷茫？在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谈到过自己这样的思想经历：有时看到一些专家对某个问题的论述和主张不免拍案叫绝，但是转念一想，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做呢？是最高决策者没有看到？还是他们不民主、不尊重科学？其实这里有一个局部思维与全局思维，理论推导与实践决策的差别问题。我们当然需要专家的思维，相信专家的智慧，当今的领导者实际上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但是，思想观点一旦写成文章，都要经过抽象，剔除各种干扰因素，还要建立各种假设，因而就变成了局部的、线性的思维，就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具体实践，一旦转入实践，就要和千头万绪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受到各种环境、条件等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决策者需权衡利弊，降低成本，避免波折，需要选择时机，创造条件，考虑配套措施等等。同时还要看到越是高层决策，就越要考虑其普遍可行性，因而越显得一般性，原则性。倒是我们基层的同志，主管的范围小，涉及的相关因素不多，实践的难度和成本相对要小，与专家的思考距离最近，所以对看准了的问题就应当大胆实践、探索、开拓、进取，取得经验和教训，更有利于上层决策。一味只称赞“好箭”而不发，心想进取而不为，反而怀疑现行方针政策，责怪上层决策，盼望上级指点安排，凡事等待周边他人先行然后自己参观照搬，这是最不可取的工作态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