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案件送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特别是新的诉讼收费办法的实施，直接导致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显得更加艰巨。为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法律文书送达难的问题成为当前法院审判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方面。

人民法院受理的大量民事案件都是自然人，很多当事人的居住、工作环境复杂，有的甚至居无定所、无职无业，流动性很大，而且当事人的法律素质普遍不高，给法院送达法律文书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的民事案件也由于其住所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皮包公司”、“名存实亡”等原因造成送达难等问题。如何解决人民法院受理的国内民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剖析，谈一点建议。

一、立法上的障碍和司法实践上的偏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及其他法律规定，民事送达分为以下几种送达方式：直接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

（一）直接送达

《民诉法》第78、7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81、82、83、84条规定了直接送达的两种情况：一种是被送达人配合的直接送达，另一种是被送达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

对于当事人签收的尚可，而对于当事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民诉法》给予了很严格的限制，要求人民法院必须要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法律又没有明文规定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有义务必须见证。这体现了立法对司法工作的不信任，而且对不配合的当事人仅能采取拘传的强制措施，制裁力度远远不够。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由于法律意识不强、怕得罪人而不愿意到场见证，即使到场了也不愿见证的情形时有发生。

遇到有的当事人恶意逃避送达，明明他是被送达人本人或者是被送达单位负责人却不承认，无法证明其身份的情况，法律没有明文授权给法院工作人员有事前查验其身份证的权利，使法院送达工作无所适从。面对以上妨害诉讼的违法行为，法院却无可奈何，也没有较为严厉的惩戒手段，从而增加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难度。使法院送达费时费力且见不到成效，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第11条规定了在被送达人拒绝签收，被邀请的人不愿见证的情况下，送达人可以注明情况进行留置送达。但是这仅仅只是在简易程序中适用，而没有规定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适用。

审判实践中，为有效提高送达效率，各地法院不同程度的采用了通知被送达人到法院来领取法律文书的方法，这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理解和做法上的偏差。

（二）委托送达

《民诉法》第80条、《民诉法意见》第86条规定了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送达。在司法实践中，对不在本辖区的当事人，受案法院是委托其住所地法院进行送达。但受托法院由于责任心不强，积极性不高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及时送达或无法送达，而委托送达又计算审限，由于“委而不送、送而不达”造成案件超过审限，影响了正常的结案工作。

虽然《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第59条规定了案件承办人为谋私利拖延办案或过失拖延办案承担责任的情况，但该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适用送达，而且是须造成“严重后果的”才给予纪律处分。对委托送达也没有专门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易使担负送达任务的法院工作人员消极送达，人为地使阻碍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执行工作。

（三）转交送达

《民诉法》第81、82、8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理期限规定”）第10条第4项规定了适用的特例对象为在军队、被监禁、改造、劳教的当事人，以其送达回证签收的日期为准。<br>

笔者认为对于在军队、被监禁、改造、劳教的当事人，其单位具有特定性和稳定性，法院向其送达以送达到单位签收即可。立法应当对其给予充分的认可，这些单位都属于国家机关，有严格的程序规定，没有必要以当事人的签收为准。目前立法的规定完全没有必要，也体现了立法对其所在的部队、看守所、监狱、劳教所这些国家机关送达转递工作的不信任。对在军队的当事人必须要经过部队团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转交，转交给团以下机关和团以上单位的其他机关不合法。在实际操作中增多了送达转递的环节，延长了时间，而且转交送达算入审限内，不便于人民法院尽快结案，人为地给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增加了困难。

（四）邮寄送达

《民诉法》第80条、《民诉法意见》第85条规定了邮寄送达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准。由于邮政管理局人力、物资缺乏，在偏远地区、山区，邮局一般采用带口信的方式通知收件人自己去邮局领取邮件，且邮寄周转环节过多等缘故，造成回执时间很长。在实际工作中，邮局往往没有把回执主动送回给法院。若要想得到高效的邮递服务就必须采用邮局的“特快专递”业务，但诉讼成本非常之高。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尚可承受，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由于办案经费紧张而无法做到。

具体的送达任务是由邮递员去完成，而法律没有明确邮局送达的法律地位，也没有规定邮递员在遇到当事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时可否适用留置送达，邮递员只好退回给法院，造成送达不能。当被送达人不在送达地址时，邮递员交由其他人代收，法律文书是否由当事人实际收到，其送达的法律效力是否产生受到质疑。若代收人及时转交尚可；若代收人没有及时转交，当事人已过举证或上诉、申请执行期限才收到，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就丧失了该项权利，立法上就没有体现到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若代收人根本就没有转交，法院却毫不知情，只好一直等待，有的法院在等待后仍无音讯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缺席判决，后来当事人出现了，案件往往被二审法院以违反诉讼程序发回重审。

虽然《简易程序规定》第29条的规定“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但是该项规定也只是适用于简易程序，并未明确指明可以适用于普通程序，在立法上阻碍了司法实践工作。

（五）公告送达

《民诉法》第84条、《民诉法意见》第88条对适用公告送达进行了简单的规定，明确了公告送达为当事人下落不明或穷尽以上送达手段而不能才采取的最后一种送达方式。对于何为“下落不明”，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由于对其没有时间和具体操作上的规定，令法院无法判断，无法适用。在审判执行实践中，往往一些恶意逃避送达阻碍诉讼的当事人“下落不明”后，又突然出现，并以“没有下落不明”投诉法院，使法院审判执行工作陷入被动。加之公告的时间为60日，再加上30日的举证期限，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都至少需要两次公告，若还要穷尽以上送达手段再采取公告送达，就使结案遥遥无期，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

二、规范送达的对策及建议

由于经济、生活、法制环境的改变，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送达的规定已不能适应法院日益繁重的审判执行工作的需要。一些过于原则化、限制性太多、对司法工作的不信任、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亟待修改。这也是造成送达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一）在直接送达方面

立法规定直接送达可以采用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随时送达”制度，即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法院送达人遭遇被送达人便可以向其送达法律文书，被送达人有义务签收，如果拒不签收可以现场留置送达，皆为有效送达。对于当事人恶意逃避送达的行为由立法授权，可采取较为强硬的妨害民事诉讼的司法强制措施，如罚款、拘留等。在送达意义上强化送达目的，即重点是让被送达人知道法律文书所表述的内容，并告知被送达人其不依照法律文书内容实施的法律后果。

取消要求人民法院必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的规定，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联合制定一套关于基层组织、所在单位如何协助法院送达工作的规定，强化其义务性并明确其法律责任。

在普通程序中均可适用《简易程序规定》第11条的规定，在被送达人拒绝签收的情况下，由送达人注明情况即视为送达。

把可为被送达人代收的对象进行适当的扩大。当被送达人为自然人时，代收人不要仅局限于“同住成年家属”，可扩大到与被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单位或个人，包括基层组织、所在单位、物业管理处、亲戚、邻居、同事或朋友等；当被送达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时，只要该人员能出示相关工作证明，就可向其送达，也可以要求该单位住所地的物业管理处代收。

以上直接送达不能时，法院送达人员可将法律文书张贴在被送达人的住所醒目位置，并运用相机、摄影机、证人证言等佐证已合理合法送达。

（二）在委托送达方面、转交送达和邮寄送达方面

由最高人民法院对委托送达事项出台专门性的规定，统一全国法院委托送达工作，改进委托方式，缩短委托期限，规定具体操作和法律责任，明确受托法院的义务，追究委托送达承办人延误送达的责任。

受托法院应当是被送达人户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不论委托法院的级别或审级，负送达义务的受托法院都应是基层人民法院，并且由基层人民法院成立的送达小组专门负责委托送达。委托法院应当将待送达的法律文书齐备，并附被送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本复印件，其姓名、住址、联系电话等资料应当详细准确。委托法院须在《委托送达函》上注明委托法院的地址、邮码及承办人的姓名、联系电话等，并通过邮政机构以公务信函的形式邮寄给受托法院。受托法院收到《委托送达函》及待送法律文书后，应当登记造册，并在三日内安排送达人进行送达，并在七日内送达完毕。对于受托法院成功送达的（包括留置送达），受托法院应当在送达后三日内将送达回证通过公务信函的形式回寄给委托法院。由于地址不详或地址改变而送达不能的，受托法院送达人应当在即日电话通知委托法院的承办人，并作出书面说明或要求有关机关提供相关书面证明，于三日内寄回给委托法院。

（三）转交送达方面

由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军委、公安部、司法部联合行文，对在军队的被送达人，规定可交由军事法院委托送达或该部队的机关转交送达，受托的军事法院或被送达人所在的部队机关签收即为有效送达。对在看守所、监狱、劳教所的被送达人，看守所、监狱、劳教所有义务向法院签收法律文书，并于收到后七日内向被送达人转交，实际转交后三日内向法院出具证明佐证。

（四）邮寄送达方面

由最高人民法院会同邮政部联合行文，邮局成立专门的司法专邮部门，各地政府给予人事、财政上的支持，人员可由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专职邮递员负责司法送达。由立法确定邮递员在执行送达任务时享有与法院送达人员同等的法律地位，其送达方式可遵循以上规定，同样产生送达效力，为有效送达。同时也规定邮递员的法律责任。对送达不能的，由邮递人员出具送达说明或要求受送达人单位或得知受送达人所在信息的知情人出具送达证明即可。

（五）其他送达手段方面

对于法院受理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明确《简易程序规定》第6条规定的“简便方式”传唤的程序。

1、以国际互联网为媒体向被送达人发送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送达。将送达法律文书的扫描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被送达人，以被送达人的回复或打开回执为送达依据，以证明被送达人已实际收到，可打印该回复信息进行存档。

2、对于有手机并通讯正常的当事人可以采用发送短信息、彩信的形式向被送达人告知应诉、举证时效、开庭日期、地点等。以短信或彩信的送达回执为依据，以证明被送达人已实际收到通知，可打印该记录以备存档。

3、对于捎口信的方式，应由捎口信人给法院出具书面依据证明其已明确知道口信的内容及应送到该口信的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