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革新以及发展的文化走向

中华炎黄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现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怎样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并吸纳西方文化的精华，整合现代中华文化，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经济改革必须注愈文化取向

创造既符合时代进程又同中国国情相一致的文化观，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一百多年来的重大命题。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在当前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处理好文化取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现代化运动过去陷于失败，其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文化取向与经济发展相悖反。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决定每个时代的文化取向；但是，每一时代的文化取向又可对经济发展起反作用。科学的文化取向，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则能制约乃至束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同步推进，这既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启示，又是中国现代的时代主题。

确立科学文化取向，当然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整合西方文化精华两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文化现象。

诸如：经济生活中的道德沦丧问题，它既与中华优秀道德传统相悖，又与现代化要求的社会公德不符，拜金主义、个人至上主义，既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重义”、“乐群”相悖，又对现代化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危害；权力腐败、贪赃枉法，既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公仆”、“忧民”意识相冲突，又崩裂了现代化的社会信心……等等。因此，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促进现代化快速健康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科学的文化取向间题，消除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障碍，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注意克服文化方面的消极现象，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而在抑制消极影响方面，重要的工作则在于究因探源。

那么，上述消极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其深层原因是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式同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协调，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不同步。只要我们留心观察一下当今社会，就会发现确有那么一些人—尽管还是少数—既热衷于财富的增加（这无可厚非），又热衷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没有什么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丢弃了中国的传统道德，甚至连人格也可以不要了！这种“三无之人”的队伍，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危险，其实质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取向问题。

也就是中国究竟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原则为指导，重塑现代中国文化，把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式同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接起来，形成健康的现代化中华文化，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创建起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精髓的现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这是中国现代化得以最后成功的保证，这是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希望之所在。

二、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一定的经济基础原生出一定的文化；但一定的文化一经产生，由于它具有滞后性和积累性，故它便会整合成为一定的文化传统；这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称“传统文化”，又会反过来制约、影响经济的发展。

一般地说，文化的传统，对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三个层面的影响：

第一个层面，是价值取向。这属于大众的层面，例如，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传统，使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普遍地表现为利己和重利，为此不惜牺牲他人利益。而东方文化的家庭主义和群体主义传统，则使东方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往往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利他和重义。

第二个层面，是思维方式。这属于伦理的层面。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就其主流来说，基本是排他的、竞争的，非此即彼的。《进化论》的立论基础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而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则是兼容的、和谐的、讲求“中庸之道”。

所谓“中庸”之道，我以为有三个涵义：第一个涵义是“中和”，这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讲求“和为贵”，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第二个涵义是无过之而无不及，这主要表现为处事态度讲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客观，尊重规律。第三个涵义是“择乎中庸”，这主要表现为解难策略讲求“求同存异”，将看似互相矛盾的两种事物择其中而融为一。例如，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本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群体，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一种中介形式—统一战线，而把二者联合起来了。又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典意义上说也是对立的两个范畴，但邓小平同志创立了“生产力标准”这一中介学说，也将二者结合起来了。

第三个层面，是模式选择。这属于制度的层面。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特别是英美它们的现代化。采取个体私有模式为主，在股份经济中也是个人股占主体。而东方，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与南韩），也形成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即法人相互持股的带有某种“群体‘，性的模式。至于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L，就既不能选择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应过份提倡”个体“模式，而应结合中华文化的特质来选择我们的模式。

从以上三个层面，我们剖析了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的用意是说明：在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决不能照搬照套，甚至是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包括企业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华文化这个大背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创造适合于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否则，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就会失去精神支柱，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导致稳定局面的破坏，最终也就无法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大业。

三、如何构建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文化？

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其菌难不仅在于问题本身，而且还在于它处的探索阶段。我想分两个层次，即总体目标模式和具体整合模式来进行表述言

1、总体目标模式

根据中央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文献和我国的当前实际，我觉得现代中华文化所追求的目标似乎应该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结合，逐步形成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充分吸纳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开放的现代化文化。''''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在文化建设上也不例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同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有机融合起来，成为有血有肉的、为中国人民在感情上认同的精神支柱。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华现代文化三位一体的核心内容。爱国主义，中央已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这是对我国现阶段爱国主义特征最精辟的概括。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从远古到现代，都是提倡”先有国，后有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多少仁人志士所扮演出的一幕幕壮烈历史活剧，大都是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个轴心而展开的！在改革开放的时期，我们更要提倡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集体主义，在东方是渊远流长的。东方传统农业所孕育的人文主义精神，就包含了集体主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之一的所谓人的本性自私论，是片面的。人的本性既有自私的一面，又有合群的一面。人类如无合群的本性，早在洪荒时期就会被洪水猛兽所消灭了。究竟是以自私为主还是以合群为主，则要因时因地而异，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各国的文化传统。我国当前，在提倡个人激励的同时，决不应照搬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模式，而要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而不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消灭一切社会不公平现象和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建立一个公平与和谐的无阶级的新社会。但，这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要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基本途径去实现的。在我国现阶段，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必须看到这个前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在当前，至少应该大力提倡“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应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来的，他的精辟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开放的”呢？主要是针对当今的新形势，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大潮势。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愿意衰落与灭绝，就必须不断地、及时地吸纳别的民族的先进文化以丰富与创新自己的文化。这，就要求它的文化体系必须是开放型的，而不是闭关自守的。

2、实际整合模式

在实践中，究竟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国先进文化的对接融合呢？这就有一个整合方式（或模式）的问题。

历史上，我们有过所谓“中体西用”的模式，有过“西体中用”的说法。但，这都证明是行不通的。其所以行不通，主要在于二者的思维方式缺少辩证法，在实践上将理想与国情相割裂。因为，无论是中华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有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特定文化环境，将它们作为两者相互认同的文化形态，都有可作“体”与只能作“用”的东西。绝对地规定一方为体一方为用，就犯了机械论的毛病。所以，我们试探提出一种整合模式，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体用交融论”。

“体用交融”的本质内涵，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模式框架内，中西文化要素中谁为体谁为用，要因范畴而异，具体对象作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例如，我们要塑造的中国式经营思想，就不应照搬西方“大鱼吃小鱼”的模式，而应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去掉其中“乐夭安命”的糟粕，加进西方商业竟争精神，而后融合为我国的现代经营思想，又如企业文化，中国原来（指在现代以前）就很少有什么企业文化的传统，因而就必须以西方的企业制度为母体，去掉其中的“个人至上主义”，加进中华传统的“和为贵”的人际关系，而后塑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如此等等。前一例，是中为体西为用，后一例则是西为体中为用。

只有按照这种思路来整合现代中华文化，才能达到鲁迅所说的“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境界，最终形成健康的现代中华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