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的法律观念及改革思考

本文作者：刘作翔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观念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观念创新，就是要建立一套适应于社会管理创新体制和机制的现代法律观念体系。观念怎么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观念创新和思想解放，我认为是同义语。现在有人提出要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还有人提出要进行第三次改革，等等。观念创新就是要建立一套适应社会管理创新体制和机制的现代法律观念体系。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对现代法律观念体系进行一个概括?现代法律观念体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图谱”?我个人认为，现代法律观念体系应该是一个从古今中外法律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性、开放性体系。它应该有一种开放性的思维，而不能固守在一个比较狭隘的思想上。按照这样一个思维，我认为这个体系应该包括以下30多个种类的观念系统:平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契约、人权、权利、尊严、责任、法制统一、权利限度、信用、选择、参与、程序、自愿、依法、合法、守法、自由意志、合意、对等、宽容、幸福、和谐、效率、独立、公平竞争、利益平衡、弱者保护、宪政、权力制约、相对性、局限性，等等。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对每一个含义进行解释，但对其中的一些观念种类我要做一些解释。平等的观念。平等的问题在我们法律的总原则方面是基本解决了。《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平等问题在法律层面还没有彻底解决。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同龄退休问题，至今仍没有解决。每年的全国人大开会，同龄退休问题都作为一个重大的议题提出来讨论，我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案例，比如说平顶山市银行职工周女士的退休案例，还有北京市一高校女教授的退休案例等。平顶山市一银行职工周女士55岁，单位让她办理退休手续，她认为违反了男女平等原则，先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败了，然后又起诉至法院，结果一审、二审都败了。这个起诉，我们知道肯定是要败的。因为在中国，法院没有司法审查权，法院没有权力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作出判断，最高人民法院都没有这个权力。抽象的司法审查到现在来说都是没有的，最近《行政诉讼法》在修改的时候，说要扩大它的审查范围，比如红头文件等等。“平等”在法律层面还遗留很多问题，在实践层面表现的就更加广泛了。要做到真正的平等是很难的，需要我们艰苦的努力。民主的观念。民主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中国的民主现在主要把它理解成基层民主。民主将成为下一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从社会维权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的民主做的好一点，比如说，在我们立法的过程中，在我们的每一项行政决策做出的过程中，如果将民主发挥的充分一些，意见表达的更充分一些，可能我们做出的决策就能够顺利地得到贯彻;如果民主的成分低一些，做出的决策马上就会得到反弹。因为现在的公民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顺民”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是十分浓厚的。现在像微博这样的新技术的产生，更增加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概率。自由的观念。自由的观念是现代法律观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卢梭有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从西方启蒙时代就得出一个定理，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法律中的自由。但是要让我们很多的民众理解这一点还是很困难的。有些人对自由的理解有时候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是对自由的一种解释，现代观念中的自由是法律中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公平的观念。公平的观念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它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尤其是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一个案件判决是否公平，大家经常会进行比较。比如药家鑫判死刑了，李昌奎案件又出来了，老百姓很容易地比较这样的判决会有问题。当然有些案件具有可比性，有些案件不具有可比性的。老百姓说药家鑫那样一个行为被判死刑了，而李昌奎这样一个强奸行为还杀了一个男孩的行为更加恶劣，怎么不判死刑啊?案与案之间有个公平判断问题，个案之间也有一个公平问题，判断标准就是看是不是依法判决。刑事判决有一个自由裁量，判三年判五年是不一样的，判死刑和判死缓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位专家说死缓无非就是一个死刑的执行方式，我觉得这个观点老百姓听了都不认同的。死缓和死刑是大不同的，死缓百分之九十多、甚至百分之百都会活下来的。公平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尤其在我们社会物质财富有一定增长的基础之上，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公平的诉求就更加迫切。因为对公平的追求是一种精神追求，它不是为了那么一点具体的物质利益，就是为了“我要争口气”。老百姓所谓的“争口气”，如果是在贫困年代，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就犯不着去打官司。而现在有的老百姓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打官司，要争口气。这种情况出现了，这都是新情况，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契约的观念。契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契约是神圣的，契约就是法律。中国的契约观念也在增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契约能不能用到精神领域?《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最后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夫妻忠诚。夫妻两个签订忠诚协议有没有效力?这个在全国已经有一些案例，有些法院支持，有些不支持。夫妻忠诚协议最后涉及到财产，如果一方有不忠的行为就要拿出财产或其他什么给另一方，这个契约有没有效力?契约能不能进入到精神领域和感情领域?这个问题争执太大，最后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里面把这个问题就回避了，没有去涉及。还有像人权的观念，权利的观念，尊严的观念，责任的观念，法制统一的观念，等等。法制统一首先是立法统一，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现在法律冲突现象很严重。国务院法制办有一个司专门研究法律冲突现象。有一次我们法学所召开了一次法律冲突研讨会，请国务院法制办的一位副司长来专门介绍了中国现在法律冲突的十二种表现。我听了他的报告之后，觉得他对我国法律冲突方面的表现形式的列举还是很全面的。我们有法律和法律的冲突，法规和法规的冲突，法律和法规的冲突，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法律的冲突，这个冲突现象很多，所以怎么样统一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全国人大搞了一个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但是这个备案审查制度现在履行得不是太好。还有一个就是司法统一、执法统一。我们在座的有大量执法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同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做同样的处理。“同案同判”应该是对公平和正义最重要的一个诠释。在没有特别差异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同案不同判，我们没办法向老百姓交待。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没有坚持“同案同判”这个原则而导致的抗议，因为这个事情你没法和他交待。我们的法官、我们的学者有时候也会讲一些理由，但老百姓不听你这一套，所以“同案同判”这个原则我们要坚持。这么多年我们为纠正这个顽疾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法院系统搞的量刑规范化，就是要使它大体上接近，不能差得太大。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同样是“受虐杀夫案”两个案件，在上海浦东被判了14年，被杀死的受害人家属都求情要法院轻判，但是法院判了14年。而在内蒙的包头市，也有一个“受虐杀夫案”，犯罪人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5年缓刑。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一个14年有期徒刑，一个5年缓刑，缓刑制度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有条件的人生自由状态，在限定地点不再违法，时间到了刑罚就结束了。所以执法统一、司法统一，在案件的对待上，老百姓会进行对比，你这个案子怎么判的，我这个案子怎么判的，只要全国能找到相似的案例，他会拿着去找法官，会问法官人家这个地方这么判的，你怎么这么判啊?老百姓是很聪明的，他们的智慧也是很高的。现在除了量刑规范化，还有一个就是案例指导制度。案例指导制度主要是使在全国范围内能做到“同案同判”，当然它还有衍生性功能。还有一个是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做什么的?它其实就是为了统一法律适用的尺度，因为大家理解不一样，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怎么办?用司法解释把它统一一下。权利限度的观念。我们的公民权利是不是有限度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和实践，我认为公民权利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便会造成侵权。信用的观念。信用制度在中国过去基本上是空缺，现在逐渐在发展这个体系。首先是在银行体系，银行体系试图先建立起来信用制度。另外，我理解的信用不仅仅是银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应该有信用的。当然由信用制度产生的黑名单现象现在也是一个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些银行说公布黑名单三年就撤掉，还有法院针对一些明明有执行能力却不履行判决的“老赖”通过公布黑名单，看你履不履行判决。我们现在对不履行判决有一个现成的罪，但是这个罪法院系统很少用。有一次在北京一中院我们讨论问题，我就问院长，为什么不用这个罪名呢?全国大概只有一个判例，判了拒不履行判决罪。院长解释说，虽然有这样一个罪，但是真正要用起来是很难的，他讲了很多困难，说这个罪不太好用。我们老说执行难，既然我们法律已经规定了这样一个条款，我们不用这个条款，老在其他方面想一些办法，总是不能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说给他定这个罪了，我看我们法院有时搞执行月活动，法院上门后，都乖乖履行了。现有的制度我们得将它用足。选择的观念、参与的观念等。这个“参与”现在是个大问题，我们公民现在的参与热情非常高，但是怎么参与是一个大问题。十六大结束后，《求是》杂志向我约稿，让我写一写“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我们最规范的提法，到现在也是这个提法，就是“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怎么才能做到有序参与呢?我研究的结论是:有序参与就得依法参与，不做到依法就做不到有序。依法是有序的前提，有序是依法的结果。依什么法呢?当然是我们所有的法律，实体法、程序法都要依，但对有序参与来讲最主要的还是依程序法。因为《宪法》对公民政治参与是有很多规定的，规定了公民的很多政治权利。我们依法来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社会事务。参与的问题现在有一个无序的情况，尤其是新技术的发达，新媒体的产生，新的技术手段的产生，无序参与有时候会导向无政府主义。我们在公民参与问题上还有很多顾虑。我们曾经做过中央政法委的“群体性事件的防治问题”的课题。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我们可否适当地有条件地选择一些带有经济诉求的游行示威申请，放开一些，这样逐渐培养公民的“游行文化”。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总是用“堵”的办法，“堵”的结果就是没人负责。我们也讲了很多道理做了很多论证:一旦批准它，就有组织者和负责者，组织者要对他的活动负责任。我们现在不批准就没人负责，而且一游行一上街就形成对抗。另外，作为游行示威者而言，游行示威是一种公民权利，但游行示威究竟是一种什么权利?是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一种方式，还是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我们看看国外也有游行也有示威，但他们主要是通过游行示威向政府或有关方面表达他们的诉求，他们的诉求向政府表达了，政府将他们的请愿书、他们的诉求接收了，那么，作为游行示威者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也就是享有了他的权利。这应该是我们所理解的法治意义上的游行示威权利的实现方式。但是现在我们许多人对它的理解有差别，我们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提出个主张，我非要达到目的，不达到目的不罢休。事情的解决总得有一个过程。第一步就是先表达诉求，诉求表达完了，是经过谈判还是经过什么程序，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看国外工人也罢工，就是他们有一个诉求，派代表和老板、和资方谈判，中间僵持不下，最后老板看僵持不了，只得掏腰包，这个罢工就结束了，事情就和解了，矛盾也缓冲了。美国的NBA球员工会和老板的罢赛事件就是这样解决的。但是我们现在用堵的办法就很容易制造出对抗性。所以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不论是政府，还是游行示威者，迟早要完成这样一个训练过程。程序的观念。法治最需要培养的是程序观念、程序意识。这几年我们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程序意识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个观念。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程序不完善的问题。自愿的观念、依法的观念。这是我们高度强调的，依法维权。我们经过了“五五普法”，从数量上看确实是很大的，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数量的概念，我们要追求实质，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是不是真的提高了，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我们做每一个行政决策、重大决策的时候，是不是考虑了法律的规定。过去国务院要求每一级的政府都要配法律顾问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在决策方面习惯于拍脑袋，不管这个决策在法律上能不能站得住，决策出来以后，结果出问题了，和法律是有冲突的。现在就是要求我们的决策要依法，就是看在法律上有没有漏洞，现在很多决策机关也都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依法的观念不管是对老百姓还是对领导干部都是很重要的，公权力的行为都是要依法，我们提出过一个公权力行使的法治原则:凡是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的不得为。对公权力必须提出这样高度的法治要求。合法的观念。合法和依法是互相照应的。还有守法的观念、自由意志的观念。自由意志主要是指精神领域的，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最经典的表达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人，不受他人左右、影响、牵制，在精神上是独立的。“自由意志”主要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现代观念。合意的观念，对等的观念。这个“对等”的观念，社会生活方面我就不讲了，我们举法庭审判为例。我参加了一个法律修辞的学术会议，有一位教授专门研究法庭语言，他说:他有一个法庭审判的实录，我们的法官经常打断被告人和律师的陈述，但是很少打断公诉人的发言。我说这不是一个法律语言的问题，而是一个法律观念的问题，在法庭上我们的法官能不能平等地对待被告人和公诉人。有种观点认为，公诉人是代表国家起诉犯罪。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能否换一种思维:我们已经进入法庭了，在法庭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他是被告，我们就是一个起诉者、公诉人。我们的法官能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这是一个挑战。我在很多法院也讲这个观点，这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大家能不能在一个平等和对等的地位上来参与审判。可能我们检察院的同志比较难接受这一点。但是如果从一个诉讼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是对等的，我对你进行起诉，他进行辩护，然后法官来进行裁判。这种观念可能在一时还难以接受，但是我相信时间久了大家会体会到它的好处的。宽容的观念。“宽容”最早来自于宗教，早期宗教对异教徒进行残杀，这在西欧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描述，后来就提出“宗教宽容”，然后把“宽容”引用到社会生活领域来，引用到我们法律生活领域来。和谐的观念。我们现在讲的“和谐社会”、“社会和谐”，这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现代观念。怎么样才能既不丧失公民权利的享有、保护他们合法的权利，又使社会处在一个和谐的状况?幸福的观念。“幸福”的概念是这几年已经进入政府工作目标体系的一个观念。我们现在一谈“幸福”好像离我们太远了，或者一谈“幸福”好像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或者小资情调一样。但是“幸福”作为法的价值、法的观念、法的精神目标，西方的功利主义法学派早就讲得很清楚了。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在福州召开的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上，福建省高院马新岚院长的报告主题就是“增加公民的幸福指数是司法的目标”，让我做了个评议。后来我有一篇小文章在《学习时报》上发表，题目是“幸福是法律和司法的最终价值目标”。我认为“幸福”的概念有一种很高的、很强的概括性，它可以把我们现在的很多法的价值比如公正概念、自由概念都能涵盖进去，而其他的概念都不能把它包括进去。而且“幸福”现在是我们政府的工作目标。还有效率的观念、独立的观念、利益平衡的观念、弱者保护的观念等。弱者保护作为一种现代观念没有什么问题，在立法中、政治决策中都要充分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国家有专门为四大类特殊群体的保护法，即《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还有《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可能会经常碰到“弱者保护”这个问题。“弱者保护”作为一个一般的原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实际案例中会比较复杂。深圳有个律师叫周立太，他给很多农民工义务打官司，上百个农民工都找他，有时候他还要管吃住，照顾生活，后来他实在承受不了了，他就给农民工说:我可以给你打官司，如果官司赢了，钱要来了，你把律师费给我，如果要不来我就不要了。他就和农民工签订协议。后来官司打赢了，农民工的权益也得到了维护，赔偿款也到位了，但是农民工一分钱也不给他，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他实在受不了了，就把农民工作为被告告上法庭。这时候谁是弱者?农民工是弱者，还是这个律师是弱者?他的权益要不要维护?而且他有协定，不遵守协定的行为应该制止，我们法院平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对待，我想有不同的对待方式。还有像宪政的观念、权力制约的观念、相对性观念等。相对性观念对于我们理解权利现象很有帮助，而且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我们现在法律规定了很多权利，但每一种权利的行使都需要相应的条件。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受教育权能实现吗?当然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又反过来会提出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问题。我们怎样来实现和履行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来满足公民的权利需求?最近中央号召记者下基层，看到很多我们过去确实不了解的案例。有个乡村女教师，假期期间为了给孩子们铺一个操场，就每天去河里背石头，想给孩子们在开学前铺一个操场，操场铺得差不多了，没有篮球架子，就到农民家去借木板做了一个篮球架子。我们看到这种节目之后，感觉到光靠这些崇高的教师徒手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尤其我们的基层工作者确实要想办法解决的。因为这些乡村教师的收入不高，每个月才几百块钱，这么大的一个任务是他们实在承受不了的。对于他们的精神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另一方面作为政府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所以责任的问题、责任的观念也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对这不满对那不满，“相对性”可以用来解释。很多权利的实现，不是说你有什么权利就可以实现什么权利，它需要条件的辅助，没有条件你就办不到，就是落空的。局限性的观念。局限性观念是指什么?就是我们不要把什么都看成是唯一的，法治也不是唯一的。法治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法治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机制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付出血的代价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但同时我们也要发挥社会其他调整机制和规范的功能，要发挥道德的功能、民间力量的功能，包括善良风俗，各方面的功能都要调动起来，不要把它看成唯一的。我们应该清楚，现在搞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它是最重要的，不能用其它方式来替代它。包括社会管理创新，有些学者发表文章指出，我们不能在“创新”的名义下来摧毁“法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有个习惯，一说“创新”就忘了“约束”了。忘了法治的原则闷头往前走，走了半天才发现我们是错的。我们搞的一些东西和法治的原理、法治的原则、法治的要求可能是不相吻合的。所以在观念创新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

二、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制度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制度创新，就是要建立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的法律体制和机制。这里和大家想交流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精神

201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问题。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对法治文化的理解有很高的契合度。因为会议提出创新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我们概括起来就是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主要就是这两块。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加强社会管理法律方面的建设和社会管理能力方面的建设。一个是法律建设，一个是能力建设。社会管理法律方面的建设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制度建设。另外，中央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是:2011年9月16日中央召开了一个会，把原来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这样就扩大了原来“社会治安”的范围，“社会管理”的概念比“社会治安”的概念要大得多，这也是中央在社会管理体制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

(二)“十二五规划”对社会管理创新中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2011年3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对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制度创新有一些很具体的内容，其中第九篇专门讲的是“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里面有很多章节。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章下有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在“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章下有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构建社区管理和服务平台;在“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章下有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强社会组织监管，等等。有些学者讲“社会管理”概念，好像就是“社会组织”这一块，我觉得这个理解可能有点狭窄。中央提出“社会管理”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从大社会角度来讲，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社会”这个概念之下的，应该说“社会管理”这个概念是非常广的。社会组织在中国一直是民政部门管，过去对它的入门条件太严苛，现在民政部也在研究，可能要做一些变动。过去社会组织注册必须要有主管单位，有主管单位才能申报。改革的目标是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去注册登记。注册登记条件如果变得很严苛，它也入不了门。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有的国家是比较松散型的管理，有的国家就是自愿原则，有的就是登记原则。我们国家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还是用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入门的条件还是很严苛的。现在就是如何松绑，好多种经济组织搞那么多严格的规定有什么意义?还有就是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包括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完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在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方面，包括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严格安全生产管理，健全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等。“十二五规划”对社会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怎么样将“十二五规划”的这些体制机制创新具体化，进入到落实的阶段，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问题。

(三)全国各地社会管理创新试点的阶段性情况

2010年10月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综治委确立了全国35个市、县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南通市、海安县都是试点单位。一年来，试点单位都有一些阶段性的经验总结。

(四)重点抓好12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建设和完善

一些学者在研究社会管理创新问题时提出重点要抓好十二个方面的体制改革，〔1〕即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救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等。社会保障也是大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凸显了。我们每个人原来都是单位人，一个人退休之后所有的事都是单位来管，现在是由社会来管，包括退休金问题、医保问题，社会负担很重。现在禁止提前退休，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保障体系还不足以支撑这么多人提前退休。还有社会福利体制，包括老年人的养老，儿童入幼儿园的问题。这都是大问题。我国已进入老年社会，养老问题都是大问题。我们看到一些好的养老机构费用也不低，北京好一点的养老院每个月都要交三、四千元。我看到一个农村搞的养老院特别好，一个月收很低的钱就把老人都养起来了，服侍的也很好。政府可能要给一些扶持，拿出一些房子来，或支付一些租金，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起步阶段，政府一些扶持是必要的。还有社会服务体制，社会服务、第三产业，在中国还是不发达的，还是粗线条的，现在提倡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什么时候才能进到每一个家庭中来?我有个体会，就是如果一个医生给你长期看病，他对你的病史就掌握得非常清楚，换一个大夫，你想给他多说两句他都不耐烦。这个家庭医生(当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私人医生)也是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在社会服务领域空间还很大，我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还有公共安全体制、社会维稳体制、社会治安体制、社会应急体制、虚拟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维权体制，等等。前些年是网吧对青少年的影响，现在虚拟社会出现了网络侵权，还有利用网络从事一些犯罪活动和违法的一些活动，这对我们政府来讲，对社会管理来讲都是提出了一个挑战。现在微博的出现，扩大了言论表达自由的空间，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些采访报道，有些“网络推手”说“我一夜间可以召集十万人来”，把一个人可以弄倒，把一个企业可以弄倒。现在有“五毛党”、“三毛党”，发一条信息给五毛钱、三毛钱，这些对社会管理造成的威胁是非常大的。综上，社会管理创新是新事物，我们尚处在摸索过程中。法律观念创新和法律制度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体现，建立一套适应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现代法律观念体系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制与机制，是法治文化领域中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