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文化管理范文10篇

艺术文化管理范文篇1

关键词：文化艺术；艺术档案；档案管理

文化艺术档案是人类艺术活动的主要载体，是各种艺术活动产生的图像，录像或文本。文化艺术档案的保管不仅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体现，也是人类文化的见证。促进艺术活动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是文艺档案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现阶段文艺档案管理的新形势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度，人类在生活过程中逐渐产生更多的文化活动，并已经进入文化精神繁荣的重要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文化艺术档案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载体和种类逐渐增多，收集方式多种多样，数量和元素都在不断增加[1]。文化艺术档案管理逐步进入新的潮流环境，文化进入繁荣昌盛的时期。文化艺术档案管理已经走上了档案管理的新模式，并开始重视和研究文化艺术档案的发展道路。由于我国对物质文化发展时间较晚，且文化艺术档案管理起步时间同样较晚，在管理工作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文化艺术档案管理者没有认识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也没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意识。甚至是在文化活动演出过程中，表演内容比较简单，记录人员不固定，舞台布置比较随性等各种严重的问题。因此，在新的环境下，要注重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好文化艺术档案的管理工作。首先，文件管理员必须改变他们的想法，建立正确的管理意识，并认识到文件管理的重要性。另外危机意识不可少，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保护文化艺术档案。其次，不断加强对管理者的培训，不断提高管理者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使用信息技术进行记录和保存。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文化艺术档案的管理可以通过数字化管理得到有效管理。因此，更容易应对文化艺术的增长趋势，促进文化艺术档案的更好发展[2]。

二、文化艺术档案的特点

（一）形象性。所谓的文化艺术档案是有关人类文化艺术活动信息的有效记录，包括内容，时间，地点等。它是人类艺术作品的具体内容和人类创作艺术的结果。创造性、想象力和独特的魅力等等特征，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表现形式，由于文化艺术活动具有一定的特效，而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使文化艺术档案更具有形象性[3]。（二）多样性。文化艺术档案就是对左右文化艺术活动进行资料收集和资料整体的具体行为，有艺术种类和数量较多，且表现形式各有不同，那么艺术资料就需要包括所有的内容，艺术资料就是指文化艺术活动从创造开始一直到文化艺术活动形成具体的作品，这个过程的所有资料，包括研究活动和教育等等方面的资料[4]。文化艺术档案从类型上分为：载体型、实物型和文字型，从内容上分为：教学交流、研究艺术生产、创作工作总结经验等等。随着文化活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容和种类不断增多，文化活动也不再是传统的民间艺术和文体艺术，而是新时代的发展产生的文化艺术。新时代的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网络，或者是其他渠道，使我国文化艺术档案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三）联系性。从哲学的角度看，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有必然的联系，相互联系相互发展。文化艺术也是一样的，文化艺术档案的内容丰富多样，导致文化与艺术的联系，共同发展。那么文化艺术档案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联系，文化艺术档案包括美术、舞蹈、音乐剧、话剧等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也包括这些艺术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道具、服装和剧本等方面的资料。所以文化艺术档案包括艺术活动的各个方面，甚至是包括生活中的每个环节，这就是艺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取之于生活又服务与生活。

三、是文化艺术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这个阶段，中国文化艺术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我国对文化艺术重视时间比较晚，导致档案管理工作实施较晚，部分经典的传统艺术家已经相继过世，而他们的经典作品基本上都是通过手稿形式进行保留，且保留内容不够完整，基本上这些作品都是在家人手中，而外人不知其详细内容；也有部分艺术活动单位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对艺术作品进行保密处理，不会把相关资料交给文化艺术档案馆保存，面对这些情况都无法有效的将文化艺术作品进行集中管理[5]。第二，文化艺术档案管理要认识到老艺术家作品的重要性，对一些时间比较久远的作品进行相关处理，使影像资料更加清晰，毕竟这些艺术家已经过世，如果这些资料不能进行更好的处理，就会导致优秀的作品永久消失。但是，中国并没有充分重视文化艺术档案的管理，资金缺乏严重。对影像资料进行清晰化处理，其管理模式也很难进行改变。第三，传统资料开发需要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来源需要工作人员上门查询，查询过程比较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导致无法有效的发展资料的优势和价值。信息化时代，档案馆虽然引进先进的管理软件，但是没有对资料进行共享，资源开发目的很难达到。第四，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民很难观赏到优秀的文化作品，而一些规模较大或者文化艺术比较优秀的活动都仅限与专业人士，没有实现文化全民共享，更不能实现提高全民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艺术档案无法实现合理李永和资源共享，因此，加强文化艺术档案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是加强文化艺术档案管理的措施

（一）加强艺术档案管理建设。文化艺术档案的特点是纪念和珍贵，现有的文化和艺术档案集中管理和数字化保存。使用实体承运人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存储，确保其类别系统化，科学化；对无法收集的文化艺术资料，可以协助艺术单位的档案管理建设，从而让这些资料进行更好的保存，整体上提高文化艺术档案资料保护和保存工作水平。（二）加快资料网络化进程。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那么文化艺术档案资料可以充分使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保存和传播，把文化艺术档案资料转化为虚拟形式，使保存和传播更加方便快捷，文化艺术档案不在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也不会因其它因素变化而损害，使文化艺术档案更加完整，为使用者使用更加方便快捷[6]。（三）加大艺术档案的开发利用。文化艺术档案馆为艺术活动提供各种服务，对档案管理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者要随时关注当地文化发展状况，并充分发挥档案资料的作用，也可以开展相关活动向社会展示档案资料，也可以向有关文化活动主动提供相关帮助，比如与艺术活动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使艺术活动单位艺术活动更加完整和详细，不管提高艺术档案的使用率。（四）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人是文化艺术档案管理的主要参与者，如果想要提高其管理水平就必须要从管理者出发，首先管理人员要不断改变思想观念，并认识到文件管理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认真对待文化艺术档案的管理[7]。文化艺术资料贯穿在每个大型展览活动之中，不管是编辑出现还是领导发言都需要文化艺术资料作为参考，在后期经过整理和汇集，形成文化艺术档案。这个过程需要领导加强关注，才能充分参与文化活动，不断改善群众的精神世界。另外，文化艺术档案要进行维护，发现有破损的地方需要理解修复和修护，使文化艺术档案保存时间更长久。

新时期文化艺术档案管理的重点是改善全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档案管理更加规范和规范。充分发挥艺术材料的优势，提供利用，更好地为人民提供参考咨询服务。文化艺术档案的管理是一种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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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夏南.创新县级文化艺术档案管理模式的若干思考[J].浙江档案，2016，（9）.

[4]宋夏南.创新县级文化艺术档案管理模式的若干思考[J].浙江档案，2016，（9）.DOI：10.16033/j.cnki.33-1055/g2.2016.09.023.

[5]陈乃舜.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绘画类艺术档案创新管理的思考[J].知识经济，2017，（6）：146-147.DOI：10.3969/j.issn.1007-3825.2017.06.084.

[6]郑永根.浅析乡镇文化站群众文化艺术档案管理的规范化[J].中外交流，2017，（45）：29.

艺术文化管理范文篇2

一、艺术表现探究

走向百年门槛的中国电影，在大半的时候是流连在艺术和商业的此起彼伏争斗中，也许东方传统无法像好莱坞那样缝合艺术片与商业片的截然界限，商业与低俗的连带关系难以抹去，但随着时展，崇尚艺术与贬斥商业的习俗却日渐消退。尽管我们需要呼吁中国电影更加看重市场和大众需求，但中国电影的兴盛史似乎在申说着艺术的支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至今所见证明，没有艺术的色彩，中国电影的感召力就无从谈起，正如没有商业和技术的支撑，好莱坞将失去光彩。所以，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依旧可以看到艺术的轨迹如何蜿蜒在几近泥泞的路途中。

首先是艺术主题的核心：人性关怀。

在2000年度出品或放映的影片中，关于人性意识探究的影片并不多见，这固然是商业潮流所左右的现实，也是中国电影艺术主题偏移于社会宏观教化的影响，这的确是导致中国电影发展难以深入的重要因素。人是世界精神的主要体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深入性表现的浅尝则止，是中国电影拓展中十分重要的艺术难题。中国电影人在有限的尝试中作出了一些探索，但这一关键问题还是缺少更有力度的表现。由此，看到谢飞教授的《益西卓玛》就不由发出感叹。在这部充满奇异边域风光和风土人情的影片中，同样充满了人情的魅力和人性的光芒，影片人物的一生的遭际不是全围绕政治风云，而是借助男性和女性的情感悲欢离合来表现，在已见的东西方关于这块地域表现的电影艺术中，《益西卓玛》的人性主题所蕴涵的魅力是真挚动人的。这部影片的出现破费周折，也说明传统观念对人性表现某种程度的陌生和局促，实际上，在我们的习惯领域中，对人的认识还较多把守着外在行动人的尺度，对情感动因和心理机缘的探入缺少成功的经验。

于是，黄建新的《说出你的秘密》就是本年度中角度与深度颇值得探讨的影片。在对人性挖掘与心理拷问方面，该片艺术的表现是成功的。影片的心理探索成分占据很大比重，它对人性的认知方式是有别于以往的故事电影或较多心理表现色彩的影片。应该说，中国电影的世纪末忧虑其实多半和观众疏离有关，除了大众化时代必然产生的艺术变迁而导致的分流，和以电视为代表的娱乐传媒对正经看电影方式的冲击之外，电影停留在事件描述层面和粗浅道理的直接说教是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熟悉这一套表现规程的观众已然厌倦了俗套。中国电影除非屈从世俗堕入打打杀杀和脱、透、漏式的泥沼，否则就要在根本的人文精神上下硬功夫。而中国电影的人文艺术味日渐消失是很值得忧虑的大事，人文电影的天地其实很大，而其要害是对人性和人的内在思想与心理世界的剖析。从这一意义说，《说出你的秘密》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影片落脚于一对夫妇因妻子造成车祸后隐匿不说，而导致整体生活世界的微妙变化，特别是深入挖掘了人的复杂心理内涵，丝丝入扣，逼真现实。影片直面人的现实困境--心理灵魂境界，毫不犹豫的以审视自我而拷问人生的深度，探入了隐秘的个人内心世界的细微之处，揭示了我们常常不敢正视的心理现实。就此而言，显示了创作者对人生探讨的认识深度。影片的揭密不仅在撞人逃逸者是谁的谜底上，而且更重要的落脚在常人面对这道难题时将如何正视的心理谜底上。在夫妻恩爱和怀疑猜忌之间，在良心谴责的道义感和惟恐罹难的恐惧感之间，影片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弱点、本能与人性良知之间的搏斗。着意于生活危难之际人心角逐与良知愧疚搏斗的表现，是创作者对人的认识深入化的体现。丈夫在同情执着寻找目击者的小女孩的道德感和益发产生深重犯罪感的痛苦心理，与惟望不是事实的侥幸心理的角逐，把当代生活中一个清白家庭可能遇到的恐惧和抉择平铺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会油然联想到人人熟悉的一个关于女性心理中常有的疑问：当丈夫在自己和婆婆同时落水时先救何人上岸？这种源于惧怕失去所爱而执拗式的无理追问就变成了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类似的尴尬处境。

在探究的基础上，影片的思考的确是令人警觉的，一个普通女子，没有犯罪企图，也充满内疚，但在这样一个始料不及的意外之后，将陷在怎样一个心理矛盾之中，而且这种不由自主的抉择和随之的痛苦又可能是常人刹那间都会遇到的，和美的家庭与谐和的夫妻关系在特殊状态中变得异常紧张，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又会如何处置？影片现实主义表现与人生哲理的思考，是从心理层面展开的，这种从现实简单事件推向心理承受极致的人性思考带相当残酷的成分，没有人可以逃避这种在维系亲情和躲避危害时必须抉择的尴尬痛苦。所以，影片比起赤裸裸的现实人生表现多了思想的负重，警示人们思考，尽管由此影片某种优美荡然无存，但深刻成为可能。

《非常夏日》深含创作者的人生忧虑，对人性的体验的传达相当真实。影片在男主人公身上不仅集中了人生两极感受，还特别表现了一个人性格的“长大成人”。在经历了永难忘怀的非常夏日后，他懊悔愧疚，却难以弥补，影片着重表现一个青年力图挽回失去的勇气和找回心理平衡的渴求。最终当他被捆绑着却一次次横挡在暴徒的车前，顽强的向绑架者要求放了被俘女子，并爆发出“就是被你撞死也不能被你吓死”的心声时，一个历经心理磨难和挣扎，终于挺立而起的成熟青年完成了他的心理成长过程。《非常夏日》实际上表现的是创作者对人生矛盾的解读，在特定的遭遇中凝缩人生身心矛盾和心理抉择。

对人性挖掘颇有特点的影片还有《过年回家》。青年导演对一个关于家庭情仇和人性心理表现的独特题材，处理得平实细腻、甚至多少显得阴冷可怕的背后，是对人性复杂本性的真切理解，隐藏其间的温情期盼和生命呼喊，其实是相当动人的。中国电影需要这样具有个性化追求意识的创造，因为艺术的本来指向是个性化和创造性，对人性意识的探究和敢于个性理解的表达都是通向艺术之路的。在市场化横亘于前的现实面前，任何艺术的追求都值得赞许。

其次是艺术表现精神的情感表现。

艺术没有情感，犹如花木没有汁液、青草没有露珠一样，将苍白无力。情感表现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精神。这一简单的事实却没有被电影艺术很好接受，导致不少电影干巴死板，丧失生趣。至今，仍旧可以看到电影艺术这一方面的显而易见的缺憾。相比起来，《我的父亲母亲》、《洗澡》、《我的1919》、《一声叹息》、《相伴永远》等就是多少具备情感表现基础的较好创作。

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声叹息》。作为引领内地贺岁片潮流的冯小刚，巧妙借助贺岁片打下的品牌效应和明星阵容，在不是贺岁片的时间创造了本年度几乎最好的票房效应。影片的争议显然是天生的：一个中年人的婚外恋情的周折。作为作家的主人公，既有和美的家庭，又有蓬勃的事业，无论阅历和社会地位都相当不错，却在美貌、纯真的外来诱惑面前心荡神驰不可自拔。影片对中年人跨界感情的直接描绘，显然超出了传统防守的界限，却实在是迈开了艺术直面情感现实的较大步伐。尽管我们不愿生活出现太多多向情感，却不能不承认社会发展导致情感的多样性纠葛，以及开放揭开了原本隐蔽在人的心灵深处的复杂情感欲望，对传统而言，这是难以回避的尴尬现实，也是生活存在的残酷面相。从这一意义上看，《一声叹息》的现代感是明显的，遭致的议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着重指出的倒是影片对感情表现的分寸，人性情感的真实其实就在张、弛和隐、露的矛盾之间。影片中人对家庭的依恋与对情人的冲动，对道义责任的看重与对内心渴求的不可自持，都掌握着较好的分寸感，从而描摹了一幅现代生活中并不少见的情感危机图。影片让人疑惑的主要是结尾悬念式的电话，似乎在显示嘎然而止的艺术效果，也是为商业接续留下接口，但对原本习惯大团圆结局的传统观众，和接受随心所欲但不逾矩的现代气息观众的接受习惯来说，显然是带有挑衅性的表现。我们无意褒贬，但应当承认，《一声叹息》对情感的把握是大胆而细致的，它使我们更加逼近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真实。

再次是现实主义本质精神回归。

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有悠久的历史，从30年代确立，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就始终成为中国电影成功的支柱，梳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大致经历了几个发展变迁阶段：30年代的苦难现实主义电影；40年代战后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50～60年代的浪漫现实主义；70年代现实主义断流，中国电影隔绝于历史传统与世界潮流；80年代现实主义回归，是冷峻现实主义的时期；90年代的现实主义潮流呈现为滚涌起伏的时断时续的状态，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最为芜杂状态。但随着现实生活的大众化时代到来，消费、享乐成为文化的重要表现，艺术的现实主义遇到了明显削弱和改变。世纪末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表现为两种形态：揭示性和平民姿态。它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电影的艺术审美变迁。后者在“文化走向”介绍，这里重点分析前者。

中国电影的不景气似乎和艺术表现的温吞水状态相关。生活纷纭复杂，人民迫切需要正视现实、揭示矛盾、崇扬高尚精神的艺术作品。《生死抉择》的出现无疑是观众心声的体现。这部创造2000中国电影最高票房的影片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影片是主流形态的创作，过去人们被这一类影片说教而无甚价值的产生疑惑误解。《生死抉择》的出现应当修正一些传统认识。从市场来看，《生死抉择》的票房表现是令人惊讶的，500万的成本取得了上亿的票房收入，而造就票房轰动的不是娱乐片，却是现实题材片，这是少有的现象。一个国产影片的放映上座率天天达到70%以上的事实的确是令人深思的，多样化的时代需要多样化的观念，对于处在改革过度时期的中国电影发展而言，没有发展的禁区。《生死抉择》的社会轰动似乎是不期然的，探究原因，首先和影片本质内容相关。国企改革的艰难，是影片切近社会生活的基本背景，但影片没有成为克服困难的企业翻身的画片注脚；它的时代内容的现实反映是败家子吃空了大型国企，这又是尖锐时代矛盾的现实主义表现，但即便如此，好人坏人的模式依然没有成为影片约定俗成的框子；令观众始料不及的是市长、书记的矛盾一度剑拔弩张即将进入套路时，殊途同归的事业感和正义力量使他们成为更有法力的上级腐败势力的对立面，更具有生活广阔视野的时代弊病展现出来，观众的紧张随之加深；而工人们的不满和坚韧，艰难和忍从，更让我们感同身受，牵连起最为真实的当下改革时代的生活面影。毫无疑问，影片的魅力首先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在人民群众对腐败积蓄了相当程度的抵触不满的情绪，生活困惑需要解答的时候，艺术适时包容了生活的内在要求加以反映，并且以相当的表现规模和深度再现时代，自然具有动人的魅力。从《生死抉择》的轰动中不能不提出一个似乎被遗忘的老话题，电影的社会意义是决定影片价值的内在因素。由于影片的特定意义，使我们得以拂去市场、商业等等时尚的遮蔽，重新认识作品内容意义的价值。实际上，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根本上是生活具有第一位的意义，由于大众文化的遮蔽性，人们似乎被潮流时尚、形式感所左右，往往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常理。浮躁的心态导致艺术内容的肤浅。从历史来看，出色的影片与社会生活源泉的关系是正比关系，而且在社会历史变动比较频繁的关口，常常有激动人心的现实之作。比如《邻居》、《人到中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生》等，类似的直面生活的获奖优秀作品还有《老井》、《野山》等等。这一时期的经验证明，中国电影离开了对世道人心的呼应，渊源流长的优良传统就将散失殆尽。许多垃圾似的儿女情长的作品，热闹一时的娱乐闹剧，砍杀血腥的侠义（狭义）粗俗光影，之所以无聊乏味，不是缺乏手段，是没有人心的感应。在一些地方放映《生死抉择》时，当戏中省委第一书记宣布，对腐败分子“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观众突然伴着影片同声喊出“该杀的杀！”，情绪达到高潮，此时，艺术与时代呼声共振，影片没有理由不被百姓喜欢。影片再一次证明，艺术只有呼应时代人心要求，才具有生命力，人们期待的新世纪中国电影必然是反映生活的优秀大气之作！

从《生死抉择》艺术表现中还可以看到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的特点：真实表现。对现实主流形态影片的非议，常和正面主人公的缺乏生活气息相关，举手投足的演戏架子和没有血肉气的人物形象当然让观众产生反感。久而久之，似乎这一类型电影的人物都成了毫无人气的木偶，电影批评也天然排斥这些形象。塑造凛然正气主人公有许多难度，时代英雄不是太多而是严重缺乏，一方面要大力倡导具有生活气息的时代英雄，另一方面也不要因苛求英雄平民化而庸俗不堪。《生死抉择》的主人公未必尽善尽美，但铿然之气是动人的，他的心理复杂面显示和本质上的时代英雄气质表现是比较生动的，影片得到观众的认可也是和人物表现有密切的联系。

二、文化走向梳理

90年代的文化背景是和大众文化弥漫、市场抉择难以分开的。电影的折射也十分明显，最为显著的是贺岁片为代表的时潮。贺岁片不止是一年中的新年贺礼片，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中国电影绞尽脑汁为各种节日献媚的影片现象。中国电影的大半风潮被贺岁片夺去是确定的事实，这不仅是指票房收益，而且主要是指围绕与此的某种兴奋点集中状况。反思一年稍微具有热点效益的影片，宽泛意义的这一类娱乐影片形成头尾连绵呼应的两个高潮。年初的节庆仿佛是一个筐，以贺岁片为中心点的各种议题和年节延续不休，装筐入箱，新年、春节、情人节、双修日、长假等等吆喝声一阵紧似一阵的贴近，牵连起一些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影片；而上半年的节庆喊声还如雷贯耳，为下一个新年抄刀的新一轮贺岁片又紧锣密鼓的耍弄起来。内地贺岁片的历史并不久远，但抢占传媒风头却兴盛不已，而它的市场效益和投合观众心理却是有目共睹的。剖析贺岁片的来龙去脉，不难看到商业因素在如何侵袭推进并逐渐占据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的演进过程。实事求是地说，贺岁片的兴盛是值得肯定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贺岁片把此前中国电影电视已经掘开的娱乐通道拓展开挖得更加宽阔。这样的电影自然投合时宜，赢取票房也就在清理之中了。所以，初始阶段的贺岁片是电影走出传统老套值得赞扬的现象，而适应市场需求则是转变的根本。贺岁片的先天不足自然是艺术屈从市场的俗套和无聊，为了讨好时令、节庆人心、和大众需求，创作的规则就和商业法则息息相关，喜剧构架的单一化也成为基本规则。绵延几年的贺岁片已经扩展但失去了创造性，俗套导致贺岁片的滥情无聊。贺岁片多为喜剧片，热热闹闹逗人欢欣是喜剧的本务，但事实已经证明，仅有宣泄是不够的，好看而能耐看才是高招。耐看即有嚼头，能让观众不仅图一时之乐，过后还能留下回味余地，成功的分值才能高扬。但在能否使喜剧既好看又富含情感内涵上，是标示着喜剧品位高下与否的。至今的许多贺岁片还没有在这一点上进一步发挥，倒是一味投靠想象中的大众要求，只求欢跃喧闹，导致艺术的庸俗化。所以，市场支配艺术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没有艺术内在支持的电影，无论是贺岁还是其它，都难以实现市场长远价值，更不用说艺术的独立价值。艺术创造力的缺乏和艺术热情的不足，是市场主宰带来的弊端。为跨世纪拍摄的贺岁片已经显露了问题的根芽。一些导演只在欢跃效应上急功近利，喜剧的无聊和情感的虚假凸现无疑。即便努力创作的影片也被陈俗功利弄得不伦不类。在被市场驾御和驾御市场之间，艺术应当有自己的明确思路。既然没有逃脱市场的捷径，就应当把握艺术与市场之间和谐但主动的关系。回避市场，闭门造车固然愚蠢，但一味投合世俗丧失艺术更无疑是自杀。

艺术化的影片，其文化走向中值得提及的主要有一些或隐或显的倾向。

一、怀旧感伤趋向。

90年代世界电影中不时呈现怀旧感伤走向，所以，怀旧感伤是创作的一种艺术的世界性倾向，世纪末中国电影的走向中也不免呈现这一状况，艺术和这一类影片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因为对人生的体悟与感怀，伤切与回味是情感的本能，无法避及。在怀旧思忆中寻找美感是艺术难以避讳的方面。值得提及的主要有《我的父亲母亲》、《西洋镜》、《洗澡》等影片。

《我的父亲母亲》在宣传上就标明诸如导演年轻时候的恋爱故事的噱头，“父亲”与“母亲”的浪漫恋爱情节简单至极，凝望、等待、奔跑构成感情接续的连接点，整个影片的诗化结构充溢着久远年代朦胧的情爱光环，从某种程度上看，一个发生在乡村的浪漫故事，渗透其间的感情脉络其实让人想起诸如旧时代大上海都市中青春萌动、家境充裕而悠闲的女孩的情感思绪──也许就是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的共同情感──其实也就是艺术创作者对纯洁感情的回味欣赏。这一类影片肯定不是商业饕餮大餐，而更多带怀旧情调，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追随着影片，沉浸在已逝感情的伤悼中，咀嚼在昨日情怀的重温中，流连在浪漫追慕的情境中。就情感抒怀而言，《我的父亲母亲》代表了这一类影片惟恐不够优美的优势。尽管影片和再早一些时候的《那山那人那狗》和《草房子》相比在朴质与精致处理上有一些不及，但本年度依旧是值得嘉许的创作。

而《西洋镜》与《洗澡》则一个是对历史的怀旧，一个是对心灵深处愧疚感的感伤。前者比较厚实，历史的翻检使之具有尘封感，艺术的精心也值得肯定，但需要辨析的是历史钩沉的现实化理解问题。急于参与现实的心理导致创作者做了一些艺术改造尽管可以理解，加之影片的构思比较开放，历史风貌的表现和人的关系处理都有可取之处，因此这样一个难度较大的题材呈现得栩栩如生是付出了很大艰辛的。问题在于，影片过于张扬的东方需要向西方开放，西洋文明对东方艺术的胜利的主线，附加在主线上总让人感到分寸失度，意念的急切和尘封历史感之间的冲突不是以鱼水交融的方式展现，多少破坏了影片的完整形态。影片中主人公身置长城而大发长城功用的哲理意味谈论，对谭派艺术畏惧西洋影戏的着意表现，表现刘京伦为中国世俗社会不容却和外来商人雷门相处得如鱼得水般畅快等等，都生硬打破了艺术的和谐性，令人感到艺术意念化新潮和影片时代之间的距离。艺术不在于追赶时尚，深刻的历史思考可能还在于对历史深入还原哪怕是悲剧式的还原，使历史得以穿过重重迷雾艰难呈现在现代观念的人们面前。

《洗澡》是一部比较出色的影片，影片的现实感很强，沉稳进展颇富张力的情节很为动人，父子三人的亲情比照是和现代文明造就的人生隔阂相连接的，在物欲横流的世俗背景下，关照孝心、舔犊之情、和温爱理解常理，构成影片颇为动人的氛围。影片伤感情调的主要承载，是细节穿插的老爷子陕北成婚的浪漫镜头，他在生命的末期沉迷于往事的怀想中，这一似乎是重笔的表现显得相当不协调，因为现实主义的整体风格使现实人生呈现出世俗生命的可爱自然状态，已经富于魅力，陕北的回忆既破坏了影片格调，也太明显透露出创作者的意念追求，艺术的协调感受到破坏。不可否认《洗澡》仍是艺术追求明显的好片子，但这里警示我们：任何别出心裁的意念创造都应当三思而后行，而往事歌谣的表现是需要水到渠成的真实沉淀。

二、英雄主义复归。

文化意义上的英雄疲软是中国电影在娱乐时代的表现，英雄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叱咤风云的盖世人物，而是指超脱于环境、在精神上崇高、具有独立不倚品格的人格形象。对英雄的崇尚是艺术积极创造力的理想体现。我们不会强求像新中国电影前17年那样英雄举目皆是，但随着时代演变，人们渴求的时代英雄几近销声匿迹却是不太正常的现象。跨世纪的英雄影像在主旋律影片中的出现，标枳着中国电影还有容纳英雄的天地。在《我的1919》、《横空出世》、《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影片中，对时代英雄的理解是多向度的，即英雄不只是具体的形象高大，而是一种人格形象的完满，是精神的崇高坚强。当今时代崇善的早已不是高大全式的形象，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时潮，但实际上，即便如此，呼唤英雄的潜在欲望和渴求救世英豪的普泛要求不是减弱而是增强，在愈是个人化受到重视的年代，主持正义公道的英雄人格和具有舍己奉公情操的为人精神更成为大众内心的需求。我们的电影似乎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现象，创作不是冷落了大众英雄，就是把平庸视为百姓所好，于是，丧失的不仅仅是英雄人格，而且导致中国电影格调的孱弱和感染力的降低。从弘扬时代英雄和人心需求的角度，主流影片的倡导不是没有道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自然更多从这里涌现。不过，长期以来，创作的概念化缺陷使人们的评价带上较多的批评。所以，当《横空出世》、《我的1919》为代表的影片出现时，我们理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的较为出色的主流影片中，英雄的真实性得到最大可能的表现，性格的多层含义的挖掘有了深度，而值得欣喜的是不再把为了故做多样性而牺牲英雄主义的本质作为目标。

《横空出世》是相对更为出色的影片。影片对艰难时代的背景表现是可信的，它直截了当的为我们重现了50～60时代中国人民面临的重重内外压力，使中国人民期待原子弹创业行动具有了真切背景，影片注重艰难时世中的英雄所承受的重担，少有的把武将的艰苦作为衬托，突出文将（科研人员）的英雄壮举；把为国争光的主线和个人精神忍受作为衬托，强调英雄的多向感情，从而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时代英雄。冯光达的形象是中国电影中最为丰富的高级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在他身上包含着战争年代英雄的献身服从的优点，诸如放弃获奖、隐姓埋名、个人的无所期求、与战士们共享清汤寡水的艰苦等；还格外包含有和平年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如执著科研事业、对数据的一丝不苟、对事业建设的不徇私情等。这在我们所见的英雄人物序列中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但更为动人的还在于冯光达们的英雄主义是和人性情感的复杂色彩相联系，在他的坚韧、果决、无所畏惧的背后，是浪漫的情爱、是喜爱音乐的情致、是人之常情的眷念朋友旧情。作为服从事业的时代英雄，压抑住个人的喜好，和妻子决不谈及科研机密，近在咫尺却无缘深谈，还要承受家庭出生的牵累和保密机构的怀疑，在一系列对个人而言都多少是委曲求全的牺牲中，特定时代英雄的品格和精神才熠熠闪光。影片为我们渲染的久别夫妻在大雨滂沱中邂逅的激情动人场面，和此前夫妻因保密而默默无语相对场面的呼应对照格外动人。

相比起来，《我的1919》略逊于《横空出世》，但把握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努力也自有特点。作为世纪初复杂国际背景下的外交官顾维钧，代表国家利益的机智，表达民族尊严的慷慨陈词，和对激进的肖克俭行为的不解，与对他牺牲个人幸福为国捐躯精神崇敬等复杂万端情感，都集中连接在巴黎和会的斗争中。顾维钧似乎没有成为横空出世的时代英雄，他作为弱国外交的屈辱代表，承受着强权大国的蔑视，本国政府的矛盾政策和不信任态度，又使他无从为国伸张权益，激进爱国者的误解，还使他被迫承受骂名。在这样动荡多变局势中，顾维钧的身份多少变得混淆不清，但两场精彩的巴黎和会表现，使这一历史人物的主体判断突现出来，一是借题发挥的机智，对日本代表的钱包故事的引申阐述，很难说是史实再现，但对外交官的才华展现却不失为好构思。二是拒绝签字的大义凛然，在列国强权和本国政府双重压力下，战胜国中国却要签署屈辱协约，顾维钧抛开个人荣辱，慷慨激昂发言，这时，这一人物和影片环境氛围的谐和才达到最为接近的程度，影片着眼于他的凛然正气，既包含有憋屈在心的个人愤恨，更是压抑已久的整个民族的愤怒爆发。顾维钧的形象实际上更多符号化，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喊出我拒绝的呼声，在他身上负载着时代民族的重负和中国人民强烈的呐喊，单就艺术表现中中国人喊出“不”的呼声就意义重大。作为一部重心为对重大历史表现的影片，而还能兼顾作为人的较为丰富性描画，代表了现代情形下对时代英雄处理的分寸。

三、偏重平民的姿态。

平民化意识无疑是90年代末期随处可见的现象。艺术在趋近大众的潮流中逐渐学会了平视百姓和随和大众情感。《漂亮妈妈》，《幸福的家》等是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它们以小民生活为题材，描绘艰难困苦的生活，强化抵抗困厄的意志力，展现精神世界的崇高感。这一类题材表现形成一些显著的特点。

比如以苦难的多重性来倾注情感。《漂亮妈妈》表现的是一个下岗女工从茫然失措走向自强自立的生命历程。题材和人物的特定性显而易见，平民大众的生活表现集中于母亲身受灾难的多重性：自己的工作失落、情感生活的孤单、孩子的残障。于是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位艰难的母亲疲惫交加的应付着接踵而至的困难，而后在孩子学语的眼泪中，在别人欺侮的无助中，在丢失财物的哭喊中感同身受，不由自主同情她的遭际，最后又伴随她教育孩子的成功而喜极而泣。

艺术文化管理范文篇3

关键词：艺术生；文化课堂；日常教学管理

一、引言

目前高考制度对艺术生施行双上线制，这就要要求所有艺术类考生在达到专业上线的同时还要文化上线。而有的艺术生文化成绩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过线，最终于理想大学失之交臂。那么如何提高文化成绩也就成为现实的需要，而文化成绩的提高又依赖于日常教学的课堂管理，下面笔者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文化课堂存在的问题

第一，课堂纪律观念淡薄。艺术生受艺术本身追求个性、张扬自我等专业特性的影响，思想活跃、充满激情、活泼好动，这种思想反映在行为上往往表现为自由散漫、特例独行、不服从统一管理，在课堂上通常表现为“醒不了”、“坐不住”、“停不下”现象严重，上课期间随意走动、迟到和旷课现象非常普遍，而其在服饰、发型和饰物等方面也明显异于其他学生，以上的种种行为与以班级进行授课的文化课堂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从文化课堂的标准和要求来讲都是“违纪”行为，而学生自身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认为这些行为无足轻重，对将来的发展没有影响。[1]第二，学习态度不端正，目标不明确。艺术生的个性特征也明显的影响到文化课堂的日常学习，甚至于基本学习规范也很难完整地执行，上课期间教材或学习用具准备不齐，课堂上笔记不能及时跟进或者有的同学始终不愿做笔记，课后作业从时间、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能达到要求，对于知识本身无过高要求，有极个别采取抵制态度。再者对于学习文化课的目的认识不清，主观的认为专业课与文化课是矛盾的，这些都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和将来的文化成绩。[2]

三、日常教学管理的措施

第一，理解个性，严格要求。班级是由学生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且艺术班学生个性差异尤为明显，因此，在日常的班级管理过程中，切不可搞“一刀切”，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争取做到因人而异，求同存异。尊重个性特征，发挥个性特长是班级管理人性化的重要表现。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学生既是班级的主体，又是班级主人，班主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培养一支能干的优秀班委队伍，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及时引导和辅导学生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但在此过程中要树立规范，明确标准。如准时上下课，不能迟到、早退；无论专业课还是文化课带齐上课所需的学习用品或用具；服从教师的教学安排和课堂管理；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等。在按照标准要求教育的过程中，若有学生没有按照要求做或做得不达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违纪现象，那么任课教师或班主任要及时处理否则就是对违纪行为的放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惩戒，既可以对违纪的同学起到教育制止的目的，又可以对其他的同学起到警戒的作用，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火炉效应，比如人们的手触碰到滚烫的火炉，会烫得立即把手缩回去，如以后在遇到会尽量地避免触摸，他的实质是“人——组织规则——惩罚”间建立的一种条件反射机制，由于惩戒、处罚是一把双刃剑，所以不要轻易处罚学生，但是如果确实需要处罚就一定处罚到位，及时果断绝不拖拉，使学生从此以后不再抱有违纪的幻想，逐渐形成规则意识。第二，家校共管，通力配合。“家校合作是指以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为目的，家庭和学校相互配合和支持而采取的协调一致的相互活动”。还有一位学者也指出，“家校合作有利于家校联系，是指家庭和学校以共同目的为基础，相互配合，合力育人，使孩子受到来自两方面，相辅相成的教育，形成终身受益的必要素质，更好的实现社会化。他们的论述都概括了家校合作共管的五大特征，即：目的统一性、地位平等性、形式互动性、理解沟通性和教育系统性。同时他们也体现出了家庭和学校合作的作用：家庭和学校合作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优化教育环境，使学生在校内外获得更大的成功。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以采取建立家长学校，定期邀请家长到学校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了解学校的日常教学情况；利用特殊节日如父亲节、母亲节等加强沟通；进行家访具体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以便于全面掌握学生情况。第三，加强教育，常抓不懈。艺术生的学习习惯差，自制能力差，所以一旦放松要求和疏于管理，就会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无论班主任还是任课教师要有工作的韧性和惯性，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按照一定标准要求他们，切勿出现时紧时松，给学生的感觉就是教师无时无刻地在他们身边。同时教师要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并将该事件将来会导致的结果仔细地分析给学生，使其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也要及时地把处理结果告知学生，有必要的可以在课堂上公布此事，也为其他学生提供经验和教训。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人要发展，离不开正确思想和良好生活习惯的引导，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在人生的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就更需要人们这些教育工作者启发和引导学生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从各个方面、多种角度、多个层次进行把握，从小事做起，常抓不懈。

作者:冯桂明 单位: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艺术文化管理范文篇4

一、现实提出的问题：文化艺术的保护

什么是当代文化艺术的保护呢？狭义的文化艺术保护主要指世界各国各民族对非盈利的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其中包括对有形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如我国的长城、故宫、莫高窟、秦始皇兵马俑、孔府、布达拉宫、苏州古典园林、平遥古城等均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国家和各省市也还有大批需要保护的重点文物。另一部分是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如各民族的传统民间音乐、舞蹈、节庆及工艺品生产技艺，正在消失的口头文学等等。广义的文化艺术保护是指对包含前者在内的全部文化艺术事业特别是对当代世界市场条件下非营利的文化艺术的全面保护与全社会的广泛支持。文化艺术保护是一个关乎民族文化发展，保护人类文明及其生存意义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文化艺术保护问题进行探索，并着重于策略层面的研究。

当代文化艺术保护问题的提出，首先源于现代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对传统艺术方式的巨大冲击，当代飞速发展的电子、通讯、信息技术给当代文化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文化市场发生了急剧变化。文化艺术领域内部也发生了行业内的大调整、大改组，新的艺术传播媒介如电视、卫星电视及网络文化的发展，使得像电影这样一些昔日文化艺术界的"龙头老大"风光不再，转而成为电视业、音像业的补充，而网络文化则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数字化生存的新方式。法国学者阿曼德.麦特拉在其《国际图象市场》一文中指出的："文化部门的不断的商品化以及相应的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已将文化置于产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中心。对于欧洲大部分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十分新近的情形。文化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进入原先只集中于文化与国家关系的论争之中，并且已产生与现存文化定义的决裂。"这就是说，新的传播媒体造成了某些传统艺术行业如剧场艺术的衰落，现代声象技术冲击并消解着民间民俗艺术。因而整个社会必须认真审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艺术的发展问题，改革不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机制，制定新的更合乎文化发展的当代文化保护政策，建立新的文化体制与运作方式。

其次，当代文化艺术保护问题的提出，源于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或同步化对当代世界各国、各民族、不同地域文化艺术形式的冲击，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造成了全球日益趋向同一的标准化国际文化，这种国际化文化以现代信息与传播技术迅速地替代或扫荡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使原本极其丰富多彩的世界多元多极文化转变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同质文化。西方理论家西斯•海默林在其《文化自主与全球传播现象》中指出："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结论，似乎了无争议：曾经影响人类的多种世界文化体系现正日益萎缩，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同步化造成的。"他还说，"20世纪后半叶，一个与先前双边交流式的历史事例有着显著不同的毁灭性过程，威胁着世界文化体系的多元性。以前从来没有过一个特定文化类型的同步化会充斥全球达致如此程度并如此广泛。"

第三，当代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对人类精神文化遗产及其存在意义的消解，使当代文化艺术保护问题日益凸现。在当代世界，消费至上主义漫漶于全球，消费成了一切社会归类的基础，也成了一切文化艺术活动的基础。作为市场社会的"经济人"，人们不但消费物质产品，更多地是消费广告，消费类像，消费品牌，消费欲望，甚至消费符号。这是一个由仿真与幻象架构的"超实在"的文化世界。消费模糊了物质和精神的界限，也模糊了享乐与艺术的界限。正是这种消费文化无所不在的漫漶，消解着人类数千年来对精神、艺术以及自身生存意义的探寻。面对这种扑面而来消费文化浪潮，当代文化艺术保护的必要性也就愈益呈现。

第四，经典艺术、高雅艺术的退场，席卷世界的市场化文化特别是大众娱乐性文化对非盈利文化的强力冲击，迫使我们必须关注、保护和改革非盈利艺术，迫使我们在市场条件中寻找和建立市场保护和市场平衡的方式。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从没有把文化艺术的保护当作一个关乎全民的问题来关注和研究，何以如此呢？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形成了"计划"保护的基本方式，这就是一切文化设施、文化团体、文化演出、文化机构都由国家包下来。自然，一切文化艺术的保护也由国家计划来拨款实施。文化艺术的保护是无关百姓生活，也无关个人行为的政府行为。是由国家计划执行的福利性社会行为，人人都可得而享受之，却无须对之付出什么。显然，这样一种唯一的方式在今天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下，已明显不再适应。因此，如何转变观念，重新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艺术保护问题，认识文化产业与艺术保护的双向对位性互补性关系，调动全社会各阶层，运用多种方式保护文化艺术，就是我国文化艺术界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

从物质生产或纯粹生物学的角度看，文学艺术这类人类文化行为并不创造实际的物质产品，无关人类衣食住行的第一需要，因而有不少经济学家、政治家始终将文化艺术视为无关社会"国计民生"的"软"行业，将文化人艺术家看成是依附于社会某一阶层的"附皮之毛"，是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外的"多余人"。他们斥责这些文化人总也搞不清"谁养活谁"的问题，因而这些文化人尤其需要一辈子进行思想政治改造。其实，文化恰是人类确立自身超越动物性的存在意义的根本所在。一部人类史，说到底是一部自然的人化也即自然的文化化的历史，是一部由动物性的生存超拔到人类文化的生存境地的历史，是人的五官感觉不断解放趋于自由的历史。而当代文化艺术的保护就是每一国家、每一民族，每一地域对自身文明轨迹的保护，是对人类精神财富的守护与发扬，其终极意义，是对人类文明及其生存意义的保护，它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提高国际竞争力，达到更高程度的文明水准，具有重要意义。

封建时代的文化艺术主要是宫廷保护与封建政治保护。中国古代的封建朝廷都养着一大批文化人、艺术家，他们或为宫廷诗人如上官仪、沈期之流，或为俳优滑稽家东方朔之属；或为宫廷画师宫廷乐师如毛延寿、闫立本之类。也有些帝王本身就是艺术家，他们对艺术文化优礼有加。像魏晋曹氏父子，能诗会文，麾下文士荟萃；南梁萧氏父子，挚爱诗文，有《昭明文选》遗世；宋朝徽宗赵佶，皇帝做不好，却能诗会画，兼通书法，首建画院，开画科取士，中国艺术史上居功甚伟。但这种保护的前提也极清楚，所有被保护者都必须不断创作奉献给朝廷、皇帝的艺术"贡品"为其基本条件。否则就可能被逐出廷，甚至身首异处，招致杀身之祸。像李白这样的伟大诗人，也做过宫廷诗人，只是天性孤傲飘逸，为朝廷所不容，不得已才"泛舟江湖"的。

西方封建时代的艺术保护也首先是宫廷、教廷的保护。宫廷中豢养了大批诗人艺术家，还设立"宫廷诗人"的桂冠以表推重崇扬。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贵族保护。一些有较高艺术修养又闲极无聊的贵族夫人，以举办沙龙、豢养艺术家、资助艺术为其贵族生活之重要内容，她们借此进行社会活动，施展社会影响，树立公众形象等，而这种方式则成为西方封建时代艺术保护的一种惯例。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拉斐尔到十八世纪的欧洲，许多艺术家都是以这种方式获得艺术资助或艺术保护的。显然，这种保护中同时也包含着对艺术的"扼杀"。

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保护。尤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代，大批的文化人艺术家被迫从事其他职业，如今日我们所谓"下海"。社会结构的大变革，使社会中的文化人艺术人呈现人员过剩与结构失调状态。贵族的没落，宫廷的败亡，宗教的世俗化，使得先前大量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知识分子顿然失去了生存的依傍，成为社会中的"多余人"，陷入困苦或尴尬的境地。转型时期观念的变革，也使社会更推崇更实惠更实利的职业，而艺术这种无法用具体价格衡量的精神产品往往备遭冷落。如今日创下拍卖天价的梵高的《向日葵》等艺术作品，当年却无法保证画家有一口饱饭，画家不得不艰难地等待着兄弟的周济。

因此，早期的资本时代的艺术保护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依靠经济自身的运作来实现。它对古典主义贵族主义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表现出它的批判性、否定性。一个新的不依附于贵族、教会和封建政治的艺术在变革中蝉脱或涅磐。但另一方面，它又对市民艺术极度张扬，注目于如何攫取市场利润，而艺术的、形式的、文明积淀的意义在其资本积累初期尚未来得及进入思维的视野，一时间经典艺术确有颠倒覆灭的危机。然而，正是这种伟大的转折给了艺术形式和艺术自身的独立发展以新的生命。同时也由之产生出新的艺术保护方式。美国理论家丹尼尔.贝尔对此曾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文化变革以复杂形式同社会结构发生交互影响。以前，艺术家依靠一个赞助庇护系统，例如王室、教会或政府，由他们经办艺术品产销。因而这些机构的文化需要，如教主、王子的艺术口味或国家对于歌功颂德的要求，便能决定主导性的艺术风尚。可自从艺术变为自由买卖物件，市场就成了文化与社会的交汇场所。"早期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是一次巨大解放，它使得一个资本市场和一批自由企业家得以产生。同时它也解放了文化活动，使其脱离宗教皇权或贵族庇护，使自由艺术家得以产生。当年的伏尔泰就处在这样的转折关口，他已被宫廷征召并获得"桂冠诗人"的殊荣，但他放弃了做御用诗人的机会，选择了自由与市场化。他投身社会，以生产大批量的"文化商品"以获取利润来保护自己的文化与艺术。他拒绝了宫廷保护，而走向了"市场保护"，完成了制造"贡品"到制造"商品"的转化。而艺术的形式如体裁也在这一巨大的转型中呈现出勃勃生机。像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长足发展就与商品经济与出版业的现展有密切关系。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共九十多部，从创作到走向世界都得益于新的文化运作方式。而大仲马的"创作流水线"或"文学作坊"则集中体现了这种方式的全部成就与缺陷。

二、我国市场条件下的文化艺术保护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文化艺术保护采取了单一的国家计划经济的保护方式。其特点为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国家财政统包，人员、资金、物质统分统配，靠一个"统"字将文化艺术包容无遗。在保护对象的取舍、选择上则以政治意识形态的运作为其核心要素。尤其在中，合于政治运动、路线斗争、意识形态需要的，就予以保护或放行。否则便打入另册。这使我国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艺术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

应当看到，从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文化艺术事业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初步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文化网络。但计划经济模式下单纯依靠国家事业性投资的单一机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使国家财政愈益不堪重负，而文化艺术事业则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日益面临着能否生存的危机。在这种体制下，文化艺术本身丧失了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国历年文化事业费在国民经济总投入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从"一五"规划到"七五"规划，我国文化事业费绝对数虽然每年都有所增加，但与经济增长的幅度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较，已显得太迟缓，太窘迫。从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建总投资的比重看，除有短暂的起伏外，大多数年份均是下降的。一五期间，全国文化基础建设投资2.58亿元，占国家同期总投资的0.49%，而这一数字，则是建国后前三十年中比重最高的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基建投资累计比"一五"时期增长77.8%，但相对同时期的文化基建投资反比一五时期下降了23.6%。在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文化基建投资总额只有4000万元，只够盖一个中型剧场。

由于前30年对文化基建投资的基数过低，国家投资用于对原有设施的维修尚嫌不足，更何谈更新改造问题。"六五"期间，考虑到前几个五年计划中的欠帐问题，国家的文化基建投资累积增加到25.68亿元，比前30年文化基建投资的总额还多12.31亿元，使文化基建投资所占国家基建总投资的比重达0.75%，超过上一个五年计划0.53%。从1985年开始，比重又逐年下降，到1989年只有0.31%。而即使这样一个少得可怜的投资总额中，占60%的数额却都是用来给文化系统的职工发放工资的。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国文化系统职工人数约45万。1988年文化系统人均月收入135元，年均1620元，全年合计用去7.29亿元，而这一年的全国文化事业费为12.18亿元，扣除工资后余下不足5亿元，仅合6000万美元。对于一个有11亿人口的大国的文化事业来说，这点投资只能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场馆、图书馆的建设，文化遗产的保护只能是举步维艰。显然，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制约或束缚了我国文化的发展。

80年代，基层文化馆率先开展了有偿服务活动，到80年代末，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的文化单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以文补文"活动，营业收入的总额近10亿元，扣除各种税金和上交主办单位外，"补交"收入达1.9亿元，占同期文化事业费的近15%，这种"以文补文"的形式，其初期只是被视为国家文化投入不足的一种补充形式，随着文化改革的深入，其重大意义便日益凸现出来。它成为改变计划经济的事业型、福利型文化模式，发展市场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保护方式的突破口。

9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战略决策大大解放了文化生产力，一批文化市场从无到有，迅速开拓。如音像市场、演出市场、图书市场、商业体育竞赛市场、旅游市场、艺术品文物拍卖市场、工艺美术品市场等，特别是电影电视市场、广告与传播市场、娱乐业市场异军突起，发展势头迅猛。这一系列文化市场的建立健全，拓展了文化发展的现实途径，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准备了现实条件。

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我国一大批文化产业也逐步成长起来。它们已打破改革初期以文补文，以多业助文作为文化"谋生"的权宜之计的思维框架，开始全方位的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迅速发展起来。其中音像业、图书业、影视业、广告业、高档娱乐业等率先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与之相应，我国当代文化机制也发生了重要改革，各业经纪人、制作人、拍卖人、人等新的文化经营者和经济流通环节产生并发展起来，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由之建立，多种文化经营的运作方式也大胆探索、实践。正如与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应，我国文化的市场保护方式也开始启动。以宝钢建立扶持高雅艺术基金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年资助中央乐团为标志，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向中央乐团提供每年不少于250万元的长期资助且逐年增加资助金额，用于支持中央乐团的全面改革，振兴和繁荣我国文化艺术事业。这一事件之所以成为我国市场保护方式的标志关键在于资助方不干涉乐团的艺术生产活动。这一资助数额巨大，长期执行而且无偿，资助方明确宣称不参与中央乐团的管理，全部资助额由中央乐团自主支配使用，充分尊重乐团艺术生产和内部管理的自主权，并郑重表明资助行为无任何商业目的，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商业性回报。

同期，上海宝钢拿出1000万作为扶植高雅艺术的基金；北京丹侬企业总公司每年向北京京剧院提供25万元资助，在北京京剧院中选定40人组成北京丹侬京剧团；河北唐山富豪实业总公司在其后5年内每年出资60万，与中央歌剧院共同组建"中央歌剧院富豪艺术团"；青岛海信电器公司每年出资25万元，与青岛歌舞剧院合作组建"青岛海信交响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每年接受深圳候机楼有限公司20万元资助，此后两年内以中国深圳空港交响乐团的名义分8个月演出5套10场交响音乐会这一系列活动表明中国当代社会已进入了从市场出发寻求新的艺术保护方式的新阶段。

综而观之，80年代以来，我国转型时期的文化逻辑发生了重大变革，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艺术的"全球化"，使我国文化体制发生或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的文化市场的运作方式为我国文化艺术开辟了新的保护方式与保护途径，为建设面向21世纪的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艺术准备了条件发掘了资源。但是，我国文化的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比例仍然呈现为相当程度的不平衡，远远低于全国社会发展总指数的增长率及国民经济增长率，造成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的失调。建国40余年来我国文化投资长期偏低，仅占国民经济总量0.4%，这一基本状况至今仍未根本改观，市场条件下的文化艺术保护的基本体制仍处在初级阶段，远未完成完善。

三、近年我国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

从狭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来看，近年来我国的文物保护获得了很大成果，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十分紧迫必须解决的问题。1982年，国家颁布了《文物保护法》，1991-1995年，中央财政共安排5.8亿元用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地方财政用于文物事业的经费47.9亿元。1992年，面对大量文物遭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破坏的现实状况，文化部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1992-1995年又增拨文物保护经费3.83亿元，安排维护、保护、考古发掘项目1162项。其中对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的大规模维修一项，中央财政投入资金6000余万元。

1995年，文化部提出"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实施并建立以国家保护为主导，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文物保护新体制。对不可移动文物，国家根据其历史、艺术、科学和总体社会文明价值，实行了分级保护管理。到目前为止，已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5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700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约50000处。1985年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从1986年起我国先后8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截止1997年底，我国已有19处著名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仅1997年便有平遥古城等3处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委员会已同意了我国继续申报的30多处预备名单。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近年来我国在古代遗产的考证与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山西的发掘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元前900-800年的晋候墓群的出土和考察，对我国这一阶段的历史纪年的确定，提供了重要证据；山东青州龙兴寺石窟造像窖藏，发现了北魏至北宋年间（529年-1026年）的石雕、玉雕、木雕、陶塑、铁塑、泥塑等各类佛教造像200余件，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群之一；长沙走马楼三国（220-280年）纪年简牍数万枚，数量超过以往全国各地出土简牍的总和；南京汤山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汤山猿人化石的发现，为研究人类的进化、发展和分布增添了宝贵的资料；永城汉梁王陵和梁孝王寝园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大型石室王墓。这一系列重大发现对于我国文化艺术保护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1990年代中期以来，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日益提上了议事日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建立"人类活珍宝"制度的指导性意见，指出："地方性的文化遗产正迅速地被标准化的国际文化所取代，这种国际文化不仅得到了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滋养，也得到了信息与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培育。而无形文化遗产的特性也使得它极其脆弱，制止它进一步消失已经迫在眉睫。"从世界范围来看，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大落后于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拥有极其丰富的无形文化遗产，比如分布在全国各个角落的地方戏曲剧种就达300余种，以往由于各地封闭的文化环境而得以传播绵延。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现代都市文化的兴起，现代交通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正在日益没落，走向消亡。我国有据可考的音乐史已达8000余年，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就收集各种民族传统乐器1800余件，收集各民族的民歌、器乐、歌舞、说唱、音响资料7000小时，各历史时代的乐书、乐谱150000册，有关音乐活动与乐器的图片4000余幅，然而我国至今尚无一座音乐博物馆，近年来，随着国内音乐界的不断呼吁，有关部门已同意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一座旨在全面保护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具有现代设施的中国音乐博物馆；许多省市地方戏曲剧种都成立了保护和振兴的机构，1997年底北京建成北京戏曲博物馆。京剧、昆曲等"国粹"还成立了全国性的保护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无形文化遗产已经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活珍宝"的鉴定和认可，成为我国第一个国际组织参与保护的无形文化遗产。

我国无形文化遗产中还有大量民间民俗文化和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学。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风情民俗各不相同，形成了极具特色和多样性的民俗文化。如西南少数民族的民间舞蹈，其种类便有数百种，不同地域的汉族民间舞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民间民俗文化作为无形文化遗产在现代文化消费方式的冲击下正日益缩减或后继无人。大量民间文艺特别是民间口头文艺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为抢救民间文艺遗产，1985年由、文化部联合发文，作为指令性工作任务下达全国，要求全国各省市共同协作，收集、整理和出版《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该《志书》是一项包括音乐、戏曲、舞蹈、曲艺特别是民间文学在内的集大成的基础建设工程，全书按行政区划分省立卷，共计300卷450册，约5亿多字，至97年已出版122卷，170册，计划于2003年全部成书。这是一项极其紧迫的抢救工程，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在当代世界全球化日益推进、文化同质化日益加深之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

（1）文化遗产的"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困境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弱的经济基础与作为数千年文明古国的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是现有经济实力与超能力负载的矛盾。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力冲击，面临着最基本的"生存"或"存在"问题。我国有形文化遗产的开掘、开掘后的保护、维修，保护机构的运行、保护资金的筹措和保护技术的研究、提高，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一部分已经发掘的有形文化遗产正在大量风化、颓败。我国无形文化遗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向衰落和消亡。大量的传统的民间的文艺形式如地方剧种、曲艺、说唱、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社火等民俗艺术正在消失，这些文艺形式的传人也正在衰老或死亡。同时由于保存资金、保存条件、保存水平和保存技术更新等多种原因，大量国家投入物力、财力，艺术家投入巨大心血收集、整理的文字、曲谱、音像资料正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许多档案材料已开始发黄霉变，录音、录象带脱磁、变质，急需进行再抢救。因此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须首先解决"抢救"的问题。但抢救毕竟只是应急之策，我们必须尽快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进入"保护-发展"良性循环的新阶段。

（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之间的关系

引起世界瞩目的三峡工程库区和新疆油田开发工程的文物保护规划的诞生，在我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处理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珍贵的文化遗产是"石头写成的史书"，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民族的精神馈赠，它具有不可再造不可重复的历史唯一性。因而它们往往是无价的。文化遗产保护因而是功在千秋、利在万代的"千年大计"。然而文化遗产保护往往非关个体，非关当下，短时期人们一般不能获得实际利益。由于文明程度、教育水准、国民素质、各级干部文化素养等多种原因，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距。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需要巨大投入的社会文化福利性公益性事业，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有国力、经济发展程度，相当多地区温饱目标尚未实现以及贫困、灾荒侵扰等现实状况，往往不允许我们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最低目标。比如三峡库区文物保护，有关专家提出19亿的保护预算方案，与实际预算相差巨大，如何在实践中解决这一两难困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在大规模经济开发中，对北京及洛阳、长安等历朝故都等著名都城遗址和历代帝王陵墓等大型遗址的保护，也在逐步总结经验，摸索合理可行的保护途径。因此搞好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必须转变国民观念，全面提高国民文化保护意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改变思路，改变急功近利的短期效益观念，改变注重形式，刻求表面政绩的单纯经济开发策略，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宏阔视野来认识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切忌出现经济与文化的新的"生态失衡"。

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的当代利用的关系

要进入"保护-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必须寻求自体发展的现实途径，与一定程度的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开发结合起来，与旅游业、音像业、娱乐业、民间手工艺、交通运输乃至餐饮业的开发结合起来。比如近年天津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与有关部门合作，投资数百万元实施百集著名老艺术家"音配像"录象精品工程，即对一批老艺术家在其艺术高峰期演唱的唱片、录音带等声音资料进行修补、翻制，配上一些正值盛年的演员的表演，制成录象资料，力求创制一批为大众喜爱的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这是一条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开发相结合的现实途径，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

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的综合开发必须与我国旅游产业紧密结合，应当在保证遗产完好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地发掘、利用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特别是民俗民间文化等无形资源优势，带动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1995年国家旅游局组织开展"95民俗风情旅游年"活动，也为文化遗产保护拓宽了思路，开阔了视野。今后文化遗产保护只能通过打破行业界限的全社会综合开发，建立实施全社会的发展性的保护机制来实现。

当然，有效的文化产业开发，只能建立在经济发展的一定基础之上。我国许多蕴藏着丰富文化遗产资源的地区，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尚未解决，根本无暇也无力解决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这就只能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分层次、分阶段地规划和实施。同时，不顾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粗制滥造大量假景点、假文物、假名胜的现象也是进入保护-发展良性循环的大忌，它败坏声誉，阻断发展之路，影响十分严重。必须予以严格监控。

(4)文化遗产保护的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

我国文化遗产极为丰富，许多文明古城遍地遗址遗迹，由于数量众多，大多熟视无睹，不以为贵。同时如此大量的文化遗产与我国的实际保护能力形成强烈的矛盾或冲突。这就需要首先确定文化遗产的等级、档次，再根据等级、档次完善宏观整体规划实施有计划、分层次、分阶段、分地域的逐级保护策略。我国1995年以前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约500处，1996年公布了250处，到2000年还要新公布250处，达到1000处。各省市也将逐层实施。在这里，认真细致的专家鉴定是十分重要的。摸清家产，确定等级，分门别类，排出轻重缓急，有重点、有步骤、分层次的量力而为，讲求实效，而不是追求表面数字、表面文章。

艺术文化管理范文篇5

当今世界，技术领域的变革和全球性经济的发展，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创造精神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全球不少国家，包括美国本土的许多州县、市镇都已经开始把“文化经济”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部类。一些地方已开始研究“创意群体（创造性群体）”“创造性社团”“创造性劳动人群”对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加出口做出的重大贡献。

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实质性的。在美国，所谓的版权经济，包括电影，录像，音乐，出版，软件诸行业一年就创造4500亿财政收入，几近全部GDP的百分之五，为上述行业贡献了790亿的销售额。据估计，上述行业吸纳760万人就业，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的速度在增长。从属版权经济的文化部门，就占到了美国GDP的2.5%。

人们对创造性的日益关注，是对在信息经济时代创新步伐日益加快的回应。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已经在新经济中创造财富并在急剧变化的时期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要。美国联邦储蓄主席格林斯潘提醒说：近几十年是思想激发了国际贸易增长的浪潮，同样还是思想促进了生产力和国民财富的跃升。他说，我们目睹了一场“思想——新的洞见——替代物质材料和纯人力的投入”。美国的许多州及地方政府都体会到体现在艺术活力和文化遗产中的思想是如何变成明显的经济财富。人们注意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具有改善个人生活质量，增进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意义。

从经济角度看文化，创造精神和文化遗产成了我们在新经济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从社会角度看文化，文化就成了维系社会并帮助人们适应变化的资本。在两种情形中，我们都有必要重新思考影响文化领域的公共决策。

从政策工具上看，美国联邦中央政府在文化领域所使用的决策机制，多数情形下，间接鼓励并保护了自由竞争市场，以及知识产权以及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兴趣。在非营利领域，税赋减免的相关办法促进了民间的慈善传统。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各种各样的私人捐赠团体，基金会及公司1999年一年当中就为艺术，文化和人文学科慷慨解囊高达100亿美元。近年来每年向联邦文化机构--如史密斯学会，国会图书馆，公共广播公司，国家艺术促进及人文学科基金会，等的直接拨款，总值近200亿美元。

面对这种情况，近年美国重要的非营利研究机构“文化艺术中心”开展了“艺术、文化与国家对策”重大项目的研究。该项目着重研究美国在艺术及文化决策方面面临的重大难题及其对策。《美国的文化资本》是该中心系列研究成果的第一篇，也是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作为美国文化艺术中心的重要研究成果，报告认为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艺术、人文学科以及文化保护的决策是凌乱片断，游移不定的。为改变这种状况，报告向美国总统提出了四项重要建议，以期全面改善美国联邦政府在文化领域的决策力度，使之更加符合全球化的知识型社会的需求。

1.报告建议美国总统设立一种机制，以便对总统行政办公室就文化方面事宜决策提供咨询和协调。

美国现有的几个总统顾问办公室，如经济顾问办公室，科技政策办公室，环境质量咨询中心，设立之初，就是因应一种需要：总统在涉及到具有重大影响决策必须加强协调。在涉及到全国文化事宜决策时同样需要这样高层的警觉和极度的重视。近年来，美国总统不时找到行政办公室的一些个人临时充任文化决策顾问，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正式任命高级文化事物官员主管涉及文化事宜决策原则问题。在美国设立一个文化部，就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建议总统任命一位或数位行政班子成员负起咨义之职。文化事宜可以成为国内事务部门成员们的行政责任。总统还可以迈出实质性的步子，签署一道法令，在总统行政班子（EOP）内部组建一个文化事务办公室，预算和人员直接由EOP负责，人员组成既可以临时任命也可以由EOP人员专事此职。由于文化事务办公室本质上是做协调的，相关机构有义务提供必要的资料和协助。这样，正常的协调就会从根本上获得改善。

在美国，与文化发展有关的组织和机构有：国务院，商业部，内务部，教育部，房屋及城市开发署，农业部，健康及人寿服务署，劳工部，国防部，司法部，财政部，交通部，能源部，退伍军人署，国家发展艺术基金会，国家促进人文学科基金会，博物馆及图书馆服务学会，国家艺术画廊，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办公室，国家历史文献出版办公室，古迹保存咨询机构，公共广播公司，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总统艺术及人文学科委员会，小企业办公室，联邦贸易委员会，美国专利及商标办公室，管理及预算办公室，环保署，国家科学基金，及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成立文化事务办公室，就可有效地协调各方。这个行政班子将来可以永久性并入EOP。建议国会通过立法或把它的职能纳入政府重组计划的框架内。

2.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也设立一副国务卿专司文化（产业）事务。

当今世界，全球对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日益显示浓厚兴趣，美国的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日益走俏，全球范围文化交往十分频繁，牵涉文化外交的机会空前增多。由于信息技术和媒体革命性突破，美国文化已超越许多外国政府设置的诸多限制。在许多方面，文化已经变成了美国的可兑换货币。通过文化，美国已可跨越一些国家的官僚体制，直达教育素质高，政治意识强的公民群体，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崩溃或濒临崩溃的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的公民群体。报告认为，在美国的军力被视为威胁的地方，在美国商业活动，投资和政治被人怀疑不安好心的地方，美国文化则可以打进去。

通过提高美国国际文化交往的水平，设立一专责文化事务的副国务卿有四大好处：

1）文化事务在讨论外交政策时有了明确规定。

2）有了这样的明确规定，就能把近30个政府部门协调起来，把它们的组织资源用于服务美国的外交目标。

3）文化副国务卿可以以对等身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部长开展工作。这个职务的设立，从此将结束在由现存近四十个国家组成的文化核心团体中美国的缺席。考虑到文化产品交易日趋活跃，许多国家的文化部长总在设法限制这一交易，美国人的出席与会就变得非常重要。

4）政府资源投入文化教育交流，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调动私人企业资源的途径之一。副国务卿也可以发动私人企业参与其事，增进国与国的相互了解。

为明示文化外交重要性，提升文化事务在国务院内的行政责任，报告建议上述副国务卿官员的责任范围为主管公共外交和公共文化关系的副国务卿，并建议主管教育和文化事务办公室的副秘书长改任文化事务无任所大使。把目前文化事务附属在公共事务和公共外交处这一机构内解脱出来，加以提升。有了这个职位，有助于美国提升在国际文化领域的代表性，并促进美国在国内和国外的文化利益。

3.报告建议美国国会涉及到文化事务立法之前应更广泛协调有关各方。

国会目前欠缺必要的机制和组织结构，有效地，在广泛咨询的基础上，就影响美国人创造精神和保存我们的文化遗产的诸多项目，事宜——间接或非间接——开展立法活动。国会本身的性质和运作不大适合理解并利用美国的创造精神和文化遗产的资源在国内外推进国家的各种目标。

目前，在美国有29个经授权并有拨款权的委员会管理着国家的文化生活。参议院有十五个委员会有权监督联邦政府的文化项目。健康，教育，劳工及养老金委员会直接管理有其他联邦机构拨款赞助的项目，这些机构包括全国艺术基金会，全国促进人文学术基金会，博物馆及图书馆服务学会。能源及自然资源委员会则监督国家公园署的历史古籍的保存工作。外交关系委员会主要处理文化交流和国际贸易，财政委员会有权处理涉及非赢利文化组织和娱乐性行业的税赋事宜。司法委员会要考虑娱乐行业和电讯行业的反垄断以及有关第一修正案相关的事宜。众议院里，除了监督委员会之外，许多拨款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决定着行政部门许多于文化相关机构的拨款水平。形形色色的拨款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不时检讨几十个联邦机构的日产运作，规章制度以及如何合理使用拨款促进美国人的创造精神以及如何更好地保存美国的文化遗产。多年来，国会艺术委员会或一个类似的工作小组一直关心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工作。这项工作也受到参众两院许多两党委员会的支持。然而，国会却一直没有一个机会从宏观角度观察以下如何把美国的文化资本更好地整合起来，而这种整和必将促进美国人民和社会的利益。

国会应找到解决目前文化事务决策过程中的过于分散不协调的弊端。国会领袖——包括两党领导人，各个委员会，分支委员会的主席，少数民族领导人——都应在为文化事宜决策时加强沟通协调。国会应该考虑建立某种机制如一个常设的多边委员会专门研究涉及重大文化事宜决策的问题，一个特别研究小组，促进文化决策时牵涉多边委员会时的统一协调审议，临时指定人员组成的负责多边审议文化事务的报告起草。有了这些机构，国会就能在诸如劳工、教育、经济发展、版权、国际贸易和外交等方面进入立法辩论和决策程序，更好地起到协调作用。

4.报告建议国会和总统联手设立一个国家创造力和文化产业（遗产）论坛。

艺术文化管理范文篇6

关键词：高职；艺术生；文化课；管理策略

面对新时期高职艺术院校中文化课教学所承载的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重要使命，笔者根据多年从事文化课教学和管理的实践经验以及学习交流中的体会，对高职艺术生在文化课教学中的管理策略进行了一些探索。

1问题提出的背景

1.1高职艺术生在文化课学习中的普遍表现

在各个层次的艺术类专业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学生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而忽视文化课学习的问题，特别在高职艺术院校中,表现尤为突出,学生逃课多，学习消极被动，很多学校和教师早已意识到这种失衡问题的严重性，并针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开始了不断的探索。我院也不例外，文化课的学习状况仍需持之以恒地给予关注和矫正，使学生们在文化课的学习中也体现出对真善美的追求。

1.2党和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时代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了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艺术工作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为高等职业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强调了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贯穿培养全过程。《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提出把创业精神培育和创业素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创业创新知识普及教育，掀起了全社会的创新创业大潮。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使高校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主阵地。面对新时期党和国家对艺术人才培养的要求和高职艺术生的文化课学习现状，文化课教学所承担的不断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教学任务更显任重而道远。

2对高职艺术生文化课学习命脉中关键节点的管理

高职艺术生的思想和心理因阶段不同而表现不同，文化课的学习管理也应纳入到学生的阶段性教育管理中。

2.1入学初期对高职艺术生学习管理的制度化

首先，利用新生入学阶段组织学学生有关的规章制度，包括学籍管理，考勤制度，考试制度等，从学院层面给予重视，各系各专业把文化课学习纳入到学生综合测评中，使学生对文化课学习与专业课学习之间的关系、文化课对自身素质提高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在意识上强化文化课学习。其次，通过军训对学生进行的训练，加强学生的纪律作风建设，为高职文化课提供良好的保障。

2.2开学第一节文化课教学内容的规范化

围绕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现代职业人的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各门文化课对高职艺术生的第一节课应规范一致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1）教师自我介绍；2）学生学情了解；3）学科教学内容与目标要求；4）考勤要求；5）固定座位表；6）考核方式；7）学习策略指导等。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更有助于学生整体地认知所学科目，对照自身的学习水平，统筹好文化课的学习计划。

2.3期末考试阶段文化课考风考纪的严格化

我院的文化课涉及各个专业、多种学制的学生，覆盖面大，学科多，班级多，期末考试时间紧，密度高，需要在试题更新、分类校审，试卷印刷、清点和保密，考场安排与布置、监考人员安排与培训、考场规则与监考规则的等各方面做足准备，教务处、基础教育部及各系应根据各自分工，共同协助完成整个考试工作。借鉴我院专业考试设置巡查组的做法，根据文化课的考试特点，可以组织由教务处、学生处和专家三方人员组成的巡查组，加强对文化课的考试巡查。吸纳专业教师和班主任参与文化课的监考工作，严格考场规则和监考工作，对学生作弊问题给予及时的严肃处理，维护好文化课的考风考纪，倒逼学生重视文化课学习。

3对高职艺术生文化课常规课堂教学的管理

高职艺术生接受了高中教育，经历了高考，度过了18岁成人礼，多数学生还经历过寄宿生活，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维、适应能力和自学能力，思维活跃、表达大胆、自我意识强，注重自我形象的塑造。他们已厌倦了题海战术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渴望新颖的、丰富的课堂教学形式，文化课教师应该主动面对这种需求。

3.1改善师生定位，激发学生能力转化

传统的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知识为中心和以控制学习者为基本理念。教师的角色定位为知识的传授者、人类文化的传递者、学生灵魂的塑造者。但这样的角色定位已不能满足高职艺术生的心理需求。文化课教师需要重新审视师生定位，变知识的传授者为学生的引导者、信息的咨询者、团队的协调者和知识建构的促进者，而学生从被动学习者成为主动学习者、信息的探究者、知识构建的实践者和团队的交流者。这样的师生定位才更有助于促进教———学———用三者的有效运转。基于这样的师生定位，教师可以结合高职艺术生的特点，围绕高职各学科的教学要求，注意学科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培养并重，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在教学中多为学生创设平台和机会开展主题发言、交流体会、代表汇报等活动，积极倡导自主性、探究性、活动性的学习方式，丰富课堂组织形式，吸引学生在爱学乐学中将基础知识积极转化为综合实践应用能力。

3.2创新素养培育，促进学生专业发展

高职艺术生的文化课教学离不开与艺术专业的有机结合。我院基础教育部通过组织公开课、说课比赛等活动，激发文化课教师利用丰富的艺术资源，在文化课与专业课的结合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各门文化课呈现了不同亮点：思想政治课通过弘扬社会主义先进的传统文化，组织小组热点讨论，引导学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审视文艺作品，进行文艺评论，提高艺术专业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思想品德素养。大学语文课针对高职艺术生有一定创编能力的特点，设计了让学生改编、表演文学作品的活动，体现了语文课集人文性、工具性、思想性于一体的学科特点；演讲与口才课就结合了影视专业的台词课，以主题演讲贯穿教学，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大学英语课则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通过阅读西方经典舞剧介绍，拓展专业视野，丰富艺术知识的积淀，还通过5分钟的课前演说、学校介绍、模拟招聘等活动练习口语。计算机基础课主要为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做必要的知识准备，突出学生的上机实际操作，强化对计算机应用中常见问题的处理能力。心理健康课针对高职艺术生的自我意识强，情绪丰富但不稳定等特点，就自我认知问题、高职生定位问题、人际交往问题等展开教学，指导学生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为学生适应高职生活、保障身心健康、提高学习效率发挥了有效的基础学科功能。

3.3抓紧课堂考勤，加强部门之间联动

文化课通常为大课，学生多，教室流动性大，学生考勤难以统计，有些大学曾出现过拍照、签到、刷卡等各种考勤方法，考勤问题一直困扰着高职文化课的教学。通过与其他艺术院校交流学习，我院文化课尝试了固定座位表考勤与提问抽查考勤相结合、任课教师考勤与学生干部考勤相结合的做法，情况出现好转。但相对于整个学院形成良好的文化课教学氛围还有不足，仍需与教务处、学生处、各系及时互通信息、加强联动，形成考勤管理合力。基础教育部每周集中学生考勤中的突出问题，向教务处、学生处以及各系反映，督促各系针对缺勤严重的学生及时提出警示，分别与学生的学籍管理和综合评定挂钩，共同为文化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4对高职艺术生在文化课学业考核成绩中的管理

学业考核直接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科学的考核又能为教学改革提供积极的反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保证。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我院文化课在学业考核方面采用了三结合的考核方式：

4.1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传统的笔试因其高效、客观、公平等优势仍被沿用，但其作为终结性评价还不能全面反映学生实际学习过程中的品质，课堂考勤、读书笔记、作业提交、课上发言、活动参与等学习环节也应作为考核内容，每项10分，并视其独创性给予10-20分的奖励，全部纳入形成性评价，结合传统的终结性评价，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

4.2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高职艺术生已有一定的自学能力，现今学习资源丰富，学习方式灵活，老师可通过微信群指导学生，也可通过“课堂派”工具课外作业，根据学生的线上作业进行考核。高职艺术生校园文化活动多，把文化课融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中，把艺术元素和学生情趣也吸纳到学科考核中，无疑会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汉字书法大赛、英语风采大赛、思政调研小报告等作品都可视为学科作业，综合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4.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文化课的课程设置中，大部分为理论教学，还有实践教学，如思政课、计算机课以及体育课。理论教学课基本可以得到保障，而实践教学课，特别是走出校园的实践活动还未能引起学生们的重视。基础教育部仍需与教务处、学生处和各系合作，加强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管理，严格考勤，将实践学时作为考核内容计入学业成绩，确保实践教学效果，杜绝学生存在实践活动可有可无的错误认识。此外，学生的校内实践活动，如主题辩论赛、志愿者服务等都可以纳入相应的学科，作为实践加分项，对学生积极投入实践活动的精神从学科考核的层面给予鼓励。综上所述，通过持之以恒地加强对高职艺术生文化课学习命脉中关键节点的管理、常规课堂教学中的管理以及学业考核成绩中的管理，高职艺术生的文化课学习现状一定会得到改善，逐步实现高职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人才培养目标，不辜负党和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期望。

作者:贾志荣 单位: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OL].新华社,2014-10-14.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Z/OL].国办发[2015]36号,201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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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飞平,邱宝利.论艺术类学生专业课与文化课学习失衡问题及其管理对策[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16).

艺术文化管理范文篇7

珍贵的文化艺术档案，不仅是文化艺术活动的历史见证，也是民族文化的根脉。近年来，文化艺术档案工作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局面，《艺术档案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先后出台，文化艺术档案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文化艺术活动中形成的文字、声像、照片、实物等不同载体的文化艺术档案收集整理进展顺利，存留了极其宝贵而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文化艺术档案馆（室）藏品的保管和展陈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文化艺术档案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艺术档案学科建设方兴未艾。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文化艺术档案工作起步较晚,艺术档案馆事业发展不平衡,对做好文化艺术档案工作的认识还有待提高；由于设施和条件不足，馆藏文化艺术档案得不到有效管理和保护，现存文化艺术档案老化破损现象突出；管理和保护人才匮乏，人才队伍培养还需进一步加强；经费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大；全球信息化趋势和国家信息化建设为文化艺术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带来了划时代的机遇，也使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工作的不断推进，相应会产生大量丰富的文化艺术档案资料，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文化艺术档案工作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充分认识促进文化艺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发展文化艺术档案事业，有利于将文化艺术活动各领域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不同载体的文化艺术档案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完整、准确、系统地收集、整理、保护好文化艺术档案资料，是提升文化单位整体管理水平、维护自身利益及文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和重要资源。这就需要我们文化艺术档案工作者要更加自觉地认识文化艺术档案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文化艺术档案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文化艺术档案工作者的责任，认识文化艺术档案的发展规律，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艺术档案工作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发展。

三、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文化艺术档案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文化艺术档案工作是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文化艺术档案的凭证和法律作用是其他材料不可取代的，没有文化艺术档案，文化工作的基础就不牢靠，文化艺术活动的经营、管理和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抓好文化艺术档案建设与管理,是保存、传承和发展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是一项为子孙后代积累宝贵的文化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文化艺术档案作为文化单位在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项文化艺术活动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是文化单位改革与发展的真实记录，是文化单位的重要资产和信息资源，是今后研究总结文化艺术改革发展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档案资料。所以，我们各级文化艺术档案工作者应进一步增强做好文化艺术档案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文化建设“十二”规划》关于加强艺术档案工作有关要求，强化管理，完善规章制度，抓好队伍建设，加强资源整合，改善服务，下大力气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全面、扎实地推进文化艺术档案事业健康发展。

四、全力以赴做好艺术档案收集归档整理工作

艺术文化管理范文篇8

第一条为加强对艺术档案的科学管理，充分发挥艺术档案在文化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艺术档案的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艺术档案是指文化艺术单位和艺术工作者在艺术创作、艺术演出、艺术教育、艺术研究、文化交流、社会文化等工作和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艺术档案工作是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档案工作的组成部分。

第三条在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和监督指导下，文化部负责对全国文化系统艺术档案工作的指导和管理。

第四条各级文行政管理部门应把艺术档案工作列入本部门整体发展规划，在业务上接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与指导。

第五条文化艺术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艺术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保证必要的经费，确保艺术档案的完整、安全和有效利用。

文化艺术单位应把艺术档案工作作为工作总结、业务考核内容之一。

第六条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对在艺术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于违反《档案法》和本办法相关条款的行为，应依据《档案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章机构与人员

第七条文化艺术单位应建立健全艺术档案管理机构，设置艺术档案工作岗位，配备熟悉业务的专职艺术档案工作人员。

第八条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报请地方人民政府批准设立集中保管艺术档案的专门机构，负责征集、接收和保管本地区的艺术档案和有关的艺术档案资料。

第九条艺术档案工作人员负责管理本单位的艺术档案，对艺术档案的形成、积累和归档实施监督与指导。

第十条艺术档案工作人员应熟悉自己所保管的艺术档案，编制各种检索工具，编辑、整理、研究档案材料，以便于查找和利用。

从事艺术档案工作的人员，上岗前应接受岗位培训。

第三章归档范围

第十一条艺术档案材料的归档范围包括：文学创作，艺术表演，美术、摄影，社会文化，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文化交流，个人艺术等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艺术材料。

第十二条在国家主办的各类艺术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艺术材料(包括文字、声像、照片、实物等载体形式)，均属归档范围(艺术档案归档范围详见附件)。

业务人员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艺术材料，也属归档范围。

第十三条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形成的属国家所有的各种载体的艺术材料和实物，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已有。

第十四条在文化艺术单位举办业务活动时，主办和承办单位应向本单位艺术档案管理部门提供信息，并在活动结束后将所形成的属国家所有的全部艺术档案材料立卷归档，不得散失。

第十五条凡是为艺术创作、研究、教学和文化艺术活动参考而收集的图书、报刊、音像带、照片、剧本和有关文章材料等，均作为资料保存。

第四章收集与整理

第十六条收集艺术档案材料时，应保证艺术档案材料的完整。

整理艺术档案材料时，应遵循艺术材料的形成规律，保持艺术材料之间的有机联系，便于保管和利用。

第十七条艺术档案材料系统整理过程中，应根据不同内容和载体分别进行立卷。

第十八条文化艺术单位应加强对名老艺人、艺术家档案材料和散失在社会上珍贵的艺术档案材料的搜集、征集和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艺术档案分类由大类、属类组成。大类应设业务类、个人业务类、综合类。具体属类应按照归档范围设置。

第二十条艺术档案材料应按内容、种类组卷。戏剧材料应按剧目分类组卷；音乐歌舞演出材料应按节目分类组卷；艺术科研材料应按科研专题分类组卷；艺术教育材料应按各专业课程分类组卷；社会文化、文化交流材料应按业务活动进行组卷。

对未完成艺术生产程序的艺术材料，整理时应单独存放，待完成后组卷归档。

第二十一条对录音带、录像带、照片、唱片、光盘等非纸质载体的艺术档案材料进行归档时，应将每一单项(盒或盘)作为一个保管单位，单独编排档号，并采取按年度结合内容的方法分类整理和编号。其中与文字材料有直接联系的应编写互见号或互见卡。

第二十二条反映和记录本单位的艺术活动并对以后艺术创作、艺术研究有重要参考借鉴作用的艺术档案材料，应永久保存。在本单位组织或参与的重大的艺术活动中形成的，并具有一定艺术参考价值的艺术档案材料，应长期保存。

第五章管理与利用

第二十三条文化艺术单位应建立、健全艺术档案工作的管理制度，把艺术档案的收集和归档工作列入有关业务部门和人员的职责范围。

第二十四条艺术档案管理部门应配备足够的档案用房和档案柜架、装具，备有防火、防盗、防渍、防有害生物等安全设施，并定期检查档案的保管状况。

第二十五条文化艺术单位被撤销合并的，应将原单位的艺术档案整理登记后，妥善移交给主管机关或接收单位，不得散失。

第二十六条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艺术档案受国家法律保护，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

艺术文化管理范文篇9

以英、法、德、意为代表的欧洲文化艺术保护主要通过国家艺术投资方式。

英国每年的文化经费达10亿英镑，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0.5%，这些经费远远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95年开始发行国家，每年可从中筹集超过10亿英镑的巨额资金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此两项相加，可达国家财政总预算的1%。其专门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每年可达2亿英镑。英国政府对人文艺术的指导和财政支持主要通过英国艺术委员会来执行。英国艺术委员会是英国国内负责艺术工作的半官方机构，其宗旨是发展艺术实践，增进社会对艺术的了解，在公众中普及艺术。为实现这一目标，委员会承担着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的顾问工作，与其合作。其具体任务是根据各下属机构的建议，将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中的艺术资金分拨给各文艺团体、艺术家个人，及用于文艺设施建设的有关方面，如大英博物馆每年的拨款就达3000万英镑，艺术委员会还必须对资金的运用进行指导和监督。

但这种主要由政府委托艺术委员会执行的拨款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艺术发展的需要和经济变化的现实。80年代以来政府力求改变过去文化艺术事业过分依赖中央财政的作法，倡导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但由于"大英帝国"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文化贵族主义影响，企业对资助文化艺术态度冷漠，尤其是政府对企业的资助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使企业资助无利可图。为改变这种情况，提高企业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积极性，英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刺激企业资助艺术的计划》。该计划1984年获得国会通过。财政部每年为它另外拨款。该计划对"资助"作了具体说明。它规定：企业或私人无偿地向艺术活动出资属于"捐赠"，企业为了经营目的借助艺术活动提高知名度、招待客户和职工，做广告宣传等属于"资助"。政府高度评价为了文化艺术无偿捐赠的企业和个人，也鼓励企业把"资助"作为其经营策略的一部分。为保护企业投入文化的积极性，政府决定采取"陪同投入制"。即：如果一企业决定资助文化工业，政府便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即当企业第一次资助时，政府"陪同"投入的比例是1:1，也就是说，企业出1英镑，政府也出1英镑。对于企业第二次资助，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这一政策一方面调动了企业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该文化艺术项目的成功率大大提高，相应降低投入的风险。1984年以来，英国企业资助文化艺术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企业资助文化的事务交由"企业资助艺术协会"执行，这一协会负责制定资助办法，接受研究申请，直至具体拨款事宜。对提出申请的文化艺术组织和活动由"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研究审定其是否符合获得资助的条件。

法国政府通过文化部对其文化艺术事业进行管理和指导，主要采取国家财政拨款方式，辅之以行政和立法手段。1993年，法国的文化预算为128.96亿法郎，占国家经费预算的0.93%；1994年的文化预算比上年增长了4.3%，为134.55亿法郎，占国家预算的0.95%。1995年文化预算的数额与1994年基本持平，为134.49亿法郎。1995年法国新政府更加重视发展本国文化事业。希拉克总统宣布，国家今后每年拨出的文化经费将不少于国家经费预算的1%。根据这一决定，法国1996年的文化预算增加到155.42亿法郎，比上年增加了15.8%，占国民预算的1%。1997年法国的文化预算为151亿法郎，仍占国民预算的1%。虽然绝对数额有所下降，但因几处大型文化基础工程已经完工，实际费用并未减少。近年来，法国经济形势严峻，财政赤字巨大，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问题丛生，但他们并没有采取牺牲或削减文化投资的方式来孤立发展经济，而是选择了通过增加文化投资，以文化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文化投资的绝对数额在逐年增加，在国家经费预算中所占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并已稳定在1%。文化投资的增加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增加了就业数量，更重要的是维护了社会稳定，大大地增加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减少了社会内部各种排斥力量的冲突。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本民族文化遗产与艺术资源的保护、崇扬，猛烈抨击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与电子殖民主义，采取了限制美国文化产品进口，补贴本国文化产品等多种方式。95年法国政府规定，所有法国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中至少应有40%为法国音乐。否则便以违法论处。巴黎法院就曾以播放节目中没有足够的本国产品而对本国收视率最高的法国电视一台作出罚款4500万法郎的判决。概括起来，法国政府的主要作法是：1.设立文化工业信贷，将文化工业特别是本国电影产业等列为重要的工业部类，除增加政府贷款和拨款资助外，还运用文化产业信贷方式，鼓励银行和财政机构投资；2.分散文化权力，调动地方文化机构及文化组织的积极性，对其予以经济资助，指导帮助其建立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发展中心等核心工程；3.建立文化合同制。除对地方重点文物机构给予经常性的财力支援外，还通过协议(合同)形式，对地方重要文化建设项目予以投资；4.提供固定的经济补贴，对一些国家文化机构、团体以及与国家有合同关系的文化团体，每年给予固定补贴，金额逐年增长。同时设立文化部专项预算，如"资助剧作家项目"等，来促进文化艺术发展；5.成为专门的基金会，对属于重要的文化遗产又在文化市场中难以生存的文化团体，成立相应的专门基金会来挽救和扶持；6.对重点文化工作进行重点投资保护，如对卢浮宫、印象派艺术博物馆等中央直属重点工程，不惜耗巨资予以修缮或扩建。法国文化部设立了一个文化遗产司，96年的预算就高达20多亿法郎，用于保护整修1.3万个历史建筑和维修2.4万个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此外法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艺术的企业和个人赞助的重要性。对之从行政和立法予以确定和支持。法国也设立了全国性的文化资助委员会。此委员会由企业家、艺术家(文化专家)与政界代表组成，负责协调企业和私人资助事宜，评估企业的赞助能力等。法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基金会，与法国民间6000多家以保护地方历史遗迹为使命的协会保持密切联系，筹集资金，争取社会广泛支持，保护法兰西民族文化遗产。这个基金会的初始资金为5000万法郎，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企业赞助，三分之一为私人捐助。各大公司和企业也专门设立了文化资助委员会，隶属公司或企业基金会管辖，由各公司委任优秀的文化科技人士组成，负责审定资助项目和对象，每个企业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进行规划，确定资助对象。如资金雄厚的埃尔夫石油公司面向音乐、造型艺术与文物保护；法国航空公司注意发掘、支持有才华的音乐家、美术家的新秀及各大艺术节；法国电务公司则把资助的重点放在歌剧上，其他如巴黎国民银行、法国煤气公司、托塔石油公司、雷诺汽车公司集团等都有各具特色的资助方针。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侧重于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杠杆来鼓励各州、各企业、各集团以及全社会对文化艺术进行保护。美国三分之二的非盈利文化机构是通过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向文化机构捐赠减免税法律而获得资助的。1917年美国联邦税法就明文规定对非盈利文化团体和机构，公共电视台、广播电台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对以非盈利的、促进文化、教育、科学、宗教、慈善事业为目的的团体免征赋税，个人和企业对上述非盈利团体的捐赠可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美国不设文化部，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自大萧条以后第一部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法规，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此法律即《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依据此法，美国创立了其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艺术与人文事业的机构：国家艺术基金会与国家人文基金会，并设立了联邦艺术与人文事业委员会，由联邦政府中工作性质与文化发展有关的部门的首脑组成。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的宗旨是为发展美国文化艺术服务，保护美国丰富的文化遗产，鼓励国家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发挥创造才能。这一立法，保证了美国每年拿出相应比例的资金投入文化艺术。其使用直接面对文化艺术事业而不是耗费于庞大的文化行政机构的运行之中；基金首先用于集团赞助。国家艺术人文基金会每年向各州及联邦各地区艺术委员会拨款一次，占年总基金额的20%，1991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5%，1995年又增长到35%。其次，其余款项直接用于向各个艺术人文领域内的个人及团体有关项目提供直接资助，也用于优秀艺术成就的奖励。

有意义的是，美国人文艺术委员会的投入只占人文艺术整体投入的一小部分。美国联邦政府对艺术的年投入约11亿美元，而州、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赞助高达50亿美元以上。这是由于政府在政策上采取了"杠杆方式"，以"资金匹配"来要求和鼓励各州、各地方以及企业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赞助和支持文化艺术事业。这种"资金匹配"对于各地来说，就是要求各洲、各地方拨出相应的地方财政来与联邦政府的资金配套，如美国国家交响乐团每年得到的艺术委员会拨款只占总费用的10%，其余款项需由地方、企业及全社会予以资助。因此，美国艺术团体的一些演出节目单上总是密密麻麻地印满赞助者的名字，其赞助数额既有高达几十万、上百万美元者，也有仅赞助25美元的小额赞助人。而对于各艺术团体或艺术家来说，如欲获得政府补贴，必先从企业或其他途径筹集到政府资助三倍以上数额的资金。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规定对任何具体项目的资助总额都不超过所需经费的50%。显然这种资金匹配方式一是调动了各州、各地方以至全社会资助艺术事业的积极性，也调动了各艺术团体、艺术家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多方考察，既确认该项目的社会意义与艺术意义，又提高了项目的可实施度，避免了无效投入。这种方式从制度上突出了私人保护的重要性。美国政府艺术保护方式除少部分直接资助外其主体仍是间接资助。这种间接资助，除前述《基金法》及《版权法》、《志愿人员保护法》等法律外，还有一些法令法规。如美国不将州的法令、一些市政当局的条令规定在新的建筑项目中，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艺术，这些法规或条令要求在新的政府建筑工程中，建筑费用的1%以上必须用于建筑的艺术方面。还有许多州规定，修理州政府所属的建筑物，使用州政府资金修建任何建筑物，在公有土地上修建建筑物，其建筑设计和选址方案都须经州艺术委员会批准。这就大大改善了整个地区的文化艺术风貌。另如，组织艺术品的公开展览等类活动均可享受企业赞助法律或法令允许的税收优惠。这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形成一种十分有效实用的艺术保护机制。

上述两类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的欧洲方式和以法律结合鼓励社会赞助为主的美国方式。不管哪一种方式，当代文化艺术保护都日益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努力寻求企业、市场和全体国民的文化资助，以达到文化艺术事业总投入的逐年实际增长，这种方式似乎已成为各国研究者的共识。

美国政府将其国内的文化机构大致分为营利性文化机构和非营利性文化机构两类。其中，那些反映美国传统文化，能对大众起到服务和教育功能，而自身营利能力又较弱的文化机构大都被归人非营利性机构。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在美国全部文化机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具有较大影响。例如，成立于1942年的全美交响乐团联盟中的成员，几乎均属非营利性机构，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再如，全美歌剧院协会200多家歌剧院团体会员近95％为非营利性机构。

对于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美国政府比照慈善机构对待，在税收方面给予较大的优惠政策。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501(C)(3)款的规定，具备以下条件的即为非营利性机构：1、以提供公共或慈善服务为宗旨，2、无股权所有人、受益人；3、机构盈利全部用于今后的公共服务或慈善工作。而一旦被批准为非营利性机构，将主要享受到两方面的税收优惠。

首先，该机构可以接受社会捐赠，而捐赠者可以将捐赠物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1999年美国国内税收局最后一个有完整数据可查的年度统计表明，当年共有3550万纳税人向包括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在内的各种非营利性和慈善机构捐款、捐物，折合1258亿美元，其中现金捐助为883亿美元。这些捐助者均可享受税收优惠。例如：一位年度应纳税收入(应纳税所得额)为$50，000的纳税人，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2，000，则此$2，000可从他的应纳税收入中扣除，其应纳税收入成为$48，000，他可以少缴纳$540的所得税($2000乘当年规定的他的应纳税率27％)．这种税收政策，极大地鼓励丁美国企业和国民向各种非营利性文化机构捐赠的积极性，也使社会捐赠成为这些文化机构的支柱经费来源。仅以在全美200多家歌剧院中经费预算排名居中的衣阿华州德梅茵大都会歌剧院为例，据了解，其2003年经费为100万美元，其中45％来自演出门票、广告等剧院的各种收入，55％来自政府支持和社会捐赠。而在这55％中，政府支持的款项只占10％，也就是说，该团50万美元的经费来自社会捐赠。长期以来，歌剧院已拥有了一批相对稳定的捐赠者，使这些捐赠成为了剧院的一项支柱性经费来源。

同时，美国实行商品价外税。文化机构申请成为非营利性机构时可以同时申请豁免纳税的特殊优惠。这样，他们一方面可以豁免支付购买商品时的消费税，另一方面还可以豁免支付地产税，即他们在对本机构所属的地产进行交易时的应纳税额。这种纳税豁免减轻了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经费负担，有利于其不断壮大发展。

另外，美国政府对进口乐0S等文化机构必需的高价值商品的关税扶植也值得一提。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2003年关税安排第92章的规定，大部分价值昂贵的乐器，如三角钢琴、小提琴等，只有2％一6％的关税，对有特殊协定的，进口关税全部免除。这种扶植是着眼于减轻文化机构，特别是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经济负担，帮助其提高专业水准和服务社会能力，也是与其政府对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扶持政策一脉相承的。

本章要讨论的是，未来十年，在发达经济和成熟的民主社会中，要使其民众的期望和潜能得到实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本章所涉及的范围十分之广，从岛屿国家到大陆国家，从塑造过去400年政治现实的文化到那些自诩具有前历史根基的社会文化。它类似于对待欧洲，在欧洲，已经有一个多世纪几乎没有设定什么边界了，加拿大的广阔空间，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具有欧洲殖民传统，在这些国家中，欧洲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讽刺性）的建立了更为稳固的基础。

就欧洲国家本身而言，它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政府应该为文化活动提供支持。但是，在政府支持如何运作这一点上，欧洲国家却有极为不同的传统。在慷慨程度上、在政府认为符合条件的行为以及由哪一级政府对之进行管理等方面，欧洲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有国家、地区和地方的文化管理机构、艺术委员会、电影委员会、公共和私人的广播公司、宽带网络、执行委员会、外交促进机构、半官方基金会和基金等。当有些市民以文化为职业谋取生活来源时，他们并不是传统的…………。.然而，较之于其他任何职业领域的负担而言，艺术家所具有的官僚管理或监督层更多，而获得的公共投资却更少。

伟大的威尔士作家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指出，文化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汇之一”。在此，我还认为，文化也是英语中最令人激动的词汇之一。它涉及到如此之多的激情。它包含着如此之多的对我的自由和归属意识来说占有中心地位的东西，以至于它不能像健康或税收那样运行。当文化被操纵时，它甚至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然而，文化中也内在地包含着和解的意义。文化能够保护自尊，并作为无知的野蛮的托辞。文化能为社会提供杰出文明的展示，也能将之表现得无比原始。它能被作为我们自豪的中心加以对待，为后代留下我们对这个世界进行修修补补的每一个印记，或者，它也可以是社会用自我意识的琐事来娱乐自身的短暂之物。为政府提供一幅可持续文化政策的地图，就是为之提供一幅具有等高线、充满疑难路标和特征的图表计划，它与看起来与与这些国家以前所作的二维图表计划有着很大的不同。

或许是由于每一个国家都将文化看作是标示其独特性的方式（没有人希望自己和邻居相同，即使真是这样的时候也不愿承认），因此，将公共财政用之于文化活动的机制也像世界的碎裂本质所表明的个体一样的不同。然而，从广义上来讲，这种体制可以分为三类：法国－德国模式，旧的共和国和北美模式，美国模式。如同其在许多公共事务中一样，美国看起来也追求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不被别国所认可的方式，这些国家是美国政治、语言和宗教方面的自然的联盟。然而，看起来相同的是，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共同特征将会出现，它由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公共财政稀缺以及美国文化组织中对更多稳定性和更大可获得性的需要作为支持。美国也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它要求美国发展某种程度的政府平等，以便在政府间能有更多的建设性的讨论——正如最近德国所作的那样。

法－德模式是一种国家财政直接来自于政府的模式。在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强调的重点在于地方和城市机构，同时，联邦政府负担相对较小的部分。在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中欧、丹麦、瑞典和挪威，中央政府是最有影响的来源，大都市和地方扮演着强有力但却是第二位的角色。这两个传统都反映了以前国家都从宫廷和城市获取保护，对文化的支持也被看作是国家的责任，如同国防和外交一样是必须的。实际上，文化是作为展示性外交得到支持，同时也作为一种令个体和公众得到满足的方式而得到支持。

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或许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中，公众在反对贵族化的行动方面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加拿大、英联邦、爱尔兰、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一些采用这些国家的政府模式的较小国家——都发展了一种体制，它在政治控制和文化组织之间插入了一层半独立的管理机构。芬兰——或许是为了采用一种与以前的帝国统治者不同的方式——也采用了一种将政府赶得更远的方式。

所有这些方式都同时既有长处又有不足。创造一种以税收为基础的、可以被成功地用于所有国家的、自由同时又能不受政治干预的文化支持模式，是极费脑筋的事情。然而，也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现实了。所有的国家都正在认识到，实际上，没有多少东西比自己文化的呈现和传承更具政治性。在建立资助机制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试图将文化从联邦政府的责任清单中清楚出去，并对国家艺术资助委员会和国家人文资助委员会（二者都由国会提供资助并经常受到国会的攻击）提出警告。实际上，宗教、社会清教徒的（sociallypuritanical）或其他的国会利益的每一次攻击都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体制在传统上都分为两部分，二者之间互相几乎根本不能互相了解。

尽管各个国家看起来要将基本的体制维持下去，但是，在基金筹集方式、组织结构和跨国合作的新型论坛等方面，它们之间也互相借鉴。将好的想法在各国之间互相分享是必然的。欧盟的发展和及其联合国家的过程，欧洲委员会在文化能源（culturalenergy）方面的（暂时）复兴，1998年在加拿大政府的帮助下发起的文化部长非正式网络，等等，这些都意味着文化方面的政府官员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但是，在这种同化等值方面能走多远也有限制。西方的文化管理顾问们痛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苏联解体之后侵入东欧，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到处游说，说从自己国家带来的东西能够解决这些国家中存在的问题。他们错了。实际上，支持文化的方式与本国政府的期许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方法不可能在没有灾难性的管理失败和对文化组织的野蛮掠夺的危险的情况下被转移。

所有国家都需要保持那些在自己理解范围内运作和留存下来的体制。如果他们要满足市民的期望，应对国际主义的挑战，以及当地图边界线在文化中作用不大的时候对文化进行强调，他们也需要改革。

正在出现的政策

不管执行机制如何，文化政策都在获得新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有着相同的因素。这些对于因为经济和政治体制共享而产生的社会压力的回应，因而引申出可以比较的回应。当然，每一国家所强调的重要性会有所不同，但是，某些共同的基础却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在本质上更容易与霸权组织相认同，因此，它经常被看作是地方控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主要的经济结构是在极小范围内的（广播媒介例外），它涉及到极少战略的重要性，并且他在本质上符合那些地方群众和政治家的野心。对于美国“思考全球化，行为地方化”的格言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文化领域更为适用了。因此，对于像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在地方层次上来处理文化问题的国家来说，也都正在重新强调自己的许诺（同时，也羞答答地派出有能力的联邦官员参加国际会议）。

有些国家甚至不情愿地放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法国、英国（在这里，我们是从严格的地理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不包括其中）在近年来也采取了重要的举措，将作出决定的权力转移给个人——即使他们是在中央政府的操纵下工作。这将使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更为专业化。它也将必然导致新型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并不一定要与传统的民族国家进行合作。利益集团希望加强……那些有着强有力的电影政策或双语文化的国家。

正如在文化部门工作的人们正力图在服务组织的多层次中构建网络一样（详见下文），地方官员也开始寻求普遍的方法，以解决那些可能是全国范围内都面临的问题。这可能首先发生在一个十分表面化的层次——EuropeanNetworkofCitiesofDiscovery的形成以及威尔士、新南威尔士和卡塔伦亚之间的合作都是1990年代以来的例子——但是，对交换和互相合作来说，在未来的几年中，肯定会出现很多机会。联合出版和新的产业投机，音乐节的共同生产，共同的培训和教育方法等等，在这些领域中，经济规模必须适合中型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作为国家进行运作（小型国家或不到300万人口的国家在此我们不作讨论）。

许多地区有着自己的语言，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在联邦/国家的文化政策之外进行运作的原因。21世纪，世界上的语言应该繁荣多样。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传播的时代，人们的读写能力和信息接受会得到巨大提高。然而，21世纪也是一个多种语言消亡的时代，殖民主义、到处找工作的需要、大量移民和人口迁移等等都会对语言产生一定的冲击。语言经常是被那些经常说这种语言的下一代所消灭；那些在教孩子们语言方面失败的父母们觉得，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欧洲的主要语言和亚洲皇权都是需要知道的，旧的语言可能会是一种不利的因素。统治权力将语言从孩子们身上清除出去之后，就没有什么剩下的东西可学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恰恰是那些权力极大地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进程——法国、英联邦、西班牙、荷兰，在这些国家中，仅仅在50年前，在今天的充满激情的国家官员还极力要消灭少数民族的语言。

正如同时代的官员们对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判断失误一样，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语言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表达的储存地。一旦我们开始经常应付不是我们第一语言的节奏和情感时，表达就会受到限制。美国英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的美国人来是从上一代的成人移民那里学习英语的。在美国，英语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外语，要使这些人理解，英语就必须在一般的流通中减少词汇量，它也借鉴了德语语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美国移民使用德语），并且创造了少量的复合短语，将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副词、对介词进行简化等。它将语言理性化，使它像“downsizing”（一个词就能完美地表现某一意思）一样是逻辑的和非感情的，正如通用公司的汽车工厂里所做的那样。

这一情绪现在转向了另外的方式，正在出现的文化政策是濒危语言的重新展示、平行推动和扩展使用。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涉及到本土的美国语言——美国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新西兰是毛利语；在欧洲，是巴斯克语、盖尔语、凯尔特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就像那些保护民族服装和home-curedskins的人一样，对某些保护语言的尝试来说，也必然存在着某种人类学的评价方式，也有将使用较少的语言也有委托给博物馆的因素；带着充满尊敬的好奇心为之鼓掌欢呼，但是，他们却又并不经常去那里参观。但这至少比将之消灭要好的多，它也为那些急于寻找某些东西以加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下一代提供了机会，激发他们重新点燃热情并寻求新鲜的表达方式。

然而，语言政策并不一定仅仅包括在本土语言和方言方面的更新兴趣。在所有的主要国家，都有一种处理移民愿望的需要，这些移民——不管他们是殖民主义、政治迫害还是经济萧条的结果——都搬迁到新的栖息地。在英联邦的某些城市中，移民构成了城市人口的大多数。在地中海地区，非洲对南欧的影响已经和欧洲对北美的影响差不多大。地中海作为一个大的湖泊的真实地位已经越来越明显。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少数语言的保护或斗争不过是一种与地方团结一致的姿态，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这一点往往被巨大的皇权国家所压制（接下来是忽略）。当然，也存在着一些著名的例外，在那里，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语言团体被置于在地理上隔绝的位置；例如，加拿大和路易斯安纳的说法语的人，或者西印度群岛的说荷兰语的人。对西方国家所有的移民团体而言，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英联邦的旁遮普人、在澳大利亚的希腊人等等，他们都觉得有必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以维护语言作为文化遗产的神圣性。

许多文化行为的目标就是要用一个共同目标将一群人粘合在一起，而这一目标又构建了他们的独特性。有时，这一点是内视的（inward-looking）；除了评价性的旁观以外，外来者的参与是不受欢迎的。然而，一旦这一行为找到一个市场，目标就会改变，达到并使得尽量多的人们（无论他们的自己的文化立场是什么）享受它就变得十分重要。一旦这一点与业务扩张的商业逻辑联合起来，有吸引力、结构良好并易于获取的文化产品就会遍布其他的所有领域，而那些易于接受商业宣传的文化则为之让出地方。这就是全球化。如果一个人有幸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的生产者（或者仅仅是足够狡猾来确保这一点），那么，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就会带来自信和财富。加利福尼亚电影、英国电视和戏剧、法国葡萄酒、澳大利亚啤酒、德国音乐和意大利歌剧都具有了获取全球性的成功的措施，它强调原初国家的世界感。

对那些获得了全球普遍性的类型来讲，这一过程很明显是有利的。然而，对那些与这些类型相似却不那么成功的类型来讲，全球竞争就是一种灾难，特别是当贸易壁垒被清除或者全球化产品的经营者寻求有可能创造竞争对手的非法的特别帮助——官方的推动或补贴——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利用统一国家来说明问题），加利福尼亚戏剧、英国艺术音乐、法国电影、澳大利亚绘画、当代德国文学和意大利橄榄油生产也感觉到了全球化的威胁——恰如统治性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所作的那样。

然而，如果文化成功的信号是它的表现被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所获得并享用，那么，目标就不能限定在全球，而是要向最大程度的文化多样性敞开。只有最保守和顽固的文化才将排外性作为美德。实际上，新的出版和传播方式使得地方性文化得以大规模播撒变得更加容易。威尔士的电影生产、切罗基人的网站等等，我们现在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这一点即使在1970年代也是难以想象的。

全球化是一个机会，但这也有一个前提条件：立法框架必须认识到，某些文化和类型将需要财政支持，而这种支持在自由贸易逻辑的完全商品化操作的情况下是不能被接受的。在未来的和平中，采取可行的、能够被接受的文化行动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如果文化作为消费娱乐产品被迫去仅仅为了其自身价值而竞争，那么，统治的规则就会产生重要的愤恨情绪。将文化竞争变成对国家主义进行诋毁的面具就过于简单了。必须要有有效的市场导向的推动、合理的公共财政和法律支持的结合。目的不是要敌视某种文化产品（好莱坞电影就是一个引起无数反对意见的例子），而是要为了有利于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而采取措施，因此，如果仅仅依靠私人的资金筹集，公共的方面就有可能根本无法达到。

抵达公众——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国家的——是所有文化行为中的专业努力的共同目标。因此，接近（access）必须居于政治战略的中心位置。所有人都能接近已经成为英联邦、澳大利亚和北美等国政府的主导性的文化政策。对大多数党派来说，这是一个认识到是谁投票赋予民主政府以权力的政治现实（不再是少数的有钱的经纪人）。但是，它还有不那么愤世嫉俗的一面，一种拓宽当代文化参与基础的尝试，超越高等教育和富裕阶层并给那些没有包含在“高雅文化”传统之中的人们这样一种意识：他们的行为也是重要的。在德国和受德国影响较大的国家里，带有返还津贴的低票价、社会包容的专家压力（thepeerpressureofsocialinclusion）已经使得正式文化成为市民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历史已经有100多年了。同时，在许多国家中也存在着一种充满矛盾的转向，从国家教育中系统的文化教育转向对文化的大体轮廓的描述。音乐已经几乎从美国的学校中消失了。美术、戏剧和文学正在成为专业课程。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过去艺术在正式课程中所占的份量虽然不大，却也保证了它是学校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却存在着认为文化教育可有可无的趋势。尽管在大学中开设艺术课的要求有所增加，但是人们却普遍认为，学校层面上开设的数学、科学、主要的外语课程等要比艺术课和小语种课程——尽管事实证明这些领域对孩子们的心智机敏、自信和行为的稳定性也有着重要作用——重要得多。

有一个简单的规则（只有美国除外），操纵着为什么接近必须成为文化政策中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在一个选民们越来越不愿意接受高额直接税收的借口时，政府认识到，如果每一个人都为文化服务做出贡献，那么他们就能期望那些服务不仅能够实现，而且可以看到它反映大多数人的趣味和利益，同时也使少数民族（毕竟，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少数民族）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也有公正的位置。在美国，对直接税收的恐惧加上个人慈善事业的传统，意味着公共机构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微不足道。组成美国文化政策合作现实的基金会依然追求与西欧政府在指导自己的机构时没有多少区别的行为。

知识的接近也需要通过物质的获取来实现，在此，那些传统上在税收之外为文化提供支持的政府发现，他们处在哲学倾向和财政倾向之间的尴尬境地。在哲学上，他们意识到，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有普通的权力，却有着特殊的和昂贵的需要。即使普通大众对表演和建筑遗产的接近程度已经超过了人们所预期的临界点，对那些作出承诺要让大众和精英阶层拥有平等机会的政党来说，接近的比例仍然会低得令人恼怒。

同样，尽管大多数人现在居住在城镇或者郊区，但乡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财富的宝库。不列颠群岛和北欧的乡村地区靠文化为生的人的比例，也比平均比例要高，这部分是由于爱好，部分是由于其他工作形式的减缩以及将重要但多余的建筑用作文化资源的趋势。

但是，在乡村中的文化供应与城镇有所不同。建造一座剧院、举办音乐会或音乐节、确保小型社区拥有图书馆等这些还不够——尽管不能提供或维持它们会导致极大的愤怒和政治麻烦。在农村，景色本身的保持以及由此产生的传统实践——打猎、牧羊犬的训练、竞相开垦、葡萄采摘节、仪式中对肉的准备以及对地方精神的敬畏等——对一个文明的文化健康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对主要由农村人口选举出来的政府——他们通常认为这些农村事务是最为奇怪和粗野的——来说，要制定一项照顾到辖区内文化整体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

文化环境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它包括文化遗产和行动的总体性，强调了与针对自然世界的工作的平行。这一术语可以为所有的文化政策提供一个任务。对任何的公共服务来说，刺激和保护文化环境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目标。将文化活动用作发展的方式正在成为促进农村重建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很少工作形式能够代替农业，它作为一种工作形式既能维持生存又不对环境进行严重破坏或者用安排不当的郊区来代替农村社区。

文化被用作和文化本身无关的经济和社会的目的，这一点不仅仅发生在农村。不管它是通过安全、一种高的生活质量（与世界上其他的部分相关，甚至是与1945年相关）和本身不能带来满足的社会流动性的逐渐的启蒙；还是因为政治家们涉及出建设性的观念，文化都是被用作实现一系列政治益处的方式。由于重工业、农业和制造业的下降，人们希望文化产业会给出新的出路。艺术将会为创造性研究、人才（观念经营）原材料以及文化产业的高科技、发行和管理提供全球市场，提供新的职业、多样化的商业和个人成功。

这些之中没有一个是不成熟或者是不好的。值得赞美的成就是，公共行为的每一个领域都成为文化上自觉的。文化被用来使铁路培训变得更为生动活泼，传播社会责任意识，整合移民的生活方式，复兴濒临灭亡的城市，抓住失业者或退休的人。然而，这一“工具化”过程是从文化对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政策所作的贡献而非其自身进行评价。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文化用最多的篇幅和时段来传播符合政治家利益的东西，这样做有可能产生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危险，对此，我将在以下的部分进行论述。

仍将持续下去的文化工业化的水平或许会与政治家所梦想的有所不同，政治家们急于在那些已经成为经济累赘的领域内寻求新的活力。这一点当然是事实——除非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鼓励去积极地使用文化。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时候，缩减书籍、音乐、和艺术方面教育投资或许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它限制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如果政府在维持高水品的文化参与（它能在地方和全球的水平上保持经济的活力）方面持严肃认真的态度的话，那他们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激活更加多样性的文化市场。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增加补贴性的供给（尽管它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意味着运用教育和媒介来产生效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体育的发展方式对我们很有教益。人人可以获得、媒介覆盖范围、美化、设备提供、教育和明智的补贴等方面的结合，成功地将体育从一项业余消遣转化为最有效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关键是，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这都是展示性的——无论是我们正在讨论地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赛马还是奥运会。在地方体育文化和世界利润之间没有冲突。全球化刺激了地方的参与欲望。地方行为为全球化的成功提供了人才和公众热情的基础，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表明文化在方面不是这样。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也的确是如此。

艺术文化管理范文篇10

本文对存在于世界影视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认为，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文化形态上集中地体现：一、对影视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美国影视的唯经济主宰；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三、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嫉妒，导致了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

针对愈演愈烈的美国影视“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本文不但论述了法国率先提出的“文化反弹”理论，而且就“文化反弹”理论在影视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影视界的影响，进行了对策性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中国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自己的影视文化战略：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到21世纪信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影视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运行体制；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中国影视产业体系的国际化特点。

［关键词］影视；WTO；文化学；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反弹

说明：由于国外影视间近年来出现的体制“合流”大趋势，特别是美国出台《1996年联邦电信法》后，以此为标志的信息产业媒介“空前大整合”潮流风起云涌，电影电视之间的分野已极其模糊（即产业形态和媒介壁垒正在打破和消融）。因此，本文在提及和使用“影视”概念时，一是多用影视合流的“泛指”；二是所提及和使用“影视文化传播”概念时，多限于“影视艺术作品”的范畴。

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中美签署的WTO双边协议的内容来看，在文化领域电影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中国加入WTO影视业作出的承诺主要是：在电影上，增加“国外大片”的进口数量和逐步放开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假如我们此时用“帝国文化的侵略”来谈论中国即将加入WTO的问题，那将十分刺激。这种刺激，很大程度上在于用我们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帝国文化”一词，很容易带上政治“大批判”的眼光。实际上，“帝国文化”一词，根本不是我们的“发明”与“创造”。在学术界，哲学领域的法兰克福学派60年代末就涉及此问题。作为政府间文化政策的主张，是法国文化部长雅克·郎于1982年，在联合国所作题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演讲中就曾提出的。这种提法出自法国，直接的原因似乎是法国的视听业，特别是影视业受到了美国的巨大冲击，但更为深刻的原因，应当是法国文化的高度自觉与文化渊源的极其深厚，加之法兰西的独特个性。诸种因素的合力，共同促使了这种被称之为“文化愤懑”首先在法国，而后在欧洲的喷发。很快，这一问题得到了众多国家，主要是文化渊源丰厚，工业化程度很高，视听业（特别是影视业）非常发达的国家的响应，并引发了一场颇具声势，颇为激烈的论战，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大讨论，甚至形成了学术流派。

在中国即将加入WTO之际，这一问题陡然“再现”（我们毕竟要履行所签署的入世公约）。我们如何不是简单地，甚至只是感性地研究影视业中的“帝国文化”问题，而是深入地，在学理层面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持久的研究，已成为影视界一个十分突出的课题。这问题也应当成为中国文化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影视上、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将有十分积极、甚至是重大的意义。本文将就中国加入WTO，国外影视，主要是美国影视对中国产生的的影响问题，发表自己的一点学术见解。

一、加入WTO，中国影视面临“帝国文化”传播扩张的严峻态势

2000年年初，美国商务代表白茜芙（又译白介夫）在洛杉矶贝佛利山庄的一席演讲，为美国影视工业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带来一片喝彩，与会的八大影片公司主管和海外发行代表更是显露出勃勃雄心。美国电影协会主席贾克·瓦伦提(JackValenti)满怀信心地表示，中国加入世贸后，将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美国影视业提供难以计数的机会，其中包括影片开放进口、投资兴建影视院以及跨国合作拍片等。瓦伦提一向被称为美国影视工业的超级说客，他为了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曾多次在国会发表演说。瓦伦提的亲密伙伴、美国福克斯公司的东家，也是国际传媒大亨的梅铎(RupertMurdoch)，过去多年来一直默默地从事进军大陆市场的努力，今年5月他也走到了前台，甚至开放位于洛杉矶西区的20世纪福克斯制片厂，并召开以进入中国大陆影视市场为主题的“亚洲娱乐与国际影视艺术”会议，其目的在于协助美国政府和影视界认识并进入中国巨大的影视市场。

美国娱乐业被归为“以版权为基础的”制造业。1998年被称之为“王中王”的影视业与电视业，以及所带动相关的录像带、录音带、音乐出版行业等方面的总收入高达60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额的第一位，其中120亿美元是由影视业直接创造的。在美国影视巨子的眼中，中国内地不但是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影视市场，而且是世界影视最后的一个大市场。他们相信在世界各地所向披靡的美国影视能在中国进入世贸后，到中国内地大发利市。就以过去数年为例，中国内地每年最多进口10部影片，美国电影业从中获得的平均收益是2500万美元，而在日本、香港等地的收入，由于少受到限制，往往都能突破10亿美元收入，这就带给他们无限的憧憬。美国电影协会联合会秘书长莫瑞（JamesMorel）指出：“中国大陆加入WTO后，第一年从美国进口的影片将从已往的10部增加到20部，中国人一向有看电影的习惯，若以每人10元计算，便能超过20亿美元。”莫瑞说：“根据统计数据，中国大陆每12万2千名观众才有一家电影院；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平均每8000-18000人即有一家。”因此，大陆开放外国影片进口后，势必兴建更多的电影院，而美国电影娱乐界不会错过这个良机。除了兴建近年盛行的连锁式电影院外，由电影票房连带产生的商业行为还有光盘、录像带、唱片、录音带、书籍以及纪念品的发行、销售，每一项产品衍生的利益都令美国电影垂涎三尺。有别于八大影片公司，一些零星的独立制片人则正在寻觅他们跟中国大陆电影界的合作方式。

日前由上海返回洛杉矶的一名先头人员表示，中国大陆本土电影制作正尝试技术性的突破，美国电影中的计算机影像合成技巧领先全球，未来这方面的合作可为美国业者提供无限商机。总之，当今美国影视业的上上下下，都开始摩拳擦掌，只待中国正式进入世贸后，便能随着美国商业大军长驱直入。

然而，对中国大陆有着更为深入研究的兰德公司（美国最好的思想库之一）却有其力排众议的看法。兰德公司认为，美国影视业与其他工业不同，不可能像波音公司卖飞机一般，只是制造与出售产品，也不似英特尔直接到大陆设厂，聘用当地劳工生产芯片而已，影视业所衍生的意识形态将会面临政治上、文化上难以计数的阻碍。美国要真正打开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市场，将要比纯粹的经济领域赚钱花费更多、更大的精力。但是，美国必须这样做，因为影视业是中国入世后，美国进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产品的第一场巨大战役，胜败如何，直接影响美国在文化领域其他事业的开拓。兰德公司的研究，十分值得我们注意！它提出的问题，早已超越了一般经济学的市场意义，它让我们强烈而充分地感受到在中国入世之际，“帝国文化”开始的对中国新的巨大的冲击。兰德公司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谓的“狼来了”，可不是一般的“狼”。

我们应当看到，美国影视在全球市场上越来越强大的占有率，并不是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秀影片。绝大多数的影片，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所谓巨片，不但仅仅是娱乐性强，而且有相当的作品文化品格颇为低下。当然，将美国影视等同于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高文化（highculture），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美国文化学者麦切尔·米达（MichaelMedved）说：“大多数的美国人并没有将美国的娱乐业，尤其是影视业视为亲密的朋友，他们也认为这些东西践踏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和腐蚀我们孩子们的心灵，但是，值得吃惊的是，世界都那样地欢迎美国的这些东西。”就麦切尔·米达的这番话而言，我们的确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以影视为代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一方面极大地冲击着我国的文化工业，而另一方面，它更开始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观、生活方式，甚至是价值观。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后现代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论及大众传播媒介所涉及的“公共领域”时指出，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是美国影视在腐蚀世界，而是世界在腐蚀美国影视。”对这种文化的全球性悲哀，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弗·贝尔的话语是极其精辟的：“这种文化性经济利益的获得，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决定了的。”

中国加入WTO，发达国家影视业，主要是美国的影视业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构筑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势。

首先，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进入中国影视市场。国际影视文化传播历来是不平衡的。在欧美国家中，美国是第一影视大国。他们一是实施影视产品的单向流通，由几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向中国流通；二是进入流通的影视产品绝大多数是娱乐性的。他们凭借规模化经营、雄厚的财力和制作水平，借我国开放市场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加入世贸双边协议签署后，好莱坞、华纳、迪斯尼等各大公司立即研究中国大陆市场，纷纷在中国设立“中国部”，大量招聘了解中国大陆影视市场的华人供职。在中国大陆，美国既要提供大量影视，还想建立院线。电视业更是在亚洲、特别在中国上空积聚了大量的卫星，虎视眈眈。

其次，他们利用资本优势占领中国影视市场。国际各大传媒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纷纷采用多层次发展战略，加速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凭借发达的资本市场与高新技术产业融合，使得竞争力飞快提高。世界范围影视投资成本越来越高，据统计，美国影视平均成本1996年是3980万美元，1997年为5340万美元。而当年影片的发行宣传费用为2220万美元。这对我国的影视界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国影视平均规模不到美国影视的1%，对不断增长的投资规模难以满足需求。高投入，使得视听产品，特别是影视在跨国传播中，形成文化产品的单流向，即发达国家凭借资金的优势，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在欧美大型传媒企业集团逐鹿欧美各国和洲际市场的同时，他们也把眼光紧紧盯住了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这片增长潜力巨大的传媒市场，千方百计想渗透这个市场。

第三，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垄断市场。国际传媒产业的竞争演变过程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全球化的趋势而日新月异的。从最初的主要集中在平面媒体领域的竞争逐渐延伸到影视、电视等视听媒体的竞争。而今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影视、数字广播都已面世。影视、广播正由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全面过渡。电脑特技（数码特技）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影视创作的主流，高科技手段已逐步取代传统影视。对美国影视而言，电脑特技如今是确保票房的最大热点，其卖价甚至超过了大牌明星。自从中影公司每年引进十部大片以来，国内观众的视听习惯已被国外、尤其是美国的那些高科技制作的影片所熏陶。中国影视界的高科技手段才刚刚起步，还不足以与与国外抗衡，因此影视市场受到国外高科技手段拍摄大片的冲击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四，利用国外大企业的优势与我国竞争。加入WTO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传媒企业优势与中国影视企业竞争。国外大公司发展不但已成规模，而且运作自如，如好莱坞、迪斯尼，无论是专业化水平、还是科技手段、人才素质、产业化经营，都比我国成熟许多、超前许多。据统计，1999年世界电视20强第一名的美国时代—华纳收入已达123亿美元。第十名的巴西环球组织是1965年4月才创办的，现已远远超过我国中央电视台。可见中外电视企业规模势力的差距是明显的。我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难以与国外大公司抗衡。

第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容易使我被动。知识产权保护类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也会为后进国家带来发展困境。加入WTO后，会使我们面临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约束。一方面，高新技术对我国封锁，高价卖出，使我国影视制作业陷入以高价引进依赖和知识产权陷阱。另一方面，我国影视业知识产权保护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如对著作权的保护尚不彻底，这与国际惯例相悖。再比如，走私、盗版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规范市场的主要法律手段。在这方面滞后，将影响我国影视业的发展。

二、加入WTO，中国影视面对世界影视权力话语的文化分析

尽管“文化帝国主义”所指涉的现象既广泛又复杂，但这一问题的起源，是基于影视业。目前看，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大致有这么一些较有影响的观点。首先，文化批评的倡导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当今社会之存在，主要体现为两种现象：政治体系现象与经济体系现象。文化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在社会聚像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上体现出来。其次，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博士（JohnTomlinson）将文化帝国主义分为四个层次来加以解剖和分析，即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由于媒介、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运作的发展因素，所以汤林森把对其前三者的论述都整合在对现代性批判的架构之下。第三，美国著名批评家赛义德（EdwardSaid）认为，“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他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策略。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际中的特有形式，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中徘徊。

尽管以上的三种理论各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无论哪种理论都触及了文化制度。这些理论认为，所有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都有着相应的文化制度，而这种文化制度不是被人称做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取得胜利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被认为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整套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欧美发达世界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因此，“文化帝国主义”所涉及的话题不是单一的，而是极其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的。在这三种理论中，与视听文化，特别是影视文化关联性最强的是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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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进入90年代后，人们更多地关注“国际经济一体化”等诸多问题，而忽视了美国用多种方式向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输出影视、电视节目和其他视听产品的现实。50年代和60年代，影视界还远不是美国的天下，法国、意大利等都占有重要的国际市场，而到了1999年，法国影视市场的72%，德国影视市场的90.05%，日本影视市场的64%以上均为美国所抢占。电视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严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8年统计，世界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有75%来自美国，这其间既有新闻节目、专题节目，更多是电视片（特指电视剧之类的片目）。新西兰的电视节目有50%来自美国，拉美的电视节目竟有85%来自美国……面对着这严重的现实，雅克·朗率先警觉并向世界提出“抗御帝国文化”的呼吁，其出发点和立足点也许是站在这样两个角度：一是美国化的影视是否会导致世界影视作品的雷同和文化的趋同？二是美国化的影视是否会使世界影视丧失民族性的活力？尽管这样两个角度体现出了勇气和远识，但更为深刻的一个问题却由此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美国的影视全球化传播是否会将美国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更深层的观念强加给世界各国？

显然，与牛仔裤和雀巢咖啡不同，美国影视迅速全球化的过程，传递着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观念。用美国专栏作家约翰·热伊尔（JohnReil）的话说：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影视、广播等渗入其他国家。它通过宣扬衍生其信仰和行动的根基，直接触及文化的精髓。它貌似城里来的好心人，而实际上却是“魔鬼”。当然，要更为深刻地剖析当代美国影视所形成的“帝国文化”这一国际间文化传播现象，须触摸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这不由使人想起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早就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

审视当代美国影视呈现出的“帝国文化”现象，就其文化艺术范畴内的分析，不能不涉及到以下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影视文化霸权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第一，对影视美学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的经济主宰倾向。在分析当代美国影视时，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严肃主题也存在于美国影视中。无论是《生逢七月四日》还是《与狼共舞》，都能让人们感悟到这一点。但是，正如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所说：美国影视作品的优劣，好像是英文的词根与词尾的关系。那些严肃主题的作品偶有出现，但给人以词尾的印象——稍有变化；而那些平庸的作品铺天盖地，恰似词根——长驻永存。分析美国影视的权力话语体系，有这样的几点可以予以阐释。具体看，当代美国影视美学本性认识上的偏差，一是在于美国影视的制片、发行（播送）体制由谋利集团酿就。无论是垄断性的公司，还是专权的制片人，一切都使金钱成为这种体制的利益冲动。二是美国影视在美学上的“幻觉论”使得美国影视作品力图以文艺对人生意义梦幻式的解说，填补社会存在的精神空白。丹尼弗·贝尔在其力作《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一书中，对此种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贝尔认为，美国影视中构筑起的虚假的富足，灰姑娘式的成功等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幻觉文化，这种用影视作品进行社会病治的“欢乐疗法”，实质上只不过是大众享乐主义。它的广为传播，使游玩、娱乐、炫耀和刺激，带上了强烈的美国式强制色彩。诸如影片《电光骑士》、《洛奇》、《超人》、《第一滴血》、《蝙蝠侠》、《生死时速》等，都为这种“大众享乐主义”做了很好的注解。

第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当代美国影视之所以能构成国际文化传播中的“帝国文化”现象，其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是重要的原因。高科技在影视传播过程中的运用，使得美国得以用空前强大的传播手段，向全世界进行美国影视的扩张。无论是其先进的空间技术在广播电视网中的利用，还是其现代化科技手段进行影视作品制作，都使当代美国影视成为展览高科技的最佳方式。这确实使人们记起了香港已故传播学者林年同的一句话：“高科技在影视中的炫耀也是表达意识形态的特殊方式。”当代美国影视的确也正是利用这些，让人们在美国高科技形成的人类图腾前，顶礼膜拜。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似乎已构成圆他们世界影视霸王之梦的迷狂。但实际上，诸如《太阳帝国》、《蝙蝠侠》、《超人》等影片高科技式的银幕展览恰恰让人窥见了幼儿般的“卡通意识”，难怪乎影评人评论这类影片说“这种超力量的显示，已无艺术想象的空灵可言，只是将影视艺术残缩为现代科技的游艺”。

第三，对悠久文化的嫉妒，导致了当代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作为人类艺术发展阶梯上的影视艺术，无论怎样贴进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就其深刻地昭示人类创造历史的丰富和博大的使命来说，都是与其他艺术一样的。而当代美国影视恰恰将美国银屏作为用美国式的伦理、价值观掂量世界一切的尺度，将美国银屏天地视为“没有历史的包袱”、“个人开拓的强悍性格”、“个人价值显露的天堂”等美国意识纵横驰骋的领地。这种无视世界文化积淀的丰厚和悠久历史传统的极度扩张欲望，实质上显示出文化视野的狭窄和艺术目光的短浅。

三、加入WTO，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中国入世的本身，就是一个“与狼共舞”的“二律背反”哲学命题，这一命题注定了我们的影视也要在巨大的悖论中生存和发展。

面对着帝国文化的强大冲击，面对着美国影视全球性扩张潮流，世界上一些有着丰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影视文化上曾经创造过璀璨历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都正在觉醒中寻求着联合。在法国的倡导下，许多国家在纷纷制定本国文化策略的同时，寻求各种方式进行文化反击。除去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如予以特殊的补贴等措施外，甚至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联手行动。如在直播卫星接收天线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美国影视的大肆侵入更是势如猛虎，欧洲一些国家达成协议，用不进行语言转译的方式对美国影视作品进行抵制；在美国继《神探亨特》后又推出电视剧《摇滚警探》的情况下，欧洲诸国又投入巨资联合拍摄与之抗衡的纯“欧洲风味”的庞大系列剧《欧洲警察》……但这一系列的文化反击，并未奏效。

虽然世界一些国家响应法国倡导的呼吁，投入到抗御当代美国影视的行列中去，但却不能不正视严酷的现实：“帝国文化”的侵入难以遏止。正是面对如此低迷的状况，还是法国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反弹理论（Toreboundculture）。文化反弹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外来的浅层文化深度侵害另一种丰厚的文化，经历一定的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就会实施反弹，即人们就会重新认识并认可原有的丰厚文化。文化学中的反弹现象，的确出现在不同的艺术部类，并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法国提出的这一理论，的确显示了法国在文化理论研究上的厚重，特别是维护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决心。但是，此理论即便是在反对“帝国文化”的阵营内，也还是存在争论的。赞成者认为，“文化反弹”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文化理论，特别是面对“帝国文化”似乎无法抑制的侵略，文化反弹理论不仅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而且为最终认识和解决“帝国文化”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并极大地鼓舞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维护和振兴本国文化的信心。反对者则认为，文化反弹仅仅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文化上的海市蜃楼，祈盼文化奇迹的出现不但令人失望，而且还会放弃文化自省后的即时努力，让“等待”成为“无奈”。

在中国入世格局已定的今天，在中国影视界面对极其严峻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的今天，我们了解“文化反弹”理论，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认同这一理论，但是，我们也必须采取积极应战的态度，来应对中国影视业面临的“帝国文化”问题。决不能让“等待”成为“无奈”。这实际上已涉及了我们在影视上的文化战略。也许，我们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我们的文化战略。

首先，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21世纪信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塞谬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关于“信息社会与新型文明断层线”的看法。在亨廷顿看来，从大的线条（大的文化走向）说，信息时代的世界绝对会走向一个统一的现代文明。在这个现代文明之中，历史上的各个文明的断层线将变得模糊。就各种文化形态而言，任何形态的文化都会将其一部分特性带入这个统一的文明体。从更细的线条（小的文化走向）看，信息时代将为许多原来已经式微了的文化开辟新的空间，使之融入统一的文明体。在这方面，赛义德的观点也许更为精彩，他认为，任何想在现代文化的格局中寻求发展的文化圈层，都要学会“有意识地介入世界文化话语，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承认边缘化的或被压抑、被忘却的历史”。无论如何，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应该成为一种对话，通过交流和对话以达到双方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赛义德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前景：“只要我们不站在历史的终点上，只要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做点什么，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政治中心里面还是外面，我们的文化前途都充满了希望。”人类的文化行为、文化创造具有普遍性、共同性，优秀文化完全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分歧，成为各国分享的资源。如美国人诠释《花木兰》，中国人诠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例证。中国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片的资金投入比1999年乌克兰全国整个电视行业的财政拨款还多。加入WTO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会明显增多，我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和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

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我们的态度似乎除了全盘接受就只有完全拒斥。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不真实”的选择。这种“人格分裂”事实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依赖，尤其在思想和认识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文化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有全新的立场、全新的思维模式，既抵抗帝国主义或是西方文化的扩张，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目前，全球化带给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其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交流的内容更是千差万别。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影视文化间的相互冲突、兼容、理解、共处等问题。面对全球化，诸多的影视界人士对自身的影视文化处境产生了深刻的焦虑。全球化下的“殖民化”，目前表现为帝国主义对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因此，许多人担心，本国、本地区的影视工作者会不会认同于殖民者的影视文化？当他们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种影视文化现象时，会不会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审视和评定事物的标准与理论？这种疑虑并非多余。但是，无论我们在创作还是在研究中，只要不再忽略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环境，我们便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既要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在影视业的极度扩张，也要坚决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这应该成为我们影视界对待外来影视文化的一种不变的态度。

其次，在影视文化传播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运行体制。在这方面，中国影视界首要的是加强政府保护性措施。要制订中国影视的产业政策，加速影视的产业化进程，并在这方面实施强有力的法制保证。美国近年来之所以能够在信息经济中独占鳌头，美国1996年通过新的电信法极为重要，功不可没。美国站在世纪门槛上的成功此举，被国际上誉为“惊天创造”，这也就是指美国在经历了激烈的国会辩论后，终于以高票通过了《1999美国电信法》。通过此法律后，美国终于将电脑业、电信业、传播业（包括电影、电视等诸多的媒体形态）、娱乐业三者的壁垒彻底地横向打通，使美国在信息产业的大旗下进行了巨大产业重组。自《1999联邦电信法》通过后的产业重组浪潮风起云涌，特别引全球注目的是2000年10日上午，时代—华纳公司宣布同意被美国在线以1630亿美元的价格并购，组成新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AOL-TmeWarnerInc.），股票市值3600亿美元，年销售总额300亿美元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的传播娱乐公司与全球第一号网络公司的联姻，因而意义非同小可。这宗合并案我们可以看做是两种经济的融合，两家公司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经济，一个就是高科技资讯时代的新经济互联网公司，一家是比较老牌的传统媒体公司。这是两个时代的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合在一起。这次合并会加速新旧媒体合纵连横的脚步，同时还将对互联网、媒体及娱乐业产生影响深远的冲击。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合并是信息产业被称为信息产业以来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从这一刻开始，信息产业才第一次部分地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此次合并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变革不是发生在被以前认定的信息产业范围里面，而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一次重组。它不仅标志着新兴产业终于进入了社会的主流，发挥出人们预期的巨大推动力，开始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标志着社会开始接受新兴产业，对旧的产业加以改造，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

在这一重组中，美国的影视业又借此机会“登堂入室”，无论是在运行体制上，还是在媒体融合上；无论是在资金的优势上，还是高科技的优势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攀升。美国在千年之际展示出来的在影视上的最新发展态势，正在为世界瞩目。这种瞩目，最根本的是让人们窥见了体制创新带来的巨大力量。显然，中国影视界要深入研究这些最新的走向，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具有规模效应的影视产业集团。要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实现影视产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目前我国影视产业存在着规模小、封闭性运作等特点，这严重阻碍着影视产业的发展，必须尽快加以改变。要通过人、财、物的优化配置，把影视企业做大做精，提高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具有明显优势的影视企业，可以其为龙头组建产业集团，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小影视企业做到活、专、新、特。形成影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发展中掌握社会化、现代化生产的经验。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多种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一是培育资本市场，提高影视企业的融资能力。二是培育一批与国际接轨的影视人才。特别是培养出一批大制片人、融资专家，造就一流编导队伍。提高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利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敢于做到资源在外，市场在外。四是适当吸收国外资本，利用国际游资，加快国内影视业发展。当然，还要强化管理，必须极力发挥法规的权威性作用，如有效地控制“天空”，防止进口配额的多头申报等。

第三，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一定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浓郁的国际化特点。入世后，我们的影视创作面对国际化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体现为争夺国内的市场，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争夺国际的市场。而在这竞争中，影视创作问题，将先于影视制作，突出地表现出来。其间，影视的题材，又将成为创作的重点。中国影视的创作，无论是面对国内的市场，还是面对国际的市场，都有一个寻求中国影视题材合理构架的关键问题。以往在影视题材上的计划色彩（如影视题材规划中的“节日艺术”等）都将重新接受市场的检验。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中国影视题材资源，才能征战影视市场。在这方面，一是我们要对国际性题材予以关注和追赶。在我们的影视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是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非常薄弱。即便是爱滋病题材和同性恋等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二是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影视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呢？族意识与类意识相比，类意识是更高的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这在影视创作中，亦如此。中国影视《一个与八个》、《晚钟》等作品之所以得到世界的承认与赞赏，很大程度上，是在于这些作品中深刻体现出来的人类意识。遗憾的是，我们以往的影视评论和影视理论，大都忽视了这些。三是对“东方风情”的创造性转换。中国影视之所以在世界影视中具有特殊的魅力，在赛义德看来，“东方风情”是其重要的方面。尽管“东方风情”是“文化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偏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东方风情”的创造性转换（站在不失民族精神的立场），发现与开掘世界性题材的独到魅力，并用影视的国际性话语予以阐释与诠解。《洗澡》、《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应当算成功之作，但在运用国际性影视话语上，尚有一定的距离。影视的创作，终究要在影视的制作上体现出来。我们的影视要在应用高科技方面急起直追，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同时，要在培养专门人才、着重研究数码特技方面予以特别的关注，用高新技术提升我国影视业的发展水平，以与国外高科技大片相抗衡是中国影视发展刻不容缓的大事。

在影视的发行中，要全面建立并运用先进、科学的营销体系。在影视的市场运作中，如何运用市场营销策略决定着影视的成败。中国许多的优秀作品，之所以无法打开国内，特别是国际市场，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没有在影视的市场营销中去寻找症结。影视企业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科学、全面和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否则就会徒劳无功或事倍功半。影视的营销策略是指影视企业为了扩大影片销售，提高影片的市场占有率，在对市场、影片和观众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的需求，对影片促销活动进行全面策划的过程。在发达国家，影视的销售已经历了从影片的低度开发阶段（生产导向时期，注重商品力）到影片的的中度开发阶段（营销导向时期，注重营销力），现在又发展到了影片的的高度开发阶段（形象导向时期，注重形象力）。近年来，IMC（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整合营销传播正在异军突起。所谓的IMC战略，是指在市场活动中通过整合营销传播，实现企业所有传播活动的一元化，让企业良好的形象得以完整和充分的发挥，以此形成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新战略。这种理论的背景是市场营销理论已发生的巨大变革，即从P理论：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权利（power）、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发展为C理论：消费者的需求与欲望（Thewantsandneedsofconsumer）、成本（cost）、方便（convenience）、沟通（communication）。对影视而言，美国影视《泰坦尼克号》就是全面运用了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我国的《参考消息》曾作过全面的介绍）。这一理论的运用，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影视营销研究中的一个成功经典案例。

我们认为，抗御“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就是造就世界影视文化的多样性。这一意义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视简单共存，而是要在世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中，用影视来促进人类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充分调动人类的总体智慧资源、艺术资源来应对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我们坚持影视文化的多样性，就是承认每一种影视文化都具有自己特殊的魅力、独到的文化形态，只有这样，世界文化才丰富多彩，世界才丰富多彩。正因如此，国际影视界出现的“文化反弹”理论足以构成一种抗御“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但是，如何理解，特别是如何运用这一理论，还是一个放在我们面前的极为严峻的课题。检验这一理论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实践。世纪中国，应当也能够在这方面，以出色的影视业绩来回答影视的这一世纪课题。这方面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般经济学的范畴，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层次：世界民族文化在影视中体现出的极其深刻和丰富的影视文化，正凝聚着反弹的冲力，抗御着“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也在寻求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大潮流中，迸发出来一股寻求世界文化新秩序的正义力量。

在人类未来发展的态度上，罗马俱乐部曾被视为悲观论的代表，但他们也认为，“只要能够明智地运用各种资源，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那么人类就可以摆脱危机，而且几乎可以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建立未来世界”。世界影视文化传播、中国影视文化传播又何尝不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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