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哲学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17:26:16

行政哲学论文

行政哲学论文范文篇1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行政哲学论文范文篇2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行政哲学论文范文篇3

行政公务员是宪法赋予政府所拥有行政权的直接行使者,在整个权力或权利运作过程中,他们是双重或多重身份实体,并以其身份权为核心和逻辑起点被赋予其他各项相应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公务员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执行公务的法律依据和保证,而只有相应的救济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因此,权利与救济是一对动态的范式,是权利内在属性和机理的外现和要求。

Civilservantisthedirectexecutorofadministrativepowerownedbygovernmentaccordingtotheconstitutionallaw.Intheoperationsystemofallthepowersorrights,theyaredoubleortri-or-multi-qualificationentityandaregrantedothersrightsthatviewthequalificationrightasthecoreandlogicalstartingpoint.Theserightsarethelegalgroundsandsafeguard,andonlybyperformingappropriatereliefcanrightsberealized.So,rightandreliefisapairofstaticparadigm,thereflectionandrequirementofright’sinternalnatureandlaw.

【关键词】公务员;权力;权利;救济;身份权

civilservantpowerrightreliefqualificationright

自从有国家以来,便有了从事专门管理公共事务、行使行政权的人员。因而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文官制度的记载,然而其意义和作用均与近代以来产生的公务员不尽相同,在我国就更晚。公务员在行政法上是一个特殊的主体。其不仅直接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还间接拥有行使行政权的权利。即他集“权利”和“权力”于一身(一体两权),既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发生关系,又与公民及其他主体发生关系。这一特殊性是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所不能拥有的。因此,赋予其什么权利、怎样的救济,对其他的主体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结果。可以说,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主体。法国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曾言,“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必然会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自从有国家以来,便有了从事专门管理公共事务、行使行政权的人员。因而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文官制度的记载,然而其意义和作用均与近代以来产生的公务员不尽相同,在我国就更晚。公务员在行政法上是一个特殊的主体。其不仅直接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还间接拥有行使行政权的权利。即他集“权利”和“权力”于一身(一体两权),既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发生关系,又与公民及其他主体发生关系。这一特殊性是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所不能拥有的。因此,赋予其什么权利、怎样的救济,对其他的主体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结果。可以说,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主体。法国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曾言,“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必然会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那么,一个权利的主体会怎么样?

一、权利和权力的法哲学

权利和权力,一向都是法学和政治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也是社会和法律生活运转所围绕的轴心。权利是一种支配力量,即按照主体的意志去影响、支配和控制他人的意志和行为的能力。所以彼得·布劳说,“权利是个人和群体将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所以彼得·布劳说,“权利是个人和群体将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R·H·陶奈曾说:“权利可以比定义为一个人和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R·H·陶奈曾说:“权利可以比定义为一个人和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现代法哲学的研究同样表明:“权利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利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他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利的行使,常常以无情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他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再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夺弱者。”[现代法哲学的研究同样表明:“权利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利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他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利的行使,常常以无情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他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再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夺弱者。”]而权利则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获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或说是正当的利益和允许的行为(自由)。[而权利则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获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或说是正当的利益和允许的行为(自由)。]所以孙国华教授说,“权利是最能把法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范畴,权利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可能性,是人的自主性、独立性的表现,是人们行为的自由,权利是国家创造规范的客观界限,是国家创造规范时进行分配的客体。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所以孙国华教授说,“权利是最能把法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范畴,权利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可能性,是人的自主性、独立性的表现,是人们行为的自由,权利是国家创造规范的客观界限,是国家创造规范时进行分配的客体。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因此权利和权力的本质关系是: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来源,一切公共权力都是由权利转化和派生而来的。即权力是权利的衍生物,是集中化、公共化、强烈化了的权利。[因此权利和权力的本质关系是: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来源,一切公共权力都是由权利转化和派生而来的。即权力是权利的衍生物,是集中化、公共化、强烈化了的权利。]同时,权力是实现权利的手段,权利是权力存在的目的;没有权利作为目的,权利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两者相互依存,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同时,权力是实现权利的手段,权利是权力存在的目的;没有权利作为目的,权利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两者相互依存,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两者更有显著的不同,这也就是其对立性的表现。首先,权利有所谓“剩余权利”,即法律上未规定为权利,而有未加禁止并且符合社会成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可以推定为权利主体有权利做,即“法不禁止即可为”。这实际上允许从应有权利推定出法律权利,称之为权利推定原则。而权力则不能,其具有普遍性、垄断性、强制性和扩张性的特点。若不对之加以严格限制,他就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力量滥施于社会,并以武力做后盾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必须对权力的行使加以严格限制、界定,规定其职能,确定权利行使的方式和范围。即权力必须依法行使,不存在“剩余权力”,不应允许“权力推定”。其次,权利行为不具有直接强制性。当权利受到侵害或损害时,权利主体只能向国家司法等相应机关请求救济,而不得自行向侵害人施以强制。相反,权力的强制性是国家机关直接行使的。而权利的强制性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作中介,是间接的。最后权利与权力的主体及其行为性质不同。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机关或授权组织;权利行为的性质是职权或授权行为,或成公共权力行为。其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不能以权谋私。这种公共权利的行为具有直接强制性。权力行为的对象必须直接服从权利的施行者,否则便会受到权力行为者的干预。权利的主体一般是公民和法人,其行为的性质直接体现其利益,并以获利为目的。[但是,两者更有显著的不同,这也就是其对立性的表现。首先,权利有所谓“剩余权利”,即法律上未规定为权利,而有未加禁止并且符合社会成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可以推定为权利主体有权利做,即“法不禁止即可为”。这实际上允许从应有权利推定出法律权利,称之为权利推定原则。而权力则不能,其具有普遍性、垄断性、强制性和扩张性的特点。若不对之加以严格限制,他就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力量滥施于社会,并以武力做后盾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必须对权力的行使加以严格限制、界定,规定其职能,确定权利行使的方式和范围。即权力必须依法行使,不存在“剩余权力”,不应允许“权力推定”。其次,权利行为不具有直接强制性。当权利受到侵害或损害时,权利主体只能向国家司法等相应机关请求救济,而不得自行向侵害人施以强制。相反,权力的强制性是国家机关直接行使的。而权利的强制性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作中介,是间接的。最后权利与权力的主体及其行为性质不同。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机关或授权组织;权利行为的性质是职权或授权行为,或成公共权力行为。其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不能以权谋私。这种公共权利的行为具有直接强制性。权力行为的对象必须直接服从权利的施行者,否则便会受到权力行为者的干预。权利的主体一般是公民和法人,其行为的性质直接体现其利益,并以获利为目的。]由此可见,权利尽管具有本源性,但相对权力的直接强制性,其间接的强制性决定了权利主体往往处于被保护的弱势地位,但是权利却是对权利主体进行保护或救济的前提、基础和依据,也是维护和主张自己权益的根据。因此权利主体享有怎样的权利、多少权利是权利主体法律地位和人格的外在表现。然而,另一方面权利亦会产生消极作用或具有负价值。权利主体往往也会在依权利主张、要求和保护自己的权利时,侵犯或损害他人的权利。是故,法律必须对权利的内容和范围作一定界定,并使权利推定原则合理推衍,以避免和防止权利主体依权利滥主张和保护其权利。而作为间接行使权力(行政权)、执行公务的公务员,其是“一体两权”的特殊主体,其权利就更凸现出法律理论和实践的价值。鉴于此,世界各国都对其公务员赋予不同的权利,并规定了不同的救济。

二、公务员权利的法律定位及价值

法律权利,是指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法享有的某种权能或利益,它表现为权利享有者可自己作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公务员的权利是作为行政法的部门法——《公务员法》中的作为公务员法律关系主体的公务员,依法所享有的权能或利益。它在公务员法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公务员法的灵魂。在整个公务员法中,不论“入口”、“出口”或“管理”都必须以权利为衡量之法律准则。在与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法律关系中,亦应以权利为依据;在与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系中,亦应以它为限度。所以,公务员的权利是公务员法的“核心”和“灵魂”。它是宪法赋予行政主体的行政权,由静态转化为动态的连接点。只有通过这一连接点,才能实现行政权的价值或作用,完成行政管理目标,实现“公权为私权”服务的目的。据此,公务员的权利是指公务员依法行使行政主体所拥有的行政权、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执行国家公务过程中能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要求作出或不作出的权能或利益。

价值,简单地说,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和需求,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和统一。法律价值,是以法律为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它是以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和核心的,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再次,客体是既定的(常量),主体却是个变量。对不同的主体,其价值不同。公务员权利的价值是以公务员作为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和需求,是公务员权利对不同主体的绝对超越指向,体现的是公务员权利与不同主体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内容应包括:它对公务员自身的价值,对主体、行政、司法机关的价值及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相对人)的价值。

(1)对自身价值。权利的存在或有无,是公务员法律地位的标志,使其执行公务、保障自身权益、寻求法律救济的依据。反之,如果丧失权利,那么其执行公务就因主体的不合格而受阻;或公务活动不能运转及效益的最大化受损或受阻。因此,其价值表现为利益(人身或财产)和自由。(2)对立法、行政、司法主体的价值。权利是由立法主体设定和赋予的,其设定必须权衡各方主体,以最大限度发挥公务员的作用和价值。因此,公务员权利对立法主体的价值应是公平和秩序。通过权利的设定和赋予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秩序,就是立法主体的最大满足。行政主体通过公务员的法律行为使行政权向外发生作用和效果,没有权利,公务员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的效率或效益,就得不到保障。这样行政权的价值也不能张扬和实现。所以公务员的权利,对行政主体的价值是效率或效益。如果公务员的权利受到侵害,请求保护的最终主体只能是司法主体,而其救济的依据只能是其权利。因此公务员权利对司法主体的价值是公正、正义。(3)对相对人而言,表现为依法抗辩、抵制、救济等。其以逆向的负价值借以实现正价值——保障人权。因此,对相对人的价值是人权。

综上所述,公务员的权利不是臆想的或凭空产生的,它源于法律实践中,是行政权运作的必然结果。只要有行政权存在,它必然就会介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并与立法与司法主体发生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并随之产生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和相应价值。如图:

(公平、秩序)立法主体权静行政权

(效率、效益)行政主体动公务员权利态相对人(人权)

(正义、公正)司法主体力态权利

可见,公务员的权利在整个行政法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行政权通过公务员与其它法律主体发生作用和价值的主体资格的法律根据,也是取得救济的法律依据。

三、公务员权利和救济的行政法理思辨

1、宪政理念的转变要求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

基本人权或立宪精神是现代法治进入或者对抗特别权力关系的最基础的理论。在人权的宪政理念下,现代的世界政治思潮最明显的特色是在于大幅度和广泛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公权”,保护“私权”是世界的主流。而特别权力关系的宪政理念已相对弱化,并呈显出新特点:第一,法律保留原则逐渐适用于特别行政关系。所谓法律保留是指当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时,如果涉及公民权利义务方面的事项,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可进行。第二,司法最终原则逐渐适用特别权力关系。“‘有权利,必有救济’,凡权利受到侵害时应有法律救济之方法,此为权利之本质。……故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就是司法国家。任何法律上之争议,皆应由法院裁判。”[:第一,法律保留原则逐渐适用于特别行政关系。所谓法律保留是指当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时,如果涉及公民权利义务方面的事项,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可进行。第二,司法最终原则逐渐适用特别权力关系。“‘有权利,必有救济’,凡权利受到侵害时应有法律救济之方法,此为权利之本质。……故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就是司法国家。任何法律上之争议,皆应由法院裁判。”]所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

宪政理念的发展要求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科技进步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导致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纷至踏来。随之,行政权力扩张,职能大大增加。在19世纪以前的警察国家里,国家行政不过是御敌治安以及确保与之相应的财政的消极行政。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国家、福利国家、服务国家理念随之确定。相应,它的政府的功能不仅仅在于管理社会成员,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成员服务。而作为从事行政的公务员也就有了新的理念和要求,即必须以“服务”为理念和要求。

2、公务员之检讨

(1)公务员与国家、政府

公务员是宪政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动态运作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者。尽管其是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整个行政权力或权利运作系统中的法律地位。纵观行政权力的运作框架体系,行政主体在其中所享有的仅只是静态的行政权,而且并不对相对人发生任何直接作用。可以说,其作用和价值仅是观念形态。而真正起作用并产生动态效果的是公务员。所以,公务员在行政权的运作中是积极富有活力的第一主体因素,其宛如人体中的血液一般。但是,它从何而来呢?因此,必须首先界定或定位其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问题。就此,有些学者认为是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笔者,对此持异议。因为首先政府是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权的拥有者和间接行使者,是依法设定的。因此,它从属于国家,并不是国家的全部;其次,公务员,它既可以表现为集体概念,又可表现为个体概念。表现为集体,其是行政法律关系或公务员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主体,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之一;表现为个体,公务员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公务员。公民是其第一身份,而公民是国家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民权是国家的政治生活及宪政理念和体制的核心和灵魂。故此,公务员应首先与国家发生法律关系,属第一位,是上位的。然后才和政府发生法律关系,属第二位,是下位的,而且这种关系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点,从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法》均由立法或代议机关制定可以明证。最后,这与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及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和宪法原则也是不相吻合的。公民依法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应是公务员与国家的关系。[笔者,对此持异议。因为首先政府是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权的拥有者和间接行使者,是依法设定的。因此,它从属于国家,并不是国家的全部;其次,公务员,它既可以表现为集体概念,又可表现为个体概念。表现为集体,其是行政法律关系或公务员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主体,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之一;表现为个体,公务员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公务员。公民是其第一身份,而公民是国家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民权是国家的政治生活及宪政理念和体制的核心和灵魂。故此,公务员应首先与国家发生法律关系,属第一位,是上位的。然后才和政府发生法律关系,属第二位,是下位的,而且这种关系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点,从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法》均由立法或代议机关制定可以明证。最后,这与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及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和宪法原则也是不相吻合的。公民依法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应是公务员与国家的关系。]同时,学者们把政府与公务员的关系归纳为几种关系说:服务关系、主仆关系、关系、雇佣关系、委托关系、代表关系。这几种关系说尽管在各国都有体现,但都与现代民主政治和宪政理念相悖。起根本原因是把公民与公务员绝对割裂开来,忽视了公民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公务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这样,在实践中公务员的法律地位的不到应有的保障,反而会使其形成一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和作风;在理论上,公务员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及法律位阶的作用和价值也不能充分构建和展现。因此,不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不足取的。所以,笔者认为,公务员与国家之间本身就是一种宪法关系。因为,公务员是公民的衍生物,是从公民中分化派生出的一个特殊主体。所以应当考虑将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主体纳入宪法。关于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的性质,理论上有三种学说,即国家单方行为说,国家与公务员的双方行为说,以及以公务员同意为条件的单方行为说。[同时,学者们把政府与公务员的关系归纳为几种关系说:服务关系、主仆关系、关系、雇佣关系、委托关系、代表关系。这几种关系说尽管在各国都有体现,但都与现代民主政治和宪政理念相悖。起根本原因是把公民与公务员绝对割裂开来,忽视了公民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公务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这样,在实践中公务员的法律地位的不到应有的保障,反而会使其形成一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和作风;在理论上,公务员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及法律位阶的作用和价值也不能充分构建和展现。因此,不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不足取的。所以,笔者认为,公务员与国家之间本身就是一种宪法关系。因为,公务员是公民的衍生物,是从公民中分化派生出的一个特殊主体。所以应当考虑将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主体纳入宪法。关于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的性质,理论上有三种学说,即国家单方行为说,国家与公务员的双方行为说,以及以公务员同意为条件的单方行为说。]就此,笔者倾向于双方行为说。因为其决定于国家公民与公务员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一朴素真理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必须充分透视国家和公务员的生成及与公民的渊源关系。首先,成为公务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实现。权利可以放弃,公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其次,国家是否授予某一公民具有公务员资格也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必须按照一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因此,公务员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双方行为、双向活动。

(2)公务员之检讨

公务员在本质上是法律关系(公务员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它同其他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样,应该具有共同的性质和特点。主体是法律关系的根本要素。没有主体、权利、义务便失去依附的实在载体。但是,什么是主体呢?通常人们把法律关系的主体解释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者,但随着哲学和包括法学存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对主体、主体性的深入研究,这一概念更加科学和丰富。无论在哲学,还是在各门社会科学中,“主体”总是意味着某种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自律性,起着主导的、主动的地位。法律主体的这些特征和地位集中表现为,凡是法律关系的主体,都应具有能够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即权利和义务能力,简称“权利能力”。权利能力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殊权力能力。一般权力能力指主体自出生(成立)到死亡(解散)时止都享有的权能和资格。特殊权利能力是指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具有的权能和资格,这种权利能力要受到年龄或者条件的限制。具有权利能力的人要独立地享有权利、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还必须具有行为能力。可见,公务员不仅是主体,而且是特殊的主体,那么相应的,其应当具有特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特殊的法律资格。

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否拥有这种特殊的法律资格,不是任意或随意的。因为关于什么人或组织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以及何种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由一国的法律规定或确认的。而这种规定或确认是由该国的社会制度即由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因此,不是任何公民或者自然人都能成为公务员,必须由法律规定或确认达到一定的标准或符合条件的公民才能成为公务员,具有公务员特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此时,其才享有相应的权利。当然,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的公务员所具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不同的。可见,公务员的法律主体资格,是其拥有权利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民没有取得这一法律资格,其不可能享有或拥有这些权利。这一法律资格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相比较,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身份即身份权。因此,我们称之为第一位的权利,它应是公务员权利的核心、灵魂和基石。显而易见,判断和识别公务员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这一身份权,如果丧失身份权,就不是公务员,相应也就不享有其他的作为公务员应享有的权利。

然而,在行政权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作为某一组织成员的公民,(如中国的授权或者委托组织,法国的公务法人等),他们实际并无公务员的法律资格,即不享有身份权,但他们却在以不同的名义行使着行政权(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也就是,他们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公务员,但可以说是法律确认的,对他们的权利如何界定?各国至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为了便于研究和识别,我们将国家法律规定的,谓之国家行政公务员;将法律确认的,谓之准国家行政公务员。相应的,前者具有了法律资格,后者具有准法律资格。可见,任何一个公务员,其首先必须是一个公民,这是成为公务员的首要条件和基本要求,也是宪法和宪政理念的必然要求。因此,对国家行政公务员而言,其具有双重身份;对于准国家行政公务员而言,其有三重身份或者多重身份。两重者享有两重权利,三重或多重者享有三重或多重权利,其关系应由各源于的不同法律来调整和规范。

3、公务员权利之解析

“权利”一词,中外法学家、学者各言其意、其道,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周永坤教授集百家之长,领悟其实质,将其定义为:是为社会或法律所承认和支持的自主行为和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表现为权利人可以为一定行为或要求他人作为、不作为,其目的是保障一定的物质利益或者精神利益。从这一定义,我们不难看出,权利只是围绕着主体,为主体设定、行使并回馈反归于主体。因此,权利与主体具有不可分割性。如果分离,权利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实体。公务员是行政法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其具有多重身份或多重角色。其权利必然与其身份相称,相对位,并紧密围绕公务员这一主体。那么,何谓公务员的权利?对其概念的定义,不仅要反映和体现权利的共性,更重要,也是最重要的必须映射和突出公务员主体的特殊性。只有这样,才能凸现公务员权利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对此,国内外学者也有多种表述,但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因此,围绕其共性并把握特殊性,我们作一概括:

公务员权利是指依据法律规定,具有特殊法律资格的公务员在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为法律所规定的自主行为或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其表现为公务主体可以为或要求他人作为、不作为并求得权益的正位。据此,公务员权利具有以下几层涵义:①主体性,是基石和起点。权利体系中,权利是公务员的,不是公务员就不得享有此权利,两者不可分离;②资格性,是核心和灵魂。只有具有公务员的身份或法律资格,才享有此权利;③准行政权性,是公务员的外在标志,其具有公示公信的作用和价值。只有具有这一外在标志,权利才能达到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的统一,权利才能得以实现。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动力;④权益性,是归宿、目的,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权利追求的最大效益或目标,就是实现权益的正位。否则,权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⑤法定性,是准绳和标尺。尽管我们不能说权利源于法律,但相对宪法可以说法律是公务员权利的次级渊源。衡量和识别一个公务员是否享有某项权利,必须以有无法律规定为准则。这五个方面是有机的一个整体系统,缺一不可,并相互联系和制约。公务员的每项权利都必须同时具备并透视出这五个要素或涵义。否则,将不成为其权利或曰权利不成立。

公务员权利的定义和生成,只是解决公务员权利是什么或在怎么样的条件下,才具有公务员权利的问题。一个简单而且常见的问题是,公务员的权利是哪里来的呢?或曰为什么?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样,“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公务员权利的渊源问题。渊源,本指出处。法学常用之表述表现形式。在此,它应包括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形式渊源是它的法律表现形式,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而实质渊源是什么呢?学界尚无论述。我们认为:公务员的权利是法律规定的。因此,应当先从法谈起。一国之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当属宪法。是故,它是寻找答案的唯一法律依据。它的制定、实施和内容反映了一国的宪政理念和指导思想。最根本的是,它要决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保护什么、禁止什么。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宪法,无不反映出主权在民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宪政理念,并且各国均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置于宪法的首章。可见,宪法的起点和落点、目的和归宿都是公民的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言,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而公务员的权利是宪政体制下行政法中政府行政权运作过程中的占优势的一方主体(公务员)所享有的,而且,称当这一主体的只能只是公民(人民)。在主权在民的国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机构的设定、设置和组建,行政权等国家权力都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即权力主体的行权也是人民的授权。因此,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可见,权力与权利是渊与源的关系。权利是第一位的,权力是第二位的、派生的。权利是本源性的,权力源于权利。③既然这样,公务员首先是公民,其必然首先享有公民的权利,然后才享有公务员的权利。而且世界各国的宪法大多规定,公民是公务员的先决条件,并且各国宪法中又不同程度的规定着公民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据此,也不难看出,公民的权利与公务员的权利,也是一种源与渊关系。但是公务员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身份,其权利源于公民权利,却又表现出本身的特性,两者之间表现出严格的界限性,即其所享有的权利要么是公民所不享有的,要么是优于公民的权利。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其享有权利的要求和条件甚至高于或严于公民享有的权利。这是公务员这一特殊主体在公权力——行政权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根据其特殊性,我们认为公务员的权利的特征表现为:1、身份性。2、派生性。3、集合性。4、优益性。5、限制性。6、准行政权性。7、不可转让性。

因此,我们认为,应以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性为基准,以公民权利作为参照系,根据公务员权利与公民权利的渊源关系,确定公务员权利的内容。这样,应包括:(一)作为公务员特殊身份的特有权利;(二)作为公务员从公民权利中衍生出的一般权利。其主要包括:1、身份权(法律资格权);2、平等权;3、政治权利和自由;4、社会经济权利(劳动、休息、休假、培训、工资、津贴、福利、待遇、退休等等);5、文化教育权;6、执行公务权;7、救济权;8、人身权。其中特有权利包括身份权、执行公务权、特别的社会经济权利;一般权利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部分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救济权、人身权。

4、公务员的权利与救济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有权利就必须救济,否则权利难以实现和保障。权利与救济密不可分,是内容与形式、实体与程序的关系。然而,救济不同于救济权。救济是权利受到侵犯所采取的事后的补救措施、方式、方法和手段。它以救济权为核心和基础。如果没有救济权,它就失去了进行救济的法律依据。因此,救济权是一种实体性的权利,它在程序上可以表现为各种权利,如告知、抗辩、抵抗、申诉、控告等。对此,各国宪法及公务员法规定不一。有的明确规定了救济权,有的则以控告、申诉权明确规定。显然,不同的规定,对于权利保护的程度和范围是不同的。同时,由于公务员的多重身份(法律资格),其救济也表现出本身独有的特点。它与公民权利救济相比较,其法律调整的范围广、大于公民的调整范围。因此,我们认为其不仅有外部救济,而且应有内部救济。即公民权利的救济一般有宪法救济、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刑事救济,而公务员权利的救济不仅限于此(一些国家没有),而且有内部救济(即行政系统内的申诉和控告)。一个关键而且致命的问题的是:什么情况下适用公民权利救济?什么情况下适用公务员的权利救济?两者有无竞合的情况?既然我们认为,不论公民或是公务员,都是一种法律资格(身份),那么正确合理地识别他们的身份就是这个问题解决的焦点。对于公务员由于本身身份的特殊性对其救济,应优于且严于公民的救济;其身份竞合,救济不应竞合。因为公民是一种相对永久性的身份,而公务员却是一个相对稳定性的身份。失去或丧失公务员资格,其只能获得公民权利救济;反之,以公务员身份救济。或者在法律关系中,以公民身份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则以公民救济之;以公务员身份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则以公务员救济之。这样,在对公务员救济时,必然对其身份作识别。只有是在公务员身份时,其权利的侵害才得到相应的救济。

综上所述,公务员是“一体两位”的逻辑范式。一体,既是权利主体,又是救济主体。前者享有以身份权为核心的权利内容;后者在不同的法律救济关系中,享有不同的救济,权利不同,救济不同,前者决定后者。两位,即权利——救济,也是一对逻辑范式。而这一外现和表征归根结底是由权利的属性和机理决定的,从而形成其自身独有的机制。因此,我国的公务员法的制定和构建,应既容纳和凸现权利和权力内部性之机理和机制,又应兼容和彰显其外部性之机理和机制,使其内部之良性互动和外部之良性互动平衡而又均衡,从而使帕雷托最优和纳什均衡并存。

【注释】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中译本)

[2]文正邦:《法治政府建构论: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第7页。

[3]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4]R·H·陶奈:《平等》[M],(伦敦):艾伦和恩温出版公司1931年版,第229页。

[5](美)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6]文正邦:《论权力与权利》[J],载《外国法学研究》(重庆)1996年,第1期。

[7]孙国华:《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保护》[J],载《时代评论》1998年创刊号,第79页。

[8]同[2],第18页。

[9]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10]吕世伦、文正邦主编:《法哲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11]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页、414页。

[12]卓泽渊:《法的价值总论》[M],人民出版社,2001年9,第25---27页。

[13]董鑫:《我国公务员人事权利诉讼救济可行性探索》,[J]载《政法论丛》,2004年8月第4期。

[14]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法和司法》,[M]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92页。

[15]祁少明、周铁华:《论公务员与政府的法律关系》[J],载《法律评论》2004年第126期。

[16]同[15]。

[17]张淑芳主编:《公务法教程》,[M]——北京:中国大学出版社,第44页。

[18]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0页。

[19]同[18],102页。

行政哲学论文范文篇4

本次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范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业单位概况、职业道德、法学、公文与论文写作、科技常识和环境保护、文史知识、**省情知识等方面的内容。

考试时限为120分钟,满分100分。

二、作答要求

《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要求携带的作答工具为黑色钢笔或黑色签字笔、2B铅笔和橡皮。《公共基础知识》均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应聘人员必须在指定位置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码等信息;不得在试卷及答题卡留有与答题内容无关的任何信息,违者按作弊处理。

三、考试参考用书

本次考试参考用书为《**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专用教材—公共基础知识(2014年版)》,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公共基础知识》考试目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一)哲学概述

1.哲学的概念。

2.哲学的基本问题。

3.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4.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5.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三)物质和意识

1.物质的概念。

2.物质的存在形式: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3.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4.意识的起源与本质:意识的起源;意识的本质。

5.意识的能动作用:意识能动地认识世界;意识能动地改造世界;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6.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四)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1.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2.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

3.质量互变规律。

4.否定之否定规律。

5.对立统一规律。

(五)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1.现象和本质。

2.内容和形式。

3.原因和结果。

4.必然性和偶然性。

5.可能性和现实性。

(六)认识、实践、真理

1.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2.实践及其基本形式。

3.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

4.真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真理及其客观性;真理和谬误;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与价值。

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实践标准与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七)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与社会基本矛盾

1.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社会意识。

2.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八)阶级、国家、社会革命

1.阶级和阶级斗争。

2.国家与社会革命:国家;社会革命;我国现阶段的两类社会矛盾;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九)群众、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2.个人的历史作用。

3.人的本质和人生价值。

4.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

二、思想概论

(一)思想的科学体系

1.思想的科学含义。

2.思想的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关于党的建设学说。

3.思想的活的灵魂。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与动力。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5.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6.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

7.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问题。

8.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线。

(三)军事思想

1.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宗旨。

2.人民军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3.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4.人民战争的思想。

5.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

(四)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1.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2.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3.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及其伟大意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五)关于党的建设学说

1.正确认识与处理党内矛盾。

2.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

3.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4.培育党的优良作风。

5.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全党。

6.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7.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8.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与主要内容

1.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2.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3.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

2.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3.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纲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纲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

(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战略

1.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2.完成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途径。

3.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4.战略思想和政策:确立战略重点;科教兴国战略;“两个大局”思想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并存;保障人民利益,发挥计划和市场长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建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建立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五)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1.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

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4.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对外开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坚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统一。

5.实现祖国统一的科学构想。

(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形成。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辩证统一关系。

(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

1.坚持与时俱进。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3.坚持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5.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6.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7.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

(八)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1.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

2.坚持体制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4.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5.理顺分配关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6.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巩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7.又好又快地发展国民经济。

8.不断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9.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10.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历史地位

1.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2.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十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1.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应该是又好又快发展。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十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

1.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2.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十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

4.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四、法学

(一)法的概述

1.法的概念。

2.法的本质与特征。

3.法的分类。

4.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法与政治的关系;法与政策的关系;法与道德的关系。

(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1.社会主义民主概念。

2.社会主义法制概念。

3.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4.依法治国。

(三)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制定、实施与监督

1.法的制定的含义。

2.我国制定法的基本原则:以宪法为依据,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从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与科学预见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保持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与法的及时立、改、废相结合。

3.法的制定权限。

4.法的制定程序:法律案的提出;法律案的审议;法律案的表决;法律的公布。

5.法的实施。

6.违法及其责任。

7.法律的实施监督:法律实施监督的含义;法律监督体系。来源:考试大-公务员

(四)宪法概述

1.宪法的概念与主要特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国家性质。

3.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与分类;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

4.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政权组织形式的概念;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5.我国的国家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6.国家象征。

(五)我国宪法的基本制度

1.政党制度:政党制度的含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2.选举制度:选举制度的含义;我国选举制度主要内容。

3.经济制度:经济制度的含义;我国《宪法》规定的经济制度的内容。

4.文化制度:文化制度的含义;我国《宪法》规定的文化制度的内容。

5.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含义与特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6.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制度。

(六)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公民的概念。

2.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概念;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

(七)刑法概述

1.刑法的概念。

2.刑法的分类。

3.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

4.刑法的适用范围:刑法对地域的效力;刑法对人的效力。

(八)犯罪

1.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2.犯罪构成的概念。

3.犯罪预备、未遂和中止。

4.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的概念;有组织的共同犯罪。

5.单位犯罪的特征及其刑事责任。

6.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九)刑罚

1.刑罚的概念及其特征。

2.刑罚的种类:主刑;附加刑。

3.刑罚的运用:量刑;累犯;自首;立功;数罪并罚;缓刑;减刑;假释;追诉时效。

(十)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种类

1.危害国家安全罪。

2.危害公共安全罪。

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5.侵犯财产罪。

6.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7.危害国防利益罪。

8.贪污贿赂罪。

9.渎职罪。

10.军人违反职责罪。

(十一)民法概述

1.民法的概念。

2.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主体地位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合法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权利不得滥用。

3.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

4.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民事权利的概念;民事权利保护的含义;民事义务的概念;民事义务的分类。

(十二)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与民事法律行为及

1.自然人:自然人的概念;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2.法人:法人的概念;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3.民事法律行为。

4.:的概念及法律特征;的种类。

(十三)民事权利

1.财产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的概念与特征;所有权的主要类型;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和消灭;财产共有权。

2.债权:债的概念和特征;债的发生;债的担保。

3.人身权:人身权的概念;人身权的法律保护。

4.知识产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

5.财产继承权。

(十四)民事责任及诉讼时效

1.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民事责任的分类;民事责任的方式。

2.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概念与种类;诉讼时效的开始、中止、中断和延长。

(十五)行政法概述

1.行政法的概念。

2.行政法律关系及其特征。

3.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十六)行政行为、行政程序与行政复议

1.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2.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

3.具体行政行为。

4.行政程序:行政程序的含义;行政程序的制度。

5.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的含义;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不能请求行政复议的事项。

(十七)行政违法与行政赔偿

1.行政违法。

2.行政赔偿。

3.行政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十八)经济法概述

1.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2.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3.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的概念;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经济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

(十九)经济组织与市场管理法

1.公司法律制度。

2.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律制度。

3.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4.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5.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6.证券法律制度:证券的概念;证券的种类;证券发行制度;证券监管制度。

7.产品质量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概念;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及争议解决方法。

8.票据法律制度:票据的概念;汇票、本票和支票及涉外票据。

9.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

(二十)宏观调控与社会保障法

1.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与特征。

2.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3.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

4.税收法律制度:税收的概念;税法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常见税种。

5.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6.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的含义;社会保险的特征;社会保险法的含义;失业及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与优抚安置。

(二十一)诉讼法学概述

1.诉讼:诉讼的概念与种类。

2.诉讼法的概念。

3.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的共有原则;民事、行政诉讼法的共同原则;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行政诉讼法的特有原则。

(二十二)诉讼管辖

1.管辖的概念。

2.刑事诉讼的职能管辖。

3.民事诉讼主管。

4.行政诉讼主管。

5.级别管辖:级别管辖的概念;刑事诉讼的级别管辖;民事诉讼的级别管辖;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

6.地域管辖:刑事诉讼地域管辖;民事诉讼地域管辖;行政诉讼地域管辖。

7.共同管辖。

8.协议管辖。

9.裁定管辖。

(二十三)诉讼参与人与强制措施

1.诉讼参与人概述。

2.刑事诉讼当事人。

3.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当事人。

4.诉讼人和辩护人。

5.其他诉讼参与人。

6.强制措施的概念及其具体内容。

(二十四)诉讼证据与诉讼程序

1.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种类。

2.证据的收集、审查和保全。

3.举证责任。

4.诉讼程序含义;起诉;审判。

5.刑事诉讼程序:立案;侦查;提起诉讼;审判。

6.民事诉讼程序: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特别程序。

7.行政诉讼程序: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

(二十五)期间、送达与执行

1.期间:期间的含义;期间的计算;期间的耽误;期日。

2.送达。

3.刑事案件的执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的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的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判决的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判决的执行;徒刑缓刑的判决的执行;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的执行;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判决的执行。

4.民事案件执行:民事案件执行的概念;民事执行程序的启动;执行担保;执行和解;执行中止。

5.行政案件的执行:行政案件执行的含义;行政案件执行的法律特征。

五、事业单位概况

(一)事业单位概述

1.事业单位的定义;事业单位的功能特征;事业单位的社会活动特征。

2.事业单位的作用: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力量;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保障。

3.事业单位发展趋势展望。

(二)事业单位改革

1.事业单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情况: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事业单位改革的主要任务。

3.事业单位改革的内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体系。

4.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内涵。

5.建立以聘用制为基础的用人制度。

6.事业单位选人用人制度。

(三)事业单位岗位设置与考核

1.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原则。

2.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类别;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特设岗位。

3.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等级:管理岗位等级;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工勤技能岗位等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聘用。

4.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考核的目的;考核的内容;考核的等次和标准;管理人员考核等次的标准;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等次的标准;工勤人员考核等次的标准;考核的方法和程序;考核结果的使用。

六、职业道德

(一)职业与职业道德

1.职业的含义与意义。

2.道德的内涵;道德的功能。

3.职业道德的内涵、特点与职业道德的体现方面。

4.职业道德的意义与作用。

(二)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

1.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特征。

2.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

3.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

(三)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

1.爱岗敬业的含义;爱岗敬业的特征;爱岗敬业的基本要求。

2.诚实守信的含义;诚实守信的特征;诚实守信的基本要求。

3.办事公道的含义;办事公道的特征;办事公道的基本要求。

4.服务群众的含义;服务群众的特征;服务群众的基本要求。

5.奉献社会的含义;奉献社会的特征;奉献社会的基本要求。

(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道德

1.教师行业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新时期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2.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3.医务行业职业道德:医务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医务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

4.科研行业职业道德:科研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科研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5.体育行业职业道德:体育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体育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6.文化艺术行业职业道德:文化艺术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文化艺术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7.环卫行业职业道德:环卫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与特征;环卫行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五)团队及团队精神

1.团队与团队精神的含义。

2.团队精神的基本要素。

3.团队精神的意义:团队精神的含义;团队精神的意义。

4.团队精神的作用:目标导向功能;团结凝聚功能;促进激励功能;实现控制功能。

5.团队精神的培养:团队精神的影响因素;团队精神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七、公文与论文写作

(一)公文概述

1.公文的概念。

2.公文的特点。

3.公文的功能。

4.公文的种类:公文的分类;行政公文的分类;行政公文的文种。

5.行政公文的行文规则:上行文规则;下行文规则;联合行文规则;其他行文规则。

6.公文文体与结构:公文的文体;公文的结构;行政公文的书面格式;公文的稿本。

(二)公文写作要则

1.公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2.公文写作的语言运用。

3.公文的写作程序。

(三)行政公文处理

1.行政公文处理的概念;拟写与制作公文;传递公文;办理公文;处置办毕公文;管理公文。

2.行政公文处理的基本原则。

3.行政公文处理的程序:发文处理程序;收文处理的程序。

4.行政公文办毕的处置。

(四)命令(令)

1.命令(令)的概念。

2.命令(令)的类型。

3.命令(令)的特点。

4.命令(令)的结构形式与写法。

(五)公告与通告

1.公告:公告的概念;公告的特点;公告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2.通告:通告的概念;通告的特点;通告的类型;通告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六)决定与通知

1.决定:决定的概念;决定的特点;决定的种类;决定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2.通知:通知的概念;通知的特点;通知的种类;通知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七)通报、意见与批复

1.通报:通报的概念;通报的特点;通报的种类;通报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2.意见:意见的概念;意见的种类与特点;意见的文体结构与写作要求。

3.批复:批复的概念;批复的特点;批复的种类;批复的结构与撰写要求。

(八)请示、报告与议案

1.请示:请示的概念;请示的特点;请示的种类;请示的结构;请示的文体结构与撰写要求。

2.报告:报告的概念;报告的特点;报告的种类;报告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3.议案:议案的概念;议案的类型与特点;议案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九)函与会议纪要

1.函:函的概念;函的特点;函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2.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的概念;会议纪要的特点;会议纪要的文体结构与写法。

(十)学术论文概述

1.学术论文的概念与特点。

2.学术论文的类型。

3.学术论文的基本格式。

(十一)学术论文的选题与提纲

1.学术论文的选题要求。

2.学术论文提纲的拟制:拟制论文提纲的原则;拟制论文提纲的方法;论文提纲拟制的步骤;论文提纲的表现形式。

(十二)学术论文的结构

1.学术论文结构的三原则。

2.学术论文的逻辑结构。

3.学术论文的开头与结尾。

4.学术论文的段落与层次。

(十三)学术论文的写作与修改

1.学术论文的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原则;学术论文语言的五个特点。

2.学术论文逻辑论证的“三要素”;学术论文常用的论证方式。

3.学术论文行文技巧。

4.学术论文修改的重要性;学术论文修改的原则;学术论文修改的五项内容。

八、文学知识

(一)先秦文学与秦汉文学

1.先秦文学:概述;《诗经》;先秦散文;屈原和楚辞。

2.秦汉文学:概述;《史记》与《汉书》;诗歌。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1.概述。

2.建安诗歌。

3.陶渊明与田园诗。

4.山水诗,永明体与宫体诗。

5.南北朝民歌。

6.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

7.唐诗;“初唐四杰”;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中晚唐著名诗人。

8.古文运动。

9.唐传奇。

(三)宋元明清文学

1.宋代文学:概述;宋词;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唐宋八大家”。

2.元代文学:概述;散曲;戏剧。

3.明清文学:概述;明清小说;明清戏曲。

(四)现代文学

1.新文化运动。

2.新文学社团的崛起: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南国社。

3.左翼作家联盟。

4.鸳鸯蝴蝶派。

5.七月派。

6.抗日战争时期的讽刺小说。

7.新型小说。

8.新歌剧。

(五)建国后十七年至“”的文学

1.小说。

2.诗歌。

3.戏剧。

4.散文。

5.“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

6.“”十年的文学。

(六)新时期文学

1.伤痕小说。

2.反思文学。

3.改革小说。

4.“茅盾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品与作家。

5.朦胧诗派。

6.散文。

7.报告文学。

(七)外国古典文学

1.世界文学的源头。

2.古希腊罗马文学。

3.早期基督教文学。

4.中世纪文学。

5.古典主义文学。

6.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意大利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西班牙文学。

7.启蒙文学:法国启蒙文学;德国民族文学。

(八)外国近代文学

1.浪漫主义文学。

2.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九)外国现代文学

1.无产阶级文学。

2.现实主义文学:苏联文学;英法文学;德语国家文学;美国文学。

3.现代主义文学。

4.存在主义文学。

5.“黑色幽默”文学。

6.“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九、历史知识

(一)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

1.原始社会:原始人群;早期智人;晚期智人;氏族公社时期。

2.奴隶社会:夏朝;商朝;西周。

(二)封建社会

1.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秦王朝的灭亡。

2.强盛的西汉王朝:刘邦建汉;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治;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汉匈关系与昭君出塞;张骞岀使西域与“丝绸之路”;刘秀建东汉与光武中兴;黄巾起义。

3.秦汉时期的科技与艺术。

4.三国、两晋、南北朝: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国鼎立;西晋的短期统一;东晋与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兴替;北魏孝文帝改革。

5.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与艺术。

6.隋唐时期:隋朝的建立及统一全国;改官制,创科举;大运河的开凿;隋亡唐建;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高宗与武则天;“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唐末农民起义与唐朝灭亡。

7.隋唐时期的文化与艺术。

8.五代、辽、宋、夏、金、元:五代十国;契丹的兴起与辽国的建立;陈桥兵变与北宋统一;元昊建立西夏;女真的兴起与北宋的灭亡;南宋的建立与金“绍兴和议”;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元朝的建立和统一;行省制与宣政院。

9.辽、宋、金、元时期的科学技术。

10.明、清时期:朱元璋建立明朝;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完备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郑和下西洋;迁都北京;满族的兴起和明与后金的战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明朝灭亡;清军入关。

(三)近代史

1.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的影响。

2.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历史意义。

3.洋务运动;清政府在台湾建立行省;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

4.。

5.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丑条约》。

6.辛亥革命和清朝的灭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同盟会;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7.北洋军阀政权的建立;“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运动;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护法运动。

8.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初期

1.;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展工农运动。

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伐战争;农民运动蓬勃开展;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运动失败。

3.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红军长征;遵义会议。

(五)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

1.华北事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合作;洛川会议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平型关大捷。

2.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百团大战;“三三制”政权;大生产运动。

3.确立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4.抗日战争的胜利。

5.重庆谈判;全面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战略决战。

6.规划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7.国共和谈;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六)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1.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

2.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

3.“”的十年:“”的发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集团与“九一三”事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提“四个现代化”;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集团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4.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

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党的主要领导人。

(七)世界古代史

1.古代亚非奴隶制国家:埃及;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

2.古印度:印度的统一;“种姓”制度;佛教的产生。

3.古代印度的文化。

4.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荷马时代;斯巴达和雅典;马其顿帝国的建立。

5.古希腊的文化成就。

6.罗马奴隶制共和国: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斯巴达克起义;基督教的兴起;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7.古代罗马文化成就。

8.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法兰克王国的建立和查理曼帝国的形成;西欧主要封建国家的形成。

9.亚洲封建国家:朝鲜的统一;日本统一与“大化革新”;穆罕默德的创教与阿拉伯的统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10.阿拉伯文化的成就。

11.“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三杰”;绘画艺术“三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

(八)世界近代史

1.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2.英国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条件;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工业革命的影响。

3.美国独立战争与建国。

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5.沙皇俄国的兴起。

6.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7.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和侵略扩张。

8.美国内战。

9.日本“明治维新”。

10.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

11.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12.印度民族运动的高涨。

13.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苏丹马赫迪反英大起义;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

14.成为世界大国的美国。

15.跻身于世界列强的日本。

(九)世界现代史

1.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大战的爆发与结束。

2.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

4.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

5.共产国际的成立。

6.德国十一月革命。

7.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柏林一月起义。

8.意大利法西斯专政的建立。

9.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0.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1.第二次世界大战:慕尼黑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意日军事同盟的建立;苏联卫国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意大利投降;《开罗宣言》与德黑兰会议;诺曼底登陆;雅尔塔会议;德国投降;波茨坦会议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

12.联合国成立。

13.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美苏争霸;苏联解体。

十、科技常识

(一)天文地理常识

1.宇宙的演化。

2.太阳系。

3.地球的形成。

4.气象名词:热带气旋;龙卷风;沙尘暴;寒潮;大气压。

5.地理现象:泥石流;洪水;火山;地震。

(二)生化数理常识

1.生物:微生物;新陈代谢;食物链。

2.化学:无机物;有机物;石油;油脂;糖类。

3.数学:微积分;运筹学;优选法。

4.国际制(SI)与英制常用计量换算:长度;面积;体积及容积;质量。

5.物理:万有引力定律;电磁感应现象;能量守恒定律;紫外线;红外线

(三)科技丰碑人物

1.世界著名科学家。

2.中国著名科学家。

(四)国家高新科技计划与奖励

1.863计划。

2.973计划。

3.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4.国家自然科学奖。

5.国家技术发明奖。

6.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五)电子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

1.微电子技术。

2.计算机技术:量子计算机;光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网络计算机;计算机病毒。

3.信息科学:信息隐藏技术;数字水印;数字指纹。

4.通信技术:蓝牙技术;光纤通信;IP电话;全球定位系统。

5.因特网与信息高速公路。

(六)生命科学技术与能源科学技术

(七)新材料科学与先进制造技术

(八)现代交通与航空航天技术

十一、环境保护

(一)环境与生态系统

1.环境的概念。

2.环境问题。

3.生态系统的概念及功能。

4.生态平衡是动态平衡;生态系统的反馈机能。

5.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

(二)环境问题

1.大气污染。

2.水体污染。

3.土壤污染。

4.噪声、电磁辐射、光和放射性辐射等污染。

(三)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环境污染

1.生态破坏。

2.环境污染。

3.地球变暖。

4.臭氧层破坏。

5.酸雨危害。

(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2.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

3.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

4.人与生物圈计划。

十二、**省情知识

(一)地理与气候

1.地理位置。

2.地形地貌:陕北黄土高原;关中盆地;陕南秦巴山地。

3.主要山脉:太白山;化龙山;终南山;子午岭。

4.主要河流:黄河水系的主要河流;长江水系的主要河流。

(二)工业、农业与资源

1.工业。

2.农业。

3.自然资源。

4.旅游资源。

(三)交通、人口与民族

(四)历史概述

1.陕、秦、三秦称谓的由来。

2.**行政区划的历史演变。

3.当前**省行政区划。

(五)绚丽多彩的现代文化

1.**的戏剧。

2.**画派。

3.**影视。

4.**的文学。

(六)丰富多姿的文化艺术

1.陕北文化艺术。

2.关中文化艺术。

3.陕南文化艺术。

(七)**省十市一区

1.西安、咸阳、宝鸡、渭南、杨凌概况。

2.铜川、延安、榆林概况。

3.汉中、安康、商洛概况。

(八)**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与规划

1.省情特点:区位优势;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源地和生态建设的重要地区;科技和高等教育大省;重要的历史文化中心;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

2.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

(九)**省“十五”建设成就和“十一五”发展规划

1.“十五”建设主要成就。

2.“十一五”发展规划。

3.建设西部强省是新时期**省发展的历史任务。

(十)民生八大工程

1.民生八大工程的提出。

2.民生八大工程的内容。

3.民生八大工程的初步实施。

4.实施民生八大工程的意义。

行政哲学论文范文篇5

一、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现状

“科学引文索引”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当时,西方学术研究已经发展了一套较为完整稳定的体系和科学研究范式,学者们普遍遵守这一规则。学术研究是通过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脉络和知识积累情况,发现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我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因整体学术研发发展较晚而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的期刊评价研究得以起步,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我国期刊评价的开始。在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责任,这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展具有着重大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程度较低,在期刊评价时存在更大的争议。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评价时有其特殊性:首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大部分均为综合性期刊,即期刊并不针对某一两个细分领域,而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会按一级学科进行分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其次,国内自然科学研究具有规范程度高标准统一的特点,在评价时,会有高度统一的学科基础,更易于用定量指标进行测算,因此自然科学的期刊评价认可度较高,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并未发展成熟。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并不适合完全的定量评价,而是应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

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介绍

国内较为知名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社科院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以下简称《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我国发挥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作用,其中北大核心和《RCCSE期刊评价报告》为综合性的,但包括了对人文社科类期刊的评价。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是由南京大学于1997年提出开发设想,1998年作为南京大学重大项目正式立项,1999年被教育部列为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其宗旨在于为科研管理提供参考、服务学术。这个项目首次在国内构建了CSSCI引文数据库,并推出CSSCI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CSSCI的期刊覆盖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其中,经济学期刊数占比最大。在评价方法上,CSSCI按照文献计量学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评价,从而选出影响力大、发展潜力强、编辑规范的作为其来源期刊。到2015年年底,CSSCI经过(1998~2015年)18年数据影响力十分广泛。目前,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已将CSSCI数据作为评估人才、项目完成情况、评奖的重要指标。

2.《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北大核心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对国内期刊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进行鉴定的,其目的是优化图书馆的馆藏、为读者提供导读服务。北大核心学科分为24个专业大类和综合类,是对期刊进行登记划分,评定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大学图书馆制定的,采取的是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在定量评价方面,采用的是多指标的评价体系,从多角度对期刊进行综合性的评价,1992年开发之初采用的是载文量、文摘量、被引量等指标,发展到2008年以后,共有9个指标,新增系统收录、Web下载量等指标,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运用指标定量评审的同时,北大核心的评审建立了专家评审机制。目前,北大核心已不仅是图书情报部门购买储藏期刊的参考,同时也为高校职称评定和学术走向提供了引导,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社科院核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根据各界对学术期刊评价的实际需求,确定了核心期刊484种,牵头完成的评价报告。该评价较为注重被学科论文引用,期刊的整体评价会以期刊的整体被引用即学科被引用程度为评价导向,在具体评价指标的设置方面,主要以期刊的总被引、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即年影响因子等指标来衡量。社科院核心的学科共分为24个专业大类和综合类,其中,收录的刊物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类似《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文摘类期刊,另一类是知名度高、具有较高地位的报纸理论版和核心期刊的转摘文章以及部分高校收藏的核心资料等,第三类是指其他途径获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章。总的来说,社科院核心是以“期刊在学科中的影响力统计”为主要导向,同时注重核心期刊的学理性和原创性,评选出的核心期刊少而精,体现了评价的自身特点。

4.《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RCCSE期刊评价报告》是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在2009年的评价报告,之后每1~2年都会一期,到目前为止共4期。《RCCSE期刊评价报告》从学术期刊的信息征集、评价对象筛定、学科分类、评价指标和权重研究着手,以定量的方式计算出期刊的排名和分级,采用6个评价指标,分别为即年下载率、总被引频次、基金论文比、影响因子、二次文献转载或收录、专家定性评价。在此基础上,以计算机系统设计出一套专家—学者—办刊人共同参与的定性调查,这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最终随着系统的运行自动生成期刊评价结果,产生期刊排序、分级报告等。《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其不断的评价过程中对支撑其评价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征集系统”和“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不断优化,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使评价更加便利化和精准化。

5.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特点

国内期刊评价发展至今,被赋予强大的评价功能,可以直接影响学术评价。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一般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多样性,导致学者们很难用某几项定量指标对其进行很准确的评价,专家们进行定性的评价将对定量评价起到弥补的作用,将一些无法定量处理的元素加入,使得期刊评价更符合实际也更符合趋势发展。其次,哲学社会科学在对期刊进行评价时需要确定某一主题或导向进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其应用范围更广,它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企业构建管理体系提供管理咨询、为激励员工提供举措,为人类自我认识做出共享等。因为应用范围广泛,若不对评价确定导向,将导致评价因素过多,无法识别重点,最终无法形成报告,因此,在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进行评价时,对自身的定位十分重要。最后,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中高校的参与度远高于自然科学期刊的评价。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相对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更高比例的高校研究人员,而自然科学可能存在更多企业或者行业协会等团体进行研究,研究者在制定过程中有更高的参与度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提供帮助。

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发展上面临瓶颈,陷入困局。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期刊评价主体官方背景较为浓厚,以高校科研院所承担项目的形式较多,而欧美部分学术发展较为靠前的国家已形成了成熟的市场机制,由企业进行期刊评价且进行商业化模式的运作。当前我国的行政权力机构掌握了大多数学术资源,而他们的分配依据也大多来自排名数据,环环相扣,构成了当今最重要的学术评价机制。现有的评价主体大多依附于科研院所,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这也使得期刊评价本身难以具有公正的独立第三方地位。以1988~2011年CSSCI收录的期刊评价研究论文为例,受到各类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有139篇,占比接近总数的1/3。事实上,期刊服务的主体应当是学术界的用户而不是行政机构,现实未免本末倒置。虽然有关行政部门的评价服务必不可少,但还应以服务基层学术圈为主。二是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还是采取收录论文、对期刊评级等方式,对于论文、期刊等相关信息的深度挖掘少,期刊评价的附加值不高,相关产品较少。例如汤森路透除每年出具期刊引用报告外,还有技术预测、人才推荐、促进相关领域技术合作等多种业务,既可以开拓自身产业链获取更多经济收益,又能从多视角多层次给期刊编辑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国内期刊评价最终给出的数据统计和排名,信息量单一,难以给期刊编辑提供更多有效的相关信息。三是评价方式较为单一,缺乏多样化审评过程。大部分评价方式仍以德尔菲法进行固定权重的设置进行评价,期刊评价重复度较高,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备。衡量指标也多以被引次数为指标,对于非引文类的影响力缺乏准确的测量方式。2004年,CSSCI来源期刊共有418种,其中自引率超过50%以上的期刊有27种,30%以上的有94种。CSSCI选刊曾一度弃用被引数量,直至2007年才重新增加这一指标。然而,2008年,依然有近120种期刊自引率超过30%。期刊评价时单纯使用影响因子选刊还可能使得一些刊文较多的期刊占据劣势(计算影响因子时的分母变大)。这种简单的期刊评价方式同时变相激励了部分期刊和机构采取不端行为刷高影响因子。例如,通过互引联盟刷高双方期刊的被引次数,一些高校甚至强行要求师生在发文中必须引用学报内容。定量评价虽然缺点明显,但如果单独使用定性评价则更难以让人信服。个人对信息的了解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专家评审也难免有失偏颇。四是评价结果缺乏针对性,较少根据期刊类别、科目的不同对其进行分行业、分学科的更具针对性的评价。在面对重点高校教师、职业教育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企业研发人员等不同受众也缺乏更具针对性、层次性的评价。虽然近年来也产生了分目核心评价体系,但各个评价系统之间盘根错节、自我标榜,导致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难以作为权威评价参考。

行政哲学论文范文篇6

正是这两天对这本书的粗浅阅读勾起了我已几乎泯灭的曾经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从《控权-平衡论》,到《论行政指导》,到《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与制约机制》,到这本《行政法哲学》,可以清晰的看出作者宋功德博士的思想也有一个不知不觉自发演进的过程。但是行政法有没有基础理论?当代行政法学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什么?我们是努力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作为规范的行政法学,还是应该探索充满冒险和挑战的实证行政法学?行政法能否走向哲学?现在要不要走向哲学?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困难的,也是富有挑战性的。如果说行政法有理论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讨论一下理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而不是各种理论本身?

1.对行政法未来走势的粗浅设想

罗豪才教授为《行政法哲学》一书写的序言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火花。首先就提到行政法学是一门令人头疼的学科,而日本学者和田英夫在《现代行政法》开篇也提到行政法学是“一门令人头疼的法律学”,罗先生将此归结为行政法律规范的庞杂性和具体制度的易变性,同时特别指出行政法属于国内公法,受到国情的影响,各国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核心理念、基本范畴、运作机制都不相同。是这样,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走着和西方大多数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国家的行政法从“最好政府,最少管理”的自由放任,到罗斯福新政奉行凯恩斯主义,崇尚国家这“看得见的手”,到今天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福利行政给付行政,公民对政府的认知从防范到合作,行政权运作的质和量上都有所提高和扩张。而中国古代的行政法就是典型的“官制法”,行政权自古以来空前强大,青天大老爷一拍惊堂木,哪里还有一介百姓的“表达自由”,他的行政行为何时说明过理由呢?没有。直到建国以后,从毛时代的“超凡魅力型”政治统治,到今天的机构改革,中国行政法面临的问题和西方有着很大差别,我认为中国行政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并非管理论、控权论乃至平衡论所可以解说的。中国行政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处理好规制、去规制和重新规制(regulation、deregulation、reregulation)的关系,为政府规制模式的转变提供法治化的制度安排。中国传统的政府规制模式,行政权的配置,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责任,应该正确认识到管制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并不是超凡入圣永远政治正确的圣人,政府也有可能犯错误。因而凡市场能够规制好的事情,我们的行政权和行政法也应该有一定的边界,在此面前收束过于宏大的心性和制度安排。我们现在减少行政审批,取消许多行政收费项目,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我也不同意行政法就是“控制权力的法”这种说法,中国的政府规制和行政法学的走向,并不是对行政权加以消极的防范和制约,是的,政府确实有“好心办坏事”的可能,但是政府更多时候是在好心办好事啊,当然这样说有一点是空对空的抽象价值判断。但是如果基于实证的考虑,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政府规制可以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控制两种,经济性管制更多的在传统行政领域,更多时候属于强制行政行为和消极行政,更多的是对宏观经济的直接调控和干预,在这些领域我们过去的行政权伸张的过于广泛,甚至妨害了市场秩序和经济活力,因而提倡放松管制。但是对于社会性控制,如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等福利行政的领域,更多时候属于非强制行政行为和积极行政、给付行政的范畴,这方面更多时候强调政府的“掌舵而不是划浆”的导向作用,强调行政行为的刚柔相济。中国今天行政法的现状就是,经济性管制过多,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同时应予以社会性控制的,政府对于许多该管的事情却没有认真的管起来。所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内在生命力不在于“论”,不在于管理论,还是控权论,甚或平衡论,乃至公共利益本位论、服务论、政府法治论等论,而是在于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给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这关键在于行政法模式的创造性根本转换,从而推进政府规制模式的制度创新。

2.对目前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曾有朋友说过,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现状是热闹而不繁荣,在我眼里,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正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自己今天的这篇感想中,无意对各种理论之间的具体分歧和差别展开详细的评述,而想进一步反省这些立论的几个前提预设,探讨一些宏观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法学有没有基础理论?行政法有没有哲学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旨趣和终极价值何在?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术传统和研究进路?

首先让我们来追溯行政法基础理论发展的历史源流。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应松年教授和朱维究、方彦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当时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论”,但是后来这个研究一度中断,大约在90年代初期,罗豪才教授提出了“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而其观点先后为北京大学的行政法学学者以及行政法学的博士生袁曙宏、甘文、沈岿、包万超、宋功德等所不断深化。并且在1997年前后出版了论文集《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此后沈岿博士写作了《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把平衡论上升到“认知模式”的层面;而包万超博士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就是行政法学是不是“严格规范的社会科学”,同时他正在尝试运用公共选择理论重构行政法学(《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而宋功德博士和罗豪才教授合作的发表在《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的文章中则提出了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而宋功德博士这本新著则进一步把平衡论上升到“行政法哲学”的高度。而以上就是目前学界所谓的主流学说行政法平衡理论演进历史源流的最粗浅勾勒。注意这虽然是主流学说,但在学界也还不是“通说”,在这场理论探讨中,有的学者对平衡论是拥护者并运用之进行了研究论证,如袁曙宏教授、方世荣教授、崔卓兰教授等;也有的学者对平衡论提出了质疑,如杨解君教授、冯军博士;还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如叶必丰教授提出了“公共利益本位论”,杨海坤教授提出了“政府法制论”,孙笑侠教授提出了“综合控权论”,程干远教授提出了“新控权论”,陈泉生教授提出了“服务论”;还有一些优秀的学者在这场讨论中保持相对的缄默,比如应松年教授、姜明安教授、马怀德教授等。这从中可以很精确的反映出研究者的所采取的理论姿势和研究进路,反映出行政法学者之间蕴含的不同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对这本身加以研究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为什么研究行政法哲学?为什么研究行政法基础理论?这背后其实蕴含着这样一种努力,就如罗豪才教授在《行政法哲学》序言写到,“对行政法作哲学考察更有助于人们对行政法整体思维的形成,更有助于建构与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从而使得行政法更富实效地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实践中有没有这样一种行政法哲学?能不能找到这样一种行政法哲学?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包括行政法学都客观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国与国之间,一国不同学者之间,研究的姿态都不同。罗豪才教授在这篇序言中指出“但相对而言,由于平衡论植根于现实需要与哲学基础之上,因此,它更具时代特性与哲学精神,从而也更有可能接近科学。”但是我认为中国当代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如果有的话),也是蕴含在中国风云激荡的制度变迁进程之中,在这样一个行政法律秩序自发演进的过程中,这中间蕴含着我们能够把握的和不能够把握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或行政法哲学脉络。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知识论进路,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的学识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目前是否具有能力把握和认识纷繁复杂行政实践中蕴含的行政法哲学意蕴呢?

同时在我看来,中国行政法哲学或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蕴含着中国行政法学者和整个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共同研究偏好,就是追求体系的完整和结构的完美。在我看来,北京大学的行政法学人,从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上,更多受到英美法系而不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研究进路的影响,这一点在沈岿博士的力作《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一书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北大行政法学者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关注(王锡锌博士论文题目:《程序的正义与行政程序》;何海波、何兵博士等引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对刘燕文案的分析)等也可以表现出来北大学者的研究偏好。但是平衡论为基础的行政法哲学似乎却不是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英美行政法学研究中涉及到行政法的价值、理念、观念这类问题的论文并不多(我从互联网上应用各种法律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英文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也有力的印证了这一点),相反,他们十分注重对行政实践案例的实证研究,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评论》(AdministrativeLawReview)杂志中,对烟草规制,对药品规制,对医疗保险规制改革,对互联网规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而在中国类似的实证行政法学或基于行政法理的对部门行政法展开的深入实证研究还远远没有开展。某种意义上,英美行政法目前的研究范式,正如卡尔。波普所说的,“反对大词”,他们更多开展的是基于个案判断的各个击破式的研究,是“问题本位”的,很多时候是在“说故事”,对生活中的一个个精彩的行政法故事加以点评分析。不过我觉得英美学者的这种研究姿态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反思,中国的行政法学在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行政实践多一些现实的关怀。

同时我注意到了以应松年教授为代表的一批行政法学者,包括马怀德教授、高家伟博士等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行政法学的诸多领域发表了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几乎没有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进行过多少研究和涉足。在我看来,这也是研究者的姿态问题。可以说北大法学院的行政法学研究之所以更多继受了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也是由于这秉承了北大人文学科的长于理论体系建构的优势,同时也与未名湖畔那自由飘逸的灵气有许多暗合之处。而中国政法大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更多继受的是大陆行政法系的学术传统,从应松年教授的《论当代行政法的特点》中论述的比例原则;到马怀德教授最近所作的《公务法人研究》、《公有公共设施的国家赔偿》等论文中引证的公务法人理论,公有公共设施国家赔偿理论,都直接来源于德国和日本等大陆行政法理论;而90年代中期中国政法大学吴微女士翻译《日本现代行政法》,不久前中国政法大学高家伟博士新近翻译的德文版《行政法学总论》,都可以让人感觉到他们对大陆法系行政法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其实这种关注只能说是“更多”,中国学者面对中国行政法面临的那么多“问题”,谁也无法说自己研究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进路,这种“路径依赖”仅仅是相对而言的。这也许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要能够解决问题,要有解释力。)大陆法系的学者研究以精微见长,日本著名行政法学者盐野宏的巨著《行政法》中译本72万字,其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在他60岁完成的,而在63岁才完成了第三卷“行政手段论”,和田英夫教授的《现代行政法》是在他50岁的时候才完成了初版。而德国著名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的力作《行政法学总论》中译本66万字,其注释、判例、评论等,信息量极其丰富,可谓精细入微。根据自己的初步阅读,感觉大陆法系的学者并非不想构筑一个圆满的进可攻退可守的自给自足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体系,但是他们秉承的是“积小胜为大胜”的学术传统,就是首先逐个解决行政法面临的现实问题,乃至花上几年的时间完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法专题研究,发表若干篇论文,然后如是重复,进行一个个的行政法专题研究,当自己在五六十岁对行政法研究领域足够广泛成果足够丰富的时候,才开始著书立说。就拿日本的盐野宏和他的“行政过程论”为例,他独力完成的《行政法》就是建立在他诸多论文基础上,建立在其个人诸多专著《公法与私法》、《行政过程及其统制》、《行政组织法的诸问题》、《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行政法专题研究》之上。也就是说并非大陆法系的学者对行政法理论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只有以点带面不断拓展才能逐步形成行政法理论。而我国的一些优秀的行政法学者没有对行政法基础理论乃至行政法哲学发表过评论,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3平衡论理论范式评说

在我看来,平衡论作为行政法哲学是一个多少有点宏大和散漫的理论体系。也许,罗豪才先生最初提出平衡论,并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学术命题,同时还有着浓重的知识分子的入世情结,就是在看到管理论,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市场”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同时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背景下,简单的提“控权法”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运作的法也很难为实务界所认同。这就是平衡论产生的制度背景,所以我认为平衡论当时提出的预期也期望平衡论不仅能够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积淀有所契合,更期望能够使得现代行政法学理论在平衡论的大旗之下不仅取得理论上的正当性,而且还要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力求能够对中国行政法治实践起到一定的导引作用。正如罗豪才教授在为宋功德博士《行政法哲学》作的序言中写的那样,“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法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一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方向与行政法制的完善程度。”而我觉得罗豪才先生提出的行政法平衡理论和今天的行政法哲学正是怀着这样的一种抱负。

当然我们今天不难发现平衡论的知识脉络和底蕴更多的倾向于“控权法”一端,平衡论当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在“控权”和“管理”之间走钢丝,其丰富理论内涵已经不是这篇随感能够包括。但是我要对行政法平衡理论论证方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质疑。比如说,行政法平衡理论立论和深入研究过程中,大量的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个别论述甚至是简单的各国行政法资料剪裁取舍之后的简单陈列,然后就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现在实际上都趋于平衡论。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论证进路说服力是不够的。而秉承苏力教授在《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的论证思路,即使所有的外国著名行政法学者都这样说都支持平衡论,也仅仅表明他们“人多势众”而已,并不具有学理上的说服力。我不是简单的笼统的反对比较行政法在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而是认为比较研究应该服务于理论研究,进行全面翔实而且出于论证必要进行比较研究;不能够机械的削足适履般的进行比较。相对而言,我还是最为欣赏沈岿博士在《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一书中的求真求实的研究范式和严谨细密的论证进路。

应该说平衡论在北京大学一批才华出众文思敏捷的优秀的行政法学博士手里不断发扬光大,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调用了诸多行政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前沿话语来论述平衡理论的正当性,包括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包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包括英美行政法的演进“红灯论”和“绿灯论”(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包括经济学上的公共选择和博奕论、制度变迁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包万超:《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法制日报》1999年12月19、26日、2000年01月09日),包括治道变革带来的新公共行政学和新管理主义对行政法学的冲击(包万超:《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我认为如果说平衡论目前更加接近于客观真实的话,那么就在于这些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引入,和北大行政法学博士们期望分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知识,使行政法学不再成为“社会科学语境中的陌生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认同平衡论,我也许有着怀疑一切的偏好,中国的行政法学还不能算是严谨的“科学”,我认为行政法学也不存在一种非此即彼放之四海皆为准的先验的绝对的真理。特别正如自己在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那样,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走着一条和其他任何国家都迥然不同的独特道路,那么我们的行政法学是不是社会学家吉尔茨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同时根据哈耶克的有限理性,我们都在不断的认知世界,同时导出自己的观念能动的去变革社会,我们有没有能力发现挖掘纷繁复杂的行政实践背后蕴藏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所以我的观点是,罗豪才教授提出并为北京大学学者所发展的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到今天的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制约机制,到今天的行政法哲学,在现在成为了当今中国一种未必最好但是却目前很难超越的有一定影响力的行政法学理论。它远远没有解决中国行政法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实践层面的问题,它除了理念价值层面上的平衡之外,没有能够为行政实践提供多少可操作性的指南。但是套用经济学的时髦话语吧,它虽然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但不是“最优”至少也是现阶段的“次优”了。这就是我对平衡论的多少有点挑剔的评价。但是我不认为也不希望平衡论就是唯一的“政治正确”的行政法理论,我认为多元的行政法基础理论共存,不同的治学风格和研究进路的共同存在和发展,才昭示者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真正繁荣和深入。

行政哲学论文范文篇7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

2.法律素质缺乏,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众所周知,法学论文应当是学术性的论文。[2]既然强调其学术性,那么作者就必须具备较高法律素质来综合运用各种有关法学理论。但遗憾的是,从目前许多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的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来看,不少文章都折射出作者法律素质的缺乏。诚然,正常情况下非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法律素质跟着眼于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学专业有天壤之别,但倘若缺乏法律素质,撰写法学论文又从何谈起?如某些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与跨国公司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可文中竟连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规定都仅一知半解,这样他们又焉能交出令人满意的毕业论文?

法律素质缺乏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从逻辑上说,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要写出优秀的法学毕业论文应当结合自己专业特点从实用性出发。因为其法学理论功底大多不如法学本科生,若不结合自身专业实用特点而一味追求理论之深奥,那断难同后者相提并论。可吊诡的是,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这类毕业论文大多却偏偏丧失了实用性。归根结底,便在于他们法律素质缺乏,导致许多基本法律常识均无从理清并加以灵活运用。为防止文章内出现严重错误,写作过程中自然喜好坐而论道泛泛空谈。这么一来,对自身原有专业实际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活动都难以开展,其实用性便丧失殆尽。

3.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强任何学术论文的研究,“从论题的提出、资料的整理、观点的确立以及结论的得出,其实都离不开我们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3]

故此,所有研究者在从事论文写作前均必须广泛查阅前人大量文献资料。但可惜的是,现今许多研究人员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些学术论文写作初学者,往往忽略了此问题。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又属一类跨学科交叉研究,他们对法学文献了解甚少,愈发暴露出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来。

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自身法学理论功底欠缺,很难把握住国内外最新法学思潮及司法动态,那么在引用借鉴前人资料上便往往不知所措,导致了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陈旧。许多学生甚至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所参考的文献究竟乃紧贴时代具备学术争鸣性的前沿探讨,还是属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通说理论,或者为早被淘汰之陈词滥调。到最后,文末草草列出几本或若干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旧过时的法学书籍和文章应付完事也就见怪不怪了。④另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还存在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应该说,参考文献陈旧必然会带来引证说服力的低下,毕竟过时跟不上现代脉络的引证很难令人信服。但是,最根本原因仍需归咎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学理论功底不高。引证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4]若无相当的法学理论底蕴做铺垫,如何能理解他人并同他人对话?更如何能采用那些可信有力的引文作为自己论据和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主要问题之根治由前述可知,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虽为一种可喜现象,但同时亦暴露出不少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尽快获得解决,对其长远发展必定非常不利。笔者认为,通过对主要问题一一对症下药,加以时日,我们还是完全有希望根治它们的。总的来说,我们不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

1.宏观层面:推行非法学本科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归根到底还在于现阶段我们非法学本科专业的法学教育有很大不足。若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能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具备相当法律素质,那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但我们知道,非法学本科专业受自身人才培养体系限制,是绝无可能像法学本科专业那般设置一整套严密完备的法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如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四年学习过程中只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宪法学》、《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四门与法学有关的必修课,不少高校电子商务本科专业更仅是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两门同法学相关的必修课程。[5]

盲目扩充法学课程所占份额只会既冲淡了非法学本科专业自身培养目标,又加重了学生负担,如此一来,唯一现实可行的路径便是在现有法学课程教学框架之内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因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乃一类传授法学基础理论,提高学生法律素质,为培养合格的本专业人才服务的教育活动。[6]

而法律文化学教育就是为学生法学理论功底增强、法律素质的形成提供更加丰富多彩、深刻广泛的知识养分,帮助他们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以致在外部影响力和改造力督迫下,完成由书本上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向法律素养再到法律素质的内化。我们要在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前提下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他们法律素质,就必须借助现有非法学本科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渗透法律文化学教育,以教与学互动的双向认知过程,令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得到扩展,法律价值观念加以重构,法律人格结构获得重组,塑造起系统地对周边世界之法律理解力。

具体而言,要推行这种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主要可通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法律应用能力来实现。如课堂教学中把抽象的法规、法条或法学理论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讲授,让学生能从不同的视角聚焦思考同一种法律现象,或者从同一视角去看待不同法律现象。虽然此等粗线条的勾勒方式不大可能使其获得类似法学本科生那样系统详尽的法学知识,但起码大体轮廓上的运用他们还是知晓了。那么毕业论文选题自然就会变得深入起来,主题也开始鲜明了。同样,文中便不再会缺乏法律素质,丧失实用性,在引证上亦会了解哪些参考文献是最新颖前沿的,最有说服力的。

2.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除了宏观层面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外,笔者认为,在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也是非常重要之措施。毕竟对他们论文的具体规划和指导,还需依靠一系列现实管理机制来完成。况且,学生撰写跨学科的本科毕业论文正逐渐演变为各专业普遍存在现象,我们进行此类法学毕业论文写作管理机制的设置试点,很明显对其他专业及学科同类情况亦是颇有裨益的。具体来说,设置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管理机制可主要包容如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应当设立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

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属于跨学科交叉研究,即一种“边缘处思考”。(梁治平语)但此类“边缘处思考”在现行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下难免会造成诸多不便。因为高校各院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照惯例都是由本专业进行管理,无论具体撰写时间分配、指导教师安排或者最终答辩均莫不如是。而跨学科交叉研究所耗费时间往往要高于纯粹本专业研究,仅单独使用非法学专业教师指导这些学生或参与他们的答辩也较难保证其毕业论文质量。所以为尽量减少在撰写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我们不妨于每年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段内设置一个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它既包括本院系,又涵盖法学院系(或负责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文社科系),由二者来横向统一具体规划整个毕业论文撰写过程(如统一设置妥当的论文撰写时间、合理确定指导教师供师生进行双向选择等)。那么不便就会大为减少,毕业论文质量也随之会得以提高。

第二,我们应对此类毕业论文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本专业教师虽然精通自己专业理论知识,但在这种跨学科的法学毕业论文写作上,由于牵涉更多法学理论,他们未必能给予学生最满意的指导。譬如哲学专业本科生打算撰写法哲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一位仅精通中国或西方哲学的教师很可能无法对其所有法律问题做出圆满回答。而学生自己法学理论功底、法律素质又难令人称许,毕业论文暴露出的问题自一发不可收拾。“选择的指导教师须熟悉本专业的研究领域,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较容易为学生研究的选题找到突破口,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才能为他们解决更多的难题。”[7]

所以,我们在这些毕业论文撰写上需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甚至其中法学专业教师还应起主导作用(毕竟它们仍是法学论文)。⑤如此一来,学生毕业论文中的选题问题、法律素质缺乏、参考文献陈旧等都能一一及时获得纠正,缺陷就自然少了许多。

行政哲学论文范文篇8

根据会议论文及大会讨论情况,特综述如下:

一、行政战略的理论界定及框架体系

关于行政战略内涵的理解。行政战略的内涵是研究行政战略首先要回答的基础性问题。在我国行政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行政战略这一提法,也就没有通行的行政战略的界定。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行政战略进行探讨。

有学者从行政哲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战略是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而采取的有目的性、有意识的、有针对性的谋略。行政战略是有关实现行政目标的各种战略选择的总称。

也有学者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提出,行政战略是行政主体根据对制约行政过程和行政发展的主客观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期内行政过程和行政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包括行政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和战略方针。

还有学者从行政管理角度提出,行政战略是一个行政系统内为实现行政价值或行政目标而进行的全局性、整体性、宏观性的生存与发展之行政设计。行政战略主要分为生存战略和发展战略。行政战略与行政策略相对。行政战略是做正确的事,行政策略是正确地做事,但是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也有学者借助对战略概念的理解,将行政战略界定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贯穿于行政决策活动中的指导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关系到行政管理全局发展的重大谋划。

总体而言,与会学者们表述虽然不一,但对行政战略基本内涵的理解比较一致:行政战略是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目标所作的长远的、全局设计与谋划。行政组织实行战略管理能够对未来发展愿景进行前瞻性思考和设计,从而使行政组织发展更具主动性、全局性、适应性和稳定性。

关于行政战略研究的意义。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于行政管理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国家行政管理主体、行政管理过程、方式和规律等方面,缺乏从战略层面进行研究。因此,对行政战略理论的深层理解与发掘,既可以使宏观战略理论得到更好拓展,又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

有学者从理论的角度阐释行政战略的意义,认为行政战略管理已经成为当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管理的核心内容和必须致力于解决的重要管理问题之一。行政战略研究对于克服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局限性、实现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重大意义。行政战略研究超越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模式和韦伯科层制的局限,实现了管理与行政、组织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上级与下级成员之间的三重整合。

也有学者着重强调行政战略研究的实践价值,认为由于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之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我国政府通过对所处环境的综合考量,明确长远发展目标,确立战略管理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快我国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关于行政战略框架体系问题。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行政战略管理途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既受私人部门战略管理的示范性影响,也是政府积极应对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本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尝试性地对行政战略的框架体系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探讨。

与会学者从内容上将行政战略分成行政公平战略、行政服务战略、行政市场战略、行政联动战略、行政分权战略、行政整合战略、行政发展战略、行政效能战略等。也有学者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对行政战略框架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行政战略包含指导思想、基本目标、战略重点及主导原则四部分组成。我国行政战略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战略的基本目标;我国行政战略的重点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规划行政战略的必须坚持有利于增强国家行政体系活力、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等原则性规定。还有学者认为,与私人部门一样,公共部门也不存在完美的理论框架,针对不同的行政组织环境,行政战略框架体系应该多样具体,并且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与此内容相关,有学者提出把专门研究行政战略的学问称为“战略行政学”,认为这将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和新领域,从而能够丰富行政战略这一主题的研究。

二、对我国行政战略的理性反思及现实求索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对行政战略的理论探讨同时,更应关注我国现实情境下行政战略的实施及发展问题。目前我国行政战略的现状、行政战略的总体设计及具体操作等方面内容在与会学者们研讨的主题中都有所涉及。

关于我国行战略实施的总体设计。有学者从行政生态的角度提出,西方政府改革总体而言是流程改革,中国更重要的是结构改革,结构和战略相关,应该不仅从行政系统内部考虑问题,应跳出行政系统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战略的理性思考和设计。还有学者认为西方的行政战略已发展成熟,中国的远期战略还需加强,中国以往的行政战略是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筹划,目前中国应该从外部对行政权力进行划界和定位,并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四权分割制衡、权力边界清晰化、公共权力制度化等观点,这为我国的行政战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有学者认为,行政发展战略在行政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各种行政战略的总战略。行政发展战略是指为了促进行政发展而制定并采取的综合的、整体的、长期的发展谋略和发展规划。要反思和重建中国的行政发展战略,有必要借鉴和厘清西方学者对发展理论的探究所经历的从经济视角到人的视角的转换过程。

另外,有些学者从行政战略实施的起点进行分析,认为行政战略实施要考虑其目标和起点问题,我们以往比较擅长描绘未来的战略目标和宏伟蓝图,对战略起点关注不多。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起点在于尊重个人意志和承认个人利益,所以必然从理论上、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上对公权力进行具体限制,这对我国的实行战略管理具有很重大的借鉴意义。

还有学者从和谐社会构建的角度阐释我国的战略定位问题,认为构建以融合主义为特征的政民关系是我国的现实选择。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传统体制下的权力缺乏制约状态没能克服,解决这一难题实现社会和谐的途径便是政府与人民群众融合在一起即融合主义。融合主义的思路能够推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能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

关于行政战略的具体实现机制问题。机制创新是实施行政战略的有效路径。制度、组织、资金、信息、能力等要素的支持,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形成良性运行机制,大大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能。有学者重点分析了行政战略的决策机制,认为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战略体系下的决策机制应该做到改革决策评价监督机制、完善决策民意吸收机制、健全决策公正透明机制、建立决策权责一体机制。也有学者关注更具体的基层政府决策机制问题,认为基层政府的战略设计更为重要,基层政府决策失范负效应更大,更值得关注和研究。还有学者认为行政战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行政战略实施的载体是行政规划,行政规划处于设计行动方案环节,是政府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关于目前我国行政战略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中国行政战略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包括行政战略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规范之间存有偏差、行政战略的制定缺乏足够的动力、行政战略缺乏长远性和全局性、个别行政领导者缺乏战略思维、行政战略执行力度不够等,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主要有行政部门强化民主行政、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引入竞争机制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加强和改善行政监督;转变领导者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具体方式和方法。

关于行政战略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学者提出,在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构建新型行政战略体系。该体系应实现五大转变:树立先进行政理念,实现由“主体中心”到“客体中心”的转变;明确行政战略目标,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扩展行政变革内容,实现由“单项推进”到“全面变革”的转变;规范行政运行机制,实现由“有法不依”到“依法行政”的转变;理清政府行政职责,实现由“无限行政”到“责任行政”的转变。

行政哲学论文范文篇9

被扭曲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有许多敌人。在中世纪,西方国家的宗教弥天盖地,虽有许多大学,但学术仅为神学的婢女,自由更无以安身。二十世纪东西方甚至不约而同地书写了学术屈从于政治、向权势献媚最不光彩的几页:包括海德格尔、施米特在内的一大批学者倒向纳粹政权,李森科的科学专制主义一时甚嚣尘上,冯友兰、周一良“书生意气”为反文化运动加冕……

今天,在中国,学术自由的敌人主要不是高压、专制,而是与官僚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

让我们先来看一则国内某著名大学的简介:

目前拥有部级重点学科6个,省级重点学科22个;部级重点实验室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4个;国家工程技术推广中心1个,省级工程技术推广中心8个;国家基础学科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3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专业74个,博士后流动站9个,硕士点155个,并拥有法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和博士、口腔医学硕士等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这基本上是中国各大学简介的模式,它亮出了各大学引为骄傲的“亮点”,也是各大学一拼高低的本钱,而比这一组组“数字化”的“亮点”——更值得介绍的各大学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原创性成果,反倒不得而知。也许我们还能体会到这些重点学科、基地、硕士博士点、博导、院士、学科评议组成员在中国的意义,却不知道如果去进行国际比较,这些诸如“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指标,是否就是原创性成果的代称。

能否将它们作这样的等同姑且不论,这些重点学科、基地、硕士博士点,还有名目繁多的部级、省部级、校级、院系级研究项目的产生过程就值得认真反思。“审批经济”已成过街老鼠,审批学术、等级学术却愈演愈烈。究其根本,在于大学缺乏自治、行政机关垄断资源、审批方式分配资源的体制。

谁来审批学术

规则很简单,谁掌握资源谁就有权审批学术。请看各类项目、工程、计划、奖励掌握在谁手中——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又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一般自选项目、青年自选项目。

教育部:211工程;985工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高校青年教师奖;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高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高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高等教育部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名师等。还有教育部受托管理的霍英东教育基金、曾宪梓教育基金、邵逸夫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

科技部:863计划(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基础研究计划,如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开发条件建设计划,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如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共五大类,各类又有若干子项。

人事部:博士后流动站;留学回国人员各类资助计划;专业人员资助计划,如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原“百千万人才工程”);政府特殊津贴共四大类。

除各部外,各省、区、市也有许多名目繁多的项目、工程、计划、奖励,直至各级各类协会、学会、大学、院系,层层设立,级级评审,形成审批网络。

这些部门到底共掌握多少学术研究的资源,无法准确统计,但可从下述数字略见一斑:

“973计划”资助额度分A类:3000万元以上;B类:1000万元~3000万元;C类:500万元~1000万元。自1998年启动至2002年,共立项133个,投入数百亿元。

“211工程”在九五期间共投入183亿。

“985工程”从1999-2001年各给清华、北大18亿,将给中国人民大学12亿。

连同上述各项目,政府基本上垄断了学术研究的国内公共资源。

再来看学术成果的生产者,如果他们没有项目,可以准确地说,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对人、财、物概无支配权,绝大多数人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是精神生产的“无产阶级”。

当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自由的学术环境的依赖甚于有形的生产资料,一些传世之作并非“资助”出来的。但既然国家和社会有能力投入,那就要使学术成果的生产者通过其职务自动拥有必要的生产资料,无需再行申请。由于这些部门对学术研究资源的垄断,跑“部”“钱”进一直是大学校长的必修课。

不错,与审批经济相比,在审批学术中学者的参与度要深一些,甚至有时起着决定性作用,但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学者的参与度,而在于审批的广度,尤其是资源支配者通过行政的程序与非程序的掌控。如国家对高校的经费配置模式是:综合定额+专项补贴,后者基本属于非程序性配置,配置与否和数额是高校与政府相关部门博弈的结果。

学术等级多多

审批学术的孪生兄弟是等级学术。等级学术的形成一是由于项目、工程、计划、奖励的审批权最终握在行政机关手中,而行政机关实行的是科层制,项目的等级取决于审批机关的级别;二是由于泛行政化思维,一些非行政机关如大学、学会也把项目、学术成果定级。

等级学术演变至今也蔚为大观:

之一:大学等级,清华北大、985工程大学(10所左右)、211工程大学(共99所)、教育部直属大学、各专业部属大学、省属重点大学、省属大学、地市属大学。大学行政级别从副部级到处级。还有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一般大学之分。

之二:项目等级,部级项目(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字号项目)、省部级项目、地厅级项目、院系级项目(习惯上不称县团级项目)。

之三:学科等级,国家重点学科(现有964个,其中法学15个,分布在9个二级学科8所大学)、省部级重点学科、大学重点学科、一般学科。

之四:学位授权等级,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授予学位的权限不同,权限内容分为:博士学位一级学科、博士学位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学位(专业学位)、学士学位(双学士),还有无权授予学位的大学。

之五:人才等级,这不是指职称等级,而是指各级政府和大学选定的人才级别,如“百千万人才工程”中百千万分别代表部级人才、省部级人才和优秀人才。还有不同计划、奖励入选者也分为不同级别。在教授中,有院士教授和学科评议组成员教授、博导教授、硕导教授、一般教授。还有近年来各大学自己实行的与职务津贴相连的一、二、三级教授制度。

之六:刊物等级,分法不一,多称权威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科学》、《法学研究》)、核心期刊(如各综合性大学学报)、一般期刊。还有所谓部级、省部级、一般刊物;所谓特类、一类、二类、其他类刊物。

之七:论文等级,大体与刊物等级对应,有特类、一类、二类、其他类论文。

之八:课程等级,如教育部精品课程、优秀课程、重点课程、合格课程。

之九:教材等级,教育部组编教材(如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各专业部如司法部组编教材(如“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教材)、其他教材。

之十:奖励等级,部级(如国家自然科学奖、教育部部级教学成果奖)、省部级、校级、院系级。

几乎与学术活动相关的东西都被划定等级,从意识形态上看,这在一个把社会主义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写进宪法数十年的国家的确难以想像,从学术活动的内在性质上看,也是前所未闻。

弊端多多

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的背景深厚,就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具有高度社会动员力的行政体系,但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的规模化并非由来已久,其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今天还大有加剧之势。在90年代前,因为人们对科学教育于兴国的意义体会不深,国家财力有限,对学术活动的投入较少。之后,在这两方面都有较大积极的改观,尤其是“211工程”、“973计划”、“985工程”的提出。

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办成尽量多的事情,如何建一流大学、如何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一直考验着各类决策者尤其是政府的集体智力。但决策者并未形成一套合适的管理和组织模式,而是主要沿袭旧的计划经济和行政指令工作思路:垄断资源、重点建设、层层报批,这一思路是建立在“集中财力一定能出重大成果”的假定之上,加上决策者受“无政绩不升迁”官场规则的硬约束和政绩冲动,因此,大量“计划”、“工程”涌现,便有了从重点大学到211工程、985工程的等级之分。

重点建设思路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在某些经济、科技、教育、军事领域也的确办成了一些大事。但由于这一思路也对社会公平造成巨大损害,如“三农”问题便是社会不公的集中体现,现已逐渐让位于通过市场来平等竞争。

与这一主流倾向相反,在学术领域,重点建设思路仍居统治地位,并且还有强化的趋势,如前述,近十几年科教的增加投入大部分垄断在各级政府和半官方单位手中,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又严重地倾向于少数大学、研究机构和少数人。少数大学不仅得到国家资金的重点支持,还通过国家特别授权如网络远程教育获取更多的利润。国家重点投资和特别授权又增加了这些大学吸纳社会资金的本钱,出于广告效应,企业、其他民间团体对它们厚爱有加,纷纷慷慨捐赠,并设立各种奖学金、奖励基金,国家、企业、个人都争着要“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久而久之形成科教领域的收入、研究经费、工作条件严重的分配不公。

同为大学教授,因在不同的教育部直属大学任职,收入却相差一二倍;极少数教授将官方半官方所有重大奖项尽收名下;有的一流大学用于种草种树的资金就达上亿元。这是弊端之一。

弊端之二是成本巨大。一方面可投入学术的资源有限,另一方面为获取这些有限资源的各种投入又大得惊人。在“程序正义”原则指导下,各种审批定级活动都有较为严格的形式化程序,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每年评审一次,大体程序为:项目负责人申请,大学在院系评审基础上筛选上报,省、区、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签署意见,同行通讯评审,学科评议组评审。有时一个两三万元的项目耗去的项目论证费、各级评审费、通讯费、旅差费、纸张及打印费、公关费差不多占去经费的一半。

在部级项目申请中,申请人及所在单位不计成本几成通例,大家争的是一个名,单位要达标、上台阶、创一流,个人要评职称、评奖或保位子,少有人去关注成果水平本身是否为“部级”。还有专司科研管理的机构,如全国和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各部科研司局、大学科研处,其专职人员每年的工资福利、办公开支,恐与国家每年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相差无几。另外,审批的时间成本更是无法计算,一些名家评了东家审西家,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天知道他们一天半天如何读完十几份每份逾万字的申请书,并划上百个勾。一些主管科研的大学负责人更是常常终日泡在“计划”、“工程”的组织申请、论证、评审、公关之中。

弊端之三是腐蚀学术风气,降低学者人格。以今年博士点评审为例,以往是两年评审一次,大体的程序为:各基层申请,大学评审排序,同行通讯评审,学科评议组评审,国务院学位办审批。由于多种原因,本应去年进行的第九次博士点评审推至今年,又因SARS之故,学科评议组也采取网上评审。申请单位深谙“功夫在诗外”之硬道理,互联网外的公关和争夺早就展开:某些地方大学领导班子集体赴京,行走于京城各评委要人之间;有的大学以学校名义慷慨为重要评委的基金会捐款;在大型学术会议上一些学者偃旗息鼓,生怕出言不逊得罪能影响评审结果的人……

该如何繁荣学术

“集中财力一定能出重大成果”的假定事实上时被证伪,至少在决策者不能拿出详尽的评估报告证实所推行的重大计划、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果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被证伪,在这里也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现在许多工程缺乏科学性、计划性,未有组织深入论证,如“211工程”尚未完成,“985工程”就上马,“高校青年教师奖”本来就是高校最高教师奖,现又有了教育部“名师工程”,它们是何关系,恐怕决策者也说不清。

据悉,教育部已决定,从今年开始启动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包括六项计划、十项举措。

繁荣学术,不在于庞大的政府计划,而在于创造学术自由的条件,只要略为翻检一下那些经典的、为人广泛引征的学术著作,回首一下那些思想家、理论家的成长史,有几多是计划、工程的产物?

姑且不说“屈原放逐,乃作离骚”,我们毕竟不能为了弄出传世之作而有意置学人于苦难之中,人文科学研究的是意义世界,意义世界是个人的世界,事情是否有意义、有何意义,在于个人的内心感受、情绪体验和心灵直觉,它更需要个人心灵的自由。

仅从与社会、政治相关甚紧的法学看,20世纪的名作,如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德沃金的《法律的帝国》、哈贝马斯的《事实与规范》,产生的原因各异,但大概不能说与如此庞大的“繁荣计划”有直接关联。

如何繁荣学术而不是“繁荣”“计划”,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政府能干什么与不能干什么。这的确没有一条公理可循,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规则不一。学术终究是学者的事情,政府能干的主要是建立和维护基本的学术秩序,这包括设定建立学术机构和选任学术人员的标准,处理有关这方面的纠纷;其次是为公立学术机构安排和筹措资金,保证它们的正常运行;再次是制定必要的、宏观的、框架性的发展规划;最后是设立尽可能少而精尖的奖励。这四者的重要性依次递减。

至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题研究、教材编写与使用、学术评价、岗位设置等,统统应交由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自主处理。

大量越俎代庖的政府计划、“工程”应当停止。首先应放弃各种重点工程,如“985工程”、“211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百千万人才工程”。公平竞争是人才成长、重大学术成果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已为各国实践所证明。不可否认各学术机构、学者之间有水平高低之分,但这应是公平竞争所致,而不应是人为评审的结果。现在重点大学的终身制问题严重,我们搞重点建设已有几十年,却未闻哪一所重点大学被取消重点资格。一所大学靠校长的谈判能力从部长那里获取资源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学术机构“组织程度最小化”。与企业重效率,政府重公正不同,学术机构应重自由,自由是学者的工作条件和知识创新的保障。因而,在内部管理上,学术机构不应无限追寻企业和政府的管理和运行方式,也就是要降低组织化、程序化、形式化、数字化的程度,给学者以较大的支配空间,使自己能沉浸于学术创造之中,特别是不要令那些具有内在使命感的人,觉得从事学术是外部程序压迫的结果。

学术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业,创造源于至诚。而现行的各种指标、排名、数量要求、等级规定、审批程序,和为实施这种管理模式而建立的庞大机构:科研处、校级院级学术和学位委员会、各学科组、职称评定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等内部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各部科研司局、省级相关机构,显得过度组织化,学术不能承受如此组织程度之重。

建立符合学术活动性质的学术评价机制。现行的以给人才、成果评定级别为中心的评价制度,错误地套用了物质生产中产品质量定级的标准,没有反映精神活动的特点。

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当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放宽评价的时间尺度和数量标准,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都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三两年一评的奖,时间尺度太短,难以全面反映成果的真正水平,因此,受奖的成果至少应是十年前创作的。对教师的年审制更是不能提高其学术能力。学者出成果有相对长的周期,且不确定,一个人的创作高峰只有那么几个(年),一个人称得上有学术贡献的东西也就是那么几篇,大部分时间处在积累期,不可能按每年几篇、几年一本书的规定来进行创作,即便做到了,多数年份是在“写字”。

二是多采取民间评价、同行评价,尽量减少官方评价,所有评价不要分出部级、省部级,权威级、核心级,不以刊物身份定论文水平。学在民间,民间认同少一些急功近利,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好的作品没有级别同样会流芳百世。

三是适当分别不同学科的性质,应用有所不同的标准。尽管学科统合的趋势在加大,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对界线仍存在,三大科学内部也有差别,每一学科也可大体分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样评价标准在时间、数量、形式上也要略有不同,提出一个哲学命题、破解一字甲骨文恐毕生不能,写出一条立法建议并进行论证,几月几周即可,采用一个标准,如以论文见高低,难以衡量。

四是要特别鼓励,至少不能歧视那些无项目、没有耗费公共资源却产出成果的学者,他们比那些耗费了公共资源才写出文章的人更应受到敬重,而现行的制度把有项目,甚至有什么等级的项目,作为评职、评奖或评岗位的硬条件,而使没有项目的人不能或很难得以晋升,极不合理。

行政哲学论文范文篇10

一、选题中常见的问题

选题得当与否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关系论文的成败。在选题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下列几种:一是选题过大。有的人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写论文,就应该好好论它一番。所以选题很大,如“试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有的初稿洋洋洒洒几万字,仍然没有论述清楚。选题太大是不合适的,小一点,具体一点,把问题讲得清楚一点为好。二是选题过难,即选择的题目难度较大,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有人想在短时间里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难于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应该探讨,但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作长期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三是选题陈旧。选题陈旧,缺乏创新精神,照搬别人的材料和结论,缺乏新意。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提前人没有提出过或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论文的选题最好多选一点与现实生活、当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课题,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新的解释。

二、标题中常见的问题

标题是论文的眼睛,居于全文之首,读者首先看到和关注的是标题,因此标题有“首因效应”,是窥见论文之要点的“窗口”。一些人对标题起“指引内容、吸引读者”的作用认识不足,标题制作功夫不够,常出现以下毛病:

1.标题模糊、不确切。一些论文标题模糊笼统,过于抽象,读者看了标题不知道论文要论述什么,抓不住中心和要领。如:有一篇题为《党的喉舌》的论文,是论述报纸还是论述广播?都不是,作者写的是农村宣传网。像这种含义很不明确的标题必须加以修改,使其含义明确。

2.标题太大。有的论文标题太大,涉及面过宽、过深,也比较复杂,超越了自己的能力水平,短时间内很难完成。有些大题目,论证时面面俱到,但对各方面的论述都不深不透。如《论中国的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艺术原理论》、《论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这类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专著。

3.标题陈旧。别人已写过的题目,自己再写,老生常谈,若无新认识、新角度和新材料,很难写出新意。如,《论改革的必要性》、《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史学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企业的使命》等,如写这类论文,一般与他人已写过的大同小异,使人缺乏新鲜感。

4。标题太长。有的论文标题过长,甚至三四十个字,不仅罗唆累赘,读起来费力,也不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还严重影响论文的美感。

三、观点方面的毛病

确立观点,是论文写作的关键。论文的论点是在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论点的形成,就是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提炼的过程。要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力求正确,有新意,有理有据,这是写好论文的基本前提。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基本观点错误

基本观点是指统帅全篇论文的基本论点或总结论。基本观点错了,其它一切论点、论据都不能成立,整篇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例如,有一篇论文《公有制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通过对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公有制,提出减少公有制的比例。他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混为一谈,否定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提出私有化的主张。这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再如,有一篇论文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原因剖析》,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作者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两概念不加区分,认为“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又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这种对中央集权全盘否定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的。尽管这篇论文在论证、语言等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基本观点有误,全文也就缺乏科学性。

2.观点主观、片面,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

有些论文的观点,作者往往只顾一头,缺少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例如,在研究某些中外古典文学名著时,只讲其民主性精华和艺术上的成就一面,而对作品思想内容方面明显存在的局限却一笔带过。有些论文的观点好走极端,例如,有一篇论文为了说明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提出用“三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这“三铁”是“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这就在批判“铁饭碗”时走了极端,把工人放在被改革的一面。又如,有的论文为了说明农民起义虽不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又根本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中也有调查研究不够,资料不足,即事实论据不充分,或不准确、有水分;有的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想当然、任意夸大或缩小,然后就轻易匆忙地谈看法、下结论。这样的论文,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因而就缺乏科学性。

3.观点不鲜明,重点不突出。

对于文章写作,多次强调要力戒“概括不明”、“判断不恰当”。而有些论文的中心论点提炼不够,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想清楚,抽象概括也不准确,形成观点含糊不清,似是而非,似有若无。如,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的论文,所论述的“多样化”的观点是不明确的,可以作多种理解:后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等等。因此,论点必须十分明确、准确,不使人产生歧义或令人费解。

有的论文过多地叙述工作过程,或选材不严,众多的材料缺乏认真的整理、消化,使中心论点不明显,重点不突出。这种情况在论文中比较多,有的论文似乎成了一份工作总结或汇报,有的是对某一工作的调查报告,而作者自己没有明显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