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研究论文范文10篇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篇1

综合探讨旅游投资问题和对策的文献，普遍认为我国旅游投资存在以下问题：(1)招商引资观念存在误区，单纯倚重地方政府的优惠，忽视投资环境的综合改善；(2)投资结构不合理，20世纪中后期之前主要投资饭店业，使得我国旅游饭店业呈现恶性膨胀的趋势，之后主要以旅游景区景点为投资重点，片面注重游览设施和住宿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对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投资相对不足；(3)投资决策问题，盲目投资现象严重，未进行严格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就匆匆涉足，对旅游投资的期望值过高，重复投资，走老路造成同一种产品遍地开花；(4)资金筹措渠道少，对日益发达的资本市场重视不够。我国尚未建立旅游专业投融资机构，在利用政府间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方面基本处于空白，而世界著名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如坎昆和巴厘岛都利用了世界金融机构和国家间贷款；(5)投资机制存在缺陷，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地方政府采取灵活的政策招商引资这三种机制对于资金短缺问题、投资产品结构和地域机构不平衡的问题存有缺陷，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提出的对策：(1)建立健全旅游投资的引导机制，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政府的引导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构建旅游投资项目的信息平台，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优化投资环境达到较好的招商引资的目的，成功的投资促进是增加投资数量和提高投资质量的重要条件；(2)优化投资结构，东部地区饭店业已出现饱和的状态，中西部地区的饭店业还比较薄弱，饭店投资应向中西部转移，加强旅游景区的投资力度和注重专项旅游产品的发展；(3)凡是旅游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论证，逐步建立专业化的旅游投资咨询公司和专门负责旅游业招商引资的服务机构，对旅游开发项目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并定期指导性的分析报告和信息；(4)拓宽旅游业的投融资渠道，政府主管部门鼓励民营经济和外商企业及股份制经济等经济成分大胆投资旅游业，另外放宽旅游企业上市的条件，筹建旅游发展基金，充分利用资本市场。

这些问题和对策是旅游投资研究中主要内容，其他的研究文献多是就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问题研究

资本逐利的天性，使得投资者会选定能给其带来更多利润空间的区域和项目进行投资。吴铀生就东西部旅游市场空间拓展优势进行了比较，认为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城市密集，地理空间有限，环境污染严重，资本投资与使用效率日趋低下，旅游消费将向西部发生转移，旅游投资的转向既能缓和东南地区过量资本和旅游收益下滑的矛盾，又能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合理空间均衡。陶振华，李晟之分析了西部旅游业的投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改善西部旅游投资。对于投资项目的问题，大家已经意识到饭店业的过度投入造成了恶性膨胀，自从1998年万贯集团收购碧峰霞景区的经营权获得经营成功后，买断景区经营权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我国进入两千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旅游发展，明确要求增加对资源型景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放宽对资源型景区开发项目的审核条件，另外，国家还安排了67.2亿元国债资金进行景区建设，促进景区发展。虽然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然而景区经营权的投资属于风险投资，景区经营权转让属于新生事物，伴随着很多的争议，国家政策也还不健全和完善，外部环境变幻莫测，景区的定位以及市场的需求问题都使得其风险大大增加。

三、投资主体问题研究

旅游业的投资主体，从最初的单纯政府投资转为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我国旅游产业的规模逐步扩大，在产业结构、产业地位等方面均有了明显提高，民营资金大量进入旅游领域。而且，其投资表现出了方式多样化、领域多元化的特征。董艳林，来逢波对民营经济的投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对策研究。认为民营经济普遍拥有经营机制灵活的优势，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宽松的政策环境也使民营经济有了放松的投资机遇。但是民营企业大多是从个体私人企业发展起来的，在管理和观念上存在许多问题，对开发的项目缺乏可行性研究论证，投资项目盲目跟从、雷同，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引导，为投资商做好参谋和服务，为民营经济搭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平台，建立民营经济投资旅游的抗风险机制。

张英以世纪金源集团为例，对大型民营企业投资旅游业驱动力、投资项目选择、投资模式、融资特点、市场定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投资旅游业是旅游业和民营企业获得双赢的途径。其中金源集团融资的做法与传统的民营企业不同，它以北京银行第四股东身份为其获得了金融背景，为以后的融资打下了基础，规避了一般民营企业常会遇到的融资困难。黄郁成等还分析了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投资主体关系，乡村地区资金的稀缺性使得外来投资商可以获得乡村旅游投资的主要收益，而乡村地价较低，往往使乡村居民的投资被边缘化。

四、融资渠道和投资成本问题

总结各城市旅游发展资金充分与不足，可以归纳出一些旅游投资融资的方式。喻江平就对河北省旅游投资融资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到河北省旅游投资项目充分体现了国家、部门、集体、个人、内资、外资一起上的特点，渠道广泛，机制灵活，体制多样。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项目融资、股权置换、建立旅游产业投资基金。黄安在《江西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及对策》中阐述了如何培育旅游企业上市来解决江西旅游资本短缺的问题，宽松的环境，素质好有前景的企业或相关联的企业，懂得经营管理和资本运营的人才这三点是必不可少的。冉恒不仅提到了融资的方式而且还建设性的计算了筹资成本，阐述了筹资成本的风险控制。

五、其他

旅游投资是否能取得投资者的预期设想，为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与其投资决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而正确的投资决策的作出必然需要科学的投资分析，因此旅游投资项目估价研究的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2007年的两篇论文《基于实物期权投资项目估价》和《具有可转换期权特征的旅游项目投资决策分析》分别运用了实物期权理论和期权博弈理论打破了传统旅游投资决策方法的束缚，使决策更加科学化。而作为招商引资的一方则将投资项目产品化，通过各种营销策略来吸引投资商的投资，两者之间的博弈必然会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六、总结

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计划将建设的旅游项目12697个，总投资预计达到17834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占40.5%，中部地区20.59%，西部地区33.34%，东北地区6.01%；十一五期间投资资金的来源政府投入占总投资的18%，国有企业占9%，股份制企业占25%，外资占8%，银行贷款占12%，其他企业投资占28%；从投资流向看，服务业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和旅游业的环境保护投入和景区建设投入将分别占到26.3%和44.74%，这两个数字加起来超过60%，旅游饭店建设投资将缩小到19.0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旅游投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和产品结构都在趋于合理化，十一五期间我国投资的差异将更明显，虽然中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丰富，但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对于特色鲜明的景区深度开发需要进一步加大。而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流向更多的趋向于高档的休闲度假区，高星级饭店，滨海休闲度假和特色主题乐园等的建设，融资渠道需要借助世界金融机构和国家间贷款，这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另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先期验证研究还有待深入，这关系到投资收益能否实现，避免资金和各种资源的浪费，使投资产品和设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以在保证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基础上，实现投资者的利润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钟海生.旅游业的投资需求与对策研究.旅游学刊，2001，(3).

[2]吴铀生.东西部旅游市场空间拓展优势比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9).

[3]李平.我国旅游投资存在的误区及建议.宏观经济研究，2003，(10).

[4]黄安.江西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及对策.江西社会科学，2003，(9).

[5]黄鹂.旅游投资项目的产品化及营销策略.四川大学学报，2004，(5).

[6]吴卫东.论景区经营权投资评估模型的构建.经济师，2005，(2).

[7]来逢波.我国民营经济旅游投资行为探讨.商场现代化，2005，(4).

[8]董艳林.民营资本旅游投资行为引导与规范对策研究.商业研究，2005，(19).

[9]李晟之.西部生态旅游投资与社会发展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6，(1).

[10]张福庆.生态旅游投资重点领域选择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6，(3).

[11]来逢波，张存民.我国旅游投资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特区经济，2006，(4).

[12]喻江平.河北省旅游企业融资探讨.经济论坛，2005，(22).

[13]冉恒.旅游投资的筹资成本研究初探.特区经济，2006，(11).

[14]陶振华，杨克斯.进一步改善西部旅游投资环境商业时代，2006，(34).

[15]张英.大型民营企业投资旅游业实证研究—以世纪金源集团为例.商场现代化，2007，(3).

[16]李宏.论旅游目的地营销框架的构建.决策参考.

[17]苏国梁，吴必虎.旅游土地开发价值与风险分析.商场现代化，2007，(6).

[18]黄郁成，张国平.乡村旅游投资主体关系研究.旅游学刊.

[19]罗铭，杨晓霞.基于实物期权的旅游投资项目估价.商场现代化.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篇2

综合探讨旅游投资问题和对策的文献，普遍认为我国旅游投资存在以下问题：(1)招商引资观念存在误区，单纯倚重地方政府的优惠，忽视投资环境的综合改善；(2)投资结构不合理，20世纪中后期之前主要投资饭店业，使得我国旅游饭店业呈现恶性膨胀的趋势，之后主要以旅游景区景点为投资重点，片面注重游览设施和住宿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对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投资相对不足；(3)投资决策问题，盲目投资现象严重，未进行严格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就匆匆涉足，对旅游投资的期望值过高，重复投资，走老路造成同一种产品遍地开花；(4)资金筹措渠道少，对日益发达的资本市场重视不够。我国尚未建立旅游专业投融资机构，在利用政府间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方面基本处于空白，而世界著名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如坎昆和巴厘岛都利用了世界金融机构和国家间贷款；(5)投资机制存在缺陷，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地方政府采取灵活的政策招商引资这三种机制对于资金短缺问题、投资产品结构和地域机构不平衡的问题存有缺陷，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提出的对策：(1)建立健全旅游投资的引导机制，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政府的引导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构建旅游投资项目的信息平台，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优化投资环境达到较好的招商引资的目的，成功的投资促进是增加投资数量和提高投资质量的重要条件；(2)优化投资结构，东部地区饭店业已出现饱和的状态，中西部地区的饭店业还比较薄弱，饭店投资应向中西部转移，加强旅游景区的投资力度和注重专项旅游产品的发展；(3)凡是旅游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论证，逐步建立专业化的旅游投资咨询公司和专门负责旅游业招商引资的服务机构，对旅游开发项目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并定期指导性的分析报告和信息；(4)拓宽旅游业的投融资渠道，政府主管部门鼓励民营经济和外商企业及股份制经济等经济成分大胆投资旅游业，另外放宽旅游企业上市的条件，筹建旅游发展基金，充分利用资本市场。

这些问题和对策是旅游投资研究中主要内容，其他的研究文献多是就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问题研究

资本逐利的天性，使得投资者会选定能给其带来更多利润空间的区域和项目进行投资。吴铀生就东西部旅游市场空间拓展优势进行了比较，认为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城市密集，地理空间有限，环境污染严重，资本投资与使用效率日趋低下，旅游消费将向西部发生转移，旅游投资的转向既能缓和东南地区过量资本和旅游收益下滑的矛盾，又能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合理空间均衡。陶振华，李晟之分析了西部旅游业的投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改善西部旅游投资。对于投资项目的问题，大家已经意识到饭店业的过度投入造成了恶性膨胀，自从1998年万贯集团收购碧峰霞景区的经营权获得经营成功后，买断景区经营权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我国进入两千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旅游发展，明确要求增加对资源型景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放宽对资源型景区开发项目的审核条件，另外，国家还安排了67.2亿元国债资金进行景区建设，促进景区发展。虽然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然而景区经营权的投资属于风险投资，景区经营权转让属于新生事物，伴随着很多的争议，国家政策也还不健全和完善，外部环境变幻莫测，景区的定位以及市场的需求问题都使得其风险大大增加。

三、投资主体问题研究

旅游业的投资主体，从最初的单纯政府投资转为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我国旅游产业的规模逐步扩大，在产业结构、产业地位等方面均有了明显提高，民营资金大量进入旅游领域。而且，其投资表现出了方式多样化、领域多元化的特征。董艳林，来逢波对民营经济的投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对策研究。认为民营经济普遍拥有经营机制灵活的优势，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宽松的政策环境也使民营经济有了放松的投资机遇。但是民营企业大多是从个体私人企业发展起来的，在管理和观念上存在许多问题，对开发的项目缺乏可行性研究论证，投资项目盲目跟从、雷同，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引导，为投资商做好参谋和服务，为民营经济搭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平台，建立民营经济投资旅游的抗风险机制。

张英以世纪金源集团为例，对大型民营企业投资旅游业驱动力、投资项目选择、投资模式、融资特点、市场定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投资旅游业是旅游业和民营企业获得双赢的途径。其中金源集团融资的做法与传统的民营企业不同，它以北京银行第四股东身份为其获得了金融背景，为以后的融资打下了基础，规避了一般民营企业常会遇到的融资困难。黄郁成等还分析了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投资主体关系，乡村地区资金的稀缺性使得外来投资商可以获得乡村旅游投资的主要收益，而乡村地价较低，往往使乡村居民的投资被边缘化。

四、融资渠道和投资成本问题

总结各城市旅游发展资金充分与不足，可以归纳出一些旅游投资融资的方式。喻江平就对河北省旅游投资融资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到河北省旅游投资项目充分体现了国家、部门、集体、个人、内资、外资一起上的特点，渠道广泛，机制灵活，体制多样。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项目融资、股权置换、建立旅游产业投资基金。黄安在《江西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及对策》中阐述了如何培育旅游企业上市来解决江西旅游资本短缺的问题，宽松的环境，素质好有前景的企业或相关联的企业，懂得经营管理和资本运营的人才这三点是必不可少的。冉恒不仅提到了融资的方式而且还建设性的计算了筹资成本，阐述了筹资成本的风险控制。

五、其他

旅游投资是否能取得投资者的预期设想，为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与其投资决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而正确的投资决策的作出必然需要科学的投资分析，因此旅游投资项目估价研究的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2007年的两篇论文《基于实物期权投资项目估价》和《具有可转换期权特征的旅游项目投资决策分析》分别运用了实物期权理论和期权博弈理论打破了传统旅游投资决策方法的束缚，使决策更加科学化。而作为招商引资的一方则将投资项目产品化，通过各种营销策略来吸引投资商的投资，两者之间的博弈必然会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六、总结

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计划将建设的旅游项目12697个，总投资预计达到17834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占40.5%，中部地区20.59%，西部地区33.34%，东北地区6.01%；十一五期间投资资金的来源政府投入占总投资的18%，国有企业占9%，股份制企业占25%，外资占8%，银行贷款占12%，其他企业投资占28%；从投资流向看，服务业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和旅游业的环境保护投入和景区建设投入将分别占到26.3%和44.74%，这两个数字加起来超过60%，旅游饭店建设投资将缩小到19.0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旅游投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和产品结构都在趋于合理化，十一五期间我国投资的差异将更明显，虽然中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丰富，但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对于特色鲜明的景区深度开发需要进一步加大。而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流向更多的趋向于高档的休闲度假区，高星级饭店，滨海休闲度假和特色主题乐园等的建设，融资渠道需要借助世界金融机构和国家间贷款，这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另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先期验证研究还有待深入，这关系到投资收益能否实现，避免资金和各种资源的浪费，使投资产品和设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以在保证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基础上，实现投资者的利润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钟海生.旅游业的投资需求与对策研究.旅游学刊，2001，(3).

[2]吴铀生.东西部旅游市场空间拓展优势比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9).

[3]李平.我国旅游投资存在的误区及建议.宏观经济研究，2003，(10).

[4]黄安.江西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及对策.江西社会科学，2003，(9).

[5]黄鹂.旅游投资项目的产品化及营销策略.四川大学学报，2004，(5).

[6]吴卫东.论景区经营权投资评估模型的构建.经济师，2005，(2).

[7]来逢波.我国民营经济旅游投资行为探讨.商场现代化，2005，(4).

[8]董艳林.民营资本旅游投资行为引导与规范对策研究.商业研究，2005，(19).

[9]李晟之.西部生态旅游投资与社会发展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6，(1).

[10]张福庆.生态旅游投资重点领域选择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6，(3).

[11]来逢波，张存民.我国旅游投资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特区经济，2006，(4).

[12]喻江平.河北省旅游企业融资探讨.经济论坛，2005，(22).

[13]冉恒.旅游投资的筹资成本研究初探.特区经济，2006，(11).

[14]陶振华，杨克斯.进一步改善西部旅游投资环境商业时代，2006，(34).

[15]张英.大型民营企业投资旅游业实证研究—以世纪金源集团为例.商场现代化，2007，(3).

[16]李宏.论旅游目的地营销框架的构建.决策参考.

[17]苏国梁，吴必虎.旅游土地开发价值与风险分析.商场现代化，2007，(6).

[18]黄郁成，张国平.乡村旅游投资主体关系研究.旅游学刊.

[19]罗铭，杨晓霞.基于实物期权的旅游投资项目估价.商场现代化.

[20]刘立秋，宋占松.具有可转换期权特征的旅游项目投资决策分析.统计与决策，2007，(8).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随着生产要素的多元化，投资的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无论是投资的主体、对象，还是投资的工具、方式等都有了极大的变化。由于投资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投资已经成为每一个企业力图做大做强，扩大规模、增强效益、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企业投资的现状

在企业不断运转过程中，投资和再投资是企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在企业经过一系列筹资活动后，可能积累了不少资金，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来获得最大限度的投资收益呢？要达到上述企业经营理财的目标（即最大限度的投资收益）就必须用全面的整体的眼光来看待投资活动。

投资是指为了获取将来某些不确定的价值而放弃目前一定价值的决策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数量的未来价值。

我国大多企业现状是有了资金想发展，却不善于、不敢于进行投资。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复杂，投资风险越来越大，不少企业难以对投资机会做出理性判断，不敢将资金轻易投出，害怕血本无归。这种现象在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尤为突出。在商品供应充足甚至过剩的经济背景下，激烈的竞争，残酷的优胜劣汰，使这些企业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死死把握住手中的资金，维持自己的主营业务，只求能维持现状就万事大吉。而在国有企业也存在着相同的现状，这固然取决于决策者学识水平、素质胆识和责任心使命感，但更大程度决定于现存社会经济的环境压力、干部考核体制以及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

二、企业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投资无疑是企业变革求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还是像以往那样循规蹈矩，无所作为，其结果必然是走投无路，山穷水尽。除在现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目前，许多企业还存在如下问题,以下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并找出其解决对策。

1、管理方式不当，损失严重

企业投资方式陈旧，融资渠道单一，管理方式落后，监督措施不力，很难发现投资中出现的问题，即使勉强发现也不能及时处理，造成投资失误、投资重复、投资浪费、投资亏损。

原因：不科学的投资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投资管理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投资的体制和机制不顺，管理的制度和办法滞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忽视科学投资战略规划和精确的预算控制，没有严格的风险控制分析和市场应急措施，缺乏必要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等。

对策：实施一种先进的投资管理方法。管理要依法而行，管理要建章健制，形成一套真正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投资管理方法，按照投资建议、可行性论证、投资决策、投出资产处置和销售等环节对投资实施全程控制和监督。健全投资管理机构，完善投资决策机制、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制定严格的投资管理制度。界定关键区域的责权利，既要防止权力重叠，又要避免权力真空。实施必要的责任追究机制和合理奖惩办法，形成齐抓共管之势，产生管理协同效应。力争每一项投资都能做到高起点设计、高标准运行、高效能管理、事前论证民主科学、事中监督及时有效、事后考核评价准确。

2、缺乏市场调研意识

市场调研是系统地收集、分析和报告信息的过程，它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市场调研包括市场调查和营销分析，不仅要有可靠的实地调查数据，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已有的真实材料进行分析。调查显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重视市场调研，缺乏对供需关系的研究，产品设计和制造不能完全针对市场。

原因：有些企业往往没有掌握充足的可靠的信息，因此专门研究规避风险问题，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不做市场调查，或市场调查的方法不当，缺乏科学依据，搜集数据失真，从而导致错误理论，误导企业选项，最终导致决策失误。

对策：企业应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掌握足够的信息。进行市场调查的方法有许多，比如座谈会、街头访问、入户调查、跟踪测试、商店研究、企业研究、二手资料收集等等，每个企业应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采用的方法。

3、投资风险大

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一个企业进行投资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企业的经营者对该企业如何经营而承担的风险，包括对内投资风险和对外投资风险。对内投资风险与其本身经营密切相关，对内投资一旦形成后，其投资风险就包括企业自身可以控制的企业特别风险和自身不可控制的市场风险。而对外风险和本企业的经营没有直接关系，它包括被投资企业的特别风险和市场风险，而这两种风险对投资企业来说都是不可控制的。

原因：一些企业由于人员素质整体不高，管理水平偏低，缺乏驾驭风险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尤其是一些私营中小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没有树立风险意识，投资随意性大，导致其投资项目风险更高。

对策：努力降低投资风险。加强对新产品试制的投资、对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人是企业管理的基本因素，加强人力资源的投资，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另外分散资金投向，降低投资风险，也会起到减少投资损失的作用。

4、投资决策缺乏创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教授说过：“管理的核心问题是经营，经营的核心问题是决策，决策的核心问题是创新。”国外许多企业由于投资善于创新，拥有自己独特的技术或核心竞争力，使比自己大的企业想吃吃不掉。我国的很多企业投资创新意识不够，往往追随比自己大的企业或同行相近企业的投资模式以及投资做法，缺乏创新，不能通过投资培植自己独特的技术或核心竞争力。

原因：决策带有盲目性。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革，实际导致了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企业领导不从本企业所处环境角度研究改革政策措施的性质及其影响，并对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重大投资决策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盲目性。

对策：树立投资决策的创新意识。企业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内不断推陈出新，以不间断的自我积累、产品开发与升级、技术创新，更贴近消费者需求来实现企业的发展。而不是去抢占看来会盈利的非自己经营领域的市场。不知简单的盲从只会使整个市场空间越来越小，面对如潮的外国企业，诺大的市场只能拱手相让。我国的企业也应该吸取国外企业成功的经验，培植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紧紧围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做文章。

5、投资决策者素质低，决策水平不高

在资金不足的困扰下，如何进行投资并能取得良好的收益，对每一个企业投资决策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其因在于投资决策者和财务人员的素质普遍偏低。许多投资者缺乏基本的财务管理知识，有的甚至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何谈进行投资决策与获取投资决策信息的能力。由于有的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弱势，影响了其获取投资决策信息的能力和渠道；不注意财务会计信息的分析处理，许多企业会计核算不够健全，因而，很少深入地分析处理财务报表中存在的问题。

原因：在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程度较高，存在比较熟悉的职业经理市场，对于管理素质的界定、划分和测评都有比较成熟的体系标准，管理者的知识、能力结构相对合理。相比之下我国的职业经理市场刚刚启动，现有的管理者也大多与行政级别挂钩，缺乏相应的市场经济知识，加上管理者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动力和压力较小，造成管理者群体整体素质偏低的现象，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能完全适应改善企业投资管理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需要。

对策：一支优秀的投资管理队伍。随着投资领域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越来越需要一支协同有效的管理者队伍。要有一个好的人力资源战略，培养一批具有新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既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又有投资管理经验和有关财务、金融、审计、税务、法律、管理等专业知识的各方面人才。

6、投资决策程序混乱

投资完全取决于决策者——不管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和董事会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还是中小民营企业老板的个人偏好、经验和知识，缺乏长远发展战略考虑，不经民主决策程序，没有必要的投资论证，盲目投资、意气投资、感情投资、政治投资等现象层出不穷。

原因：不民主的投资决策程序。对于国有企业造成目前这种不民主决策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法人治理结构中一元制下董事会监督权、经营权与决策权混同。

对策：采用一种科学的投资决策程序。建立科学民主的投资决策程序，改变决策者仅仅靠经验、主观判断进行决策的观念和做法，拓展决策者的思维空间，强调企业自主投资过程中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延伸决策者智力和视野，从而使决策者将原先模糊的管理经验和决策程序进行规范化、定量化，最大限度地消除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保证决策的合理化、管理的现代化。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在得到投资信息之后，应避免一言堂的误区，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科学决策。公务员之家

三、企业投资的进一步思考

企业要想永远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壮大，除了要认识到在其投资中的现状、问题及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外，还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应特别重视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企业进入市场以来，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部的情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种风险客观存在。因此企业领导，需根据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快速科学的做出投资决策。尤其是有些行业，由于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固定资产的专用性强，决策一旦失误，损失巨大，因此投资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2、企业投资风险及其控制

由于客观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每一项投资都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投资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可以忽略它们的影响；如果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较大，且足以影响方案的选择，那么就必须对它进行测量并在决策中加以考虑。否则一旦决策失误，其损失将是长远而巨大的。因此企业在投资时必须要经过预测、决策，并对投资项目实施严格的审核与管理，以防范和降低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

3、建立投资退出战略

企业应该对投资项目定期进行分析、排序，慎重部署投资退出机制。

很多企业在投资时往往只考虑日后如何经营，却很少想过如何适时兑现投资，更少想过如何收拾亏损残局。对企业来说，投资总是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企业通过投资、再投资扩大规模后，往往面临着如何退出已有投资的问题。不少企业正是由于没能在投资的进入与退出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因而在市场竞争中陷入被动。

【参考文献】

[1]陈伏辉：企业项目投资决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J].中国科技信息，2007（19）.

[2]闫红霞：浅议我国企业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9）.

[3]马兴元：试论企业投资过程的财务管理[J].会计之友，2006（16）.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文章就近年来散户投资股票所犯的习惯性错误进行梳理分析，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散户朋友十种典型错误，为散户朋友们今后的投资提供一些参考。

近些年来，“炒股”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话题。从2007年10月开始，A股市场一路下行，累计跌幅已超过60%。在日常的股票投资活动中，笔者发现多数散户投资者多多少少都会犯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导致投资损失。在散户投资的众多误区中，笔者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散户朋友的十种典型错误，为散户朋友们今后的投资提供一些参考。

一、买入价本位思想

即无论何时、何种市况，都是以自己的买入价作为卖出或是继续持有的标准。散户朋友们这一错误具体表现为缺乏行之有效的“止赢止损”方法和原则。小赚不跑，小亏不出，大亏认赔，亏了不忍心割肉,放手让亏损持续扩大，这是很多散户投资者容易犯的错误。今年以来，A股市场的大幅下跌，有的投资者甚至自作聪明，为摊薄成本向下买入摊平，结果越套越深。“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割肉的是爷爷”是投资高手总结的经验。割肉一方面是为了保存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就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是综合考虑了资金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买入价本位思想”是散户朋友投资理念狭隘的体现，也是散户投资者易犯的常见错误。

二、持股过于分散或集中

投资过于分散，表面上看起来可以分散风险，但是对于一般的散户来说，其实是一种极其分散精力的行为和一种缺乏信心的表现。我有一位朋友只有7万块钱，持有10只股票。这位朋友以为分散持股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殊不知一匹再大的黑马有再大的力气，也拉不动装着9头瘸驴的车。投资过于集中，只买一只，违背了把“鸡蛋放在同一篮子”一损俱损的教训。乔治.索罗斯说的好：“承担风险无可指责，但同时记住千万不能孤注一掷!”根据笔者的经验，持股适度按股票行业和地域分配比较好，3-6只股票适宜，持仓要讲究立体性，投资和投机结合，短线和中长线结合。

三、依据所谓专家、朋友、小道消息或者是媒体的建议作为买卖的标准

在股票市场，我的经验是不要轻易相信股评专家等人的结论，他们的话只能参考。他们说的涨、跌和你所理解的涨跌不同。大多数情况下一般股民理解的都是短期行为，而证券研究报告说的却是中长期。缺乏主见和自己的投资标准，人云亦云，没有正确判断风险和市场的能力，只能让自己永远停留在业余水平。沃伦.巴菲特说：“风险来自你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正确的做法应如江恩所说：“顺应趋势，花全部的时间研究市场的正确趋势，如果保持一致，利润就会滚滚而来!”成为股市赢家需要建立自己正确的投资哲学与方法，不能有不劳而获的思想。不要把“中国是政策市”等作为不学无术的借口，炒股实战技巧需要反复总结和摸索，不断地深入学习和领悟，才能为炒股赢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买卖时只喜欢限价交易，而不会利用非现价（市价）交易

有的散户往往会因为一、两分钱的便宜而因此误了最佳进入时机，这是典型的“拣芝麻丢西瓜”、“占小便宜吃大亏”的失败投资者。短线投资高手利用信息炒作波段，看准时机，利用市价果断成交，快进快出，往往受益匪浅。当然资历尚浅的散户投资朋友是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的。

五、不敢买正在创新高的股票或板块，而喜欢买处于长期下跌趋势的股票

比如2007年6-10月，有色、煤炭、钢铁等资源型股票天天新高，但很多散户朋友在此类股票面前望而却步。以笔者周边的股票投资者为例，90%的人不会也不敢买那些正在创新高的股票，缺乏赚大钱的气魄和思想。美国人威廉.欧奈尔说：“主流类中的股票，常能涨得惊天动地，但其他平庸个股，连一丝涟漪都不会起！”这类投资者不敢买入高价股，只喜欢买便宜股，他们不知道高价有高价的理由和“强者恒强”的道理。

六、急功近到，不愿长期持有

笔者身边很多散户朋友买卖股票就是典型的T+1，今天买明天卖，追涨杀跌，总想在最短的时间内，不费力气赚大钱。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大多数的散户投资者思维当中。忍耐是一种等待，是庄家酝酿盈利的一种高超手段。很多好股票就是忍出来或捂出来的，对那些优质、成长性好和垄断行业的股票可以有长期投资的思想。万科董事长王石有个朋友叫刘元生，从万科创业起即买入其原始股持有到现在，400万元变为6.32亿元股票。巴菲特的一生中重仓过13只股票，7只股票赚了270亿美金。巴菲特最骄人的业绩是持有《华盛顿邮报》股票30年，股票价值增长128倍。

七、难以克服贪婪之心和不冷静的心态

很多股民朋友将人性的贪婪这一缺点在投资股票时进一步放大，表现得淋漓尽致。典型的是自己的账户资金升值已达20%、50%或更多，但还是不死心，不平仓，挣多了还想再挣更多。跌了甚至到深套以后，从恐惧、谩骂、后悔到连死了的心都有。比如经历2007年5月30日的风暴之后，笔者周边的很多散户朋友的市值大幅缩水，更别说今年以来的大跌，散户朋友跌的面目全非，中间永远不止损。但到现在上证指数2300点，周边散户在恐惧中抛售所有股票，把股票卖在地板价上。反复的追涨杀跌，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最终心灰意冷，以大幅的亏损离场而去。股民朋友炒股投资,就一定要克服人性贪婪和不冷静的心态这两个缺点。

八、不擅长学习和做功课

很多散户朋友喜欢把小道消息和电视上的股评当饭吃，不擅长学习是散户朋友投资股票的大敌。“股票是经济的睛雨表”，制约股票的涨跌因素相当复杂，股票供求、通货膨胀率、国内外的政治、军事、经济、自然等因素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股票的升降。这要求散户投资者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学习，不断进步，做好功课。投资总有失误甚至犯错误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懂得怎样在失败当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不要让同样的错误多次发生。“成功的方法在于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弱点变成长处”。投资的成功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美国投资大师杰姆.罗杰斯说：“决定命运的不是股票市场，也不是上市公司本身，而是投资者本人的学习、经验和判断”。

九、对股市缺乏基本的判断和信念

如很多朋友毫无道理的笃信大盘暴跌时，政府一定会出面救市；奥运会前股票一定涨；市盈率低的股票就是好股票；ST股票绝对不能买等等。把这些无稽之谈当成投资宝典，其实是误入歧途而毁己不倦。股票的投资经验需要时间积累和总结，或者前辈们反复总结出来的精华散户朋友可以借鉴和参考（仅此而已），如买进有信心、持股要耐心、卖股靠决心；短线炒消息，中线炒题材，长线炒业绩；买股要慢，卖股要快，持股要稳。不要在大涨后追高买进，不要在大跌后低位杀出；不要在利好公布后买进，不要在利空公布后卖出，不要买进有明显缺陷的股票等等，这些都是股民高手朋友们结合中国股市特点总结出来的精华，散户朋友当可以学习和引以为鉴。

十、心态不正，不够平常心

赚了嫌少，后悔自己没有在股市高点获利了结；亏了闷闷不乐，不敢坦然面对和接受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在股市投资，这些朋友是以健康受损和心灵受折磨为代价来投资的。不论盈亏，“知足者常乐，而贪婪者常悲”。炒股要有平常心，要有纯净的境界，证监会尚主席说的好，炒股要三闲：闲钱、闲时间和闲心态，这是散户投资者投资股票的一个真理。

在股票投资的误区中，以上十点是散户最容易犯的错误。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于想靠炒股致富的散户朋友来说，如果不注意克服以上十种错误，则对炒股非常不利。实际上，我们要通过炒股发现自己的人性缺点，然后逐一克服，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这样我们的炒股水平和生活质量才会大大提高，财源就会滚滚而来。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违法行为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公务员之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公务员之家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论文网]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控制股东外部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

国外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定企业是由投资项目及其产生的现金流组成的，并将企业发行的证券作为对现金流的要求权。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经理并不会主动将现金流还给投资者，他们会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使用这些资源。Jensen和Meckling同时也指出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而在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发现了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控制股东和外部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之后，大量文献提供了关于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剥削外部少数股东的证据。这些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者之间契约的不完全性（Hart，1995）。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投资者之间冲突的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这是构造有效地解决冲突的治理机制的前提，对于设计有效的治理结构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评价了国内外关于投资者利益冲突的现有研究，同时指出了投资者利益冲突方面未来的研究方向。

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大股东的普遍存在性及原因

虽然Berle和Means（1932）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洞察到了现代股份公司中由于公司股权的分散将导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却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比较弱的多数国家的大公司里，基本的问题并不是外部投资者与经理之间的冲突，而是外部投资者与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

大股东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控制股东有两项来自股权集中的收益。

1.共享收益。这是指来自大股东监督下的公司效率的提高。如Sheleifer和Vishny（1986）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大股东可克服分散股东的搭便车问题，从而有激励和能力对经理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提高了公司的业绩。但Burkart、Gromb和Panunzi（1997）则认为分散所有权和经理裁量虽然有收益，但也有成本，大的控制股东的存在构成了一个事前的剥削威胁，降低了经理事前进行企业专用投资的激励。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基本上还是支持了股权集中的收益，如大股东的形成与超额股票价格上升相关（如Mikkelson和Ruback，1985），以及大宗股份交易与超额股票价格上升相关等（Barclay和Holderness，1991，1992）。

2.控制的私有收益。Barclay和Holderness（1989）通过研究大宗普通股交易的价格为控制的私有收益提供了系统的证据。后续的很多研究也为私有收益提供了证据，如Mikelson和Regassa（1991）、Chang和Mayer（1995）、Nicodano和Sembenelli（2000）等。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中大的控制股东存在的普遍性，我国学者马忠、陈勉（2005）以1998－2003年252起大宗股权转让协议为样本，发现我国的控制权私利规模达到公司净资产的19％，且控制权转让后一年内公司的管理层发生变更的交易比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的溢价要高出30.6％，说明控制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越大，控制权私利越高。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大小与其私利规模呈显著的U型关系，当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较小时，随着其控制力的上升，私利下降，说明此时控股股东的监督动机将占主导；当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较大时，随着其控制力的上升，私利呈加速上升，说明此时控股股东攫取私利的动机占主导。

（二）冲突的表现形式

虽然控制所独享的成就感等私有收益未必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Holderness，2003），但大部分私有收益的享受还是与外部股东的利益相互冲突的。控制股东会利用自身的控制权来通过多种形式获得私有收益。典型的形式为Johnson、La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2000）定义的“掏空行为”，即资产和利润的转移。此外，控制股东也会利用金字塔和二类股份结构以关联交易、股利支付、现金盘剥、并购重组、股权再融资和利用控制权力在企业中安插不胜任的亲属担任高管等方式来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1.对公司的控制使控制股东拥有了选择高管的权力。Burkart、Panunzi和Shleifer(2003)建立模型表明，即使外部的专业经理人比家族控制股东的继承人能更好地管理企业，但家族控制股东仍有可能将其继承人选任为企业经理。美国的研究证据表明家族CEO有更大的侵占动机，更可能作出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这方面的研究包括Johnson、Nagarajan和Newman(1985)发现创始CEO的突然死亡的股票市场反应显著为正；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发现家族成员经营的企业的托宾q显著更低；Volpin（2002）发现意大利家族控制企业高管更换对托宾q的敏感性显著更低。

2.对于关联交易，国外少有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国内关联交易盛行，因此激发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秦茜（2003）发现，控制股东利用各种关联交易在配股前对上市公司“输血”，配股后“抽血”的现象很普遍。刘建民、刘星（2004）则利用2001－2003年的关联交易数据分析发现，关联交易量与国有股比例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流通股比例成负相关。同时，企业为获得再融资资格，会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陈晓、陆韩鸣（2004）以1987－2002年171起关联交易为样本，分析表明资产转入的目的是为了以劣质资产偿还债务，而资产转出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盈余管理；新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影响很大；资产转入的公司的业绩下滑比较明显，而资产转出的公司的业绩变化不明显。陈晓、王琨（2005）则利用1998－2002年间关联交易为样本，分析发现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但持股比例超过10％的控股股东数目的增加会降低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和概率，表明了其他大股东有制衡作用。

3.对于股利支付，LLSV（2000）发现股利支付是强股东保护的结果。Faccio、Lang和Young（2001）将股利支付与否作为剥削的证据。吕长江、周县华（2004）认为大股东与股利支付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利益攫取假设和支付资本使用代价（降低成本）假设，他们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符合支付资本使用代价（降低成本）假说，而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则符合利益攫取假说。

李婉丽、贾钢（2005）以2000－2001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表明控股股东将现金股利作为利益转移的方式之一，控股股东控股优势越大，公司派现意愿越强、派现水平也越高；派现意愿与公司上市年限和上市配股概率显著负相关，而与成长机会不相关；此外，债务和股权制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种利用派现实施的利益转移行为。

4.对于盘剥现金，Pinkowitz，Stulz和Williamson（2003）发现弱保护国家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以为今后的“隧道挖掘”做好充分的准备。张人骥、刘春江（2005）使用2000年上市公司样本分析发现，外部股东保护相对好的情况下，现金持有量相对比较小。李增泉、王志伟和孙铮（2004）从资金占用的角度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掏空行为的证据。

张鸣和王俊秋（2005）以我国2001－2002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大股东性质及持股比例确实对其资金占用行为产生影响；上市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在大股东单位兼职时，强化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便利了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大股东资金占用直接导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下降。姜国华和岳衡（2005）发现，在我国，虽然资金占用的“效率交易说”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更有可能是控股股东攫取私有收益、掠夺中小股东的工具。

5.控制股东也通过并购来榨取私有收益。李增泉、余谦、王晓坤（2004）以1998－2001年间发生的416起上市公司收购兼并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分析发现，当公司具有配股或避亏动机时进行的并购活动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公司的业绩，而无保资格之忧的企业利用收购行为掏空资产，损害公司的价值。贺建刚、刘峰（2004）以1998－2001年间的重大资产收购关联交易行为为样本，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从市场反应角度检验，大股东确实通过向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其次，这种利益输送行为与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当股权集中度高或分散时，大股东的利益输送动机较弱、只有当大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能够实质性地控制该公司并且现金流权较低时，大股东才存在通过向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动机，这种发现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效应（entrenchmenteffect)和趋同效应（alignmenteffect）是一致的。龚凯颂、黎德坚（2005）以2001－2002年间发生的资产收购为研究对象，发现一股独大的公司更倾向于收购第一大股东的资产，同时这种资产收购行为有显著为负的市场反应。

此外，薛爽（2005）以电广传媒大股东以股票抵偿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为例，研究了在以股抵债方案设计中的定价问题、对流通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影响、对流通股股东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以股抵债目标的可行性。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以股抵债方案中，过高的定价损害了流通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方案中的保护性安排并未起到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作用。以股抵债目标也缺乏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以股抵债不仅不能改善公司治理，还可能成为大股东套现的合法途径。张祥建和徐晋（2005）基于大股东控制权隐性收益的视角，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并认为股权再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可以通过“隧道行为”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文章以1998-2002年的配股公司为样本，分别从投资效率、大股东资源侵占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价值效应三个方面考察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结果表明股权再融资之后大股东通过各种“掏空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收益。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冲突的产生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资产替代问题，他们认为当公司的投资项目有高收益时，股东得到大部分收益，但当公司的投资项目失败时，股东只负有限责任，而债权人则承担了项目失败的大部分不利后果。因此，股东有投资于高风险甚至净现值为负的项目的动机。理性的债权人会预期到股东的这种动机，并要求较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一种成本。Galai和Masulis（1976）也有类似的结论。

而Myers（1977）则提出了投资不足问题，认为股东承担了公司投资的全部成本，但分享的净收益只能是债权人索取后的部分，而且负债越高，则股东得到的剩余部分越低，因此股东对正净现值项目没有足够的投资激励。理性的债权人会预期到股东的这种动机，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

Gavish和Kalay（1983）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资产替代行为会随着负债比例的增加而增加。Prowse（1990）对日本和美国的对比研究发现，美国上市公司通过降低资产负债率来减轻由资产替代行为导致的问题，而日本公司中由于金融机构投资者不仅是大股东而且也是大债权人，因此减轻了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

而Bagnani、Milonas、Saunders和Travlos（1994）发现随着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上升，资产替代行为先上升后下降。Esty（1997）针对美国互助基金行业的研究发现，剩余索取权和固定索取权的分离增加了资产替代行为。Parrino和Weisbach（1999）采用蒙特卡罗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了这些冲突的大小，发现这种冲突导致的扭曲（包括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随着债务水平递增。

在我国，江伟（2004）、童盼和陆正飞（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有严重的资产替代问题。江伟、沈艺峰（2005）则进一步发现证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程度与其持股比例之间的倒“N”型关系，企业投资机会与资产替代行为成反比以及生产经营单位控制比非生产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更严重。

Watts和Zimmerman（1986）认为债权人会通过债务协议来施加各种限制，以防止股东的财富转移行为，比如对借款企业的兼并等投资活动和资产处置的限制、对股利发放的限制、以及对增加更具优先权的债务的限制，实际上也相当于认为借款人企业主要通过这些途径进行财富转移。

（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进行资产替代的第一种方式为并购和剥离，Jensen和Ruback(1982)在有关公司控制市场的综述中就提出了关于收购的收益来源的问题，认为该问题是当时研究的一个方向。其实，文献中普遍发现的收购方股东的收益的其中一个来源可能就是收购过程中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了股东。

Parrino（1997）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剥离导致了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了股东。Maxwell，和Rao（2002）认为剥离导致集中度上升，这导致了企业风险上升，导致了财富从债券持有人转移到股东，经验研究支持了该假设。Billet、King和Mauer（2004）使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并购样本检验了并购对目标公司和收购公司的债券持有人的财富效应，研究发现，与协保效应（coinsuranceeffect）一致，低投资级的目标公司债券有显著为正的宣告期回报。而收购企业债券则有显著为负的宣告回报。

此外，当目标公司债券评级低于收购企业的债券评级时，以及当合并预期降低目标企业风险或杠杆时，或目标企业的债券的到期期限短于收购企业债券时，目标企业的债券有更高的正回报。

股东也利用股利发放和回购股份进行财富的转移。Handjinicolaou和Kalay（1984）检验了股利的信息含量假设和财富再分配假设，发现证据支持了信息含量假设。而Dhillon和Johnson（1994）检验了股票和债券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发现对股利上升的宣告有正的股票价格反应，这种现象有两个解释，一个为财富从债券持有人转移给了股东，另一个则是信息含量假设，文章给出的证据支持财富再分配假设，发现了债券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与股票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相反，但也不排除信息含量假设。Maxwell和Stephens（2003）发现了与回购的信号和财富再分配假设一致的证据，债券持有人的损失是回购规模和企业债务风险的一个函数，文章同时也发现，在回购项目宣告时，债券评级被降级的可能性是被升级的可能性的两倍。

此外，有学者研究了家族控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问题。Anderson、Mansi和Reeb（2003）发现，创始家族控制的企业债务成本低，也就是说，创始家族控制的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要低，作者解释为家族声誉的作用。

关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表现形式在国内研究还远未成形。

结论

在我国，虽然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文献，但对于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很多冲突仍没有深入研究，如家族大股东是否利用控制权安插不胜任的管理人员，国有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私有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外资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有何不同，以及上述一些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否确实降低了企业的整体价值仍是研究上的空白。

同时，国内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投资不足问题即使在国际上也尚无成形的研究，鉴于债务融资是我国企业非常重要的资本来源，现阶段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我国应当大力提倡。

参考文献：

1.陈晓，王琨.关联交易、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改革.经济研究，2005（4）

2.江伟,沈艺峰.大股东控制、资产替代与债权人保护.财经研究,2005(12)

3.刘建民,刘星.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与非公平关联交易实证研究.南开实证会议论文,2004

4.李婉丽,贾钢.派现行为下的控股股东利益转移问题分析.会计学会会议论文,2005

5.李增泉,余谦,王晓坤.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研究.公司财务研讨会,2005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篇7

一、日本企业遭遇的美国投资安全壁垒

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热潮让美国感受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于是，设置了针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壁垒，并以相关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1988年，参议员埃克森和弗罗里奥提出的制止外国投资对美国企业并购的法案，即《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授权美国总统根据国家安全需要调查和制止外国对美国企业的并购，这项法案成为美国对外国投资设置国家安全壁垒的基础。国家安全壁垒体现为执行该法案过程中复杂而耗时的安全审查，这一方面通过审查将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外国投资拒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通过复杂的审查程序迫使不堪重负的外国投资者主动撤出并购。根据《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该法案的执行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CFIUS)，CFIUS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分为申报、初审、调查和总统决定四个步骤。申报分为自愿申报和机构通报两种方式。自愿申报指并购交易一方或多方以书面形式向CFIUS提交并购的详细情况。机构通报指CFIUS的任何成员机构根据可获得的事实有理由相信该并购交易属于《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的调整范围，且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都可将这一交易报告给CFIUS。初审的主要内容是：该交易是否造成外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控制；是否有足够和恰当的权力来保护国家安全。如果有任何一个或几个机构认为该并购交易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则应进一步进行为期45天的正式调查。在调查过程中，CFIUS会进一步对该交易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进行审查，并向总统建议。CFIUS在确定外国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国防需要的国内生产；国内产业满足国防需求的能力；外国企业对美国国内产业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及其对美国满足国家安全需求能力的影响；交易对支持恐怖主义或扩散导弹技术或生化武器的国家出售军事物质、设备、技术的潜在影响；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领域里的技术领先地位的潜在影响。总统在收到CFIUS的报告后，考虑并购涉及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后，在调查结束15天内宣布决定。总统有权对属于《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调整范围的并购交易做出暂停或禁止的决定。

二、日本企业打破美国投资安全壁垒的经验

为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壁垒，日本企业实施各种策略以突破美国的安全壁垒并被美国社会接纳，日本企业的主要做法和经验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首先，日本企业纷纷建立或扩大驻华盛顿的代表机构，营造更加积极的形象。日本企业通过与智库、记者和前政府官员等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塑造华盛顿对来自日本投资的主流意见。其次，日本企业为相关研究提供赞助和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华盛顿的各个智库就开始举办有关日本投资的各种论坛，发表证明日本投资对美国经济有益的研究报告。日本企业频频向这些智库的学术活动提供资金赞助，或与这些学者在研究上进行合作。

(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首先，在美投资的日本企业经常聘用美国人担任高层管理人员。美国经济分析局2002年发表的报告称，日本企业在美国创造的工作岗位已超过83.4万个，仅本田汽车公司一家就雇用超过2.75万名美国人，这些人每年的工资额达16.9亿美元。其次，日本企业还从美国生产商那里大量采购。自1982年以来，本田汽车公司的美国供应商数量从40家增加到550多家，丰田汽车公司从北美供应商那里采购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已超过110亿美元。日本企业创造的这些就业机会和采购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三)寻求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首先，日本企业努力将自己融入到美国的生活中。遵循“在你出售产品的地方从事生产”这一格言，日本企业成功缓解了那种认为它们在美投资只是为了给从日本进口产品开辟销售渠道的担忧，它们对当地的投资赢得了当地政府的好感。如，丰田汽车公司2001年在西弗吉尼亚州建成的工厂成为在日本以外首家生产自动传动装置的工厂，它还投资2.2亿美元在阿拉巴马州兴建V8发动机工厂。阿拉巴马州州长认为，丰田公司投资的项目为阿拉巴马的家庭提供了改善生活质量的希望和梦想。其次，日本企业积极寻求当地民众支持。丰田汽车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开设的工厂向当地的基金会捐赠了50多万美元。索尼公司则与加利福尼亚州的卡尔沃城市学校合作，提供新的教学设备并对当地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培训。索尼公司的员工还在当地学校从事义务劳动。在美国各地，日本企业向各类地方机构捐助上千万美元，积极为地方建设贡献力量。日本企业通过培养社区支持力量，取悦当地政治家，拓宽了投资渠道。三、日本经验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就像当年对日本一样，如今的美国各界对我国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两国间的巨大贸易逆差及国家安全问题感到忧心。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我国企业而言，日本企业打破美国投资安全壁垒的经验值得借鉴。我国企业跨越美国国家安全壁垒可采取以下策略：

(一)采取渗透和融合的方式突破安全壁垒。日本应对美国安全壁垒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渗透”和“融合”。有鉴于此，我国企业应从以下三方面来突破在美国投资的安全壁垒：首先，加强国际公关和宣传，渗透和引导主流舆论，树立友好形象。在美投资的中国企业多为国企，并热衷于收购能源等战略性资产，政府背景和敏感行业常常让美国政府怀疑，中国企业投资的目的到底是从商业利益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如果不及时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将会招致安全审查。2005年中海油竞购尤尼科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炒作它的中国政府背景和敏感行业而引发的政治风波。2007年6月，来华访问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金米特指出，中海油并购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中海油没有事先向美国国会宣传其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以及中国能源行业的开放程度。他建议中国企业在并购美国企业之前要充分做好与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官员、美国国会议员及州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的交流，为并购打下政治基础。美国政府一直担心中国企业可能被用来为间谍活动做掩护。只要五角大楼仍然认为中国可疑，外国投资委员会就会从中国军事威胁的角度来审查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收购。因此，中国企业应效仿日本企业加强国际公关的做法，采取多种形式与美国舆论界合作，淡化“中国威胁论”，积极营造中国投资对美国经济有益的政治氛围和友好形象，引导和宣传对中国有利的主流舆论。其次，加强与美国经济的融合，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中国企业要想成功进入美国市场，还需要处理好可能引起的政界反对声浪，如果不能给当地经济带来好处则很难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因此，中国企业需要表明态度，承诺要为当地提供工作机会、遵守美国法律法规、做一名好雇主。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时可大量雇佣当地美国人，为当地提供工作机会，从当地厂商采购货物，将自己融合到当地经济中，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而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缓解那种认为中国在美投资只是为获取战略资源和给中国产品开辟销售渠道的担忧。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只有与当地经济融为一体，才可能被接受和支持。最后，增强与美国社会的融合，寻求当地政府、公众和舆论支持。中国企业应通过投资来加深与当地政治家的关系，培养社区的支持力量，从各方面融入当地社会，寻求公众和舆论的支持。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篇8

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国民经济运行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稳定社会、保障民众、资金融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保险业目前实行超常规发展，困扰其发展的瓶颈即投资问题.在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放宽后引起的效益问题、风险问题、资源有效配置等问题，对保险业的长期运营和社会稳定将产生深刻影响，应引起关注和重视。

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现状

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的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有以下特点：

1.投资渠道狭窄，满足不了保费快速增长的需求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3年底，各保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8739亿元，其中：银行存款为4550亿元，占52.06%；购买国债1400亿元，占16.1%；购买金融债券占9.48%；购买投资基金占5.23%；其他投资占17.13%。保险公司持有的企业债券已占债券总量的一半，持有的证券投资基金占封闭式基金的26.3%，保险公司正逐步成为资本市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

2.投资收益降低，形成较大的利差损

保险资金投资收益逐年下降，2001年度为4.3%，2002年度为3.14%，与以前年度保单预定分红率5%、6%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利差损。保守估计，保险公司以前年度累计利差损高达数百亿元，已成为企业经营的历史包袱，制约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3.经营方式粗放

目前，保险投资还处在粗放经营阶段，面对庞大的经营资产，没有形成成熟的管理思想，凭经验投资，靠天吃饭的情况比较普遍。国外比较普遍运用的资产负债管理、投资组合理论在国内保险投资领域还处在探讨、摸索阶段，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为空白，没有避险工具，在股票市场对保险投资开放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粗放经营的结果是投资收益呈现大幅波动，不断走低。首先是保险公司收益下降，有些公司甚至出现亏损，引起股东不满，股东信心下降，对公司长期经营会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客户也不满意，因为投资收益下降，造成投资连结保险客户账面价值降低，甚至出现较大亏损，购买分红产品的客户分不到预期红利，出现部分客户投诉保险公司误导的情况；第三，由于保险公司效益下降，出于成本考虑，将会减少为客户提供附加价值服务，对客户服务的深度、广度和质量也会降低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将造成不好的结果，既影响保险公司的信誉，对保险行业也是一种伤害，甚至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使保险失去保障民众、造福社会的作用。

二、国外投资趋势

1.发展趋势

国外保险企业发展的趋势之一是规模大型化、经营集团化，充分发挥资本并购、投资的积极作用，走上快速成长之路。1998年，美国花旗银行和大型保险公司旅行者集团合并，成立新花旗集团，服务范围涉及商业银行、保险、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基金等金融业务；1999年，德意志银行收购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形成了超大型金融集团；1999年，日本富士银行、兴业银行和第一劝业银行合并，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2000年，大通曼哈顿公司收购J．P摩根，成立摩根—大通公司等。欧洲发达国家的金融企业购并潮此起彼伏，特别是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实施，促进了金融的混业经营，形成了全球金融系统中具有重大影响的超大型跨国金融集团。保险业在这种繁荣的大背景下，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2.盈利模式

国外保险业经营、承保利润越来越低，而资金运用投资收益稳定，已成为保险企业弥补承保亏损、产生利润的主要来源。例如在1975年-1992年间，美国、英国和瑞士三国的承保盈利率在—8%左右，而综合盈利率还分别达到5.8%、4.5%和3%。在1996年-1999年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承保亏损率分别为6.5%、5.7%、7.9%、8.3%、14.1%，而由于投资收益率分别为7%、8.3%、9%、5.8%、7.8%，从而保证了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

从传统的承保盈利模式向投资盈利模式的转变，标志着保险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涌现，使金融投资具有广阔的选择范围。新经济浪潮的出现，特别是IT技术快速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各种金融工具之间的转换更加便利。保险业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实行管理创新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保险投资的作业方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国外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对国内保险业的发展方向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我国保险投资方式的创新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促进了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对保险投资将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支持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资本市场、提高人市比例，以机构投资者的身份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明确了保险资金运用主渠道、经营方式和市场地位。

资本市场以其高流动、高收益、高风险的特性吸引了大量资金参与，融通大量资金支持了社会各产业的发展，同时为市场流通资金提供了盈利机会。保险投资深度参与资本市场，与其产生交互相关性，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如此，国内新兴的资本市场亦然。保险资金投资渠道放宽后，经营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以下几方面将成为重点选择：

1.股票投资

截至2003年末，国内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1285家，数量逐年增加。目前，香港部分银行开通了人民币业务，在内地资金投资香港股市的政策明确后，保险资金还可以投资香港股市。股票市场容量扩大，投资品种增多，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对股票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

在国外，股票是保险资金重要的选择。在日本、欧洲等国家，股票投资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20%-30%，在美国甚止占保险公司总资产的50%，由此可见，股票市场是保险资金重要的投资场所，保险资金促进了股票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经济效益，不断创造社会财富。

2.直接投资

按《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不能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其他企业。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国外保险集团迅速进入我国保险市场，对我国保险业单一经营的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我国保险公司目前正在经营转型，保险资金的直接投资有了很快的发展。保险公司转型方向有两个方面：一种是建立保险、证券、银行、信托等功能齐全的金融控股公司，发挥全能金融集团的规模优势、范围优势，占领市场份额，以规模求效益、保数量促质量，如中国人寿、平安保险等建立了集团公司，部分发展迅速的保险公司也正在积极申请组建保险集团，拓展经营范围，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提高；另一种是建立专业化的保险公司，利用专业优势，在行业细分市场上深耕细作，扩大其局部优势，如中国再保险集团等。保险公司在集团化经营时，要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练好内功，在集团内部建立产险、寿险、健康险等门类齐全的保险子公司，并迅速扩充市场广度、充分挖掘市场深度，把保险根基打牢，这是与其他金融企业、国外保险集团竞争的基础。在保险业务没做好的情况下，盲目建立综合性集团，有舍本逐末之忧，根基不牢，难成大事，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二是要充分利用其他竞争企业的资源和优势，在共同发展中求得保险业更快的发展。如各保险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思路是对的，但要注意充分发挥基金、证券公司、银行的委托理财作用。特别是基金公司，有长期经营的理念，有专业的市场、行业研究人员，有素质较高的基金经理，在2004年一季度的股市行情中，部分基金获得了10%，甚至是20%以上的收益率。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基金公司的专业优势，委托经营良好的基金公司进行理财。

四、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保险公司经营目标、经营方式的转变，给保险资金运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的扩大，在提高效益的同时，也会出现相关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营创新

经营创新表现在经营思路、投资工具创新。在保险集团内部，资金运用要制订长期的经营目标，避免短期行为。一是保险是我国重点发展的金融服务业，国家支持其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二是保险资金以10年期、20年期的长期资金居多，从资金的性质来看，也要求保险公司资金以长期投资为主。

要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保险公司内部要调整相应的政策，如考核、评价政策等。目前，多数保险公司的考核、评价以短期考核为主，以一时一事的成败论英雄，严重束缚了保险投资人员的经营思想，使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去长期经营。从保险涉及的社会公众来说，也应有长期经营思想，不要看到投资账户盈利就眉飞色舞，亏损了就不肯善罢甘休。其实保险投资也存在经营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会有比较好的盈利机会与前景。保险资金长期经营对保险公司、社会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有利。

投资工具创新是指针对新型的投资品种，选择合理的证券、资产组合，完成获取收益与控制风险的过程。由于保险公司不能直接投资保险业以外的企业，研究项目投资信托化就显得很有必要，如电力、高速公路、城市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项目，收益稳定、风险较小，非常适合保险资金投资。保险资金不能进行这些项目的股权投资，但如将资产证券化，变成一个个信托产品，保险资金就可购买。诸如此类的金融创新不仅可以解决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也开辟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

2.资本经营

行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业内公司不断设立、消亡、兼并与资产重组的历程。我国保险业发展至今，各保险公司发展不平衡，在业务规模、资产质量、经济效益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本身存在兼并冲动。国外金融集团的进入，加快了兼并与重组的步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险业的兼并风起云涌，造成了德国安联、荷兰ING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出现。我国保险业做大做强有两个标准，一是保险市场规模足够大，有很大的容量，在金融领域甚至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有较大的影响；二是保险集团公司的规模足够大，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巨无霸”，积极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竞争，融人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进程。从发展的眼光看，规模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要保证竞争优势，规模也是必须的。可以说保险业的兼并与重组是大势所趋，是发展的必然。

保险业的兼并与重组的过程，也是锤炼保险投资能力的过程。保险投资除了有短期获利能力外，出色的资本经营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资本市场的风风雨雨，更多的是股权的争夺与丧失，资本在流通中变化，在变化中寻求增值机会。保险资本同样具有逐利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风险性，这是保险资金投资时需面对的客观现实。

3.风险控制

保险行业本来就是集聚风险、分散风险的，转移风险、控制风险是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投资作为风险高发区，对风险的控制就显得尤其重要。保险投资风险控制程序分为风险预防、风险识别、风险发生、风险消除等。风险预防首先要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投资品种进行指标评价，如设置证券购买的最大数量、最高价格等，进行诸如威廉指数、乘离率、AR指标等相关的技术指标分析，对风险进行跟踪监控，预防风险发生。尽管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投资品种有数量监督、金额管制，那是监管性约束，是不能违反的，但企业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风险控制金额，一旦超过，便是高风险区，必须降低仓位，作减压处理。其他指标的控制也应做类似处置。

债券在保险投资中占有的比例较高，到2003年末，国内保险公司对国债和金融债的投资金额已达到2230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总额的25.43%。2003年，交易所市场22只国债现券中，只有12只的年回报率为正数。2003年最后4个月内，绝大多数参与国债交易的机构都难逃赔钱的厄运。从票面上粗略计算，全行业的损失金额应在400亿元—500亿元之间。

保险资金参与国债交易，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保险公司应进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回避风险。2004年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为金融产品创新和利率风险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保险公司具有高超的利率风险管理水平，不仅能减少损失，还能为保险赚取可观的收益。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篇9

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热潮让美国感受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于是，设置了针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壁垒，并以相关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1988年，参议员埃克森和弗罗里奥提出的制止外国投资对美国企业并购的法案，即《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授权美国总统根据国家安全需要调查和制止外国对美国企业的并购，这项法案成为美国对外国投资设置国家安全壁垒的基础。国家安全壁垒体现为执行该法案过程中复杂而耗时的安全审查，这一方面通过审查将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外国投资拒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通过复杂的审查程序迫使不堪重负的外国投资者主动撤出并购。根据《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该法案的执行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CFIUS)，CFIUS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分为申报、初审、调查和总统决定四个步骤。申报分为自愿申报和机构通报两种方式。自愿申报指并购交易一方或多方以书面形式向CFIUS提交并购的详细情况。机构通报指CFIUS的任何成员机构根据可获得的事实有理由相信该并购交易属于《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的调整范围，且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都可将这一交易报告给CFIUS。初审的主要内容是：该交易是否造成外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控制；是否有足够和恰当的权力来保护国家安全。如果有任何一个或几个机构认为该并购交易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则应进一步进行为期45天的正式调查。在调查过程中，CFIUS会进一步对该交易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进行审查，并向总统建议。CFIUS在确定外国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国防需要的国内生产；国内产业满足国防需求的能力；外国企业对美国国内产业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及其对美国满足国家安全需求能力的影响；交易对支持恐怖主义或扩散导弹技术或生化武器的国家出售军事物质、设备、技术的潜在影响；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领域里的技术领先地位的潜在影响。总统在收到CFIUS的报告后，考虑并购涉及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后，在调查结束15天内宣布决定。总统有权对属于《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调整范围的并购交易做出暂停或禁止的决定。

二、日本企业打破美国投资安全壁垒的经验

为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壁垒，日本企业实施各种策略以突破美国的安全壁垒并被美国社会接纳，日本企业的主要做法和经验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首先，日本企业纷纷建立或扩大驻华盛顿的代表机构，营造更加积极的形象。日本企业通过与智库、记者和前政府官员等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塑造华盛顿对来自日本投资的主流意见。其次，日本企业为相关研究提供赞助和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华盛顿的各个智库就开始举办有关日本投资的各种论坛，发表证明日本投资对美国经济有益的研究报告。日本企业频频向这些智库的学术活动提供资金赞助，或与这些学者在研究上进行合作。

(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首先，在美投资的日本企业经常聘用美国人担任高层管理人员。美国经济分析局2002年发表的报告称，日本企业在美国创造的工作岗位已超过83.4万个，仅本田汽车公司一家就雇用超过2.75万名美国人，这些人每年的工资额达16.9亿美元。其次，日本企业还从美国生产商那里大量采购。自1982年以来，本田汽车公司的美国供应商数量从40家增加到550多家，丰田汽车公司从北美供应商那里采购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已超过110亿美元。日本企业创造的这些就业机会和采购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寻求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首先，日本企业努力将自己融入到美国的生活中。遵循“在你出售产品的地方从事生产”这一格言，日本企业成功缓解了那种认为它们在美投资只是为了给从日本进口产品开辟销售渠道的担忧，它们对当地的投资赢得了当地政府的好感。如，丰田汽车公司2001年在西弗吉尼亚州建成的工厂成为在日本以外首家生产自动传动装置的工厂，它还投资2.2亿美元在阿拉巴马州兴建V8发动机工厂。阿拉巴马州州长认为，丰田公司投资的项目为阿拉巴马的家庭提供了改善生活质量的希望和梦想。其次，日本企业积极寻求当地民众支持。丰田汽车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开设的工厂向当地的基金会捐赠了50多万美元。索尼公司则与加利福尼亚州的卡尔沃城市学校合作，提供新的教学设备并对当地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培训。索尼公司的员工还在当地学校从事义务劳动。在美国各地，日本企业向各类地方机构捐助上千万美元，积极为地方建设贡献力量。日本企业通过培养社区支持力量，取悦当地政治家，拓宽了投资渠道。三、日本经验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就像当年对日本一样，如今的美国各界对我国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两国间的巨大贸易逆差及国家安全问题感到忧心。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我国企业而言，日本企业打破美国投资安全壁垒的经验值得借鉴。我国企业跨越美国国家安全壁垒可采取以下策略：

(一)采取渗透和融合的方式突破安全壁垒。日本应对美国安全壁垒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渗透”和“融合”。有鉴于此，我国企业应从以下三方面来突破在美国投资的安全壁垒：首先，加强国际公关和宣传，渗透和引导主流舆论，树立友好形象。在美投资的中国企业多为国企，并热衷于收购能源等战略性资产，政府背景和敏感行业常常让美国政府怀疑，中国企业投资的目的到底是从商业利益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如果不及时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将会招致安全审查。2005年中海油竞购尤尼科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炒作它的中国政府背景和敏感行业而引发的政治风波。2007年6月，来华访问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金米特指出，中海油并购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中海油没有事先向美国国会宣传其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以及中国能源行业的开放程度。他建议中国企业在并购美国企业之前要充分做好与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官员、美国国会议员及州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的交流，为并购打下政治基础。美国政府一直担心中国企业可能被用来为间谍活动做掩护。只要五角大楼仍然认为中国可疑，外国投资委员会就会从中国军事威胁的角度来审查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收购。因此，中国企业应效仿日本企业加强国际公关的做法，采取多种形式与美国舆论界合作，淡化“中国威胁论”，积极营造中国投资对美国经济有益的政治氛围和友好形象，引导和宣传对中国有利的主流舆论。其次，加强与美国经济的融合，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中国企业要想成功进入美国市场，还需要处理好可能引起的政界反对声浪，如果不能给当地经济带来好处则很难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因此，中国企业需要表明态度，承诺要为当地提供工作机会、遵守美国法律法规、做一名好雇主。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时可大量雇佣当地美国人，为当地提供工作机会，从当地厂商采购货物，将自己融合到当地经济中，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而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缓解那种认为中国在美投资只是为获取战略资源和给中国产品开辟销售渠道的担忧。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只有与当地经济融为一体，才可能被接受和支持。最后，增强与美国社会的融合，寻求当地政府、公众和舆论支持。中国企业应通过投资来加深与当地政治家的关系，培养社区的支持力量，从各方面融入当地社会，寻求公众和舆论的支持。

(二)通过扩大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来消除安全壁垒。双边投资协定可从不太敏感的行业和领域开始，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然后逐渐扩大投资领域。随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双方战略经济合作领域将会进一步拓宽。同时，中国开始有条件地逐步开放装备工业，也为美国企业来华投资拓展了新空间。军费开支透明度的不断提高，中、美军事高层交流加强，都有利于双方消除误解，加强信任，弱化“中国威胁论”的影响，降低中国投资进入美国“重要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领域的敏感度，有利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正常投资免遭非正常的安全审查。

(三)通过研究美国的投资项目指南来主动规避投资壁垒。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只要有可能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时才会被审查。绝大多数针对零售、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中国投资不需要接受国家安全审查。中国企业应通过在那些不会引起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的领域投资而获利。此外，有实力在海外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多数为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中国企业的政府背景将招致美国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因此，中国企业应根据自身是否是国有企业，提前考虑由此可能带来的问题、影响程度和应对策略。有关人士指出，对准备在美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最好能采取自愿申报的审查方式。《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规定，投资者向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申报不是强制性的，既可自行申报，也可不申报。但如果自行申报，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期限是有限制的；如果不申报，外国投资委员会可随时审查该交易，且没有时间限制。从多年来的情况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外国并购美国企业和美国总统阻止企业兼并的案例非常少见。如果事先研究充分，计划周详，运作得当，就可以在规避美国投资壁垒过程中保持主动地位，而不是被动应付。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控制股东外部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

国外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定企业是由投资项目及其产生的现金流组成的，并将企业发行的证券作为对现金流的要求权。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经理并不会主动将现金流还给投资者，他们会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使用这些资源。Jensen和Meckling同时也指出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而在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发现了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控制股东和外部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之后，大量文献提供了关于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剥削外部少数股东的证据。这些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者之间契约的不完全性（Hart，1995）。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投资者之间冲突的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这是构造有效地解决冲突的治理机制的前提，对于设计有效的治理结构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评价了国内外关于投资者利益冲突的现有研究，同时指出了投资者利益冲突方面未来的研究方向。

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大股东的普遍存在性及原因

虽然Berle和Means（1932）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洞察到了现代股份公司中由于公司股权的分散将导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却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比较弱的多数国家的大公司里，基本的问题并不是外部投资者与经理之间的冲突，而是外部投资者与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

大股东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控制股东有两项来自股权集中的收益。

1.共享收益。这是指来自大股东监督下的公司效率的提高。如Sheleifer和Vishny（1986）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大股东可克服分散股东的搭便车问题，从而有激励和能力对经理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提高了公司的业绩。但Burkart、Gromb和Panunzi（1997）则认为分散所有权和经理裁量虽然有收益，但也有成本，大的控制股东的存在构成了一个事前的剥削威胁，降低了经理事前进行企业专用投资的激励。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基本上还是支持了股权集中的收益，如大股东的形成与超额股票价格上升相关（如Mikkelson和Ruback，1985），以及大宗股份交易与超额股票价格上升相关等（Barclay和Holderness，1991，1992）。

2.控制的私有收益。Barclay和Holderness（1989）通过研究大宗普通股交易的价格为控制的私有收益提供了系统的证据。后续的很多研究也为私有收益提供了证据，如Mikelson和Regassa（1991）、Chang和Mayer（1995）、Nicodano和Sembenelli（2000）等。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中大的控制股东存在的普遍性，我国学者马忠、陈勉（2005）以1998－2003年252起大宗股权转让协议为样本，发现我国的控制权私利规模达到公司净资产的19％，且控制权转让后一年内公司的管理层发生变更的交易比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的溢价要高出30.6％，说明控制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越大，控制权私利越高。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大小与其私利规模呈显著的U型关系，当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较小时，随着其控制力的上升，私利下降，说明此时控股股东的监督动机将占主导；当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较大时，随着其控制力的上升，私利呈加速上升，说明此时控股股东攫取私利的动机占主导。

（二）冲突的表现形式

虽然控制所独享的成就感等私有收益未必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Holderness，2003），但大部分私有收益的享受还是与外部股东的利益相互冲突的。控制股东会利用自身的控制权来通过多种形式获得私有收益。典型的形式为Johnson、La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2000）定义的“掏空行为”，即资产和利润的转移。此外，控制股东也会利用金字塔和二类股份结构以关联交易、股利支付、现金盘剥、并购重组、股权再融资和利用控制权力在企业中安插不胜任的亲属担任高管等方式来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1.对公司的控制使控制股东拥有了选择高管的权力。Burkart、Panunzi和Shleifer(2003)建立模型表明，即使外部的专业经理人比家族控制股东的继承人能更好地管理企业，但家族控制股东仍有可能将其继承人选任为企业经理。美国的研究证据表明家族CEO有更大的侵占动机，更可能作出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这方面的研究包括Johnson、Nagarajan和Newman(1985)发现创始CEO的突然死亡的股票市场反应显著为正；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发现家族成员经营的企业的托宾q显著更低；Volpin（2002）发现意大利家族控制企业高管更换对托宾q的敏感性显著更低。

2.对于关联交易，国外少有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国内关联交易盛行，因此激发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秦茜（2003）发现，控制股东利用各种关联交易在配股前对上市公司“输血”，配股后“抽血”的现象很普遍。刘建民、刘星（2004）则利用2001－2003年的关联交易数据分析发现，关联交易量与国有股比例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流通股比例成负相关。同时，企业为获得再融资资格，会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陈晓、陆韩鸣（2004）以1987－2002年171起关联交易为样本，分析表明资产转入的目的是为了以劣质资产偿还债务，而资产转出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盈余管理；新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影响很大；资产转入的公司的业绩下滑比较明显，而资产转出的公司的业绩变化不明显。陈晓、王琨（2005）则利用1998－2002年间关联交易为样本，分析发现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但持股比例超过10％的控股股东数目的增加会降低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和概率，表明了其他大股东有制衡作用。

3.对于股利支付，LLSV（2000）发现股利支付是强股东保护的结果。Faccio、Lang和Young（2001）将股利支付与否作为剥削的证据。吕长江、周县华（2004）认为大股东与股利支付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利益攫取假设和支付资本使用代价（降低成本）假设，他们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符合支付资本使用代价（降低成本）假说，而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则符合利益攫取假说。

李婉丽、贾钢（2005）以2000－2001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表明控股股东将现金股利作为利益转移的方式之一，控股股东控股优势越大，公司派现意愿越强、派现水平也越高；派现意愿与公司上市年限和上市配股概率显著负相关，而与成长机会不相关；此外，债务和股权制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种利用派现实施的利益转移行为。

4.对于盘剥现金，Pinkowitz，Stulz和Williamson（2003）发现弱保护国家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以为今后的“隧道挖掘”做好充分的准备。张人骥、刘春江（2005）使用2000年上市公司样本分析发现，外部股东保护相对好的情况下，现金持有量相对比较小。李增泉、王志伟和孙铮（2004）从资金占用的角度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掏空行为的证据。

张鸣和王俊秋（2005）以我国2001－2002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大股东性质及持股比例确实对其资金占用行为产生影响；上市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在大股东单位兼职时，强化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便利了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大股东资金占用直接导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下降。姜国华和岳衡（2005）发现，在我国，虽然资金占用的“效率交易说”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更有可能是控股股东攫取私有收益、掠夺中小股东的工具。

5.控制股东也通过并购来榨取私有收益。李增泉、余谦、王晓坤（2004）以1998－2001年间发生的416起上市公司收购兼并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分析发现，当公司具有配股或避亏动机时进行的并购活动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公司的业绩，而无保资格之忧的企业利用收购行为掏空资产，损害公司的价值。贺建刚、刘峰（2004）以1998－2001年间的重大资产收购关联交易行为为样本，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从市场反应角度检验，大股东确实通过向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其次，这种利益输送行为与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当股权集中度高或分散时，大股东的利益输送动机较弱、只有当大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能够实质性地控制该公司并且现金流权较低时，大股东才存在通过向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动机，这种发现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效应（entrenchmenteffect)和趋同效应（alignmenteffect）是一致的。龚凯颂、黎德坚（2005）以2001－2002年间发生的资产收购为研究对象，发现一股独大的公司更倾向于收购第一大股东的资产，同时这种资产收购行为有显著为负的市场反应。

此外，薛爽（2005）以电广传媒大股东以股票抵偿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为例，研究了在以股抵债方案设计中的定价问题、对流通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影响、对流通股股东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以股抵债目标的可行性。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以股抵债方案中，过高的定价损害了流通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方案中的保护性安排并未起到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作用。以股抵债目标也缺乏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以股抵债不仅不能改善公司治理，还可能成为大股东套现的合法途径。张祥建和徐晋（2005）基于大股东控制权隐性收益的视角，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并认为股权再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可以通过“隧道行为”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文章以1998-2002年的配股公司为样本，分别从投资效率、大股东资源侵占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价值效应三个方面考察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结果表明股权再融资之后大股东通过各种“掏空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收益。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冲突的产生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资产替代问题，他们认为当公司的投资项目有高收益时，股东得到大部分收益，但当公司的投资项目失败时，股东只负有限责任，而债权人则承担了项目失败的大部分不利后果。因此，股东有投资于高风险甚至净现值为负的项目的动机。理性的债权人会预期到股东的这种动机，并要求较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一种成本。Galai和Masulis（1976）也有类似的结论。

而Myers（1977）则提出了投资不足问题，认为股东承担了公司投资的全部成本，但分享的净收益只能是债权人索取后的部分，而且负债越高，则股东得到的剩余部分越低，因此股东对正净现值项目没有足够的投资激励。理性的债权人会预期到股东的这种动机，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

Gavish和Kalay（1983）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资产替代行为会随着负债比例的增加而增加。Prowse（1990）对日本和美国的对比研究发现，美国上市公司通过降低资产负债率来减轻由资产替代行为导致的问题，而日本公司中由于金融机构投资者不仅是大股东而且也是大债权人，因此减轻了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

而Bagnani、Milonas、Saunders和Travlos（1994）发现随着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上升，资产替代行为先上升后下降。Esty（1997）针对美国互助基金行业的研究发现，剩余索取权和固定索取权的分离增加了资产替代行为。Parrino和Weisbach（1999）采用蒙特卡罗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了这些冲突的大小，发现这种冲突导致的扭曲（包括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随着债务水平递增。

在我国，江伟（2004）、童盼和陆正飞（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有严重的资产替代问题。江伟、沈艺峰（2005）则进一步发现证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程度与其持股比例之间的倒“N”型关系，企业投资机会与资产替代行为成反比以及生产经营单位控制比非生产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更严重。

Watts和Zimmerman（1986）认为债权人会通过债务协议来施加各种限制，以防止股东的财富转移行为，比如对借款企业的兼并等投资活动和资产处置的限制、对股利发放的限制、以及对增加更具优先权的债务的限制，实际上也相当于认为借款人企业主要通过这些途径进行财富转移。

（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进行资产替代的第一种方式为并购和剥离，Jensen和Ruback(1982)在有关公司控制市场的综述中就提出了关于收购的收益来源的问题，认为该问题是当时研究的一个方向。其实，文献中普遍发现的收购方股东的收益的其中一个来源可能就是收购过程中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了股东。

Parrino（1997）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剥离导致了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了股东。Maxwell，和Rao（2002）认为剥离导致集中度上升，这导致了企业风险上升，导致了财富从债券持有人转移到股东，经验研究支持了该假设。Billet、King和Mauer（2004）使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并购样本检验了并购对目标公司和收购公司的债券持有人的财富效应，研究发现，与协保效应（coinsuranceeffect）一致，低投资级的目标公司债券有显著为正的宣告期回报。而收购企业债券则有显著为负的宣告回报。

此外，当目标公司债券评级低于收购企业的债券评级时，以及当合并预期降低目标企业风险或杠杆时，或目标企业的债券的到期期限短于收购企业债券时，目标企业的债券有更高的正回报。

股东也利用股利发放和回购股份进行财富的转移。Handjinicolaou和Kalay（1984）检验了股利的信息含量假设和财富再分配假设，发现证据支持了信息含量假设。而Dhillon和Johnson（1994）检验了股票和债券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发现对股利上升的宣告有正的股票价格反应，这种现象有两个解释，一个为财富从债券持有人转移给了股东，另一个则是信息含量假设，文章给出的证据支持财富再分配假设，发现了债券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与股票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相反，但也不排除信息含量假设。Maxwell和Stephens（2003）发现了与回购的信号和财富再分配假设一致的证据，债券持有人的损失是回购规模和企业债务风险的一个函数，文章同时也发现，在回购项目宣告时，债券评级被降级的可能性是被升级的可能性的两倍。

此外，有学者研究了家族控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问题。Anderson、Mansi和Reeb（2003）发现，创始家族控制的企业债务成本低，也就是说，创始家族控制的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要低，作者解释为家族声誉的作用。

关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表现形式在国内研究还远未成形。

结论

在我国，虽然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文献，但对于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很多冲突仍没有深入研究，如家族大股东是否利用控制权安插不胜任的管理人员，国有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私有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外资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有何不同，以及上述一些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否确实降低了企业的整体价值仍是研究上的空白。

同时，国内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投资不足问题即使在国际上也尚无成形的研究，鉴于债务融资是我国企业非常重要的资本来源，现阶段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我国应当大力提倡。

参考文献：

1.陈晓，王琨.关联交易、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改革.经济研究，2005（4）

2.江伟,沈艺峰.大股东控制、资产替代与债权人保护.财经研究,2005(12)

3.刘建民,刘星.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与非公平关联交易实证研究.南开实证会议论文,2004

4.李婉丽,贾钢.派现行为下的控股股东利益转移问题分析.会计学会会议论文,2005

5.李增泉,余谦,王晓坤.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研究.公司财务研讨会,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