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哲学论文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哲学；实践哲学；阶段性

[论文摘要]哲学思想既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联系新的实际发展哲学思想，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罗辀重，字春驭，**年生，湖南湘乡县白鹭湾人。罗辀重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深受前辈教育救国思想的熏染。**年自费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专攻教育；**年学成回国，兹此埋首乡村，执教一生。罗辀重以先祖创办的陶龛学校为教育实践基地，致力于教育改革。他主持校政30余年，倡导群育，在当时的教育界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教育改革实践，是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教育改革浪潮中获得成功的唯一范例。上世纪30年代，陶龛学校蜚声国内外，享有“北有行知，南有陶龛”的盛誉。**年，罗辀重被人民政府誉为“爱国教育家”，台湾校友奉其为“教育之神”。他的“群育”思想，至今启迪人心。

一、五育并重

20世纪30年代，罗辀重将教育的内容分为“性行”、“学业”、“身体”三大方面，实施的是“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到了40年代，他则把教育内容重新细分为“群性的修养”、“道德的修养”、“身体的修养”、“知识的修养”、“艺术的修养”五大方面，实施“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五育并重”的教学方针。“五育并重”思想，是罗辀重一生教育思想的核心与精华。

他指出，当时的学校教育，直观地讲，多囿于文凭、证书。学生入学，不是为学识之增长、能力之培育、人格之锻造；而是为获得一纸文凭、证书。这种所谓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人、培养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无益于个人成长，有害于社会发展。他说：“文凭何足凭?证书何足证?文凭之谜不穿，教育之路不通；证书资格之束缚不解，学术思想之发展无望”。从中观层次上讲，“恐怕是没有把握好学校教育的三大任务(教学知识、训练技能和培养创造力)和三大目标(升学、就业和培养完全人格的人)”。人们往往在各自三者之间矫枉过正，不能自拔；而培养创造力和培养完全人格，尤其为人们所忽视甚而被忽略、勾销。从深层次上讲，当时学校的“根本错误，在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试”。他抨击当时的所谓“新教育”，表面上似乎是理论方法，应有尽有。实际上“只是盲从、粉饰、凌乱、空泛、元计划、无目的的教育。教出来的一般学生，大部分都不知道怎样做人，亦没有立志要做怎样的一个人，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他认为，“国的教育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罗辀重指出，学生到学校不是为了“文凭”；而是求学做人，求学“处世处群的知识、技能”和“处世处群的方法”。他革除旧教育制度的弊端，立足当时，面向未来，推出“五育”教育，实施“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的“素养教育”。他的“素养教育”从一开始就把打好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与培养创造力有机结合起来，把升学、就业的目标融合在培养完全人格的人的目标之中。在“五育并重”的办学方针指导下，陶龛学校的各科课程也是并重的，没有什么“主课”、“副课”和“主科”、“随意科”之分。“五育”之间关系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值得说明的是，罗辀重虽不看重文凭，但陶龛学校的文凭却十分为人敬重。据记述，当时只要有陶龛的毕业证，上中学可以免试；一些没有在陶龛毕业的学生，只要在陶龛求过学，人们也会另眼相看。可见，罗辀重在一个局部范围内成功实现了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近现代“教育革命”，无怪乎人们谓之“教育之神”，他的教育改革实践被誉为“值得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家们借鉴”。

二、群育为先

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目的是要弄清几个重要理论的内涵和联系，弄清它们对我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而作为我党创始人同志的理论思想，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思想是我党的创始理论，是我党的灵魂所在，它的核心思想贯穿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我们客观地对思想及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探索其理论精髓，用发展的眼光去解读，有利于我们弄清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脉博和走向，这项工作迫在眉睫，是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工作。

一、几个重要理论的研究排序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上，应当有如下排列方法。这种排列一目了然，各理论之间的关系和位置比较清楚。

马克思主义第一排

列宁主义第二排

（苏俄理论略）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市。6岁时父亲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成回国先在厦门大学执教，次年被清华大学聘为数学教授，因此杨振宁成长在当时的北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振宁随家几经折，迁入内地昆明，1938年他高中二年级时考入西南联大，得到许多良师的教诲，开始对物理学产生兴趣。在吴大猷指导下，他完成了关于群论及分子光谱的学士论文。这段工作引起他对对称性特别的兴趣。其后，跟王竹溪做的硕士论文涉及的统计力学，也成为他以后研究的方向之一。

1945年杨振宁赴美进入其父曾就读的母校——加哥大学，三年后获物理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他接触到许多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其著名者有论文主任泰勒（Teller），和一代大师费米（Fermi）。1948年他与费米提出π介子是质子及反质子束缚态的可能性，开研究粒子内部结构之先河。

1949年，杨振宁应奥本海默（Oppenheimer）邀请，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不久升为教授。1954年他与米尔斯（Mills）发表的规范场理论，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作，不但成为今日物理理论的基石，并且在相对论及纯数学方面也有重大意义。

1956年他与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次年获诺贝尔奖。从1966年至今，杨振宁主持纽约石溪州立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1986年，杨振宁南开数学研究所参观，并与该所所长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一道创立了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具体指导量子可积系统的研究。笔者有幸在该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期间，深感杨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对他那种朴实无华的科研作风敬佩不已，下面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简单介绍杨振宁的科学哲学思想。

思想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世界观和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的哲学思想，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适用于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实践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就经济哲学思想形成和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说，今天的情况已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经济哲学思想的某些具体来说，其适应的范围也随着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掌握，也远比过去准确和深刻。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合作化的，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Title:TheChinesethoughtandanalyticalphilosophy--deconstructiontowest3.

Abstract:Theanalyticphilosophyistheanalyticmethodtothelanguageandlogic,theepistemologybytheanalyticmethod,andtheontologyoftheepistemology.Astheepistemology,itboundedtheborderoflanguagewithlogicfortheword,astheontologyitcanceledphilosophyinlanguageandlogic,butdiscoveredtheappearanceprocessasthesignificanceofinsignificance.Infact,thatallarethecapabilityproblembasedontherepresentationoflanguageandlogictothephilosophicalthought.Theanalyticphilosophyitselfisathinkingactionoftheanalytics,whichanalyzesthesecomplexandprofoundrelationsintherepresentationofthelanguageandlogic.Buttheessentialrelationsbetweenthelanguage,logicandthoughtareyetoccultinanalyticphilosophy.

分析哲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的逻辑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词，首先只是表明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分析的结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语言表达形式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组成方式，但分析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却远超过对语言和逻辑形式分析的结果，它不仅是揭示了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最终是以对哲学思想的表达而实现的，所以对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自身实质上是一个超越的思维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被当作一种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的方法和过程，因而被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治疗术”，即对语言和逻辑表达哲学思想的混乱不清的情况的清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成为基于语言和逻辑表达的认识论，而且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观点。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1、推崇“人”，重视“情”

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摘要:本文主要梳理了对西方最高概念“存在”一词的不同汉译以及由此导致的争论。批评了对“存在”概念的单纯系词理解。了这个概念基本的不可翻译性,并通过简单讨论海德格尔的运思用意,提示了不可被系词化的汉语(此文以“有”为例)及其才是后形而上学之思的真正归宿。

关键词:是｜有｜本体论｜译名之争｜中华思想

无可否认,西方哲学的译介与对思想化进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即使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中谈论本体论,为了寻根究源,人们总要追溯西方哲学中ontology一词的涵义、问题与。事实上,西方哲学对本体论讨论的影响之深甚至超乎我们的自觉,第一哲学的提法、本体论在第一哲学中的地位,甚至本体论一词的标准涵义,都是从西方哲学得到规定与解释的。通过这种解释,中国思想所关心的“本”、“体”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吸纳到ontology之下了。

但从西方哲学研究界内部看,对于本体论这样一个牵涉哲学本身的大问题,其最久远、最广泛、最深入的争论却是在探讨具体的翻译问题时出现的。有关Being②以及与之有形态关联的其它词汇的翻译已经造成了把好几代西方哲学研究界头面人物卷入的漫长辩论。迄今为止,这场争辩已经引发许多出自不同背景,却均发人深省的高论,但远未取得一致意见。③但如果Being一词的翻译尚待商榷,那么对源于该词的ontology的理解,就不会全无可议之处。事实上,关于本体论的任何讨论首先应该澄清Being的涵义。这种澄清就是所谓译名之争的基本。

一、译名之争及其引出的问题

关于Being一词的翻译,历来有“存在”、“在”、“有”、“是”等若干种翻译。这些译名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Being的系词来历,主张以汉语的“是”予以对译。另一类则专注于Being指涉存有的一面。汉语的“有”与“存在”(“在”)有区别,但这个区别对两派意见来说都不是第一位的。④值得注意的只是,系词派从陈康开始,一直主张“是”的译法,且不时以一系列论证发起有益的争论。而存有派很少主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且所主张的译名有变化。就状况而言,大陆流行“存在”的译名,港台则多主张以“有”译之。这显然与这种背景有关:大陆思想界的经典地位由马克思主义占据,①而港台学界主流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典籍的记忆。

一、引言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风骚。

一、哲学思想

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是廿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哲学的三大体系。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研究古今的指南，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难曲折、前仆后继探索中国革命和解放道路进程中，取得胜利的结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延伸与发展，是对中国哲学批判的继承。

中国哲学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末期，在其发展的漫长道路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哲学在这个特色中又富有新的鲜明内容。

一是与政治、伦理思想的紧密结合。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西方哲学侧重于科学和思维。中国哲学强调“修齐治平，安身立命”，并贯穿于“治世之道”之中。中国哲学一般不主张“为求知而求知”，求知和实行都是为了实现伦理道德的提高，并最终成为圣贤。哲学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在改进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其有鲜明的“治世感”、“济世感”，始终把改变中国命运看成是自己的最高使命。哲学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时刻想着群众，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的求发展，进而获得人生自由。

二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中国哲学比较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而不与西方哲学那样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分别和对抗。中国哲学认为人生、自然、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哲学则在此基础上突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强调内因和外因的结合。把中国革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国内形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势利导，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胜利中预见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