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哲学论文范文10篇

思想哲学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哲学思想既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联系新的实际发展哲学思想，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认识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为此，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段话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是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哲学思想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且是认识的归宿。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正确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在于能够运用正确的认识去指导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总之，哲学思想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哲学思想的阶段性

一是哲学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实践，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客观地反映和表达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改变自身现状、翻身求解放的自身要求，凸现了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服务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样，哲学思想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哲学思想也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

二是哲学思想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要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只有在哲学思想指引下才能成功，因此，两者同命运、共呼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须臾不可分离。

三是哲学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改造中国为目的，它科学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规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

四是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哲学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同志也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同人类其他认识一样是不断深化的。他在《实践论》中说：“……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当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认为是不断深化的，不断发展的。同志十分注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进行信息交流，不断深化及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建国初期，他经常与苏联驻华大使、知名哲学家尤金就哲学问题进行交流探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接见日本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时，根据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提出物质粒子是无限可分的，得到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赞同，称物质的基本粒子为“毛粒子”。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对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及思路，并称之为“统筹兼顾”，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只不过表述的不一致罢了。今天，“统筹兼顾”是解决各行各业科学发展运用的主要办法，在半个世纪以前同志已经提出来了。由此可见，哲学思想是开放的，当然是科学的具有生命力的。五是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哲学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人们知道，先秦时代就有世界本原的讨论。对荀子、王充、王夫之、戴震等唯物主义学说，对《老子》、《庄子》、《易传》、《朱熹》的辩证观念都曾加以研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对《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哲学著作都曾认真探讨过。不难看出，哲学思想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可以说是精华的结晶。

哲学思想之所以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主要原因是本人具有创造性思维，具有创新的品格。他集诗人、领袖、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等于一身，气质中不乏跳跃性思维；思维中打破了常规性、单向性、单一性等常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创造性思维方式，非逻辑思维形式，如想象、联想、直觉、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发散思维、集中思维、立体思维等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在哲学思想创新上达到新的高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各种矛盾如何认识与解决困扰着各国的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认为，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极少数才是敌我矛盾，应该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办法来解决。此文的发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为社会主义各国如何执政治国提供了丰富经验和科学办法。这一哲学思想的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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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育并重

20世纪30年代，罗辀重将教育的内容分为“性行”、“学业”、“身体”三大方面，实施的是“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到了40年代，他则把教育内容重新细分为“群性的修养”、“道德的修养”、“身体的修养”、“知识的修养”、“艺术的修养”五大方面，实施“群育”、“德育”、“体育”、“智育”、“美育”“五育并重”的教学方针。“五育并重”思想，是罗辀重一生教育思想的核心与精华。

他指出，当时的学校教育，直观地讲，多囿于文凭、证书。学生入学，不是为学识之增长、能力之培育、人格之锻造；而是为获得一纸文凭、证书。这种所谓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人、培养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无益于个人成长，有害于社会发展。他说：“文凭何足凭?证书何足证?文凭之谜不穿，教育之路不通；证书资格之束缚不解，学术思想之发展无望”。从中观层次上讲，“恐怕是没有把握好学校教育的三大任务(教学知识、训练技能和培养创造力)和三大目标(升学、就业和培养完全人格的人)”。人们往往在各自三者之间矫枉过正，不能自拔；而培养创造力和培养完全人格，尤其为人们所忽视甚而被忽略、勾销。从深层次上讲，当时学校的“根本错误，在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试”。他抨击当时的所谓“新教育”，表面上似乎是理论方法，应有尽有。实际上“只是盲从、粉饰、凌乱、空泛、元计划、无目的的教育。教出来的一般学生，大部分都不知道怎样做人，亦没有立志要做怎样的一个人，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他认为，“国的教育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罗辀重指出，学生到学校不是为了“文凭”；而是求学做人，求学“处世处群的知识、技能”和“处世处群的方法”。他革除旧教育制度的弊端，立足当时，面向未来，推出“五育”教育，实施“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的“素养教育”。他的“素养教育”从一开始就把打好双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与培养创造力有机结合起来，把升学、就业的目标融合在培养完全人格的人的目标之中。在“五育并重”的办学方针指导下，陶龛学校的各科课程也是并重的，没有什么“主课”、“副课”和“主科”、“随意科”之分。“五育”之间关系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值得说明的是，罗辀重虽不看重文凭，但陶龛学校的文凭却十分为人敬重。据记述，当时只要有陶龛的毕业证，上中学可以免试；一些没有在陶龛毕业的学生，只要在陶龛求过学，人们也会另眼相看。可见，罗辀重在一个局部范围内成功实现了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近现代“教育革命”，无怪乎人们谓之“教育之神”，他的教育改革实践被誉为“值得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家们借鉴”。

二、群育为先

罗辅重主张“五育并重”，意即“五育”之中无轻重之分，务期在教育教学中全面执行，不可偏废。但是，“五育”并非杂乱无序，针对国民群体意识差，强化群体意识尤为迫切的社会现实，罗辀重提出将“群育”摆在第一位。

“群育为先”的教育思想，是罗辀重沉痛反思国家灾难的悲愤叹息。罗辀重常常讲起一件事：有一年他去武汉访友，碰上官府处决两位反清志士，不少旁观者对慷慨赴难的反清志士不但不抱一点同情心，反而津津有味地议论刽子手的“刀技”如何好。这使罗辀重的心情非常沉重，也催他猛省：国家积贫积弱，实与国民散漫而无群心，浅薄而无血性大有干系。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从改革教育人手，“革命必先革心，救国必先救人”；要使贫弱的中国强大起来，首先就要把每个中国人培育成为有群性、有血性的人。

“群育为先”的教育思想，也是罗辀重深刻揭示社会丑恶的理性结论。罗辅重在《不敢做好人》一文中深刻揭露了社会上偷扒抢劫、贪污贿赂、坏人坏事盛行和好人被勾陷、好人做不得的种种事实。对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的形成原因，他作了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方面，缘于“好些人见利忘义，贪生怕死，没有操守，见钱眼开”；另一方面，也缘于“大家怕得罪坏人，不敢打击坏人，让坏人成功”。根源有二，以后者为显。而总合言之，“不敢做好人”缘出于教育的失误。片面的、不健全的教育没有教会人们“站在大众的立场”，社会黑恶势力由是孳生、漫延；人们“缺乏素养(平日的群体意识修养)”又进一步助长了黑恶势力，致使是非颠倒，善恶倒错。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置“群育”于首位，教育人们“事关大家，就要大家来，见义恐后，当仁不让”。

**年1月，罗辀重在《五育价值重估》一文中郑重提出：“本来学校的重心应该在群育——即处群的教育——其余实施的德、智、体、美四育，都是为着处群而有。”并进一步指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灌输书本知识，而是“改造人心，亦就是树立国民的精神，改良社会的心理，”使其具有“‘有国无己’、‘有公无私’的精神。”

罗辀重群育为先的教育思想，在陶龛学校得到了贯彻执行。从目前找到的陶龛学校20世纪30－40年代的8份“学生在校成绩报告单”中可以看出，罗辀重对群育是认真和用心的。这些“学生在校成绩报告单”，不同年代、不同学期，都有所修订。如**年上学期按“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群育”顺序设项，而下学期则改为按“群育”、“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顺序设项。这说明陶龛学校切实执行了“五育并重”的办学方针，罗辀重对“群育为先”的执行情况给予了高度关注和严格督导。

三、处群而教

学生为什么要来到学校?学校应当把学生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对教育的一系列基本范畴，罗辀重有着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在《本校实施生活教育的方法公开答复儿童的父母们》一文中，罗轿重说：“学校之重要性，在于养成儿童之群性。倘专为识字读书，则尽可买些教科书在家学，请家师教，又何必入校。”先前之教育重在培养清心自在的圣人君子，故而私塾成为教育通例。而今日之教育重在“造就人类生长价值，应为社会服务，为国民经济服务”，培养现代化集团生活之“社会能员”。这种“社会能员”不仅需要懂得社交、道德、文化、身体、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群性的意识和合群的素养。因此，要特别注重个人与社会的同一性以及通过教育使人明了社会的真相和处群的方法。罗辀重说，有些人步入社会后，不知所措，就是因为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并非社会陶冶的结果。他还进一步指出：“人在儿童时期，必须有多方面的接触，使养成多方面之应付才干。今日是群的世界，局促于家小环境，大了决不能为社会所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罗辀重主张人校学习，处群而教。

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细研罗辀重处群而教的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要把学校建设成为学生的可处之群。罗辀重从不否认学校、团体、政府、社会、同学和邻里都是对发展群性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认为“教育之范围应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但在诸因素中，他更推崇学校教育，因为“在家庭教育中，群育的范围太狭；在社会教育中，群育的范围太泛；惟有学校，聚各阶层、各姓族于一堂，尚能确实善为领导，毕业后加入社群，应能知道人性，应付裕如”。在罗辀重看来，“学校一以贯之的群性教育，才是最主要的”。

其次，贯通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融“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教育”、“自给教育”于一体，使学生身在学校，亦能感知和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为此，罗辀重瘦身办校，毁家兴学，尽最大可能为学生添置新式教学设施。作为20世纪前期的偏僻乡村小学，陶龛求学的设备应用尽有。它的农场、工厂、运动场、实验室、博物馆，都是大规模的；它有3个图书馆，并实行开架借阅，以满足教师、少年和幼儿的不同需求；它有当时城市学校都罕见的钢琴和电话。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学校还别出心裁在校内办起了“爱迪生院”，罗辀重亲自撰写了《学习爱迪生》歌。

再次，开阔教育视野，打开处群而教通达社会生活的途径。**年，罗辀重曾发表一篇文章，纠正前清时流传下来的一种不合理的习惯说法，那就是把学生去学校“求学”喊作“读书”。他告诫大家：“以后千万不要说或写‘在某某学校读书’。记着，我们在学校是求学呀!”罗辅重变“读书”为“求学”，强调“寻求真实的学向”，强调求学不能偏于学校一隅。不单学校是求学的场所，学生还应当“向有学问的人求，向实验室求。向大自然求，向工厂农场求”。为畅通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路径，增强和提高学校群性教育的真实感和有效性，陶龛学校创办特科班，下设农业科、养殖科、纺织科、应化科、木工科、文书科、社会科、地方自治人员训练科、人民团体书记训练科、图书管理训练科等紧密结合社会需要的新专业。寒、暑假，学生回家则把在学校“所学的，向比学校广大千万倍的社会中，各个地去实地试做一下看”。籍此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中体悟群性，以造就现代化的“健全”国民。

四、自主修研

罗辅重留学归来，带回了欧美全新的教育理念：“儿童是主人，教师是公仆”。在学生的群性培育上，罗辀重主张自主修研。他说：“把学生视为海绵、印泥，把教育视为一般知识的累积”，是“不懂教学的教师”，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学生自发的能力，不晓得教育是生长的历程。只把自己尚未溶化的书本知识，灌注给学生，植入学生的心，至于知识之实践与求知之方法，何谓辅导，何谓启发，则置之不问。他们不肯修养这种技术，而且不把这种知道认为必要，单凭注入与考试为唯一的方法”。

陶龛学校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实施“无分数教学”，直到50年代初罗辀重逝世为止。该校对学生的考试、考核形式，有开卷、闭卷和实践操作等。考试、考核成绩一般均不打分，教师阅卷、评议，只肯定正确，指出错误，指明努力方向。

罗辅重认为，懂得教学的教师，重在“教给受教育者以求智的方法，指点求智之途径，给以开‘知识宝库’之钥，至于知识本体，应让他自己各自去求自己所需要的”；“重思考，不重记忆，重知识的应用，不重知识的本身”；重“亲身经验”、“野外观察”，让学生“养成自动研究的习惯”，主张“各种小组研究会，愈多愈好，各就兴趣组合”，“对死读书死用功，不加注重”。

陶龛学校实行“导生制”，设教师与学生交流思想感情，为学生解疑释难。罗辀重告诫全体教师：实施训育的“最好机会，是就儿童的偶发事件中，加以亲切的指导。教师应尽量地与儿童共生活，于其言行举止中，发现其个性，才好个别加以诊断，对症下药，才有效果可言”。

在罗辀重自主修研的教育思想指导下，陶龛学校制订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群育实施方案。在陶龛，学校设立了多种不同的社团，仅课外专业活动小组就有30余种。学生社团打破班界，自由报名参加，各自发挥爱好与专长，合作共事。学校辟有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音乐室；办有农场，工艺园地，还成立“陶龛学生服务团”，“陶龛生产合作社”，“陶龛乡公所”等准社会组织，让学生学习、实践，增长才干。凡是学生能做的事，都放手让学生们自己去做。学生“在校一切起居饮食”，都“随团体而自发自动”；“教学室寝室清洁，完全归学生轮流负责扫除，不假手校工”；学校食堂、合作社、阅览室、花圃、竹林等，都是学生服务员自己管理；节日、纪念日、旬会、演讲会等，也都是学生自己担任主席。学校本着“律己”、“利群”的培养目标，从合群、交际、同情心、公德心、组织力、领袖力、服务力、劳动服务、劳动生产等9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群育测评；测评结论写入学生成绩报告单，每学期向学生和学生家长报告一次。

五、环境熏育

罗辀重指出：环境，与学校教育“有莫大之关系”。“教育效率之大小，常与环境之良否成正比例”。罗辀重所称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既包括学校及其周边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

陶龛学校有着优美的校园环境，前有涟水，后有青山：“白云满坞”，“红树当门”，处“幽邃烟村”中，青砖乌瓦，簧舍雅饰。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周邦道赞誉：“风景天然……实在不容易得到。”罗辀重还营造了一个优良的校园周边环境。村中的“罗氏进德会”，对烟、酒、牌赌、奢侈和迷信等，订有禁条；校外“杂货药材”三五片，都能帮助学校不卖烟酒给学生；门外渡船一艘，渡夫对学生之在河边玩水，涉及危险之事，能加以注意；乡民对学校，不但无恶感，而且颇具敬仰。

罗辀重延师以德，他拟订的“聘师之条件”和为陶龛学校制订的教师“聘约”条款中，条条蕴含着“为人师表”之意，诸如：教员“必须注重人格”；“应具有‘学不厌诲不倦’之热情”，“循循善诱之态度”；“负有纠正社会恶习之责”；“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上课中”；“对同事要能推诚合作，一切以大局为重”；“应有远大眼光”“不受物质诱惑”等。

罗辀重重视人文环境对受教育者的影响，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人格典范。他说：“以‘身’教比以‘言’教，收效何止万倍?故我们要学生劳动，我们就得自己先劳动；我们要学生早起，我们自己就不得晏起；我们禁止学生吸烟，我们自己就不得吸烟；我们自己不穿长衣，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穿起长衣来，就不能禁止学生穿长衣了；我们同桌吃饭时总得谈谈笑笑，我们就不去禁止学生吃饭时谈笑。‘以教人者先教已’，是我们的唯一信条。”

更为重要的是，罗辀重十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在学校内部营造了一个民主的，公正、公平的教育教学氛围。在陶龛学校，师生在人格上都是对等的“朋友”关系，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是听不“听话”，而是讲不“讲理”。“师生间之一道高墙”，在陶龛是“有历史以来就未曾筑过”。罗辀重说：“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民主生活，一种态度——民主态度。”陶龛学校充盈着师生关爱，学生“自由生长于乐园之中”，生活在“爱”与“被爱”之中，高高兴兴在做人中学习做“人”。

思想哲学论文范文篇3

一、几个重要理论的研究排序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上，应当有如下排列方法。这种排列一目了然，各理论之间的关系和位置比较清楚。

马克思主义第一排

列宁主义第二排

（苏俄理论略）

思想第三排

1哲学2邓小平理论3三个代表思想4科学发展观第四排

第一排，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创理论，它具有旗帜和灯塔的作用。它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应当怎样发展、前进的问题。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哲学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正确逻辑思维的钥匙。从哲学层面上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第二排，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原创理论体系。(略)

第三排：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革命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建设美好家园。

第四排：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理论贡献是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问题。引进外资，搞股份制，走市场经济道路是其理论的亮点。

“三个代表思想”实际上就是党建思想，是一种高境界的执政理念，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补充。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而三个代表思想解决的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发展时期的认识问题。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党在我国经济社会的作用，三个代表思想作了明确的回答。

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思维。是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正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观。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理论是一个不断充实和发展着的理论，它在有些重要问题上还必须探索和思考。如：关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调控的问题，如何理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论断。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润滑剂，计划与调控则是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稳定器，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舵和加速器。

1972年.美国学者跟据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的系统工程学原理,研究了社会系统,建立了世界模型和美国国家模型。从而对美国全球发展战略和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略提供了框架性文件，使得美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应是中国政府今后运用系统工程学理论,建立中国小康社会国家发展模型的指导思想。

二、思想定义和核心内容

确切地说，我们至今对思想都没有一个帖切且争议小的定义(说概述也行)。抛开等历史原因，我们会发现思想是十分朴实和帖近民众的。是农民的儿子，他的思想最原始的地方就是想要改变普通百姓的命运，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橘子洲头，湘江北去。1919年，青年的从《湘江评论》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从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思想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邓小平等一大批有志青年在社会动荡、变革的年代，探寻、摸索着，寻求着中国革命的真理。因此我们说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历程密切相关。

思想产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1943年，王稼祥最先提出了思想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解放后，党中央又先后出版了《毛泽泽选集》五卷，对我们学习和研究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教材。我们从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质和战胜困难的“亮剑”精神，可以感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险阻，赴汤蹈火牺牲一切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从井岗山到雪山草地，从抗日战争的炮火到消灭蒋家王朝的前线，从原子弹爆炸到卫星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思想发展和跳动的脉络。

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贡献，也是思想的最强音符。

思想质的特点就是为人民服务，是站在被剥削者（老百姓）的立场想问题、解决问题，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我们说思想的精髓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这个精髓我们也可叫核心思想或核心价值观。

如果我们把思想的理论来源、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等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我们对思想的定义(概念)将作如下表述：1、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代文明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2、思想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武力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3、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不要把晚年功过评价与思想理论研究混在一块；2、同志的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和哲学思想等只是思想在某一个领域里的具体表现形式；3、研究思想的目的在于掌握其理论成果，弄清思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哲学思想定义和核心内容

提出哲学思想这一概念，是因为它真实客观存在，只是我们未能系统地归纳与整理。哲学思想凝聚着我党革命斗争的智慧，时刻在左右我们的思维和言行。

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一百多年后亚圣孟子研究创立的，诗圣杜甫的伟大是二百多年后宋人整理唐代诗歌时发现的。因此笔者认为一个理论的发现和完善，是要有一个时间过程、一个整理和归纳过程的。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只是哲学思想内涵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被实践证明是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的理论成果，属应用哲学范畴，是方法论。哲学是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产生和发展形成的，因此它的质的特点是能够化解矛盾，解决难题。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变被动为主动；从敌人的围堵追杀中，避其锋芒，周旋脱身；四渡赤水出奇兵，在运动中巧妙周旋，消灭敌人，壮大自已。这些战争实践隐含了哲学智慧。

是化解矛盾、处理难题的高手。他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博弈技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使星星之火燎原中华。研究哲学思想，要抓住核心和质的东西去突破、去扩展。去掉傍枝，突出主杆，笔者认为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对症下药，辩证施治。

《矛盾论》中化解矛盾的法则是哲学思想的闪光点。捕捉战机，变被动为主动，在运动中寻求突破，这是哲学的境界。如果我们对哲学思想进行定义的话，就有如下表述方法。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应用的理论成果，是探寻真理、化解矛盾的方法论。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遵重客观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化解矛盾时强调在诸多矛盾中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运动中寻求突破机会；三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要使自已处于有利和主动的位置，使矛盾的运动处于自已的掌控中且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如果我们从中医理论角度对哲学思想进行表述的话，就有如下十六个字。即：望闻切诊，对症下药，静观疗效，辩证施治。

四、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

思想及其哲学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实用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发现：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也叫核心价值观），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思想贯穿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科学发展观是思想的载体，是发展着的思想。从哲学角度看，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它们同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核心思想相同，服务人群也相同；区别是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山鼻祖”，它偏重于武装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理论研究，而科学发展观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它要解决的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如何自善其身、“又好又快”稳步发展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思想的核心思想则是检验我们工作好坏的标准和尺度，而哲学思想则是我们开展工作、纠正错误的方法论。抓住这三点，我们的头恼就会清醒，工作就有章可循，老百姓的利益才能保障，我们的“舞步”才有“中国特色”。

理论在实际中运用，作用于实践，对实际工作进行指导和调控，关键是要把握好理论的精髓。以思想为例，就是要把握好其核心思想。例如：省地市政府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央保持一致，经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要把好关、掌好舵；而作为企事业单位和经济实体部门则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在利益分配上要把普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宰顾客，叫百姓吃亏、“受伤”。

而哲学思想的应用，就是要我们在工作中主动的发现矛盾，在矛盾还没有激化且不可收拾前，把矛盾化解掉。抓主要矛盾进行化解，可以牵一发动全身，事半功倍。以我国房地产矛盾为例，一个“利”，弄得地方政府被网民“戏骂”为“卖地政府”；地方国土财税、银行、地产商和炒房客为了“利”字，全搅和在一起，哄抬房价，玩弄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游戏，把一个好端端的“为民服务”的阳光产业变成了高危产业和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个“瓶颈”的形成全是“私心”在作怪，有明显的政策调控失误和行业垄断暴利之嫌。试想，如果我们在2006年初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布局，严禁炒房和将行业利润限定在8％左右，并进行严格的价格管制，我想今天的房地产业将是一片阳光，而与此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也将会从中受益，我国的经济也不会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受伤”而衰退。

思想哲学论文范文篇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振宁随家几经折，迁入内地昆明，1938年他高中二年级时考入西南联大，得到许多良师的教诲，开始对物理学产生兴趣。在吴大猷指导下，他完成了关于群论及分子光谱的学士论文。这段工作引起他对对称性特别的兴趣。其后，跟王竹溪做的硕士论文涉及的统计力学，也成为他以后研究的方向之一。

1945年杨振宁赴美进入其父曾就读的母校——加哥大学，三年后获物理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他接触到许多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其著名者有论文主任泰勒（Teller），和一代大师费米（Fermi）。1948年他与费米提出π介子是质子及反质子束缚态的可能性，开研究粒子内部结构之先河。

1949年，杨振宁应奥本海默（Oppenheimer）邀请，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不久升为教授。1954年他与米尔斯（Mills）发表的规范场理论，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作，不但成为今日物理理论的基石，并且在相对论及纯数学方面也有重大意义。

1956年他与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次年获诺贝尔奖。从1966年至今，杨振宁主持纽约石溪州立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1986年，杨振宁南开数学研究所参观，并与该所所长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一道创立了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具体指导量子可积系统的研究。笔者有幸在该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期间，深感杨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对他那种朴实无华的科研作风敬佩不已，下面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简单介绍杨振宁的科学哲学思想。

一、爱憎决定风格

“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爱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转过来又决定他的贡献。”①杨振宁在解释他的这段话时说，物理学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种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爱憎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象它们对文学艺术一样至关重要。杨振宁对物理学的爱憎基本上是1938年至1944年在昆明当学生时形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为了取得学士学位，杨振宁跟吴大猷做了有关群论和分子光谱方面的论文，接触了群论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他读了狄克逊的一本名为《现代代数理论》的小书，从中学到了群表示理论。这一优美而又有巨大动力的理论，使杨振宁认识到群论的无以伦比的美妙和力量。从而激发起对于对称性原理的兴趣。而从群论到对称性原理上所得到的物理学与数学的结论，又对杨振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杨振宁在清华研究院，在王竹溪先生指导之下写作关于有序——无序转变的论文，对相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51年以后，他在统计力学、多体问题等方面写过许多文章，至今对这方面的工作仍很感兴趣，由他指导的南开数学理论物理室主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杨振宁强调，“学一个东西不仅是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技术上的特别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对它的意义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欣赏，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别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么，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学进去，而只是学了很多可以参加考试得到好分数的知识，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精神，他没有把问题里面基本的价值掌握住”。②学一个学科，不只是物理学，不但是掌握这些知识、定理和公理，更要掌握这些知识、定理和公理的意义、精神及其重要性，等到你觉得这些重要到一定程度时，你才是真正地把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了。

一个人喜欢考虑什么问题，喜欢用什么方法来考虑，这都是通过训练得出的思想方法，也就是爱憎决定了科学研究的风格。

二、传统与科研

杨振宁认为文化传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传统的确大不一样。中国的传统，重视每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从小就讲先天下之忧而忧。相反地在西方这种观点非常少，甚至不存在，可是我们看到，西方传统也可以产生出灿烂的文化。在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学物理和方法了不同。

美国学物理的方法与中国学物理和方法不一样。中国学物理的方法是演绎法，先有许多定理，然后进行推演；美国对物理的了解是从现象出发，物理定理是从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是归纳法。演绎法是学考试的人用的方法；归纳法是做学问的办法。做学问的人从自己的具体工作分析中抽象出定理来，这样所注意的就是那些与现象接近的东西。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科研方向的问题。杨振宁向吴大猷学了分子光谱学与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要是演绎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归纳法，它要从物理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杨振宁从泰勒那里学到了这种思想方法，获益非浅。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泥坑”。在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气氛中，杨振宁接触到一些最可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这是十分幸运的。在联大，杨振宁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杨振宁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杨振宁和同时代的物理学家是与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的。这个领域到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结构的基本认识。这说明如果进入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末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大。这是方向问题，至于方法问题，杨振宁给出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研究物理学好象看一幅很大的画。整个自然界的结构好比这幅画。看这一幅画可以有几种看法。适当的时候应当氢这几种看法结合起来。一是必须在近距离仔细研究，因为这幅画画得很仔细，每一部分都不一样，因此你必须用放大镜仔细研究它的细部。一是你应当在远距离去看它，你可以看到近距离看不到的一种大范围的规律，还有中距离的看法，物理学需要近、中、远三种看法。当然，如果你能一下子就看出远距离所能看到的规律，这当然是大贡献，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甚至不可能。所以必须从近距离开始，总之，知识的流向是由近到中、再到远的，而不是反过来。”③例如，量子力学建立以后，它对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海森伯和薛定谔不是从哲学出发，而是从研究原子光谱出发建立量子力学的。在此我们不难看出，杨教授对哲学与物理学研究关系问题的基本态度。三、对称性决定相互作用

对称观念有很悠久的历史，远在上古时代，人类就有了对称观念，我们的祖先通过对许多自然现象的接触，渐渐形成了这一观念，这个对称观念的发展对上古的音乐、文学、绘画、雕刻、建筑，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国内外的一些文物古迹上，随处可见我们祖先对自然现象中的对称性的偏爱。到了有史时代，对称现象在各种艺术的发展中更加显著。对称既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地位，哲学家和科学家便很自然地对之加以广泛的应用。有许多早期用到科学上的对称原理，例如，天文学家开普勒，就曾经想用一些几何的对称来解释太阳系中各行星轨道的直径比例，尽管没有很大的成果，可是它说明科学家很早就对对称性发生了兴趣了。对称在科学界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始于19世纪。发展到近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观念是晶体学、分子学、原子学、原子核物理学、化学、粒子物理等现代科学的中心观念。近年来，对称更变成了决定物质间相互作用的中心思想。

对称观念对20世纪物理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麦克斯韦公式利用向量的方法，得到了比较简单的表述，可以说是对称原理在物理学中的第一个主要贡献。因为对称原理与方向和向量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我们所以能够把那20个方程式写成4个方程式，就是因为这20个方程式含有对称性，把这个对称性很根本地写到方程里面去，就可以写出精而简的方程式。通过方程式的精简，我们才可以把电磁学发展到更基本、更深入的程度。在物理学中对称的第二个重要的用途与晶体的构造有关。晶体结构的对称性，经过许多重要的科学家的努力提炼，形成了空间群的观念，这可以说是对称对于物理学的第二个重要贡献。随着人们对对称的更加深入的认识，物理学家开始用数学上已发展得十分成熟的群的方法来描术对称性，群和连续群的观念把代数、解析与几何连在一起，而通过这许多关系（尤其是解析跟几何的关系）更和粒子现象，以及物理原理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又通过几何这个关键，引进了拓朴的观念，这正是近40年来出现的物理与数学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尽管物理学家很早就知道守恒定律，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人了解，原来守恒的观念与对称性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发展，人们才知道原来对称性与守恒定律可以说是同一回事。到了本世纪50年代，人们对对称原理又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认识。物理学家发现原来认为的对称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相互作用下，会有一些纰漏，这些不对称的影响是很小的，不过假若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发掘的话，你就可以发掘出不对称的现象。关于这方面的第一个实验是关于宇称守恒的。通过这个实验，人们认识到宇称不守恒是弱相互作用的一个基本特征。对称原理经过了50年代的发展，在物理学中已经占有了一个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地位，而近年来，进入了深的层次，这个发展起源于规范对称。我们知道，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之间有四种不同的相互作用，叫做强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就是力量，因此，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之间，就有四类不同的力量。近20年来，大家认识到这种所有的不同的力量，都是不同的规范场，对称性是决定相互作用的要素。杨先生说：“对称决定相互作用”①。当然，决定相互作用还有其他的中心观念，因为在今天的基本物理中，有很多复杂的困难，要解决这许多困难，必须引进一些跟数学有密切关系的新观念。

注释：

①②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22页，第121页。

思想哲学论文范文篇5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思想哲学论文范文篇6

1、推崇“人”，重视“情”

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苛求可以从中国的亲族称谓看出。在1个大的家族中，存在着父母兄弟姐妹，此外还有祖父母祖母，伯叔舅，姑姨，姑奶奶姨奶奶，甥侄等等。对于儿子也有长子，支子，庶子等称谓。这些复杂的称谓透露出的两个原则：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这正是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中很重要的1部分。据历史资料，在周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观。这套观点强调有孝有德，讲求宗法等级，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而作为中国哲学核心的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义”“恭、宽、信、敏、惠”“杀身成仁”这些伦理之上的观点则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之1。

这种对伦理的追求1是为了捍卫“三纲五常”，也就是捍卫君主的统治。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秩序的学说。它从家族中的长幼尊卑发展到国家的等级观点，用仪式的不同来标明不同的等级，通过对仪式的遵守维持等级的不同。

同时，对伦理的追求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是圣人君子型完美化身。这种理想的人格必须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标准，而为了追求这种标准，牺牲人的生命是应该的。正如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所强调的则是寡欲内省，荀子则是慎独。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伦理有堪称苛求的标准，意在培养完人和绝对的忠君者。

四、对社会和整体和谐的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每1个哲学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统治着提供者他的治世之道。对于儒家的“入世”之道，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之道。道家的“无为”之道，正是用1种“无为”的手段实现政治的和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虽是支持君权专制，但也是1种对社会的治理方法。

思想哲学论文范文篇7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思想哲学论文范文篇8

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苛求可以从中国的亲族称谓看出。在1个大的家族中，存在着父母兄弟姐妹，此外还有祖父母祖母，伯叔舅，姑姨，姑奶奶姨奶奶，甥侄等等。对于儿子也有长子，支子，庶子等称谓。这些复杂的称谓透露出的两个原则：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这正是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中很重要的1部分。据历史资料，在周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观。这套观点强调有孝有德，讲求宗法等级，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而作为中国哲学核心的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义”“恭、宽、信、敏、惠”“杀身成仁”这些伦理之上的观点则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之1。

这种对伦理的追求1是为了捍卫“三纲五常”，也就是捍卫君主的统治。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秩序的学说。它从家族中的长幼尊卑发展到国家的等级观点，用仪式的不同来标明不同的等级，通过对仪式的遵守维持等级的不同。

同时，对伦理的追求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是圣人君子型完美化身。这种理想的人格必须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标准，而为了追求这种标准，牺牲人的生命是应该的。正如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所强调的则是寡欲内省，荀子则是慎独。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伦理有堪称苛求的标准，意在培养完人和绝对的忠君者。

四、对社会和整体和谐的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每1个哲学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统治着提供者他的治世之道。对于儒家的“入世”之道，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之道。道家的“无为”之道，正是用1种“无为”的手段实现政治的和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虽是支持君权专制，但也是1种对社会的治理方法。

思想哲学论文范文篇9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合作化的，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作了精辟的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思想哲学论文范文篇10

Abstract:Theanalyticphilosophyistheanalyticmethodtothelanguageandlogic,theepistemologybytheanalyticmethod,andtheontologyoftheepistemology.Astheepistemology,itboundedtheborderoflanguagewithlogicfortheword,astheontologyitcanceledphilosophyinlanguageandlogic,butdiscoveredtheappearanceprocessasthesignificanceofinsignificance.Infact,thatallarethecapabilityproblembasedontherepresentationoflanguageandlogictothephilosophicalthought.Theanalyticphilosophyitselfisathinkingactionoftheanalytics,whichanalyzesthesecomplexandprofoundrelationsintherepresentationofthelanguageandlogic.Buttheessentialrelationsbetweenthelanguage,logicandthoughtareyetoccultinanalyticphilosophy.

分析哲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的逻辑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词，首先只是表明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分析的结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语言表达形式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组成方式，但分析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却远超过对语言和逻辑形式分析的结果，它不仅是揭示了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最终是以对哲学思想的表达而实现的，所以对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自身实质上是一个超越的思维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被当作一种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的方法和过程，因而被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治疗术”，即对语言和逻辑表达哲学思想的混乱不清的情况的清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成为基于语言和逻辑表达的认识论，而且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观点。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分析哲学”几乎与“语言哲学”相同地使用，但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世界的结构问题，而分析哲学，在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语言对存在论问题表达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或者说它是关于认识自身的认识论，而且在它的最终方向上，以显现的方式表达了它的存在论。

对表达的分析

虽然人类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达意义，如手势，图像等等，但毫无疑问，语言是最精确、方便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源于二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标准性的语法形式，即具有表达的社会性；第二，语言具有自身本质上的逻辑性，即它自身是表达的。当然还有第三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这是与表达的本质有关的更进一层的性质问题。

一般语言陈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词和谓词，主词提出对象，谓词进行陈说，但人们总是在双重方式上运用语言，第一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意义，这是运用语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运用语言自身的语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语法形式说出或写出句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语言表达自身。因此一个句子在日常使用时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但实际上日常语言往往是在这两重意义上混乱地运用，因此表现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的环境有关，为了能纯粹地进行表达，人们就首先应当从心理、历史环境中清理出正确的语言形式，弗芮格和罗素就是在对语言表达进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把语言的两种表达区分开来就是把语言对意义的表与表达的形式分离开来。即把对意义的表达与对自身的表达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就是从语言中抽象出逻辑型式。对逻辑的研究几乎和对哲学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亚理士多德建立了传统的逻辑系统，并以思维的形式的研究作为逻辑学的本质。传统逻辑以日常语言作为对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传统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所组成的逻辑型式与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比如命题与复合命题，命题的关系与推理等等。

逻辑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表达型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型式作为表达的工具自身这双重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命题既表达了它的内容，又表达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情况几乎和语言的表达一样。为了表达的纯粹化，把语言符号抽象为纯粹符号，这就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即以纯粹符号作为表达工具。所谓纯粹符号是只表达型式自身的符号，依靠这种符号，逻辑型式可以直接表达型式自身。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础上，罗素首先以对命题和命题函项的区分成功地分离了命题和命题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纯粹逻辑符号表达出来[1]。命题可以表达内容，命题函项则只表达型式，命题函项即是普通命题的逻辑型式，命题函项包含了未定成份(逻辑变元)，当把这些未定成份赋予一定的命题值时，它就成为普通命题，用数理逻辑的语言说，一个命题函项是其值为命题的函项。比如，“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作为普通语言，它既表达了内容，又表达了逻辑型式“某某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一个逻辑函项，在一定的逻辑符号系统中可以用纯粹符号表达为逻辑命题，如“p^q”等等。

逻辑分析方深入一层下去，由命题分析进入谓词分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命题中的摹状词从作为名称的名词中区分开来[2]。所谓摹状词就是具有属性描述意义的词组，比如“‘数学原则’的作者”就是一个摹状词，它只表达一个属性事实，它与具有指称的名词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称的人物或事物对象。罗素称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因为它单独出现时即不指称一个对象，也不能作为一个命题成立，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作为一个摹状词，并不指称罗素，它只表达著作与作者的属性关系，因此不具有单独的陈述意义，它只有在一个适当的陈术中才使这个陈述成为完整的，比如“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才是一个完整的陈述。日常语言中，作为具有指称的名词如“罗素”与摹状词“‘数学原则’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别，人们用“‘数学原则’的作者”和“罗素”相互代用，但是这种不加分别的混用就带来了混乱和悖论。在日常语言中，“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个陈述如上所述具有两重表达，第一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第二是它表达了自己，即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这样“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与“罗素是罗素”或“‘数学原则’的作者是‘数学原则’的作者”在日常语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义表达，因意义而真，后者则单独陈示自己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是一个同语反复的恒真的命题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罗素语）。这样摹状词理论就使逻辑形式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清理出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的典范，这并不仅仅是指这种分析的结果，即不是指这个分析从名词中区分了出了摹状词，而是指摹状词理论表现了典范的分析活动，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现。

分析的表达与不可表达

真正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分析学家的是，逻辑型式虽然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而来，但它的普遍性保证似乎不能由这种抽象过程得到，而是由这种型式自身所保证的，前者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纯粹型式上，表现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幽灵是无法驱散的,分析哲学并不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问题，只是真正的传统哲学问题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义上，逻辑真理是命题真值函项结构性的表达，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过程产生的，这种真理性从何而来？这最终将使语言和逻辑研究进入到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哲学。

罗素的逻辑分析基于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它从语言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关系——逻辑型式，即从语言对意义的表达分离出对逻辑型式的表达，逻辑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形式关系的逻辑常项即命题函项，这样语言作为对语言意义的表达和逻辑型式对逻辑关系的表达而得以区分开来；而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常项也抽象掉了，即把逻辑型式对逻辑的表达与对自己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绝对纯粹型式，实际上它只是分析活动自自身的影子，成为维特根什坦所说的哲学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语言与逻辑作为型式自身表达的结果，而是在分析下所显现的语言与逻辑的层次的表达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析过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过程得到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别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的分析本质是对透过语言和逻辑表达而表现的人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连接词既不表达逻辑对象，也不表达逻辑函项，所以它们即不表达意义，也不表达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显现分析自己。这样的推广是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在这样的推广下，命题既不表达真值，也不表达复合关系，它们都只是分析意义上的显现。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做出这样的明显结论，他们的结果只是：由于逻辑命题即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因此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要的胡说。

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逻辑命题是对自身的表达，因此无论是名词或者是摹状词的使用，它们与逻辑形式无涉，并不妨碍逻辑形式的自身表达，甚至意义上不正确的表达，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仍然在世”虽然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在逻辑形式上并没有错。当然在分析的情况下，这两种陈述的区别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况下，包括一般哲学思维中，人们并不能时时自觉到这一点，甚至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存在”是在作为摹状词被使用，或作为具有指称意义的名词被使用就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对这种情况的觉察人们才会碰到了分析意义的哲学问题，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学以无意义为据，不是解答哲学问题，而是取消了哲学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哲学，维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觉到，表达的无意义自身是一种显现。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同语反复，重言式却显现了证明，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过程。维特根什坦的结论就是语言与逻辑表达在哲学问题上是无意义的，但它以“显现”的方式显现了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在终极推广的意义上，它们是分析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分析哲学取消了企图用语言方法表达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语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语言就是世界的全体，语言不能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是无意义的，这实质上就是关于认识的表达可能性，这是真正的认识论问题。虽然表达最终即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自己，但仍然显现了不能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无意义”的意义。维特根什坦的研究在“显现”上中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因为它已超出了他的视野，当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学活动显现了它，这也就是他的哲学，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哲学，在分析的认识论上：“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也是一种哲学，它以分析的认识论表达了对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因此分析哲学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特殊的，作为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和作为分析的认识论的存在论。表达、分析与思想

以往的哲学主要都是研究客观、主观和它们的关系，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从存在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方法，人类就像一个磨镜人，在不断清晰起来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不断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雾。当人们满怀踌躇地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可能性，人的认识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识的本质，以及认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等等展开讨论的时候，总是发现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比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为了表达真理而探寻语言自身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分析哲学努力地摆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感觉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达的纯粹形式化，但当他们认为成功在即时却发现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此一切哲学问题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学认为"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关于存在的命题就什么都没说；但如果“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它就只能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名词，这样分析哲学就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日常语言。

分析哲学自己研究对象的狭窄，表面上矛盾的论说性陈述和大量的反驳的意见表明，分析哲学遗忘了什么，遮盖了什么。实际上，语言的表达，在日常活动中不仅是在语法、意义、和逻辑形式的层面是展开，它而且是在思想中进行，就是说，一方面语言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内容，同时思想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对以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表达关系、表达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它不是关注一般的语言表达，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达，即语言作为哲学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分析一词就不仅仅是对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它们的表达关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动。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分析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动意义上的研究活动，这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根本性质，这时分析哲学一词不仅具有相当于康德哲学中批判一词的意义，而且是自身的“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过程。因此分析哲学可以简捷地说：哲学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学活动，而哲学活动就是哲学思维，只是我们应该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条件：在语言和逻辑表达的分析意义上。

语言的本质之一是它的社会性，不同主体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语言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中的规则一词不过是“逻辑型式”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代称。但“游戏规则”的“游戏”一词则揭示了日常语言的另一个本质——语言的过程性，正是这一本质体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维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学研究强调了语言行为，反对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分离，其实这正是在强调了基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过程即思维活动。

罗素的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把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对意义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但他没能把语言的语法过程、逻辑过程与思维活动相互缠绕、渗透的表达与表现的复杂关系精细地区分开来，也没有把语言行为与思想过程分离出来。比如在类型论中，可以用加引号和多重引号的方法表达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罗素、“罗素”、“‘罗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们才能建立这种理解，并找到表达这种类型区别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存在许多混乱，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达，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维。对意义的表达和对形式自身的表达在表达中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经过思维自己的训练后才能被无误地运用，因此理解像“无意义”的自身表达即“无意义”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要在能自如地运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把握。

我们可举一个“逻辑哲学论”中一个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逻辑哲学论4.126）[3]。型式概念对应于固有概念，类似于命题型式，因此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义上，一个概念在表达它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表达作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问一个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显现作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思维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则，一切讨论就不可能了，这才是哲学上的终极的无意义。

显现与无意义的意义

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虽然从语言到逻辑，从逻辑到分析自身，层次地分离了意义的表达与自身的表达，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对精确、纯粹表达的最终追求都被分析的认识论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显现，那就是被分析哲学所遗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学思想活动自身，这正像谚语所说，骑在牛背上寻牛，因此，虽然维特根什坦说了：“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哲学论”4.）“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逻辑哲学论”4.112），但他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分析与思想之间的本质关系之中去，只是轻描淡写了它们：“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份，其复杂性并不低于机体。”“人类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饰思想。”在这个即将跨入的最重要哲学问题前，他止住了脚步。但是维特根什坦仍然以显现表达无意义，借此可以摆脱分析哲学自身的悖论：一方面，分析用于语言和逻辑，这相当于分析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说分析精神，只能作为方法在对语言或逻辑的分析中显现，这相当于对自己的表达，所以分析哲学自身也是双重意义的，这样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即是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时又显示这个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来自身的诘难：“逻辑哲学论”是无意义的，但他可以回答：它显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虽然维特根什坦提出了显现和无意义这样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发掘到它们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只是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逻辑哲学论”的格言：“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取消了世界观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只是由于分析哲学未能把对分析的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语言哲学阶段。但是维特根什坦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谓谬妄，是说表达的错误，而无意义是指无法表达的。维特根什坦基于这种理解，以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替代了哲学，而不是取消了哲学：“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罗素，卡尔纳普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把哲学的唯一任务看成就是逻辑分析，正是以这个理由，他们才被以一种哲学思潮被归属到分析哲学的范围内。分析哲学所说取消了哲学并不是取消了作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哲学，而只是取消了对终级问题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治疗术，这种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学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结果，它是一种没有治疗结果的治疗活动本身，因此这正是表明他们只是在进行哲学活动，即积极的哲学思维。因此分析哲学就是哲学思想的活动方式，它的对象虽然是语言和逻辑，但它的结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语言和逻辑结构，而是语言和逻辑在被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表达关系，而且这种表达关系是在分析中层次递进的，也正是在这一层层的递进分析中，它们分析显现为分析意义的哲学活动。然而，语言表达和逻辑表达、表达与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作为哲学思想的活动，这之间复杂、深刻、本质性的关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学只是冰山的一角。维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学研究在非表达的意义上触及到了无意义问题，比如他曾举例如颜色样品、巴黎标准米等，问它们什么是红色或一米的长度这样的问题同样地也是无意义的，或许他企图建立一种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继者如牛津哲学家在这种意义理论方向上发展了它；而剑桥哲学家则继续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认语言是混乱的基础上，企图进一步弄清语言为什么是混乱的这个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在一种全面、系统的意义上达到传统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就未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集聚起来，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结论是有限的，但这只是一种近视，分析哲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发现了语言与逻辑的不可表达问题，并把它导向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因而揭开全部哲学的新的一页，虽然它没能最终在语言、逻辑与思想之间发掘出它们之间的深刻隐藏着的本质关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学思想活动显现了它，这将引导哲学分析最终走向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再生之地。

1.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p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