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硕士论文范文10篇

税务硕士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电子化政府;资讯科技;网际网路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forPublicEconomicandPublic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GlobalPerspective:AssessingTheProgressofUNMember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Wide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贪污腐败、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Throug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PartnershipforReinventing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OnlineCitizen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21Strategic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TheWorldBank:《ADefinitionofE-Government》

[7]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9]参见徐仙卿:《电子化政府之研究——以户政资讯化为例》,指导教授:史美强,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第27-32页。

税务硕士论文范文篇2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forPublicEconomicandPublic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GlobalPerspective：AssessingTheProgressofUNMember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Wide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贪污腐败、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Throug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PartnershipforReinventing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OnlineCitizen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21Strategic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TheWorldBank：《ADefinitionofE-Government》

[7]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9]参见徐仙卿：《电子化政府之研究——以户政资讯化为例》，指导教授：史美强，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第27-32页。

[10]林文信：《公私部门推动政府采购业务电子化之研究》，指导教授：萧乃沂博士，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在职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第15页。

[11]参见陈锦泰：《政府入口网使用者介面之研究与实现——以中华民国电子化政府入口网为例》，指导教授：张耀仁博士，私立中原大学电子工程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一年七月，第5-6页。

税务硕士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电子化政府；资讯科技；网际网路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forPublicEconomicandPublic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GlobalPerspective：AssessingTheProgressofUNMember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Wide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贪污腐败、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Throug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PartnershipforReinventing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OnlineCitizen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21Strategic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TheWorldBank：《ADefinitionofE-Government》

[7]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9]参见徐仙卿：《电子化政府之研究——以户政资讯化为例》，指导教授：史美强，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第27-32页。

税务硕士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电子化政府；资讯科技；网际网路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forPublicEconomicandPublic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GlobalPerspective：AssessingTheProgressofUNMember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Wide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贪污腐败、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Throug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PartnershipforReinventing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OnlineCitizen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21Strategic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TheWorldBank：《ADefinitionofE-Government》

[7]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9]参见徐仙卿：《电子化政府之研究——以户政资讯化为例》，指导教授：史美强，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第27-32页。

税务硕士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电子化政府；资讯科技；网际网路

一、电子化政府之定义

有关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有学者观点与官方观点之区分。

（一）学者观点

1、西方学者观点

McGinnis在讨论电子化政府时，认为电子化政府指的是政府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提供任何人所需要的服务，而这项服务不仅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欲寻求的答案，也是让每个人得到实质上的服务。因此，电子化政府是使用各种硬体、软体工具建立一个政府与政府间、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桥梁。Canales则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改变提供给民众的服务型式，民众可不分昼夜地轻易满足其需求，而民众满足需求的地点不是在政府机构之办公地点，而是在网际网路上。JoshuaDean说，电子化政府即为政府运用现今科技的优点提供给民众更多及更好的资讯与服务。Rowena和Caroline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一个实现自身权益的管道。Forman认为，电子化政府是利用数位科技（digitaltechnology）针对政府之作业模式做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使得政府的服务更加有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人们利用本身的智慧，将科技的力量发挥到极限，而这股发挥至极限的力量所产生的效益，将使得政府的作业流程简化、作业成本降低、工作效能提高。Relyea及Shuler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透过资讯科技的使用，提供社会大众讯息的传递、资讯的流通、公共事务的服务，以提升政府作业的效率。[1]

2、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利用资讯和通信科技，形成网网相连，并且透过各式各样的服务设施，如自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网际网路、公用资讯站等，提供各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主动完整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运用电脑网路系统，以及各种资讯服务设施，依机关、企业及民众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提供自动化服务之总体概念。简言之，电子化政府是透过资讯网路系统，将政府机关、民众及资讯串连起来，建立即时互动系统，让政府资讯及服务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信息。[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政府机关因应网际网路快速发展的趋势，将相关的资讯与服务设置于政府机关全球资讯网，作为民众与政府间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沟通管道，此一管道的运作以民众的权益为主要考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正确的资讯与优良的服务提供给需要的民众。[3]

上述学者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国台湾有人进行了如下总结：“电子化政府”乃指政府机关运用资讯通信技术形成相互连结，进行资讯交换，透过电话、电脑网路及共用资讯服务站等各种资讯设施，依企业与民众需求，以最方便的程序，直接提供更快速及创新的自动化服务。并以达成“单一窗口服务”为理想目标，不仅只是利用资讯通信科技的优势取代人工作业，更重要的是透过流程创新来加强各机关协调合作，改变传统作业流程，调整各机关的权责分工，并进而无形中打破传统组织层级节制的限制。[4]笔者认为该总结相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电子化政府”的本质。

（二）官方观点

根据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itedN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UNDESA）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DivisionforPublicEconomicandPublicAdministration，DPEPA）与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于2002年所发表的《BenchmarkingE-government：AGlobalPerspective：AssessingTheProgressofUNMemberStates》报告中，对“电子化政府”的定义是：泛指公共部门所有资讯通信科技的平台与应用，其从政府透过“网际网路”与“全球资讯网”（WorldWideWeb，WWW）传输资讯给民众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诠释“电子化政府”。[5]世界银行（WorldBank）则是将“电子化政府”定义为：政府使用资讯与通讯转换公民、企业和其他行政单位的关系，这些资讯通信科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目标，使政府传递更好的服务给公民，透过资讯充分授权公民，使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回应性与课责型、避免较多的贪污腐败、提升行政透明度、提供人民较多便利性、降低服务成本并使政府税收成长。[6]

从上述官方机构的诠释可以发现，“电子化政府”是一种通过资讯通信技术，将政府、民众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使政府资讯和服务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企业和民众，以提升政府的生产力和效率。并且网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有利于避免贪污腐败的发生。

二、电子化政府之起源

电子化政府的称谓首次出现在1993年美国政府在《ReengineeringThrough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报告中，目的是用来强调“利用资讯科技来革新政府”。根据美国政府资讯科技服务小组（Government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声明，国家资讯基础建设的中心精神在于塑造顾客导向的政府，而更主要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容易取得、更有效率以及更容易运用的政府服务。1993年美国政府将政府资讯政策作为政府施政的主轴，并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计划”（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NII），作为支持“电子化政府”运作的基础，此后的报告中设想建立起运用资讯科技与顾客互动的政府机制，并提出了八项服务重点，除包括电子福利支付系统、公共安全资讯网络、国际贸易资料系统外，还有“电子政府”运作的支持机制，具体包括保护隐私权与资讯安全、整合政府服务资讯基础建设、改善资讯科技的取得、增加联邦人员的生产利与提高资讯科技的素质等。这些举措引起了全球的重视，各其他先进国家纷纷开始效仿。

三、电子化政府之应用形式

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是指政府与顾客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形式，即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民（G2C）。简要内容如下：[7]

（一）政府对政府

电子化政府的G2G应用形式是指，应用软体设备，改善政府内在的运作，其中包括会计、预算、人力资源等领域。另外也包括文件的概念或所谓资料库的解决方案等，这些通常能够减轻资讯管理的负担。G2G方案的目标是促进资料整合，以及经由除去分裂的系统来改善整个流程。这样的系统经过建立整个组织而不是单一机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对于大型组织来讲，G2G方案对于G2B以及G2C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政府对企业

此种应用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并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政府采购的效率上。政府机关内的职员都清楚，对于采购流程的改善是很艰难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政府采购实行电子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网上申请功能，电子邮件传递的安排，以及对文件管理都有利于提高采购过程的效率与效能。G2B方案把焦点放在市场交易时能够减少采购的行政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交易的机会，这与简化工作流程，减少邮寄时间，增加资料的正确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政府对公民

当人们习惯于使用网际网路与银行、书店及其他商务服务进行交易时，他们会预期希望与政府能够进行类似的电子交易。G2C方案的范围包括努力减少交易成本，改善资讯传播，增加公民参与，以及使得传递简化且更有效率等。

从上述三种“电子化政府”的应用形式来看，资讯的取得、服务的传递以及双向的沟通，是“电子化政府”的基本核心功能，通过政府网站的应用，可以达到资讯公开透明、服务申办跨越时空限制、民主职能充分发挥的目的。而G2G的跨组织创新服务、G2B的便商服务、G2C的便民服务则是“电子化政府”用以提供顾客导向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族群需要的手段，进而强化“电子化政府”功能应用的层面，这实际上是全球发展“电子化政府”的趋势。

四、电子化政府之内容

目前世界上各国虽然对“电子化政府”发展的需求不同，实际应用也基本属于因地制宜的情形，但归纳起来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

（一）电子化公文

公文的管理与传输通过网路进行，使得公文更加科学和环保。

（二）电子资料库

政府建立起各项电子资料库，收集政府所有的数据和资讯，并且方便让民众通过网路获取资料。

（三）电子邮递

政府建立起电子邮递系统，提供电子目录服务，以增进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效率。

（四）社会保障电子系统服务

政府运用电子资料交换、磁卡等技术处理政府与各种社会保险作业，直接将政府的各种社会福利支付给受益人。

（五）电子商务

利用资讯技术建构网路安全的环境下，推动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电子资料交换技术进行通信和交易处理。

（六）政府电子采购与招标

在电子商务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政府部门以电子化方式与厂商进行采购、交易及支付处理作业。

（七）政府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政府多项业务，如网上报税、海关报单、政府文件等业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向政府提交业务申请。

（八）政府电子决策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为政府决策提供象决策分析等一样的服务帮助。

五、电子化政府之推动

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创新及普及应用，掀起了全世界电子化政府的浪潮，近年来无线、宽频及网路服务技术的创新进展，各种技术汇流整合，加上顾客关系管理、资料管理、知识管理等软体功能的进展，更为电子化政府注入了加倍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全新空间。因此，世界主要国家无不将电子化政府视为创新竞争优势的推进策略，竞相投入可观的资源，规划全新的e化服务，并配合政府再造运动的发展。下面就主要及各国家对电子化政府的推动情况作一简要介绍：[9]

（一）美国

美国因全球化危机、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支出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衰退，特别是在没有效能的行政成本上，公共部门的开销远大于私营部门。于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提出了国家绩效评鉴计划，并于1993年3月3日命令副总统高尔组织国家绩效评鉴小组提出改革报告，并于同年提出了“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II），其虽不是完全针对政府电子化目标所设定的。“但是，NII的提出揭示了美国政府重视资讯网路的发展，决定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奠定资讯网路的基础，以促进网路的发展与普及化。”[10]1998年9月7日克林顿将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更名为“全国协力推动政府再造委员会”（NationalPartnershipforReinventingGovernment，NPR）。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水银”任务编组，改组由40多个机关65位代表组成，规划在2003年完成22项跨机关资讯整合性应用计划，并于2000年9月完成电子化政府入口网，提供2万多个联邦政府网站和4700万个政府网页的搜索服务，在1/4秒内完成5亿份文件的搜寻，建立90多个跨机关整合性、特定用途的入口网站。为使社会各阶层均能享受到电子化政府的服务效益，推动“延伸数位化效益：为众人工作的公共事务与服务指引”，作为各机关推动e化服务的参考依据。而在规范电子化政府的运作方面，制定了“电子化政府法”，强化网际网路的应用和民众参与。

（二）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于1998年采用“续阶计划”改革方案，期望让管理者能自主管理，并具有管理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实务经验，使得每一个部门都能够发展专业化的服务管理技术。

为推动e化服务，英国政府在2001年2月推出公民网上服务入口网（UKOnlineCitizenPortal），除了提供政府资讯与服务的目录与检索外，主要提供民众多种生活主题式服务，如犯罪报案、死亡、旅行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提供更多管道的服务；提供更人性化的界面服务及提供个人化服务；整合性网上申办等。

（三）加拿大

为推动电子化服务，加拿大政府于2004年完成了网上政府方案，不但将现有的服务与资讯上网，而且设计了新的服务，通过internet提高施政透明度与效率，促进民众参与政府决策，其主要策略包括：联邦机构约200项关键服务上网；健全基础设施，以电子平台解决认证及安全问题，协助整合服务；订定资讯管理与采购、认证、安全等政策；合作办理网上服务所需人力资源培训等。

（四）日本

日本政府于2001年提出了e-Japan计划，其重点内容包括：构建世界最先进的资讯与通信网路；推动资讯教育学习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政府行政数位化，发展电子化申办服务；建构电子认证机制，推动资讯及网路安全；发展电子投票选举等。

日本政府在推动行政数位化方面，2000年9月中央政府已发展网上服务项目120余项，占全部10541项的1.2%.2000年3月中央机关已设置网站874个，公务员每1.4人拥有1台电脑，地方政府已设置网站的比例为66.4%，公务员2人拥有1台电脑。日本政府在2003年推出相关行政数位化重要措施，包括：政府资讯电子化服务、电子申办、电子税务、电子采购、行政无纸化等。

（五）新加坡

新加坡以2000年公布的《Infocomm21StrategicPlan》作为推动蓝图，藉由资讯通信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国家资讯通信产业的发展，促成新加坡晋升主要世界经济体行列。

推动计划包括商务e化转型、政府e化服务扩展及e化生活的提升等方面。

针对政府e化服务不分，新加坡于2000年7月投入15亿新加坡币推动为期三年的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其施行的策略有提倡知识平台、推动政府e化服务、引进新技术、改善作业效率、完善的资通基础建设，如智慧卡、资通训练等。

六、电子化政府之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各国推动发展的情形，各先进国家未来电子化政府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1]

（一）政府服务上网

政府将广泛应用网际网路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包括预约、网上换发证明文件、网上报税、网上缴交罚款、网上申办等，民众将逐渐习惯使用浏览器以自助的方式上网取得政府资讯及服务。同时，政府也将广泛为运用设置于公共场所的“公用资讯站”，以及自动柜员机等自动化服务设施，提供单一窗口及多元化的服务。

（二）智慧卡的应用

智慧卡（smartICcard）将逐渐作为个人基本资料储存及网上申办身分辨识的重要媒介，政府将推广应用智慧卡提供民众身分识别、网路安全认证、医疗保险认证、假释许可等各种服务。

（三）知识经济发展

资讯通讯科技将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荣枯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本位的经济即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形态，电子化政府将是支持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由于网路上安全认证技术之采用，以网际网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将普遍为政府、企业及民众利用，藉由资讯与通讯科技，电子化政府将大幅提升资讯公开和流通的效率，促进知识经济发展。

（四）消除数位落差

电子化政府的推动必须避免造成资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失衡现象，必须普及城乡宽频网路建设与资讯教育，让资讯的应用普及到社会的每个层级和地理上的每个角落，并且照顾到弱势群体，减少知识落差。

（五）迈向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机构智慧或企业智商，也就是为了要使机构的“生产力”、“应变力”、“工作职能”及“创意力”的再提升。而机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该机构是否广泛分享资讯，以及如何善用彼此的观念成长。配合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将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资讯通讯科技的应用发展，电子化政府也将由资讯管理迈向知识管理，成为知识型、智慧型政府。

「注释」

[1]转引自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18-19页。

[2]转引自刘淑华：《资讯政策决策者在电子化政府中的责任——以县市政府为例》，直到教授：黄朝盟，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第5页。

[3]石宜昌：《台湾电子化政府：县市政府网站属性研究》，指导教授：孙国祥，南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年，第20页。

[4]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页。

[5]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19页。

[6]TheWorldBank：《ADefinitionofE-Government》

[7]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1-22页。

[8]参见赖建名：《中国电子化政府之研究》，指导教授：高长博士，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20-21页。

[9]参见徐仙卿：《电子化政府之研究——以户政资讯化为例》，指导教授：史美强，东海大学公共事务硕士学程在职进修专班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第27-32页。

税务硕士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税收遵从成本对经济有较大的扭曲作用。我国现阶段也存在着税收流失的困扰。我们要借鉴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研究的经验，重视降低纳税遵从成本，不断完善税制建设，加强税收征管。

纳税遵从成本是纳税人在遵从税法的活动中不得不承担的费用。20世纪80年代，以英美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才真正开始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将其纳入税收改革的考虑范围。从各国对纳税遵从成本的调查研究来看，税收遵从成本巨大而且具有累退性，会增加纳税人的不遵从行为，对经济有较大的扭曲作用。我国目前同样也面临税收流失问题的困扰，如何借鉴国外政府对该领域的探索和实践经验，立足我国现状，为税收决策提供一个有迹可循的依据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概念

1．纳税遵从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履行其纳税义务的行为，表现为及时填写所有要求填写的申报表，申报表上的应纳税额应按税法规定和法院裁决要求正确计算。

西方纳税遵从理论认为，纳税人会对遵从成本（包括填申报单的花费、向税务人咨询的花费等）和不遵从成本（罚款）进行比较，从而做出决定。这种观点对于解决纳税人不遵从问题是具有建设意义的。沃尔舒茨斯基教授就认为“从长期来看，税务当局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比纠正纳税人的不纳税行为更为重要”。

2．纳税遵从成本

我国税收界很多对税收成本和税收征管方面的研究文章都提及纳税遵从成本，目前学界对“遵从成本”或“奉行成本”的概念采用的是英国巴斯大学的锡德里克·桑福德(CedriSandford)教授在其《税收遵从成本?押测量与政策》中对“遵从成本”下的定义，即?押纳税人(第三人，尤其是企业)为遵从税法或税务机关要求而发生的费用支出。这种费用支出是指税法及税收所固有的扭曲成本(如工作与闲暇的扭曲，商品消费或生产选择的扭曲)以外的费用支出。它不包括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时所支付的税款。

3．纳税不遵从

纳税不遵从是指一切不符合税收法规意图和精神的纳税人行为，包括纳税人故意不申报、少申报和因为信息错误、误解、疏忽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不申报、少申报。

二、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研究情况

（一）对遵从成本的调查结果

1．遵从成本数额巨大。桑福德（Sandford)曾对1986－1987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税收体系的遵从成本进行了估算，结果是遵从成本占总税收的3．91％。1995年度美国联邦和州所得税遵从成本约为676亿美元，约占联邦和州税收收入的9％，占GDP的0．93％。2002年，印度国家财政部有关研究表明，2000－2001年度，印度个人所得税的遵从成本（还只是纳税人所承受的“合法”成本）占到该项税收的45％。富兰塞斯·威廉歌德（FrancoisVaillancourt)研究了1989年加拿大个人所得税发现，其遵从成本占该项税收的6．9％。

2．遵从成本具有累退性。遵从成本的累退性表现在随着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个人）收入越高，遵从成本反而相对越小。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相比，前者承担的遵从成本明显高于后者；小型企业的遵从成本负担重于大型企业。

3．遵从成本对经济有负影响。遵从成本会给社会增加资源成本，对于遵从成本的怨恨可能导致不遵从行为；遵从成本通过提高边际税率，可能扭曲或者阻碍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决策。印度财政部最近的研究发现，高额的遵从成本带来的经济影响还包括：扭曲生产决策、减少投资，带来更高的赤字，减少税收的公正性，减缓经济的增长，影响价格运动规律，降低国际竞争力等等。

4．高遵从成本引发不满情绪。由此导致严重的偷税问题。特别是小型企业和个体户，他们感到在税收方面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们规避高遵从成本，甚至偷税逃税的动机也就相对比较强烈。

（二）关于税制简化的问题

税收体系的繁琐复杂是许多国家不堪其扰的问题。例如1986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单说明书就长达48页，有28个可能的表格需要填写，给纳税人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正如幽默大师拉赛尔·贝克(RussellBaker，1995)所言，“税法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无人能懂。它以深不可测闻名于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美国率先开展的税制改革在全球范围得到了回应，税制简化则是其中重要的改革动力之一。税制简化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简化税法、降低税率、减少税收档次以及扩展税基等许多改革层面。根据鲍普（Pupe,1994）对遵从成本的研究结果表明，税制简化应更加关注在税收最大化、公平与效率的传统目标之间做比较。

（三）一些国家的实践

英国于1986年实行《纳税人宪章》，明确了税务机关的职责：“国内收入局及关税和消费税局应关注不同的纳税人（包括较小企业的特殊情况）的遵从成本。在税收管理过程中，他们应该认识到使你的遵从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性，应根据职责要求经济、有效地征税。”

美国国税局提出改善纳税人遵从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增加税法的威慑力，通过立法、设计付税程序等措施，使所得更加透明，使不遵从更容易被查出；（2）降低遵从成本，通过简化申报表、提供各种咨询，解决纳税人的问题；（3）提高遵从税法的纳税人的社会地位，使不遵从税法的人臭名远扬；（4）加强对税务人的管理等等。

这些国家对遵从成本的研究结果的确向我们呈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有理由相信遵从成本确实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政府和学者们设计税收体系的初衷。

三、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研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为纳税人遵从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能充分保证“经济人”正当权利的制度，这同时也保证着纳税人的正当权利。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切与交换相关的行为都将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达到效用的最优。

2．完善税收征管制度

要改变机构行政人员对整个税制的看法与态度，加强对内部人员的人事培训，这一培训工作一部分可以由系统内人员负责，而另一部分则交机构以外的专家学者完成；加强改善纳税表格格式的工作，使纳税人填写的表格更加简单明了；加强咨询服务，以帮助税务机构与纳税群体之间的沟通等等。

3．保持税法稳定，减少税种的遵从成本

税法稳定有利于降低税收遵从的临时成本。构造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少减免的税制结构，是我国税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宽税基可以保证税收收入，并且促进各种相互联系的税种采用共同税基。少税种可以防止纳税人在税种之间的转移，减少相应的遵从成本，矫正经济扭曲。减少税率档次，降低临界点税率，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临界点税率附近生产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程度。少减免可以减少纳税人的税收选择活动，从而降低其遵从成本。

4．增强公众纳税意识

对我国而言，尤其在税收征管中的纳税咨询服务等方面需要体现出来。如果税务机关能够提供充分便捷的纳税咨询服务，如免费提供通俗易懂的税收手册、配备足额称职的税务咨询人员，那么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就可相应降低。完善纳税咨询服务将是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1]范恩洁．国外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经验与借鉴[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

[2]李亚平．美国规范纳税人行为的若干经验及其启示[J]．理论研究，2006?熏（2）．

税务硕士论文范文篇7

目前的供热企业一般以电联产、锅炉产热生产的热能作为供热的主要热源，将生产的蒸汽、高温水接入供热管网，连接到热量使用的终端，最后将热量消耗殆尽的低温水通过管网收回再次加热至成品，重新进入系统，如此循环作业，完成封闭式供热。供热企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向取暖用户收取取暖费，收费计量标准不一，新型建筑物大多以热耗计量结果收费，大部分按照供热面积缴纳取暖费。另外，各地政府结合当地经济状况对供热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也成为供热企业的收入来源。

二、关于供暖价格

供热作为社会影响面较大的公共产品，通常实行政府定价。当物价上涨，供热成本上升，供热企业可以申请实行政府成本监审调整供暖价格；当物价回落，供热成本下降，如果不及时进行成本监审，采暖用户将面临承担过多的供暖负担，严重影响供暖作为公益产品的根本。对供热企业成本的跟踪监督检查存在十分的必要性。

三、供热成本的几个关键审核点

（一）关于资产的折旧和摊销

供热企业的资产主要包括厂区内供热设备以及相关环保设施等。通常供热管网属于政府投资建设由供热企业进行日常的维修维护，重点关注这部分资产的折旧是否计入供热成本，以及日常维修维护是否必要、真实和价格的公允性。审核与供热生产经营无关项目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出租、转让或闲置的固定资产、折旧期满的固定资产，应从固定资产原值中核减，相应核减折旧费用。超标准配备的公务车应从固定资产原值中核减，并相应核减折旧费用和维修维护费等其他费用。对于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以及折旧方法审核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列入供热成本。

（二）关于原辅材料费用

原辅材料费用是指供热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原煤、燃气、燃油、水、电、维护材料等支出。关于主要材料即煤炭消耗为供热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首先用量，很多供热企业通过虚增消耗量达到虚增供热成本的目的，重点关注产供热量与煤炭消耗的配比关系，可依据《山东省供热能耗统计监测办法》规定测算的结果进行配比核算；其次单价，关注煤炭耗量与单价的关系，明显存在单价高耗量多的不合理现象，因同一地区内供热企业煤炭单价差异较大，可参考地区内加权平均单价作为价格的统一计量标准重新核算。其它材料费用重点审核其发生的真实性、相关性，应扣除无关供热的材料费用支出，对于同一地区内配比严重失衡的企业，可进行重点审核。

（三）关于人工费用

供热属于季节性生产，年内人员变动较大。按照岗位职责主要分为生产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后勤人员。对于职工人数地方有核定办法的可以按照规定，如果没有核定办法可以参照同一地区内同类可比企业的平均水平确定。计入成本的职工工资，最高不能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平均工资。相关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不超过工资总额的14%、2%和2.5%据实核算，未上交工会组织的工会经费不予计入成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比例和水平据实核算。

（四）关于期间费用

管理费用主要包括后勤管理部门为维持正常供热生产经营发生的相关办公费用等。应扣除与供热生产经营不相关的费用；相关业务招待费、会议费应作为审核重点，重点关注是否参照行政事业单位相关标准,以及相关费用的报销标准。财务费用主要指供热经营者为筹措生产经营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应按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支付的利息净支出、汇兑净损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扣除利息支出中高于以上标准的部分。

（五）关于供热面积

供热面积作为成本计量的主要权数，应重点核对计量面积的准确可靠性。供热面积收费应按照建筑面积，关注供热企业在收费过程中是否将部分用户收费面积标准替换为使用面积；对经营用热和生活用热划分是否正确；关于收费是否做到应收尽收，对于不能及时收费的片区是否采取积极措施；老旧小区收费中对于按照供热面积收费和按照热量消耗量收费的，如何对二者进行换算或者单独核算，《山东省供热能耗统计监测办法》中规定了关于单位面积耗煤量以及单位热量耗煤量，可以结合地方自身特点，调整适当的换算比例，并且按照规定标准加计热量损耗。

（六）关于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08]171号）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供热企业所需主要原料煤炭，增值税税率由13%调高至17%，而销售暖气的增值税税率为13%。同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供热企业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8号）文件规定，供热企业向居民供热而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由于企业的销项税和进项税税率的不同，部分企业出现享受免税反而使进行税转出大于免缴的销项税，导致企业多缴纳税款。所以很多企业会根据企业运行情况自行选择享受还是放弃增值税免税政策，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进一步成本审核。

四、结束语

对供热企业成本的审核要坚持以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准确的核算，依据相关成本列支要求进一步规范，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做到真实反映出企业的运营情况的，更加准确和合理的核定供热成本，确保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公益性。

作者:邢俊娥 单位:青州市审计局

参考文献

[1]郭向明，荆学亮.中小型企业供热成本核算刍议[J].北京：消费导刊，2007（13）.

[2]罗丽娜.供热企业的成本管理方法研究.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08.

[3]彭涛，姜海波.浅谈供热企业成本管理[J].黑龙江：林业科技情报.2007（01）.

税务硕士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论文。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硕士论文，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论文，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税务硕士论文范文篇9

一、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

税法上的法律关系是由程序的部分与实体的部分所组成。税法上程序部分的法律关系，称为税收义务关系，属于行政法性质，是为了配合或确保税收债权的实现，而由附随的非财产权性质的税法上权利与义务所构成的法律关系。

税法上实体部分的法律关系，是以财产法性质的请求权，即金钱给付之请求权为标的的法律关系，又称为税收债务关系。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包括税收请求权、担保责任请求权、退还请求权、退给请求权、退回请求权以及税收附带给付的请求权。[2]税收程序法上的种种义务规定，其终局的目的即在于配合或确保税收实体法上请求权的实现。

基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当有可归属于某特定人之法律事实符合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的构成要件时，该特定人即依税法规定负有现实的纳税义务，亦即该特定人负有对于课税权人（国家或地方政府）给付一定数额税收的义务，而课税权人对于该特定人（纳税人）亦有请求其为特定财产上给付的权利。此种纳税义务关系的特征，抽象言之，即为特定人（纳税义务人）对于特定人（课税权人）负有为一定金钱或财产上的给付义务，换言之，即为特定人（课税权人）得对于特定人（纳税义务人）请求一定给付之权利，此特征正与债权债务的特性相符合。[3]正由于这种形式上的共通性，税收的缴纳义务才可以被称为一种公法上的债务。

私法上之债，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古罗马的《法学阶梯》认为：“债是拘束我们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为一定给付的法锁。”[4]现代民法通常认为，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得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就私法上债的本质，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1）债为民事法律关系之一种；（2）债为财产性质的法律关系；（3）债为特定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4）债为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结合关系；（5）债为当事人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法律手段。[5]

不难看出，税收实体法上法律关系与私法上的债务具有共通的性质，均于具备法定给付义务的构成要件时立即发生给付义务，均属于财产法性质，均为特定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移转，并强调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因而与私法上的法定之债相类似。正因为如此，税法学者多借用私法上的债务观念，将“纳税义务”理解甚至直接表述为“税收债务”，并认为税收实体法所规范的纳税义务关系性质上为债权债务关系，为“公法上的债务关系”之一种。税法上导入“税收债务”概念，就可直接借用债法的规范结构，更可适当地说明处理纳税义务关系的发生及其发展的问题，也为现代税法规范结构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债务关系说为迄今的法律学上所一向忽视的‘公法上的债务’这一领域带来了光明，构成其中心的税收债务，是对课税要素观念进行研究和体系化的理论，它赋予税法以崭新的地位和体系变为可能。”[6]

税法上法律关系与民法上法律关系具有相同的意义。将纳税义务关系解释为税收债务关系，对于税法上空隙的补充提供了一条便捷之路，其有助于体系化的说明及掌握理解税法的重要特殊领域，并导出其基准的法律思想。我们认为，民法之规定，可以补充税法规定的不足。当然此项原则，并非无限制地可一概加以适用，仍须视民法之规定，按其性质是否属于一般法律上共通的原则，而判断其能否适用于税法。申言之，凡民法规定之内容，按其性质并非单纯属于私法上之性质，而于税法上及私法上具有共通的性质，即所谓一般的法律思想者，即可视为税法的原则而在税法上加以适用。正如德国学者Friedrich氏所言，法律领域存在着公私法共同适用之一般法理，私法所规定者，多为此一般法理，只是因为私法发达较早的缘故，才被认为私法独有之法理。但既然这些原则和思想属于一般法理，自应可以直接适用于公法（税法即属于公法）。[7]

二、税收债务关系的当事人

税收债务关系是指税收债权人与税收债务人之间关于税收债务的发生、变更与消灭的法律关系而言。税收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一方为税收债权人，另一方为税收债务人。

（一）税收债权人

所谓税收债权人，是指税收实体法所规定的各税收债权所归属的主体，亦即税收债务关系中的请求权人。依照我国宪法第56条之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与公民相对的国家，即应有课税权。国家的课税权包括制定税法之权、收入税金之权及管理税务行政之权，即税收立法权、税收收入权与税收行政权。[8]

在我国，自1994年始实行分税制改革，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及中央地方共享税，税收征收机关有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及海关，因而税收债权人为国家与地方政府。现阶段，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机关的分工是：

国家税务局主要负责以下各税的征收与管理：⑴增值税；⑵消费税；⑶进口产品的消费税与增值税；⑷铁道、银行、保险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⑸中央企业所得税；⑹地方和外资银行及非金融机构企业所得税；⑺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⑻股票交易印花税；⑼对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项税收以及外籍人员缴纳的个人所得税；⑽出口产品退税的管理；⑾中央税的滞补罚收入；⑿按中央税、共享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

地方税务局主要负责下列各税的征收与管理：⑴营业税；⑵个人所得税；⑶土地增值税；⑷城市维护建设税；⑸车船使用税；⑹房产税；⑺屠宰税；⑻资源税；⑼城镇土地使用税；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⑾地方企业所得税；⑿印花税；⒀筵席税；⒁农业税；⒂牧业税；⒃耕地占用税；⒄契税；⒅地方税的滞补罚收入；⒆按地方营业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

海关主要负责下列税收的征收与管理：⑴进出口关税；⑵委托的进口环节消费税、增值税、船舶吨税。

（二）税收债务人

税收债务人（或称纳税义务人）构成纳税义务的主体，它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承担税收债务。以《德国租税通则》第33条的类型化，税收义务人可分为以下类型：

1、税收债务人，是指税收债务关系中，应为自己之计算而负有缴纳税收义务的当事人，或应为其计算，而由税收法律关系中之其他当事人缴纳税收的当事人。税收债务人应以其全部责任财产作为其税收债务的一般担保。

2、税收担保责任人，是指应以自己的财产，为他人的税收债务负担保责任的税收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征税机关亦得对担保责任人及其财产为强制执行。税收债务人与税收担保责任人为连带债务人。

3、税收征收义务人，是指应为他人之计算，收入并提缴税款，但本身并不负担税收债务的税收法律关系当事人。

4、税收申报义务人，即负有申报税收义务的税收法律关系当事人。税收申报义务不受是否成立税收债务的影响。

5、账册及会计记录制作义务人，即依税法规定，有制作账册及会计记录义务的税收法律关系当事人。

6、其他义务人，如法定人、财产管理人及处分权人等，是潜在的担保责任人，负有容忍的义务、申报义务等。[9]

就税收债务人的分类，笔者曾撰文区别税法上债务与责任两概念，并将责任划分为自己责任与他人责任，进一步将税收债务人也区分为承担自己责任的税收债务人与承担他人责任的税收债务人。所谓自己责任税收债务人，即以自己的财产为自己的税收债务计算之人。所谓他人责任税收债务人，即以自己的财产为他人的税收债务计算之人，如扣缴义务人、第三人代缴、连带纳税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继承人、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受遗赠人等。[10]

税收债务人不同于税收负担人。税收负担人，是指经济上实际负担税收之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税收负担人与税收债务人是一致的。但在间接税的情形，税负常常发生转嫁，具体缴纳税收之人却不是终局的经济上税负承担者。因而在考察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时，二者的区分是很必要的。

（三）税法上权利能力

所谓权利能力，是指能享受权利及负担义务的资格，即取得权利义务主体之能力，依通说，应兼指义务能力。依现行民法之规定，只有“人”才能成为权利的主体。“人”在法律上，可分为自然人与法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利主体，是因为其具有法律上的“权利能力”。本来享受权利负担义务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在现行法制下，凡享受权利者，同时皆负有义务，且现代法律以权利本位来构筑，认识到权利与义务相比，权利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一般称“权利能力”，其实同时均包含“义务能力”在内。

权利能力是一项技术性的制度，滥觞于民法，但作为规范说理的有力工具，在税法上也可引入适用，称为税收权利能力或税法上权利能力。由于税法的规范目的与民法并不相同，因而税法上权利能力与民法上权利能力内容上并不一致，而成为一个独立于民法上权利能力的特殊的公法上权利能力。

税法上权利能力可定义为，在税收法律关系上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我国税法对税收权利能力并无统一性规定，因而尚待探讨之处甚多。税法上权利能力与民法上权利能力有较大区别。税法上权利能力多属“部分权利能力”，即税收权利能力仅限于特定的税法领域，在甲税上享有权利能力者，在乙税上则未必有权利能力，而且与民法上权利能力并不对应。这是因为权利能力是一种技术性的制度，所以可以因应不同的法律需要，而作不同的法律规定。

1、自然人的税收权利能力

自然人可成为大多数税种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如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契税与印花税等，当然具有权利能力。但在某些税种上，自然人不具有权利能力，如企业所得税。对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始终，税法上并无一般性规定。此种法律漏洞，在税法上极为多见。依笔者见解，税法完全可类推适用民法的相关规定。《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这也可作为自然人税收权利能力的表述。

2、法人的税收权利能力

依《民法通则》第36条，“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一般而言，法人的税收权利能力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对权利能力的规定。

基于税法上竞争中立性原则的考量，公法人也常常被提升为具有税收权利能力的人，与营利的私法人居于同等的税法地位。如我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解释称：“条例第一条所说的单位，是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法人的税收权利能力从法人成立、进行了税务设立登记时产生，而法人的成立时间标志因不同的法人而有所区别，如企业法人的成立是营业执照签发之日。但值得指出的是，税收权利能力并不以办理税务设立登记或取得营业执照为要件，只要其独立继续反复地从事以获得收入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就具有税法的税收权利能力。如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5条规定：“对未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的单位或者个人，除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处理外，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额，责令缴纳；不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扣押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

《民法通则》第40条规定：“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法人清算期间，法人人格仍视为存续，因而仍应对欠税及其罚款承担责任。此时，纳税义务人为清算人。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纳税人依法进行清算时，其清算终了后的清算所得，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只是依我国破产法的相应规定，破产债权人不能以行政罚款作为破产债权进行债权申报，以免减损其他破产债权人的有对价利益。

具有税收权利能力的公司法人，其设立及存在，如仅属于一种外观的法律形式，以规避税收为主要目的，实际上并无从事任何的经济上的活动，则可能被认为是虚伪的行为不生效力，或属于法律上形式的滥用，而被加以否认，于此情形，即应穿透把握其股东，以该股东作为税收义务人。[11]

3、非法人团体的税收权利能力

所谓非法人团体，指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活动的组织体。现代各国民法，大抵在法人和自然人之外，承认有非法人而具有某种主体性的组织体存在。这种非法人而具有某种主体性的组织体，在德国称为无权利能力社团，在日本称为非法人社团或非法人财团，我国台湾称为非法人团体，在我国大陆则称为非法人团体、非法人组织或如《合同法》上称为其他组织。

非法人团体在德国法上无私法上的权利能力，但前已述明，税法上权利能力并不以具有私法上权利能力为必要。因而，只要非法人团体具有税收给付能力，存在税收构成要件满足的法律事实，即具有税收权利能力，当然也就应缴纳税收。

（四）税法上行为能力

依人的成长及生理阶段，其能力的阶段依顺序为：权利能力®意思能力®识别能力®责任能力®行为能力。所谓行为能力，本为民法上的固有概念，指人的行为能发生私法上之效果的资格，即能以独立的意思表示为法律行为，而取得权利及履行义务的资格。与权利能力有不同，权利能力系指能享受权利及负担义务的资格，仅重视其是否可以为权利义务主体而已。行为能力制度的功能，无非在于保障意识能力不足之人，保障交易安全。[12]

依我国《民法通则》规定，18岁以上、精神健全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人，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人同意。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人民事活动。

民法上有关行为能力的规定，可作为一般的法律思想在税法上加以援用，或基于其性质类似而加以类推适用。故依民法规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在税法上也有行为能力，依民法规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但依民法或其他法律承认其有行为能力时，在税法上也承认其行为能力。[13]

由此，税法上行为能力可作如下的定义：是指能为有效意思表示或接受意思表示或为其他法律行为的能力，相当于民法上的行为能力。

（五）税务

欠缺税法上行为能力之人，其所应为的税法上行为，可用制度来加以补足。有关税收申报及税收缴纳事宜，不具有高度的属人性，因而可类推适用民法上关于的有关规定，如关于民法上法定与意定的规定。

税法上主体，其本身虽然具有税收权利能力，但未必皆具有自行作成行为的行为能力。不能自行作成行为的税法主体，应由他人其作成行为。[14]由于人的行为，效果归属于本人，故倘若人迟延申报期限，依法应由本人负责（如加收滞纳金等）。[15]

三、税收债务关系的发生

法律关系之构成，分动、静两种要素。静的要素为主体与客体，动的要素为权利义务，及其变动与变动的原因。申言之，主体为权利义务之所属，客体为权利义务之所附，而主体之间，即凭借客体以彼此联系，联系的内容即为权利义务。至于此种联系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终止？有何效果？是为权利义务之变动以及变动的原因问题。[16]因而，税收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通常称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变动。

对于税收债务关系的发生时间，理论上曾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其一为课税处分时说，主张税收债务关系经由课税处分而发生，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因国家财政权力之行使而发生的关系，税收债务除了印花税或其他直接征收缴纳的税收之外，都是依据行政处分成立的。德国行政法学者OttoMayer即采此说。其二为构成要件实现时说，主张税收债权是对纳税人依据法律所享有的金钱支付请求权，在法律所定构成要件实现时，税收债权立即成立。[17]

上述两种关于税收债务关系发生的学说，后者成为现今流行的通说。何时发生税收债务关系，对纳税人极为重要，涉及责任的起始期间。税法上采税收法定主义，纳税人从何时起负担债务，应属法律保留的范畴，应有法律的明确性规定，不属于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内容。如以课税构成要件的满足作为发生标准，则有了一个统一的原则，对于税法上平等原则的贯彻就更有保障，同时也更使得税法学的科学性增强。倘若采课税处分时说，则使得税收债务的发生时间变得不测，势必会因为税收机关的工作方式或工作负担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成立时间。《德国租税通则》即采课税构成要件实现时说，其第38条规定：“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于法律所据以课赋给付义务之构成要件实现时，即行成立。”该条仅就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于何时成立作了普遍性的规定。至于成立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所根据的具体构成要件，则由各具体税种法来加以规定。

各种税收的发生时间在不同的实体税法中均有不同的规定。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按年计算，分月或者分季预缴。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15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又如《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每月所扣的税款，自行申报纳税人每月应纳的税款，都应当在次月七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按月计征，由扣缴义务人或者纳税义务人在次月七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特定行业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可以实行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的方式计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纳的税款，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由纳税义务人在次月7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应纳的税款，按年计算，由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30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纳税义务人在一年内分次取得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每次所得后的7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在年度终了后30日内，将应纳的税款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再如《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房产税按年征收，分期缴纳。纳税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四、税收构成要件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里，由于税收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事涉侵害人民财产权的重大事项，故税法上严格遵守税收法定主义。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字面解释为，只有依据法律，人民才有纳税的义务。所以我国税法上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是有宪法依据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包括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程序保障原则。[18]

税收是对于一切满足法律所定构成要件的人所强制课征的金钱给付。税收债务在税法所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构成要件实现时即告发生。因此，只有满足税收构成要件，才会发生税收债务，此即所谓构成要件合致性原则。[19]关于税收债务发生所必要的构成要件，通常总称为课税要件（Steuertatbestand）或课税要素。当在税收主体与税收客体之间具有一定归属关系，并可就该税收客体决定课税标准，适用税率得出税额时，该税收主体的税收债务即告发生（成立）。作为各种税收的共同课税构成要件，其内容一般包括税收主体、税收客体（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税基（课税标准）以及税率五种。

税收构成要件的提出，对于税法的科学化具有莫大的意义。[20]税收构成要件在法律上得以明确，就使得纳税人在从事民事交易时，能预先知悉自己所应负担的税收，进而使其法律生活具有了一定的安定性与预测可能性，从而拥有更多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另一方面，对于税务机关而言，由于课税构成要件的法定性，也使其受到依法行政的拘束。课税构成要件的规定，使得税收法定主义最终从制度上得到落实。

“税收构成要件”可定义为税收实体法所规定的抽象的前提要件之整体，当其具体存在时，即发生成立税收债务关系请求权的法律效果。税收构成要件中还包括扩张及减免税收的规定。构成要件实现时，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即告成立，当事人无须有实现该构成要件的意思。基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税收债务因为构成要件满足而成立，不得以税收债权人与税收债务人之间的所谓税收协议而创立或变更。税收协议应为无效的行为。所以说，税务机关对税收的核定，系宣示依法成立的税收债务，而非创设税收债务。[21]

（一）税收主体

税收主体（在此意指税收债务人、纳税义务人）(Dassteuersubjekt)，即税法的权利主体，是税收客体以及其所连结的税收债务所归属之人。本来，税收主体应该包括税收债权人与税收债务人，只是税收债权人主要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涉及到财政分权的问题，应由宪法做出回答，故一般在税法学著作中，仅讨论税收债务人的主体问题。[22]

凡税收主体，均可成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享有税收权利能力，在法定的范围内负担税收债务。能够成为税收主体的，可以是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团体。如何来把握其是否具有税收权利能力，税法上一般系以可以体现经济上给付能力或在技术上可以被把握经济上给付能力者，作为税收权利主体。这与民法上权利能力的理解有所不同，正说明权利能力不是一个先验概念，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制度，它要因应税法与民法不同的规范目的而起作用。因而，在税法上借用民法概念与援用民法规定时，便提出一个科际整合的问题。

税法上还规定将特定税收债务人排除于一般税收债务人范围之外，则该人即不为税收客体所归属，从而对之亦不发生税收债务，这称为“主体的或人的课税除外”。作为“人的课税除外”，最具代表性的是外交官员的税收豁免权，如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4条第8项规定，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此外，“人的课税除外”还包括某些公益性的组织以及公法人。[23]但公法人的营利组织不能除外，这主要考虑到竞争中立与税课平等原则。

（二）税收客体

税收客体（Steuerobjekt），又称课税客体或课税对象，是指为发生税收债务所必要的物的要素（前提要件），回答的是对什么课税，什么应负担税收的问题。课税客体的选择，在税法上需要论证，往往与税收的正义相关联。

课税对象的意义，在于表彰经济上的给付能力，符合税法上的多重价值取向。一般税收客体的选择，需要符合税法上的平等原则，即体现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能力，即与税负能力相当。但也有些税收客体的选择，则未必与税负能力挂钩，而只是为了因应公共政策之所需，以税收鼓励或限制某些事宜，而起到税收诱导的意义。还应指出的是，税收客体的选择有时不得不考虑行政便宜的因素，即有技术上的考虑。

立法者如何设定税收客体，一般属于立法政策问题，委诸立法机关裁量决定。然而在税收客体的选择上，应留意税收客体的明确性、普遍性、划一性，同时也应充分考虑税务行政上的便宜性、稽征成本、岁入调度能力以及负担的公平等因素。[24]立法者选择何者作为税收客体，应依个别的税法来决定。不同的税法，便有不同的税收客体。现代税制的改革方向，是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增加新税种，可以预知，税收客体的范围将随之扩大。

透过个别税法，从类型上把握税收客体是税法学的任务，为此，税法学者作了类型化的分类。黄茂荣先生依据“量能课税原则”，提出税收客体包括所得、行为和财产。[25]日本金子宏先生则认为税收客体包括物、行为或事实。[26]葛克昌先生认为，税收客体包括所得、财产与消费。[27]

1.所得。对于“所得”概念，美国最高法院最早在Eisnerv.Macomber,252U.S.189at207(1920)一案中，第一次下了定义，认为“所得乃是来自资本、劳务或二者结合所带来的收益。”这一定义今日看来显然是定义过窄，故日后的法院解释常常企图寻求突破。为便于税务机关征收的方便，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则采用列举的方式来界定所得概念，其中对“总所得”概念的定义是“来自于一切来源的所得”。[28]此外，“所得”一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使用，因而准确无误的理解离不开置放的语境。广义而言，所得包括应税所得与非应税所得，需要缴纳所得税的只是应税所得。以所得为税收客体者，在我国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农业税和牧业税等。

2.行为。作为税收客体的行为可分为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两种。我国税收实体法以行为为税收客体的主要有流转税。如《营业税暂行条例》第1条即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等行为的，应缴纳营业税。第3条还规定，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目应税行为的，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的营业额、转让额、销售额；未分别核算营业额的，从高适用税率。又如《契税暂行条例》第1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转移土地、房屋权属行为，承受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缴纳契税。第2条又解释：“本条例所称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是指下列行为：（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2）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出售、赠与和交换；（3）房屋买卖；（4）房屋赠与；（5）房屋交换。”其实，属于以行为为税收客体的，还包括证券交易税、印花税、屠宰税以及关税等。

3.财产。财产税以财产为税收客体，亦可谓以财产所有之事实，或财产取得之事实为税收客体。在我国税法，以财产为税收客体的，如《房产税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的单位缴纳。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缴纳。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的，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缴纳。”我国正在着手制定的《遗产税法及赠与税法》，也是以财产为税收客体。

倘若在一般的作为税收客体的物、行为或事实之中，将特定的部分排除于税收客体之外，对该部分的税收客体，例外地不发生税法所规定的法律效果，税法学上一般称之为客体或物的课税除外。物的课税除外，在我国税法上多有规定，如《房产税暂行条例》第5条即规定：“下列房产免纳房产税：（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4）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5）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房产。”

在立法上，物的课税除外大多与人的课税除外相结合而应用，且往往是由于公益上的需要、课征上的困难或由于税收负担能力差等原因设定。但有争议的是，物的课税除外是否动摇了课税的平等原则，进而侵蚀税法的基础。笔者以为，物的课税除外的确应当严格限制，税收正义的实现，需要的是始终的贯彻。只有基于税收实质正义之理由，方可以允许例外的情形。

此外，在税收征管活动中，税务机关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对非法的经营活动及其收入应否课税？征税后这些活动及其收入是否变得合法？当税收客体为所得或财产时，是否包括因盗窃、侵占、欺诈或违反公序良俗所获得的利益？当税收客体为行为时，是否包括不真正民事行为？对此，税法上一直存在着争论，归结为一点，就是违法行为以及违法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果是否应予课税？我国近年因某些地方对“三陪服务”征税，也引发了一场争论。[29]争论的结果是，不予课税的观点一度占据上风，但仍有部分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坚持应当课税，不足的是，说理尚嫌乏力。

国外税法似乎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大多数国家税法均认为对非法的经营活动及其收入应当课税。其中，《德国租税通则》第40条的规定最有代表性：“实现税法构成要件之全部或一部之行为，不因其违反法律之命令或禁止，或违反善良风俗，而影响其租税之课征。”该第41条对一般无效法律行为的税课问题也作了规定：“（1）法律行为无效，或嗣后归于无效，而当事人仍使其经济效果发生，并维持其存在者，不影响租税之课征。但税法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2）虚伪之法律行为与虚伪之事实行为，对租税之课征不具意义。虚伪之法律行为隐藏有他项法律行为者，依该隐藏之法律行为课征租税。”

在我国台湾地区，持上述见解者也日渐成为主流。实务上，台湾行政法院八十二年九月庭长评事联席会议即决议：“按法律行为无效，或嗣后归于无效，而当事人仍使其经济效果发生，并维持其存在者，并不影响租税之课征。良以税法所欲掌握者，乃表现纳税能力之经济事实，而非该经济事实之法律外观。”[30]学理上，有学者认为：“违法或是违背公序良俗之行为无效，固为民事法上之根本原则，然此原则，于租税法上并无其适用。租税之课征，如前所述，以其是否具备租税构成事实为断，至于该构成事实所有产生之原因如何，则可不问，否则无异守法及行为端庄人其行为所生之租税构成事实依法应予课税，而违法或素行不良之人其行为所生之租税构成事实，如因其行为无效之故，即可免予课税，无异租税法奖励人民不守法，不为正当之行为。因此之故，违法之营业，例如黑市买卖仍应课征营业税，违法之赠与，仍应课征赠与税，公务员贪污之所得，侵占之所得，亦应课征其所得税，其他如娼妓之所得，之所得，亦得课征其所得税。”[31]另有学者认为：“人民之行为如实现税法之构成要件，应即成立纳税义务，并不考虑其行为是否违反法律之强制或禁止规定，以及是否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如此，除达成租税之平等课征外，并可避免人民主张自己之违法或不当行为，以获取较之合法正当行为，更为有利之税法地位。”[32]

笔者认为，不管民法或刑法如何评价，违法行为之经过与效果只要具备课税要件即应课税。这并非国家承认违法行为合法化，而只是为了维护税收的公平。倘若对不法的或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不予课税，事实上就体现了对这类反社会性行为的优惠及鼓励，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都难以接受的。只是，如果事后将不法利益返还给相对人或被没收时，则应准予溯及既往更正所得额。[33]

（三）税收客体的归属

在所得税的征收中，隐名合伙的盈利事业，其盈余分配所得究竟是统统属于显名合伙人，抑或是按实际分配情形，将隐名合伙人所受的盈余分配部分归属于隐名合伙人？换言之，税务机关征税时，到底是仅仅对显名合伙人为纳税人，还是对隐名合伙人一同征收？在税法学上，上述疑问事关税收客体的归属。

税收债务因实现法定的税收构成要件而成立。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必须将特定应课税之事项（税收客体），分派予特定之人（税收主体），才能使该特定之人就该特定事项负有纳税义务。这一连结税收主体与税收客体的要素，就是税法上的归属（Zurechnung）。归属之规定，影响税收债务人及税收债务成立时间的确定，因此十分重要。[34]

对税收客体归属的认定，究竟应依何种标准来把握，一直是税法学上的争点所在。这涉及到税法的规范目的、税法的解释适用、税法的基本原则、税征的行政便宜诸问题。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的标准可作为指引：

1.私法的所有权归属原则

税法规定税收客体的归属，并非在民法之所有权外，另行建立税法上的所有权概念。税法虽具有不同的规范目的，但并非孤立的王国，仍应与整体法律体系保持协调。故在一般情形，课征税收时，应将经济财产（所谓经济财产，不限于民法上的物与权利，并且包括商业上应支付代价而取得之事实状态，具体之机会以及利益等）归属于私法的财产所有人，并以该所有权人为纳税义务人，对其课征税收。值得指出的是，税法与民法的所有权概念虽系一致，但是民法所注重者为私权的安定，税法所注重者，则在于发现人民纳税能力之指标，因此不可将该原则绝对化。[35]

2.表见课税原则

表见课税原则乃是依法律形式上之名义或外观，决定其归属关系，而不考虑法律上实际存在之法律关系如何，亦不考虑税收客体之经济上实质享受者为何。该原则之法理在于行政便宜的考虑，因为通常法律形式上的归属者，往往就是法律实质上的归属者及经济上实质的归属者。比如，夫妻联合财产制属于夫的不动产，登记为妻名义上所有时，对于妻课征财产税即属于此类。[36]

3.实质课税原则

基于税收规避的动机，纳税人常常就课税事实的外观作种种安排，企图免予课税或享受减免税等优惠。税务机关首先接触到的正是这种外观或表象，倘若迳行认定此种外观或表象作为课税的事实，则课税的目的往往不达，税法上的正常运作亦遭扭曲。在税法上，为因应这种脱法行为，才产生了所谓的“实质课税原则”，即在判断税收客体的归属关系时，如有“名义与实体”、“形式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时，应依其实质来认定归属关系。

采纳实质课税原则作为客体归属的标准，在大多数国家均被接受。如《日本公司所得税法》第四章“所得归属之通则”第11款规定：“在法律被认为是资产或事业收益所有人，但实际上仅是名义所有人，并不享受其收益，该收益是由别的法人享受时，该收益应归属于实际享受人，由其适用本法律规定。”[37]再如《德国租税通则》第41条第2项规定：“虚伪之法律行为与虚伪之事实行为，对租税之课征不具意义。虚伪之法律行为隐藏有他项法律行为者，依该隐藏之法律行为课征租税。”而美国法院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借助“普通法”的精神来解释和适用税法，例如substanceoverform,steptransaction,businesspurpose,shamtransactionandeconomicsubstance等，尽管尚存在争议，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却越来越多地接纳。其中，substanceoverform(实质高于形式)即相当于实质课税原则。[38]

实质课税原则大意有三：（1）法律行为或非法律行为，不因其违反法律之强制或禁止规定，或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或因其他原因自始无效或嗣后无效而影响其课税；（2）虚伪的法律行为隐藏他项法律行为者，依他项法律行为课税；（3）纳税义务人依不合常规的安排而与实质的经济效果不相当者，按该与实质经济效果相当之法律关系课税。[39]

我国税法上采纳实质课税原则的规定日渐增多，起初的动因乃在于防杜税收规避。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3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此类规定即旨在穿透表面形式，把握其实质交易内容。只是实质课税原则的推行，是否会导致税务机关裁量权的滥用，仍然不无疑问，所以还有待深入研究。

（四）税基

税基也称作课税标准，是指以金额或数量的形式将税收客体数量化，而为直接适用税率算出税额的基础。其在我国称为计税依据，也就是计算应纳税额的依据或标准，即根据什么来计算纳税人应缴纳的税额。确定税基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从价计征，以计税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计税金额则是指课税对象的数量乘以计税价格的数额。二是从量计征，是以课税对象的重量、体积、数量为计税依据。

现代税法的改革趋势是降低税率，扩大税基，增设新税种，因而税基成为现代税法的新关注点。同时，税法上的种种税收优惠，因其削弱税基，属于逆向运动，且与税课的平等原则相悖，所以引起了众多非议，。

（五）税率

税率是指应纳税额与计税金额之间的比例，是计算税额的尺度。税率的高低直接体现国家的政策要求，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和纳税人的负担程度，是税收构成要件中的核心要素。

五、税收债务关系的变更

债之变更者，债之关系不失其同一性，而变更其内容或主体之谓也。[40]债的关系以特定人的给付行为为标的，就其主体而言，有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其标的而言，则为债务人之给付行为。民事债务关系标的之给付，其形式既然有多种，当其中之一不能履行时，通常可以转换成他种给付。同时，民事债务关系的当事人基于契约自由、权利尊重的原则，可自由处分其权利，因而民事债务关系变更的可能性较高。但税收债务关系则不然，由于税收债权人受到依法行政原则的拘束，无权自由处分其税收债权，因而税收债务关系变更的可能性较低。[41]

（一）主体变更

1.税收债权人的变更。

税收债权的享有，属于宪政问题，乃为宪法层面所厘定，因而发生税收债权人变更的情事在社会生活中极为少见。基于财政分权，税收债权人多划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为尊重地方财政自治，中央政府非依法律依据，不得无故干预地方财权。只是，地方税的立法权多控制在中央政府之手，所以仍存在潜在变更之可能性。再者，由于行政区划或管理体制的变动，也会带来税收债权人的变更，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设后，某些纳税人需要变更税务登记，即带来了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变更。[42]

2.税收债务人的变更。

（1）第三人代缴

税收债务是否可由第三人清偿，我国税法尚无明文规定。对税收债权人而言，究竟由原税收债务人进行清偿，或由第三人代为清偿，其实并无差异。且如果有第三人介入清偿，显然扩张了税收债务关系之“人的范围”，税收债权的获偿更有保障，因而法律上没必要对第三人代偿予以禁止。德国《租税通则》第48条第1款之规定就予以承认：“对稽征机关之租税债务关系之给付，得由第三人为之。”日本《国税通则法》第41条第1款，也明文规定税收债务可由第三人清偿之，即涉及税收债务人的变更问题。

第三人与税收债务人约定，由其负责缴纳税收债务人的税款的，称为税收债务的“履行承担契约”。此种履行承担契约，并不变更法定的税收债务关系。在履行承担契约的情形，该契约依意思自治原则应属有效，但仅构成私法上的契约，不能变更税法上的债务关系。易言之，第三人代为缴纳，并不意味着第三人能取代税收债务人的法定地位，税收债务人并不因契约有效而得以免责。从税收法定主义出发，第三人代缴税款时，与税收债务人的关系，在法律上也仅承认并存的债务承担，而不承认免责的债务承担。

第三人代缴税款，除履行债务承担契约外，也有法律直接规定的情形。如台湾《平均地权条例》第50条规定：“土地所有权移转，其应纳之土地增值税，纳税义务人未于规定期限内缴纳者，得由取得所有权之人代为缴纳。依第47条规定由权利人单独申报土地移转现值者，其应纳之土地增值税，应由权利人代为缴纳。”[43]

在上述第三人法定代缴税款的情形，债务与责任并不一致，故构成一种他人责任。但在履行承担契约时，如果第三人违反契约设定的义务拒绝代缴税款，依据税收法定主义，税务机关并不能强制其缴纳，即第三人对税收债权人并不直接负责任，仅对税收债务人负私法契约上的违约责任。此时是否属于他人责任不无疑问，依笔者理解，不妨将其归为他人责任的特殊情形，毕竟第三人因私法契约而受到约束。第三人代缴税款之后，是否也如民法上规定可以享有代位求偿权？德国学说及实务都采肯定说，认为第三人应取得代位权。日本《国税通则法》第41条第2款也明文规定，对国税之缴纳有正当利益的第三人，于代为缴纳后，可以代位行使国家对该国税之抵押权。[44]我国税法对第三人代缴之后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虽无明文规定，但考虑其与代缴私法上债务之事理相同，故以承认其有代位权为宜。

（2）继承人、受遗赠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

纳税义务是金钱债务，在性质上属可代替债务，所以应具有可继承性。但是另一方面，纳税义务又以税负能力为标准而设定，在这个意义上又强调了纳税义务的个别性，所以原则上不应随意承认纳税义务的继承。《日本地方税法》承认“由于继承财产而对纳税义务的继承”与“由于法人的合并而对纳税义务的继承”（见第9条）。[45]韩国税法也承认“因法人合并的纳税义务之承继”及“因继承的纳税义务之承继”。[46]我国台湾《税捐稽征法》第14条也规定，“纳税义务人死亡，遗有财产者，其依法应缴纳之税捐，应由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遗产管理人，依法按税捐受清偿之顺序，缴清税捐后，始得分割遗产或交付遗赠。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遗产管理人，违反前项规定者，应就未清缴之税捐，负缴纳义务。”[47]民法一般尊重继承人的意志，允许就其继承的效果予以自由选择，故有单纯继承（即概括继承）、限定继承与放弃继承之分。所谓单纯继承，即全面地继承被继承人的权利与义务，继承财产与继承人固有财产合为一体，此时，纳税义务的继承者，负有与被继承者内容完全相同的纳税义务。所谓限定继承，即继承人的责任限定于继承财产，此时，纳税义务的继承者，仅在继承财产内负担纳税义务。在限定继承时，纳税义务的继承人仅以被继承人的财产，为被继承人的税收债务作计算；在单纯继承时，继承人却要以自己的财产，而为被继承人的税收债务作计算，构成税法上的他人责任。在放弃继承时，纳税义务不发生继承，故无责任的存在。

我国《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第34条又规定：“执行遗赠不得妨碍清偿遗赠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从上述规定可知，我国现行法亦承认纳税义务的继承，但不承认概括继承，仅承认限定继承与放弃继承两种情形。同理，在限定继承的场合，发生税收债务上的他人责任问题，发生了税收债务人的变更。

（二）内容变更

债的内容之变更，可以依种种的方法而生。有因给付标的物之减少而生者，有因给付标的物种类的变更而生者，有因给付标的物之扩张或增加而生者，或者当事人依契约变更给付物的品质，变更对于过失责任之程度，单纯债权变为任意债权或选择债权，又条件之增加或除去，给付期、履行场所之变更，均属于债的内容变更。[48]但税收债务关系的内容之变更因公法性质而限制较多，一般主要有如下几种：

1.给付种类之变更

税收债务原则上以金钱给付为原则，然有时因实物换价困难，也允许以实物为“代物清偿”。如以实物抵缴遗产税或赠与税的情形，台湾地区行政法院1980年裁字第301号裁定见解：“依遗产及赠与税法第30条第2项规定，以实物抵缴遗产税之行为，经主管稽征机关核准抵缴后，其遗产税之征收程序，即告完成，当不因用以抵缴之土地是否已完成移转登记手续而影响其征收效力。”[49]

2.清偿期之变更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6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税收保全措施……”。即在纳税人有逃避税收的嫌疑时，税务机关可以将清偿期提前，要求纳税人提前缴纳税款。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0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六、税收债务关系的消灭

所谓债的消灭，是指债的关系客观地失去其存在。债权消灭的原因发生时，自其发生之时，债权当然消灭。债消灭的原因，从使其消灭的理由观察，可大致分为两种，其一，基于当事人的意思消灭，例如免除、反对契约；其二，基于目的消灭之消灭。目的之消灭，又可分为目的达到与给付不能。目的达到，例如清偿、混同。[50]概言之，民法上债的消灭原因，大体上可分清偿、提存、抵销、免除与混同五种。税收实体法律关系为公法上的债务，与私法上债务存在类似或共通之处，但依税收债务的性质，民法上的提存与混同应无其适用。

关于税收债务关系的消灭原因，《德国租税通则》第47条规定：“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尤其因清偿（第224及第225条）、抵销（第226条）、免除（第163条及第227条）、罹于时效（第169条至第171条，第228条至第232条），以及附解除条件请求权之条件成就而消灭。”结合我国税法之规定，兹分析如下：

（一）履行

税收债务关系，因纳税人的履行清偿而归于消灭。纳税人缴付税款，则使税收债权人的请求权透过金钱给付而完全满足，与私法上债务关系的履行无异。只是这种给付行为，乃是基于公法上原因，是具有公法上效力的私法上的行为。易言之，税收债务的履行是因公法之原因而作成的私法行为，但同时发生公法之效果。

1.给付方法

在税法上，基于税务机关征收的便宜，以及公库日后保管的方便，一般均要求以金钱给付为原则。金钱给付可以是现金给付，也包括其他的结算方式。在私法交易行为的结算中，包括有现金结算、票据结算以及非票据结算方式的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银行卡等方式。在我国目前，主要是现金结算或票据结算。如《票据法》第11条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受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倘若不能一次性缴纳现金的，国外有些税法规定可以用实物抵缴，如遗产税或赠与税法大多规定，税收债务人确有困难的，准以课征标的物或其他易于变价或保管的实物一次抵缴。此种实物抵缴的性质，日本通说认为是一种公法上的代物清偿。

2.清偿期

税收的清偿期，即是税收债务人应缴纳税款的期间。缴纳期间可分为法定的缴纳期间与指定的缴纳期间两种。前者是具体税法所规定的缴纳期间，后者则是税务机关所指定的缴纳期间。如果超过缴纳期间缴纳，则应加征滞纳金。如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3.清偿之抵充

所谓清偿抵充，乃指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担数宗同种债务，而债务人的履行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确定其履行抵充何种债务的规则。债法上，清偿抵充的确定方法有下列几种：（1）约定抵充。当事人之间就债务人的履行系抵充何宗债务有约定时，从其约定。此种约定应在事先为之。（2）指定抵充。如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则清偿人有权单方面指定其履行系清偿何宗债务。此种指定为形成权，应于清偿时向清偿受领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已指定后，清偿人不得撤回。（3）法定抵充。清偿人不为指定或未为指定时，一些国家的民法规定有抵充次序：A.有已届清偿期的债务，应尽先抵充。B.均已届清偿期或均未届清偿期者，以债务无担保或担保最少者尽先抵充。担保相等者，以债务人因清偿获益最多者尽先抵充；获益相等者，以先到期的债务尽先抵充。C.债务人因清偿获益相等而清偿期均相同者，各按比例抵充一部。（4）如债务人除原本债务外，尚应支付利息及费用，而债务人的履行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则应依费用、利息、原本债务的顺序抵充（我国1929年民法典第323条前段）。[51]

在税法上，如果税收债务人负担数宗税收债务及或其他滞纳金、利息等金钱债务，而其缴纳的款项，又不足以全额清偿时，该如何进行抵充，在我国税法上尚缺乏明文规定。笔者认为，税法可类推适用民法上的抵充规则。民法上的抵充规则，是一种利益衡量的结果，且带有较强的技术色彩，应为民法上的一般法律思想，故在税法上应有其适用的空间。

《德国租税通则》第225条对清偿的顺序有一般性规定：“（1）租税义务人负有数宗金额之债务，而自动缴纳，但缴纳之金额不足以清偿全部之债务者，由租税义务人于缴纳时所指定之债务受领清偿。（2）租税义务人未为指定，而自动之缴纳不足清偿全部之债务者，首先清偿罚锾，而后依次清偿强制金、租税扣缴额、其余之租税、费用、怠报金、利息及滞纳金。在此一顺序内，各别之债务依清偿期定先后；同时届至清偿期之金额及滞纳金，由稽征机关决定清偿之顺序。（3）以行政途径强制缴纳，因而进行强制执行或为担保物之变价，但所得处分之金额不足以清偿所有之债务者，由稽征机关决定清偿之顺序。”[52]

（二）抵销

抵销为民法上债的消灭原因之一，指二人在互负债务时，各以其债权充当债务的清偿，而使其债务与对方的债务在对等额内相互消灭。抵销的要件为：二人互为债权人及债务人（相互性），其请求权之给付种类相同（同类性），用以抵销之反对债权已届清偿期（清偿期之届至），而被抵销的主债权得受领给付（实现可能性）。

公法上是否适用抵销制度，理论界存有争议，其中肯定说接受者更多。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对于公法的债权，亦不妨准用民法关于抵销之规定。例如对于债务人不妨以赋税债权为抵销。”[53]郑玉波先生认为：“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对于人民之租税债权，有否抵销之问题？此在纳税人对政府之债权，若为一般债权时，尚不能抵销，惟纳税人之债权为公债时，则可以之抵销所得税、遗产税、关税、货物税、矿区税等税款，此在历届公债发行条例中，均有规定，斯即属于抵销之问题；又依公库支票流通办法之规定，人民缴纳赋税，得以付款银行签证保付之公库支票，于保付银行所在地为之，不得拒收，斯亦属于抵销之问题，可见在租税债权亦非不能抵销也。”[54]黄茂荣先生也持肯定见解：“前开抵销上的观点原来虽为民法上之规定，但因其属于抵销之基本道理，故对于税法上债权之抵销当亦同有其适用性。当然，为避免适用上之争议，关于税法上债权之抵销仍以明文规定为妥。”[55][56]

在实务上，许多国家的税法肯定税收债权的抵销。如《德国租税通则》第226条规定：“（1）以税捐债务关系之请求权为抵销，以及对该请求权为抵销，法律别无规定时，准用民法之规定。（2）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因罹于时效或除斥期间之经过而消灭者，不得以之为抵销。（3）租税债务人仅得以无争议，或法律效力已确认之反对请求权，与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为抵销。（4）管理租税之团体，对于抵销视为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之债权人或债务人。”

《日本地方税法》第17条之二专门规定了“多缴错缴税金的抵充”问题，其中第一项规定：“地方团体之长，对于按前条规定应退还税金时，而该接受退还税金的纳税者，尚有应缴纳、上缴的地方团体征收金时，不受前条规定的拘束，必须将多缴错缴税金抵充该地方团体征收金。”第三项又规定：“在其地方团体收金中有滞纳金时，其多缴、错缴税金必须首先抵充作为滞纳金金额计算基础的地方税。”

韩国税法亦承认抵销之适用。依据税法规定，税务署长应根据总统令的规定将决定作为国税返给金的金额充当以下各项的国税、加算金或滞纳处分费。但对第3项或第4项规定的国税的充抵仅限于按照税法在向税务署长提出的计算文件上附有纳税人愿意接受充抵该国税之意的情况：（1）、根据纳税通知缴纳的国税；（2）、滞纳的国税、加算金和滞纳处分费；（3）、根据税法自动缴纳的国税；（4）、按照税法征收的国税。

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9条也规定：“纳税义务人应退之税捐，税捐稽征机关应先抵缴其积欠。并于抵扣后，应即通知该纳税义务人。”且另又规定了抵缴积欠之顺序依次为：（1）、同一税目之欠税；（2）、同一税目欠缴之滞纳金、滞报金、怠报金、短估金、利息或罚锾；（3）、同级政府其他税目之欠税；（4）、同级政府其他税目欠缴之滞纳金、滞报金、怠报金、短估金、利息或罚锾；（5）、其他各项税捐之欠税及其附征之滞纳金、滞报金、怠报金、短估金、利息及罚锾。

考诸上述立法，均一致承认税法上抵销之适用，且抵销在税法上仍有法定抵销与合意抵销之分（如韩国），足见民法规定可以移植适用。税务机关以税收债权为主动债权，以纳税人的返还请求权为被动债权，因抵销而免除相互给付，在技术上的确便利了税收债权债务的清偿，减少了社会成本，且更有利于保护国家的税收利益。当然，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返还请求权予以充抵限制，必须是以纳税人的应交纳税款已属“充抵适状”为前提，即应交纳税额内容确定且法定纳税期限已经届至。所谓“充抵适状之时”，原则上为充抵税种的法定纳税期限和返还请求权等两者中较晚发生之时。

在我国税法，其实也有零星规定，如《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53条规定：“纳税人在年终汇算清缴时，少缴的所得税额，应在下一年度内缴纳；纳税人在年终汇算清缴时，多预缴的所得税税额，在下一年度内抵缴。”可见，我国税法对溢纳税额的充抵是肯定的。充抵的欠税则必须是内容确定的税款或滞纳金、罚款等。至于法定纳税期限是否已经届至，应以届至为原则，例外时应有明文规定或合意。

（三）免除

免除谓以债权之消灭为内容之债权人的单独行为，因其以使债权消灭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而成立，故为法律行为。因其不以债务人的承诺为必要，所以属于单独行为。税法上采税收法定主义，非有法律上理由，不得放弃税收债权。

我国税法承认，因免除而消灭税收债务的情形较为少见。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1条规定：“纳税人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税务机关书面申请减税、免税。减税、免税的申请须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减税、免税审查批准机关审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做出的减税、免税决定无效。”可见，我国税法上对税收债务的免除是严格把握的，但仍为税收债务关系消灭的原因。

《德国租税通则》第227条规定：“（1）依各别事件之状况，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之收取为不允当时，稽征机关得为全部或部分之免除；基于相同之要件，已征收之金额得退还或用以抵缴。（2）有第1项之权限者，为管理租税之团体之最高稽征机关，或经其指定之稽征机关。负担调整法第203条第5项之规定，不受影响。”

（四）消灭时效

按民法上之权利，以其效力为区分标准，可分为请求权、支配权、形成权与抗辩权四者。请求权有消灭时效，支配权有取得时效，形成权有除斥期间，抗辩权则有永久性与临时性两种。其中消灭时效的设置，实在上削弱了权利人的权利，其用意无非在于限制权利不行使，如法谚所谓“法律不保护权利上之睡眠人”；其次避免举证困难及课税凭证资料的过长保管，进而实现法的安定性与法律秩序的和平。

消灭时效一经完成，其法律效果如何，大致有以下三种立法例：（1）债权消灭主义。如日本民法第167条第一项所规定：“债权，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2）诉权消灭主义。如法国民法第2262条规定；“一切诉权，无论为物的、为人的，均以三十年为消灭时效完成之期间。”（3）抗辩权发生主义。如德国民法第222条第1项规定：“消灭时效完成时，债务人得拒绝给付。”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消灭时效（即诉讼时效）的规定究竟属于何种立法主义？依《民法通则》第138条的规定可知，我国民法采诉权消灭主义。

在税法上，也如同民法规定，承认消灭时效的法律制度。《德国租税通则》第228条规定了消灭时效：“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应适用特别之纳付时效。时效期间为5年。”该条所规定者称为纳付时效，即已届清偿期的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因届满时效期间而归于消灭。纳付时效包括租税债务关系之各种请求权，不仅税收权利人的请求权，就是税收债务人的请求权，也皆有其适用。换言之，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不问种类，其时效期间皆为5年。

在我国税法上，也有消灭时效的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1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10年。”

罹于消灭时效，税收债务的法律效果如何则一直存在争议。在我国民事法律关系中,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即属于自然债务。问题是，税法上是否也如民法规定，承认税收自然债的存在？对此，我国台湾学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税收债务不因罹于时效而成为自然债务，这可由税法上的消灭时效系采权利消灭主义的规定获得佐证，如台湾《税捐稽征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应征之税捐，自确定之日起七年未经征起者，不再征收”。[57]《德国租税通则》第230条对消灭时效的规定亦采权利消灭主义，认为一旦超过追征期限，则税收债务与责任二者均归消灭。由此认为，税收债务人对于不知征收期限已经完成而缴纳之税捐，得依适用法令错误为理由，请求退税。[58]笔者认为，我国税法上的消灭时效也应采权利消灭主义，其理由在于使税法关系明确，并避免权利滥用。若承认税法上的自然债，有违公法的性质。当然，对已逾征收期间的税收，若纳税人自愿清缴，法无禁止收受之规定的，税务机关仍有受领权。概言之，逾越消灭时效，则税收债务关系归于消灭。

另外，税法上消灭时效，是否也如民法一样有时效中断与中止之规定？德、日诸国税法均予肯定，我国税法就此无规定。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对此应予认同。具体构建，甚赞同郑玉波先生之主张：“如今，我国之立法技术尚待加强之时，似以准用民法之规定为上策，而税法上时效中断或不完成之特殊理由，始于税法中特别加以揭示。”[59]

[1]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另见陈清秀《税捐法上法律关系论》，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84年硕士论文。

[2]参见《德国租税通则》，陈敏译，台湾世界租税名著翻译丛书（26），1985年3月版，第40页。

[3]参见陈清秀著：《税捐法上法律关系论》，台湾大学1984年6月硕士论文，第20页。

[4]参见江平、米健著：《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5]参见张广兴著：《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6]参见金子宏著：《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7]转引自林纪东著：《行政法》，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11月修订再版，第32页。

[8]参见陈敏《宪法之租税概念及其课征限制》，载于台湾《政大法律评论》第24期，第39页。

[9]对税收义务人的该种分类，主要见诸德国立法。如《德国租税通则》第33条规定：“（1）称租税义务人者，谓负担租税债务，负担租税债务担保责任，应为第三人之计算收取并提缴租税，以及应申报租税，提供担保，制作账册及会计记录或履行税法所规定之其他义务之人。（2）因他人之租税事件，而应为陈述，提出文书，制作鉴定书或应容许进入其土地、营业所及工作间之人，非租税义务人。”

[10]详细内容可参阅笔者拙作《论税法上的他人责任》，《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11]Tipke/Lang,Steuerrecht,S.132转引自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植根法律事务所（二）1997年版，第210页。

[12]参见林诚二教授著：《民法总则编讲义》，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2页。

[13]参见《德国租税通则》第79条关于行为能力之规定：“（1）下列之人具有作成程序行为之能力：1、依民法之规定，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2、依民法之规定，其行为能力受有限制，但对程序之标的依民法之规定认为有行为能力之自然人；3、法人、人合组织体或财产组织体，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受特别委任之人而行为者；4、行政机关由其首长，或首长之人或受委任人而行为者。（2）民事诉讼法第53条及第55条之规定，准用之。”本条所规定的，虽然限于程序行为的行为能力，但对于税收实体法上行为能力的探讨，有莫大的指引作用。

[14]《德国租税通则》第34条规定：“（1）自然人与法人之法定人及无权利能力之人合组织体及财产组织体之执行业务人，应履行其租税义务。此等人尤其应就其所管理之财产缴纳租税。（2）无权利能力之人合组织体未设执行业务人者，应由构成员或合伙人履行第一项之义务。稽征机关得对各构成员或合伙人为行动。对无权利能力之财产组织体，适用第1段及第2段之规定，但以财产所归属之人为应履行租税义务之人。（3）财产管理权属于财产所有人或其法定人以外之人时，该财产管理人在其管理范围内，负有第一项所规定之义务。”第35条规定：“得以自己或他人之名义行使处分权之人，在其法律及事实上能履行之范围内，负有法定人之义务（第34条第1项）。”第36条进一步规定：“依第34条及第35条之规定已成立之义务，在该义务所涉及的期间内，已存有权或处分权，且义务人能履行其义务者，不因权或处分权之消灭而受影响。”

[15]参见台湾1975年判字第423号判决，《行政法院裁判要旨汇编》，第六辑，第400页。

[16]参见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17]参见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植根法律事务所丛书（二）1997年版，第217页。

[18]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以下。

[19]参见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植根法律事务所丛书（二）1997年版，第233页。

[20]日本学者金子宏对“课税要素”在税法学上的意义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在其《日本税法原理》一书的前言中，他写道：“本书在执笔过程中，尤其注意在课税要素分论这一标题下，对所得税、法人税以及其他个别税种的课税要素稍作系统细致的研究和叙述。上述部分在我国历来的学术专著中往往几乎没有涉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多限于比较简单的叙述。但是，无论从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意义上，还是从税法是一门不属于其他任何法学研究对象的这种独立研究领域意义上，该部分都是税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把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时候，都不应把该部分遗漏。莫如说，通过对该部分的研究和教学的重视，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的地位才能得以奠定。”在我国的税法学研究中，至今尚未有学者高度重视课税构成要件对于税法学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性，实在是件令人遗憾之事。

[21]参见陈敏译：《德国租税通则》，台湾世界租税名著翻译丛书1985年3月版，第48页。

[22]如金子宏在《日本税法原理》一书第二章“课税要素总论”开首即提出：“所谓课税要素（Steuertatbestand）,系指构成纳税义务成立的必要条件。即课税要素是一种法律要件，它的具备可使纳税义务成立，并由此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它的存在取代了私法债务关系成立所需要的意思要素。如何决定课税要素，虽然属于立法政策上的问题，但作为各种税收的共同课税要素，其内容一般包括纳税义务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课税标准以及税率五种。”即在讨论税收主体时，仅讨论税收债务人的问题，而将税收债权人的权限问题留由宪法或财政收支划分法来解决。

[23]在美国现行法中，“人的课税除外”主要包括慈善、教育、宗教和其他组织。在美国法Section501(c)列举有27种非营利组织免纳联邦所得税。

[24]参见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植根法律事务所丛书（二）1997年版，第236页。

[25]黄茂荣先生在其《税捐法论衡》一书中，根据量能课税原则，选取税收客体，然后以选取的结果对台湾现行税制的各种税目进行分类：（1）所得型的税收：属于本类型的税收有所得税及土地增值税。（2）行为型的税收：属于本类型的税收有营业税、证券交易税、契税、娱乐税，以上为以“交易行为”、“销售行为”或“权利移转行为”作为税收客体的税目。（3）财产型的税收：属于本类型的税收有田赋、地价税、房屋税、使用牌照税。参见该书第7页。

[26]金子宏先生在《日本税法原理》一书中指出，课税对象因税种不同而不同，但大致可划分成如下类型：（1）在所得税中，所得税和法人税的课税对象，为个人和法人的所得；事业税的课税对象，为个人和法人的事业收益。（2）在财产税中，继承税和赠与税的课税对象，为因继承和赠与而取得的财产；固定资产税的课税对象以及其它个别财产税的课税对象，为固定资产及其它特定种类的财产。（3）在消费税中，酒税和货物税等间接消费税的课税对象，为酒类、各类货物及其它消费品；入场税、娱乐设施利用税的课税对象，为一定场所的入场行为和娱乐设施利用等消费行为。（4）在流通税中，如有价证券交易税的课税对象，为有价证券的转让行为；不动产取得税的课税对象，为不动产的取得；登记许可税的课税对象，为登记注册等行为；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为课税文书的制作行为。参见该书第107页。

[27]葛克昌先生认为，税法学上长期所探讨者，即在表现负担租税能力之不同表象中就不同之课税形式予以掌握，以便由此出发而发展出一套税法体系。依此观点，各税大致可区分为三类：（1）就财产之产生课税；（2）就财产之所有课税；（3）就所得或财产之使用课税。

[28]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61条对“总所得”作如下界定：“Exceptasotherwiseprovidedinthissubtitle,grossincomemeansallincomefromwhateversourcederived,including(butnotlimitedto)thefollowingitems:⑴Compensationforservices,includingfees,commissionsandsimilaritems;⑵Grossincomederivedfrombusiness;⑶Gainsderivedfromdealingsinproperty;⑷Interest;⑸Rents;⑹Royalties;⑺Dividends;⑻Alimonyandseparatemaintenancepayments;⑼Annuities;⑽Incomefromlifeinsuranceandendowmentcontracts;⑾Pensions;⑿Incomefromdischargeofindebtedness;⒀Distributiveshareofpartnershipgrossincome;⒁Incomeinrespectofadecedent;⒂Incomefromaninterestinanestateortrust.”

[29]就该问题的讨论，笔者曾于1998年5月1日在广州《南方日报》发表《纳税证不等于许可证》一文，可供参阅。

[30]参见台湾《司法周刊》642期，第三版。

[31]参见施智谋：《民法之规定如何适用于租税法》（一），台湾《财税研究》第11卷第6期，第18页。

[32]参见陈敏：《租税课征与经济事实之掌握》，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26期，第8页。

[33]《日本所得税法》第152条即明文规定得请求为减额更正。

[34]参见陈敏：《租税法经济财产之归属》，台北《财税研究》1990年第22卷第5期，第11页；另见《德国租税通则》第39条有关归属（Zurechnung）的规定：“（1）经济财产归属财产所有人。（2）对第一项之规定，适用下列之例外：A、非财产所有人之第三人，于事实上管领经济财产，且于一般状况，在通常之使用期间内，得排除所有人对该财产之影响者，则该经济财产归属于该第三人。信托关系的经济财产归属信托人，让与其所有权以担保债权的经济财产归属保证人，自主占有的财产归属自主占有人。B、经济财产为数人所公同共有者，于租税课征上有分别归属之必要时，依应有分归属各共有人。”

[35]参见陈敏译：《德国租税通则》，第50页。

[36]参见陈清秀：《税捐法上法律关系论》，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84年硕士论文。

[37]参见胡中流主编：《94新税法总览总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836页。

[38]SeeJosephBankman:TheEconomicSubstanceDoctrine,alectureinColloquiumonTaxPolicyandPublicFinance（2000）inNewYorkUniversitySchoolofLaw.

[39]转引自刘兴源：《税法上拟制规定之相关问题》，台湾《财税研究》1990年第22卷第5期，第27页。

[40]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1页。

[41]参见施智谋：《民法之规定如何适用于租税法》（二），台北《财税研究》第12卷第1期，第13页。

[42]参见徐孟洲主编：《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43]台湾《最新综合六法全书》，三民书局印行1992年版，第1594页。

[44]日本《模范六法》昭和60年版，第261页。

[45]吴炳昌译：《日本地方税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46]参见王家福主编：《韩国市场经济法律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47]见台湾《最新综合六法全书》，三民书局印行1992年版，第1804页。

[48]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1页。

[49]转引自陈清秀：《税捐法上法律关系论》，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84年硕士论文，第87页。

[50]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2页

[51]参见张广兴著：《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52]参见《德国租税通则》，陈敏译，台湾世界租税名著翻译丛书（26）1985年3月版，第247页。

[53]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2页。

[54]参见郑玉波著：《民商法问题研究》（一），台湾大学法学丛书（3），第253页。

[55]参见黄茂荣著：《税捐法论衡》，台湾植根法学丛书1991年8月版，第57页。

[56]对此亦有反对者认为，“抵销制度为私法上特有之制度，在公法上除法律有明文规定外，实无承认之必要。准此以解，民法关于抵销之规定，于租税法应无其适用。”见施智谋《民法之规定如何适用于租税法》（二），台湾《财税研究》第12卷第1期，第19页。

[57]参见陈敏：《租税法之连带债务》，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28期，第97页。

[58]参见施智谋：《民法之规定如何适用于租税法》（一），台湾《财税研究》第11卷第6期，

税务硕士论文范文篇10

网络银行又称为网上银行，是指利用互联网作为其产品、服务和信息的业务渠道，论文向其零售和公司客户提供服务的银行。根据人们对网络银行的不同理解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网络银行是指在网络中拥有独立的网站，并为客户提供一定服务的银行，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在互联网上拥有网页的银行；第二层次的网络银行是指分支型网络银行，即指在传统的商业银行内部，设立独立的分支部门作为网络银行或者设立分行性质的网络银行；第三层次的网络银行是指设在因特网上，没有银行大厅、没有营业网点，所有业务都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一种金融机构，故又被称为虚拟银行。一般意义上的网络银行都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因特网或其他电子通讯技术；二是基于电子通讯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三是基于电子通讯的金融服务的消费者。由于网络银行具有成本低廉、效率提高、服务范围广、信息来源大等特点，自全球第一家网络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ecurityFirstNetworkBank)于1995年在美国诞生以来，网络银行在短短几年内几乎席卷了全球的每个角落，对传统银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致比尔盖茨断言，传统银行犹如庞大的恐龙将会在下一世纪灭绝。根据美国研究机构调查2000年元月有16％的家庭使用因特网上的银行业务。在欧洲，网络银行的份额也在急剧扩大，据统计，到2000年2月欧洲已有网络银行122家，网络银行的渗透力不断增强，已有1／3金额约为1580亿欧元的储蓄通过互联网来进行。[1]我国自深圳招商银行于1997年2月首家推出网上业务后，其他商业银行纷纷效仿。目前，中国已有20多家银行的20多个分支机构拥有网址和主页，其中开展网络银行业务的分支机构达50多家。随着网络银行这一新生事物的迅猛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如市场准人阅题、税收征管问题等，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不仅会妨碍网络银行的发展，而且会影响我国社会整体化的信息水平。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普遍对电子商务业务缺乏必要的规定，在网络经济面前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网络银行实施有效的监管是我国网络银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二、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问题

尽管网络银行在经营场所和经营方式上对传统的商业银行的一些特征有所突破，但从独立性、组织性、营利性等方面看，其实质是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仍是其主要业务，因而网络银行的设立、变更及经营仍然要遵循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

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设立商业银行需具备五个基本条件：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有符合规定的最低限额以上的注册资本金；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设施和安全防范措施等。同时，商业银行法还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但是网络银行以电子货币取代现金，通过信息网络完成银行业务，因此对网络银行市场准入的相关法律要求与传统商业银行有所区别，甚至更高。我国虽然不存在纯网络银行(即虚拟银行)，但大部分商业银行都开办了网上银行业务，为规范和引导我国网络银行业务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于2001年颁布了《网络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开办网上银行业务应具备以下条件：内部控制机制健全，具有传统银行业务风险和网上银行业务风险的管理制度；银行内部形成了统一标准的计算机系统和运行良好的计算机网络，具有良好的电子化基础设施；银行现有业务经营活动平稳，资产质量、流动性等主要资产负债指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具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外国银行分行申请开办网上银行业务，其总行所在国(地区)监管当局应具备对网上银行业务进行监管的法律框架和监管能力；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严格的市场准人监管法律制度能够保证进入网络银行业务的主体具有为客户提供足够安全服务的能力，而过于严格则可能导致进入网络银行业务的市场主体不够宽泛，网络银行的发展空间受到制约。在网络银行的开业登记监管方面，我国实行的是标准制；在业务范围的监管方面，我国采取的是不完全的混业制，网络银行除了可以从事银行业务以外，还可以从事与保险、证券等直接相关的业务，这是一种较为严格的市场准人制度．它会提高市场的进入成本，使得已设立的网络银行可能利用先发优势形成市场垄断，影响业务的创新与技术进步，最终降低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2]笔者认为对于本国传统银行在网络上开展传统银行业务而设立分支型网络银行时不需要审批，只需备案即可。实际上，大部分国家对分支型网络银行的设立，一般不要求重新注册或审批。目前，我国允许开办网络银行业务的主体仅限于银行，但随着网络银行业的不断发展，非银行机构对网络银行业务的介入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故我国对网络银行业的主体应予以放开，允许其他非银行主体进入网络银行业务领域。

三、网上贷款有关法律问题

网上贷款交易速度很快，可以24小时提供跨国界服务。毕业论文网络银行在为消费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的同时，也使银行业务变得更加不安全了。电子扒手、网上诈骗已成为世界上最常见的网络风险。为了防范风险的需要，目前网络贷款仅限于小额贷款，而且贷款期限一般比较短，虽然我国大陆现在还没有银行提供网上贷款业务，但是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银行完全有可能推出相应的服务，对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必须事先有充分的估计：第一，网上贷款的性质及条件。我国法律对贷款的要求比较高，如商业银行法第37条要求贷款合同是书面合同，第35条要求贷款实行审贷分离制度，贷款通则第35条要求贷款人发放异地贷款，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备案等。网上贷款是否符合这些规定需要监管机构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相应的解释。第二，网上贷款合同成立时间与地点。是网上手续完成之后合同生效还是到银行去认证交易后生效?相应地，若纯粹在网上完成贷款手续，则异地贷款合同成立地的地点又如何确定?贷款通则第25条规定，借款人需要借款，应当向主办银行或银行的经办机构直接申请，那么受理申请的机器或计算机属于什么性质应当界定清楚。第三，我国商业银行法第20-23条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的条件、经营许可证的颁发、财务制度等规定，但在网络银行，根本不存在什么分支机构，事实上它却又无所不在，则这部分内容是否会因无法适用而需要作出修正?

网上贷款业务涉及到核实客户资信和贷款资金拨付两个问题。在核实客户资信方面首先应建立客户确认机制，只有在信用、收入、经济活动等方面符合相应的条件才能成为网络银行贷款业务合格的客户；其次，健全合同约束机制，银行应当与客户签订一系列合同文件，对客户和银行在网络银行贷款业务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权利义务事先明确；最后证据应妥善保存，银行在网上贷款业务中应努力保全相关证据材料，以翅使银行在网络银行纠纷诉讼中处于主动地位。[3]网上贷款资金拨付表面上看起来只有银行和客户两个当事人，其实涉及到的当事人很多，除了顾客本人、网络银行等金融机构之外，计算机制造商、软件开发商、资金拨付系统经营主体、通讯线路提供者等众多的相关人都可能受到牵连。因此，当出现某种故障不能及时、准确地进行资金拨付时法律责任很难确定。[4]可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为网络银行设立严格的责任制，如果银行没有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而给客户造成损失，应由银行承担责任；如果银行自己也受到损失，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因为客户的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的，否则也应自己承担责任。而对第三人如网络服务提供商等的赔偿责任的承担应予以限制。

四、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问题

电子签名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所传输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但是电子签名的合法化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这是网络银行业务的前提与基础。当客户与银行发生纠纷，电子签名能否确认他们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从而使其起到证据作用。这就要求有关机构通过立法尽快解决电子签名的有效性问题，使以数据电文形式表现的合同具有实质上的有效性和真实性，易于界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否则如果因此而产生过多的纠纷难以解决，就必然会制约网络银行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确定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成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该合同书很明显指的是传统的书面合同并不涉及电子合同。[5]与电子合同有关的是《合同法》第33条：“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但在这里《合同法》并没有解决电子合同的签名问题，而是将其抛给了当事人双方自己处理当事人既可以要求签订确认书，也可以不要求签订确认书。由于当事方在现实中客户与银行的财力、技术水平、经验等方面并不是一样的，客户与银行很难通过协商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所以，《合同法》在这一方面不能适应网络银行的发展了。为了解决此问题，1999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工商银行、建没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同家商业银行联合共建国家金融认证中心(CFCA)CF—CA目前已成为国内网上银行认证中独立性、中立性、公证性和权威性最强的认证机构。笔者认为通过法律对电子签名的概念及其法律效力进行界定是非常必要的，这是网络银行业务合法存在及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规制可能的金融风险的必要一环。随着网络银行业的发展，电子签名的效力问题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于1999年通过了《关于建立有关电子签名共同法律框架的指令》旨在建立一完整的关于电子签名的法律认证体系，使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得班法律上的承认。2000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费城签署法案，宣布从即日起在线电子签名具有同纸笔鉴名同样的法律效力。联合国贸法会于2001年7月审议通过了《电子签名示范法》，对电子签名进行了统一的规范，我国已成为WTO成员，对外经济交往越来越多，对电子签名的法律规定已迫在眉捷。但对于电子签名的解释不能过窄，也不能过泛，就目前而言，应将其限于交易双方约定的口令、密码及个人证明码为宜。

五、网络银行的税收征管法律问题

网络银行业的迅速发展，为各国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了一个潜在的广阔的税源空间，但同时也给传统税收体制和税收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网络这个虚拟环境中开展银行业务，使税法中的纳税主体、对象、纳税环节及涉外税法中的常设机构等基本概念都陷入了困境。如何对税法进行修改，如何对网络银行进行征税是立法机关和税务机关需要解决的问题。

1．对网络银行是否征税存在很大争议。目前对网络银行是否征税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主税派认为，包括网络银行在内的电子商务与一般的商务活动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同的只是交易方式及媒介。若只对后者征税，而对前者免税，势必造成税收的畸轻畸重，有违税收公平原则；网上电子商务的发展已威胁到现有的税基，应对电子商务征税以制止应征税款通过网络流失。免税派认为，目前各国着眼于鼓励网络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都没有争取重大措施或改革现有税法来控制电子商务带来的税收流失问题；现阶段由于各种技术原因，即使要对网络银行征税，也难以制订出可行的征收方案。笔者认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上无法与西方国家抗衡，如果对电子商务免税，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通过网络使本身本国产品迅速渗透至国内，占领国内市场从而对民族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且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是必然的。

2．纳税主体的判定问题。在传统交易方式下，硕士论文纳税主体都是以实际的物理存在为基础，税务机关可以清晰地确定其管辖范围内的纳税人及其交易活动。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交易双方可以隐匿姓名、隐匿居住地，无法查证其真实身份。企业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调解器，一部电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经营地点，从而使税务机关无法判定纳税主体。

3．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有效的税收征管和稽查，必须切实掌握纳税人完整真实的信息资料，而这些主要获取的途径就是对纳税人的合同、发票、凭证、帐薄、报表等进行审查。但是在网络银行业务中，网络银行针对客户自身的条件和特点，提供一整套的网上理财方案，该方案作为有价值的信息，承载的媒体不再是有形的纸，可能是光盘或者只需从网上下载、复制。失去了合同、凭证等物质基础，传统的贴花征收印花税的方式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此外，在电子货币、电子票据、电子划拨技术的使用下，电子记录可轻易被改变而不留痕迹，而且越来越发达的加密技术可以很好地隐匿交易信息。这使得税务征管和稽查变得更加困难。

4．涉外税收管辖权法律问题。税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税收领域的体现。世界各国通行的税收管辖权的确认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属地原则，二是属人原则，三是混合原则。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混合原则，对本国居民的境内境外，以及本国非居民来源于本国境内的所得征收税款。传统的税收是以常设机构，即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来确定经营所得来源地。因而常设机构往往是一国对其境内的非居民来源于该国的所得行使税收管辖权的依据。但在网络环境下常设机构的判定有一定困难。根据《联合国范本》的界定，常设机构是指一家企业开展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并且其所从事的活动是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以外的营业活动。然而，网络银行业务大部分是通过服务器自动完成的。服务器虽然是开展大部分活动的场所，但不具有固定性，此时，服务器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其次，商品服务供应地是确定流转税收管辖权的主要依据。但在异地网上贷款中，银行、客户、服务器地址所在常常位于不同国家，此时商品服务供应地如何确定，何国拥有税收管辖权难以判断。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张以居民税收管辖权来对网络银行征税，即只要是本国银行取得的收入，其居住国就有权征税；而这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网络银行业多数为发达国家主宰，采取居民税收管辖权将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大量税收。所以我国在应当在立法上通过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来确保税收不致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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