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论文范文10篇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篇1

本文作者：谢丽君工作单位：宁波市鄞州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

庙堰村农民消费方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相对低下。目前庙堰农户商品性的消费已占据绝对优势，自给自足基本绝迹。绝大多数农户的各种消费品都是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的，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但由于受传统的消费观念的影响，普通农户对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接受程度较低，在城市家庭已较为普及的钟点工服务很少在农村家庭出现。养育幼儿、照顾老年病人等重活、累活也一般按农村传统习惯由（外）祖父母辈照看或子女轮流照顾，很少有家庭会外请专职保姆，甚至也有年龄相对较轻的（外）祖母为照看第三代而放弃自己的工作。第二，消费支付工具相对落后。大多数农户对现代消费支付工具还认识不够，现金仍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支付工具，个人支票几乎不存在，信用卡普及率也较低。除了小部分年青人和富裕阶层在部分场合有持卡消费的习惯，大多数即使拥有信用卡的农户，一般也是单位统一办理的工资卡，其主要用途就是取工资用。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只要工资或养老金一打入卡便马上将其取出或转存为定期存单。所以在每个月发工资的前后几日里，钟公庙街道各银行营业网点人满为患，到处可见排队存取钱的长蛇队伍。许多农民对信用卡还存在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不安全，觉得“放在卡上，看不见，摸不着，心里不踏实”。而对于网上购物系统，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听说而已。第三，习惯于先储蓄再消费。据保守调查，1984年户均银行存款余额为352元，1990年为户均1390元，2000年为户均26835元，至2008年已达到户均99412元，农民对银行储蓄的安全、方便情有独钟，把积蓄放贷给个体私营企业或用于炒股、买基金的农户只占很少部分。多农户认为“无债一身轻”，“寅吃卯粮或借钱消费心里不踏实”，部分农户在操办重大事情时钱不够的话，也习惯于向亲朋好友暂时借用，很少有人会向信用社（银行）借贷。按揭买房这种在城市中早已普及的消费行为在庙堰村仅在少部分收入较高又稳定的农户家庭存在。据统计，2008年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负债仅7300元，并且以民间借贷为主。第四，婚、丧、嫁、娶等大宗消费上攀比心理严重。不论家庭条件好坏，一般农户在日常消费中都是精打细算，尽量节省。但在过年过节或操办重大事情时，往往是大铺大摆，大吃大喝，纵情消费，有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节俭的思想荡然无存。许多农户一辈子节衣缩食，一生中的消费主要用在建房、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少数几件大事上，多数农户在这些方面的巨额支出是以牺牲衣、食、用的改善为代价的。在丧事的操办上也是如此，子女为了向外人表示所谓的“孝心”，父母过世后大操大办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一方面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低收入的农户不堪重负，陷入困境。第五，人情消费居高不下。人情往来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人情消费主要指农户之间用于人情往来的礼仪性消费。近年来，庙堰村农户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越来越多，价码也有越来越高之趋势，从小孩出生、满月、上学……一直送到结婚，平日里人们生病住院，搬迁新居更是少不了礼尚往来。一般性的人情价码都在200元以上，遇上结婚等重大事情送2000—3000元的也很正常。2008年，庙堰村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人情消费支出为2314元，2005年为户均1350元，两年时间增加了近1倍。这种人情消费频率越来越高，价码不断攀升的趋势使人情过分强调礼节，注重形式，虽然表面上看似礼尚往来，却在这一过程中大吃大喝，造成浪费，而且也给部分农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第六，迷信消费比例呈上升趋势。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依然存在，迷信消费在部分农户消费支出中始终占有一定比例，近几年来甚至有抬头现象。部分中老年人一年四季马不停蹄，外出求神拜佛，在家吃斋念佛，自己节衣缩食，却把大把的钱化在“敬神”上。绝大多数农户在清明、七月十五等重大祭日都要搞一个较隆重的仪式来祭奠已逝的亲人，除夕临近时的送灶神、请菩萨仪式更是必不可少。

优化农民消费方式的对策建议

第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囊中羞涩就无力消费。农民在有限的收入下，只好谨慎安排消费，不能节省的支出才消费。所以只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才能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二元体系”，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落后于城市。庙堰村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农民的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为了使农民能从收入虽然增长，但还要增加储蓄，限制即期消费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就必定要加强他们的社会保障力度，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加消费信心。第三，培育健康的消费理念。在市场环境上，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结构，理顺流通环节，加强对通讯设施、水电设施和商业网点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消费条件，切实消除农村居民“有钱不能花”的尴尬。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农民的自身综合素质，加强理财观念，让农民逐步从“恋旧、保守、跟风、攀比”的消费情结走出来，逐步建立起讲科学、讲文明、讲健康、讲效益的消费文明新风尚。第四，丰富农民文化休闲生活。1987年庙堰村被调查农户文化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比例是1.3%，1997年上升到3.7%，十年期间增加了2.4个百分点，至2008年该比例已达到10%，又增加了6.3个百分点。但农民的文化服务支出主要是子女教育投资支出。许多农民不惜代价地想通过教育投资来提高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忽略了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可以通过组织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练健身操，跳广场舞、外出旅游、上老年大学。使农民的文化休闲生活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公共品；消费行为；结构化理论

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自给性消费水平高而边际消费倾向低这一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采取政府出资、政府主导的方式，容易产生行政行为的低效率。而且，在以往的理论分析中往往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公共品使用者——农民的行为意向经常是被忽略的，其结果是导致公共品供给难以符合农民的意愿。因此，研究农村公共品供给，需要将使用者的行为意向这一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本文应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农村居民的行为反应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并以一个失败的饮用水工程为例证，分析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使用者的心理结果和行为意向，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提出管理建议。

一、结构化分析框架

社会学理论认为，行动者个体不是被动服从于制度的安排，其对制度主观能动的反应能够导致制度的变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行为惯例

消费者行为是处于既定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中的，规则的制约可通过日常行为惯例表现出来。这里将行为惯例分离出文化导引和制度变迁两个维度。

1，文化导引。农耕文化已经根植于农村居民的心灵深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给自足”、‘重俭黜奢”等消费理念以生活惯例的形式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对于饮用水、烧柴等自然赋予的物品，农民一直持有无偿使用的观念。

2．制度变迁。免费用水等消费陨例体现出的是村庄中的传统消费制度。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公共品供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要或多或少的付费，这与原有的消费惯例相冲突。在制度变迁中，农民的行为会做出适应性反应，他们的行为后果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

(二)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

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是在文化导引和社会比较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归结为特定的农民理性。

1．社会比较。现代传媒和农民工的流动所带来的外部信息正在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开始向往健康、舒适的生活模式。对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农村居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公共品供给提高生活品质。当然，较高期望也往往会导致较高的失望和不满，在经历公共品供给失败之后，他们将会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2．农民理性。农民理性是农民采取行为的心理基础。Scott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林毅夫认为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我们认同林毅夫的观点，农民在外部条件限制下，会按照传统惯例做出消费行为，但在外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呈现理性经济人的特征。

(三)消费行为

按照吉登斯提出的行动者的分层模型，消费行为是由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合理化及动因所构成的一系列过程。

1．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农村居民不仅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而且对公共品的供应者存在同样的行动期望。他们会根据公共品消费的后果和其他人的反应来不断地反思、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

2．行动的合理化。农村居民对公共品消费行为始终保持着理论性的理解，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消费行为做出合理化的解释。

3．行动的动因。传统消费惯例以及具有农民理性特征的心理和行为运作机制会形成特定的行动动因。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特定的行动动因会驱动农村居民采取符合理性的行为。

(四)意外的行动后果

受自身能力和信息的限制，消费者有意图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意外的后果。公共品的消费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失败，而且农村居民会将这种消费失败归因为公共品供给决策和管理的不当，并根据这种后果决定未来的行为。

(五)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

未被农村居民预料到的意外后果会以反馈的形式成为以后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换言之，这些意外后果会促发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当然，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可能是继续合作，也可能是退出公共品的消费过程。

二、一项饮用水工程的例证

(一)工程介绍

该饮用水工程位于长春地区东南部，该地区居民一直饮用浅层地下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水要求。工程始建于2001年，覆盖7个相互毗邻的自然村落，为407个农户2187人供水。水源为深层地下水，采取深水机井汲取的方式，通过铺设地下管线将水引到407个农户家中。资金来源分为财政拨款和农户自筹两部分，市县两级财政共出资20万元，每个农户支付350元的管网费，在运营之后，每户每年需支付3．5元的管理费。管网的铺设采取农民出义务工的形式，农民和工程部门都不需要付费。

(二)消费规则的变化

在传统封闭的村庄生活中，自给自足是最合理的生存选择。饮用水一类资源在村民的心里认同为自然的赐予，吃水不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饮用水工程出现之前，村民曾经用两种方式汲取饮用水，早期的公共水井和后来的各户自用的手压井。在饮用水工程之后，以前存在的不花钱饮水的惯例则发生变化，以后的岁月中，吃水要支付少量的现金。

(三)农民的心理和行为

在‘重俭黜奢”的文化传统下，虽然低收人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除，但村民依然坚持朴素的生活方式。虽然村庄中的水质不好，但是一代代人就是在这方水土里成长，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谁会投人大笔资金改善饮用水质量。不过，由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现代传媒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开始向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深水机井的费用较高，需要2000元，很多农户都搁置了打深水机井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水质不好，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动用2000元来改善的程度。在新的规则之下，每户要支付350元的管网费，每户每年要交纳3．5元的管理费。与打深水机井相比，要便宜的多，支付成本相当于打一口浅水井的费用。因此，村民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吃水规则。

(四)意外的后果

该工程将水源地选择在一处适应打深水机井的低洼地带，以保证未来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工程于2001年秋季完工并开始正式供水，整个秋季和冬季该工程都正常运行。但在2000年前后，正是农村种植水稻收益高于玉米的时候，在水源地周围，十几户农民将原来的旱田改成水田，并且灌溉用水也是采取深水机井的方式。2002年夏天的降水较正常年景大幅减少，水田灌溉用水增多，地下水过度开采，饮用水工程由于水源不足出现供水中断隋况。在整个夏季，饮用水工程处于半停业状态。在停水的时候，农民们重新启用了自家的手压井。在夏季用水高峰期之后，饮用水恢复正常供应。但在年底，在工程部门收取管理费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分歧。分歧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户认为整个夏季的间歇性供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变，责任在于工程部门，所以．不应该交纳管理费，而工程管理人员认为间歇性供水属于不可预测事件，不应该涉及到管理费的正常收取；二是农户认为他们交纳的钱是350多元，应该得到很好的服务，目前的服务质量不能令他们满意，而工程部门认为先前交纳350元是管网费，与管理费无关，每户每年3．5元的管理费已经很低了，即便偶尔中断供水，农户也没有不交的理由。双方争执不下，农户不能得到在未来正常供水的承诺，很多农户拒绝交纳每人每户3．5元的管理费。因此，在该工程供水一年多之后，饮用水工程停止了运行。

(五)目前的状况

在饮用水工程停止运行之后，农户重新采用手压井的供水方式。饮用水工程部门撤离，机井和管线闲置。同期，粮食的市场价格出现变化，玉米价格持续走高，而水稻价格维持不变，种植玉米的收益高于种植水稻的收益，因此农户纷纷将水田改种玉米，地下水供应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饮用水水源不足问题已经不存在。但是，工程部门已经撤走，当地政府也没有重新运行饮水工程的计划。在农业税免除之后，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农民的收益提升。富裕的农户开始考虑提高生活质量，为提高饮用水品质，一些农户自家投资2000元开凿深水机井。尤其是盖新房的农户，在盖新房的同时，必定选择开凿深水机井。当然，大多数农户还是引用浅层地下水。

(六)未来的趋势

在过去，农村居民饮用水经历了公共水井和自家手压井两个阶段，而未来的趋势如何还很难预料，但必定是以下两种模式之一：一种是农户采取个体行为方式，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口深水机井，就如同现在每家每户拥有一口手压井一样。这种模式符合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但是成本较高。另一种模式是依靠国家投资或者是引导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做法，兴建饮用水工程，集中供水。这种模式与自给自足的生活传统相违背，但具有规模效应，成本较低。

三、研究结论和局限

(一)研究结论

1．面对消费规则的变化，农村居民会选择适应性行为。传统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对传统消费行为予以理解和引导。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消费意愿。

2．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往往具有行政行为的低效率的特征，从项目的投资到后续的管理往往缺少科学性和持续性。而公共品的质量与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共品供给质量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满意程度。一个失败的尝试可能促使农村居…民回归到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下，而这种消费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是不经济的。

3．农户具有分散行动的传统，一些农户会在某些公共品供给的领域自行采取行为，比如说农户打深水机井的行为。而公共品的提供属于集体行为，在未来的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富裕的农户可能会拒绝参与公共品工程，因为他们已经自行解决了类似于饮用水问题。因此，公共品供给的时机应该是恰当的，时机过迟可能失去对部分农户的吸引力，在参与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公共品的规模效益无法充分的发挥。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篇3

本文作者：王茹工作单位：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影响甘肃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因素。从十多年间甘肃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可以看出，居民消费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居住领域，吃、住依然是甘肃农村居民消费的一个主要内容。即使收入有所增加，其需求的变动对收入的反应仍然迟缓，即需求缺乏弹性;相反，家庭设备、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对收入反应却很快，需求富有弹性。其中前者属于生存型消费，层次较低，后者属于发展、享受型消费，层次较高。一旦购买力提高，消费需求层次就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跃进，消费结构也会向较高层次跃迁。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提高农村购买力、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与关键。产业结构2010年甘肃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比例为14．54∶48．17∶37．29，第三产业总体增长较快，但是甘肃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仍然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对第三产业有效需求不足。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0%、36．2%、30．6%、30．6%，发展中国家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大多在20%左右，而甘肃省农村居民2010年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才达到23．73%。农村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过低严重影响了甘肃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村居民消费质量的提高。因此，目前我们在注重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同时，更要注重强调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反作用，使生产结构适应消费结构。不确定性近年来，农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日渐增强，主要表现为:(1)农村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往往倾向于通过减少当前消费支出、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问题，这说明甘肃省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不足，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制度仍不完善、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2)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甘肃省农业生产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能力弱，损失率高，农业生产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3)农产品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甘肃省农业生产与市场经营户信息缺乏沟通，最新市场信息下乡入户难，农产品卖难等问题较为突出，致使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调整难度大，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对收入的影响很大。

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甘肃省农村居民吃、住等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仍然是消费支出的大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不高，需要加以合理引导。增加农民收入1.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根据甘肃自然条件状况，对马铃薯、苹果、洋葱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要重视;对党参、当归、甘草、大黄等中药材种植规模要进一步扩大;对畜牧业发展应该采取规模化养殖;对于大部分农产品经营者来说，必须想方设法在品质上做到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同时在内外包装上也要有所创新，比如在包装上要特别注明选购的理由和独特的卖点等，以此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农产品价值，增加农民收入。2.要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产品信息平台，使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农业生产为此，我们急需建立功能齐全、覆盖面广的市场信息网络。通过对市场信息的准确把握，农民才能合理地调整生产，从而增加收入。3.加强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建设利用沼气、沼渣、沼液，提供农民生活用能，发展庭园经济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有利于帮助农民节省燃料和用电，减少生活支出;有利于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推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今后，需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性强的若干主导产业的投资力度，如绿色能源产业和农村循环经济产业，只有这样，增加其研发投资，使产业结构、企业科技竞争力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变化。比如，在水资源丰富的县实施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工程，将丰富的农村水能资源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再以农村循环经济产业为例，稻花香集团提出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龙头，向饮料产业延伸，向饲料产业拓展，向养殖和有机肥料产业扩张，向生物化工产业推进，构建了“五级循环”产业链，打造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助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并付诸实施。随着这一战略的全面推进，稻花香已建立起以三峡坝(库)区农村为基地、以周边县市及其他地区为带动和辐射区域的湖北省最大的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园，直接和间接就业的农民已达到20万人。以上经验也值得甘肃省借鉴。增加有效供给，引导合理消费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本保证是有效的供给，它也是优化供给结构，满足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需要。因此，供给领域应重视市场细分，进行消费品市场的合理定位，满足农村居民多层次需求;提高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的商品的比例，增加供给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此外，还要积极调整消费政策，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提高农村消费者的素质，倡导科学、合理、文明的消费观;重点针对文化、娱乐、卫生保健、旅游、通讯等产业，不断完善消费品供给结构，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标准要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二是要完善财政政策，将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更多地用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完善社会保障和支持农业发展等方面;三是逐步建立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解决孤寡、残疾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对其吃、穿、住、医、葬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四是要建立适合甘肃农民的养老保险机制，调动农民参与社会保险的积极性，解决农民的养老之忧。通过以上措施可以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欲望，增加即期消费，从而促进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篇4

文献回顾

农民工是户籍在农村，而完全或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①。由于农民工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之上的，农民工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在国外研究中没有与农民工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与农民工相近的概念，例如乡城移民（rural-to-urbanmigrants）、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等。可以说，农民工是一种不彻底的乡城移民。因此，研究农民工问题，可以根据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乡城移民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制度因素、市场因素、心理因素、个人特征等均被纳入学者的考量范畴之内。在中国，对于移民②来说，户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场因素对其住房的影响更强（Wu，2004）。中国的农村移民③在城市居住，受到来自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制度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其中，城市对农村移民歧视性的制度环境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制度约束为主、多种因素的综合，造成农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条件较差，居住空间拥挤，并产生某种程度的聚居现象（刘玉亭、何深静，2008）。由于农民工置身于城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以保险等正规形式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对农民工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他们往往具有较低的当期消费倾向、较高的储蓄倾向，这样的消费特征使得农民工的住房边际消费倾向较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更低（周滔、吕萍，2011）。住房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重要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用工单位向雇员提供的福利（Wu，2004），单位提供住宿场所与否成为农民工是否在市场上选择住房的前提条件。相对于自行租房，雇主提供的廉价或免费的宿舍或工棚，对农民工来讲是一种更加经济而便利的居住方式（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除了单位提供住宿场所的农民工外，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需要在住房市场上解决住房需求。因为户口限制，移民不可能获得城市公房和单位住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仅有的对移民开放的商品住房，其价格又超出了绝大多数移民的购买能力，租房居住则成为移民最好的选择。收入水平对移民的住房消费有重要的影响（Wu，2004）。由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绝大多数农民工通常只能租住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私房或市中心价格相对低廉但条件较差的房屋（《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即便如此，农民工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降低住房支出，尤其是在住房租金上涨的情况下。而合租是农民工节约开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主要而有效的策略（Wang，2003）。如果农民工选择居住在商品房中，由于租金较高，他们可能会与更多的人合租（张智，2010b）。收入的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农民工收入增加对住房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远小于对其他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工更倾向于将所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或投入子女教育等其他消费项目中去（周滔、吕萍，2011）。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预期、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对预期仅在城市做短期停留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工作城市的临时成员，因而只愿意用很少的收入来改善住房条件，对住房设施和服务的要求很低；只有打算在工作城市长期居留的农民工，才愿意在更好的住房上投入（Wu，2002；2004）。偏好农村社会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棚户区等非正式住房构成的移民聚居区；而偏好城市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服务和基础设施较好的公寓（Erman，1997）。一部分中国农民工愿意花大价钱在农村老家建新房却将其闲置，而不愿意在工作城市多花钱住得好些，这也是受到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到生活标准与地位评价标准的制约。在农村，房子不仅是地位的象征，而且是农民的“生活标准”；尽管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但是，他们消费的主要参照群体在家乡，地理虽远但心理近，城里人的消费偏好对他们来说显得太奢侈，地理虽近但心理远（冯桂林、李淋，1997）。农民工的年龄、务工年限、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也影响其住房消费。有的学者认为，年龄和务工年限都对农民工的住房选择有重要影响（黄卓宁，2007；张智，2010a）；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总的务工年限对其租房选择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在目前所在城市的工作年数对其租房行为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在性别方面，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性别对其住房选择影响不显著；张智（2010a）则认为，农民工的住房选择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住集体宿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认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住房条件有重要影响。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乡城移民（包括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研究层面多局限于个别地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尚缺乏全国宏观层面的整体判断；研究视角基本局限于城市，缺乏从统筹城乡的视角对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探讨；在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对地域因素的分析明显不足，等等。本文研究将尝试弥补上述不足，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相互交叉、难以截然划分，大致来看，可以分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几大方面。（一）制度因素农民工群体是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并存在的，因而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其中，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的是土地与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现行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涉及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并没有被纳入改革的范畴，农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虽然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不能通过市场变为现实收入，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不愿意放弃土地而转为非农业户籍。这与历史积淀的土地情结、土地的基础保障作用密切相关；而且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是一种潜在的资产，遇到征地或拆迁时，农民工家庭可能获得的补偿甚至会超过其土地和住房应有的市场价值。这些都使得农民工的人在城市，根却在农村。由此形成了农民工的工作城市住房与老家住房的强烈反差：日常居住的住房狭小而简陋，老家的住房宽敞却利用率很低，这种矛盾与浪费根植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也包括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水平。Leland（1968）将预防性储蓄定义为“为了防范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冲击而引起的额外储蓄”。BrowningandLusardi（1996）提出，足够的资产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农民工在城镇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但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加之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经常在不同的城市间流动，而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接续困难，导致有些地区在农民工过年返乡前甚至出现了“退保潮”。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仍处于初步解决阶段，“上学难”、“上学贵”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就降低了。（二）经济因素包括收入、住房租售价格等在内的经济因素决定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也影响到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意愿，从而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不考虑投资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收入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消费可以分为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支出、教育医疗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住房消费又可以分为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消费和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相应地，非住房消费、储蓄也可以做城乡之分。由于住房消费又等于住房价格乘以住房消费量（即住房消费面积），因此，影响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有：家庭收入，包括在流入地的收入和在老家农村的收入；家庭在流入地的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家庭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流入地的住房价格，主要是租房价格；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量，主要是租房面积。此外，农民工的工作单位提供住宿也可以视为非货币收入，纳入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之中。根据Friedman（1957）提出来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又译为“持久收入假说”），决定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现期收入；持久收入是消费者收入中比较稳定的、持续性的收入，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收入。其后的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在吸收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将不确定性、消费者跨时选择引入消费行为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为了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例如收入的不确定性。Zeldes（1989）探讨了确定的当前财产与不确定的未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当前财产包括刚得到的收入和确定的未来收益，它们在影响当前消费决策方面比未来的随机劳动收入有更大的权重。基于上述理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分析，一方面应考虑农民工现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农民工预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离不开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以往收入的情况，一方面是未来收入的稳定性。影响农民工未来收入稳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所在行业、企业的情况等。（三）地域因素这里的地域因素是指农民工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其住房消费的地域差异。流入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面临的城镇住房消费市场的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人口密度较高，住房紧张，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高，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更为严峻；而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密度一般较低，住房供求无无较好，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相当来说不那么突出。流出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已有资产和在农村收入情况的不同，甚至是返乡意愿的差异。来自发达地区富裕乡村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经济状况较好，原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较高，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在城市工作生活不如意或老家有更好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其返乡意愿可能更为强烈。而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生活条件较差，家庭负担较重，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低；城乡间工作生活条件差异较大，使其返乡意愿更低，而留城意向更为坚定。（四）家庭及个人特征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影响。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来城务工时间长短、技术职称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同住人数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密切相连的，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之间，受教育程度与技术职称之间，都存在着相应的无无。未到适婚年龄的农民工往往选择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或者与亲友同住在出租房内；已经结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单位宿舍一般不能满足这种居住需求，他们多采用租赁单元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需求。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技术职称，收入水平也较高，工作更为稳定，因而具备较强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如果家庭中有学龄子女，那么，农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费时则要考虑子女教育支出及其预期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家庭同住人数直接决定了居住所需的最小面积，从而影响到住房消费量。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家庭同住人数多、居住所需面积大，则农民工家庭将倾向于选择位置或条件较差而租金水平较低的住房。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本文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12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结果。这次监测的对象是在调查前一个月之前来到流入地城市居住、非本区（县）户口且年龄在16～59岁的流入人口，不包括调查时在车站、码头、机场、旅馆、医院等地点的流入人口，但包括在临时工地等非正规场所居住的流入人口。其中，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可以近似地作为农民工的代表。此次调查的样本选取属于“混合抽样”，即样本城市的确定采用主观判断的非随机抽样，而样本城市内部调查对象的选择采用随机抽样。样本城市的确定，以流入地为主，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全部纳入，兼顾流入人口较多的地级市、县级市。本次监测共选取全国106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46个地级市及24个县级市①。在样本城市内部，本次监测在居委会、行政村、由具体企事业单位管理并集中居住的流入人口群组中随机抽取个人调查对象，其中，调查对象是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样本量约为10万个。下文如无特殊标注，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查。（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所研究的是各种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本文所构建计量模型的基本框架是：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住房消费支出，解释变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个人特征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是连续变量，解释变量有两个以上，因而本文考虑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构建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时，还需结合数据情况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具体化，并进行数据的基础处理。1.被解释变量（y）。模型被解释变量的具体选取及数据处理过程如下：首先，为明确研究重点，选取的是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并且已剔除了在流入地城镇购房（包括已购商品房和已购政策性保障房）的样本。其次，根据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特点，选取的是农民工家庭而不是农民工个人的月居住支出，包括房租、物业管理费、水费、电费、燃料费、维修费、暖气费等。再次，为降低和消除异方差，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取自然对数。由于对零值无法进行取对数的运算，常见做法是剔除为零值的观测值，或者给存在零值的变量的各观测值统一加上一个足够小的正数修正后，再对其取自然对数。由于1元对于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来说足够小，给其各观测值统一加上1，对数据估计的精确度影响不大。2.解释变量（ix）。模型的解释变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个人特征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基于上文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的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众多，且各类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本文将依据以下原则选择解释变量：一是变量之间的关系。相关性高的变量不同时选入模型。二是变量的政策指向性。具有政策指向性的变量优先选入模型。三是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影响因素的变量，但变量与影响因素之间差距较大的应舍弃。为降低和消除异方差，配合被解释变量及虚拟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月收入、月支出等存在较大数值和零值的各观测值，加1后取自然对数。对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具体选取和说明详见表1。此外，从积差相关矩阵来看，“有无劳动合同”同时与“流入地有无养老保险”、“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流入地有无工伤保险”三个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较高。由于劳动合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仅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务的合同，而且用人单位往往还在劳动合同的具体内容中设置解除劳动合同的种种条款，加之劳动合同的违约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因而有无劳动合同对农民工未来收入预期的反映有限，所以，本文在回归前将“有无劳动合同”这一解释变量从模型中剔除。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模型的估计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变量进入方法为强迫进入法（Enter），即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全部进入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由软件SPSS17.0运算得到。从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来看，修正后的R2为0.363；样本量为67397①；F值为2261.305（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回归模型整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全部解释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在0.420～0.973之间，方差膨胀因子（VIF）在1.028～2.380之间，说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严重。t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上，17个解释变量中有14个显著，只有“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老家有无城镇商品房”、“年龄”不显著；在5%的水平上，17个解释变量中有16个显著，不显著的只有“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本文对各解释变量标准化系数的绝对值进行排序，以比较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具体参数估计结果及各解释变量重要性排序情况如表3所示。（二）实证结果分析1.流入地收入影响大，而在老家的收入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单位提供住房与否”的影响程度最大。单位提供住房，是指单位或雇主提供免费或收费的住房，即使是收费的，其收费水平一般来说也远低于正常的市场水平，均可视为农民工的一种实物收入。单位提供住房，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农民工的居住支出，而且会增加外出租房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农民工的租房消费意愿，因而“单位提供住房与否”的系数估计值为负。“流入地家庭月收入”是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货币收入，它直接决定了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其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较高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从而增加居住支出。“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主要是指农民工家庭在老家的收入。此次调查样本农民工家庭的货币收入中，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所占比重约为29%，而流入地家庭月收入所占比重约为71%。“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这一解释变量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家庭在老家的收入较低，与其在流入地的收入相比在家庭总收入中比重较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实际生活中农民工一般不会将老家的收入用于流入地的消费支出，反而是将流入地的收入转移到老家消费的情况较多。2.家庭同住人数影响较大，年龄比来流入地时间的影响小。“流入地家庭同住人数”对居住所需面积、是否住在宿舍都具有决定性作用，从而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响较大。正常情况下，农民工家庭同住人数越多，居住消费支出则越多。此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且系数估计值为正，验证了上述推断。“本次来到流入地的时间”与“年龄”的影响均显著，但前者影响较大，而后者影响较小。“本次来到流入地的时间”的估计系数为正，是因为农民工来到流入地的时间越长，往往稳定性越强，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付能力和意愿也较强，居住消费支出也越高。“年龄”的估计系数为负，则说明农民工年龄越大，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出越低，其可能的原因包括年龄大的农民工消费倾向更低、与农村联系更密切、回乡意愿更强等。3.代表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影响较大。“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反映了流入地城镇的人口密度、住房价格等住房市场情况，因而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响较大。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市，与地级市或地区、县级市相比，人口密度较大，住房价格较高，因而住房消费支出水平也较高。以河北省为例，省会石家庄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11449人/平方公里，地级市唐山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2496人/平方公里，前者约为后者的4.6倍；再以四川省为例，省会成都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2513.62人/平方公里，地级市绵阳市辖区的人口密度是778.34人/平方公里，前者约为后者的3.2倍①。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往往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行政级别低的城市。而人口密度越高，则住房供求关系越紧张，住房价格也越高，因此，农民工家庭所需的居住支出也随之增加。4.非住房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的影响较大，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流入地家庭月食品支出”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响较大。该变量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食品支出较高的农民工家庭，居住支出也较高。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食品支出较高的农民工家庭，其生活水平较高，因而居住条件较好，居住支出也较高；二是在消费档次趋同的情况下，较高的食品支出是由家庭同住人数较多造成的，因而农民工家庭所需的居住面积大，居住支出也较高。“子女个数”反映了家庭教育支出的高低，在一般情况下，子女个数多意味着家庭教育支出高。该变量估计系数为负，是因为在收入、储蓄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工家庭教育支出高，非住房消费支出增加，就会相应缩减住房消费；而且对教育支出的预期，往往也会提高农民工家庭的储蓄水平，可能进一步造成其住房消费减少。5.工伤保险的影响为负，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的影响为正。从作用机制上看，社会保障多，有利于农民工家庭抵御未来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风险，对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支出应该有正向影响。但是，模型估计结果是，“流入地有无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流入地有无养老保险”、“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流入地有无住房公积金”虽然系数为正，但影响程度不高。“流入地有无工伤保险”的系数为负，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农民工群体中有工伤保险者的比例较低，此次调查中，未购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有工伤保险者的比例为29.7%；二是从事高危工作的农民工，其单位和雇主更愿意给他们购买工伤保险，这就造成了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从事高危工作的可能性更大，面临的风险更高，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和医疗等方面支出增加，从而抵消且超过了保险的正向作用，对其住房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流入地有无养老保险”、“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流入地有无住房公积金”的正向影响程度不高，与农民工的社保覆盖率较低、保障力度不足有关。此次调查中，未购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者的比例，依次为23.7%、32.1%、2.7%。6.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影响均显著，且基础教育作用更强。“是否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反映了农民工所受基础教育的情况，而“是否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反映的则是继续教育中技能培训的情况。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两者均显著。“是否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有正向影响，表明农民工所受基础教育水平较高，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较大，而收入对居住支出则有正向作用。但是，“是否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的估计系数为负，与预期不同。其原因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较低，而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往往又是基础教育水平较低的人，此次被调查的未购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者的比例只有16.4%，其中，未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又占到了61%，工作技能培训的正向作用被基础教育水平较差的负向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工作技能培训本身存在内容、深度等方面的问题，未能对农民工工作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应有的作用，因而导致“是否接受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的估计系数为负。7.老家资产（自建房、商品房）的负向影响显著，但作用较小。“老家有无自建房”、“老家有无城镇商品房”两个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对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费支出影响较小，且两者作用为负。这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农村住房制度并未进行系统化的改革，农民工在农村的土地和住房并不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只有少部分地区通过拆迁补偿、宅基地换房等方式，使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货币收入或资产。老家的自建房作为家庭资产难以有效变现，因而不能提高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增加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老家自建房或商品房的存在，农民工家庭与老家的联系更为稳固，老家的住房和土地是农民工家庭的一种保障，老家的住房还是农民工家庭住房消费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其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替代。2010年5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结果表明，在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中，有23.1%的人打算在户籍地农村建房，19.2%的人打算在户籍地城镇买房，两者合计达42.4%。这表明，相当多的农民工宁愿将更多的支出用于老家宅基地上住房的翻新及新建，或是在老家县城及周边小城镇购房，也不愿意在改善工作城市自己的住房条件上多花钱。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篇5

转变政府职能

地方政府要根据农村市场经济的要求，切实转变自身职能，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为农服务的原则，履行好作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者的职责，实行人性化管理，处理好党群、干群等各方面关系，为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尽心尽责。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才能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财政支出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减少浪费等;同时，党中央、国务院等国家高层决策机构，要狠下决心，加大改革力度，把县、乡(镇)两级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富余人员尽快撤改掉，或把一些人口小乡(镇)该合并的合并。只有这样，农民负担才能够减下来，从而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以此来带动消费。另外，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已不适合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扩权强县”、“省管县”应当是发展的趋势。因此，应借鉴浙江等地经验，逐步推行省管县改革。这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级财政困难。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基本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办法。保障农民的养老金能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有效流转，能在不同的保障方式之间进行有效接转，且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资源的保值增值。二是公共财政要全过程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降低农民参保门槛，提高保障水平。在面向农民的筹资上，要降低门槛，坚持政府组织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以政府投资为主，低水平起步，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三是坚持政府统一管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建立动态缴费增长机制，缴费标准随着预期领取的养老金标准的变化而调整，参保人员预期领取的最低养老金水平可与农村低保水平衔接。

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提高农业收入第一，提高粮食保护价。2008年，粮食保护价同比上涨9%－10%，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超过30%，这样的保护价不仅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反而是一个打击。政府必须加快重新调整粮食保护价，最低标准是保证种粮比较效益不下降，以激励农民在下个生产季节扩大粮食生产面积和复种指数。第二，遵循经济规律，提高市场粮价。2007年和2008年初，国际大米等粮食价格上涨了200%多，而国内同产品价格却基本稳定，这是宏观调控和“价格管制”的结果。短期看，这有利于改善消费品价格指数状况，对当下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有利;但长期看，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导致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挫、粮食产量的回落，为下年的粮食价格暴涨埋下隐患，引发下一轮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三，控制和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政府要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综合性措施，控制和稳定生产资料价格，严厉打击垄断性涨价。同时，加大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力度和金融支农力度。第四，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支持的力度。虽然最近几年国家对三农投入的幅度有所加强，但还没有赶上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加上对三农投入的基础低，按照比例增加对三农投入是不够的，要加大对三农的支出。另外，还要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走优质农业生产模式。焦作市是我国黄河以北地区第一个吨粮市和全国第一个小麦千斤市。从2001年起，焦作市积极调整小麦发展战略，由注重高产转向注重优质高效，并确定了大力实施小麦种子产业化、优质小麦工程和发展出口小麦的思路。2008年，焦作市农民仅优质小麦一项就增收3600万元。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增加收入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要依靠农业收入的增长，还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来增加收入，才能使农民收入更快增长。如偃师市岳滩镇通过发展摩托车配件，使其产品几乎覆盖全国的农村市场;而固始县依托在外的50万劳务大军，实现了把劳务资源转化成资本回归，近年来，由外出务工者返乡创办的企业达500多家，吸纳近10万人就业，支撑起了县域经济半边天。又如孟州市桑坡村，皮毛产业是该村的支柱产业。14年来，桑坡村树立“做大、做强、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思想，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羊剪绒加工集散地。如今，“桑坡毛皮之都”享誉全国，皮毛产业成为孟州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该村年创产值25亿元，出口创汇1亿美元，辐射带动周边15个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工就业河南有2100万农民工，其中每年输出到省外的有1100多万人，另外900多万人留在省内。河南省劳动保障部门调查，今年春节前，全省提早返乡的农民工已达950多万人，预计节后有近300万人难以继续外出就业。如果他们节后不能顺利就业，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此，河南各地政府都在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他们就业。河南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有经验、有资金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进一步以创业带动就业。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篇6

一、正常年景的生活消费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制约着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状况，消费就只能处于相应的水平，且上述产品受商人的操纵又难以取得合理的价格，而地租与赋役还占去农民至少一半以上的劳动所得，加之为了延续简单的再生产，农民总还要扣出籽种等必要的生产性开支，因此，可以供家庭衣食住等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就极为有限。在衣食住中，住房不属于家庭经常性的开支，一次投资虽然要花去农家多年的储蓄，但可以使用多年。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主要包括衣食，其中又以吃所占的比例为最大。因为吃在农家生活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我们首先来考察它。

吃的数量与质量是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标志。从数量看，笔者所见关于口粮标准的估计，都来自于江南食米的材料，可作为我们考察华北农民口粮消费的标准。任启运认为，“夫人食谷（每日）不过一升”，“以人口日一升计之，一人终岁食米三石六斗”（注：任启运《清芬楼遗稿》卷1，《经筐讲义》。）。洪亮吉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注：洪亮吉《意言》，《生计篇》第7。）。张履祥给长工的口粮还要高，每年5.5石，尚不包括给长工的其他支付。上述估计都是以一夫即一个壮劳力作为对象的，数量相对较高。勒紫垣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也谈到，“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种稻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则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准古证今，原无异也。至农夫五等产，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九人，内除本夫与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共约食其半，计可余一半，以食他人”（注：陆耀辑《切问斋文钞》卷15。）。这里成年男女的口粮标准仍为每人1日1升，年均成年人是3.3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减半，每人口粮仅0.5升，年1.65石，后者大概是最低的口粮标准，因为它与清政府拨给灾民的赈济口粮在数量上相当。至于一个家庭年均的平均口粮消费数量，也有人作过估计，如据强汝询估算，“八口之家，人日廪米四合，率日食四升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注：强汝询《求益斋文集》卷4，《农家类序》。）。依此标准，农民一家男女老幼牵算每人年食米2.16石。当然，有的人对家庭口粮年均消费标准的估计还要略高一些，如包世臣说，“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卷2。）。考虑到清代华北农民的食品结构的特点，看来把大小口拉平，每人3石左右的年均口粮标准还是差不多的。如果再少，农民就要寻求各种代食品维持基本的生计。

那么，3石粮食需要多少土地才能够生产出来呢？清代华北一般年成两收亩产在1石左右，这样养活1人至少需要3亩口粮田。如果没有复种，则需6亩土地。清代华北水利薄弱，土地多为中低产田，产量很低。如直隶望都县，上中下土地“均匀计算，每亩得谷五六斗，须六亩可养一人。望邑额地一千七百余顷。现存男妇六万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岁之用”。在此情形之下，望都县“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哉”（注：光绪《望都县乡土图说》不分卷，《县望县图说》，“田亩”。）。华北各地气候、水利条件不同，因而养活1人大致需要3～6亩土地，像山西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仅得四五亩旱地，终岁劳苦，丰年略可自饱，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凶歉，死亡殆尽”（注：民国《解县志》卷3，《丁役略》。）。华北人地关系的比例低于江南，但农业生产水平也比后者低，因而尽管人均占有的耕地一般比江南多，农家仍食不果腹。如山西凤台县，“小民狃于苟安，难于图始，烈日炎天，荷锄陇亩，草笠赤脚，挥汗如雨，多旱委之于天，歉入委之于地，终岁以草根木叶杂茭稗而食，安之如命”（注：乾隆《凤台县志》卷2，《山川志》。）。山东昌邑县“其他迩海，缴人众物乏，无他余赢，故有终岁勤动，不免饥寒者”（注：乾隆《昌邑县志》卷3，《田赋志》。）。齐河县，“人贫地瘠，家鲜盖藏，田一井者衣不蔽膝，家数口者，肉不知味，遇岁旱涝，则啼饥号寒，比比皆是”（注：雍正《齐河县志》卷2，《衢市志》。）。直隶正定县，“丈夫力佃作，女子工针锈，仅取糊口而止”（注：乾隆《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在这种不能保证基本温饱的情况下，民食的质量便可想而知了。

华北农村的民食平时以谷蔬为主。谷类中尤以小米、高梁和春麦为主食，杂以豆类、薯类食物和蔬菜，小麦和稻米只有过节或遇有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好友时才可能食用，绝少食肉。如直隶遵化州，“居常饮食相率以俭，或粥或饭或面，面用麦或杂豆粉，粥用小米，饭用高梁或亦用小米，梗稻多用以饷宾，杀（肴）则瓜瓠来腐而已，鱼肉惟之宴会用之”（注：乾隆《直隶遵化州志》卷11，《风土志》。）。滦州“饮食皆以粥，贫者粟不舂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小康之家思俭约者，亦多效之，遇农作时则易之以高梁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坚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谓之换饭”（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望都县，“所食者以小米为大宗，小麦次之，大麦高梁玉蜀黍又次之。上中之户所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掺糠和菜为食，……小麦面粉皆不常用，麦秋后家家食麦面数日，籍酬农工之劳。过节度岁亦食之，余者收藏备粜以为度日之费，日常食用以小米为主要食品，不尝酒肉，一年之中春冬以菜蔬红薯白菜，夏秋以罗卜北瓜等物为菜羹，用以佐餐。俗云，糠菜半年粮，盖述实也”（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风土志》。）。《华北捷报》（1883年8月3日）报道，直隶“农民虽然大部分都很贫穷，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的人还比较少。……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是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是用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梁玉米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

华北其他几省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如山东济南府“饮食以梁粟为主，养老始用鸡豚麦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临沂县，“农民家常便饭为煎饼稀饭，佐味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煎饼用高梁麦菽，稀饭用谷米或黍米豇豆绿红黄地瓜胡罗卜等。豆腐以黄豆为之，小豆腐以豆汁与各种蔬菜为之”（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荣城县“至日食常佐，若番瓜番薯芦服蔓菁，几与五谷同其珍重，谚曰，田家饭菜一半”（注：道光《荣城县志》卷3，《食货志》。）。胶州，“州之土地五谷六畜备具，而民利所依植物大抵蔓荚居多。南鄙以番薯芋为食，冬鄙以落花生代稼，农重二豆圃蕃瓜薯，盖居食物之半”（注：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志3，《物产志》。）。山西代州“民食以粟为主，佐以荞麦燕麦，贫者黍菽即为珍膳，有终岁不识膏梁之味者”（注：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五台县，“麦如珍珠，非祭先供客婚丧不用，无故而食白面人以为不祥。稻米则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见之，……春夏多食野菜，以葱韭豆腐鸡卵为甘旨，菘薯为珍味，贫家终年不见肉，至度岁乃割片肉为水饺”（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武乡县，“中人仅再食，岁不登则糠榆木屑悉以充腹”（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河南汲县，“膳食以小米为主，大米即稻米惟宴会始用，不常食小麦，面亦为佳品。乡人率以高梁荞麦黄豆之属杂制以炊，各邑甚多，盖皆采以为食，农人三餐，城市多两餐”（注：乾隆《汲县志》卷5，《风土志》。）。密县“大率民间常食以小米为主，以黄豆及杂粮佐之，其大米饭小麦面俗所珍惜，以供宾粲之需，非常食所用”（注：嘉庆《密县志》卷11，《风土志》。）。总之，由于粮食短缺，华北农民在饮食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与生理需要存在着差距。不少人家为了节省粮食，每日两餐，像直隶易州“中人日仅再食”（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县志中还提到有人终生不知肉味，一般农家只有到“良辰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和以杂菜面粉淆乱一炊，平日则滚汤粗粝而已”（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

尽管农家饮食艰难，但华北多数地方农民有饮烧酒的习惯。烧酒都以粮食酿造，如黍之“粘者可酿酒，俗谓之黄米”（注：乾隆《任邱县志》卷3，《食货志》。）。此外，高梁等“皆可酿，市肆取充酒材，颇夺民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烧酒耗粮，使粮食短缺的状况愈益严重。因此，清代不少人主张禁酒，但都难以实行下去。不过，对缺粮的华北来说，农民饮酒之普遍确实增加了民食的压力。方苞认为，10人之中最少有4人饮酒，“一人其量以中人为率，一日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注：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请定经制札子》。）。清代华北农村，较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因此日常生活中苦行占主导地位；但由于酿酒与饮酒的普遍，以及中国人对饮食文化的理解，因而苦行之中又有纵欲的一面。县志作者常常批评农民不知盖藏，主要是针对其在各种社交应酬上为了有面子，而不惜倾其所有，甚至举债。农民在物质生活上的苦行是生产力制约的结果，而不是像英国清教徒一样来自于理性信仰。因此，一有暂时的物质条件，便要大吃大喝，满足口腹之欲。

方志中常有类似的记载。如山西孝义县“民用俭约，……惟美酿，多嗜酒”。“所食粗粝不堪下咽，而独不能戒酒，不惟糜费，而一入醉乡致有破家丧身者”（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山东临朐县，“其大耗更有两端，一曰饮，一曰博……。至如村人趁墟食货交易，酒罂肉碗四顾狼籍……其尤甚者，贫民无产，佣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钱，酒食必责丰备，狂饮大嚼，日为恒度，稍未餍饫，头箸去之，主费不赀，佣得醉饱而已”（注：光绪《临朐县志》卷8，《风土志》。）。直隶滦州“值令节乃丰豆馔，下逮佣作酒肉恣饭啖无吝焉。惟独嗜酒，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备不时之需”（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嗜酒往往与大吃大喝相伴。河南罗山县，“民喜口腹甚之。家无担石之储，一聚饮间罗列珍膳，若素封之家，虽称贷不惜也”（注：乾隆《罗山县志》卷1，《风俗志》。）。永城县“饮食无贫富，多好饮酒，款客肴馔，务丰一席，所费动至五六千三四千不等。常日市市厘往来，恒有醺然者，不必岁时伏腊，即偶尔小聚，亦必尽醉，呼拳拇战，声达街衢，以兹三里之城，酒馆林立”（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

吃之外，农家衣被材料的支出不大。我们已经知道，农家平均岁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织，或买于集市。除蔽体御寒外，农家对衣被所求甚低。如直隶望都县，“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万作鞋屦之用，不肯轻于一掷”（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0，《风土志》。）。山西孝义县，“乡民则布絮缕缕，终岁不制衣者十室而九”（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五台县，“衣用直隶平山所产坚厚之布，农人夏一袷，冬一袄一裤，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士类一棉布袍，一棉马褂，无衣袭衣帛者”（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

二、灾荒年的生活消费

华北的自然灾害与这里的生态环境有决定关系。本区降雨各季分布不均，春季多大风，初春和晚秋常有寒潮经过等，生态环境的上述特点使本区的自然灾害以水灾、旱灾为最多，危害也最大；其次是风灾、霜灾、苞灾、虫灾、地震、时疫等。据统计，清前期，顺、康、雍、乾、嘉五朝全国18直省总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524次（注：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分册，第693～706页。）。据笔者计算，在以上灾害统计数中，华北4省为780次，占全国自然灾害总数的31％。在华北各省，直隶303次，河南147次，山东184次，山西146次，各占本区自然灾害总数的39％、19％、24％、19％。李向军的统计从顺治元年到道光19年（1839），全国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28,938次，其中直隶5,273次，山东4,203次，河南1,831次，山西949次，共计12,256次，占42％强（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16～17页。）。可见华北是全国自然灾害的频发区，而区内又以直隶与山东的灾害为多。再从灾害的种类看，水旱灾害发生最多。在陈书统计的780次自然灾害中，水灾316次，旱灾174次，占本区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总数的63％，其中水灾占41％，旱灾占22％，水灾的发生频率高于旱灾。李向军的研究证实水旱灾害的比例更高。在华北12，256次自然灾害中，水灾为6,784次，旱灾为3,977次，分别占区内灾害总数的55.4％和32.4％，两者合计高达87.8％（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第214、19页。）。应该说，水旱灾害是导致华北灾荒年的最主要原因。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清一代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我们知道，本区农家一般在正常年景仅能糊口，均鲜盖藏，不少农户还要依靠举贷度日，因而应时收获对农家维持生计至关重要。自然灾害有轻重，灾情不同，对粮食生产的危害程度也会存在差别。灾情较轻时，粮食会有不同程度的歉收；而大的灾害可导致庄稼绝收，形成灾荒年。自然灾害不仅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直接损失，而且由于缺粮、饥荒、时疫等继发因素的困扰，间接的人口耗损也是相当惊人的。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度过灾荒年的呢？他们在正常年景下尚且终年粗粝，糠菜半年粮，灾荒年的状况无疑会更加恶化。如山东临沂县，“凶岁野菜树皮草实麦草皆可籍以充饥，延命无所谓佐味也”（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寿光县康熙17年（1678）大旱，18年春大饥，“民食草根，木皮殆尽”（注：嘉庆《寿光县志》卷9，《食货志》。）。灾荒引起粮价腾贵，如山东黄县，“雍正八年大水，九年春饥，斗粟钱千二百”。“乾隆十四年大饥，斗粟钱一千七百，饿殍载道，卖子女无算”。“乾隆四十七年，夏旱螟，秋大涝，民饥。四十八年春大饥，斗秫钱一千四百，斗麦钱二千三百”。乾隆“五十一年春大饥，麦一斗钱三千六百，豆一斗钱三千二百”（注：同治《黄县志》卷5，《祥异志》。）。邹平县，康熙“五十年春大饥，米价涌贵，米一市斗值制钱二千二百五十”（注：民国《邹平县志》卷8，《杂志》下。）。面对如此高涨的粮价，普通农民根本买不起粮。

在田荒粮贵的形势下，农民已经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出卖土地甚至儿女便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所谓“饥年田亩必贱，民以田易命，安问贵贱。而有力殷户，往往以此大富。是小民之心头肉，为彼之饵鱼钩，事所必有”（注：周天爵《周文愚公尺牍》卷上，《与刘次白书》，道光年间。）。清代华北各省灾荒年农民出卖地产非常普遍，如“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年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注：光绪《畿辅同治》卷4，页98。）。河南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巡抚毕沅奏称，“豫省年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注：《东华录》卷103，页19。）。土地之外，典卖儿女也成为农民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如河南“凡民间偶因歉岁，将女儿、孩子、养媳当入富户，以校目前饥馁。写定年限，大约身价轻则年限少，身价重则年限多也。但适遇丰年，可以措赎之时，因格于年限不敢回赎；即或央中代恳，主人有拒不放赎，以致迁延日久”（注：佚名《心政录》卷51，页34，乾隆5年。）。

解决灾荒年农民的基本生计，是清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的需要。每当灾荒年发生后，清政府一般要酌情减免田赋，必要时还要发赈救灾。华北农村县乡通常在平时积谷备荒，所谓“常平仓”、“社仓”、“义仓”，供出借粮种、平抑粮价和赈灾之用。其谷本来自州县士绅、富户的捐献，纯属自愿和慈善行为；至于“百姓听其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也有以其他途径建立义仓的，如山东长清县的义仓，“其始也，请常平米六百石耳，加二斗息，逐年敛聚，越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以原数六百石还府，余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此十四年中少歉则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而尤积谷犹是之多”（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下。）。如上所述，农民借粮，一般要在收获后加息偿还，如此才能保证地方粮食储备的良性循环。如山东潍县，“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年节年劝捐并递年春借秋还加息，现在各社捐谷并加息五千八百八十三石八斗”（注：乾隆《潍县志》卷3，《田赋志》。）。直隶行唐县，“国家经制，州县各设常平社义诸仓，岁储米谷，并听所在官民捐输借用，每岁出陈易新，载在会典，犁然备举。定例以十分之三借民籽种，遇谷价腾贵，春夏出粜。……社仓定便，借民口粮，视年之上下加息，……旧例社仓捐谷每石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止收本谷。”（注：乾隆《行唐县新志》卷5，《惠政志》。）。

清代救荒赈济，一般是先动用本地仓储的存粮，其顺序是常平仓、义仓、社仓，不足动用存留的漕粮、地丁银，再不足才从省内外调粟。赈济是用钱粮救济灾民。其方法包括煮赈和发放银米。如河南洛阳县，受灾后“就近设（粥）厂，以免饥民跋涉道途也”。此外“每大口每月给谷三斗，小口给谷一斗五升，先尽常平仓谷动支，如不敷用时再动用漕谷。俗漕米亦不敷用，仍照往例动地丁银两搭放”（注：乾隆《重修洛阳县志》卷2，《地理志》。）。不过，尽管清政府有较为健全的荒政制度，但灾荒发生后，农民的生活仍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造成严重的流民现象。如山东沂州府之郯城县，“十岁九灾，所由来也。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初犹迫于饥寒，久而习为故事，携孥担橐邀侣偕出，俗曰逃荒，恬不为怪”（注：乾隆《沂州府志》卷4，《舆地志》4。）。《实录》等清官书对本区在内的流民形势、数量和遣返安置的措施等事项，都有详实的记述。

三、社会文化性消费

清代华北农村的社会文化消费，是一个内容较为含混的概念，从私塾教育到宗教活动，从农家的婚丧嫁娶到民间祈报，都可以含盖其中。农民此类消费其重要性虽然不能与衣食住等生活性消费支出等量齐观，但仍是农民消费支出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属于必要的生活性消费项目。

（一）文化教育。清代社会价值观推崇读书做官，因而作为农村知识分子和官员后备力量的“士”，理所当然地位居“四民”之首。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观对农民的影响也很大。取得士的地位要读书向学，农家尽管贫穷，只要稍有条件还是愿意让孩子识字接受教育的，争取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此外，农家子弟即使在村庄中也有就近接受教育的条件，因为本区农村士这一阶层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知道，该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较大，其中也不泛一些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拮据窘迫的人。县志上说，这些人的谋生渠道有两条，一是耕读兼资，二是在村庄蒙学中教书度日。在后一种情况下，农家子弟识字于村学不仅方便，而且费用低廉，普通农民可以承受。因此，对大多数农家子弟而言，大约都接受过或长或短的蒙学教育。如河南汤阴县，“民间子弟七八岁时延塾师教习，先孝经四书，渐习本经学作文艺，虽冠礼未行，而束发受书者遵循规矩，并无浮嚣之习，诵读之声四境不绝云”（注：乾隆《汤阴县志》卷1，《地理志》。）。

大多数农民虽然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但其子弟学期的长短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这种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生活有最低保障的情况下，农家可能会节衣缩食，送子弟接受蒙学教育；但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接受教育就成为一件极奢侈的事情，尽管其绝对成本并不算高。如河南鹿邑县“力田者仅菜粥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仪节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修补（脯）不给，复布露而罢，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操工贾之业”（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该县志作者认为，农家子弟不能连续接受教育的根源是贫穷，兴学必须在农村实行免费教育，即所谓“广设义塾”，让农家子弟不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当然，制约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晚清社会的动荡，乡村经济的凋敝，塾师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日趋减少，由此带来农村塾学的学制和管理也日益松驰破败。如河南永城县，“塾师近少，专馆供馔者亦复不多。盖自咸丰捻乱之后，地方凋敝，至今元气未复也。到馆不必春，初随时可以入学，按月扣计，以十月为一年”（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河南鹿邑县，“士无恒产，率以囊经教授为业。囊岁馈缗钱数十千便为极丰，饥寒之躬，难云壹教，模范不立，其失故不尽在师矣”。（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在此情况下，农村人口中农民的识字率非常低，女性尤其如此。据罗兹曼的研究结果，现在识字率的统计范围，包括绅士、官员、商人、僧侣等阶层，他们要占到人口总数的10～20％；如果只统计农民，按男性40％拥有读写能力这一较高识字率比例计算，农民也只有30～20％的人“粗通文墨”，但这些人是否能顺利读写，恐怕还是个问题（注：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48页。）。因此，农民文化教育的落后，必然导致其文化素质低下，并在社会文化性消费中打上相应的烙印。

（二）祈报活动。在教育不兴，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的华北农村，祈报等介于民俗与宗教之间性质的群众性活动，构成农民社会文化性消费的重要内容。各地无论经济是富裕还是贫穷，这类活动进行得都较为普遍。它们主要包括祭祀、祈祷、报赛等内容。

祭祀分祖先和自然神崇拜两种形式。本区富家大户设有祠堂供奉祖先，一般老百姓多崇拜各种民间神和自然神。如直隶西宁县，“大族多立宗祠，设祭田，春秋拜扫惟谨。祭毕聚族宴祠中，风为最古。民庶或不能举，而颇属外祀，奉龙神极虔。村十余户，必建一祠，演戏献牲，各有常期。入秋则丝管彻四境矣。至于酬神许愿，又无时无之，大抵士人佞佛，愚民信巫”（注：同治《西宁新志》卷9，《风土志》。）。嵩县“其祭祀士夫故家皆庙祀先祖，……庶民颇忽于祀先恪事外神”（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山西介休县，“隆于祀先，虽费而不惜”（注：乾隆《介休县志》卷2，《山川志》。）。频繁的祭祀活动不仅耗财，而且不利于生产。河南鹿邑县，“佞佛之风，村民最盛。每岁二三月之间，荒弃所业，奔走寺观，燃香诵佛，杂沓成群”（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迷信活动也妨碍水利工程的修建。本区水利失修，农田冬春苦旱，夏秋苦涝，老百姓宁可祈神求雨，将风调雨顺的希望寄托于天，也不凿井修渠，自主命运。如河南许州“岁旱祈祷多戾于礼，其尤甚者水浇孕妇，名曰浇旱魃”（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郾城县“天旱民间祈雨设厂迎神，鸣金击鼓，昼夜不绝。无赖之民手舞足蹈，诈称神降，号马匹群相尊奉，汹汹如狂，值天雨，则拥神游街演剧，报谢科敛财物，所奉之神”（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新乡县，“每值久旱，官约诸绅设檀求雨岁褥三日，例禁屠宰，闭南城门，城乡亦多抬神求雨”（注：民国《新乡县续志》卷4，《风俗志》。）。直隶怀来县，“岁值旱人带柳枝，用幡幢笙鼓迎龙神像，置坛场祈褥得雨乃止”（注：光绪《怀来县志》卷4，《风俗志》。）。山西武乡县，“遇旱灾长幼成群咸带柳枝幡幢笙鼓，迎龙神置坛场拜褥，得雨方止”（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

清代华北农村最普遍的社会文化消费是春秋祈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旱涝悉听于天。因此，农家春天祈褥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后还要感谢老天爷的恩赐，由此形成农村中民间盛行的报赛习俗。据笔者检阅华北地方志，本区的报赛大约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在村庄里进行，采用的形式是聚餐、演戏等。如河南郾城县，“赛神招梨园其名伎剧者，最俚鄙淫秽，民间尤尚之。百货俱集，男女杂沓，一村演剧，众村皆至，各招亲厚”（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许州，“礼神报赛，以醵钱演戏，宰羊刘豕为诚敬计，一岁中自非刈麦之期合乐飨之举村桩相续，既事竣余，少长环坐，至欢畅也，而来游来观复互为宾主”（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嵩县“山乡尤甚演剧酬神，犹春秋祈报之意，然贺雨贺晴又叠举无节至”（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直隶怀安县，“春秋祈报，长者敛资，少者趋事，备牲醴礼神，优人作戏，互邀亲戚聚观，祀毕坐飨神享，鼓吹喧嗔，醉饱歌舞而散。俗尚龙神，凡村堡城市，多建庙祀，秋熟醵钱演戏赛神，岁有旱，各戴柳枝具幢幡，钟鼓迎像，置坊敬祷，得雨乃止”（注：光绪《怀安县志》卷3，《食货志》。）。蔚州“当春秋祈报日，里社备牲礼祀神，召优伶作乐娱之，各邀亲朋来观，裙屐毕集，竣事，食中人叙坐享宴余，必醉饱而归”（注：光绪《蔚州志》卷6，《建置志》。）。获鹿县，“每秋后竟作贺作会，醵钱相助，喧阗来往，无虚日。农家一式之入，或不足一岁交际之用，有展转负累以至于贫者”（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山西武乡县，“秋趋各村乡醵钱祀里社五谷之神，行报赛礼，亦有行有三四月者，谓之春祈，纳稼后雨”（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由上可知，祈报的一切费用来自里社各户的分摊，无论祀神宴饮，还是演戏，都要一笔支出。春季农家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连口粮都难以接济，分摊的款项从何而出，恐怕又得东挪西借，从而又会影响当年生产费用的数量。秋后农家刚有所收获，各种报谢天地邻里的活动又会花去部分收入，必然使来年的生产生活开支异常艰难。

春秋祈报的另一种形式是去祀庙进香。清代华北州县无论城乡皆有庙会。进香活动形成赛神会，即所谓庙会。庙会除商品购销功能外，还是农民宗教文化消费的主要场所。庙会的宗教功能在本区十分普遍。如河南嵩县，“春农隙敛钱结社百十为群，远赴武当华岳进香，至有山乡孤村男远居守者，流俗相沿”（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林县“古有社以会万民，近俗为香火会，以祈以报，以敬事神，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以为士女游观之乐。……县属香火会各有日期，岁以为常，而三月初三日天母诞，士女会于黄华山中。四月十五日城隍诞，士女会于县城游观为盛”（注：乾隆《林县志》卷5，《风土志》。）。武陟县“香火之会，敬事神明，有祈有报，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并为士女游观之乐。亦惟丰年乃多盛会，县属城市乡屯会各有期。正月初八大神会，俗称行水。四月陈州娘娘会，陈州娘娘者，碧霞元君或云是元女太姬。九月望后二铺营金龙四大王庙会，相传十七日为大王诞辰。十月二十日前后城中大会，城隍庙中祷祀不绝”（注：道光《武陟县志》卷10，《风俗志》。）。直隶易州“尚庙会，每于会期商贾辏集，演戏献神，温饱之家随时侈糜，贫户亦典质裳衣，诣庙祈福”（注：乾隆《直隶易州志》卷10，《风俗志》。）。正定县农民“衣食唯布蔬，即富民亦无绮丽，唯迎神赛会最为靡耗，其中演戏剧饮启衅掏摸生奸，其大弊者宿庙跑解二事，每逢庙期，妇女辐辏，远者大车以载，近者联袂而来，夜则执香卧庙中，男女杂沓，大为风俗之害。而跑马买解，则以男妇而擅战”（注：光绪《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农民工文化消费对策

农民工是我国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其特殊的生长环境和工作经历,他(她)们在承担城市最艰苦繁重工作的同时,其精神文化生活也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农民工文化消费质量状况则直接反映甚至限定了其精神文化生活的状况,本文正是立足于此,从农民工文化消费视角,调查、了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现状,分析总结农民工文化消费需求的特点及成因并提出对策。

研究方法

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既包括外地农村户籍人员,也包括本地农村户籍人员,还包括外地城市户籍人员。根据青岛市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青岛市七区五市现共有各类农民工100万左右。根据抽样调查数据,青岛市农民工群体就业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其它服务业等领域。根据这种特点,本文主要以民工相对集中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为研究范围,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社会观察法对其文化消费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

(一)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设计了调查问卷,共发出问卷800份,收回728份,回收率90.01%。其中有效问卷715份,男性农民工为405人,女性为310人;外地农村户口为554人,占77.5%,本地农村户口为109人,占15.2%,外地城市户口人员52人,占7.3%;调查对象中,高中以上学历为172人,占总数的24%,其他为543人,占76%。

(二)社会观察法

本研究采取了参与型观察法及非参与型观察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参与型观察法研究中,课题组成员和农民工一起生活和工作,在密切的相互接触和直接体验中倾听和观察农民工的言行,详细地了解其文化消费内容及收支状况。在非参与型观察法中,课题组成员深入到青岛市各区所辖工厂、企业作为旁观者了解当地农民工的文化消费状况及发展动态,以直观感性的认识作为第一手的材料。

农民工文化消费内容及特征

文化消费是用于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等相关方面的支出和消费活动,是促进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是指他们在日常生活消费过程中,为了满足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根据其收入条件取得文化消费资料的消费行为总和。

(一)农民工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弱且消费质量偏低

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文化消费多以简朴型或无偿消费为主。调查显示,农民工在文化方面的开支非常小,没有任何文化方面开支的农民工高达20.4%,每月文化消费不足10元的占56.7%,文化消费10-50元的则占了11.1%,每月文化消费超出100元的农民工仅占7.8%。

从文化消费内容来看,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仅限于花钱不多或根本不用花钱(无偿消费)的有限项目,按参与人数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主要包括:看电视(58.7%)、睡觉(43.3%)、聊天(40.4%)、读书看报(39.7%)、上网(25.6%)、听收音机(25.9%)、打牌(19.5%)、看电影(10.8%)。

可见,几乎不用花钱的看电视、睡觉、聊天活动占据了大多数农民工的业余时间,文化消费质量明显偏低。调查显示,农民工用于购买书报、上网、看电影戏剧、进歌舞厅等有偿娱乐消费文化的支出占10%以下,用于学习技能培训的自我发展型的消费则更低。由此可见,农民工的文化消费结构不够合理,有偿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小,用于智力性消费或发展性消费的更少。这表明,农民工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偏弱,消费质量偏低,精神文化生活整体匮乏,亟待引起关注。

(二)农民工的文化消费观念呈现代际转型

调查发现,从精神的需求角度来看,农民工对多种文化生活都有需求,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其文化消费需求呈递减趋势。调查表明:60岁以上的农民工文化需求种类偏少,限于聊天、睡觉和读书看报等简单方式,30-59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工余时间则喜欢聊天、看电视、睡觉、读书看报,他们的文化消费行为多为理智型和节俭型,赞同量入为出、崇尚节俭、追求实用,不大追求流行时尚。而30岁以下的新生代务工人员文化需求则相对旺盛,尤其以80后农民工为甚,他们大多受过一定的教育,容易接受新事物,更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较为强烈,除了传统的聊天、看电视、读书看报以外,对上网的偏好比较明显,甚至对“洋节日”也呈现出一定的消费兴趣。

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中高层次的文化生活需求越来越强烈,他们的收支状况有一个显著特点: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流行时尚,敢于消费,呈现出强烈的代际转型特点。

(三)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同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他们中有11.8%是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有文盲,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占58.5%,高中学历占21.9%,只有2.8%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影响了他们日常对文化的消费。从调查得知,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对聊天、睡觉、看电视和看录像等文化消费感兴趣,而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民工更热衷于看电影、购买书报和上网,基本不涉足录像厅和歌舞厅。看电视、睡觉和读书看报则是大多数农民工的共同爱好。

(四)生活环境差异导致务工人员文化消费观念差异

从区域比较来看,外地城市户籍人员与农村户籍人员,当地农村户籍人员与外地农村户籍人员在文化消费观念、消费内容上也有所区别。相比较而言,前者由于先天生活环境差异的原因,在文化消费观念方面显得比较前卫、时尚,他(她)们认可并渴望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相对能够接受一些新的消费观念和行为,而后者由于居住环境的影响,受传统观念影响深,在文化消费观念上则表现得相对内倾、保守,而更倾向于实际一些。

(五)满意评价及期望

在评价目前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时,选择“较满意”的占8.2%,“满意”的占13.4,“不满意”的占78.4%。“对未来的期望”中,按回答人次的多少,依次是:参加技能培训与文化学习;希望企业、政府提供更多的免费的文化设施;成为真正市民并享受城市市民一样的待遇;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等。可见,大多数农民工对目前的文化生活状况不甚满意,他们非常希望摆脱目前这种枯燥、苦闷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并对未来寄予了美好的期望。影响农民工文化消费模式的主要因素

由于农民工工作时间长、经济收入较低,无暇或无力顾及文化生活。无论是农民工业余生活的偏好取向还是他们的文化需要,都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脱离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文化需要,对他们而言是不现实的。只有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切实改善以后,他们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文化消费。

当前农民工所在企业和所在地方政府、城市社区给农民工提供的免费或便宜的文化设施、文化生活项目太少,农民工文化生活现实的选择空间较小,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除了看电视、读书看报以外还难以承受其他的文化消费。农民工文化生活供给的严重匮乏,也是导致代际之间、不同地区农民工文化生活图式总体趋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农民工群体文化封闭性及自身文化素质的因素。一方面,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制度结构,而且经过长期的积累演化为一种与这一制度结构相配备的制度意识形态,沉积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由于现阶段城乡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农民工又未完全融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某种程度的歧视,出于自卑和自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心理的鸿沟”,导致其文化消费存在内倾性、保守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本身存在文化素质上的局限,在实际生活交往过程中存在文化上的困难,与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很难实现完全吻合。农民工群体文化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进入城市文化生活圈的障碍,难以融进城市的主流文化生活圈,形成一定程度的文化消费困境,这是导致其形成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活消费圈的重要因素。

对策与建议

(一)增加农民工收入并将其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

消费受生产和分配的制约,农民工最终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其购买力,文化消费更是如此。享受低工资、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民工很难完全摆脱生活的压力。农民工文化需求是一种基于生理和安全需要之上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其文化消费会受到生存消费的强烈制约,不解决农民工的生存和安全保障,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有不断增加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才能增强其消费的欲望,最终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同时,必须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出台新的管理办法,使农民工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市民同样的国民待遇,最终使农民工顺利地融入城市生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改善农民工文化消费环境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到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协调发展,政府除了要注重物质层面的协调建设以外,更应在城乡人民社会心理层面、文化心理需求层面有所作为,而这些均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要改善农民工的文化环境,以文化人的角色日益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政府和企业应加大投入,保证必要的基础性文化供给,以满足农民工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尤其在硬件上应提供良好的文化基础设施,重点建设一些群众性、娱乐性、普及性的文化设施,并向农民工开放,应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以满足农民工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为农民工文化消费创造有利的客观环境。

(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在分析了农民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就如何打开农村消费市场，为政府和企业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今仍有9亿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农村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对农村消费市场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恰恰是打开农村消费市场的切入点。

一、农村消费市场的基本现状

农村消费市场稳步发展，但整体消费水平较低，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别较大。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只有30%左右。同时农民消费水平还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消费水平基本上是从东部至西部逐步降低的，并且相差水平较大。

农村消费市场货源充裕，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但有些商品不适应农村市场的需要。伴随着一些商品在城市市场的饱和，农村市场成了这些商品的倾销地，但是这些商品却并不符合农户的需要。许多厂家、商家不注重研究农村市场的特点，市场上缺少适合农民消费水平、适合农村消费环境的商品。

农村市场商品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民的消费结构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生存性消费比重较大，发展性、享受性消费比重较低；实物性消费比重较大，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小；自我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大，社会服务性消费比重较小。

农村消费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各种流通主体竞争激烈，但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比较混乱。滞后的流通方式和混乱的流通秩序严重阻碍了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延缓了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的进程。由于缺乏有力的执行机构和正常的监督，致使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抑制了农民的消费需求。

二、现阶段农民消费行为的特点

消费层次的多元化。相对于城市来讲，农村地区之间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差异更大，农村内部的消费层次更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消费行为受地理环境、民族、传统文化等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要比城市居民大，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更大。

自给性消费在农民消费体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农民的自给性消费虽然不进入消费市场，但对消费市场仍会有一定的影响。当农民收入下降，或者货币性收入相对减少，或者同类及替代消费品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时，农民就有可能用自给性消费替代货币性消费。这自然就会对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带来一定的冲击。

注重商品的实用价值。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农民对价格比较敏感，所以他们在选购商品时，对商品的质量，性能，耐用性和价格要求比较高，而对于产品的品牌、包装以及外观设计方面不是十分的看重，属于消费类型中的“求实消费”。

消费观念陈旧保守，消费结构不合理。由于农村大部分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再加上受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农民一面是平日里非常节俭，舍不得花钱，另一面则是逢年过节，人情往来，婚丧嫁娶，却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尤其是在建房消费上，农民往往倾其毕生的积蓄，甚至举债建房。有不少是为争面子相互“攀比”，盲目求高求大，拆了盖，盖了拆。这造成极大的浪费，限制了农村购买力向其它消费品转移。

三、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城镇居民来讲低得多。最新统计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587元。再加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农民收入受自然不确定性的影响大，丰年农民收入增加，灾年农民收入减少。这种自然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的预期收入不稳定，消费倾向偏低。可见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制约其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近几年来，农村基础设施虽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城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制约着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目前农村家电普及率与城市相比要落后10年，如彩电的普及率只有城市的一半，电脑更少。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里没有电视，不是农民买不起，而是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如有的地方电压不稳，或是电视信号不好，要么是电价偏高。再如洗衣机，很多农民没买的主要原因是自来水问题，在农村约有60%的地方还没通上自来水。

消费环境乱。农村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市场上的经营企业散小、经营品种雷同、商品档次低、业态单一。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较大危害，致使许多农户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不敢消费，大大挫伤了农民的消费积极性。据商务部2004年对全国1万户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75%农民买到过假冒伪劣商品。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落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还不大，我国农村更是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极大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再加上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于城镇。在农村，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已是普遍现象。而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即期消费支出。

四、政府和企业如何开拓农村市场

1.政府的对策

通过加大惠农政策力度，来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从根本上讲，农村消费市场的不活跃，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不高，消费能力相对偏低引起的。因此，要想进一步扩大农民的消费，一定要从助农增收这个关键环节入手。所以诸如“取消农业税”这样的惠农政策应该更多些，只有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消费规模才会增大。虽然，现在政府在不断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村人口的收入相对于城镇人口来说，还是很低的（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的收入是农村人口收入的3.28倍）。所以，必须给农村人口更有利的发展条件，才能有效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为此，政府还可以通过给予面向农村市场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来让利农户。在企业开发农村市场过程中，通过政府的税收调节作用来让农村人口得到更大的实惠。政府要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在为农民提高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劳动收入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农民收入增加了，消费信心也将必然增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转变消费观念。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来重点解决水、电、路、通讯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经济较发达、住户相对集中的农村应建自来水厂。农村电网要提高运营质量，降低电价，为更多的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创造条件。同时要着力改善消费的软环境，净化农村消费市场，鼓励和支持科技和信息下乡，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强化政府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消费氛围，并对封建迷信、、婚丧事大操大办的不良习惯加以制止。

加大政府管理力度，规范农村市场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市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农村，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不法行为，打击“损农”、“坑农”、“害农”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健全农村消费者投诉受理机制，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加快农村市场体系立法工作，清理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逐步完善农村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农村消费品网络建设。进一步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以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以村、乡镇为基础积极发展连锁超市、便利店等新型流通业态，通过示范引导、自愿进入的方式，逐步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经营方式，改造和建立标准化的“农家店”，加快形成为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零售网络终端。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的经济预期和经济安全是制约人们现期消费的重要因素，要改善经济预期，关键在于完善包括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的安全感，为促进消费注入“稳定剂”。农民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才能增加即期消费。

2.企业的对策

以适销对路的商品供应农村市场。一直以来，企业基本上是依据城镇居民的需求来设计产品的。这些产品在款式、功能、价位、操作使用方式及包装、说明、售后服务等方面均同农民的要求有较大的差异。所以销售到农村市场的产品通常是城市市场饱和后产品的简单转移，而不是针对农村市场开发的适合农村需要的产品。进军农村市场的产品一定要针对目标市场的状况，进行相应的产品定位和开发，企业应在深入调查研究农村消费者特定需求的基础上来开发满足农民需要的产品，增强产品对农村市场的适应性。生产企业要重视农村市场的个性特征，在深入进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销往农村的产品应采用低价策略。农民对购买的商品一般要求经济实惠，物美价廉，即“经济实用型”产品。价格往往是农民购买商品时最敏感的因素，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求廉型”的消费者，所以企业对销往农村市场的产品应采取低价策略。就食品来说，有资料显示，在我国农村消费者中，虽有74.4%的人会适当考虑食品安全问题，但43.7%的人仍把价格便宜作为购买食品的首选，而城市消费者中选择“价格优先”的仅占8%。

建立以农村为主的分销渠道。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与城市来说是落后的，企业在分销渠道的设计上要更多的下功夫。必须尽快构建适应农村情况和农民购买习惯的消费品流通网络，提高流通效率。农村居民居住的分散且范围广，而农村经销终端多，但规模较小。企业在营销网络的建立时，应调整渠道政策，减少中间环节，或直接采用直销的形式来将城市各店向农村延伸。

促销策略要符合农民的传统习惯。因为文化素质的原因，农民受电视广告这种声情并茂的促销形式影响较大，而受广播和报纸的影响依次降低，并且他们不喜欢接受过于复杂的广告形式。在广告内容上，应更强调产品的具体性概念，而非抽象性概念。除广告之外，举办一些对农民有益的公共关系活动也是很有效的促销方式。

完善售后服务。由于农村的地理环境与交通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的售后服务，不能覆盖到农村，这也制约了农民的消费积极性。企业必须从观念上和行动上都给予充分的重视，在农村建立起完备的售后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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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龚振,荣晓华,刘志超编著．消费者行为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26-130.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农民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消费环境

农民消费结构状况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农村社会发展。最近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的消费问题十分重要，而分析消费结构有助于把握消费的总体状况。农民消费关乎农村市场振兴和国家繁荣。分析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状况，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农民的消费支出构成是衡量农民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在通常情况下，研究农民的各项生活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重点包括食物消费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有助于衡量农民生活现代化的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偏低，这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1978—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7.7%降到49.1%。但与城市相比较，仍然较高，相应地比城市高出10.2和9.7个百分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低层次的食物、衣着消费支出在逐渐下降，由1980年到2000年下降了12.64、6.61个百分点，较高层次消费支出在逐年增长，如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分别增长了3.13、5.52、6.09个百分点。2001年以来，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而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的支出有增加的态势，其中正向变动比例最大的是交通及通讯消费所占比重。目前，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交通及通讯、医疗保健所占比重分别为45.5%、5.8%、14.5%、4.4%、11.6%、9.6%、6.6%、2.1%。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逐渐优化，生活质量也继续改善，已开始向追求生活便利、提高质量、注重健康等方向发展。

可见，农民消费结构在逐渐升级，向合理化的趋势发展。合理的农民消费结构应当是同该地区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同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以及同农民自然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消费结构。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现存问题及其成因

（一）我国农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民收入水平偏低，而且与城市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农民消费现存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恩格尔系数偏高。农户的生活消费可以分为食品、衣着、住房、燃料和用品等生活消费品支出以及对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的消费。消费经济学有关理论证明，农户收入水平的增长与生活消费支出增长正相关。实践证明，各种消费增长是不同步的。一般情况下，随收入增加，需求弹性较大的消费品（如耐用品和文化娱乐消费品）增长较快，而需求弹性较小的消费品（如食品）增长相对较慢。1980-2005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所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80年的61.77%下降到2005年的45.5%，下降了16.27个百分点。下降速度出现了增快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在逐步改善。但是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准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1年以来，城乡恩格尔系数之差仍在8.5%—9.5%之间徘徊。

农民高层次消费明显低于城镇。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衣着、住房、燃料和用品等生活消费品支出以及对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的消费生活现代化程度低。即发展型消费品较少，生存型消费特点较为明显。这种状况将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导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偏高、消费层次低级的原因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收入状况决定着消费规模、消费水平。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导致农民消费规模、消费水平比较低。如果将农户按收入五等分分组，也体现出高收入高消费的特征。在实际生活中，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增加享受型和发展型生活资料的可能性比较大。农民传统消费观念的存在。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是滞后的。滞后的消费观念导致滞后的消费行为，即除了收入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之外，农村居民相对滞后的消费观也是导致农民消费结构低级化的一个原因。

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对策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作为需求的一个因素，消费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作用与反作用。扩大内需的一个政策取向就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而对农村消费结构的认识与调整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路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农民结构调整应该着重促使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市场需求的转化和促进农民消费结构升级。

（一）促使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市场需求的转化

在观念层次，要激励厂商重视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厂商要把握农民的发展动态，在人口发展数量变化、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寻求市场机会；在营销过程中杜绝欺骗农村消费者的短期行为，对于每一个农村消费者要有诚信，以稳定现实的顾客群体，同时为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变为现实的消费者创造条件。农村消费者也要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尤其要减少滞后消费。这对于农村居民个人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

在政策层面，要为农村消费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和厂商要加强农村消费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消费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乡村集贸市场和商业网点以及信息体系建设。政府要加快发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加大对农村消费信贷的投入力度；围绕农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目标，积极办理农业生产与经营所需的消费贷款，积极支持农民购买冰箱、彩电等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大力支持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试办助学贷款，积极发放农村建（购）房贷款，以支持农民改善居住条件；针对农村消费信贷风险较大的状况，金融机构可以在贷款农户中建立信用机制，对于较大额度的消费贷款，需完善抵押担保手续。

（二）促进农民消费结构升级

鼓励农民树立现代消费观。增加家庭设备用品的购置及服务消费，特别是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品的消费，以提升家庭生活的质量；增加交通费支出和通讯消费，以增强获得信息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增加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以提升文化素质；增加医疗保健消费，以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和抵抗疾病风险能力。同时，要适当压缩攀比性消费、减少超前消费、集中消费，同时，要减少规避性的住房消费，这是减少宅基地扩大对耕地占用增多的状况的重要措施。

在食品消费中，在保证植物性食品消费支出正常化的前提下，增加动物性食品的消费支出。同时，增加商品性消费，减少自给性消费。因此厂商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在消费品的功能、价格、服务等方面尽量贴近农民生活实际，逐渐产品差别化策略。

政府要加强农村消费环境建设，促进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农民创造一个物美价廉的农村消费市场环境，以此促进农民消费结构优化、消费效益以及消费安全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消费市场营销策略

从宏观层面上,国内学者提出了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来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的购买力,进而启动农村消费等许多真知灼见。从微观层面上,企业如何通过自己的营销努力激发农民的消费欲望,启动这个潜在市场,对于改变目前消费市场的疲软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农村消费市场的现状

1、消费结构变化明显，吃住型消费模式转变为吃住用型消费模式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观念的更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吃住的比重在逐年下降,用于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及其他方面的比重逐年上升,1985年为9119%,1990年为1019%,1995年为15139%,2001年为26117%(《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消费结构呈现多样化趋势,消费模式由吃住主导型转变为吃住用主导型。但农村居民消费热点主要集中在耐用消费品、建筑材料和方便食品等方面。

2、消费水平提高,但地区差异仍然明显

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本世纪以来已突破015,且呈下降趋势,标志着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达到小康,生活质量在逐年提高。统计资料表明,农村居民食品支出中粮食消费量逐年下降,肉、蛋、奶、水产品和水果的消费量逐年增加。本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用于文教娱乐等精神产品需求的比重大幅上升,与精神生活相关的物质消费也有较大提高,且档次逐步上升。截止2001年,全国农村居民平均百户拥有电话、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录像机、照相机数分别为34111部、8106倍、54141台、3133台和3123台(《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2年)。但是,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差异仍然明显。2001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中西部分别为2210180元、1580191元和1321194元,新增住房面积东中西部每人每年分别为0191平方米、0191平方米和0166平方米,百户拥有的耐用品东中西部相差较大,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冰箱、空调、录像机、照相机等高档消费品大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

3、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农民收入中,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占很大比重。农产品普遍出现卖难和价格下跌问题,使收入呈现不稳定状态。另外,受城市下岗职工二次就业、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等影响,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民收入增幅不大。受收入影响,我国农村居民近些年来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2001年东部地区仅为0169,中部地区为0171,西部地区为0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

4、产品结构不合理,适应性不强

面对市场的变化,少数企业开始运用差别营销策略和集中营销策略,实施名牌战略,占领有效细分后的目标市场。然而大多数企业把生产、销售、服务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市场,同时又缺乏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消费特征的研究,以农民在消费时间上具有相对滞后性为由,简单地将在城市滞销的产品销往农村市场。农村市场需求的“农”字特色与企业产品的“洋”味之间的巨大反差必将使广大农村消费者虽有心购买但无力高攀。因此,供求脱节必然造成农村市场的疲软。

5、基础设施落后,消费环境差

近几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尽管不断改善,但已有的基础设施无论在数量、规模、质量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市场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1)农村供水、供电条件差,不少地方没有自来水,供电不足,电压不稳,且电费较高,电视信号弱,制约了农民对家用电器的消费。10%的农民因电费昂贵使冰箱长期不开机,其“示范”效应影响了其他居民的消费。(2)道路交通条件差,商品流通困难,运输成本高。(3)农村商业网点少,布局分散,且规模小,加之通讯条件落后,农民接受市场信息的面窄,导致农民消费选择的余地不大。

6、流通体系不健全

我国农村商品组织体系上,形成了国有商业供销系统和农村集体、个体商业并存竞争的局面。其中个体私人流通企业已成为流通经营的主体,极大地方便了农村居民的生活。但个体商业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实力不强,经营分散,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大流通的需要。另一方面,农村市场发育不健全,仍属于初级市场,市场秩序和管理比较混乱,并且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市场上欺行霸市、行业垄断、地域封锁,对优质产品进入市场层层设卡,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商品市场的健康发展。71营销服务不到位农村市场由于维修网点少,交通条件差,通讯设施落后,造成了企业在售后服务、维修方面的被动。商品出了质量问题难以及时得到解决,增加了农民消费技术含量较高的家用商品的心理负担,而且由于有些企业认为农民对服务的要求不强烈,而有意怠慢农民遇到的各种问题。

二、农村消费市场的特点

1、人多地广,市场分散

分散性一方面是指地域上的分散,我国农村分布广、居住散,难以形成像城市那样的人口和需求集中;另一方面是购买力的分散,虽然农村居民购买力总体规模很大,但平均到每户居民的购买力水平则很低。同时,广大农村居民消费的范围也比城市居民广,如农业生产资料、农用机具等,也造成了购买力的分散。

2、价格因素显得尤其重要公务员之家

农村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很强,价格定得太高,不容易被接受。如果同类产品摆在一起,一般要以价格作为第一选择,对品牌的追求并不像城市消费者那么强烈。

3、从众心理强,示范效应大

农村消费者比较爱面子,有很强的攀比心理,部分青年喜欢买价格高的品牌产品,以示与众不同的优越性,而不少人喜欢攀比、跟随,别人买的东西,自己也要买。同时,农村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居住特点,使得邻里之间、亲朋之间经常走户串门,信息非常开放,口头传播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某家买了什么好东西,很快就能为其他家庭所知道,并能带动一大批,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4、重产品功能,轻产品式样

这种功能性特点对产品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价廉。在保障产品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价格越低越好;基本功能相同的产品,农民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价低产品。(2)实用。强调产品的使用功能,并适应农村的消费环境,对产品形式要求不高。如“双星”开发的一系列适应农村生活、生产穿着的解放鞋、劳保鞋、轻便劳动鞋等,以低价格、高质量的布胶鞋为主,基本上达到耐磨、耐脏、耐穿,又能适应不同季节,深受农民朋友的欢迎。(3)简便。要求产品实现其基本功能,而勿需过多的奢侈功能。同样以彩电为例,基本上只要图像和声音清晰就可,而对丽音系统、画中画、超重低音、环绕立体声等功能则大可省略。简便的另一个要求是操作简单、使用方便、易学易修,越复杂的产品在农村越不受欢迎。

三、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营销策略

由于农村是一个特殊的消费市场,市场分散、人口密度大、素质和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农村消费者的忠诚度高、从众心理强,因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营销策略必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1、产品策略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即效用的大小是消费者判断是否购买的标准。进军农村市场的产品一定要针对目标市场的状况,进行相应的定位和开发,这是企业成功开拓农村市场的关键。农村消费市场的差异性要求产品的多样性。如在东部和南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其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与周边城市相差无几,冰箱、空调、洗衣机、照相机等在这一地区有一定的市场;在中西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农村与城市消费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低档产品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冰箱、空调、洗衣机、照相机等在这一地区没有多大的市场,耐用品主要以彩电、电风扇、摩托车等为主。因此,企业针对不同地区农村市场,产品组合应不一样。企业开发农村市场的产品必须摆脱城市市场产品的“窠臼”,注意其差异化研究,使产品适销对路。有的需要增加功能,增加一些适应农民特殊需要的实用型功能。如针对电视信号微弱,可以开发高灵敏度电视。有的则是减少功能,康佳通过近两年的市场调研和技术开发,推出了功能简单、质量稳定、价格低廉的“福临门”系列彩电,它省去了其他品牌的丽音系统、画中画、超重低音、环绕立体声等并不实用的功能。产品创新成为康佳启动农村市场的一把金钥匙。有的是改进功能,如海尔集团在开拓西南市场时,发现许多农民用洗衣机洗红薯,结果泥沙堵塞了排水管,于是开发出一种大排水管的洗衣机,深受农民的欢迎。企业还应注意产品使用的方便性,操作简单、使用方便、易学易修的产品,深受农村居民欢迎。

2、价格策略现代企业的定价原则是以消费者的感知价值为基础,通俗讲,就是消费者认为产品值多少,那么企业的产品定价就应围绕这个数。农村消费以传统节俭型为主,加之收入水平的影响,价格往往成为购买商品时最敏感的因素,这一点与城市市场有着显著的差异。在差别化产品策略的基础上,企业必须加大市场调研力度,全面而准确地判断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感知价值,以此为基础制定出能充分让渡顾客价值、超越顾客想象的价格策略。如康佳集团考虑到农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现有彩电价格偏高的现状,开发生产出功能相对简单、成本较低,但质量有保证的彩电,价格定位适中,一投放市场即成为抢手货。

3、促销策略促销的目的就是进行信息的充分沟通,最终说服消费者购买。农村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的主要心态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他们主要信息渠道是“到商店参观实物”、“电视广告”、“亲友介绍”,对于报纸、广播广告,以及售货员的推荐,他们大都认为不足为信。有鉴于此,我们在开拓农村市场时促销媒介的选择上就应当有相当的针对性,应以示范、电视广告和在农村培养“领袖”式消费者等为主要促销手段。但以电视为媒体,广告的播出时间在农忙时应在晚8∶30—10∶00,而在农闲时可适当提前,因为农民在农忙农闲时收看电视的时间不一样;以示范促销,时间应选择节假日,还可以采用大蓬车深入农村实地示范;培养农村“领袖”式消费者应选择有一定知识、事业有成、见识较广的中年人为对象;另外,企业还可以采用送电影下乡、制作宣传促销品等形式宣传产品,既经济又有效。农村市场耐用品促销还应充分发挥安装队的作用,他们是企业产品的口碑代言人,农村居民非常信任他们。此外,中华民族的克勤克俭生活习惯牢牢扎根于农民消费上。调查显示,许多产品在农村销售的主要障碍不是经济原因,而是农村的消费观念与一些产品以提高生活品质为诉求的不协调。企业在开拓农村市场的同时,须向农民灌输一些新的消费理念,同时营销人员在作农村市场的营销推广工作时,应当强调产品的必需性,诉求的重点是让农民觉得这种产品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而不是强调“提高生活品质”、“豪华”、“时尚”等对农村消费者来说比较空洞的概念。

4、渠道策略农村地域分散,购买力也相对分散,决定了企业在营销网络的构建上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要大大加强。加强网络建设是有效开拓农村市场的前提,企业应充分发挥网络分布广的供销社的作用,提高网络的广度与深度,形成金字塔式的“企业———县级批发商———乡镇批发商———村级批发商”营销体系。直销或就近设厂是十分可行的方式。虽前期投入较大,但从长期来说营销成本会大大降低。如近年来河南金星集团分别在河南郸城、山西临汾、贵州安顺等地建立分厂,就地生产“金星”系列啤酒,对有效开拓当地农村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者,一些名店和明星企业,可利用自身良好形象,开展连锁经营、制、物流配送、租赁、购并、公司与农户利益共同体等形式,在农村兴办连锁店、加盟店、专营店等,将营销网络向农村延伸。如武汉商场股份公司,在湖北一些县(市)镇兴办的加盟店1999年就达37家,营销效果很好。一些耐用品也可以在农村村庄中通过试用、试看后,将购买该产品的顾客登记,邀请顾客代表到企业参观产品的生产过程,一次集中送货上门等办法来满足这些贵重商品的需求。同时,企业要充分发挥渠道的推力,有必要和中间商形成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型联盟。

5、服务理念服务是目前工业品农村市场营销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与城市市场相比,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均远远不足,使农民的消费利益基本上没有保障。而农民又是急需服务的,不仅需要售后服务,也需要售前服务。服务在工业品开拓农村市场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可以预计,成功占领农村市场的企业将是那些为农民提供良好服务的企业。对于服务,企业首先必须从观念上重视起来。尽管在地广人稀的农村提供优质的服务会引致较高的成本,但这是为开拓农村市场值得付出的代价。因此,面对农村市场,厂商除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价格的需求外,还要为其提供满意的服务,让消费者对你的服务有认同感,才能争取更大的市场。再就是要从方式上行动起来。售前,销售员认真、细心、不厌其烦向消费者进行产品介绍和功能演示,提供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提供使用培训、供应零配件等多项服务。售后,要包修、包换、包退,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企业可以考虑以县城为中心建立维修与售后服务网络,若厂家的特约维修点不能设在县上而只能设在大中城市的话,厂家应与县城里的经销商合作,解决售后服务问题。如可在当地聘请有技术的青年,经过厂家培训,而后作为当地的维修技术人员。深圳华强集团做到了“一县一点一站”(即每个县都有一个销售点和维修站),实行3年免费维修制,以解除用户后顾之忧。

主要参考文献:

1.范剑平,刘国艳:我国农村消费结构和需求热点变动趋势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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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方毅:农村市场开发策略,《销售与市场》,1999106

4.孙梅君:开拓农村市场决非权宜之计,《调研世界》,20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