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地域特征的区别及联系

摘要:本文是基于传统地气理论对民间艺术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原因的分析，也是对民间艺术活态传承所离不开的地方语境的思考。传统民艺中所讲的“地气”，出自《周礼・考工记》，是指因地方的地理条件不同导致的自然资源的差异。而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人们对于“地气”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讲，艺术品的产生与种族、时代、环境都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除了传统意义之外，还可以用“地方的风气”来进行解读。本文以东北地区和山东地区的对比为例，从民族、历史、信仰、民俗四个方面，剖析了地理条件引起的地方人文环境差异对民间艺术的地域文化特色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民间艺术；地域性；民族；历史；信仰；民俗

在两千多年前，《考工记》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成为当时评判一件器物是否精美的标准。所谓地气，在传统造物观念中多是指材料的地域性特征，即受到各地不同地理条件的影响，所产出的自然资源各有特色。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各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又由于人口迁徙等原因造成了文化的传播，使得地方的文化特色不仅是地理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是人文环境和历史传承等因素影响的结果。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或时代的艺术都是民族文化和时代文化的体现。同样，地方的民间艺术也与地域文化特色有着密切联系。

1.民族因素对地域性产生的影响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文化的发展都与人种及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一个民族艺术的发展往往依靠着该民族的文化，而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1955年，美国进化派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就已经认识到环境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早期人类文明的发生都伴随在河流两岸，出现了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这些地方资源丰富，土壤肥沃，适合渔猎和采集，从而发展出早期的农业和畜牧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农业大国，《易经》中有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这就说明在神农氏时期，或者可以确定在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使用木制的农用工具，使得人类社会由采集、狩猎转向农耕社会发展。山东地处黄河下游，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远古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人们用石头和木头等材料制作工具、建造房屋，甚至学会了烧制陶器，过上稳定的生活，逐渐形成了聚落和城镇，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作为以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民族，安居而思静，有着勤劳、节俭、团结、友爱的文化传统。从石器、骨器到陶器、铁器，这些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而制作出来的生产生活工具，是人类创造出的最早的艺术品。游牧民族的文化与农耕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游牧民族就不会创造出犁、锄头、铁锹等农用工具。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东胡系民族，是比较典型的游牧民族。由于这一地区资源匮乏，生活环境恶劣，无法从事种植业，对农耕社会有所依赖，迁徙、战争、掠夺是他们为了生存而发展出来的文化传统。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最贴近原始社会的文化，他们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以肉类为主要的食物，强壮且善战。动物毛皮成为他们主要的一种工艺材料，不仅可以做衣服、毛毡等物，还能够制作酒囊，是取代了陶器、青铜器等笨重器皿的盛酒器。游牧民族是生长在马背上的民族，为了适应草原上的生存环境，长期的迁徙生活使得他们对生活用具有着轻便易携的要求，蒙古包、折叠家具、皮质酒囊等物品的出现既是资源的合理利用，又符合当地人们的需求。

2.历史因素对地域性产生的影响

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创始人阿道夫•巴斯蒂安主张人类精神的一致性，即人类在最初时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他将这种一致的基本观念称之为“原质观念”。而这些相同的原质观念却因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条件，主要是地理环境因素的不同，进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具体形态。他的主张一方面指出地理环境差异对地方文化特色产生重要影响；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地方环境的差异能够对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也仅仅在于其起源时期。后来所发生的变化，则在于其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所带来的冲击。文化传播学派认为：“在某些社会中创造出来的文化要素，通过民族的移动和接触，传入到其他民族中，从而扩展开来。”[1]每一次人口大迁徙都会带来民族文化的融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方文化的特色，不仅有原始文化传承下来的结果，更多的是历史上社会发展和人口迁徙、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东北地区满族以兽皮、树皮等材料剪刻萨满文化内容的剪纸是其民族自身的特色，而纸张和剪刀的普及，是社会科技的进步，从而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发展。民国时期“闯关东”的人口迁徙潮流将中原地区，尤其是山东地方的剪纸技艺带入东北，才有了现在所看到的东北地方特色的剪纸艺术。另外，东北地区的皮影和面塑也都是受山东地区的影响。山东地区的杨家埠年画也是由于人口迁徙带动的文化传播才得以出现并扬名的。传说是在明代洪武初年由四川梓潼县被迫迁徙的兄弟三人，流落到当时莱州府的三个地方，后在隆庆二年，由于自然灾害，迁居潍县。根据姓氏、地形、方位等多种因素发展成为现在的东杨家埠和西杨家埠。这种说法是据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的张殿英先生考证，并被现在人们普遍认同。因此，杨家埠年画在题材和内容上有许多与四川绵竹年画相类似的地方。而山东的另一个年画中心，东昌府年画的形成则主要是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东昌府与山东东部的潍县杨家埠有山东东、西两大年画产地之称。东昌府年画起源于山东阳谷县张秋镇，该地交通便利，又有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商业发达，是当时鲁西第一大镇。后来由于航运逐渐衰败，经济文化中心也逐渐转移到当时府地所在的东昌府。因此，这里的年画受到了山西、陕西、东北、河北、河南等多个地方的影响，进而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3.民间信仰因素对地域性产生的影响

从精神方面看来，民间造物都有趋吉、辟邪、纳福等精神内涵，多是民间宗教信仰、祈福祭祀等活动的工具。同时，民间艺术是一种“本源文化”，它记录了人类社会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人们在最原始的社会环境下的生活状态。早在史前时代，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创造出来第一件劳动工具的时候，就预示着艺术的诞生。随之，“自意识”的出现也标志着人类审美意识和艺术的发生。[2]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有意识地在器物中赋予了许多期望，有祈求多子多孙的，如仰韶文化中的蛙纹，被原始先民用以象征女性怀孕的子宫来祈求生育繁衍；有祈求收获的，如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中的《野牛图》，这与人们祈求狩猎成功的巫术活动有关等等。信仰是人们对某一事物的信服和尊重，从而形成的行为准则，而任何的宗教、科学都是“从野蛮部落对于鬼怪恶魔的原始信仰开始的”。[3]地理环境因素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的基本夙求和表达方式各有不同，这些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信仰中也能体现一二。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如蒙古族、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民族，由于对大自然的依赖和敬畏，同时又希望得到它的护佑，从而产生了最初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萨满教出现于史前时代，崇尚万物有灵，中间虽然受到佛教或伊斯兰教的冲击，但仍然保留至今，对东北地区的民间艺术产生着巨大影响，这在当地的剪纸艺术中有着具体体现。剪纸是在东北地区分布较广的一种民间艺术，反映着人们的精神夙求和生活习惯。尤其以满族剪纸为例，为了服务于萨满祭祀而产生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如嬷嬷神、佛托、白挂签等。传说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里，第一位女萨满“他拉伊罕嬷嬷”就用鹿皮剪嬷嬷神偶祭祀。满族人以兽皮和桦树皮等为材料，以其祖先的形象为造型，制作出可以站立的嬷嬷人，以其作为人与神之间沟通的中介，表达了对祖先的敬畏和崇拜，有着驱邪纳福，祈求吉祥的象征意义。佛托也是满族普遍祭祀的一位女神，有送子保婴之能。白挂签则是在满族人家祭祖时贴在祖宗板上的剪纸。满族“色尚白”，认为白色是吉祥，而红色凶险，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狩猎的生活方式有关。挂签上刻着有奇、瑞之意的满文，意为追忆祖宗功德，以求吉祥。[4]可以看出，萨满祭祀最重要的是祭祖，以求得家族兴旺，获得祖先庇佑。山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以发展农业为主，农民的精神生活空虚，对民间信仰更为依赖。在这一地区，人们不分是道教还是佛教，根据需求来创造神灵进行供奉，山、水、火、石，日、月、星、辰，甚至床、灶、门、厕皆有神灵。同时，山东又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些民间的精神信仰在年画的内容和题材中都表现了出来。神像类年画是民间祭祀供奉的主要载体，而且便宜易得，深受民间百姓的喜爱。不拘于神仙体系，各类神像，只要可以解决社会问题，都受到人们的供奉。而贴在不同位置的神像也有着不同的功能，如门神一类贴于大门，以达到驱邪避鬼，保家镇宅的目的；在房门两侧也会成对张贴有镇宅、祈福之意的年画，如《山林猛虎》《神鹰镇宅》等；在房屋正堂，会以福禄寿喜神或是财神一类为主，以保佑财源广进、福气满满；另外还有一些用于祭祀的神像，如《灶王爷》《观音菩萨》等则需要在特定的位置进行供奉。这一地区神的形象多而完备，有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凡人所求，皆有神灵。

4.民俗因素对地域性产生的影响

民间造物从其本质上讲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造物活动，作为造物主体的人，除了其本身的宗教崇拜之外，其周围的民俗习惯、审美思想等在造物过程中都有所体现。民间艺术是艺术化的生活，体现着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静态的、以审美造型为主的民间艺术是民俗活动的媒介和道具，是民间文化的具体表现。丹纳的艺术哲学也认为：“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民间艺术受到其周围的风俗、宗教信仰以及精神观念的影响。民间艺术是民俗活动的物质载体及其固化形态。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有着不同的民俗文化也使得作为其载体的民间艺术各有特色。简单来说，民间艺术取自于民间，是手艺人根据自身生活而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劳动群众真实的生活面貌。这就出现了反映社会风情的剪纸、年画等艺术作品。例如东北剪纸中的“关东十八怪”、《祭山神老把头》，山东年画中的《十美图》《春牛图》等。“关东十八怪”反映了东北地区十八种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一题材不仅在剪纸中出现，在东北的其他民间艺术种类中也多有应用。其中包括“窗户纸糊在外”“草苫土房篱笆寨”“烟囱贴在山墙外”“除病驱邪萨满舞”“火盆上炕烤老太”“百褶皮鞋脚上踹”“双腿没有单腿快”“冰上钓鱼单线拽”“大姑娘上树比猴快”“大碗白酒轮着喝”“嘎啦哈姑娘爱”“女人叼个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年节喜庆吃豆包”“上贴饼子下炖菜”“家家户户有酱缸”“不吃鲜菜吃酸菜”“南北大炕对脑袋”。这些体现了东北满族的生活习惯，大多与东北地区的生活环境有关。东北地区冬季严寒，这些特色的窗户纸、草苫土房、火炕、百褶皮鞋都是保暖的工具；大碗喝酒、炖菜都有驱寒暖身的效果，也与东北人火热的性格有关；抓嘎啦哈也是少有的在室内炕上可以做的游戏，广受东北小姑娘的喜爱；又由于东北寒冬较长，新鲜蔬菜不易保存，所以家家户户有酱缸，吃酸菜。满族虽然不像东胡族系住在帐篷里，但也仍是游牧民族，为防备野兽对初生婴儿的伤害，就用桦树皮编制成最初的摇车，把孩子放进去，挂在树上。即便是后来生活条件改善，吊着养孩子的习俗也仍然保留了下来。《祭山神老把头》则是体现了东北人民采参前祭祀山神的习俗。山东年画的《十美图》表现的是春季踏春放风筝的习俗。放风筝又称放秽气，人们认为将病痛和秽气写在风筝上，在清明节将它放走，就可以将灾病和秽气一起放走了。在传统的中国风筝中，人们又将吉祥寓意融入其中。风筝造型表达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就《十美图》中的风筝造型来说，金鱼造型有年年有余，家中富足有余的意思；蝴蝶则有多子、长寿这样的求生寓意，蝶与“瓞”同音，取“瓜瓞绵绵”之意，寓意子孙延绵不绝，又与“耋”同音，常与猫在一起意味着“冀衍耄耋”，耄耋是指八十、九十岁，在这里是希冀长寿的意思；“五蝠”即是“五福临门”之意。年画以十个姐妹结伴放风筝的欢快场景，表现了她们愉悦的心情，通过风筝又表达出对求生、纳福等美好愿望的希冀。以上几种是在民间艺术作品中体现出了百姓的民俗生活，而有的民艺作品则是参与到了民俗事项当中，成为民俗习惯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枕顶是东北地区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民间艺术品类，这与满族婚礼中“过嫁妆”的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枕顶是满族方枕两端方形的刺绣作品，多以富贵、多子等吉祥寓意为题材。枕顶在东北妇女的一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结婚时，女方家里过嫁妆、晒嫁妆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晒枕头帘子，因为它体现了新嫁娘的刺绣手艺，新妇的手艺对决定她在婆家的地位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枕顶也是新妇送给婆家长辈兄弟的必需的礼物。祭灶神，是山东民间比较重要的一个风俗习惯。每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祭灶神，多是用一些糖瓜、果品进行祭祀。传说灶王爷是天帝在人间的耳目，专门监察一家老小的善恶过失，定期返回天庭向天帝汇报。人们为了让灶王爷多说好话不言过失，便都用糖瓜儿、麦芽糖、汤圆等甜腻的东西上供，有的甚至直接用蜜抹在灶王画的嘴上。祭祀完成后，要将旧的灶神画揭下来烧掉，是为送灶神。等到除夕再贴上新的，所以每年都需要新的灶神画进行替换。民间传统的灶神画都是以年画的形式出现，是民间过年时必不可少的年货。

5.结语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所谓“地气”，已经不能仅仅用地理环境及其自然产物的地方特色来解释了，它可以说是地方的风貌、风气。地理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但是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材料的地方局限性已经变小，而地方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特色的传承对民间艺术的影响则越来越大。在两千多年前，人们认为“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是好的，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原材料质量较优；而现在的人们认为潍坊的风筝、烟台的面塑、高密的剪纸是好的，则是因为这些地方有这一类文化的传承，不论是文化语境的传承还是技艺的传承，使得这些民间艺术在这一地方是活态的，具有文化内涵的，所以它较之其他地方的更具灵性。注释：[1]绫部恒雄主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页。[2]邓福星在《艺术的发生》中认为“自意识”是艺术产生的关键环节。[3]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页。[4]王纯信：《满族的“白挂签”》，《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2.绫部恒雄主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3.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4.李新华主编：《山东民间艺术志》，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

5.张景明：《东北民间美术遗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作者:傅伊 单位:济南大学泉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