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政权特点论文

论文关键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政权性质政权体制组织结构

论文摘要：独特的政权性质、不断变动的政权体制以及直接党制与委员制相结合的组织结构构成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三大特点。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以其所推行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变革，在中华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不可小觑。笔者在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特点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政权性质的独特性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产物，它所开展的一切革命活动，总体上说都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进行的，正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共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才能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同时也应该看到，尽管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中都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阶级基础不同，两者的革命性也是有差别的。两党的属性以及合作和分歧之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政权性质的变化。

武汉国民政府前期和广州国民政府性质是一样的，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建的一个具有特殊形式的政权，认为广州武汉政府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都难免失于片面，说它是具有过渡性质的两种政治力量或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的联合政权或许更为准确。至于后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变异，其实是内部各派力量及外部因素相互博弈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时的政权性质是前期特殊性的极端化的表现，两者貌似截然不同，实质上有着内在联系。国共两党属性的不同以及革命目标__七的差别注定了统一战线难以维持，而共产党所奉行的右倾主义路线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渐趋强大，致使特殊的政权性质发生了质的偏离。因此，将后期政权性质与前期做一区别是有益的，但二者实质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总体而言，后者并不占主导地位。

尽管武汉国民政府后期出现了性质上的变化，但这仍难以改变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具有一定革命性的特点。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在广东省政府内设置农工厅，以负责执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北伐时期各省颁布了一系列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条例，组织了由人民团体代表和党政各代表参加的惩治委员会和特别法庭，还设置了人民告发官员的制度。武汉政府增设了农政、劳工二部，负责处理农工事务，监督政府各部门一执行保护农工运动的政策。工农运动因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而迅速发展，政府也因受到人民的拥护而得到巩固。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广州、武汉国民政府革命性有限的一面。政府在宣传上是以人民的统治者、救世主自居，并不真正相信人民，而所谓地“扶助”农工、“训导”民众是要大打折扣的。有些能体现出人民参政性质的机构，后来也恢复了官僚机构的属性。如1927年4月的湖北市制中虽保留市政委员会为市立法机关，但其人选都改为市党部、省政府代表及该市公安、教育两局长，再无民众团体代表参加。实际上，革命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左派势力占主导时，政府便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反之则革命性难以体现。

二、不稳定的政权体制

一为满足战时需要，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政权体制的设置权宜性和随意性较强。各项制度均属草创，各级部门大都是因事而设，其组织显得很不完备，并且不断增置裁并，变化不已。从国民政府的法令规章来看，条文既相对简单，又是以单行法规的形式公布，没有按系统分门别类地制订和颁行。北伐时期，政府机构的设置更具有临时性的特点。组织武汉党政临时联合会议显然是权宜之计，是为国民政府在武汉重建开路。战区各省的政务委员会、各县的县行政公署也都是临时性的地方政权，内部机构的设置极具有随意性。在党权、政权、军权关系上，三权失衡，重心偏离，军权挑战党权和政权，政权又为强权暴力所左右，民主的口号虽然一直在喊，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却值得商榷。

这一特点是由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历时只有两年，区域也不大，但历史极为复杂，涉及的问题很多。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多方面矛盾都在此充分展现出来了，如革命与反革命、新旧军阀、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内各派系、共产党内部等在战略决策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甚至还有工人与农民、工人与军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各种矛盾和斗争又互相影响、相互制约，使当时的历史现象显得跌宕起伏。总的看来，其政权行为体现了国民党的革命主张，但是也反映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和尖锐的矛盾，从中透视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政治思想和政权观念的冲撞，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政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同时各种政治观念和政治力量也影响着处在十字路口的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

三、直接党制与委员制相结合的组织结构

直接党制即国民政府接受国民党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负责党政关系的最高机关，对政府改组、人事任免都有权作出安排，并制订各种政策法令，以“国民政府名义行之”，中央政治委员会直属中央执委会，并对国民政府的运作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监督。三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1926年11月成立的党政联席会议，更是党政不分地行使最高统治权，政府的党治特色更加鲜明。到武汉政府时连政府的主席职位也取消了，基本上实行党政一体化的体制。在地方，各级政府除接受上级党政机关的指导监督外，还要接受同级党部的指导监督，各级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也都同为同级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

如果说党治特色在政府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专制”的话，那么在于决策者内部的委员和议制度，则更多地彰显了“民主”色彩。委员合议制有别于民国初创时所行使的首长制，也有别于为所独裁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这种制度之下，国民政府由委员组成，常务委员及主席均由委员推选，一切国务由委员会决定，主席没有高于其他委员的职权，地位与一般委员无异。到武汉政府时期，还取消了政府主席一职，并改全体委员半数才能召开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委员过半数即可召开。

国民政府为国民党一手所建，国共合作并非平行合作而是党内合作，革命阵营内部没有反对党与之竞争。同时，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来看，大部分地区为军阀所盘踞，实行直接党治有利于加强国民党对政府、军队和人民的领导，有利于宣传自己的政纲，扩大自己的影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在政权体制上采取的是议行合一的独特制度，即由国民政府行使职权，在国民党的指导和监督下，通掌全国政务，俨然是立法、行政、司法等权的综合体。通过直接党治和委员和议制的结合，国民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得到加强，同时又不失民主。这对于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发展壮大以及国民革命的顺利推进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加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步伐，但制度的绩效取决于实施的过程，在具体实施中决策者的执行程度和力度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极为重要。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一组织结构逐渐地遭到破坏，政府职能不断受到削弱，对国民党自身素质的提高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内部民主最终为首脑个人独裁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