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视野下网络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群体性事件已经具有了新的特征。这一领域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发展日益迅猛，政府应当做好应对措施的准备和积极防范工作。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涵义

网络群体性事件目前在学界并无统一定义，但大致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定义以杨久华为代表，他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它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产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1］。在这一概念下，杨久华又将网络群体性事件分为四种模式:网络舆论引发模式、网络谣言泛滥致群体性事件恶化或失控模式、利益受损群体利用网络发动模式、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发动、酝酿群体性事件。这四种模式的落脚点都是网络舆论在现实中的反映和对现实的作用。狭义的定义则以揭萍和熊美保为代表，他们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中人”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利用网络进行串联和组织，公开干扰网中网外秩序，干扰网络正常运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乃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集群事件［2］。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广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包括了两个方面:一、网络中出现虚拟的串联组织，对某一焦点进行大量而集中评述以及呼吁，对舆论造成影响;二、包括了利用网络舆论，就某一问题进行呼吁，甚至散布谣言，对某一现实问题制造舆论压力，并期待获得现实的互动，以形成现实的群体性事件为最终目标。从概念的清晰度和不可周延性看，本文认为狭义的概念更能集中说明网络群体性事件，使其定义更加明确，也更易于和传统的群体性事件作出区分。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一)参与主体的无关联性和分散性

现实的群体性事件大多以某一集合群体为参与主体，参与者总是在某一群体性事件中具有共性和共同的利益诉求。例如贵州瓮安事件，初中生的莫名死亡和警方似是而非的解释激起了家属的不满，因而家属集结游行，形成了一个以身份关系为纽带的利益诉求群体;再如宁夏农民工讨薪，围堵派出所，酿成了群体性事件，则是基于相同的利益阶层而形成的群体。而网络群体性事件则不以某一特定关系集群、某一特定阶层或利益共同体为要件，参与主体并无直接的或现实的关联，更无空间距离上的接近，只需要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对共同的事件进行关注和评述，自由地发表言论，形成一定舆论力量，即可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主体，甚至在网民们无意识状态下，也可能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主体可以是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各种身份阶层的结合，也可以是基于不同的目的不同职业群体的结合。例如中产阶级这一阶层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财富资源，追求政治社会权益和更好的生活品质，是网络虚拟社会的主体，并且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他们具有精英意识和道德优越感，往往对网络敏感事件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规模放大作用［3］。又如部分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和牵扯的青少年，则是出于对世界的好奇心，渴望参与言论，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展现自我，对热点问题进行恶搞而达到娱乐大众，成为焦点的目的。可见，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往往目的不尽相同，他们来自不同地域，不直接与事件相关，也没有互相的关联性，甚至未意识到自己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

(二)组织方式的自发性和事件的偶然性

传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由某一个或一些人挑头，进行呼吁或发动人脉关系，从而形成一个集结群体，进行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往往是有统一组织，有统一目的的，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以达成既定目标。网络的无界性和快速性，使民众可以跨空间和跨时间地接受同一信息，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也在无形中加速了民众共识形成的过程，因此网络群体性事件不依赖于由特定人组织的，而是由某些特定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能够挑起公众敏感神经的话题将人们集结，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网民们对于这些话题，利用微博、论坛、贴吧等公共平台，自动发帖，自动跟帖，形成“意见领袖”，使网络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拟组织，形成了无人组织却井井有条的局面。自发性常常伴随着偶然性，即某一类型的事件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热议，成为关注焦点，甚至上升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但是具体是哪一个事件，则无法预测也无规律可循。例如山东科技大学校长乘阅兵车检阅学生军训事件，本来是学校引以为豪的鼓舞士气的事，却一夜之间成为了众矢之的，但后期报道表明乘阅兵车检阅学生军训并非仅此一例，不少高校都采取了这种方式鼓舞学生。由此可见，民众的关注点是特定的，但是最终牵动民众神经的事件却具有一定偶然性。

(三)诱导因素的多元化和细致化

从发生机理上看，我国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劳资纠纷、农村征地、城市拆迁、行业改制等是其最主要的形态;第二类为“”等境内外反动势力煽动的群体性事件;第三类为国际冲突在国内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北约误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所引发的民众自发的或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4］。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则更为复杂和细致，呈现出微观化的趋势，不仅仅涉及到本地区利益，更扩散到了全国;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事件和利益冲突，更扩散到了一些私人领域，例如引起热议的“局长日记”和“郭美美炫富”等(见表1)。总之，任何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题和事件，都有可能通过网络的迅速传播而一夜之间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矛头的指向。

(四)传统应对手段的失效

传统的群体性事件因其在现实的大背景下，有着可控性、可预知性和可考量性，各地方政府也已经对解决群体性事件有着较多的经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用和平手段有效解决。但是由于网络的虚拟性、跨越性、快速传播性，往往使网民有较强的隐匿性，公民得以抛开顾忌地发表言论或不满，不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比其他媒介更具有平民性和活跃性，不仅从技术层面上，而且从对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保障方面也难以进行强有力的控制。网络中不存在暴力机关，也不存在政治色彩，一旦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政府很难对其加以控制，容易形成所谓的“三个进不去”，即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

(五)网群事件与现实群体性事件的互动性

网络群体性事件虽然发生在互联网上，但是互联网与现实社会之间却有着极强的互动性，网上的舆论既来源于现实，同时又反作用于现实，且通过这种反作用，网络群体性事件使现实群体性事件更易达到目标，并实现其利益诉求。具体而言，现实的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并不是集会、静坐、游行示威本身，而是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而对政府施压，以实现其利益。因此，如果群体性事件不为大众所知晓，则会使政府解决动力和决心不足，将其视作“小打小闹”，甚至会用冷漠、形式化或暴力打压解决群体性事件，更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舆论上的空白，让某一局部的群体性事件为大众所知晓，从而利用舆论对政府施压，使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和平解决。以重庆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群体性抗议，后经互联网传播将事态曝光于公众，得到了其他司机的响应，进而形成现实中全城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运。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一)网络的普及和快速发展，网络监管的滞后

截止201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数量都在世界前列。互联网的发展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平台，对于网民而言，网络是他们宣泄不满的匿名窗口，长期郁积的不满都在此堆积。网络具有特殊的“匿名性”，网民由于匿名身份，自恃属于“无名的大多数”，不需要为自己在网上的非理性行为承担任何责任，风险趋近于零，因此更倾向于以道德的名义参与事件的发展［5］。加之我国目前网络监管滞后于网络的发展，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造成网络监管弱化。技术与法律层面的支撑缺失，也就导致了宣泄的失范和言语的失当性。

(二)公民政治维权意识提高，但法治意识较为薄弱

网络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为民众的民主、平等、参与意识提供了发展土壤。不少网民将网络视为维护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却忽视了权利的对等面———义务。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尚不健全，不仅不能为民众提供自己行为后果的可预期性，也没有在民众心中树立普遍的网络法治观念，导致民众对自己的话不负责任，甚至将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另外，对于大多数网民而言，在看到假新闻之后都不会对其真伪进行分辨，尤其是某些比较著名的媒介或者传播者所散布的消息［6］，这就更容易使一些为了一己之私的网民，利用互联网来煽动民情，攻击政府或执政党。

(三)利益表达不畅，缺乏良好的民意对话机制

社会总是不断存在于矛盾之中的，人民的利益诉求也存在自身的张力，只有将人民的利益诉求很好地化解在体制内部，才能维持国家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但是我国的现状却是部分官员高高在上，忽视了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的困难相互推诿，从而导致公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形式化，无法消解人民的内部矛盾。对政府抱有失望甚至敌意的群众转而在互联网上寻求发泄或同情，又得到了其他相同遭遇网中人的反馈和共鸣，进而加强了对网络的归属感。

(四)信息公开程度不高，民众渴求真相

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众主体意识觉醒的社会，对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及时化的要求随着网络和媒体不断的发展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政府只有不断地及时公开信息，对社会敏感事件作出积极的答复和回应，才能满足民众对真相的渴望，提升政府形象。然而，政府往往不能及时对网络事件作出反应，反而时常采用行政手段进行隐瞒、拖延、庇护，本希望维护正面的形象和大局的稳定，却致使民众不满加重，矛盾可能扩大到事件本身的范围之外，导致更多的网民聚集讨论。

(五)社会问题的普遍化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现实基础

当前，确实存在官员在行政执法、司法过程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的现象，这部分官员往往为了一己私利而滥用权利，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特别是权利和资本结合、官商勾结、与民争利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7］。这些社会问题的普遍化是问题在网络上扩大化、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基础，这些有目共睹的社会负面现象自然容易引起大众的共同讨论。例如，药家鑫事件之所以会在网上引起热议，大多因其身份特殊性，既是大学生，又被怀疑是“官二代”、“富二代”，一时间众说纷纭。

四、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善治之道

(一)完备信息公开体系，建立权威透明的信息平台

网络群体性事件大多发端于某些政府未公布的信息或某些政府未作出正面回应的事件。这些本应得到政府及时公布或回应的信息或事件引起网民猜疑，使其在网上探讨真相或发泄不满。政府应当将信息纳入工作重心之一，以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切实实现执政为民。网络舆论平台从宏观来讲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日常所见的网民自下而上形成的各种帖子、论坛、微博话题所形成的“草根舆论”，而另一部分则是目前我国较为缺失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信息平台。虽然电子政务已经推行，但政府门户网站上资料过时、更新慢，缺乏实质内容，并未发挥实质效用。因此稳步推进网络问政，不断加强信息公开在电子政务中的地位，不断加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掌握舆情，并及时对网民的利益诉求和建议意见做出回应是势在必行的。

(二)建立健全网络法律和法制体系

现阶段我国关于网络言论的法律法规缺失，“法无明文”致使部分网民无法看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过分膨胀话语权，将网络这一公共场所视为自己私愤的发泄处，宣扬极端思想甚至虚假信息，扰乱互联网安全，违背了网络传媒的初衷，也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本质。惩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相关责任人本质上就是维护社会公平、舒缓义愤心理、实现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8］。因此，政府应当完善网络方面的立法工作，形成权责对等的状态，用制度而不是用部分网民的一家之言维护公平正义。唯有寓法于情，法情结合，才能实现公民真正的言论自由。

(三)对言论进行引导

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认为，信息传播并不是从传播者直接“流”向接受者的简单过程，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意见领袖”，即由意见领袖将信息传播给一般受众。网络“意见领袖”大多是一些具有很强号召力的人，或某方面的专家。这些人往往具有权威性、影响力、号召力，给人以信赖感和亲和力，特别是能够在人们迷惑不解的时候指点迷津，影响着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是指引人们形成某种舆论的“领袖”［9］。因此应当对个别意见领袖做好思想工作或着重监督其舆论导向，一旦发现有误导或煽动群众的现象，立即作出劝说、制止或找出相关领域另一意见领袖作出澄清或正确的思想引导。只要能积极与意见领袖进行沟通，并借此改变他们不适当的态度和行为，一定能很好地控制网络舆论在符合法律和义务的范围内，促使其良性发展。

(四)各级官员积极关注网络舆情，用战略的眼光看待网群事件

由于网络群体性事件本身只存在于虚拟世界之内，并且不会引起直接的社会危害，其危害也不会被纳入地方业绩考评范围内，政府官员往往不会非常关注重视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也不会及时作出正面回应，致使流言有了生存空间，错过了最佳的解决时期，为后期局面的发展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鉴于网络已经成为民众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平台，政府必须将可能威胁这一平台安全稳定的因素放在战略高度考虑，应当在事发当时快速作出回应，密切关注网络舆论，加强舆论监督，积极对民众的质疑作出反馈，建立一系列配套的应急管理机制。

(五)政府、媒体、网民三方共同努力化解网络群体性事件

网络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传播能力，基于网络产生的群体性事件必然要求更多的主体共同参与解决。不仅仅需要政府的立法甚至行政手段对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强的言论进行更正、疏导，更需要媒体、公民等网络群体性事件潜在的主体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所在。媒体应当增强与民众和政府的信息互动，及时了解事实真相，还原在民众面前。但就目前而言，由于媒体的开放性不足，其报道客观真实性不足，尚没有帮助公民行使“第四种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网民则应当充分自律，培养言语的责任感，对网络信息持谨慎保守态度，加以个人理性分析，甄别真伪。同时应当合理把握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把网络单纯视为匿名的泄愤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