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与资本的关系思索

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公正，更加和谐”。年是“”最后一年，是“”规划制定期，也是人均GDP从300美元向600美元过渡期。年前5个月全国财政收入达35470亿元人民币，比年同期增长8362亿元人民币，增长率达到30.8%。据保守估算，年全年财政收入将达8万亿人民币。中国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快速恢复，财政税收快速增加。

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而生的一个现象是，GDP增长没有让人们感受到实惠，各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形成了一系列利益的激荡和社会的不公平分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最近指出:中国近年值得思考的是收入差距问题。年中国吉尼系数高达0.47，而最新的数字也达到0.5以上，超过国际公认承受线，反映了居民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

显然，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资本所得的不和谐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而本文正是从这一现象人手，探讨财政收入增长与资本所得的关系，期望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关于经济快速增长与公民生活现状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生活生存条件对人们的幸福有决定性影响，每一个人都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按照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幸福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升，走向现代和进步，幸福观和幸福感的内涵和外延也随着时代而变迁。好生活涉及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满意度，前者涵盖的领域包括就业与职业状况，劳动报酬与收入，社会保障与福利，后者包括居住、医疗、教育等。时下，人们在这些方面提出新的要求，要满足这些，一方面源自于个体劳动，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制。如何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上，保障人们生活的提升，关键仍在于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有更实质性的作为。简言之，国家变强大，但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收入却没有得到太大的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平等程度有多大?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等矛盾不断积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社会上人们盼富求富愿望很强烈，财富亦称为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通常是指某个社会或国家在特定时间内所拥有物质资料的总和。创造财富、分配财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目标都是指向富裕。富裕是基于人们的需要和享受而言的，当然，富裕也不是指在某一时点社会群体同时达到某种水平，作为动态理念，它应包括致富机会平均等。

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GDP和财政收入终究是人们辛勤的劳动、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要素的投入创造的。但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劳动报酬率占GDP比重下降。即处于被富裕的状态，收入与财富悬殊的现象难以改变，主要表现如: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劳动者收入所占比重太低，企业财富明显的向资本倾斜。而资本赚的钱再投入到生产方面，扩大规模，又增加了企业拥有资本量。为什么资本所有者赚的利润比劳动者多得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仍取决于生产产品所需投入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资本，显然，这里的资本需要运转投入才能增值。

毫不奇怪，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必然导致财富分配与占有两极分化。中国当下的困境之一分配不公，任何一个现得的利益者，在经济的最大化动机下，不但不会主动让度利益，而且会保守既得利益。据有关调查，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还不到10%，从收入分配数据表现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巨大不对称。众所周知，近十多年广东相对沿海省市、经济增长很快，经济总量已先后超过新加坡、香港、台湾，正在赶超韩国……电视镜头里，每年春节过后，广东的民工潮大家有目共睹。在那劳动密集型区域、劳动力价格没有合理分享到广东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使高水平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从中受益，农民工的工资千元左右，收入幅度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几乎没有增长。民工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实质，造成如今的民工荒现象，但不排除企业的劳动是需求弹性，就是新生一代民工对低标准工资收入的反抗。

二、关于财政收入增长与资本所得不和谐的原因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母那代尚不理解自己在个人福利方面的牺牲是为了国家富强的话，如今不得不问一下，财政收入增长究竟给公众带来了什么?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到了怎样的程度?

财政部最新调查数据，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长期以来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没有很好接受教育的机会，他的命运就很难改变，任由收入差距扩大，形成显性化的社会危机，危及经济发展及至政治稳定。引起财政收入增长与资本所得、居民收入不和谐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劳力者最低收入过低，整个劳动者的收入就没有保障，更不用谈养老与医疗。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矛盾冲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但是这种贫富之间差距的命题，始终都是整个社会由始至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利益均衡机制有待完善。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与其它的矛盾相比，有个特点，它是一个最理性的东西，即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少问题，更不是你死我活的东西。相对来说，利益的问题是能谈的，能够讨价还价的，是可以用讨价还价、协商、合议的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关键在于劳资之间的谈判机制，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过上相对体面而有尊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近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激发了中国社会对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怀疑。传统的经济学将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个体经济行为目标，包括家庭满足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实现价值增值是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的存在的方式。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

他的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效果更大。从实证分析来看，经济学里常以利益最大化为个体决策目标，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出现。因此，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竞争都是不完全的，政府的适度干预和调整也不是万能的，常常是把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国家控制方式的稳定有序与资本逐利无序性，形成了人们生存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前者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决定，后者则趋向于利益追求的混乱。随着资本增加，那些已经拥有资本的收入往往会增加未来的收入，从而提高了有权分享利润的企业股票的价值。也许是这样，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思维差别就是富人钱多，他们之间的差距是一个迷人而重要的研究题目。

第三，政府的调控力度应适应强化。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市场中虽然有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但它并不一定能保证公平配置资源。经济实体的行为几乎不可能对全部社会成员都产生好处，总是既有得益者，又有受损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收入，一个人的收入取决于这个人劳动的供给与需求，而供给需求又取决于能力、进取心等等。决定收入因素也就是决定经济中总收入如何在各社会成员中分配的原因。换句话，确定了谁是穷人，谁是富人。人们有时谈“富人”与“贫人”时仿佛年复一年，实际上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经济流动性，即人们在各收入之间的变动是相当大的，沿着收入阶梯向上移动是由于好运气或勤奋工作，向下移动则反之。

第四，资本的属性所决定。劳动收入概念很清楚的，不就是从老板那里得到钱吗?而资本赚到的收入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但是这些过程的细节是令人感兴趣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当然，就是说企业利益收入不一定全部支付给家庭，它也可以在企业内保留一部分收入，并用这些收入购买增加资本。因此，对于一个竞争性企业，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资本所有者赚的比劳动者多得多的实质。并用这些收入购买增加资本可以从中获益，由于保留收入增加了企业拥有的资本量，无论资本的收入是以企业利润、或利息或股息后形式转移给家庭，还是作为收入留给企业内，是根据资本的边际产量来向资本支付报酬的。

第五，与金融时代的到来息息相关。全球金融时代的到来，世界的金钱呈几何数字上升，经济增长里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的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已经转移到金融行业分配里面，通过资本套出更多的金钱，这帮做企业的做实业的人，开始不干了，干嘛，投资又炒股炒房。那种金融过度化了，每个人都要理财投资，每个人都靠这个挣钱，所以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穷人依旧穷。

三、关于分配格局失衡的思考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社会的收入分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最富人的收入不超过最穷人的收入的4倍。有关数据分析，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最平等要数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就德国而言，最富1/5人的收入只是最穷的五分之一人的4倍左右。那么，美国的收入平等状况有多大呢?最富的1/5美国人的收入是最穷的1/5人的10倍。而中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虽然不平等的衡量是困难的，但显然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已大大超过了柏拉图的建议。为了减弱这种失衡，笔者认为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适当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显然是资本所得的副产品。如今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制约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负担，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2.52万亿元，政府总收入约为12.5万亿元，基本上是1:1的比例。按国际标准，政府总收入至少应该减少50%。用于实行还钱于民可达到6.25万亿元。财政收入要适度，有待调高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率，从而减少所得税的累进层级，如:高公积金和企业年金等等。

第二，引导扶持社会慈善事业。社会慈善事业是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进一步调节的一个有益机制。洛克菲勒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家，他赞助的医疗教育和公共卫生是全球性的，全球数以万计的人口为此受益。盖茨和巴菲特表示将所有财产的99%都要捐出来，并多次表示只留1%给下一代。而我国也有不少创造财富的英雄，如在汶川大地震中，成龙、李连杰，还有不少节目主持人，企业老总等高收入者真金白银地捐献。财富并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种责任。通过慈善的方式让富人把钱捐献出来，并逐渐成立基金会，缓解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