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的影响探讨

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完善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或指定居所，并对其活动加以监视或控制的一种强制方法。②监视居住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衔接前后的重要作用。监视居住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强制措施，其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国际范围看，较少有国家规定有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只有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类似于监视居住的限制居住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或者是保释制度的附加条件。对于反贪工作而言，监视居住制度具有独特的价值。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对某些犯罪嫌疑人，若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可能会不利于案件的顺利查处，但若直接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又稍显过于严厉，同时还要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监视居住制度恰好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难题，能够使检察机关不通过羁押的方式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防止其脱逃、毁灭罪证、伪造证据、串供或者干扰证人作证，促进案件的顺利办理。

证据种类和证据收集方式的增加关于证据的种类，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证据种类进行了补充和调整。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较之现行新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把物证和书证区分为两类不同的证据，并明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增补进证据种类。鉴于在反贪工作中很少产生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种类的增补中，对反贪工作影响较大的，是电子数据被正式列入证据种类，与视听资料一起构成独立的证据门类。电子数据一般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形式的证据。③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以电子数据形式展现出来的证据越来越多，新刑事诉讼法把电子数据规定为证据类型，有利于适应新形势下打击犯罪面临的新要求。从反贪工作实际看，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很多时候是违法犯罪事实的有力佐证。新刑事诉讼法明确把电子数据规定为证据类型，客观上有助于增强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证实犯罪的能力，必将会对反贪工作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新刑诉法实施后反贪工作将面临严峻挑战

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拓展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但是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不能委托律师作辩护人。而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而言，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辩护和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新刑事诉讼法明确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而律师辩护人依法拥有诸多的权利，能够及时了解案件情况,主动收集证据,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相对地，这也就对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进一步增大了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难度。

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新刑事诉讼法衔接了《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增强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有关权利，其中对反贪工作影响最大的是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也就是说，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虽然，为兼顾打击犯罪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在几种特殊情况下对辩护律师会见权也作出了一些限制，在第37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然而，从总体上看，相较现行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极大增强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使得大部分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畅通无阻地得到律师的指点和帮助，伴随着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产生的彷徨无助、恐惧、焦虑等情绪将会得到缓解，心理防线会得到巩固，对抗侦查的能力会得到提升。相应地，这必将大大增加检察机关审讯突破犯罪嫌疑人的难度，对反贪侦查人员的取证方式和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首次确立了非法争证据排除规则。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最为关键的是，新刑事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对自身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也就是说，在证据合法性法庭调查过程中，只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检察机关不得拒绝。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序的建立，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取证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法庭调查中，侦查人员要应人民法院的通知出庭说明情况，这对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一大考验。（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入法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一项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从民主法治的角度看，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进一步规制了侦查行为，强化了对人权的保护，是一种进步。而对反贪工作来说，则无疑会增加证明犯罪的难度。

反贪工作应如何有效应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影响

提高思想认识。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和侦查人员要正确对待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要充分认识到，新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强化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是顺应历史潮流，强化人权保障的必然结果，是我国民主法治事业进步的一个重大体现。要努力克服消极埋怨及畏难情绪，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对新刑事诉讼法给反贪工作带来的挑战。要积极转变执法观念，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尽量做到谨慎、自制和谦抑，始终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坚持精品化办案的工作思路，努力使所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够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积极转变侦查模式反贪侦查模式转变是侦查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所在。转变侦查模式是反贪工作应对新刑事诉讼法所带来挑战的最有效途径。当前，检察机关的反贪侦查模式主要是传统的以收集言词证据为主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一般是侦查部门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后，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继而再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线索收集其他证据。这种侦查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最主要的就是导致“口供主义”流行，容易诱发刑讯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损害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与新形势下反贪工作面临的新要求之间的不适应将愈发凸显。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要大力推进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强化线索的管理和利用，强化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努力实现“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变，以有效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带来的挑战。

充分适用好技术侦查措施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决定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这是国家基本立法层面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巨大支持。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来讲，技术侦查措施在收集和固定证据、减少对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依赖、拓展办案成果、有效应对犯罪嫌疑人反侦查及翻供等方面作用重大。可以说，能否适用好技术侦查措施，关系到未来反贪工作的发展全局。而要适用好技术侦查措施，其关键就是严格依法使用，坚决杜绝滥用。具体而言，要严格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要遵循立案后适用原则。只有在立案之后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是红线，绝不能逾越；二要遵循重罪使用原则。在反贪办案过程中，只有对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才可适用技术侦查措施。而对于何为“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要严格遵循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从严掌握，绝不能任意扩大范围。三是要遵循必要性原则。只有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严重犯罪存在理由充分的怀疑，采取其他侦查手段无效时，方可以适用。四是要遵循相关性原则。技术侦查措施适用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五要遵循严格审批原则。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绝不能越权使用。六是遵循交有关机关执行原则。检察机关决定使用的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交由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的“有关机关”予以执行。总而言之，技术侦查措施对反贪工作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将会极大促进工作开展，用得不好，将会产生恶劣负面影响，严重损害执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灵活运用强制措施强制措施是检察机关同职务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在反贪工作中，强制措施如果运用得当，对案件的办理是有力的推动。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开展反贪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情况下，检察机关必须更加重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灵活运用，充分发挥出强制措施的重要作用。在具体办案过程中，要根据已经了解掌握的证据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把握好决定使用强制措施的时机、种类，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尤其是要注意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适时变更强制措施，打压其抗拒、侥幸心理，强化其恐惧、悔罪心理，有效迫使其认罪招供。要充分抓住新刑事诉讼法健全、完善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这一机遇，认真学习、理解有关法律规定，吃透法律精神，严格依法、大胆使用好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促进打击犯罪的预期功能。

重视并做好初查初查是对案件线索所反映内容的真实程度进行调查核实的过程，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的一个重要阶段。检察机关反贪部门通过初查，可以在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秘密收集证据，查清相关事实，为立案做好准备。初查的成效，决定着能否立案，决定着能否顺利突破犯罪嫌疑人，决定着查办案件的成败。出色的初查工作，是案件质量的基本保证，是解决传唤、拘传时限过短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可以说，初查在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影响，检察机关在开展反贪工作时，要切实强化初查，把初查工作做实、做细，把办案中心前移，力求在初查阶段最大限度地查清案件有关事实，收集和固定好证据，为立案后的侦查活动打好基础。要制定出完备而详尽的初查计划，加强保密工作，严格控制知情面，隐蔽好初查意图，促进初查工作取得最好的成效。

大力提高反贪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反贪工作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反贪侦查人员的素质。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反贪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实就是对反贪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要加强反贪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提升反贪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要强化岗位练兵和业务培训，切实增强反贪侦查人员发现捕捉线索，收集、固定、鉴别和使用证据，运用侦查策略、强制性侦查措施和高科技侦查手段等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执法办案的水平。要着重提高反贪侦查人员的学习意识和学习热情，激励反贪侦查人员自觉更新知识结构，自觉拓宽知识面和知识层次，确保反贪侦查人员的能力水平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作者：梁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