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法的思维与体系

本文作者：刘之雄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在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环保呼声日益高涨的当今社会,如何更好地发挥刑事法律在环保领域的作用,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环境刑法中的诸多理论问题成为近年来国内学界热议的话题。诸如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范围,环境犯罪的责任原则,环境犯罪的犯罪构成类型,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等问题,学界已有较深入研究。但其中的某些倾向也令人担忧,譬如热衷于概念引进、理念创新及过分强调加大环境领域的刑罚制裁力度等,而有针对性的全方位思考相对不够。鉴此,本文从环境问题及环境刑法的特质出发,尝试运用整体思维分析环境刑法中的某些理念与制度设计,权作对于涉足环境刑法研究的学界同仁在理论探索中的一种提醒。

一、环境问题及环境刑法的特质与环境刑法的整体思维

作为应对环境问题的刑法,环境刑法既是国家刑事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国家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对环境刑法的研究不仅要置于整个刑事法体系的视野下,遵循刑法的基本原理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而且应置于整个环境政策、法律体系的背景中,充分体认环境问题的特点以及环境刑法的特质,用整体思维看待环境刑法的理念创新及其制度设计。

(一)环境问题的特点有学者总结了环境问题的两项特质:(1)高度科技背景与决策风险;(2)广度利益冲突与决策权衡。[1]133-135借鉴这一认识并予以补充,笔者认为,环境问题的特点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1.环境危害的普遍性。环境问题普遍存在于当代人类生活中。人类的生产乃至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环境问题。无论当代人类的环保意识如何,人类繁衍的规模及其生活方式决定了其生产的垃圾必然超出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而对生态平衡产生负面影响,并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存状况。就此而言,人类的每个成员都在参与环境污染。但人类不可能因此而停止生产、生活与繁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环境问题,允许一定程度的环境危害,而不可能将所有危害环境的行为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这种状况既决定了环境法律规制范围的有限性,也决定了刑事法领域在环境问题的归责上区分允许的风险与禁止的风险的必然性及高度政策性。2.环境危害的副产品性。环境危害是人类不断发展、不断竞争、不断扩展生活领域的伴生物,生产领域的环境危害是人类谋求经济发展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危害通常是人们为社会提供有益产品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因此,环境危害行为同传统意义上的危害行为不同,不是一种纯粹的危害,不是为了危害而危害,而往往是与有益相伴生的危害,具有二重性。这是我们在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危害性及社会非难性时应予注意的。3.环境问题的累加性和长期性。环境问题通常不是一时一事所造成的,而往往是较长时间内众多因素累积的结果。故环境污染所造成的问题在一段时间以内难以完全掌握和了解,需要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数据积累,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譬如,温室效应就和工业化以来温室气体的排放息息相关,而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费正是产生温室气体的最主要来源。[2]环境问题所具有的累加性和长期性,意味着环境影响评估的困难性以及环境危害在原因上的复杂性。4.高科技背景下的决策风险性。环境问题通常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许多环境上的危害行为或产品往往是在经年累月后才被发现。例如,在对臭氧层探测尚未前,人们根本无法体会用途广泛的氟氯化碳竟是罪魁祸首。同时,环境影响的评估与预测、环境质量标准的设定也受制于科技水准及企业的技术能力。由于这种高科技背景,使得涉及环境问题的决策具有浓厚的风险意味。[1]133企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或者政府做出的某项决策,很可能存在当时的科技水平难以预知的日后发生环境危害的可能性。但人类的科技、生产活动不可能因此而停摆。在这个意义上,企业生产、科技创新、政府决策多少都会存在环境上的风险。5.多元利益冲突下的决策权衡性。环境问题涉及多种利益冲突。首先,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等方面都可能涉及代际冲突,后代人在继承前辈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同时,也要同时承受前辈造成的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难题。前辈引以为傲的作为说不定是后代人的灾难。其次,即使是同一时代,环境问题也会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限制抑或鼓励一个行业的发展或者关闭抑或核准一个企业,会直接涉及从业者的经济利益与公众的环境利益之间的冲突,并间接涉及消费者的消费权益、从业劳动者的就业与健康、相关企业的竞争格局与利润空间,甚至会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的竞争力,等等。再次,即便在环保领域,也存在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例如,在塑料制品与纸制品的选用政策上,就存在塑料污染与森林保护之间的冲突。[1]134-135环境问题上的多元利益冲突,意味着与环境相关的决策涉及复杂的利益权衡,需要兼顾、统筹各种利益。

(二)环境刑法的特质除了规制对象是环境领域的犯罪这一特质外,环境刑法的另一重要特质是刑法系统外的高度依附性。这表现为三个方面:1.高度的科技依赖性。环境问题的高科技背景,决定了环境危害的预测与评价对于环境科技水准的依赖性。不仅环境刑法在立法过程中对于不同行为类型的环境危害评价受制于科技领域的认知水平,而且司法过程中的环境危害评价、因果关系的判断也受限于科学上的认知与判断。这一特点对环境刑法无疑具有重要影响。譬如,在高度科技背景下面临决策风险时,环境刑法能否以及如何超前立法?罪状中的构成要件设置如何尽量规避因果关系的判断?司法过程中的环境危害评估如何科学化?2.高度的环境政策从属性。环境政策是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策略与手段,而环境刑法是落实环境政策的一项执行工具,理应遵从并服务于国家的环境政策。环境刑法对于环境政策的从属性意味着其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以及发挥作用的空间,应当置于整个环境政策及其执行手段的体系中予以定位;同时也意味着环境刑法应当随着国家环境政策的调整而适时变化。3.高度的行政依附性。环境刑法对于环境行政法律、法规具有高度的依附关系。尽管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日趋多元化,但由前述环境问题的特点所决定,环境管制必须由政府主导,而行政规制目前仍是最基本的环境管制手段。环境领域允许的风险与禁止的风险之界定,经济发展与环境危害的利弊权衡,决策风险下环境质量标准的设定及企业行为的环境规制,多元利益冲突下各方利益的统筹权衡,都必须由政府主导,通盘考量,通过系统化的环境法律制度予以规范并落实。而环境刑法必须建立在这种行政规制基础上,其罪状的设置和司法中的犯罪认定,如犯罪构成的违法性判断、主观罪过的认定、责任主体的认定等,都需要依赖于行政法律、法规。有学者将这种依附关系称为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意指环境刑法条文规定的可罚性之具体依据,取决于环境行政法或基于该法所的行政处分。[3]

(三)环境刑法的整体思维环境问题及环境刑法的特点决定了环境刑法必须突出强调整体思维。这种整体思维至少应当在以下四个维度上交互展开:1.环境刑法在环保制度体系中的定位。环保措施与制度的多元化是当今环保的基本特点。环境刑法乃环保制度之一,其合理设计有赖于环境刑法在环保制度体系中的恰当定位。有学者通过对环境制度措施群的类型化,来厘清环境刑法在环境制度体系中的地位:环保措施有制度设计面与程序执行面;就制度设计面而言,可区分为制裁的政策工具、制裁的执行手段、付费的政策工具、付费的执行手段四种类型;刑罚属于其中制裁的执行手段。而在制裁的执行手段中,有刑事制裁与非刑事制裁之分,其中,行政制裁的效率显然优于刑事制裁。[1]143-148这种定位对于我们认清环境刑法在环保制度体系中的作用,进而对环境刑法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具有基础理论性的指导意义。2.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的关联。由于当今社会的环境刑法以环境行政管制为基础,具有对于环境行政法的依附性,其制度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关联,既要同环境行政法保持协调,又要充分合理地利用行政法资源,还要注重发挥刑罚在强化环境行政管理职责方面的作用。因此,环境刑法的理念及其制度设计都必须置于与环境行政法紧密关联的整体思维之下。如此,对所谓环境刑法的严格责任等主张当会有更清醒的认识。3.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背景。环境刑法既为刑法之组成部分,自应遵循刑法的基本原理,并受国家刑事政策的指导。目前,我国确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刑事法领域的宽严相济的基本政策同样适用于环境领域的违法犯罪。对于环境危害行为,如何宽严相济,同样需要运用整体思维,将环境危害行为的危害性与可责难性评价置于整个刑事法网以及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双轨制法律制裁体系的背景下,并兼顾环境问题的特点,来探讨环境危害行为的犯罪化范围及刑罚选择。4.环境刑法的犯罪学视野。法律的社会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现实针对性。环境刑法需要有犯罪学视野,即建立在对环境犯罪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除了利益趋动这一重要的动机因素外,当代中国环境问题严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过分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相当长时间内的管制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乃至涉及环境问题的腐败等决策、体制、制度性因素是重要的原因。这至少给予我们两点提示:(1)环境决策、管理制度以及监管体制的完善或许比刑罚更有效;(2)环境刑法的视野不应局限于环境危害行为,而应当扩展到环境决策、管理渎职方面,刑罚在后一方面的运用或许比在前一方面的运用更有效果。

二、整体思维下的环境刑法法益与犯罪圈

近年来,呼吁扩大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范围与环境犯罪的犯罪圈的声音日渐强烈。从目前我国环境刑法的规定看,这种呼吁有其合理性,但环境刑法扩展范围的分寸把握及其理据尚需要仔细斟酌。

(一)关于生态法益与生态犯罪作为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叛,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在高扬生态保护的旗帜下高调登场,并在环境刑法理论界发生了重要影响。基于这种理念,德国学者许乃曼提出,所有生态利益都应具有平等的地位。刑法可以而且必须确定独立于行政管理法的生态法益,并因此不受违反那些利益的行政性允许规定的束缚。[4]国内学界,也有人提出生态刑法、生态法益、生态犯罪的概念,认为生态中心主义是我们应当坚持的生态伦理,是生态犯罪立法的哲学基础;遵循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人类对生态系统整体即整个自然界负有道德义务;并提出刑法生态化,即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价值理念,对现行刑法进行全方位的更新、完善和补充;将物种平等原则作为生态刑法的立法原则,强调生态社会中的种际公正。[5]57-58,78,18这种理念对于反思传统刑法在环境管制上的偏狭或许是有意义的,但用于指导环境刑法的变革是不适当的。笔者无意对生态中心主义作全盘否定,但至少在某些生态中心主义的阐述中透出原始自然主义的味道。而所谓物种平等、人类对自然的道德关怀等理念,则将道德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推向了极致,而忽视了生态学、生物学的基本事实:物种之间残酷竞争、相克相生乃是所谓生态的真实图景;生命就意味着掠夺与杀戮,所谓生物链不过是生物间弱肉强食的循环食物链。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基因的最基本特性就是不断地自我复制,无限繁殖。作为生物的人也不可能摆脱基因的控制,所谓理性也只是基因控制下的理性。人类对生态的关注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的结果,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全面而持久地发展。如果生态刑法不再以人类中心主义上的价值判断为导向,而是将刑罚作为实现物种平等或者用作保护没有人类价值内涵的生态法益,将是人类的灾难。将这种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上的环境刑法理念置于环境刑法的整体思维下,其合理性更值得怀疑。基于对物种的道德关怀的刑罚运用背离了国家基本的刑事政策和环境政策,废置了犯罪化应有的筛选过滤机制;如果刑法确定独立于行政管理法的生态法益,并因此不受违反那些利益的行政性允许规定的束缚,不仅会造成法律体系的内在冲突,而且将使犯罪的客观违法与主观责任的判断失去基础,使刑法的立法和司法适用陷入困境。不应忘记的是,刑法在整个环保制度体系中不过是一种执行工具,而且是一种最后的不得已的工具;刑法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承担起从环境决策、环保标准制定到最终执行的全方位环保功能。当然,传统的环境刑法将保护法益局限于人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利益,确实未能反映环境危害的特质,存在保护不周的问题。笔者完全赞同将环境法益纳入环境刑法的保护范围并作为其基本的保护法益。这不仅能为人类环境提供更周全的刑法保护,而且能有效避免刑法理论上的某些混乱以及刑法适用中的困难。但所谓环境法益只限于人类的环境利益,而且只限于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环境利益。

(二)关于环境危害行为的可罚性评价扩大环境领域的犯罪圈的另一根据是环境危害行为的危害性程度。许乃曼指出,按照法律秩序分配环境利益与从这些利益中产生的财产分配相比,生态利益是更基础的问题。大规模使用生态环境只不过给现在一代的少数人带来利益,却冒着臭氧层和世界气候破坏的风险,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不负责任和社会危害。环境犯罪威胁的不仅仅是当前一代人的生存权,而且威胁着无限未来几代人的生存权。[4]这种评价有其科学依据,并非耸人听闻。但这是否意味着环境危害行为应当严厉制裁呢?对此,也需要充分考虑环境问题的特点,运用整体思维予以分析。环境危害的可罚性评价至少应将以下几个方面联系起来:(1)环境危害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许乃曼所称的严重危害是指长期的累积后果而言,而非针对个别的环境危害行为而言。累积性的严重危害不意味着个别行为的严重危害性。(2)环境危害的副产品性以及环境问题上的多元利益冲突,意味着对环境危害行为的评价需要兼顾其创造的社会效益,在其环境成本与社会效益之间作效益比较。(3)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不仅取决于其客观危害程度,也取决于其社会非难性。盗窃行为与民事违约行为之间的异质性即能说明问题。通常情况下,环境危害行为的社会非难性程度是相对较低的。(4)环境危害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其中,因为制度性、体制性等因素而存在的国家和社会的部分责任也是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可罚性时应予以考虑的。

三、整体思维下环境犯罪构成的立法建议辨析

(一)关于环境刑法的责任原则环境刑法是坚持传统的罪过原则,还是采行严格责任,无论中外,都是一个争议话题,乃至何谓严格责任,答案也不一而足。总体上看,在环境刑法上采行严格责任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有限,适用范围有限,且在司法适用中受到种种限制而趋于软化,一定程度上在向罪过责任原则回归。原初意义上的严格责任是无错过责任,其最初运用于环境刑法领域时,现代环境管制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对于环境污染致害事故的责任追究,是以对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事实为前提、以司法为中心的对传统刑法和民法的沿用。所谓过错或者犯意是针对人身、财产损害而言,由于环境危害的累加性、长期性以及环境问题的科技背景,要证明行为人对于导致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结果具有罪过确实存在相当的难度,而环境事故又往往涉及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借鉴民法上的无过错责任来寻求刑法在环境事故上的规制途径。因此,无过错责任在环境刑法上的运用,是环境管制法律缺失、环境犯罪沿用传统刑法的罪名及构成要件这一背景下的无奈之举。但是,刑法与民法的基本差异正在于刑法的运用具有严厉的制裁性质及强烈的社会非难意味,而社会非难以人格上的可谴责性为前提,因而与行为人的心智、心理状态相关;而民法的运用更主要的是补偿性质,未必有非难意味,因而可不受心智、心理状态的影响。因此,将民法上的无过错责任借用到刑法领域缺乏正当性。随着现代环境法律制度的建立并逐步完善,环境刑法上的严格责任正趋于软化和衰落。我国的环境刑法是否应借鉴国外的严格责任制度,不是一个局部性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观念革新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用整体思维通盘考虑的问题。首先,我国的环境管制法律体系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在主要的环境污染领域,都有较为具体明确的管制规则及排放标准,环境危害行为的过错认定不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其次,环境刑法的完善需要通盘考虑,如果今后的环境刑法像许多人呼吁的那样,将环境利益作为基本的保护法益,将对环境的危害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结果,并相应地将主观过错定位于对环境危害结果的过错,则其罪过的认定就没有独特的困难可言。因此,与其引入严格责任制度,不如调整法益保护及构成要件设置。再次,从环保制度体系看,刑罚在众多手段中不是最有效的手段,也不是一种经济的手段,不具有优先选择性,而对于不具有可非难性的行为或者可非难性难以定夺的行为,动用刑罚更应该慎之又慎。何况,刑罚是否将在事实上促成企业主做出比合理的努力更大的努力,是十分可疑的。[6]因此,即使对于环境危害不明的新兴产业造成的环境危害,也没有必要通过严格责任予以刑罚处罚。上述表明,我国环境刑法没有必要采行严格责任原则。

(二)关于环境刑法中的危险犯设置我国刑法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实害性的结果犯,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作为其构成要件(对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也作了类似规定)。由于这一规定确定的定罪标准过高,加上环境污染对人身、财产的损害通常不会马上显现,而且也存在因果关系认定上的困难,所以招致了不少非议。为此,建议在我国刑法中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的主张出现在多种学术文献中。进而,在我国刑法中增设环境犯罪的过失危险犯[7]以及增设(使生态环境处于危险状态的)生态犯罪的危险犯[5]113等主张被相继提出。环境刑法在犯罪构成类型上是否有必要规定危险犯以及如何规定,也需要根据国家的刑事政策、环境政策以及环境刑法的系统完善方面通盘考虑。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是要厘清有关概念。所谓危险的指向何在?是对人身、财产的危险,还是对环境或者生态的危险?危险的类型是作为结果的具体危险还是立法上推定的抽象危险?所谓过失危险犯中的过失,是指对于环境危险的过失还是对于环境损害结果的过失抑或对于人身、财产损害的过失?对于环境犯罪危险犯立法的建议,需要区分上述概念的不同内涵,作出有针对性的评价。下面分别探讨两种可能的制度设计。一种可能是,环境犯罪的危险犯规定定位于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传统法益,所谓危险是指对于人身、财产的危险。与现行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比,这样的危险犯规定更有利于在环境领域实现对人身、财产利益的提前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因果关系认定上的难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是,危险在罪状上如何界定?如果是要求一种具体危险,司法实务中就需要证明危害行为具有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危险性,但由于环境问题的累加性、长期性以及科学上的困难等原因,这种危险的证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比因果关系的判断更加困难。有学者指出,因为具体危险有难以确定的缺点,使得我们在适用具体危险构成要件时,往往只能限制在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的案件中,这也大大限缩了其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功能。[8]如果危险犯的危险只是一种立法上推定的危险,即立法上作为可罚根据的抽象危险,则其构成要件中就无须包含危险要素,其犯罪构成就应当设置为行为犯(具有抽象危险的行为犯)。但如此一来,罪与非罪的界限在立法和司法上都难以划分,且有不当扩大刑事处罚范围之虞,有违国家的刑事政策和刑法的谦抑精神。另一种可能是,将环境犯罪的危险犯规定用于对环境法益的提前保护,其所谓危险是指对环境法益的危险,而非对人身、财产利益的危险。这样的危险犯规定将那些对人类的环境利益具有严重危险的行为纳入刑罚的范围,进一步实现了刑罚的提前介入,强化了刑法在环保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但如此规定存在的问题是:(1)危害行为在造成环境破坏之前,对环境法益的危险及其程度往往难以准确判断与评估,其难度并不亚于环境危害行为对于人身危险性的判断。(2)环境法益上的危险犯意味着行为尚未造成环境利益的实害,而只是对环境利益具有危险,现实中这样的行为通常是处于预备阶段或者刚刚着手实行的阶段,既难以发现也难以证明。(3)最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危险犯规定将使刑罚的适用范围大大地超出其合理限度。至于所谓环境犯罪中的过失危险犯规定,无疑也存在上述问题,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环境刑法中规定危险犯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至少不是最优的选择。解决问题的合理出路在于,对于环境污染、破坏性的犯罪,要调整法益保护,即将人类的环境利益作为基本的保护法益,设置环境危害意义上的结果犯,即把危害行为对环境法益造成的损害作为基本的法益危害结果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在犯罪构成的具体设计上,要注重依赖并充分利用环境行政法资源,以行政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把危害行为对于环境破坏的严重程度及相关的情节因素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这样的设计与现行刑法的规定及上述危险犯规定相比,无疑更具合理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环境刑法中因果关系判断上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