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中投资规律及启示

一、不同工业化阶段投资率变动的一般规律

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和理论不尽相同，比如钱纳里的按人均GDP划分方法、西蒙•库兹涅茨等的按三次产业划分、霍夫曼的按工业内部结构划分、配第—克拉克的按劳动力结构划分等，但基本都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时代四个阶段。从美、德、日经济发展历程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投资率呈现两大规律性变化。规律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近似一条平缓的“马鞍型”曲线（或称为“倒U”型曲线）。工业化初期投资率缓慢上升，中期投资率快速上升并维持较高水平，后期投资率逐渐下降，工业化进程结束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投资率呈现缓慢下降并逐渐稳定的趋势（如图1）。尽管总趋势相近，但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进入工业化的时段、文化传统及主导产业等存在较大差异，投资率绝对数值差别较大，比如投资率最高值，美国26%（19世纪末），德国30.5%（20世纪70年代），日本38.8%（20世纪70年代）。只有到工业化进程结束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各国投资率基本趋同，都稳定在20%左右。规律二：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告别高增长，但仍将维持相当长时间高投资率。战后日本用了20年时间初步走完了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投资率从1952年21.3％逐步上升到1970年38.8％的峰值后，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1970年后，日本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从多年超过10%的高增长下降到5%左右，但投资率却维持在37%至38%，到1975年下降到32%。之后尽管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大部分年份均保持在30%左右，持续了长达25年，2000年后才逐渐下降到20%左右（如图2）。

二、辽宁现阶段投资分析

在“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中，我们曾综合运用人均GDP、三次产业、工业内部结构、劳动力结构和城市化率等划分方法对辽宁省工业化阶段做过全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辽宁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结合发达国家工业化投资率变动规律，审视辽宁近十年来投资情况，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1.投资规模逐年扩大，但增速已呈下降趋势。自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辽宁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图3所示，固定资产投资额从2003年的2082.7亿元扩张至2012年的21836.3亿元，进入全国前三甲，仅次于山东和江苏。十年间辽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0倍，年平均增速达到29.8%，大大高于全国23.6%的平均水平。但增速在2004年达到44%的峰值后开始逐步回落，2012年增速已经下降到23.5%，2013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下降为22.1%，增速下降的整体趋势已经确立。2.投资率居于高位，但投资效益和边际收益率逐年下降。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辽宁投资率呈现迅速上升态势。如图4所示，辽宁省投资率从2002年的33.6%上升至2007年的59.5%，之后一直保持在60%以上的高位。从趋势上看，这基本符合工业化中后期对于投资强劲需求的国际规律，但投资率数值却远远高于国际水平，也高于全国以及工业化进程比较接近的江苏、广东两省。尽管投资率近年来一直比较高，但投资收益率并不高，如图5所示，辽宁省的投资效益系数不仅低于江苏、广东，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投资的边际效益也呈现了递减的态势，2002年每增加一万元投资，能带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25万元，到2011年已经降到了0.12万元，下降幅度超过了50%。由此可见，提高投资效率已刻不容缓。3.三次产业投资结构渐趋合理，但行业投资结构有待优化。在投资的产业结构方面，2003年以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至2008年，第二产业投资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从40.3%上升到48.2%，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略有回落，从55.3%下降到48.5%。第二个阶段是从2009年至今，第二产业投资所占比重在经历高点后重新回落，2012年已经回落至43.7%，第三产业投资比重则上升到53.8%。而在整个过程中，第一产业投资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2%-4%的区间内（见图6）。这样的变化趋势与辽宁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是一致的“。振兴”初期，借助国家的产业扶持政策和既有的产业基础，传统优势产业吸引了一批大投资项目，在这些投资的带动下，第二产业投资迅速扩张，投资比重上升，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得到提升。第二产业投资的增加正是对“振兴”前产业发展滞后的补偿，通过投资还清了“历史欠账”。在这一阶段结束以后，回归了工业化后期的一般规律，第三产业投资占比回升，反映了投资需求正在由第二产业逐步过渡到第三产业。辽宁投资的产业结构经过“振兴”初期的特殊阶段后，正在逐渐趋于合理。投资结构问题的重点在于行业结构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一是冶金、石化行业投资比重依然过高。2011年，辽宁冶金、石化相关产业投资占整个第二产业投资的37.1%，占全部投资的13.2%。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略显不足。以其中信息产业为例，2011年投资仅为104.7亿元，只相当于冶金行业投资的二十分之一，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仅为0.6%。三是房地产投资占比较高。2011年辽宁房地产投资达到4884.5亿元，是2003年的9.5倍，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一。四是科研、教育投资略显不足。2011年，辽宁省用于科研及教育的投资分别为107.8亿元和178.1亿元，占整个投资的比重分别为0.6%和1.0%，与2004年相比分别下降了0.2和1.2个百分点。可见，加大对新兴产业、科技、教育等的投入，逐步摆脱对传统产业、房地产业投资的依赖，是优化投资结构的方向。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辽宁投资进行了以下综合判断。第一，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回落，但仍将扮演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理论上讲，实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协同拉动是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但依据我们的国情和省情，短期内出口和消费仍无法取资对拉动经济的作用。一是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外向动力，受全球经济波动以及贸易格局的影响较大，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且从2005年的贡献率下降为-6.9%以来，一直就没“转正”过，2009年更是达到了-18.1%。尽管近年来出口基地建设以及相关扶持政策不断出台，其表现有所回升，但期待未来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难度较大。二是消费是公认的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图7所示，过去十年来增幅非常有限。且扩大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培育，这是我们长期坚持下去的努力方向，但试图短期内将其培植成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既不容易也不现实。投资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如图7所示，从2003年开始，投资便取代了消费，成为拉动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除2004年以外，近十年来辽宁省投资的贡献率均维持在70%以上，在2009年达到76.6%的峰值后，开始逐步回落到2011年的70.4%。尽管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工业化相同阶段相比，辽宁目前的投资率绝对值确实偏高，但按照工业化后期投资率变化规律，高投资率仍将维持很长一段时期，投资总量还存在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投资仍将扮演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第二，投资已经到了从保障总量转向提升质量的时期。从一般规律看，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放缓但投资率仍然较高，说明这一时期投资的效率开始下降。当投资总量的扩张已经很难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时，提升投资质量就成为必然选择。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这一阶段，也都在通过转变投资方向等努力提高投资的质量。通过前文分析，辽宁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严重，投资效益不仅低于发达省份，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提高投资效率已经迫在眉睫。辽宁已经到了从保障投资总量转向提升投资质量的时期。第三，要逐步摆脱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偏好，重点引导和保障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生产和生活的前提保障，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相比于产业投资具有先行性和基础性，但二者必须保持协同的节奏，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造成巨大的社会财富浪费，而且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辽宁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高铁、机场、港口、公路等交通运输设施建设突飞猛进，沈大高铁建成通车，大连机场、朝阳机场和丹东机场扩建完成，高速公路突破3900公里，实现了县县通高速；电力、气化工程等能源设施建设进展顺利，红沿河核电站一期1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辽宁电力总装机容量达3800万千瓦；水利和污染物处理设施等建设不断实现新跨越。可以说大型基础设施已经能够承载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达到了适度超前的要求。但当前仍存在着以投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冲动，这值得我们警醒。在“失落的十年”中，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用超过6万亿美元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用这些投资修建了大量的桥梁、高速公路、大学等设施，但由于过度超前，这些设施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反而使政府背上高额债务，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三、辽宁步入工业化后期投资的战略选择

世界经济复苏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确认，辽宁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现阶段，抓住投资仍是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辽宁已经步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借鉴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的投资导向（见表1和表2），应适时调整辽宁省投资的战略选择。1.以实现创新驱动为目标，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据此整合全省科技资源，打造人才特区和创新高地，构筑若干支撑辽宁省未来经济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全球经济低迷，中国经济无法独善其身。无论是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还是大量基础投资刺激政策，都只能起到遏制经济下滑的短期和局部效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引发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层矛盾和问题，直到诞生足以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革命性新技术，催生一个全新的产业，才有可能真正引领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对于工业大省的辽宁而言，投向哪个行业都可能引发产能过剩。我们建议，在现阶段这样投资的迷茫期，应义无反顾地投资科技，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积蓄力量。技术创新是产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应重点围绕工业产业提档升级，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如投资兴建辽宁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程中心和大型实验室等。并据此整合全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的科技资源，打造人才特区和创新高地，构筑若干支撑辽宁省未来经济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不仅要建设成高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储备基地，更要建设成重大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基地、孵化高科技企业的摇篮，支撑辽宁省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2.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政府投资重点投向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让百姓更多地分享发展的成果，为企业和个人投资奠定良好的社会支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改善民生既是投资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百姓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这要求政府重点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资，为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从国际经验来看，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美、日、德等国家均致力于民生领域的投资。就辽宁省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加强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投资具有“一石多鸟”的价值：首先，高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可以为近年来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布局的中小城镇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社会资本投资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其次，以沈阳为核心的都市群的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仅可以促进沈阳经济区的同城化和一体化发展，而且将会创造出新的投资需求和投资空间；再次，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是实现投资与消费协同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3.以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树立企业在产业投资领域的主体地位，优化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投向辽宁省重点发展产业领域。市场化改革将为我们带来最大的红利，其根本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和下放投资的审批事项，构建服务型政府。集中精力优化投资环境，通过开放投资领域，建立平等的投资政策，激发企业投资主体的活力，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树立企业在产业投资领域的主体地位，通过政策引导，吸引社会资本投向辽宁省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导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投资投向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环保产业等领域。加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领域的投资，提升目前主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引导社会资本向终端产业投资，发展轻型化产业，补齐产业链，提升产业丰厚度。4.以均衡发展为理念，通过政府示范和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实现区域、行业、城乡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的均衡发展。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总会向着能够使它保值增值的地方流动，因而也会形成投资的“马太效应”。近年来辽宁省投资分布并不均衡，沈阳、大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热情较高，重化、冶金等产业基础较好的行业备受青睐，城市投资规模远远大于农村，经济领域的投资远高于社会和生态领域。投资的这种不均衡，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同时也说明，在一些领域内还存在着新的投资空间，如果政策得当，可能成为新的投资需求，提供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破解投资不均衡的困局，需要重新调整投资政策和产业规划布局，避免同质化竞争，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一些行业领域的投融资环境，引导企业的资本投向，逐步实现区域、行业、城乡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的均衡发展。

本文作者：卢锡超朱达王雅洁工作单位：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