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审制度

刑事庭审，是指法官在其他诉讼关系人的参与下在刑事法庭以特定方式审理刑事案件的活动。为实现其功能，法庭审判应具备四大要素：1、主体要素。法官与控辩双方是庭审诉讼主体，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因其辅助作用是庭审法律关系主体，法官是其决定性作用的庭审主体；2、客体要素，即刑事案件；3、时空要素。庭审进行于特定时空，庄严性为其空间特性，连续性为其时间特性。空间设置方式可以反映庭审的精神和结构。4、方式要素。法官和其他庭审主体是采用哪些步骤、行为和程序以推进和完成庭审。庭审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与诉讼中控辩审三方的关系构造及其互动作用。庭审的意义是“定纷止争”，其具体功能包括：1、事实查验功能；2、法理释明功能；3、冲突处置及其正当化功能。庭审的价值目标，一是实现客观公正。二是实现诉讼效率。

实现庭审功能和价值目标，需要一种合理的结构和机制，其构成要素即庭审的原则，即“指定方向，但保留余地的‘最优化规定’”。作为一个原则体系，庭审原则可以具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构造庭审格局，形成审理基础的结构原则；二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遵循的操作性审理原则；三是法官裁决案件应当服从的裁判原则。作为一种“三方组合”，庭审的结构原则含：1、法官独立。法官在审判中不受干涉，只服从法律。2、法官中立。一是利益规避；二是角色分离；三是法定法官。3、司法至上。法官因裁判职能和结构地位，对诉讼过程有权威性作用并生决定性影响。4、诉辩平等。要求平等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被告人成为诉讼主体并获得诉讼关照；辩护权的肯定和保障是诉辩平等的重点。刑事庭审的审理原则包括：1、审判公开。尤其应妥当处置审判公开与相关利益的冲突：一是根据公共利益需要限制公开审理。二是实行局部不公开的审理制度。三是在审判公正与新闻自由的冲突关系中，对审判公开的方式作适当选择。四是建立诉讼笔录的公开制度。2、直接言词。要求实际上的法官“在场”而非缺位，要求口证辩论。3、辩论质证。审判须以双方的攻击防御为基础，采用抗辩举证和质证。4、集中审理。审判应持续进行，一气呵成，以实现迅速审判和正确裁判。刑事庭审的裁判原则包括：1、诉判同一性。要求法院审判受起诉范围的限制。2、证据裁判。刑事裁判须以事实为根据，而认定事实，应凭证据，3、依法裁判。反对任何枉法的、违法的，以及无法律根据的任意性裁判。四、有利被告。在信息有限而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况下，应当作出“疑义有利于被告人”的选择。其意识预设是：宁纵无枉。

刑事庭审的结构可分为前现代结构与现代结构。前现代结构包括1、弹劾式与纠问式结构；2、前现代的混合式结构。3、反理性的特别审判结构。反理性结构的特征是法官不独立；采用非人道和反理性的方法获取供词和证词，并将其作为定案根据；任意的，无程序保障的庭前羁押；先入为主，有罪推定；被告人丧失了主体地位，并无辩护和辩解的权利。现代刑事庭审结构在具有符合理性的一些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可分为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审判结构，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审判结构，以及所谓“混合制”结构。在客观真实、诉讼公正、诉讼效率以及对诉讼条件和资源的要求方面，不同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在制度借鉴方面，要认识所得往往和所失相伴，审判方式“混合”后仍具有一种基本倾向和特点，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向当事人主义借鉴是一种更为普遍的趋势。

我国新的庭审结构（即庭审方式）在庭前程序、庭审程序、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审决机制等方面均具有独特性，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式庭审方式，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和固有的制度因素、现代职权主义以及当事人主义三大要素的揉合。研究我国庭审模式必须注意我国庭审制度的运行条件和背景。在我国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庭审制度改革，将受到本土资源的顽强抵抗、限制和改造，其中包括文化、政策、制度和实际资源的四大限制。造成不彻底的实质化、不充分的对抗性、不完全的平等制以及不够规范的操作方式。而运行中的最大矛盾是控辩式程序与追求实质真实的冲突。改革完善庭审制度的目标模式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灰色模型，改善的主要路径是磨合、调合与局部和全局的整合。

庭前程序的改革向贯彻排除预断原则迈了一大步，同时照顾了新旧制度的衔接以及司法的现实，但仍存在排除预断的立法意图未达到，庭前法官了解案情不全面可能造成“预断的扭曲”，庭前审查的内容不确定，以及实体审查不能排除而可能导致新的“庭审走过场”。根据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条件，借鉴国外的制度，可实行“三步走”的庭前程序改革。第一步是实行全面移送材料、建立审前讨论会制度等改良性措施；第二步是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减少材料移送内容，实行基本的程序审；第三步是待条件成熟，建立预审制度，并且实行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相分离，切实贯彻排除预断原则，。

庭审调查和辩论程序中，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庭审顺序如何确定。就此，第一项原则是有恒有变——被告、被害人应首先询问，其余视情灵活安排调查顺序；第二项原则是先控后辩，举证依次进行；第三项原则是控辩审结合确定具体案件的调查顺序与方法。法官“主导庭审”的提法不妥。二是诉讼异议和诉讼辩论制度。在庭审调查中提出和裁决诉讼异议对庭审的公正性和有序化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诉讼异议制度的突出特点是法官的积极干预。诉讼辩论可分为调查阶段的辩论和辩论阶段的辩论，两种辩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功能。三是证据移送和庭后“默读审判”及相关问题。目前条件下一定程度的“默读审判”还无可厚非。庭审笔录制作和查阅核实制度应当适应庭审制度变更的需要而改进。四是公诉变更。检察机关有改变、追加和撤回公诉的需要和权利，但应不妨碍辩护权的行使同时在某些环节应接受司法审查。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后再起诉应符合法定条件。

人证调查是庭审调查制度的难点和重点。应通过改善作证环境、增强制度刚性、强化书面证言、确立免证制度等强化和完善证人作证制度。鉴于司法的现实需要，应当规范书面证言的运用制度。对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书面证言的使用，应当根据诉讼的原则和现实的情况同时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确定合理可行的规则；对书面供证与当庭供证相矛盾时书面供证的运用也应当作出规范，在被告人或证人出庭的情况下书面供证可以作为弹劾证据，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作为独立证据。交叉询问是我国庭审制度改革后原始人证调查的主要方法，但由于制度背景的制约我国的交叉询问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如范围和效力有限、多极化、“和合”性以及属于“技术方法型”而非“权利技术型”。完善交叉询问制度须设置运行条件，把握对抗限度，尤其要确立适当的交叉询问规则。如询问相关性规则、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意见规则、反对复合性问题及其他可能导致混乱的问题的规则，以及不得威胁证人、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等。

法官作为庭审的主持人和裁判者，是庭审的灵魂。法官的庭审权力包括诉讼指挥权、事实查证权和实体判决权。法官诉讼指挥权包括庭审引导权、规则维护权和秩序维持权。法官还具有事实查证权，承担查证责任，但不承担证明责任。法官在事实查证方面应当以听证为主，职权调查为辅。法官当庭一证一认一般限于证据的可采性；对证据的证明能力一般应采用综合认定的方式，而综合认定又可分为当庭综合认证和不当庭综合认证（以刑事判决认证）。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作为其职权运用的一种特殊方式，应当遵循法律的限制。在两难的情况下，对证人的询问可以采用庭外开庭的特别方法解决。法官庭外调查所取证据应当再经庭审。由于辩论原则和辩护原则的限制，法官不能随意确定和改变罪名从而造成“突袭裁判”。说理不足是我国多年来制作判决的通病，为保证判决的理性和正当性，制约法官自由裁量，刑事判决应当从事实论证和法理论证两个方面加强判决理由。包括改革制判方式，论证法官心证的形成过程，重点说明证据和事实上的疑难之处；可借鉴“对话——论证”的法理分析模式，判决制作应说明案件性质的判定根据，对情节和双方诉讼意见有合情合理的分析，必要时对法律适用应当有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判决书制作因案而异，详略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