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和谐社会的共识

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历史的转折点。当前,每一项法规的出台,每一项改革的举措,几乎都会在社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我们应该反思中国的改革环境,重温“不争论”的历史教诲,继续循着过去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百家争鸣现象,恰恰是改革取得的成果。如果留恋过去的时代,只管埋头拉车,不许抬头看路,那么,中国的历史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倒退。中国的改革正在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过渡,而市场主体在拥有改革主导权之后,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争取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出现激烈争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争论,执政者既不能围追堵截,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当在喧嚣中,重新寻找改革的共识。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执政党在深刻反思中国改革历程之后,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为中国改革重新确立的正确方向。和谐社会本身不是一言堂,也不是各自为政,和谐社会是在充分满足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并且按照民主的原则制定具体的行动指南。当前的争论表现为三个层次:一种是制度层次的争论。各项法规的出台,总是会在社会上引起激烈的讨论。因为法律的制定,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利益的再调整。解决这类争论的办法是,在宪法既定的框架内,按照民主原则,通过投票表决,集中各方面的意见,从而形成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另一种是技术层次的争论。面对政府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不同的人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那就是按照行政决策程序,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并且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价值层次的争论。这类争论比较复杂,它涉及到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甚至还涉及到执政党的法律地位问题。

如果说前两个层次的争论都属于器物层次的争论或者利益方面的争论,那么,价值层次的争论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争论。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不争论”,只是针对这一层次的讨论而言,而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谁都不能否认,随着中国改革的日渐深入,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器物层次的争论必然会上升到价值层次的争论,必然会触及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避矛盾,或者,采取打压的方式,限制公民的讨论,那么只会积压问题、激化矛盾,最终产生更大的动荡。当前,无论是新闻界还是学术界的一些人,在进行价值层次思考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害怕触及言论的底线,给自身带来伤害。其实,如果缺乏意识形态的共识,那么,关于器物层次的讨论将会更加混乱,有关制度或者宏观决策的争论,甚至会影响到中国改革的整体方向,使中国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改革成本。少数决策者没有看到中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他们仍然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手段来控制和管理社会舆论,并且希望通过高压政策,营造歌舞升平的假象。个别理论工作者缺乏直面真理的勇气,他们一方面希望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而另一方面又唯唯诺诺,害怕因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承担政治责任或者法律责任。在现代民主国家,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理论工作者只要坚持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遵守宪法,就可以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应该受到政治批判。

在任何国家,宪法都是公民的共同契约。宪法条款中包含着公民的基本价值判断,是最高层次的共识。遵守宪法,萁实就是遵守公民业已形成的普遍共识。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在宪法基础上,不断完善制度,约束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现公民权利回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宪法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逐渐地加以改变。从1982年至今,中国已经进行了四次宪法修改,每一次宪法修改,都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而宪法修改的结果是,在价值层次上重新凝聚了共识。现在人们关心的是,修改后的宪法内部是否和谐,宪法是否真正体现了公民的普遍愿望,是否找到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途径。

首先,我国宪法的修改,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与时俱进,确立了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巩固政治基础的战略性决策。但是,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背后,却是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利益群体。少数特殊利益群体已经成为阻挠改革的绊脚石,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利益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在合法的外衣下,不断地谋求本部门或者本团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平等博弈的机制,或者,没有通过制定法律,限制特殊利益群体将国家利益部门化或者小团体化的行为,那么,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背后,就可能隐藏着各种贪污腐败行为,整个社会的矛盾也会不断地被掩盖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的争论,最终仍然会演变成为制度层面或者技术层面的争论。如果把宪法的争论定义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并且拒绝公开讨论,那么,立法机关就不可能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行政机关也不可能通过科学的决策,限制既得利益者损公肥私的行为。中国共产党在重新确立自己的执政基础之后,必须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法执政,排除少数利益集团的干扰,通过民主讨论,制定科学的法律制度,并且监督政府严格依法办事,从而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方针落到实处。宪法不仅仅是一面旗帜,而且是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的行动指南。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宪法为了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控制权力制度、公民权利制度、公民权利救济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严防特殊利益群体通过法律规则限制或者剥夺公民宪法上的权利,背离宪法所确立的基本价值目标,将国家引入到专制主义或者军国主义的道路。

所以,关于宪法的讨论,不仅能厘清中国当前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发现问题的焦点所在,从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和办法,而且能够拨开思想上的迷雾,廓清各种错误认识,防止少数人利用宪法颠覆政权,或者挥舞宪法大棒,剥夺人权。2002年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颁布20周年座谈会上,意味深长地指出,全党各级干部一定要学会在宪法的框架内依法执政。总书记讲话的目的就是告诫少数党政领导干部,不要把宪法上的执政权看作是特权,利用宪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应该严格依照宪法办事,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次,我国宪法的修改,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突破,所有制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公有制与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不断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对公有制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公有制是中国宪法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政权结构的基石。中国的劳动关系、分配关系、教育关系、财政体系乃至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体系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使得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国有企业的存在,为中国国公共财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现行的一系列关于社会收入分配和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都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是。如果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态发生了变化,而其他的制度却没有及时跟进,那么,整个社会将会呈现出制度紊乱现象,因制度的不和谐所产生的矛盾将会大量增加。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解决宪法内部的和谐问题,不是重走老路,奉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而是要积极探索制定在不同所有制体制下,调整劳动关系、分配关系,乃至其他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制度。如果不尽快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不同所有制形态需要的劳动制度,如果不尽快改革我国的分配体系,如果在资源的配置上,没有科学区分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那么,中国改革的结果是,改变了所有制,同时也动摇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中央提出加大收入分配体系的改革,就是为了应时展的要求,探索制定在多种所有制条件下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必须注意到宪法的存在,必须防止既得利益者将不合理的分配体系合法化。所以,有关分配制度的改革乃至其他一系列的改革,都必须提交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的原则,广纳善言,民主决策。如果我们把制度层面的改革与意识形态的讨论割裂开来,或者,试图通过单兵突进,实现改革的目的,那么改革只能会激化矛盾,而不可能形成共识。任何脱离宪法的制度调整,都是缘木求鱼,不可能达到改革的目的。

第三,我国宪法的修改,郑重地写明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高高地竖起了指示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规模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恰恰是公权力机关。在现代民主国家,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机关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权力约束机制,从限制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膨胀,到制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程序规则;从建立司法救济规则,到控制司法机关的公权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宪法在充分吸取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保护人权的司法制度和行政救济程序。但现在看来,司法效率不高、司法不公现象恰恰成为损害公民权利的最大盲区。要想从根本上克服这些问题,必须建立一套司法机关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制约机制。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为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机关提供了法律依据。今后地方人大常委会可以监督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司法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进行,法律审查,确保司法机关坚守正义防线,切实保护公民的人权。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心存疑虑,以为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就是颠覆政权。其实不然,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行为,不仅是公民的权利,而且是公民的义务。只有随时随地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公民的权利才不会受到损害。爱护这个国家是无条件,但正因为爱这个国家,所以才经常性地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防止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损害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寻求和谐社会的最大共识,就是要在思考制度层面问题的时候,自觉地运用宪法标准,来衡量各项法律制度的对错;在讨论技术层面问题的时候,自觉地按照宪法的规定,来判断政府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科学与否。如果没有宪法这个共识,那么,一切讨论都无从谈起。在讨论的过程中,人们会深化对宪法的认识,从而凝聚共识。如果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我们重新确立价值目标,修改宪法,那么,我们应当在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理性的讨论,重新制定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共同契约。

当前在舆论界,一些人不了解中国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他们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求共识,只求共生。其实不然,共生只是表象,而共识才是目的。如果只求共生,那么人类与动物没有实质性区别。人类之所以相互依存,和谐发展,就是因为在不断寻求共识的基础上,树立伟大的理想,并且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不断调整变化着的社会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激励人们的创造性劳动,从而达到理想的彼岸。如果我们只求经济增长,或者只求暂时的妥协,而没有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且把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判断书写在宪法上,为我们的行动指南,那么,中国的改革就会失去方向,中华民族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寻求社会的共识,不仅仅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是每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在寻求共识的过程中,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只要我们坚守宪法的底线,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并且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所有制形态,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艰难险阻,实现强国梦想。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经过整整一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现在,中国的改革正处在十字街头,关于住房改革、关于教育改革、关于医疗改革乃至其他一切领域改革,都出现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似乎正在撕裂整个社会。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改革的方向,或者,受制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在利益分配制度改革上犹豫徘徊,那么,中国的改革很可能会陷入到利益分配的争吵之中。如果这场争吵不能上升到宪法的层面,重新形成共识,那么,很可能会在公权力机关的强力干预之下,戛然而止。而这样做,只会激化矛盾,延缓矛盾爆发的时间,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所以,当前这场争论不是没有必要,而是要回到正常的轨道,通过宪法讨论,摒弃错误的认识,树立正确的观念,团结一心,重新出发。从上个世纪真理标准的讨论,到当前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理论探索,都是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寻找共识的伟大实践。如果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为中国人的生存杀开一条血路,那么和谐社会的建设,则是为了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在中国经济体制、文化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共识,凝聚共识,并且在宪法的指引下,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