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乡村振兴运动成功经验及启示

1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思路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明确指出，我国已经步入了新时代，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之中，必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是党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未来发展的总蓝图，是解决“三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问题的总抓手，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2018年1月2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高度凝练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2]。日本与我国相邻，同属东亚文化圈和小农经济区，在地理位置、要素禀赋和发展脉络上存在着一定的共性；2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都是在“发展主义至上”理念进行；社会发展模式大致都属于“赶超式现代化”[3]。研究日本乡村振兴运动，对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思路。国内学者对日本乡村振兴运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日本政府布局乡村振兴运动的政策研究。日本通过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推动农地改革、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以及发挥农协多元化功能等来推进日本农业现代化转型，解决农民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空心村”等问题[4]。（2）对日本乡村振兴运动的目的、影响因素和实施重点进行研究。通过土地因素、劳动力因素和资本因素来推动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将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农业的收益转化率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等作为实施重点[5，6]。（3）引导日本农业协同工会（JapanAgriculturalCo-operatives）来协助推动乡村振兴运动，具体包括建设优美社区、对协会成员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指导、集体销售农产品和开展相关金融保险业活动[7]。（4）深入分析日本通过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和美丽乡村的建设来加快乡村振兴运动[8，9]。通过对日本开展乡村振兴运动的背景、历程和措施等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国际经验，以期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2日本推行乡村振兴运动的历史背景

2.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粮食产量匮乏，日本政府通过加大对生产资料的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使得粮食产量增产效果明显。但是，随着城镇一二产业的发展和日本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被抑制，农民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提高，农业部门的收入也相对减少，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数据显示[10]，农民家庭平均收入占社会整体平均收入的比重从1955年的77%下降至1960年的68%。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为日本当时的主要矛盾。2.2农业生产以超小规模自耕农为主体。二战后日本实施了农地改革，先是强制要求地主将土地转让给佃户，但收效甚微；后来则将租佃地低价转让给佃农，实现了地主制度的瓦解。1952年颁布的《农地法》，标志着“碎散的家庭小农私有”的农地制度以及小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格局的形成[11]。1950年日本农户所经营的土地户均规模为0.82hm2，到1980年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01hm2。以超小规模自耕农为经营主体，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导致日本农业和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处于劣势。2.3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随着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日本国内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转移。数据显示[12]，1965年日本国内总就业人数较1955年增加了837万人，其中从事二三产业产业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较1955年提高到77.2%；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较1955年减少了41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较1955年下降了15.4%。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导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多为高龄老人和妇女，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逐渐形成了以兼业农户为主的农村劳动力，并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2.4日本农产品市场受到严重冲击。1955年日本加入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加快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加强工商业发展和工业商品的出口，采取了扩大农产品进口规模的措施。大量农产品的进口严重影响了日本本土粮食的投入产出能力，最终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严重受挫。1955～1959年日本进口农产品的比例上涨了49%；有43%的农产品品种完全对外开放，1963年该比例达到了92.1%[13]。2.5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严重。20世纪50年代日本推行高投入高产出的发展理念，使得城镇化和工业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投放到了生态环境中，严重破坏到水质、土地和植被。在此期间日本境内发生了“琵琶湖事件”“米糠油事件”“痛痛病事件”“水俣病”等事件，均于排放有害物质造成环境污染有关，给日本农村受污染的居民造成了严重的身体伤害和心理伤害。

3日本推行乡村振兴运动的历程

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实施共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1956～1966年）乡村振兴运动，第二阶段（1967～1978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实施，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21世纪初）“造町运动”。3.1第一阶段：乡村振兴运动初期。1956年日本开始实施乡村振兴运动，这个阶段乡村振兴运动的工作重点是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财政倾斜政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激发乡村发展内在动力。具体内容包括：划定新农村建设区域；成立农村振兴协会；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出台专项法律来提供保障。这一阶段的乡村振兴运动经历了7年，完成了划定建设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通电通广播和公共设施等，以及完成了耕地整治工作，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和耕地利用率。农民的总产值从1955年的16617亿日元提高到1962年的24381亿日元，总产值同比增加了7764亿日元，农户的年平均纯收入增长高达47%[14]。3.2第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年日本开始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这个阶段乡村振兴运动的工作重点是主张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努力适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同时加大就业岗位的提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体内容包括：加大政府投资；改善乡村环境；为失业农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该阶段大概持续了12年，期间通过政策保障和财政支持，日本乡村建设发展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不仅提高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和农业生产力，同时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大大提高。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就已经基本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和电气化。在此期间日本的农业生产总值从1967年的41661亿日元提高到1979年的115640亿日元，共增加73979亿日元，增幅比例高达178%。而到了1979年，日本农户的年平均收入达到了533万日元，比城镇普通家庭的年平均收入高出13%[14]。3.3造町运动（20世纪70年代末～21世纪初）。1979年日本开始实施“造町运动”。具体内容包括：因地制宜开发培育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对农产品进行粗加工，提高其附加值；激活农协组织的作用；加大对农业人才的培养。通过“造町运动”，有效降低了城乡差距；2002年日本农户的年平均收入达到550万日元，其中非农收入在其收入比例中占86%[15]，已经超过城镇家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刺激了农村地区的消费购买能力。把青壮年吸引在了农村，不仅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和乡村景观的保护开发，还提高了农村福利水平和农民健康。

4日本推行乡村振兴运动的经验

4.1明确发展目标，加强立法建设。日本政府在1961年出台了《农业基本法》，此项法律旨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了对《农业基本法》进行修订和补充，日本在1961～2000年又相继出台了《离岛振兴法》（1961年修订）、《山村振兴法》（1965年）、《半岛振兴法》（1985年）、《促进特定农山村地区农林业发展基础整备法》（1993年）和《过疏地区自立促进法》（2000年），这5项法律统称“地区振兴五法”。将人口流失严重和经济发展能力偏弱的离岛山村地区作为政府重点发展对象。在《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这些法律政策规定了不同特殊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具体目标与措施，实现了促进特定乡村区域发展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目标。上述法律法规通过搭建框架、完善内容和推动实施等步骤，使得日本乡村振兴有了法律保障，确保了政策推行的良性延续。加强立法，明确发展目标是促进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经验，为日本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扎实的法律制度保障。4.2建立机制，统筹政策资源。建立机制，统筹政策资源促发展，由上至下理清了日本政府推动乡村振兴计划的工作机制，实现了各方统一聚焦与农业农村的发展。（1）成立了乡村振兴联席会议机制，督促各级地方政府制定乡村振兴具体工作规划，保证自上而下的乡村振兴计划有序进行。（2）为了进一步提高政策资源利用率和加强横向交流，日本政府在农林水产省的基础上增设了乡村振兴局，其主要工作内容为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和各具体政策，并组织开展相关项目。（3）成立了农业振兴科，旨在协调农民、地方团体、农协组织、林协组织和渔协组织等农村合作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计划，加强中央和地方的有机政策衔接。4.3重农爱农，发挥农协作用。在乡村振兴运动过程中，日本农民自发形成组织了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并逐渐发展成了由中央农协、县级农协以及基础农协组成的三级结构。这些农协组织利用联合农户的方式，为农户提供及时全面的精准服务，形成了集农业、农村、农户3种组织三位一体的综合社区组织，有效促进了生产和市场的有机衔接。首先农协为参与农民提供经济、贷款和福利等全面综合的服务。其次日本政府鼓励农协积极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最后，政府实行对参与农民提供税收和补贴等资金方面的优惠政策。据统计，日本农民所生产的农业产品80%以上是农协代为销售的[16]。4.4一村一品，带动乡村发展。日本在乡村振兴计划中有关产业部分最为重要的一环无疑是“一村一品”政策。该政策第一环节是挖掘当地优势资源项目，将其打造成质量优、口碑好的世界一流产品。第二环节是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同时引入民间资本，努力延伸特色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获得流通环节的利润，同时促进农产品加工、自然景观开发和乡村旅游等。最后一个环节是日本政府在2010年开始实施的《农林渔业经营主体使用本地资源开拓新业务及促进使用本地农产品的相关法律》。该项法律旨在通过建立农业投资融资平台，解决微小企业融资难和乡村创业人员资金缺口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日本政府通过“一村一品”计划和相关产业融合，有效阻止了乡村人口外流，还有效回流带动了大批返乡劳动力进行创业，并逐步发展富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特色产业项目。

5日本推行乡村振兴运动对我国的启示

5.1加强立法工作，稳固政策推行。日本乡村振兴取得的巨大成效依托于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保障顶层政策的顺利推行。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到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在未来30年里，还应该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完成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政策设计，具体细化相关发展方案的路线图和规划图。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及实践证明我国许多农业农村政策较为成熟，通过借鉴日本乡村振兴运动过程中的立法经验，将一些重大决议和措施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例如“精准扶贫”“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补齐短板”“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等，可以有效保障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推行的稳固性。5.2做好量体裁衣，发展特色产业。产业振兴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推动剂。指出：只有产业振兴了，才能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村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和让农民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17]。产业振兴中最关键的就是农村三产融合，即突破传统的一二三产业边界，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通过农业与二三产业的交叉、互补、协同发展等形式，培育出新业态、新经营主体和新内涵[18]。更要确定一二三产业在产业价值链中的所占比重，以农业为核心，把二三产业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渗透到农业中来，从而促进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19]。我国在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具体实施中，首先应当坚持三产融合，改善生态环境，努力挖掘地方特色产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并进一步提高所产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由政府牵头，积极开展农超对接活动，帮助农产品流入超市和市场。三是依托“互联网+”，改变传统农产品销售模式，促进产业发展，鼓励地方农村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开展合作，打造特色农产品专属供应商和地方农产品品牌，开辟农产品销售新模式，从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加快推进三产融合，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扎实的产业基础。同时围绕产业融合新业态，以产业融合园区和田园综合体等为载体，提升乡村在文化、教育、科技、休闲和保健方面的价值，鼓励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技术集成、商业模式创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20]。5.3坚持人才导向，培养乡村骨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以人才培养为导向，加强其要素积累，优化其要素配置，提高其要素报酬，实现乡村人力资本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融合。第一是要继续推动农村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主要是依靠乡村地区公立学校建设和乡村地区职业教育的深入。在涉农职业院校里选拔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的农林人才，加大农林教育专项投入，逐渐形成“国家+农村+学校”的三级教育培养机制。第二是要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打造本土优秀人才队伍，鼓励农民创业，同时营造积极创新的创业氛围，为返乡大学生、乡村精英等人才传告良好创业环境，激发他们的就业活力，为农村现代化建设塑造攻坚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引擎。第三是构造标准化评价体系和人才管理机制。乡村人才大致包括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应该针对这三类构造不同的标准化评价体系。

作者:蒋雨东 汪涛 王德平 单位: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