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热成因分析论文

一、求知求新心理

求知心理。调查性报道通常是以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为报道对象，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内在的、隐秘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记者通过深入的调查事实，纵横对比新闻事实提炼新闻主题，表现了超出一般社会认知水平的“深入”认识事物的能力，以前瞻性的思维预见问题，以发散性的思维分析问题，以全方位的思维来提供建议，一个调查性报道通常就会解决人们对一个社会热点、焦点的疑惑，人们可以全面的知道新闻背后的故事。以《焦点访谈》为例，该栏目深入报道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重大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展现典型事件、现象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度分析，并请权威人士具体评论指导，老百姓有了疑惑就可以在此找到答案。

求新心理。调查性报道的深度决定了其时效性的削弱，调查性记者一般要用数周甚至一年、几年的时间去收集证据、整理材料。水门事件的报道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焦点访谈》对冠生园事件的调查也持续了一年有余。但是，时效性较差的调查性报道同样满足了受众的求新心理。因为调查性报道的内容多为当事人有意隐蔽，不欲为人知的内幕黑幕，不经过船头守望者的观察审视，一般的受众是很难有机会去了解其中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二、受益心理或者受益期待心理

调查性报道记者敢于揭黑幕，通常都是以正义维护者和受害群体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重要推动者——著名报人普利策主张“有力的写作和讨伐性新闻”，认为“什么是报纸的特色？就是斗争和揭露罪恶，为社会谋利……（我们的报纸）每一期要有一条‘爆炸性新闻’”。普利策的理论对后来的调查性栏目的采编人员的影响是深远的。著名的调查性记者通常担负着各种潜在的或者现实的风险，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软性和硬性的压力，这种事实对采编人员的各种素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同时也给他们披上了一件金碧辉煌的外衣，公众会以自己人、代言人甚至恩人的概念来界定这些守望者，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守望者在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会为他们伸张正义，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守望者苦心经营的栏目和报道自然也树立了极强的公信力。

另外，公众在社会中或多或少的要遇到一些不平之事，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不完善的社会转型期，通过媒体去求得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和受损权利的救济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途径。中央电视台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找《焦点访谈》“告状”的群众，这种对媒体的信任感正是群众在受益心理驱使下对《焦点访谈》“为民说话”形象的行为反馈。

三、宣泄心理

宣泄是排泄痛苦的一个重要方式。传媒的批评揭露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公众发泄对于种种社会问题的怨气，从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用美国新闻界的一句话来概括，即“你掏钱买我的报纸，我替你出一口恶气”。这种宣泄心理通常以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和其权利得到补偿后的欣慰，对于公共“敌人”最终被惩罚的快意为表现形式，这种心理抑制了怨气的无限膨胀，及时排解了心理毒素，压制了反社会人格的畸形，因此，对维护受众心理健康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审美需求的满足

调查性报道报道内容通常是社会的丑恶现象，属于悲剧的范畴。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是美学上一种重要的表现形态，悲剧由于唤起了悲悯和畏惧之情，进而使主体的这种情感得到了净化，于是能获得快感。调查性报道中的灾难、伤害、死亡、失败、疾病、贫困、挫折等悲剧性内容，直接进入受众的审美世界，产生激动、义愤、悲苦、痛楚、同情、惊愕等情感体验，强烈激发受众的审美情绪，因而这种以负面新闻为主要报道内容的调查性报道始终强烈地吸引人。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最佳作品大部分都是悲剧性报道内容。有统计表明，在1917年至1990年的580个普利策新闻奖中，约有40％属于此类新闻。

【摘要】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暴露和揭丑”为核心的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掀起了电视界的收视奇迹。为什么受众“喜欢”看这类报道？本文从心理学角度来探讨和剖析调查热的成因。

【关键词】受众调查性报道心理学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