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教育改革启发

时间:2022-04-16 10:16:18

日本社会教育改革启发

一、日本社会教育改革的背景

(一)日本就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国际社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为寻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日本企业加快了国际化发展步伐,日本国内的就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进入“失去二十年”的经济不景气时期,日本企业的经营困难使得国内就业形势越发严峻,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梦魇。终身雇佣制的逐渐瓦解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裁员,同时也使得日本家庭深深陷入生活的不安定状态,自杀、患“自闭症”等人数逐年攀高,失业之后不能再就业以及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年轻人数量与日俱增,数十万的“啃老族”同样成为日本经济继续发展的绊脚石。上述社会状况使得日本民众陷入被“放任”状态,同时也增加了日本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改善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成为日本社会必须要面临的严峻课题。如何使民众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提升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即提升民众经济的主体参与能力是该问题解决的瓶颈。在此情况下专注国民继续教育的社会教育成为日本社会关注和改革的重点。

(二)日本高龄、少子化社会的到来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逐步步入高龄、少子化社会。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50年左右,日本的人口将减少2000万,而到2090年左右,日本人口将减少到6000万左右[1]。该变化给日本社会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老龄化人口的逐渐增多加大了老年劳动力在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所占比重,如何提高老年劳动力的能力水平成为日本社会教育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中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必然带来女子劳动机会的增加,女子素质能力的提高需要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双重努力,而如何向女子提供更优异的社会教育也是日本社会教育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少子化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学生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机会,进入职业教育领域的学生逐年下降,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如何实现与所接受教育的顺利“对接”是日本社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又一重要难题。此外,高龄、少子化社会的逐步发展还弱化了日本地区社会以及民众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该状况要求社会教育在提升劳动者能力的同时,还要以地区社会为基础建立起相互承认的社会关系。

(三)日本教育改革的必然

伴随着少子化社会的来临、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升以及日本国民对自身教育文化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日本社会所潜藏的教育危机开始显现。在学校教育方面,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成熟在扩大教育产业相对值的同时降低了中小学等基础教育机构以及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相对地位,学生拒绝上课、沉迷于网络游戏、单个或多个欺负弱小学生、学生殴打教师、教师猥亵学生等问题不断发生,这些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学校教育远远不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在学校外职业教育方面,日本社会的长期不景气降低了正式员工的雇佣数量,提升了具有较强综合运用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的雇佣机率。在就业结构调整、终身雇佣制逐渐解体的大背景下,以企业内部培训为主要形式的学校外职业教育运行机制与日本企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在提供教育的机构方面,少子化社会的来临减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来源,将社会人员吸收到高等教育机构成为越来越多高等教育机构的选择,而该问题的解决就涉及到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融合问题。

二、日本社会教育改革的新进展

(一)以市场化为原理改革社会教育形式

随着经济领域市场化运行的不断深入,以市场化原理运行为主以政府调节为辅的市场运营模式逐步深入人心,这一点也同样反映在了教育领域。教育开始关注效率、竞争和自由等市场理念,学习过程明码标价,个人的消费能力开始决定自己所能参加的教育形式。受教育市场化的影响,日本社会教育领域也开始接受市场化运行原理,开始逐渐走出政府的限制,按照教育接受者的要求安排社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同时根据教育接受者的需要作出及时的修改。日本在社会教育中引入市场化原理的方法是将社会教育设施等进行分类,可以向市场开放的由具有相当实力的民间组织负责承担,并赋予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职能;不适合向市场开放的由政府等部门对民间组织所提供的市场化服务进行监督和管理,并保留行政机构的行政职责,从而实现国家和国民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社会教育开始出现市场化特征,日本社会教育除依靠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之外,还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奖励措施以及教育结果评估等手段将大量的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公共团体以及以个人为单位的志愿者等吸收到社会教育领域,以推动社会教育的发展,如教育文化产业以及休闲教育的发展等。进入新世纪之后,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的影响下,日本社会教育的市场化发展特征表现的更加明显。2003年,日本以推进社会教育行政管理民营化为目标,开始在社会教育领域实施指定管理者制度。该制度将社会教育设施向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公共团体等开放,赋予指定管理者社会教育设施的管理权限,指定管理者通过市场的把握以及自身的判断向教育接受者及时提供教育产品。指定管理者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扩大了指定管理者对社会教育设施的管理权限。与此同时,日本社会教育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为提升社会教育设施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日本废除了社会教育设施的制约性规定,如公民馆运行必须要有运行委员会规定的废除、公立博物馆学员人数限制的废除等。此外,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社会教育接受者的教育需求,日本将学校教育资源和社会教育资源都融入到社会教育活动之中。一方面,通过社会人士入学、夜间研究生制度等将学校教育资源向社会开放,另一方面还允许普通民众提出社会教育设施的使用申请。在教育内容方面,日本社会教育还力求做到贴近教育接受者,在重新审视各种教育内容功能的基础上向教育接受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以使民众的要求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二)以终身学习为理念发展社会教育设施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提升了教育在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社会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在该背景下,以终身学习为理念的社会教育设施得到大幅发展。从国际范围来看,终身学习理念以推动经济社会的竞争力为主要目标,教育接受者在市场化原理指导下接受符合自身发展的社会教育形式,教育接受者负责自身的终身学习质量,从而提高自己在激烈社会竞争中的雇佣机率。终身学习以青少年和社会职业人士为教育对象,以学校、社会、家庭为教育的实施场所,包括农村型的终身学习形式、城市型的终身学习形式、全国性的终身学习形式以及区域性的终身学习形式。可以说,终身学习理念是多元化的学习综合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逐步按照终身学习理念对社会教育设施等进行改革,主要措施包括:(一)从国家角度提出终身学习教育改革计划,从而引起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将终身学习作为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着手以国家为发展平台推动终身学习的发展。(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全体国民的终身学习权利。为促进终身学习社会的顺利形成,日本文部省成立了专门从事终身学习的行政机构———终身学习局,并将其升格于其他各局之上。(三)加强终身学习方面的有关立法,使终身学习有了可靠的保障。1990年,日本颁布了《终身学习振兴法》,将终身学习的开展提升到国家发展高度。在上述政策措施的影响之下,为满足终身学习的需要,日本对社会教育设施进行了大力改善,主要表现在:(一)传统社会教育设施的改善。传统社会教育设施主要包括公民馆、博物馆以及图书馆等。为了适应终身学习社会建设的需要,日本拓展了上述教育设施的数量和功能,如:公民馆要适应社会成员学习高度化发展的需要、要发挥与其他行政机构和民间团体等相互合作的作用、要帮助社会成员形成终身学习思想等;公共图书馆在数量方面由1987年的1801所增加到1999年的2593所,博物馆由1990年的799所增加到1999年的1045所,博物馆学艺员人数由1990年的2066人增加到3094人[2]。(二)新型社会教育设施的建立。新型教育设施指的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大量设立的“终身学习中心”。该机构是地区性的社会教育综合设施,主要功能为向社会成员提供学习信息、向教育指导人员提供进修服务、研究开发学习用教材和学习方法等、对社会学习状况进行调查并负责联络、与其他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广域范围内终身学习的发展。

(三)以地区主体性为原则改变社会教育策略

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是日本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此项改革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基础,本着适合向民间开放的活动由民间团体承担的方针,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奖励措施以及结果评估等手段对民间团体加以引导,从而实现民间团体活动与政府步调相一致的目标。该改革措施加速了地方分权化的发展以及以地区主体性为原则对日本经济社会进行改革的步伐。综合来看,地区主体性原则以各地区居民为活动主体,以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为活动宗旨,秉承相互参与、权利共享、立场平等的核心思想,通过民间团体与地区居民的活动互动,实现地区范围内居民共同意识的形成,从而达到推动地区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上述背景的影响下,日本社会教育策略开始明显体现出地区主体性的原则。地区主体性原则在日本社会教育领域的加速渗透始于新世纪伊始。2000年,日本“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就日本的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了《教育改革十七项提案》。该提案针对日本教育中存在的划一性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2001年,日本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向日本国会提交了《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以期推动《教育改革十七项提案》的具体实施。上述两项措施推动了地区主体性原则在社会教育领域的渗透。从社会教育的策略变化来看,地区主体性原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地区社会教育与地区学校教育的融合。为推动日本人的综合发展,日本开始积极引导地区社会教育进入地区学校教育,使二者达到更好地融合。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的制定要考虑地区社会教育的活动计划,将其作为学校教育中的有效环节。反之,社会教育活动计划在制定时也要充分考虑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使其达到整体性的融合。代表性措施主要有利用学校空闲教室邀请社会人士与学生交流社会经验的“社区交往交流事业”以及推动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配合、增强学生与社会的交流和体验的社区“教育日”等。(二)多元文化共生教育的实施。日本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带来了地区社会中外国劳动人员以及归国子女人数的激增。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日本开始在社会教育中实施多元文化共生教育,通过承认上述人员在该地区受教育的权利、广泛推动与地区社会人员的交流以及异民族文化学习等措施推动地区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发挥。如1998年,日本川崎市在充分认识外国人生活状况的基础上出台了“川崎市外国人教育基本方针———创造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该方针注重在川崎市外国人基本人权的保障,同时将儿童的学习权以及外国人的文化归属感作为该地区社会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日本社会教育改革对我们的启示

(一)市场化与社会教育改革

在市场化国际发展趋势的影响下,社会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发展趋向日渐明显。这一点在我国社会教育领域也有突出表现。从其优点来看,社会教育的市场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教育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与国家有限的财政支出之间的矛盾,同时有助于社会教育管理系统分权化的发展以及社会教育的创新以及效率的提高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教育系统所提供的教育产品与教育接受者之间的需求相脱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学生所学内容不能很好地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此外,我国的社会教育系统还存在各自为政、办学条件差、运转经费多由学生学费承担等现实问题,抑制了我国社会教育对其自身进行改革提升的能力。市场化的引入有助于解决社会教育的财政经费问题,同时还可以提升教育的输出效率,推动社会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高。日本以市场化为原理改变社会教育形式的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可以市场化为原理改革社会教育形式,加强社会教育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成员需求之间的联系。但是,市场化本身存在着一些固有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会抑制市场化积极作用的发挥,如:社会教育的机会公平问题、盲目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对社会教育质量的影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在引入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得不考虑的实际问题。

(二)终身学习与社会教育改革

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包括学校教育体系和社会教育体系内容,其中社会教育处于终身学习体系的核心地位,是终身学习体系的先行者和实践者,能够补充并扩张学校教育的职能,同时调整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滞后性,缓和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之间产生的矛盾。因而,在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振兴社会教育至关重要,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劳动者通过学校教育所掌握的技术水平越来越不能满足发展需要,学校教育所教授的学习内容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素质水平不相符合,这使得劳动者在结束学校教育之后继续按照自身需求接受一定程度的社会教育成为了必然,且受经济社会不断深入发展的影响,此种必然必将伴随劳动者的一生。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教育系统多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不能紧随社会发展的要求改革自身教育内容从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学生参加社会教育也多是出于学历的需要或者是工作所迫,真正出于提升自身能力而参加社会教育的劳动者屈指可数,此种状况限制了我国社会教育质量的提高。该矛盾的解决需要立足于社会需求的视角,对社会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如加强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对社会教育形式和内容进行改革等等。

(三)地区主体性与社会教育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教育在提升地区劳动者能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正在为我国社会所认同。然而,我国社会教育自身所存在的问题限制了其融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主体性的发挥。从整体上看,我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地区主体性在社会教育改革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如何使地区主体性最大限度地推动地区社会发展是一项重要课题。该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社会教育中地区主体性的正确发挥,即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状况,以服务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改革社会教育。这一改革需要按照社会发展要求改革社会教育运转模式,充分调动社会教育在地区社会中的积极主动性。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决定了人才需求的多样化以及对社会教育的多样需求。因此,社会教育机构要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对传统学科作出改造,同时根据社会发展需求设置一些新的专业,最大限度地将教学内容、专业设置等与本地区的产业状况、企业需求等相联系,主动吸收社会有经验人士进入社会教育领域,推动与地区产业的合作与交流。同时,社会教育还要关注特殊人群的教育工作,如农村妇女、农村工人、残疾人以及老年劳动者、下岗人员以及归国子女等等,消除这些人员在就业等方面所面临的歧视,真正使地区社会成员融入到地区社会经济建设之中。

作者:陈君王缘缘工作单位: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衡水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