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查高校教育纠纷难点分析

摘要：对于高校教育纠纷案件而言，高校的法律定位是司法介入的前提性问题；高校在案件中的行为性质认定则决定了司法的介入范围；而司法谦抑性及法院对高校学术判断的尊重问题又涉及到司法的介入强度。从理论上对这些难点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正确认识高校的被告适格问题，对于合理确定司法审查介入的范围与强度也是有着决定性意义。

关键词：司法审查；高校教育纠纷；公务法人；特别权力关系；两分法理论；重要性理论；判断余地理论

在司法实践中，高校教育纠纷类案件“同案不同受”、“同案不同判”现象普遍存在，这源于法官对于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与困惑。2015年发生的“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撤销学位案”（下称“于艳茹案”）再一次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益纠纷推向公众视野，高校学生权益的司法保护也成为学术界热议的一个话题。从司法权介入高等教育纠纷这一角度看，作为国内第一个因为毕业之后发表文章涉嫌抄袭而被撤销博士学位的案件，“于艳茹案”并不新奇。自“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下称“田永案”）中，法院初步明确了关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之后，学生因对学校管理行为不满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与日俱增，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下称“刘燕文案”）、“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下称“甘露案”）等等。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了“田永案”判决理由和结果并将判决全文公布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并将其作为指导案例。但是实践当中，法院针对这类案件的做法矛盾现象依旧普遍存在。2005年“邵阳学院舞弊学生状告母校案”中，二审法院以学校对考试作弊的学生进行处分属于学校内部管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而裁定驳回原审原告等的起诉。又如2012年“中国政法大学78名研究生起诉学校行政行为违法案”被法院以中国政法大学属于事业单位而非行政主体为由而裁定驳回诉讼请求。虽然“田永案”开启了高校接受司法审查之先河，但是目前为止我国高校学生权利的行政诉讼救济机制仍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这种不确定状态表现在“全国各地各级法院对教育类行政诉讼的受理、立案以及审理标准等一直保持大相径庭的态度和裁判结果，甚至导致了我国单一制的司法空间内对学生权益保护极不平衡的局面”。[1]而这一“不确定”状态的根源则在于法官对于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边界在认识上的困惑与疑虑，正是这种困惑与疑虑才促使了法院在高校教育纠纷面前的犹豫与踌躇。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过程中，法院面临着以下难题：其一，司法是否能够介入高校教育纠纷，这就涉及到高校的法律地位的认定问题，这是判断司法介入与否的前提；其二，司法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范围，这主要是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界定问题，决定了高校针对学生的何种管理行为、何种纠纷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三，司法介入高校教育纠纷之后的审查强度，则与法院对高校学术判断的尊重问题有关，决定了法院在受案范围之内，运用多大强度开展司法审查。作为困扰司法实践的难点，以上三个命题直接关切到法院对于高校教育纠纷采取何种态度以及运用何种标准、强度展开司法审查。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回应，有助于合理界定司法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范围与强度，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引，进而实现尊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和保障学生权益的最大平衡。

一、高校的法律定位：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前提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司法审查在介入高校教育纠纷这一问题上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其首先表现为法院对于同类高校教育纠纷的“同案不同受”，法院针对这类案件的受理、立案等实践操作处于一种无序甚至相互矛盾的窘境。而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法院对于高校的法律定位问题看法上存在分歧，进而导致其对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适格这一前提性问题有不同认识。虽然“田永案”中，法院基于“实用主义”将高校定位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是这一观点并未为后续司法实践所完全认可。学界关于高校的界定及其被告适格问题的论争并未因为“田永案”的判决而得到消弭。“长期以来，我国对高校的法律地位是从民法的角度来定位的”。[2]《民法通则》在关于法人分类的规定中，明确将高校定性为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法人，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无论是公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都能够成为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法人组织应当享有的民事权利，对外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3]这就充分表明了高校的“私法人化”[4]立场。虽然将高校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的观点有规范上的基础，但是其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从私法的角度片面强调高校的事业单位法人定位，无法解释高校公权力的运行现实。在高校的实然运行状态中，高校不仅作为民事主体参与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活动。更重要的是其同时享有诸如招生、纪律处分、颁发学业证书等带有公权力性质的权力，在行使这一权力过程中，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并非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其二，高校的事业单位法人这一私法定位导致高校教育纠纷司法救济的真空。一方面，高校与学生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导致二者之间的纠纷无法诉诸于民事诉讼进行解决。另一方面，作为事业单位法人的高校是民事上的主体，其欠缺行政主体资格，故其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只能被排斥于行政诉讼之外了。[5]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这一私法定位并不能掩盖高校实质上行使法律所授予的公权力这一现实。依据这一现实，法院在“田永案”的司法实践中通过将高校界定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进而将高校的公权力行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按照法院的逻辑，高校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赋予学校的如招生、奖励处分等9项具体权利，“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的主要特征，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因而高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具备行政主体资格”。[6]41-42法院的这一立场在之后的“刘燕文案”当中得到的延续。笔者以为，高校被界定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只是解决现实当中高校行政诉讼被告适格问题的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一是将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难以有效应对所有高校教育纠纷。“田永案”明确了高校所行使的“学位授予、学业证书颁发”这一类权力源于《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的授予。但是，法律对高校的授权通常是极为概括的。“从概括性授权条款中，人民法院无法确定何种职权是国家法律授予的”。[7]在实践当中，在学生和高校之间存在大量超出学位授予、学业证书颁发这一类的其它争议，如高校的纪律处分、惩戒、奖学金发放等行为，对于许多类似的行为是否或者是依据哪些法律、法规授权往往是不明确的。在这种情形下，当高校行使法律、法规没有授权的行为(如奖学金发放行为等)与学生之间产生争议时，很难凭借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分析路径以解决高校行政诉讼被告适格问题。从这一点看，“田永案”在解决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适格这一问题上并非具有普遍意义。二是将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忽略了高校的特殊性。将高校定位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即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否与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受到同等法院同等程度的司法审查呢？笔者以为，答案不是这样的。公立高校与其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相比，其具有法律所明确赋予的办学自主权，具有更多的自主空间。高校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国家机关,尤其是司法机关在介入高校的相关行为时，应当保持应有的克制，尊重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不能采用对一般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相同的审查标准”。[8]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理论并不能做到这样明晰的区分。从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来看，其一般将公立高校定位为公务法人。[9]公务法人是大陆法系国家法人制度中的一种，依据设立的准据法性质和组织目的的不同而与私法人区别。具体而言，“某一行政职能的执行，因为要求一定的独立性，法律把它从国家和地方的一般公务中分离出来，组成一个独立的实体，而这个独立的实体也就脱离了国家和地方团体的行政机关，以自己的名义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被称为公务法人”。[10]32公务法人的功能主要是向社会提供特定的服务，履行特定的行政职能，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征。公务法人兼具有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双重身份。“公务法人作为一种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行政主体，乃是因为公务法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非私人或者团体利益,否则就只是一般的社会组织”。[11]465从公务法人的基本特征来看，公立高校在功能、特征上与公务法人有契合之处。故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务法人理论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以及提倡。有学者就认为，“将学校等事业单位定位于公务法人，并区分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可以提供全面的司法救济途径，绝不只是称谓的改变，而是在我国现有行政体制及救济制度下，更新行政主体学说，改革现行管理和监督体制，提供全面司法保护的一次有益探索”。[9]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因为按照公务法人理论，高校不仅是民事主体，同时还是依公法设立，以提供教育公共产品为目的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并享有教育行政权的教育行政机构。公务法人在行使其公益职能过程中，可能成为行政主体，司法审查介入学生与高校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实为理所当然，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公立高校行政诉讼的被告适格问题，为学生提供全面司法保护。此外，公务法人理论还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我国公立高校“公私双重属性”特点的新视角。如前所言，简单将公立高校界定为事业单位法人不仅难以解释公立高校行使公权力的现实，更无法体现公立高校的公法地位。公务法人理论则破解这一难题。在实现公立高校的公务法人化的前提下，公立高校不仅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当其履行特定的行政职能时其又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从而最终清晰地厘清了公立高校与不同主体之间的多重法律关系，并完整涵盖了公立高校所具有的不同性质的法律地位。

二、高校的行为定性：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范围

“田永案”作为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先例，将高校定位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开创性地解决了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问题。但是在该案审理当中，法院实际上回避了对高校管理行为本身的审查，其示范、指导效果可能仅仅局限于“高校作为行政主体”这一问题，对于实务中如“高校与学生关系”的性质认定等相关问题并无太多借鉴意义。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高校与学生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是相互矛盾。以高校的行政处分为例，“有的法院虽将其视为行政主体，但是仍按照计划体制下高校与学生间的‘行政关系’，将高校处分学生行为视为‘行政处分’，属内部行政行为，不予受理”。[12]78例如，2005年的“邵阳学院舞弊学生状告母校案”中的二审法院就以此为理由，裁定驳回原审原告等的起诉。而有的法院则认为高校对学生的处分行为属于一种外部行政管理关系，而非内部管理行为，法院有权进行司法审查。在“钟杨杰不服闽西职业技术学院退学决定案”中，一审法院(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10）龙新行初字第11号)就是采取这种立场。以内部行政行为为由拒绝对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进行司法审查的立场并不为奇。长期以来，我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高校对学生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等管理行为是高校内部的管理行为，这种内部管理行为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好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90条的规定，公务员对于涉及其本人的处分、降级等人事处理不服的只能通过非司法程序的申诉控告途径寻求救济。这一点在我国《教育法》上也有所体现，其第43条明确规定受教育者“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而未明确其对此可以向法院寻求救济。内部行政行为不受法院司法审查这一观念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目的在于维护绝对主义的君主及高级官吏阶层的特权以及官僚主义的行政优越性，其后，在日本和我国的台湾极为盛行”。[13]所谓特别权力关系是指，“基于特别的原因（法律之规定或本人之同意等），为了公共管理的特定目的，为所有参与到这个特别的相互关系中的人而设立”。[14]07这种特别权力关系主要包括“教育关系、监狱管理关系和其他设施关系，以及公务员关系和兵役关系”[15]114等几种主要类型。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之下，当行政主体行使的行政权属于特别权力关系范畴，并且该行为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司法介入是不被允许的，相对人的权利只能由行政内部救济途径解决。[16]学生与高校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教育关系，教育关系的理论通说认为教育关系属于行政法上的一种特别关系。[17]按照传统特别关系理论，将学生与公立高校的关系界定为特别关系的前提下，公立高校对学生享有绝对的管理权，而且这种管理权不受基本权利和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15]114更重要的是法院不得介入高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学生只能通过内部途径寻求救济，如向有关部门申诉而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战之后，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权力关系这一传统理论由于限制了法院司法审查空间而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因此受到了理论界的批驳，并在批驳中逐步得到修正。从这一理论的演变、发展来看，有两次“里程碑式”的突破，核心都是逐步缩小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进而扩大司法审查的介入空间。而伴随着这两次突破的便是高校教育管理领域纠纷解决方式的深刻变革。首先对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进行修正的是德国学者乌勒在1956年提出来的“两分法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特别权力关系被划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两个部分。凡属于前者的行政上的处置，应视为行政处分，如有不服得提起诉讼；属于后者范围内的事项，则不得提出诉讼，从而将基础关系从特别关系中剥离，使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大为缩小。乌勒主要依据是否涉及到特定身份或地位的改变进而导致特别权力关系的改变这一标准，对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划分，如公务员的任命、免职、命令退休、转任，学生的入学、退学、开除、休学、拒绝授予学位等内容因为涉及到特别权力关系的设定、变更或者是终结，故其属于基础关系；而如公务员之任务分派，中小学或大学的授课或学习安排有关事项没有涉及相对人特定身份的设定、变更或是终结，故其属于管理关系。[18]145-147“两分法理论”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在传统特别管理理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对于贯彻法治原则有其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者之间并非是“泾渭分明”，实践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目前联邦宪法法院已经不再采取“两分法理论”作为划定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尺度。“两分法理论”对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进行了修正，在实质上却起到了维护特别权力关系之实效。真正对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带来冲击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诸多判决所形成“重要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凡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基本决定，都“应由具有直接民主基础的国会立法者以法律规定之，而不许委诸行政之行为”。[19]181而且，此类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基本决定都不得为最终决定，其还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相应地，如果高校的内部管理行为一旦涉及到学生的基本权利，则属于此处的重要事项，应当受到法院的司法审查。教育领域的重要性事项主要包括“教育内容、学习目标、专业目录、学校的组织的基本架构（学校类型、教育层次、专业设置、父母与学生的参与等），学生的法律地位（如入学、毕业、考试、升级）以及纪律措施等项”。[15]117而诸如对考试决定没有直接影响的考试程序模式、升级成绩的查明等则属于不重要事项。[15]117相对于“两分法理论”，“重要性理论”在本质上又更进了一步。“两分法理论”虽然将基础关系从特别权力关系当中剥离，扩大了法院的司法审查空间，但是其依旧没有摆脱依据特定身份关系变更与否来决定法院的受案范围的传统观念。而“重要性理论”则不一样，其不关注是否涉及到相对人个人身份的变更，只要涉及到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则属于重要性事项而必须纳入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但是，“重要性本身也是一个抽象和模糊的概念，并没有克服‘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理论’区分标准不明显的缺陷”。[20]德国的“两分法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对我国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理论层面，学界围绕高校教育纠纷的司法审查范文这一问题，依托于这两种不同理论，主张各异。一方立足于“两分法理论”，认为只有那些可能导致学生身份改变的高校管理行为才属于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21]另一方则是借鉴“重要性理论”，法院只审查那些对学生基本权利产生重大影响的高校管理行为。[22]实践层面，在我国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德国的“两分法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的影子。这两种理论被交叉运用到相关案件的裁判当中。[23]法院对于那些“将会导致受教育者身份改变或对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产生严重影响的行为才会被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除此以外的高校管理行为被视为高校自主管理权的范畴”。[24]139因此，我国实践中法院受理的教育行政纠纷一般是高校的招生行为、涉及学籍变动的处分行为和学业证书管理行为这几类管理行为。例如在“甘露案”的再审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违纪学生针对高等学校做出的开除学籍等严重影响其受教育权利的处分决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李向荣诉襄樊学院勒令退学行政处分决定纠纷案”当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勒令退学处分决定，使原告丧失学籍资格直接影响、限制和否定了原告的受教育权和大学生身份权，应当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24]137笔者以为，难以从理论证成“两分法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孰优孰劣，就这两种理论的关系来看，“重要性理论”作为“两分法理论”的一种进步或者是完善。判断高校教育纠纷的司法审查范围应当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审查范围过大不行，其可能会侵害高校自主权；过小也不行，这样难以全面保障学生的权利；同时还应当确保判断标准的明确性以及可操作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着手：第一，以“两分法”理论为标准，对于公立高校所行使的直接改变学生身份的管理行为，如招生、学籍管理、学位授予，或者涉及到学生身份变更的处分，如开除学籍等行为，毫无疑问将其归入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这也是“两分法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共同意涵之所在。第二，在此基础上则借鉴“重要性理论”，“在将‘涉及学生身份改变’纠纷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基础上，适度有选择性地将其他一些对学生基本权利有重要影响的学校管理行为纳入审查范围”。[20]当然，具体哪些属于涉及到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还有赖于司法解释的进一步明确。有选择性地挑选哪些重要性事项作为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还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避免立法上的超前。

三、谦抑性：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强度

从横向的审查范围上明确了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边界之后，法院便面临着一个新的实务难点，即如何在纵向上确定司法审查的强度。换言之，是指法院对于其受案范围之内的高校管理行为在何种强度上、运用何种标准展开司法审查活动。针对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将高校定位为公务法人情况下，其应有之义是要求法院对于高校自治保持必要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表现在审查范围的有限性，还更表现在审查强度上的谦抑性上，以免法院“越俎代庖”。在我国法律地区的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对于高校的专业学术判断保持了尊重的态度。这一点在“刘燕文案”的判决中有很好的体现。该案中，一审法院虽然对其进行审理，但是仅仅针对校评审委员会在操作过程中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未对其博士论文是否在学术上达到博士学位水平进行评判。一审法院的这一立场准确把握了司法审查介入高校纠纷在纵向审查强度上的合理界限，采取了一种低强度的审查方式，以保障学术所应有的自由。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地区，法官在对教育行政纠纷展开审查过程中，均极力避免以自己的判断来代替高校对其相关领域问题的专业判断。这一态度是“判断余地理论”在教育行政纠纷司法审查实践中运用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典范。“判断余地理论”同样起源于德国，其主要含义是指“基于对行政机关专业评估与预测能力的尊重，允许行政机关在解释某些涉及专业事项的法律概念时，享有不受司法干扰的独立的‘判断领域’”。[25]其一项重要内容是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为时应当充分尊重行政机关在其行政管理专业范围内所做出的判断，而不应轻易地以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除非行政机关的判断明显有悖于经验法则或其判断使用明显不正确的工具或方法”。[25]之所以强调法院对判断余地的尊重，主要是基于这一认识，即法院和行政机关具有不同的专业和技能优势，行政机关作为某一行政领域的专家，在相关职能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法院作为法律的专家，在适用法律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对于涉及到比较专业的技能性事项的审查时，法院应当对行政机关专业判断保证必要的尊重；而对法院法律适用方面的优势事项，法院可以享有更大程度的审查权。从德国的司法实践来看，经过司法所确认的判断余地主要包括考试决定（中学毕业考试、国家考试等）、与考试决定类似的决定，特别是教育领域、公务员法上的考核等事项。[15]137以考试决定为例，法院对考试的具体内容并不进行审查，其审查的主要侧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是否遵守程序性规定；(2)是否对具体事实有误论；(3)是否有偏离一般公认评断标准；(4)是否参酌与考试事件无关因素之考虑。”[26]85-86虽然，从德国之后的司法实践来看，“判断余地理论”逐渐式微。但是，这一理论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依旧有着重要影响力。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就完全借鉴了德国的“判断余地理论”，法院在对高校教育行政纠纷司法审查过程中审慎而谦抑。这一点在大法官释字第382号解释理由书中有所反映，其中明确写道：“又受理学生退学或类此处分争讼事件之机关或法院，对于其中涉及学生之品行考核，学业评量或惩戒方式之选择，应尊重教师及学校本于专业及对事实真相之熟知所为之决定，仅于其判断或裁量违法或显然不当时，得以撤销或变更。”同样，“判断余地理论”也可以作为把握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强度问题的一种有益视角。之所以这样认为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理论在我国教育行政诉讼实践当中已经得到了运用，更是因为这一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通过“判断余地理论”的运用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高校自主权与学生权益保障二者之间的平衡。根据“判断余地理论”，在确定审查强度之前，对于进入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那部分高校管理行为，以其是否具有“学术性”为标准，分为“学术性事项”与“非学术性事项”。而判断何为学术性事项、何为非学术事项，则取决于这一事项的性质或做出的目的是否涉及到了高校的“学术性判断”。例如考试成绩、类似于考试成绩的决定、毕业论文是否合格以及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评判则属于学术性事项；相反，诸如那些生活、教学秩序的管理行为等则属于非学术性事项。对于前者，法院必须保持一定的尊重；对于后者，法院则采取较为严格的审查标准。

法院在对学术性事项展开司法审查当中，强调法院对于高校学术判断的尊重并不意味着法院就无所作为。法院虽然不审查高校基于其专业性所做出的学术判断结果，但是其可以对学术判断权的行使进行合法性审查，如审查学术判断权行使是否遵守法定程序、判断权行使主体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有无超越法定职权情形等等。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对于高校的学术判断完全采取了不审查的立场。例如在“王林辉不服武汉大学不授予学士学位决定案”中，一审法院(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0）武区行初字第19号)认为，“对于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评审表决结果是学校的学术自治权，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范围”，其显然是混淆了审查范围与审查程度的区别。此外，在裁判结果上法院不得以自己的判决代替高校进行学术判断。学术判断权的行使违法法定程序或者判断主体不合法等情况下，法院一般不得直接判决高校做出某种学术判断，而只能责令高校重新审议之后再做出决定。举例而言，当法院对考试成绩评定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由于考试成绩属于对个人专业知识的判断，法院即使作出撤销判决，而作为考试机关又是这一专业领域的专门机构仍然只是重新评定成绩，而不能由法院替代予以确认”。[27]这一点在“刘燕文案”中也有所体现，法院并未直接判令北大应当做出授予学位决定或者是不授予学位决定，而是判决撤销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原告博士学位的决定，并责令被告于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对是否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做出决定。司法审查介入高校教育纠纷是学生受教育权利保障的必然推演、司法最终原则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行政诉讼理念的发展方向。基于高校的特殊地位，司法在介入范围、介入强度上应当保持必要的克制与谦抑，以保障高校自治、学术独立。当前，由于规范阙如，各法院对于同类型的高校教育纠纷在案件受理、审理标准、审理强度上操作不一，或者过度干预到高校自治，或者在学生权力救济上无所作为。虽然从理论上对于高校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以及法院对高校学术判断的尊重等问题进行回应与分析有助于合理界定司法审查高校教育纠纷的范围与强度，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引。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变革我国传统的行政诉讼理论与体制，从规范上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受案范围等相关规定。体制、观念上的变革实难“一蹴而就”，也绝非易事，短期来看，通过最高法院将司法经验中的有益经验上升为司法解释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可以预期的方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司法介入高校教育纠纷的范围、强度等事项进行技术性规定，从而在解决具体纠纷过程中实现尊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与保障学生权益的最大平衡。

作者:刘莘 李烁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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