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改革的困境与出路2篇

第一篇

一、导语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探索并初步形成的。在这个由政府为主导来构建的正规农村金融系统里，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只是发挥着辅助作用。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金融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现象”［1］随着国家促进中原经济区政策的出台，促进“三农”发展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都对河南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河南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困境，探索促进河南农村金融改革的出路，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河南农村金融改革的现状

(一)形成了多元立体的农村金融组织机构

2004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三农”领域的金融政策，带动了河南金融机构的建设步伐。尤其是2011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为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要研究设立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之后，河南更是在建设农村金融组织机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尤其是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资料显示，仅2012年上半年，河南新成立7家村镇银行，至6月底村镇银行网点总数已达21个;新增设金融机构网点160家，至6月底金融机构网点总数已达5307个;5家农村资金互助社、51家县域小额贷款公司、16家县域融资性担保公司。［2］这表明，河南已经形成了以商业性金融为主导、政策性金融为辅助、新型金融为补充的多元化、立体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为促进河南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后盾。

(二)创新了灵活便利的农村金融服务方式

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传统的农村信贷服务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中原经济背景下河南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近几年来，河南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在摸索灵活便利的产品和服务。一方面，为积极促进河南中原经济区农业快速发展，通过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灾害损失、政策性住房保险等方式，河南农村金融机构为全省三农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河南“农业龙头企业代基地、基地带农户”产业化、市场化农业发展进程，河南很多地市尝试创造了“公司+基地+农户”信贷新模式。

(三)营造了良性循环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河南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的支持力度，逐步制定并积极落实了各涉农金融机构的奖励机制。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全省用于奖励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数量奖励的基金达5．41亿元，先后获此类专项奖励的县域金融机构约有400多家。［3］在河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县域金融机构支持河南“三农”发展的积极性得到大幅度提高，为农村金融发展营造了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河南农村金融改革存在的困境

(一)国有金融结构数量有限，民间借贷普遍存在

自中行、建行、工行、农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以来，目前河南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河南中原经济区快速发展的需求。一方面，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农村的功能受限。比如，在县级城市虽然仍设有商业性的中国农业银行网点，但其服务的重心是倾向于城市而非农村，一般农户和乡村小型企业无法从其获得生产发展和生活消费所需的资金;又如，邮政储蓄银行虽然在农村普遍存在，但其只吸收农村存款却不对外贷款的运作机制，不仅没有发挥为农村融资的“造血”功能，反而成了农村资金的“抽血机”;再如，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贷款范围仅限于粮棉油领域，导致其扶助农村的金融功能受限。另一方面，新创的农村金融组织机构如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所供资金有限，不能填补涉农资金的巨大缺口。这样，在国有商业金融结构服务缺位的情况下，对涉农资金需求量较大的河南中原经济区就出现了大量的民间借贷现象。其中，处于地缘和亲缘关系网络核心位置的亲朋好友之间民间借贷行为最为普遍。在河南，民间借贷资金中的45%都是在亲朋之间进行的，同时，高利贷借贷现象也时有发生。虽然民间借贷以其灵活便利满足了河南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但由于其容易导致纠纷、风险较大，不利于河南中原经济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加以引导和规范。

(二)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农户贷款增速不明显

虽然目前河南农村金融网点数量呈上升趋势，但却不能抑制大量农业资金外流的现象发生。河南省统计年鉴(2012)显示:自国家商业性银行撤并以来，河南省县域贷款资金总数在全省贷款资金总数中的比例呈现出逐年下滑的不良趋向，从1998年的62．7%竟然下降至2011年底的28．5%;不仅如此，河南省县域存款资金总数在全省存款资金总数中的比例同样呈现出大量减小的势头，从1998年74%快速下跌至2011年末的48%。［4］河南县域涉农资金的大量外流现象，表明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与农村资金外流现象同时并存的还有农户贷款增速不明显。

(三)涉农金融产品单一，涉农金融机制落后

目前，在河南的城市地区普遍应用的汇兑、租赁、投资理财、网上银行等方便快捷的中间业务，尚未在河南农村开通，河南农村金融结构所提供主要金融产品仅有储蓄、小额借贷、结算、借贷等。河南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服务品种有限、贷款金额不大、还贷时间紧迫等特点，和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对农业贷款期限要求也长的情况完全不相适应，很难为需要中长期投资的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不仅如此，河南农村金融改革还存在着金融机制滞后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河南农村金融组织其主要作用为单一的银行信用，无法和证券、保险等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二是河南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申请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和涉农资金的需求点面广、灵活机动等特点不相吻合。

四、破解河南农村金融改革难题的路径选择

(一)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的服务“三农”的能力

虽然近今年来河南农村创新了一些非正规金融组织，并且这些非国有金融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国有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因此，进一步增强国有金融组织服务“三农”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首先要纠正农业银行偏离服务“三农”倾向，使其回归扎根“三农”的本质;其次，改变农业发展银行仅对粮棉油三个有限领域发放贷款的现状，拓宽其服务“三农”的业务范围，增强其支持“三农”的工作职能;最后，大力发挥农信社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支农能力。

(二)加强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范和引导

由于国有金融机构的数量有限及其支持“三农”发展的功能受到影响，导致了河南农村民间借贷和大量涉农资金外流现象的发生。因此，正确引导和及时规范民间金融活动显得十分重要。要认识到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相对于政府的正规金融活动而言，是有益的必要补充，是有助于河南中原经济区“三农”发展的，对于民间的正常金融活动应加以正确引导和规范，使其能更趋于合理性。

(三)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机制的创新

针对河南农村金融改革中存在的涉农金融产品单一、涉农金融机制落后问题，要进一步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为河南“三农”发展提供多元化服务。具体说来，一是要在金融服务方式上加大推陈出新，比如可以在河南农村推行存款、贷款、结算、投资融资等一条龙、全方位服务。［5］二是在河南农村的贷款管理机制上尝试创新，比如放宽涉农贷款的范围、适当扩大涉农贷款的额度等。总之，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决定了金融问题的特殊性，河南中原经济区背景下的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本文作者:于林可工作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篇

一、市场化：农村金融改革30余年的基本经验

（一）农村金融的改革历程就是对市场化不懈追求的过程

回顾中国农村金融的改革历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30余年间，其改革发展之路就是一个对市场化不懈追求的过程。其基本模式就是从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入手，以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改造为切入点，主要通过股份制改革的方式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经营改革。这种内部市场化改革模式的目标，就是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将农村商业性金融①机构打造成适应市场竞争的现代金融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业银行作为执行政府农村信贷政策的专业银行，是农村金融资源供给的绝对主体。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银行进行了“一分一脱”的市场化改革：1994年，根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中国农业银行中分立出来，成为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村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的独立政策性银行；199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农村信用社脱离与中国农业银行的行政隶属关系，独立性显著增强。此次改革奠定了目前农村金融“三分天下”的局面，堪称农村金融的“第一次改革”。经过此次改革，农业银行也真正成为“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商业银行，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成为其根本经营原则。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农村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分野，农村商业性金融成为农村金融的主体力量；市场化运作成为农村商业性金融的根本发展路径，市场机制成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之后所进行的系列改革以及当前所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新的一轮改革、农村商业银行与村镇银行的组建、农业银行的上市都是在市场化经营改革思路指引下所进行的。

（二）农村金融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

首先，实施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所决定的，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经验总结。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基本方向，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是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农村金融的改革唯有坚持市场化方向深化改革，才能实现建设现代金融制度的目标。另外，回顾中国农村金融30多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就是顺应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求逐步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30多年。农村信贷资金从国家计划供应到按市场原则优化配置是其重要成就之一，而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市场化主导方向则是30多年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蒋定之，2009）。其次，实施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是由中国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而就农村金融的现实情况而言，农村金融现处困境并非是已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之过，而恰恰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不全面，使得市场机制作用的环境缺失，进而导致“市场机制抑制”状况的出现。农村金融改革绝非仅限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而应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其中，农村金融市场化环境的培育是一个关键点。解决农村金融现存问题，摆脱现处困境，亟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相关制度，重点培育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

二、农村金融市场化环境的缺失及其影响

（一）农村金融市场化环境的缺失

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目前最为成功的经济模式，而市场机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农村金融进行市场化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农村金融的市场化改革不应限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还应包括金融环境的市场化改革。其原因在于，“市场化的主体，只有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才能得到生存与发展”。但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缺失这种市场化的金融环境，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安全性”金融环境缺失。“确保安全”是金融经营活动的首要原则。中国现行《商业银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然而，目前农村恰恰缺失相应的“安全性”经营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信用基础薄弱、农村征信体制残缺，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佳，转借、冒名贷款、严重拖欠银行本息、悬空和逃废金融债务仍时有发生。二是农地、农房抵押受限，造成农民缺乏获得金融资源的有效担保物。现行法律对农地（使用权）抵押进行了极大的限制。一方面，在范围上仅限于乡镇企业用地、“四荒”土地以及林地等特殊类型农地，对于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农用地（即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土地）、宅基地则严禁抵押；另一方面，在条件上加以严格限制，乡镇企业用地（使用权）仅能“附随”厂房等建筑同时抵押，“四荒”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必须是经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且须经发包方同意方可抵押。此外，根据“房地一体”的流转规则，宅基地抵押受限造成农房也无法用于抵押融资。三是农村担保体系尚未健全，担保机构经济规模偏小、担保能力有限，金融机构对其信任度不足、接受度较低。2．“营利性”金融环境薄弱。“自负盈亏”是农村金融市场化经营改革后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基本要求，金融企业为实现生存与发展，“营利”自然成为其经营活动的首选目标。然而，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的“营利性”基础还很薄弱。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成本高企。农村金融市场目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对于贷款申请人信息的了解非常有限，信息收集难度大且成本高。此外，由于农村贷款的单笔数额相对较小，由此造成发放贷款的平均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农业的弱质性、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初级性，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经济回报较低。就农业而言，由于传统农业目前还居于主导地位，“靠天吃饭”在许多地区还是一个普遍现象；加之我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且农村市场还不健全、农业市场风险较高，由此造成农业弱质性特点突出，农业比较效益较低。就农村非农产业而言，其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科技含量有限、产品附加值不高。由此决定，金融机构投资于农业、农村非农产业的经济回报要较低，出于对更高利润的追求，农村金融机构更乐于将资金投向城市工商业而非农业及农村非农产业。以农业银行为例，自1995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和对风险的规避，农业银行的经营重点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提出了“向城市进军”的口号，资金、业务和机构开始大幅向城市转移。至2002年，农业银行投放于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商业性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农村商业性贷款总额的比例已下降到21%左右，而这一比例在1997年还高达80%（官兵，2005）。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95—1999年间，中国农业银行县级以下的农村金融机构已经撤并了30%（严瑞珍、刘淑贞，2003）。

（二）农村金融市场化环境缺失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而言，金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农村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血脉。《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亦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在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农村却缺失相应的市场化环境，由此导致经过几十年市场化改革的农村金融非但未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助推，反而成为其“瓶颈性”约束。1．农民金融需求严重受限，贷款难度大、成本高。就现有的制度安排来看，以农民为主体的金融需求仍然需要从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获得。但是，就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却很难从正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据有关部门对农户借款意愿的问卷调查统计，农户对现有的借款体系满意率很低，农户贷款期望值与实际发生额相差甚远，只有总数不到10%的农户的贷款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张笑寒、张娟，2005）。农民从正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不仅难度大，而且成本高。农村金融机构单一是当前农村金融的一个基本特点。单一的农村金融机构导致在农村金融供给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特别是在乡镇以下的农村地区，这种状况更为明显。由于处于垄断地位，农村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在很多农村地区都存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吃拿卡要”的现象，农民申请贷款的隐性成本较高。2．农村金融资金总量供给不足，“泵出”效应明显。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不能为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资源的外部融通渠道，而且导致农业、农村自身有限的金融资源大量外流，“泵出”效应相当明显。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经营重点的转移，导致大量资金从农村地区流出。随着农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其经营重点亦转向城市，重要表现就是在农村所吸收的存款逐级逆向转移，并最终流向城市。一方面，上级行通过行政命令和利益诱导（实行二级准备金制度、提高系统内上存利率）抽调基层行的资金；另一方面，层层上收信贷权限、严格贷款条件，抑制基层网点的信贷投放。其最终的结果是，县级支行等农村基层金融机构演变成单纯的筹资机构，行使着转移农村资金到城市的功能。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县级及其以下机构每年以吸储上存的方式从农村流出资金达3000亿元左右（郭郛，2004）。可以说，中国现有的农村金融系统，不但没有很好地发挥其支持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通过财政渠道和金融渠道对“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从而形成了中国农村正式金融供求缺口巨大的现实图景（何德旭、饶明，2007）。3．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低下，创新不足。从农村金融服务角度来看，当前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呈低下状态，并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势。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逐步实施，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趋向多样化，但是大多数农村金融产品供给依旧单一，大部分乡镇金融产品只限于存款、取款、贷款和一般的汇兑。同时，农村金融创新严重不足，其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机构不能按照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等金融需求的特点调整、拓展其金融服务，如过分强调贷款的生产与生活用途之分，再如贷款周期缺乏灵活性调整而与农业生产周期不相符，等等。

三、农村金融环境优化的路径分析

（一）强化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

1．强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当前，农村信用基础仍然很薄弱，农民、乡镇企业信用意识淡薄，这是造成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缺失的首要因素。为改善这一状况，近年来，尤其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从实践情况来看，政府主导下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在改善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方面的实效性并不高。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失信惩罚机制的残缺。在信用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失信惩罚机制未得到应有强化，惩罚措施仅限于取消授信、不予资金支持、取消信用称号、降低信用等级等市场性惩罚以及个人名誉受损的社会性评价，而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力与威慑力。强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以遏制恶意拖欠、悬空和逃废金融贷款的行为，净化农村信用环境。2．创新农村贷款抵押适用范围。近年来，为解决农民抵押品缺乏的难题，一些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根据本地区农业发展情况和农村经济特点，相继推出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林权、水域使用权、滩涂使用权和草原承包经营权等抵（质）押贷款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抵押品缺失的问题，对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由于只有特定地区的农民才拥有水域使用权、滩涂使用权、草原承包经营权和林权等资源，因此，这种创新的普适性较差。解决农民抵押品缺失，进而实现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优化需要的根本之道在于充分利用法律政策上的空间，构建农地融资制度。农地金融在聚集资金、分散风险与配置土地资源上具有突出的作用，其直接目标是实现土地资金化，活跃农村金融。构建农地金融制度，关键在于拓宽农地抵押适用范围。就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已有的制度安排来看，在完善乡镇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及非家庭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的基础上，应将农地抵押适用范围拓展至家庭农地承包经营权。3．完善农村贷款担保模式。担保制度建设滞后是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优化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亟需完善农村贷款担保模式。具体来说，一方面，应在坚持“多户联保”、“联合增信”的基础上，建立以“公司+农户”、“农协+农户”为基本模式的“信用联合体”，实现农民信用放大。另一方面，则是应该大力发展农村互助性担保组织。从实践看，较之于政策性担保和商业性担保，互助性农村信用担保具有明显优势，其担保对象定位明确，所担保贷款安全性高、风险可控，金融机构对其认可度和信任度高。4．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农业目前还属于弱质产业，其所面临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较大，农业的高风险性在客观上恶化了农村金融的“安全性”环境。应对农业风险、优化农村金融“安全性”环境，关键在于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具体而言，一是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不断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并重点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保费补贴力度。二是要建立巨灾风险分散制度，建立以农业再保险为主，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共保体为辅的农业巨灾风险损失分摊机制。三是要通过税收、补贴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程度。四是要实行差别费率制度。

（二）构建金融支农激励机制

农业的弱质性、低效益以及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营利性”环境基础薄弱，这从根本上讲，是由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状况所决定的。为改变这种状态，调动金融机构服务于“三农”的积极性，促进农村金融创新，需要建立相应的经济激励机制。1．实行差别性存款准备金制度。自198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以来，存款准备金就成为国家管理金融机构进而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②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建立之初，在利率上采取了“差别性准备金率”规定，即按照存款种类核定存款准备金率，企业存款为20%，储蓄存款为40%，农村存款为25%；之后，在一段时期内，曾实行“单一准备金率”；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后，中国人民银行又开始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不过此次的“差别对待”不再是以存款性质不同为依据，而是针对金融主体的不同状况。③就农村金融的现实情况而言，应建立有针对性的区别性存款准备金制度，规定农村金融主体的存款准备金率低于其他金融主体，以增大农村金融主体的现金流，相应地增加农村资金供给。2．建立浮动利率制度。金融资源配置必须按市场化原则进行，灵活的利率政策不仅能有效地“动员”积聚在农村地域的金融资源，而且能有助于非农资金流入农村，扩大农村金融资金供应量（姜作培，2008）。具体来说，就是要逐步放开县及县以下的商业性金融的贷款利率，实行较大范围的浮动利率机制，确保商业性银行能够在农村正常金融业务内有利可图。放开利率管制，实行市场化浮动利率，有利于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县域金融市场上的生存能力，推动商业性金融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的发展。3．完善再贷款制度。加大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支持力度。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下，对于再贷款的条件和期限的规定都较为严格。在未来制度的完善中，应该对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再贷款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条件。4.构建财税扶持制度。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降低支农金融机构的税率、增加支农贷款利息补贴等具体措施，构建“扶持有力、导向明确、激励有效、协调配套”的扶持体系，以激励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主动性和积极性（刘玉梅，2008）。注释：①理论界一般将农村金融分为四类，即农村政策性金融、农村商业性金融、农村合作性金融和农村民间金融。前三者称为农村正式（正规）金融，而后者又称为农村非正式（正规）金融。本文所论述农村商业性金融属于广义上的，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农村商业性金融，而且包括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村合作性金融。作为农村合作性金融（即农村合作社），兼具合作性与商业性特点：从农村合作性金融的产生历史和股东构成来看，具有合作性特征；从农村合作性金融的经营及发展方向来看，其商业性特征明显。随着农村合作性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合作性金融的商业性特点将会愈发显著，将会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商业性金融共同构成为广义的农村商业性金融（或称为非政策性正规农村金融）。②尤其是近年来，中央政府频频利用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宏观经济。在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曾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了10次调整。③2004年后所实行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越低、不良贷款比率越高，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越高；反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高、不良贷款比率低，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越低。

本文作者:刘广明工作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