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债务疑问及其处理对策探析

摘要：对如何处理国有企业债务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和实践部门也都作了大量的探索。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有所改善，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及其处理。本文的研究结果认为，国有企业长期处于高负债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因此，在预算约束没有得到硬化的基础上，国家寄希望于诸如搞增资减债、销债、免债等方案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我们认为要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的根本措施需从改造国有企业的机制着手。本文最后提出了几点基于国有企业改造为目的的债务重组方案，希望能有助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的处理。

关键词：债务处理；国有企业改造；债务重组

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随着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而成为从事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实践部门讨论的对象。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对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的认识也应该说越来越清晰。国家也随之采取了诸如注资销债、债转股、破产、兼并等改革方案，希冀国企的债务问题随之解决。应该肯定地说，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但是，经过我们较长时间的研究，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对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导致了我们对解决债务问题所采取的决策也出现了低效。这是我们重提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提出债务问题解决的方案的原因。

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我们论述了当前重提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评述了对有关债务问题研究的国内外历史文献。第三部分，我们重点分析和讨论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形成原因。第四部分，我们提出和修正了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几点建议和措施。

一、问题的提出

迄今为止，国有企业的高负债一直困扰着我国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从统计数字看，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基本都在60%以上（见表1）。但是相关统计资料得到的情况是，1980年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8.7%，而1990年至1994年则由58.4%增长到71.7%，且以每年4%的高速度增长，并且呈扩延性特征。负债已由个别行业扩延到各个行业，由少数企业扩展到大多数企业，由短期负债扩展到长期负债，由过去的小额零星扩展到大额负债，由单纯的技改贷款扩延到固定资金、流动资金贷款。

表1：1995年以来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

年份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

资产负债率65.80%65.29%65.09%64.26%61.51%61.2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整理所得。

而上表的统计数字应该说还不能准确地反映国有企业的真实的负债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承担着大量的社会负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资产结构中有大量的非经营性资产，如企业建立的住房、学校、医院、后勤设施等。据粗略的统计，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一般占企业总资产的15%—20%左右，而用于离退休职工和冗员职工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支出也具有保险金积累性质的资产，在价值上也不属于生产性资产。因此，从价值上看，具有非生产性资产的总量将占企业总资产的35%—40%（刘世锦，1995）。那么，如果扣除掉这些非经营资产，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大幅度提高。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债务还不光体现在这里。国有企业的债务还包括企业对企业的商业负债，也就是正常所说的“三角债”。如1990年和1994年初的两次大规模的“三角债”问题。到1996年底，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应收帐款净额达4959.30亿元，1997年为5694.51亿元，2000年为8136.99亿元（李玉菊，2001）。

因此，加上以上两个因素后，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情况非常严峻。据国家计委资料显示，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8.2%，若扣除潜亏、明亏、挂帐等各种侵蚀资产的情况后，实际的负债率为76%，若按《两则》实行后调整数字估计，国有企业现资产负债率平均为83%。因为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所以说法也不尽相同。但是，至少可以肯定，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确实已经非常严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才出台了诸如增加财政资金充实资本金、债转股等政策方案希望改善国有企业的债务情况。经过国家政策的大力调整，我国国有企业的债务应说稍微好转。初步匡算，实施债转股后，债转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可由原来的70%以上降到50%以下?1?。

但是，国有企业的债务处理工作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从目前的最新情况来看，部分国有企业存在“复困现象”。这是因为我国国有企业在三年脱困时期的利润回升在很大程度是国家政策作用的结果。债转股、挂帐停息、免息、加大呆、坏账的处理力度等改革方案都直接减少了国有企业的利息支付。债转股等措施1年能减少利息支出200多个亿。因此如果没有机制和制度的改善，我们很难保证国有企业不复困，从而继续形成高负债的状况。数据也表明了我国国有企业出现复困的可能，2001年1—9月国家重点企业中417户盈利企业盈利总额1897.8亿元，前3个季度累计增速分别为：51%、20.2%、11.9%，呈明显回落趋势。?2?到11月末，513户企业中有亏损企业97户，同比增加7户，与10月末持平。亏损企业亏损额106亿元，由1—10月下降7.9%转为上升4.5%。?3?而在2002年1—2月118户试点企业集团由盈转亏，净亏损9.4亿元。?4?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很多政策措施并不是治本之策，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防止国有企业高负债的机制。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才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

二、企业债务问题研究的历史文献回顾及评述

企业的负债问题实质上就是企业的资本结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就转为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的基本理论。最有影响的关于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当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的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两位经济学家。他们于1958年共同提出的“MM定理”，MM定理是指在没有公司所得税、没有公司破产风险、资本市场完全效率、零交易成本等假设下，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的价值无关。1963年，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将企业所得税因素引入原来的分析之中，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的，股息支出和税前净利润则不行。这样一来，随着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率的增高，企业价值也得以增加，这是财务杠杆效应的结果。从而，债权资本成本实际上要低于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那么，最理想的公司资本结构也许就是100%的负债率了。当然，修正的MM定理离现实尚有一定差距。因为当企业负债率提高时，虽然企业价值的确会增加，但负债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因此，企业的负债率并非越高越好，而是有一最佳平衡点。这就是引入破产风险和成本后的企业资本结构平衡理论(JensenandMechling，1976;warner，1977)。也就是说，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的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上升和下降值)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适度。

在此研究基础之上，近年来，交易费用理论和非对称信息理论在企业融资结构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和MM定理（最优资本结构理论）揭示的“融资工具的选择对于公司价值的最大化是无关的”不同，该理论认为各种融资方式的信息约束条件和向投资者传递的信号是不同的，由此产生的融资成本及其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企业的融资决策是根据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依次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即首先先选择无交易成本的内部融资；其次选择交易成本比较低的债务融资；对于信息约束条件最严、并可能导致企业价值被低估的股权融资则被排在企业融资顺序的末尾（Myers,1984、2001）。这一理论在解释特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企业对于增量资金的融资行为有着较好的解释力。

在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时，国内外的学者也都曾做过大量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分析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时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财税体制改革是主要原因（唐宗昆，1992；吴晓灵，1995等）。他们认为，财税体制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资金由原来的直接拨款改为银行的贷款。“拨改贷”的直接结果是国有企业失去资本金，银行贷款成为惟一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出现高负债的情况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不少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的形成是因为缺少国家资本金的投入，要降低负债率的话，国家就自然应该重新注入资本金。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国有企业却会面临以下几点较严重的问题：（1）大股东(国家)由于拥有企业的股份过大，丧失了因股票分散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好处；（2）国家为了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往往不愿意采取控制权分散的股权融资形式；（3）国家控制企业的主要目标函数不是股息和分红的最大化，而是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张，导致债务过度扩张；（4）一般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可以通过及时清盘来减少损失时，国有企业会尽量避免清盘，清盘受到限制；（5）由于国有企业负担重，所以企业经营信息不透明，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健全，除非有较高的风险补偿，否则会影响外部投资者对这类企业的投资。

国外的学者也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形成高负债的直接原因是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激烈的市场竞争（JeffersonandRawski，1994）。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选择亏损是因为这样他们能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史瑞丽，1994）。而李稻葵和李山则分析认为，中国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出现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结构和融资结构的错位。他们认为，在企业理论中，股东掌握企业的主要决策权，而经理人员则享有日常的经营决策权。但是，除此之外，债权人应仍然对所投资的企业拥有重要的控制权，特别是在企业出现危机的时候，这种权力对债权人来讲尤为重要。但是在我们中国，由于银行并未享有实际的控制权，地方政府和经理人员剥夺了银行的这种控制权。因此，银行对企业的债务约束是软约束，企业可以不还款。按照这种分析，他们认为处理债务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加强银行的独立性，保证投资者应有的权力（李，1996）。

应该说，学者们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国有企业债务的理解，也给我们分析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时有很深的启发。但是我们却认为，他们的分析并没有把握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提出的改革措施更多的是治标的性质。事实上，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的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由此产生的两个结果就是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不够和廉价的筹资成本。而这两个结果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因为，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低下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不强。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并由此带来的较低的筹资成本使国有企业即使在亏损的时候仍然可以低成本、轻易地获得所需资金。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低盈利能力导致了有债难还，而在廉价的筹资成本下企业又可以继续负债，因此，国有企业出现长期高负债就在所难免。下面我们详细分析这种情况。

三、国有企业长期高负债的根本原因

刚才提到过，我国许多学者和政府决策部门认为，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投资变成了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缺少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只能借款，因此，国有企业形成高负债在所难免。我们不否认，在一定程度，这种“拨改贷”的体制改革影响或说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至少在账面上是这样，资本金少了，贷款多了，负债率也就确实高了。这个观点能否站得住脚关键是看从银行借债进行经营的话是否必然会导致高负债？那么，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下，企业从银行借债会产生严重的负债，什么时候又不会。

负债是当代企业融资的重要的正常手段，使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战略选择。而正常的企业只要预期贷款所得资金能创造出更高的收益，即企业还本付息后还有剩余的话，它贷款进行生产就能获利，从而就会以借债的形式进行融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企业只要生产它总能还本付息，不会出现资不抵债，除非出现正常的投资失败。并且就债权资本与股权资本相比较而言，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是可以计入成本从而免交企业所得税的，股息支出和税前净利润则不行，因此，借债经营就可以合理避税，这样就可能使每股税后利润增加。这样一来，随着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率的增高，企业价值也得以增加，这就是所谓的财务杠杆效应。但是，所谓的财务杠杆效应也作用于反方向，即如果税息前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负债反而会使企业由赢转亏并加剧亏损程度，从而加剧企业财务危机。目前我国企业亏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所以，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这一行为并不成为其高负债的理由。退一步讲，即使国家不搞“拨改贷”，企业正常运行扩大生产规模有益时也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贷款的形式获得，从而对银行的负债总可能存在。

特别地，从我国的实际来看，从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当前这几年通货膨胀率较低甚至为负外，大部分年份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银行的名义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为负（吴敬琏，1997）。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其实得到了来自金融渠道的大量补贴。表2列示了1985—1994年国有企业得到补贴的情况，其中除1989年和1990年外，其他各年国有企业都得到了金融渠道的补贴。无疑，在此情形下，国有企业是负债率越高越好，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业绩越好，对其股东——政府也越有利，何来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或过度的问题呢?事实上是谁贷款谁有利。

表2国有企业获得补贴的相对量和形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

全部补贴9.99.910.27.06.96.25.87.56.33.9

预算渠道7.57.57.26.46.96.45.23.93.12.2

金融渠道2.42.43.00.6-0.1-0.20.63.63.21.7

资料来源：WorldBank,TheChineseEconomy:FightingInflation,DeepeningReforms.

Vol.I,ReportNo.15288-CHN,1996,P.16.

因此，我们决不能把企业从银行借款作为其产生高负债的根本原因。那么，我国的国有企业缘何形成那么高的负债率，并且长期存在？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长期的高负债的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这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低下和廉价的筹资成本。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低下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不强。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并由此带来的较低的筹资成本使国有企业即使在亏损的时候仍然可以低成本、轻易地获得所需资金。国有企业的债务就如同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高，高负债也就日积月累地形成了。只要有了这两点，国有企业的债务就必然会产生并且表现为长期的存在。

（一）、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科尔内最初指出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及其后果。林毅夫等人完成了我国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实分析（林毅夫等，1995，1997）。他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直至今日还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过渡的资金积累、部分产业的价格扭曲、社会负担等。这些政策性负担或增加或减少国有企业的利润。因此，由于企业拥有更充分的信息，企业总可以把经营管理不善、超分配和决策失误等原因造成的损失都掩盖在政策性负担这个理由下。“从企业的角度讲，政策性限制的存在，为其提供有力的借口寻求软预算约束的继续存在。一方面要求国家出台一些抑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行业政策，从而减少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寻求政府的亏损补贴”。?5?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利润就不能充分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这就造成了国家和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国家无法监督和控制经营者的侵权行为。国家从而也就没有充分的信息来监督和评估国有企业。

而国家无法确定国有企业的亏损、低效是否是由经营者的偷懒、决策失误等行为造成的。因此，国家不得不想方设法来向这些企业注入资金，或财政投资、或财政补贴，或者向银行施压要求其继续向这些亏损的国有企业放款。虽然银行经过改革逐步实现分权化和独立性，但是，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地方政府有能力要求银行继续向亏损、低效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并且，地方政府也不希望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从而避免其所带来的就业、安定等问题。所以，地方政府更有动机来要求银行继续向亏损、低效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而这些资金对国有企业和经营者来说几乎是免费的。财政补贴自然不必说，就是银行贷款来说也是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几乎不会受国有企业的亏损甚至其倒闭而影响，也就是它可以赖债不还。况且在目前情况下，国有企业经营者和地方政府联合搞“假破产、真逃债”现象并不少。

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将失效。国有企业会不采取有效行为，或从事无效行为。这是国有企业出现亏损的重要甚至根本的原因。

(二)、国有企业低下的盈利能力

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曾研究过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由于对效率的定义以及利润率能否成为评价国有企业的绩效指标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很难断定是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还是私营企业的效益要高（MilliwardandPark，1983；Borinsandboothman，1985）。但是，由于我们现在仅考察的是国有企业的偿债能力，因此主要考虑的是资金的盈利能力。而从资金的利润率来看的话，经济学家们的普遍判断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这从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历年的盈利情况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表3：国有企业历年的盈利期情况?6?的比较

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

国有企业的

资产贡献率11.819.719.689.778.016.546.276.516.778.43

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贡献率11.889.8910.3310.218.297.116.927.127.459.00

国有企业工业

成本费用利润率3.453.884.104.713.221.861.861.612.896.1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各年数据整理所得。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资金效率全部低于平均水平，获利能力较差。从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这一栏，我们可以发现，扣除税收后，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更是极其低下。其中，很大一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到1996年一季度，情况严重恶化，国有工业企业首次出现净亏损，全年实现利润比1995年下降42.5%；1997年一季度再次出现净亏损，全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高达943亿元，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6599户，亏损面达39.1%。

如果再把国有企业的盈利情况跟银行的贷款利率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国有企业从借钱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注定要亏损，要还不起债务。因为从1993年开始几乎所有年份，其所有资金所创造的新价值（可以用资金贡献率来反映）都不足以用来付息的。

表4银行的贷款利率[7]

时间1991

4-231993

5-151993

7-111995

7-11996

5-11996

8-231997

10-231998

3-251998

7-11998

12-7

利率8.649.3610.9812.0610.9810.088.647.926.936.3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有关数据整理所得。

再加上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实际上从大多数年份来说，国有商业银行是在向国有企业进行反向补贴。因此，国有企业形成高负债的原因纵使有各种情况，但是国有企业的低下的资金使用效率是根本原因。如果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较高的话，即使100%的负债，也不会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

（三）廉价的筹资成本

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如果产品没有市场，盈利前景不好，资信不高的话，企业是不太容易获得所需资本，不管是权益资本还是债权资本。作为债权人，银行在看到企业亏损、低盈利时也就不再向该企业继续贷款了。这样的话，难以继续生存的那部分企业将被破产，不会出现长期的高负债情况。反过来，国有企业这种长期的高负债恰恰就是因为其在亏损的时候同样还能获得所需资金，也造成了企业亏损——继续借债——更加重亏损——又继续借债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日积月累地使国有企业形成过高的负债率，最终形成了债务危机。

从几个表的比较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国有企业即使其效益不高，并且有大量的亏损，但这并不影响其继续从银行获得资金。并且表5数据只反映国有企业工业生产企业做占用的贷款比例，若加上商业和农业有关部门的贷款，其所占的绝对数额还应更大。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到中国的银行系统的确在贷款是对国有企业有明显的系统性倾向（魏尚进、汪涛，1996）。

而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成本却又非常的低下，根据表2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实际款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其实得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反补贴。

表5：中国工商银行的工业贷款流向（单位：亿元）

年末工业流动资金贷款余额国有工业生产企业贷款年末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增加额国有工业生产企业贷款增加额

绝对数值百分比（%）绝对数值百分比（%）

19947609404353.199670871.1

19958712617570.9109679372.4

199610041.577105.1870.81312950.572.4

199711545126591572.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有关数据整理所得。

三、国有企业债务处理方案的重新选择

以上的分析在于回答什么才是国有企业形成长期高负债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如果企业有足够的盈利能力的话，高负债并不是负债经营的必然结果。只有当企业盈利能力比较低时，负债经营才会演变为债务危机。所以，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只是表象，问题的本质是国有企业运营的低效率。因此，把降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来作为最终目标来处理所提出增资减债等解决方案从一开始就是南辕北辙的做法，从而也不可能寄希望于它来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问题。对于不经过改制的国有企业，没有理由相信它们获得资本金后会不把钱糟蹋光。

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我们认为必须从对国有企业的本质改造着手。一切的方案都不能离开这个初衷。为此，我们提出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造为核心的债务重组方案。

强调一下，这里进行债务重组的对象是负债严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为国有中小企业完全可以以租赁、拍卖、出售、承包、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放开。这也是符合“抓大放小”的原则精神的，所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对严重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我们也不打算分析，因为对这一部分，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已取得基本一致的思路，即破产。

（一）、对债务严重但又须国有经济进入的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以财政为主体的债务重组

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国家的整体实力实现赶超任务，并且处于国家安全等考虑，国家有效地控制相关行业的企业，以便可以更好地实现以上发展目标。因此，这些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通常不宜采取产权主体多元化、股权分散化与完全市场化的方式来重组这类企业的债务，因此，应以发挥国家在债务重组中的主导作用。具体的做法有?8?：

1．贷改投。也就是将1983年以来的基本建设贷款、技改贷款和科技贷款改为国家对企业的资本金投入。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还应把凡是借款来源于财政性收入的贷款，包括地方财政信托投资公司对国有企业的债权也转化为国家对企业注入的资本金或转化为股权。

2．通过财政渠道在增量上进行债权转股权。财政部门可以直接向社会发行长期政府债券，用所筹资金向企业注资，企业用所获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债权转股权后，由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由债权转换的国有股权。财政也可以直接向银行发行债券，银行认购债券，财政把筹得的资金注入企业，企业再偿还银行的债务，从而把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转化为财政对银行的贷款，在实现对企业债务重组的同时，为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创造必要的条件。

3．发挥中介机构在重组企业债务中的作用。由于这类垄断性企业承担了不少非营利性活动，因此建立政策性的非银行金融中介—一企业银行重建基金的思路是可行的。由该基金接管这类企业的全部无法偿还的政策性贷款，并向这类企业发放有固定期限的财政性债券作为补贴，弥补企业的经营性亏损，用以取代目前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使企业获得再生的机会，也可以通过各类投资基金向企业注资。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间接的投资工具，它通过发行基金股份或基金受益凭证，将众多分散化投资者不等额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基金经营机构投资于企业，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二）对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

按照“有进有退”的原则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而无须以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其他行业，我们建议把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与产权调整相结合，以实现降低负债率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造的双赢结果。只有这样，国有企业经过债务重组才能恢复生机并不至于“回潮”。而一味地强调降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固然能短期内降低其负债率，但是若没有盈利能力的提高，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不会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我们认为今后对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的处理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为目的的思路进行灵活多样的以产权调整为主体的债务重组。

1．国有经济内部的承债式的产权兼并。我国国有经济由于体制性原因，国有企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因此，国有企业规模偏小，规模经济不突出。本着提高效益的原则，一些效益较佳、有很强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有动机兼并上、下游以及同行企业，以实现规模和效益的提高。因此，我们认为，可以根据这一情况，政府可以适当的牵头联系优势企业对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进行兼并。这里兼并的方式又可以多样，可以由政府部门把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无偿划拨个优势的国有企业，也可以一定的市场价格让优势企业购买。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实现降低负债率的目的。所以，不管以那种方式都是要求优势企业以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债务为代价的，并且应规定优势企业必须注入新的资金和技术，以便真正的救活原先负债较重的国有企业。如山东的诸城农用汽车厂就有当地政府无偿或拨给中汽总公司名下，中汽承担相应的债务并负责对其进行投资，结果使农用汽车厂起死回生，获得多赢格局。

当然，对债务承担的同时，政府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停息、免息或将偿债款列在所得税前，以及延长债务期限等优惠措施。

2．开放式的多种形式的兼并和收购。由于这部分国有企业是国家无需控股或相对控股，因此，我们应本着盘活资产、解决负债的原则可以让其他性质的企业形式并购、兼并债务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以实现债务化解。我们在接受民营、三资、私营等各种性质企业的并购的同时还是要求尽可能地接受原先国有企业的债务。这样既盘活了这些国有企业的资产，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银行的债权人的利益。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停息、免息或将偿债款列在所得税前，以及延长债务期限等优惠措施。

如果运作得当的话，我们认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国有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债务危机。因为国有企业目前占据着国民经济各行业的主体地位，而随着民营、乡镇、三资等各种性质的企业的发展，他们已经不满足现有的领域，其投资需要进入更多的领域。因此，从理论上讲，这些性质的企业还是愿意接受占据各个行业先进技术的高负债的国有企业，这样他们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并且能以较快的速度进入该行业。这里的关键就是并购的条件和价格。关键是政府在并购中对债务承担额度的要求和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安置上作怎么样的安排。我们认为政府寄希望于财政注资或减免利息债务等方法来救活对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并最使其最终偿还债务的话，其承受的财政负担可能更重，并且可能也需要更多的时间。而通过适当的优惠措施，吸引其他性质的企业并购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的话，政府和银行都可能更快的解决债务危机，并且也能盘活原有的这些资产，这也应该说是合理的选择。

3．出售部分股份，引入战略投资者。对那些负债较严重但是国有企业又不应当整体推出的，我们认为通过股权的协议交换，引入战略投资者，以便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并同时获得资金。这些资金既可以用于再投资资金也可以用一部分来偿还债务。因为这些投资者并不占有或控股整个企业，因此抱着进入市场或以获取长期投资收益为主。所以，能利用这一方案应该只是那些负债率比较高但是发展前景比较好的国有企业。由于我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世界上诸多的跨国公司早就瞄准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吸引海外投资公司和跨国公司参股到国有企业中来，这样在带来技术、管理等长处外，我们也筹集资金用来充实资本金和偿还债务。向中国移动近两年通过向英国的沃达丰（Vodafone）出售股权既获得技术的支持同时还获得巨额的资金。如2002年6月18，中移动宣布，已完成向英国沃达丰发行新股集资48.5亿元的交易；中移动是次以每股24.7元，向沃达丰发行2.37亿股新股，获得58.5亿港元(7.5亿美元).?9?

(三)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约束条件，若要从体制上改变预算软约束的弊病，非常重要的就是实施相应的金融体制改革。要重建国有商业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切断与国家财政的制度性联系。在目前，国家有必要给银行的配套改革提供优惠条件，如为加快银行呆、坏账的处理增加财政贴息。但是，对国有企业银行的改革也必须注重对银行的机制和制度的重塑。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是，对银行的注资应该是一次性的，是作为向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过渡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金融体制本身的组成部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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