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优俘政策研究论文

[摘要]在古代战争中，经常出现残酷杀戮战俘的现象。古兵家在总结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善待战俘的策略思想，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将优俘政策同无产阶级立场、革命宗旨与其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将之作为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方针，藉以改造俘虏，化敌为友，化敌为我。他关于优俘政策的实践与理论，创造性地继承、突破、改造了我国古兵学军事斗争的相关理论，为无产阶级军事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古代兵学优俘政策继承突破和发展

一、古代战争中残酷杀戮战俘的现象及其后果

在远古时代，氏族、部族及此后的奴隶制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对战俘多加以杀害，用以祭奠上帝、先祖或战死的亡灵。春秋战国以后，战争规模不断加大，杀害战俘的现象也变得更加惨烈。秦昭王47年，秦将白起降赵卒四十万，“尽坑杀之。”［1］（P564）秦将章邯投降项羽，项羽“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1］（P81）这些野蛮、残暴地大规模屠杀战俘的行径，严重地丧失人性，激起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并招致更加猛烈的反抗。秦始皇死去不久，强大的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项羽以力逞强，很快就走上了覆亡之路。历史的经验证明，残杀战俘，即使作为胜利者来说，也是极不明智之举。

二、古代兵家善待战俘的策略思想及其进步意义

我国古代兵家在总结历史上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很早就提出了善待战俘的策略思想。如《三略.上略》曰：“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2］（P531－532）。《荀子.议兵》云：“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置［2］（P317）。《司马法.仁本》：“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又能舍服”。“敌若伤之，医药归之。”［2］（P407-408）《孙子.作战篇》：“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2］（P185）这几节引文大致的意思是：1．要宽待战败投降或投诚归附的敌军。除了继续顽抗的敌人，要坚决予以消灭外；对那些放下武器，愿意投降、归顺的，就予以赦免，不再捉拿；留之活命，招抚安置。2．敌人临战逃跑，不与我为敌的，不要抓作俘虏。3．不过分逼迫已丧失战斗能力的敌人，善待敌方伤病员，给以医药治疗，或将之释放回家养伤。4．优待俘虏中身强力壮或擅长技击的人，让之为我所用，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古兵家不仅在理论上提出要宽待战俘，不少人在实践中也确实履行了这一策略。如三国时曹操的崛起，同他于公元192年降服30多万青州黄巾军，以及在历次战争中收用来自敌方阵营的贾诩、许攸、许禇、张遼等谋臣武将，具有极大的关系。再如吕蒙袭取荆州，俘虏政策也用得较为成功。吕蒙趁隙攻入荆州，城内的吏民全都成了吴军俘虏。当时这些吏民既惶恐不安，又对吴军怀有很强敌意。吕蒙举措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蜀汉吏民的骚乱或强烈反抗，与带兵在外的关羽里应外合，荆州城就会得而复失。所以吕蒙入城后，立即抚慰关羽将士家属，以安其心；申明军纪，不得侵犯民众，消除其反抗心理；以小过斩杀亲近部下，严肃执纪，向蜀汉民众示好；慰问接济名望人士，覊縻其心志；厚待关羽使者并使视察城内情况，瓦解关羽士卒斗志。吕蒙的这些措施，不仅迅速稳定了城内秩序，消弭了暴乱发生，且也离散了关羽军心，致其部下纷纷背蜀降吴，关羽也终于败走麦城，身首异处［3］（P877）。吕蒙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偷袭的成功，更是其政治上采取正确的对敌方略与俘虏政策的成功。

古兵家善待俘虏的政策，应该说，首先是古代思想家仁爱与仁政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体现。古思想家针对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战争杀人盈城盈野的状况，提出了战争的正义性与善待敌国民众的关系问题。如《尉缭子.武议》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球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2］（P473）。《司马法.仁本》曰：“攻其国，爱其民”［2］（P407）。古兵家认为发动战争，是用来讨伐暴乱、禁止不义行为的。进攻一个国家，是因为关心爱护那个国家的民众(解放他们脱离苦难)。故仁义之师不乱攻滥伐，不杀害没有罪过的人。杀人父兄，掠人财物，奴役人家的子女，都是强盗行为。古兵家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而正义与否的标尺，就在于对民众是否具有悲悯仁爱的情怀。因为敌国的士卒来自民众，是受统治者驱使而被迫与我作战的。所以古兵家正确地认识到在敌我双方的战争中，敌国士卒是无辜的。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不再抵抗，就不能再将之当敌人看待；而应从仁爱的情怀、人性的关怀、施行仁政的理念出发，采取人道的方式将战俘当作民或人来善待。显然，善待战俘的政策，较之那些大规模屠杀战俘的暴行，显示了仁爱的理念与人性的光辉，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古兵家善待战俘的政策，巧妙地将敌国民众与其少数当政者区分开来，声言发动战争是为了讨伐其无道的统治者，而关爱拯救其民众，这既将自己立于政治上坚持正义的有利立场，同时又对敌国的统治者与其民众实施了分化政策。为敌国民众而战的口号和善待战俘的政策，常能感化敌俘为我所用，并以之影响其他民众，从而进一步壮大己方力量，削弱敌方战斗意志和战斗力，起到不须过多战斗、过多流血就战胜敌方的作用。所以，善待战俘的政策，显现了古兵家军事斗争结合政治斗争，运用政治谋略分化削弱敌军、壮大自己的策略，具有化敌对因素为我方有利因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后世历代政治军事斗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在对敌斗争中一贯坚持优待俘虏的政策

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一贯坚持优待敌俘的政策。早在井冈山时期，他攻占宁冈县城，俘敌300人。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在押解俘虏途中出现打骂和搜俘虏腰包等行为。发现后，立刻作出规定，要求红军对俘虏不杀、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治疗伤病，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4］(P66)。在此期间，他亲手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不虐待俘虏”列为八项注意的第八条［4］(P1137)。1936年3月2日，他在发给、等人的电报《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的问题》中，提出对“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5］。5月，他亲自接见被东征红军俘获的晋军团长郭登瀛。37年10月，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列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第三个基本原则［4］(P350)。40年10月新四军黄桥大捷，对俘获的3200多名顽军，严格执行优俘政策，在对俘虏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后，将他们全部遣返回去。顽军长李守维溺水死亡，我方派员帮他妻子收尸并护送她安全回到兴化。知道此事后，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善待俘虏的问题。并代表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对反共俘虏今后原则上一律不准杀害、侮辱(打骂或写悔过书)，而应予优待释放。凡可参加我军人员，则收留之［6］。同年12月，他在《论政策》中再次强调“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4］(P725)。这年日军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再一次声明“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4］（P352）在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他将“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放在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同样重要的位置上［4］(P479)。41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将日军战俘的伙食费标准规定为我军战士的两倍。47年10月，亲自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对“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准其将功赎罪。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4］(P1135)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的优俘政策取得哪些成效呢？

四、优俘政策在瓦解敌军、壮大我军中的巨大作用

（一）利用俘虏击破敌军谎言，扩大我军良好的政治影响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日本侵略者，他们为欺骗人民和中下层官兵，对人民军队都要泡制种种谎言，如“共匪见人就杀”、“共产共妻”等，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针对敌人的无耻谰言，我军实行优俘政策，辅之有效的反宣传，就以铁的事实揭穿了敌人谎言，让人民与敌军官兵中的绝大多数人看清我军的真实面目。在井冈山时期，我军“释放俘虏”、“医治伤兵”、留去自由，“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4］(P66)。这些官兵回家或回到原部队，将在我军的见闻如实告知身边的官兵和民众，无形中充当了我军政策的义务宣传员，扩大了我军良好的政治影响。上世纪30年代，我军对派来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采取优俘和释放政策，并不失时机地向他们提出“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不仅戳穿了国民党虚假宣传，涣散了东北军剿共士气，且改善了同东北军的关系，实现了陕北地区局部停战，为此后西安事变、争取抗战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二）从思想上瓦解敌军，削弱敌军战斗力在40年10月代表中央书记处下达的指示中指出：俘虏“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办法。”确实，敌军经我方教育释放后，大多数人从思想与情感上都不愿与我军作战。有的当了逃兵。有的虽回到原部队，但人无斗志。有的自发宣传我军见闻，起到了在思想上涣散军心、瓦解敌军的作用。有些官兵每逢与我军作战，朝天开枪。有的士兵一遇战斗就自动缴械投降。甚至就连日军的士气也受到很大打击，产生并增长“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4］(P433)，逐渐丧失侵华初期不可一世的疯狂气焰。

（三）感召敌军官兵投奔我人民军队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列举当时边界红军的六个来源，其中第五个来源是“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4］(P62)在我军俘虏政策和强大政治工作的感召下，“敌军士兵和毫无出路的下级军官……自拔来归的”也“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4］（P80）“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4］（P62）。“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4］（P63）就是说，从敌军中俘虏及投诚过来的官兵，不仅成为当时红军中的主要成份，很多人还成了红军的基层骨干。在共产党人、滕代远、赵博生等人运作下，28年7月，国民党军一个团举行平江起义；31年12月，被调江西“剿共”的第26军1.7万多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先后参加了红军。抗战期间，我军约俘虏日军7000余人。在我优俘政策和多方思想政治工作感召下，不仅很多俘虏，甚至有成建制的日军举行起义或向我军投诚。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积极配合我军对敌展开争取分化工作，有的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奔赴前线与我军一道作战，直至流血牺牲。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4］（P1144）。4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预计“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以占俘虏全数百分之六十计算）”［4］（P1239）。我军人数从抗战胜利时的120万，迅速发展为建国初的550多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俘虏、投诚、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军。我军高级将帅有、谭甫仁、吕正操、陈明仁等150多人，都是在不同革命时期，或起义、或投诚、或作为俘虏过来的。由于我军的优俘政策、军内民主制度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得“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4］（P64）的优俘政策与其他政治工作一道，在瓦解敌军，壮大我军、减少革命阻力，加快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崩溃的进程中，起到了许多军事斗争所难以起到的巨大作用。

五、俘虏政策对我国古代兵学的继承和发展

的优俘政策，从内容上看，大致有以下几点：1．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保护其人身安全。2．尊重俘虏人格。3．保护俘虏私有财物。4．尊重俘虏个人意愿，留去自由。5．做俘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其充分了解我军政策。6．争取俘虏参加人民军队。7．对参加我军的敌军俘虏，加紧政治训练和教育［4］（P85）。8．对加入我军的俘虏，在使用上不歧视，与老兵一视同仁。9．对有罪恶的敌方官兵、叛徒等准予悔过自新，立功赎罪、鼓励其投诚或起义。以上政策，多数为古兵家论述过。但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尊重俘虏的人格和意愿，做其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政治训练等，则为的发明，是古兵学中所没有的。在封建时代，古兵家虽然提出了优待俘虏的方略，其目的也主要是瓦解敌军，减少抵抗力，以实现军事斗争利益的最大化。充其量，它也是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它的宗旨或目的。由于一切旧式军队都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统治阶级贪婪凶恶的本性在它身上打有很深的烙印，它对待自己治下的民众都每常是穷凶极恶，对于战争中的俘虏，多是杀罚由心，极少有人尊重俘虏人格，更谈不上什么思想工作。所以古兵家的俘虏政策，多体现在浅层次的条令上，缺乏理论上的深层次分析；多停留在书面上，极少在实践中实行。

有句名言：“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4］(P905)。这里的革命，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解放，指解放中国人民也解放全人类。这句话既讲清了我党我军的性质，又讲清了我党我军的革命宗旨和历史任务。认为战争中的俘虏，绝大多数是被反动派抓壮丁、或因生活无着而被迫当兵的劳苦大众。他们在反动军队中都倍受反动派的压迫和摧残。我们应同情其遭遇，帮助其获得解放。即使对日本战俘，由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4］(P352)，也可在“政治上争取”他们，“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4］(P470)。鉴此，在井冈山反复做战士优待俘虏的思想工作。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发出《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除规定“一律尽量优待”“并发动群众慰劳”［外，还规定“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7］。解放战争时将加入我军的俘虏兵称做“解放战士”，军内广大官兵将战俘当作阶级兄弟，政治上予以诱导，思想上热情帮助，人格上充分尊重，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可以说，成为我军俘虏，真正使这些被俘兵在政治上、人身上和精神上获得了解放。鉴此，优待战俘作为一项政策，就不仅是对待和处理俘虏的方式，而且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的阶级性质、革命宗旨和历史任务。之所以坚持不渝地执行优俘政策，就在于他将优俘政策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立场联系起来，同无产阶级革命宗旨和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系起来，这是对我国古代兵学中的仁爱情怀、仁政理念和善待战俘传统理论的突破和革命性改造，也是对无产阶级军事斗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长期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始终将优俘政策作为我军能否战胜敌人的一项重要原则和政治工作方针来抓。他对于优俘政策的规定，显然比古代的俘虏政策，在内容上要具体、细致、深入得多。他多次强调，优待战俘要与大量细致而富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相联系，让战俘看到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区别。要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4］(P85)，提高其阶级觉悟，使战俘不再与我为敌。要尊重俘虏人格和意愿，让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我军。让加入我军的俘虏参与民主生活，体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和不良思想、不良习性［4］(P84-93)的改造。“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4］（P62）在抗战期间，我军在各地创办“日本工农学校”，教育和改造了千多名日本战俘。许多日军俘虏从这里走上抗日前线，为抗战作出了贡献。将优俘政策同对战俘的教育训练相结合，同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同改造战俘、转变俘虏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相结合，同教育培养俘虏迅速成长为合格的革命战士相结合，在实践中运用得既充分，又完美，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它不仅成为瓦解敌军、壮大我军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改造战俘脱胎换骨成为新人的熔炉。教育改造战俘、化敌为友和化敌为我的政策及一系列方略，是他对古兵学理论中善待俘虏策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对人民军队军事斗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房立中，兵家智谋全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6

[3]陈寿，三国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4]，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的问题，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Z].、、杨尚昆给、聂荣臻、朱瑞和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的电报，1936.3.2

[6]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据手稿刊印[Z].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给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等地领导机构电报1940.10.18

[7]陈辉，日本八路的访日纪实[J].北京，世界军事.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