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煤炭产业经济发展新方式

我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在已发现的一百余种矿物中，煤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一次能源消费中有70%~75%来源于煤炭，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由于当前中国原油的进口依存度仍然逐渐提高，而煤炭资源相对丰富而廉价，所以煤炭产业具有明显成本优势。同时我们看到，多年来我国过度依赖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能源“一煤独大”的单一产业结构、以粗加工为主的传统煤炭能源产业发展现状，都在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面对我国脆弱的生态环境，传统的煤炭产业发展更是积累了不少问题。由于受到发展基础、区域分工、经济结构、地域特点等因素制约，我国非资源型产业、新兴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壮大还需时日。而煤炭产业作为我国优势产业，如果能够实现全面升级转型，则是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方式最务实的举措。因此，转变传统煤炭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推行绿色采矿，发展煤炭资源的深加工，打造高效益、高技术、高附加值、长产业链的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新型煤炭产业经济新模式，是我国能源发展最现实的选择和最有效的途径。

一、转变煤炭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

（一）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

目前，我国煤炭产业中，煤炭资源利用以直接燃烧的粗加工和传统煤化工为主，能源转化效率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较低，环境污染较大。转变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加快煤炭深加工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试验示范，形成较为完善的技术装备体系，为后石油时代做好战略技术储备，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需要；推进绿色采矿，适度发展煤炭深加工产业的煤炭产业循环经济，将单纯煤转变为提供油气等高效能源，是应对国外油气资源控制和平抑国际油气价格的重要反制措施。

（二）是优化国家生产力布局的客观要求

我国的经济中心在东部，能源资源赋存与能源消费、资源加工逆向分布、流动，造成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规模跨地区转移，给交通运输形成了巨大压力，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同时，也使得我国煤电运输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转变煤炭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煤炭深加工，提高煤炭资源就地转化水平，可以有效推动能源资源类项目向能源富集地区转移，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

（三）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重大举措

转变煤炭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推进煤炭资源就地转化，可以显著提高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效益。首先，能够实现大幅度深加工增值。初步估算，煤制甲醇可增值约4倍，煤制油可增值8—12倍。其次，可以提高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效益。目前，我国已查明的铝土资源储量不足30亿吨，按目前开采规模，保障年限不足20年。如果将我国高铝煤田产生的高铝粉煤灰中提取氧化铝，可弥补铝土矿资源总储量的不足。同时，其副产品活性硅酸钙用于造纸行业可替代碳酸钙，可减少纸浆，极大降低造纸成本。再次，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和减少能源损失。就地加工将直接降低运输成本。

（四）是资源型地区转型升级的根本途径

对于我国长期依赖煤炭资源的产业结构，积累了诸多矛盾和问题，要全面推进产业多元和升级，受到发展基础、区域特点等多因素制约，发展非资源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因此，转变煤炭经济发展模式则是资源型国家转型的有效途径。煤炭深加工产业将多种单项技术进行耦合、集成，可以实现煤炭的多级利用、多联产，与钢铁、有色金属、稀土、盐碱化工、多晶硅等特色产业融合，构建资源能源资金技术密集、高技术、高节能环保、高附加值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高碳产业低碳化、促进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可以带动资源型地区相关产业的就业乘数效应，实现富民强国。

二、转变煤炭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几个方面

（一）发展煤矿绿色开采技术

针对我国对煤炭资源的粗暴式开采，2003年钱鸣高院士提出了“绿色开采”的理念，为煤炭行业开采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绿色开采理念是在科学采矿三原则（安全、环保和经济）的指导下提出的，强调在现有采煤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与创新采矿科学技术，从广义资源的角度上认识和对待煤、瓦斯和税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其基本出发点是防止或尽可能减轻开采煤炭对环境和其他资源的不良影响，以期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绿色开采的主要技术是基于关键层理论[2]。关键层理论认为，把保证覆岩关键层不破断失稳作为建筑物下采煤设计的基本要求，为了保证建筑物下采煤的经济效益，又可确保建筑物不受损害，关键在于能依据覆岩结构与关键层特征来确定合理的减沉开采技术和参数，掌握离层与破断特征参数，是注浆减沉技术应用、钻孔布置与注浆工艺设计的基础[3]。目前，绿色采矿技术主要有煤与瓦斯共采技术、超高水充填技术、煤炭地下气化等绿色开采技术。煤矿绿色开采是我国煤矿发展的必然方向，是和谐矿区建设的重要指导，主要技术的发展将为煤炭开采中实现安全高效、经济环保提供重要保障，可见从技术上以关键层理论为基础，推进绿色开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发展多联产，完善煤炭资源循环利用

多联产是指将各种不同煤化工技术优化结合使用，发挥各个技术的优势和多联产后的技术整体优势，从而获得多种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和洁净的二次能源的煤化工技术[4]。随着技术的发展，多联产可以实现煤炭资源价值的多方面利用和煤化工项目的资源优化配置。

1.对高铝煤炭资源进行循环再利用。将用于发电后产生的粉煤灰中的氧化铝进行开发利用，是极具开发价值的非铝土矿资源。目前，我国一些大型煤炭企业已经采用多种方法提取氧化铝，成效明显，如大唐公司的预脱硅—石灰石烧结法、神华集团酸法中试生产线、华电集团的硫酸氨法等，都为大规模开发利用高铝粉煤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发改委也下发了《关于加强高铝粉煤灰资源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统筹配置资源、定向供应、集中燃烧，以及煤电粉煤灰提取氧化铝、铝后加工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尚处于产业化初期阶段，投资规模大，生产成本高，因此，国家应该加大扶持力度，鼓励粉煤灰的综合利用，将粉煤灰提取氧化铝等产品列入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目录，给予税收减免政策及资金扶持。

2.煤矸石、煤泥等资源的循环利用。在煤炭生产销售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低热值的煤矸石和煤泥，对环境造成较大污染。加快低热值煤发电装置建设，是提高煤矸石和煤泥利用率、减少土地占用和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国家应该推出支持煤矸石和煤泥等低热值煤电开发的的相关倾斜政策，核准建设一批煤矸石和煤泥发电项目。开发利用高铝粉煤灰、煤矸石、煤泥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仅具有较好的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还可以缓解我国铝土矿等资源短缺的矛盾。

（三）推进煤炭深加工示范基地，发展煤炭产业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指按照生态规律运行，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的经济形态。它在将经济活动纳入一般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还要遵循生态规律，力求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也成为生态经济[5]，是先进煤化工技术的商业化示范。它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是人们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的创新。构建煤炭产业循环经济，促使煤炭行业逐步走上速度与效益并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发展新型煤化工产业需要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而同时又能做到减少资源消耗，并削减废弃物的产生量。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四者的协调和统一。首先，应该加快煤炭深加工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加快完善煤电基地项目建设，将国家规划的具备条件建设的大型煤化工项目基地建设有限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统筹，为其提供支持。这样，既有利于扩大煤化工深加工规模，实现效率效益双赢，同时又利于产、学、研相结合，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煤化工产业技术，更有利于提高运输效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拉动区域性经济的发展。其次，应该完善循环经济技术支持体系。政府应建立相应的平台，牵线搭桥，将掌握技术的科研部门与需要技术的煤化工企业联系起来。可以采取企业提供科研经费、实验场地、研究所提供技术的模式，使社会的技术潜力真正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此外，还可以参考国内外先进的成功经验，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与煤化工产品市场需求，整合优化配置地区资源，鼓励煤矿企业和国家煤化工项目实现联营。这样，可以发展集约化产业，加大煤炭深加工和转化力度。

（四）发展生态经济，加大矿区环境整治

煤炭资源开发由于地下采掘，容易引起地面塌陷、水土流失、沙漠化、采煤废水排放以及煤矸石露天堆放污染等环境问题。我国煤炭开采目前主要采用的冒落法等管理采空区顶板，易造成地面沉降和陷落，因而引发村镇、铁路、桥梁和地面管线设施的破坏。因此，矿区的环境整治至关重要，当前的重点不仅要对使用中的矿井进行整治，从源头上减少环境的污染，而且要做好匪气矿井的无污染处理和再利用工作，对恢复的土地宜农则农、宜渔则渔，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三、转变煤炭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完善

（一）差别化的节能减排政策

煤炭深加工产业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相对较高，支持煤炭深加工产业，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给予差别化的节能减排政策。一是给予差别化的能量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国家在分配能源消耗总量指标时，应重点考虑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等因素，对于一些以能源重化工产业结构为主的欠发达地区，在指标安排上给予适当倾斜。二是合理确定能源输出地的能耗和排放指标。目前，我国在统计时往往将能源外送地区外送能源产生的能耗和排放都计入当地指标中，而未计入能源使用地区，容易加剧两极分化，建议合理分配能源输出地和使用地能耗和排放指标。三是扣除原料煤和洁净能源消耗。目前，我国除煤制油项目将原料煤口除外，煤制烯烃、煤制甲醇等煤化工企业的原料煤消耗均纳入能源消耗统计范围，这部分消耗实质上是一种物理形态的转化，并没有增加能源消耗，应当从能源消耗总量中扣减，另外，风电、太阳能发电等用量也应该单独统计并从改区域能量总量考核指标中扣减。

（二）完善煤炭资源领域收费基金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每开采1万吨煤炭塌陷农田0.2公顷，每开采1吨煤排放2吨污水。由于高强度的资源开发，导致能源输出地区支柱产业单一粗放、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利用水平偏低、城乡居民收入较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能源输出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2006年，国家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在全省范围内开征了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建议国家在其他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展煤炭资源税改革试点，把煤炭价格调节基金调整为煤炭产业转型可持续发展基金，按不同的煤种品质收取费用，主要用于保障和改革民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和解决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等问题。

（三）建立煤炭能源开发中央属企业与地方利益分享机制

央属能源企业资金实力雄厚，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在部分能源大省，央属企业煤炭产量占地方煤炭产量的40%—50%，但由于总部结算等原因，导致央属企业在煤炭能源利益留在地方的收益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地方对资源环境治理、保障矿产资源区人民生活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能力。因此，应该建立合理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利益分享机制，可以通过采取中央投资和与地方资本合资的形式，根据各自在资源产权中所占比例入股，分享资源开发红利，所得税的缴纳逐步过渡到资源地为主。同时，可以探索将央属企业的地方分支机构变更为独立法人，平衡国家税务和地方税务的税收比例，一方面增加地方的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加强资源保护和矿区人民生活改善的投资。（四）创建有利于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产权制度受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产权不清严重制约着我国煤炭产业经济的自身发展，因此，应当在保护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依法建立有利于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产权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明确国有煤矿的所有权，实现科学监管；更要建立矿业权的招标、转让制度，使资源效用得到最大发挥；立法机关也应加强健全完善煤炭产业相关保障法律法规，真正为煤炭产业经济的新发展模式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