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式城乡同步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在综述成都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基础上，提出了“成都模式”的概念；简析了该模式的八个核心点；分析了“成都模式”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最具有价值的三方面原因是代表性问题，农民问题，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问题；重点分析了组成“成都模式”的三个重要子系统“三个集中”的内涵、意义和推广价值，分析了“三个集中”与城乡一体化的逻辑关系是：前者是对后者的主要空间过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将城乡一体化的三个核心环节即城市发展、以人为载体的城乡融通以及乡村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三个集中”构建了城市与乡村的经济社会运行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后还对成都市每一个集中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机理作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成都模式；三个集中

1.引言

先从一个故事讲起。从前，有一人要带三件物品过河，这三件物品分别是：鸡、米和黄鼠狼。由于船小，每次只能带一件过去，而且不能借助任何外部条件。这下主人就犯难了：如果先运“黄鼠狼”，把“鸡”和“米”放在一块“，鸡”会把“米”吃掉；如果先运“米”，把“鸡”和“黄鼠狼”放在一块，“黄鼠狼”又会把“鸡”吃掉；如果先把“鸡”运过去，此岸的“黄鼠狼”和“米”倒相安无事了，但第二次无论运什么过去，都会在对岸“悲剧”重演。那该如何才能成功地将三件物品运到对岸，又能做到完好无损呢？这个故事的答案是分五步就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这里讲的好象是一个有关逻辑思维的故事，其实，这更是一个统筹兼顾的故事。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小到一个人、一件事，都有统筹兼顾的问题。党中央讲的统筹兼顾是从国家发展大局来讲的“五大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成都市从2003年11月开始，就正式全面启动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们认为这是结合成都实际抓到了五个统筹的根本。这是因为只有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才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据统计，2003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之比为2.637:1。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强劲，城市建设发展很快，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农村却处在发展较慢的小农经济状态，交通信息相对闭塞，农民的生产生活都远远落后于城市。“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是公民权益问题，如果农民与市民在国民待遇上不平等，就不能体现公民人格平等、不能体现发展机会均等，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系。而要打破这一体制性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经过近6年的努力，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被誉为“成都方式”、“成都实践”、“成都模式”。截至2008年，成都市率先在西部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村村通水泥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从2003年的2.637:1缩小到2008年的2.26:1。同时，成都整合了部门职能，先后对规划、农业、财政、交通、园林和林业等30个部门进行了改革调整，初步建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大部门管理体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也初步形成，2008年全市财政支持“三农”资金达147.7亿元。成都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大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已在青羊区、温江区、郫县、邛崃市等10个区市县试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下半年将在全市推开。

2.根本解决农民问题的“成都模式”最有价值今年上半年《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成都实验》的封面文章，不仅在全国“两会”的会议上引发热议，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

有人说，成都找到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方法（王光春等）；也有人说，成都在破解城乡二元差距上开了好头，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牛文元）；还有人认为，“成都方式”蕴含着普遍规律和普适价值，这就是科学、民主与法治，分别体现在成都搞的“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易中天）[2]。我们认为，成都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的做法、想法、方法、说法，加起来就是“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是在成都发现的，所以叫“成都模式”，它并不意味着“定型”或“范式”，而是适应成都实际情况的、现在看来是行之有效的探索之路。按照成都市委、市政府官员的说法，成都的做法集中起来就是“六句话”、“三大重点工程”和“三个集中”。这“六句话”是：一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二是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三是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四是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五是以政策配套为保障；六是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三大重点工程”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农村发展环境建设。

“三个集中”是：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我们将统筹城乡发展的“成都模式”归纳为八个核心点：一是以科学规划为引领，按照全域成都的理念从各个方面进行规划；二是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比如成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确权颁证、建立农村产权交易所等举措，激活了农村生产要素，还推动这些要素流转起来，从而在打破城乡市场壁垒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三是积极推进“三个集中”；四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农村扶贫开发“三大工程”；五是以特色产业为支撑；六是以特色镇和中心镇为载体；七是以政府的政策为保障；八是以改善民生为目的。“成都模式”之所以最有价值是由以下三方面因素决定的：成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具有代表性。成都地处西部的中央，其丘陵区占全市土地面积的27.6%，山区占32.3%，两者加起来占59.9%；成都是大城市带大郊区，既有比较发达的第一圈层五城区（包括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又有处于中间水平的第二圈层近中郊区（包括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县），还有欠发达的第三圈层远郊区（包括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新津）。成都市有1100多万人口，却有农民680万，城市化率为38.2%；人多地少，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83亩。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减少束缚在耕地上的农业人口，这迫切需要新的思路。

农民问题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是个最现实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能让占到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中国农民获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那么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不能让占中国人口总数54%以上的7.2亿多农民过上基本富足、自由和快乐的生活，那么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句假话。从当前讲，如果一半以上的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形不成市场，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只有让2.3亿个农村家庭富裕起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才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振兴经济的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上讲“成都模式”更值得关注。

“成都模式”与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城乡配套的改革试点尽管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质的不同，后两个地方都是大工业城市，是工商业中心，成都仅是西部的物流和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从全国范围来讲，成都和重庆都在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但“成都模式”从观念到制度设计、再到具体实施，从目前的效果看是比较好的。

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成都模式”就全国来讲意义更大；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角度上讲，最有价值的还是“成都模式”。

3“.三个集中”在全国有推广价值组成“成都模式”系统的三个重要子系统———“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是成都深入实施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全面深入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子系统。

作为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三个集中”探索在全国有推广价值。这是因为：以工业化作为城乡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创造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条件；农民向城镇集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了条件；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土地集中之后采取良种化、标准化、集约化、公司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为提高农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创造了条件。“三个集中”与城乡一体化的逻辑关系是：前者是对后者的主要空间过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将城乡一体化的三个核心环节即城市发展、以人为载体的城乡融通以及乡村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三个集中”构建了城市与乡村的经济社会运行的良性互动机制[3（]见图1）。图1还表明了成都市推进“三个集中”的同时，同步推出了一整套制度改革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为每一个集中过程的具体推进保驾护航。

下面分别就成都市每一个集中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机理作一简要的分析

：3.1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这是“三个集中”的关键，是成都市对以集约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积极探索，也是成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创新的重大举措。为实现该目标，成都市通过土地规划、环境建设、集群培育和区域协调等多条途径引导企业聚集（见图2）。公务员之家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和工业园区集中，就是要实现工业的集中发展，避免工业发展全面开发，导致工业企业生产效率低下，资源利用水平低，市场竞争力弱，对资源、环境形成严重破坏。这就需要对成都市现有工业企业的发展实行布局调整，从而形成集中发展态势。成都工业的集中过程也是竞争力提升的过程，也将能最大程度地推进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3.2农民向城镇集中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是“三个集中”的核心，也是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

成都市政府围绕让农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这两个基本要求，构建了农民向城镇集中，进而实现由农民向新市民转变的长效机制（见图3）。农民居住区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是当前成都市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千百年来，我国农民居住分散，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且服务产出水平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和收入提高的重要瓶颈。农民集中居住后，据成都的统计资料显示，土地可以节约13%-15%。同时，农民居住区向农村新型社区集中还可以集中有限财力在社区内进行包括自来水、电力、有线电视网络、互联网、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垃圾处理、清洁燃料等农村各项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吸引企业投资农村便民商业连锁，提高农民的消费条件，保障农民的消费利益，为广大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类似的人居环境，这是构建和谐城乡的重要举措。

3.3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图3成都通过农民向城镇集中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机制政府农民企业、农村合作组织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进入城市或就地为农业企业工作，劳务收入无风险租金或股份收入土地使用权出租或入股租赁并整理农用土地规模化高效经营土地雇用农民工作为农业产业工人资金支持、制度保障它是“三个集中”的落脚点，也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环节。成都市对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初步构建了土地集中经营的运行机制（见图4）。

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和农业园区集中是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并最终提升农业比较效益，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提高土地的集约化水平。成都市在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注意协调好规范好农民与业主的利益关系，主要体现在：通过采取完善流转制度，维护农民权利；培育龙头企业，降低农民风险；建立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措施让农民获益，让业主盈利。

参考文献

[1]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编.探路城乡统筹[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4.

[2]易中天编.成都方式———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

[3]倪稞，陈卓咏，叶裕民.成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路线“:三个集中”[N].成都商报，2006—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