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消费市场拓展策略研究

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以及国内财政收支压力的持续加大，消费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据统计，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1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19年上半年为60.1%，拉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2019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求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从我国实际来看，消费需求目前主要集中于城市和发达地区，人口总数超6亿、国土面积占90%以上的广大农村地区因长期受土地、户籍制度以及软硬件设施的制约而未能有效启动消费市场。在城镇居民消费边际效应持续减弱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保障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农村消费市场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产生的各种消费关系的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发展态势，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和消费潜能，促使农村消费市场从几乎一片空白成长为与城镇消费市场并驾齐驱的经济运行体系，实现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良好的同步性（见图1）。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33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2%。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张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100142）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编号：2018M641422）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支出6310元，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为6.4%，明显高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率4.1%。随着国家“支农、惠农”力度的持续加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得到持续满足，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为农村消费市场的建立健全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相比于城镇消费市场，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仍存在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环境不完善等问题，难以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一方面，消费结构存在“重物质、轻精神”以及区域分化等问题。统计显示，我国近20年来的农村恩格尔系数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始终低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水平（见图2）。另外，农村恩格尔系数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化现象非常明显，具体表现为沿海与内陆，东北、西部与南方农村之间的明显差距。整体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一些地区所达到的小康也仅仅是低水平的小康。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尚处于培育发展阶段，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和科学治理，消费环境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伪劣商品频现、市场信息不透明、消费者维权困难、商业流通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导致农村消费不振以及现有消费需求的“外流”。特别是屡禁不止的各类商业欺诈行为，不仅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热情，而且对其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另外，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对农村消费市场的参与度不高，信托、担保、资产证券化等新型金融工具严重缺乏，均不利于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而交通、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提质扩容。

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滞后的原因剖析

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滞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长期影响的结果。引用新古典消费理论的主要观点以及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消费能力、要素分配和预期的不确定性三个方面探讨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滞后的内在原因。（一）消费能力不足。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在于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而消费能力的增强又取决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直接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例，2018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9251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4617元，仅为城镇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从我国近20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实现了持续增长，但城乡差距呈现不断扩大态势（见图3）。有学者认为，农村居民的整体购买力弱、消费水平偏低，与城市居民存在10年左右的差距。加之城市对农村消费能力“虹吸效应”的存在，导致留存在农村地区的消费总量更加受限，农村消费市场面临不断萎缩的威胁。（二）要素分配不合理。长期以来，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不断向城市聚集，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但也拉大了城乡差距。一方面，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比如，在土地指标的分配上，农村长期让位于产业环境相对成熟的城市。且由于土地红线约束以及用地指标跨区域调剂制度的存在，导致农村可用建设用地非常紧张，面临无地可用的窘境。而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又对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构成了诸多壁垒，妨碍了城乡统一市场的形成。比如，人口流动面临户籍、社保、教育等方面的束缚，难以实现人尽其才。科技、资本等先进生产要素因农村落后的产业生态而无法扎根，影响到农村消费市场的升级扩容。而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割据，又进一步妨碍了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特别是交通条件落后、物流成本过高，导致要素流动缺乏经济性。且由于人口的持续流出，广大农村地区正面临空心化的挑战，整体消费能力减弱，降低了对优质资源要素的吸附能力。（三）不确定性预期。根据范里安对消费者跨期分配消费的解释，人们做出消费行为选择时，不只考虑当前不同商品的组合，而是会寻求不同时期消费所带来的综合效用最大化（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这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各种预期会对当前的消费行为构成影响。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力度，但仍明显滞后于城镇保障水平，主要表现为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标准不高、覆盖不全面等。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加大了农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导致其消费行为趋于保守。老龄化问题的凸显，同样对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动机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约9930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4.98%，明显高于城市的老龄化率11.68%。在现有收入水平不高或不稳定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对未来养老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必将抑制当期消费动机。一些农村居民在不确定性预期条件下寻求确定性的盛行做法是“买房养老”，把几乎所有积蓄用于购置商品房，又进一步形成对其他消费支出的挤出效应。另外，在国家近年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许多农民纷纷投资参股集体经济组织或开办企业、农家乐等实体，由于项目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农民短期内消费性支出的减少，影响到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容。

扩大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政策建议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广大农村地区是主战场，也是矛盾和问题的多发区。通过改革相关政策来释放农村的土地、人口红利并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有助于启动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为推动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一）改革土地利用政策，为农村消费市场注入动力。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一直以来，我国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开发利用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步伐，阻碍了农业农村的均衡发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批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入市交易，激发了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但我国目前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约19万平方公里，其中经营性建设用地仅占14%，宅基地占比超过70%。因此，仅允许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活跃农村经济无异于杯水车薪，也难以持续助力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因此，一方面可在坚持土地所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原则下，积极促进农村土地与资金、产业的良性互动。具体来讲，可稳步推动宅基地入市政策的出台，允许农村闲置的宅基地转换成工业、商业等经营性建设用地并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入市交易。另一方面，努力提高农村土地的资产化、资本化水平。通过赋予农民完整的用益物权，制订有利于土地集中流转、作价入股、土地信托、经营权抵押贷款、开发性PPP运用的相关政策措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共同培育壮大农村消费市场。（二）发掘居民消费潜能，为农村消费市场增添活力。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消费类产品结构性过剩，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需采取改革的方法，制订更多鼓励消费的政策，促使消费模式从被动刚需型向主动改善型转变，其中激发农村消费潜能更是关键所在。具体来讲，一是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推动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回归本源，扩大网点布局和业务范围，创新金融产品供给机制，依法开展农民房屋财产权、承包地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等有序流转和担保融资，切实提高农民的资产性收入。二是加大对农民消费信贷的支持。健全农村信用评价体系，针对性开展消费信贷业务，鼓励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农村居民提前消费，解决消费断层和消费季节性平滑等问题，实现消费水平与消费质量的同步提升。三是实施差异化消费刺激政策。比如，针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消费刺激政策应侧重于扩大居民对教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医疗保健、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消费，培育新的市场热点。针对中西部地区对农业生产性消费需求较大的特征，应从支持生活性消费向鼓励生产性消费延伸，培育农民的创收能力，从而提升其消费水平。四是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着力构建平等竞争、规范有序、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统筹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就地创业就业，进一步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另外，通过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支农惠农力度、强化市场监管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动机，为农村消费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三）完善新型基础设施，为农村消费市场提供支撑。近年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和大规模财政投入的支持下，我国农村地区在道路建设、污水处理、河道治理、能源供给、垃圾回收、公共交通、信息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以农村公路为例，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05万公里，通硬化路乡镇和建制村分别达99.64%和99.47%，建制村通客车率达96.5%。但我们应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仅仅是“还欠账”，弥补前期的投入不足。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基础设施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必将成为下一轮大规模投资的热点。在此背景下，应按照“设施联通”的要求，在农村地区同步规划、同步布局、同步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特别要及时出台支持信息网络、冷链物流以及交易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产业政策，为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提供支撑。

作者:张琦 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