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区域经济整合的新亮点

一、俄罗斯与中亚：渐进式的区域整合交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独联体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举步维艰，中亚国家却开始依靠相近的地缘优势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中亚国家组建了众多的区域合作组织，开展本地区的经济合作。1994年，就在卢布区解体后不久，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就签署了《统一经济空间条约》，虽然此时三国的区域整合程度还没有达到统一经济空间的要求，例如劳动、资本的自由流动等标准，但却在中亚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8年塔吉克斯坦申请加入，并将组织更名为中亚经济共同体，2002年又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从这种频繁的更名可以看出，中亚的区域合作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和切实的办法，成员国之间往往签订了协议，但在贯彻落实方面还显得不够。1999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五国签署了《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2000年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

这是中亚国家在发展本地区经济合作外，又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合成立的新区域组织。并且这种中亚国家内部的区域合作已经与地区外合作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状态。2004年，俄罗斯加入了中亚合作组织，此时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只有白俄罗斯不属于中亚合作组织，后者内部也只有乌兹别克斯坦不属于欧亚经济共同体。鉴于两个组织成员基本相同，2005年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中亚合作组织合并。此外，中亚国家还与地区外的国家共同构建合作组织。例如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且将经济合作作为组织运行的重要支柱，尽管多年来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特别突出，但中亚国家希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可见一斑。又如，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蒙古成立亚洲开发银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是中亚国家广泛参与区域合作的典型例子。与此同时，中亚地区经济规模最大的哈萨克斯坦，一直是呼吁区域经济合作最为积极的国家，还广泛参与地区外的组织。2003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签署统一经济空间，可以说是几乎脱离了中亚地区的地理优势，而完全由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基础和合作愿望达成的一项协议。此后，由于乌克兰向欧洲发展合作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区域合作的动力和愿望明显弱于俄白哈三国。2009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组建了关税同盟，这是独联体内部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次区域合作组织。从中亚国家广泛参与的区域合作组织看，虽然数量众多、名目繁多，但发挥的作用却不尽如人意。从世界上较为成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发展历程看，区域整合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也意味着中亚国家区域合作任重而道远。

按照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区域经济整合的过程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其中包括成员国之间消除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区域内商品、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现实中的区域一体化经常发生在毗邻国家之间，其目标是为了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提高分工和协作的效率，实现地区经济效率的整体提升。按照已有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理论界一般将其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但有些地区的一体化过程也会出现跨越式发展过程，并不是严格按照这种顺序递进式发展。从中亚国家所组建或参加的区域合作组织看，虽然名目繁多，有的叫“经济共同体”，有的叫“区域合作组织”，但真正发挥较好作用的却恰恰发生在中亚区域之外。通过1995—2007年的实证分析，对中亚国家区域合作与统一经济空间经济整合程度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组成的统一经济空间，其区域整合程度要明显好于其他经济组织，也成为独联体范围内最具实质性的区域合作典范施对内零关税、对外统一关税，三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将逐渐降低，对外关税也将逐渐实现统一，标志着三国经济一体化进入到实质性的快速发展阶段。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化，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均遭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没有改变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实施。

从俄罗斯的角度看，金融危机给其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也使俄罗斯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虽然恶化的经济局势使区域整合变得困难，但内在的动力却开始变得更加强大。俄罗斯迫切需要提高在国际社会和区域经济内的主导力和话语权，以使其在日益激烈的世界大国博弈中占据主动，联手周边的国家，发展区域一体化经济，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与俄罗斯相对宏大的目标相比，哈萨克斯坦热衷于关税同盟的原因相对简单，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同样显著提高了哈萨克斯坦推进区域经济整合的意愿。作为世界粮食大国和能源大国，经济发展需要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的带动，但在后危机时代，哈萨克斯坦所面对的却是国际市场跌宕起伏的价格变化。由于缺少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哈萨克斯坦只能作为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的被动接受者，如何提升能源和农产品的定价权和参与权，实现本国能源产业和农业平稳快速发展，已经是哈萨克斯坦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为此，联合同样是能源和农产品出口大国的俄罗斯，组成关税同盟，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其中目的不言而喻，就是提升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地位，也是应对金融危机后续影响的有效办法。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比，白俄罗斯参加关税同盟的理由非常简单，希望借削减关税这一有利条件，大力发展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三个国家的不同目标，都指向了同样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尽快组建关税同盟，并使其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以此来推动区域整合向着更高层次发展。但关税同盟从启动到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最大的内在矛盾和争议发生在关税收益分配方面。从三国内部贸易看，在关税同盟实施前，俄白哈三国都需要缴纳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

关税同盟实施后，关税全部减免，自然不存在太多疑义；增值税和消费税采取了先征后返的办法，进口商先在本国纳税，出口商则可以依据进口商缴税的票据在国内获得返还，这样做明显有利于出口商，其目的在于鼓励三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且，税收的优惠与货物的流向密切相关，更容易厘清三国之间税收利益分配问题，同样不是争议的重点所在。最为困难的是，对外统一关税后，三国共同拥有的关税收入应当如何分配？俄罗斯认为应当按照经济总规模的大小进行分配，这样俄罗斯可以获得统一关税收入中的90%以上，此举遭到了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强烈反对。经过反复磋商，最终采取了相对折中的办法，即按照三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比重进行关税收入分配。其中理由就是，对外贸易规模越大，对关税收入的贡献越多。按照这一方案，俄罗斯获得了总关税87.97%的收入，白俄罗斯获得4.7%，哈萨克斯坦获得7.33%。可见，尽管三国之间存在共同的目标和愿望，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利益纠纷，俄罗斯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协商解决问题过程中，还没有实现独揽大权的核心地位。当然，俄白哈三国并不满足于初级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的发展阶段，在关税同盟组建后，就开始继续谋划向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组织发展，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之间的区域整合开始正式驶入了“快车道”。

二、“欧亚联盟”：俄罗斯统领中亚国家的新平台

2011年7月1日，是俄白哈关税同盟顺利实施的日子，对于俄罗斯而言，也迎来非常关键的时期。2012年，是俄罗斯总统的大选年，普京对再次当选可谓志在必得，由于《宪法》中对总统任期已经延长为六年，这意味着普京有可能再执政俄罗斯十二年，加上之前的八年任期，时间上恰恰符合他当年向民众承诺的“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在如此关键的时期，普京抛出了他对未来俄罗斯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构想，希望以俄白哈关税同盟为基础，组建“欧亚联盟”，最终走向更高级别的区域一体化。显然，在这个新的联盟中，俄罗斯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者，掌握着强有力的规则制定权和经济主导权。2011年10月5日，普京在俄罗斯《消息报》撰文《欧亚大陆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①，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欧亚联盟”战略，将“欧亚联盟”定位于联结欧亚大陆的重要经济组织，目标是实现成员国之间统一的经济和货币政策。这种长远的目标，已经可以与发展多年的欧盟相提并论，即通过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最终走向货币联盟。当普京提出的“欧亚联盟”蓝图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国，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立即表示支持，卢卡申科和纳扎尔巴耶夫先后在《消息报》撰文，积极响应普京的战略思想。

与此同时，其他中亚国家也对普京的号召表示赞同，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元首几乎在第一时间里表态，认为“欧亚联盟”既有利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区域合作机制向纵深层次发展，形成多赢和共赢的良好局面。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消息报》接连发表三国总统的豪言壮语，自然举世瞩目，加之普京以“强势回归”的态度参加总统大选，一时间引发了国际社会诸多猜测。普遍认为是普京在扩大俄罗斯的国际影响，也有认为是总统选举前的造势，甚至有人提出，普京是在复制21世纪的苏联模式。普京对上述说法做出了回应，并重申“欧亚联盟”的本质，是以俄白哈关税同盟为基础，更多地吸收原苏联国家，也就是现在的独联体国家，组成横跨欧亚大陆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从普京对欧亚联盟的论述看，关于其组织形式和发展过程已经明朗，但仍有深层次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就是这个备受瞩目的区域组织的本质。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才能更清楚地看出“欧亚联盟”的发展方向以及本质特征。

应当说，欧亚联盟的本质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在“欧亚联盟”中俄罗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二是“欧亚联盟”与独联体的关系；三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区域整合关系。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俄罗斯在欧亚联盟中的角色？在普京提出的“欧亚联盟”战略中，俄罗斯处于绝对的领导核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欧亚联盟”应当是俄罗斯经济政治转型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而这种发展历程本身就决定了俄罗斯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如前文所述，俄罗斯在转型初期，无法在独联体内部发挥核心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忧外患。进入新千年以后，在油气出口的带动下，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并且提前偿还外债，俄罗斯摆脱了对欧美国家的经济依赖。原本拖累对外战略的经济问题，变成了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能源外交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同时，普京上任后，政治方面的稳定也为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经济政治转型逐步走上正常轨道后，俄罗斯对外战略自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经济、政治、外交之间的关系，在俄罗斯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发展过程，在经过“量”的积累后，总是会出现“质”的提升。

2003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成立统一经济空间是一个明显的标志，2009年开始组建关税同盟也是一个标志。按照这样的逻辑，“欧亚联盟”就是俄罗斯经济政治转型阶梯式发展态势中的又一个重要标志，而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经济政治基础，自然要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俄罗斯这种阶梯式转型历程也决定了“欧亚联盟”与独联体的关系。当独联体需要俄罗斯来牵动的时候，俄罗斯不具备实力；而当俄罗斯对外战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独联体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例如格鲁吉亚宣布退出独联体以及乌克兰对外战略转向欧洲，等等。因此，俄罗斯如果要主导区域经济整合，就必须另辟蹊径，在独联体内部发展新的区域合作组织，这是普京创建“欧亚联盟”的重要原因。他尤其强调，“欧亚联盟”未来主要吸收独联体成员国，这表明两个组织之间必然经历成员国重复的发展阶段，“欧亚联盟”将会表现出在独联体内部逐渐发展壮大的历程。这说明，一方面“欧亚联盟”需要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往，拓展其影响力和覆盖面；另一方面，“欧亚联盟”的发展壮大，也会对独联体形成从内到外的冲击。

显然，“欧亚联盟”并非复制独联体，也不是对独联体框架内各种经济协议的补充和修订，而是希望通过不断扩大的区域合作，从内至外逐渐替代独联体的经济功能。经过这种蜕变后，参与欧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将会越来越多，独联体经济功能也将逐渐弱化。同时，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经济主导能力将显著增强，这是其在独联体框架内一直无法得到的。关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经济合作领域，中亚国家将会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为重要的“再俄罗斯化”过程。当“欧亚联盟”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也必然会出现俄罗斯主导的状态。这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其中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机遇是多年来迟迟没有进展的区域合作终于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亚区域合作也找到了合理的发展方向。而挑战则来自于“欧亚联盟”本身，在这样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组织内，如何权衡和保护好自身利益，是中亚国家必须面对的选择。中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积极倡导的区域合作，最终却迎来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结局，俄罗斯曾经作为成员国加入过中亚国家所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但如今中亚国家所面临的却是逐渐被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联盟”接收。但从中亚国家所持的积极态度看，这种发展过程应当是“双赢”和“多赢”的结局，“欧亚联盟”初期的主要成员也必然是中亚国家。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这样定义普京所提出的“欧亚联盟”战略，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组织，逐渐形成对独联体经济功能从内向外的替代，发展初期的成员主要是中亚国家，最终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新区域合作组织。但是，也应当清楚地看到，普京所提出的“欧亚联盟”战略，其中有些过于超前的想法，很难在未来付诸实践。具体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复制欧盟模式；二是实现统一货币。普京认为，“欧亚联盟”发展方向应当是非常紧密的区域合作组织，一体化程度甚至可以比肩当前的欧盟。但非常矛盾的是，在他的设想中，无论“欧亚联盟”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应当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单核”组织，其主导能力要远远超过当前欧盟中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如果回顾欧盟发展的数十年历史，成员国之间平等、协商、紧密的关系一直是其稳固发展的基础，即使在经济政策和外交战略方面对核心国家有所倾斜，但也不会形成清晰的内核和的依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欧亚联盟”很难成为第二个欧盟，除非俄罗斯能主动让出主导权，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发展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普京在“欧亚联盟”战略中提到了使用共同货币的建议，他本人也多次提到要促进卢布国际化进程，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世界货币，在“欧亚联盟”区域内推广卢布将为这一战略奠定非常扎实的基础。但是，尽管俄罗斯对于统一货币抱有很高的期望，但这一目标只能作为长期战略，很难在短期内成就。

事实上，2000年欧元正式流通后，被誉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曾经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区域一体化组织组建货币联盟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独联体国家，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甚至准备亲自领导筹备独联体统一货币的相关事宜①。普京和蒙代尔的设想不谋而合，但实现统一货币对于当前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区域一体化来说，短期内很难实现，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实现劳动力在区域内自由配置。最优货币区理论起源于对传统浮动汇率制度的扬弃，而这种扬弃的前提条件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浮动汇率理论认为，当一国出现对外贸易逆差时，汇率会发生贬值，而当对外贸易出现顺差时，汇率会升值，汇率的调节功能使对外贸易能够得到纠正，从而实现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一定区域内的国家，当对外贸易发生非对称性冲击时，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那么需要汇率的调节作用。但是，如果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汇率的调节作用就可以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代替。即当外部冲击对于区域内某些国家产生冲击时，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的国家会出现生产下降、失业增多，但劳动力的对外转移可以缓解这种外部冲击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当一国对外贸易出现顺差时，则可以吸收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来填补就业缺口。因此，蒙代尔认为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区域经济内，诸多国家可以组建货币联盟，既能够降低货币兑换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也可以有效克服非对称性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②。可见，如果以欧亚联盟为基础，创造统一货币空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劳动力在“欧亚联盟”内部自由流动，但是由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这一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实现，统一货币区的筹建必然漫长而艰辛。

三、俄罗斯与中亚区域经济整合对中国的影响

在俄罗斯的带动下，目前明确表示赞同区域经济整合的中亚国家已经有三个，分别是关税同盟成员国哈萨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如果考虑到中亚五国中的土库曼斯坦一直对区域合作持消极态度，而乌兹别克斯坦在区域合作中经常会表现出姗姗来迟的特点，可以这样认为，俄罗斯已经成功争取到了联合中亚国家的主动权，其影响力基本已经覆盖中亚地区。在这种局面下，对于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从现实的角度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是与中国边境接壤的三个中亚国家，“欧亚联盟”如果付诸实施，中国向西开放无疑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当俄白哈关税同盟启动后，三国的平均关税水平都有所上升对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联结中国和欧亚大陆的重要纽带，关税同盟实施后，新疆对哈萨克斯坦出口额立即出现了30%左右的下降。这种情况不仅表明关税上调对新疆出口企业的影响，也说明当关税同盟启动后，哈萨克斯坦已经开始启动更加严格的海关检查制度，整顿了“灰色清关”，新疆出口额才会出现如此快速的下降。

当前，中国可利用的开展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机制仍然是上海合作组织。虽然在“欧亚联盟”的影响下，上合组织的经济功能会出现弱化，但这毕竟是中国能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在十余年发展历程中，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表现为具体的合作项目很多，但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建设始终没有出现，其中根本原因在于成员国之间立场和利益的冲突与矛盾。而在普京提出“欧亚联盟”战略后，如果未来以俄罗斯为主导构建区域合作，上合组织经济功能所面临的冲击将会更加明显，中国也只能以“N＋1”模式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无疑将会处于不利的境地和被动的局面。加强与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交流，自然成为中国应对“欧亚联盟”最为必要的途径。

首先，继续利用上合组织已有的金融、投资、贸易、能源等合作机制，创新合作办法，提升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发言权和主导权，提高中亚国家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向中亚、俄罗斯等国开展直接投资，开展技术合作，尤其是目标国急需的关键性技术，并以此带动扩大双边贸易合作规模。最后，以战略眼光看待经济外交，尤其要重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尽量在能源进口和能源输送等方面掌握主动权。此外，从当前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功能的主要落脚点看，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应当是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中国新疆与上合组织中四个成员国接壤，在边境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与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空间显著增大，地方政府在参与区域合作机制方面理应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也同样具有开展地区合作的强大动力。在上合组织成员的中亚国家中，除哈萨克斯坦经济规模较大外，中国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经济总量之和，以新疆地区作为区域合作的主体，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因此，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框架内，应当更多的兼顾地方政府的诉求与利益，这应当是上合组织未来开展经济合作的主要落脚点，也是上合组织经济功能得以突破困境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作者：王志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